我已指出，通往噩夢般的“美麗新世界”，路程最短也最寬廣的一條路，就是人口的過剩和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目前是28億，到世紀之交是55億[1]），于是，絕大多數人不得不在無政府主義和極權統治之間做一個選擇。
但是迫使人類走向極權主義的原因，不僅僅是持續增加的人口對資源的壓力——這種生物學上盲目的擴張是自由的敵人，還包括因為科技進步而壯大起來的諸多極其強大的力量——我們對此甚至還沾沾自喜呢。
自然，需要補充的是，對這些進步我們有理由感到自豪，因它們皆源于人類的天才、勤奮、理智、想象、忘我，一言以蔽之，乃是人類道德與智力優勝的碩果，對此，我們只有敬意。但萬物難逃此理：有所得必有所失。取得這些令人崇敬的、驚奇的成就，人類亦必須付出代價。確實如此，可舉去年流行的洗衣機[2]為例，人們還在為它付出代價：每一期的分期付款都比前一期要高。諸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皆有妙文，深切關注因科技的進步，西方人已經付出和即將付出的種種代價。比如，他們指出，在政治力量和經濟日益集中的社會里，是基本不能指望民主生根發芽的，但是科技的進步恰恰導致了權力的集中。當機器大生產越來越高效，機器也就越來越復雜、昂貴，對資源有限的工廠主來說，他們很難采用此種生產方式；此外，機器大生產必須有龐大的物流系統做支撐，而龐大的物流系統運轉起來困難重重，只有那些實力最為雄厚的生產商才能順利解決這些困難。在機器大生產和龐大的物流系統主宰的世界里，小人物們缺乏營運資本，在與大人物們的競爭中，處于絕對劣勢，于是，他們不僅虧本，而且最終會丟掉獨立生產者的資格——小魚終于被大魚貪婪地吞噬了。
隨著小人物們銷聲匿跡，越來越多的經濟力量被越來越少的一群人掌控。其中，在獨裁體制下，一個個財團通過推動科技進步和打壓小本經營者來日益壯大，其背后的控制者其實就是國家，也就是說，是一小撮黨派領袖、他們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職官員在發號施令。在資本主義民主社會里，比如在美國，控制財團的人——按賴特·米爾斯教授[3]的說法——就是權力精英。
這些權力精英直接雇傭幾百萬勞動者，遍布于工廠、寫字樓、商店；又通過借貸使更多的人購買商品從而控制他們；再通過控制大眾傳媒，事實上影響了每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套用溫斯頓·丘吉爾的一句話：“從未見過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縱如此之多的人。”如今，我們已然遠離當年杰斐遜[4]對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的理想，他以為，真正自由的社會理應由一個個自治的政治單元組成，由下而上自成體系：“由社區的基本共和體制，到郡縣的共和體制，到各州的共和體制，直到整個聯邦的共和體制，共同組成層級清晰的權力機構。”
可我們已經看到，現代科技導致政治、經濟力量的集中，也導致社會被大財團和大政府所控制。在極權國家中這種控制是無情的，而在民主國家中這種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禮，人們倒是不知不覺。但是社會永遠都是由單個個體組成的，只有當一個社會鼓勵個人發展其潛能，并幫助個人過上幸福、富有創造力的生活時，我們才會說這個社會運轉良好。
但是近年來的科技進步對個人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一位哲學家兼精神病學家——埃里希·弗羅姆博士[5]給出了如下答案：今日的西方社會，雖然物質、智力、政治皆有所發展，卻不斷損害人心靈的健康，這一趨勢，削弱了個體內在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和愛的能力，使人成為機器，這機器因人為的故障，心理疾病日益增多，被工作驅動陷入瘋狂，不停掩飾挫敗感，還裝出所謂的快樂。
“心理疾病日益增多”可以在各種神經官能癥[6]中得到體現，這些癥狀既常見又令人沮喪。但弗羅姆博士說了，“我們千萬不要誤把精神健康定義成預防精神病癥狀。癥狀并非我們的敵人，相反是我們的朋友，癥狀存在之處，意味著存在沖突，沖突的存在，則意味著生命的力量仍在為其完整和幸福做抗爭。”反倒是在那些最正常的人群中隱伏著真正無藥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許多人看上去很正常，這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目前的生存模式，在生命的早期，他們就已失聲，放棄抵抗，不愿受苦，也不可能像那些神經過敏者一樣發展出精神病癥狀。”
說他們“正常”，不是從這個詞純粹的本義來談的，而僅僅是指他們在一個深度變態的社會里是“正常”的，他們能“適應”這個深度變態的社會，這恰恰體現出他們的精神疾病。
這無數“正常”地生活于變態社會的人們，不僅泰然自若——其實，倘若具有真正的人格，他們本不應該“適應”這樣的社會——而且還做著“個性自足的迷夢”。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已經“去個性化”了，成為一個同一性的人。對環境普遍順從，使他們漸漸發展為千人一面。但是，“同一性與自由是絕不相容的，同一性與精神健康也是絕不相容的……人之為人，不是要像機器，倘若成了機器化的人，其精神健康的基礎也就被破壞殆盡了”。
在進化中，為了使人人有別，自然曾克服無窮困難。終于，人類選擇雜糅父母的基因以繁衍后代，雙方遺傳因素合并的方式，可謂千變萬化，于是，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每個人本來都應該是獨一無二的。然而，卻有文明以效率為理由，或借著某些政治的、宗教的、教條的名義，試圖讓人們變得整齊劃一，它們實在是在扭曲人類的生物特性，這豈非暴行？
科學其實就可以定義為不斷減少多樣性，以達致單一性。它試圖忽略任何單一事件的獨特性，而聚焦于這些單個事件的共性，乃至提煉出所謂的“定律”，既可自圓其說，亦能有效解釋無窮無盡、千差萬別的自然現象。例如，蘋果從樹上落下，月亮在天上運動，自古以來，人類都知道這兩種現象，他們一定認同格特魯德·斯泰因[7]的說法：“蘋果之為蘋果，因其本來就是蘋果；月亮之為月亮，因其本來就是月亮。”
到伊薩克·牛頓出世，窺見這兩種毫不相干的現象居然有其共性，便生造出一個萬有引力的理論，以此單一的理論及其種種說辭，便可解釋和處理蘋果、天體乃至物理宇宙間一切物體的某種行為特征。
與之類似，藝術家們將外部世界無窮無盡的多樣性和萬物皆有的獨一性融合于他們的想象中，以造型的、文學的、音樂的藝術形式來建構整齊劃一的理論系統，以此賦予外部世界和萬物以意義。
試圖以秩序取代混沌，以和諧取代雜亂，以單一性取代多樣性，說來倒是人類才智的天性，是精神的一種原初的、基本的沖動。在科學、藝術、哲學等領域里的這一現象，我稱之為“整合的意志”，它大體上算是有益的。固然，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整合的意志”也曾制造出某些不成熟的綜合性結論；也曾生造出某些荒謬的玄學、神學體系；也曾試圖以迂腐的錯誤概念去解釋現實，以賣弄式的象征與抽象解釋直接經驗產生的數據。
只是不管這些失誤多么令人遺憾，它們卻至少從不直接造成破壞——雖然也發生過某種糟糕的哲學體系間接造成傷害的情況，但那是當它被利用來為無聊和不人道的行為辯解的時候。
“整合的意志”真正給人類造成危險，是當它出現在社會、政治、經濟領域的時候。將莫測的多樣性減少為易理解的單一性原本只是理論，在實踐中卻走形了，變成取消人格的豐富性而以單一人格代替，取消自由而以奴役代替。于是，在政治領域，獨裁體制被認為等同于一種成熟的科學理論或哲學體系；在經濟領域，工人完全聽從機器指令使企業運轉良好，被認為等同于一件完美建構的藝術品。
在“整合的意志”作用之下，原本只是單純想解決麻煩的人可能成為獨裁者，建設干凈整潔的市容市貌也能成為獨裁的理由。
組織當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能提供自由。由一小群自由合作的個體組成的小團隊，以其自治精神，可以體現出個體的自由。但是，即便不可或缺，組織化卻也可能是致命的。太多的組織將男男女女變得機械化，壓抑創造精神，終至消滅自由的任何可能性。
一如慣例，唯一安全的辦法就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取中庸之道，這兩個極端，一是徹底的放任，一是全面的管制。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科技不間斷的進步相應地伴隨著組織的發展。復雜的機器生產，需要匹配相應復雜的社會管理，以使工作順利、高效地開展，就像先進的生產工具一樣。為了適應這些組織，人們不得不去除自己的個性，否定原本多樣化的人格，使自己順從于唯一一個標準樣板，并竭盡全力成為一個機器人。
同時，組織膨脹與人口過剩相互作用，使去除人性的效果大為增強。譬如，工業企業擴張，就會吸引不斷增長的人口中的大部分遷移至大城市，可是，大城市的生活對精神健康卻是有害的（據說，在工業區貧民窟那蜂群一般的龐大居民中，精神分裂癥的得病率是最高的），而大城市的生活也無助于培育負責任的自由精神，這種自由精神原本活躍于小型的自治團體中，且是真正民主制度的首要條件。
城市生活其實是隱姓埋名者的生活，似乎也是抽象的生活。人們確實保持相互聯系，卻不是以獨立完整的人格出現，而是作為經濟功能的化身出現；當他們不工作的時候，則以尋歡作樂的不負責任的形象出現。
因為這樣的生活方式，個人易于感覺孤獨、卑微，他們的存在已然不再有任何意義。
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人類群居生活的程度只能算中等，還不是一種徹底群居的物種。這么說吧，人更像狼或者大象，而不是蜜蜂或螞蟻。最初，人類社會與蜂巢、蟻垤毫無相似之處，它們不過是一些集群[8]。別的不提，文明其實就是指的這么一個過程，它把原始人的集群轉變為類似于這些群居昆蟲一樣粗糙、呆板的有機共同體。
現在，人口過剩的壓力和科技的日新月異，正在加速這一“文明化”的過程。白蟻窩看來是可以在人類中建成的，在某些人眼里，它甚至是令人艷羨的理想文明呢。當然，不用說也知道，這個理想文明事實上是絕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在群居昆蟲和我們這種不那么熱衷群居的、腦容量碩大的哺乳動物間存在一條巨大的鴻溝，即使后者再竭盡全力模仿前者，也無法彌補這一鴻溝。人類不管多么努力，也無法創建一個社會有機體，他們只能創建一個個組織。如果他們試圖創建一個社會有機體，在此過程中，他們也僅僅是創建一個獨裁體制。
《美麗新世界》呈現了一幅想象的、有點粗鄙的社會風俗畫，在那個社會里，人類像白蟻一樣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幾乎達到了最大的相似性。而現在，我們正被強迫走向“美麗新世界”，這一趨勢甚為明顯。不那么明顯的是，其實只要我們愿意，我們就可以拒絕與強迫我們的那些盲目的勢力合作。不過，目前這種抵制的欲望并不那么強烈，也沒有那么普遍。正如威廉·懷特[9]先生在他那本有名的著作《組織人》里所說的，新的社會倫理體系正取代舊的社會倫理體系，后者認定，個人價值是首位的。但新的社會倫理體系的關鍵詞卻是：“自我調節”和“適應”“社會導向的行為”“歸屬感”“社會技能的獲得”“團隊精神”“集體生活”“集體忠誠”“群體動力學”“群體思維”和“團隊創造力”。它有一個基本假設，社會整體比微觀的個體有更大的價值和重要性，個體天生的生物多樣性需為單一性的文化讓步，集體的權利則遠勝十八世紀甚囂塵上的“人的權利”。根據這一新的社會倫理，基督宣稱安息日特為個人制定，實乃大錯特錯，與之相反，個人是為安息日而存在，故此務必犧牲其遺傳特質，假裝自己為善于交際的標準個體，而團體活動的組織者則視這樣的個人為團隊目標的踐行典范。
這典范之人顯示出了“動態一致性”（何等標致的術語）：對集體高度忠誠，毫不松懈地渴望著貶抑自己，渴望著被接納。這典范之人亦必有典范的妻子，極其熱愛社交，有無窮的適應能力，她不僅深信丈夫應首先忠誠于集體，而且她自己效忠集體時還格外活躍呢。正如彌爾頓評論亞當和夏娃時說的那樣：“他只為上帝而存在，她則通過他而臣服于上帝。”只是有一點，這典范之人的妻子與我們的女祖宗相比還是每況愈下的。需知，上帝曾應許夏娃和亞當可以無拘無束地享受“青春縱樂”，我以為，上帝也不曾驅逐亞當遠離其白皙的配偶，而夏娃，也從不曾拒絕那夫婦之愛的神秘儀式。然而今天，據《哈佛商業評論》的一位作者所言，為達到當代社會倫理提出來的典范要求，男人努力奮斗，而其妻子，“絕不可占據丈夫太多的時間，也不可要求丈夫與其分享太多的樂趣，因為當他一心一意地集中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性活動的重要性也必定降到次要的位置”。僧侶宣誓要清貧、服從、貞潔。而今日的典范男人可以發家致富，卻一樣要宣誓服從（墨索里尼所言不錯[10]：“他毫無怨言地服從于權威，凡事皆恭敬等候上級吩咐。”），而為了雇傭他的集體的榮耀，他甚至隨時準備好將夫妻白頭之恩棄如敝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黨的成員們被迫服從一種性愛倫理，甚至比清教徒的還要嚴酷苛刻。《美麗新世界》與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無限制地享受性愛。奧威爾的小說描述的是一個一直處于戰爭狀態的社會，統治者的首要目標自然是為了政權的順暢而行使權力，其次是確保臣民們始終處于緊張狀態——發動了這場持續戰爭的統治者們需要這種狀態。于是，通過消滅性欲，長官們可以使其追隨者保持必需的緊張感，同時以最令人滿意的方式滿足自己貪婪的權力欲。
而《美麗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個“萬國邦”，戰爭早已消滅，統治者們的首要目標是不惜代價肅清臣民中的搗亂者。他們做到了，方法（虧他們剔除了其他辦法）是允許性自由（通過取消家庭，性自由成為可能），如此一來確保了“新世界”里的人們自覺反對任何破壞性或創造性的情感沖動。
在《一九八四》里，權力欲的滿足是通過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麗新世界》里，卻是通過幾乎沒有任何羞恥感的尋歡作樂的方式。
很明顯，在組織膨脹產生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后果之后，當下的社會倫理體系不過是對膨脹的組織的辯護說辭罷了。它可憐巴巴地試圖為組織的必然性披上有利的外衣，試圖從令人憎惡的數據中提煉出組織的正面價值，因此，它是不切實際的，因而也是極其危險的一套道德體系。需知，不管怎么假設社會整體的價值遠高過個體價值，它也絕不可能像蜂群或白蟻群那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有機體，它僅僅是一個組織罷了，是社會機器的一分子，本身毫無價值，除非它真的關心個體的生命與自覺。一個組織既無意識也無生命，它的價值僅僅是工具性的、衍生的，它并無好壞之別，只有當它促進了作為團隊分子的個人福祉，才能稱其是好的組織。
使組織優先于個人，等于使目的服從手段。目的服從手段會發生什么樣的結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過。在二人可憎的統治之下，民眾的目的服從了組織的手段，包括一手暴力一手宣傳，以及系統性的恐怖和洗腦。在未來更高效的獨裁政權中，也許會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時代少許多的暴力。未來的獨裁者治下的臣民，則將毫無痛苦地被一批高度專業化的社會工程師所管理。
關于社會管理這門新科學，一位狂熱的支持者曾這么寫道：“當今這個時代，社會管理面臨的挑戰就像五十年前技術管理面臨的挑戰一樣。如果說二十世紀上半葉是技術工程師的時代，那么下半葉很可能就是社會工程師的時代。”——我還認為，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世界元首們的時代，科學化的種姓制度的時代，也將是“美麗新世界”的時代。
有這么一個問題：“誰來把守守衛者？[11]”我們可以延伸來發問，監護我們的人又由誰來監護？或者，管理者又由誰來管理？答案可能很乏味，監護者、管理者根本無需監管。就像在某些社會學博士們口中似乎流行過的一個令人動容的說法，說社會學的博士們絕不會被社會的權力腐蝕。像加拉哈德爵士[12]一樣，因為心地純潔，他們一分的力量有十分的功效，而他們之所以心地純潔，是因為他們可是社會學家呀，他們可是花過六千個小時學習社會學的呢！
哎，算了吧，高等教育可保證不了高尚的品德，也保證不了較高的政治智慧。除了這些出于倫理和心理原因的擔憂，還要加上一種純科學性的擔憂：我們能接受這樣的理論嗎——社會工程師依據此理論進行社會管理，又從這理論中找到種種說辭，為自己操縱民眾辯解？
舉個例子，埃爾頓·梅奧[13]曾直截了當地說：“人們希望與自己的伙伴不間斷地保持工作的聯系，這種愿望是人性的彰顯——即使不是最強烈的彰顯。”但我會說，這句話毫無疑問大錯特錯。或者有人會具備梅奧描述的這種愿望，但其他人并不一定如此——此愿望其實是氣質與遺傳的結果。任何一個社會組織，倘若其理論基礎是假設人（不管這個人是誰）“希望與自己的伙伴不間斷地保持工作的聯系”，那么，對于組織里的男男女女來說，他們就好比被捆綁在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14]上，只有經刀俎之苦，截長補短，他們才能適應這個組織。
再比如，人們用抒情的語言對中世紀的歷史進行了浪漫主義的誤讀，可是當下眾多的社會關系學家是何等佩服這樣的著作啊！“行會、莊園、鄉村里的成員，在其一生中，都受組織保護，得享和平與寧靜。”我們很想問問，這些中世紀的人需要保護，那么他們面對的危險是什么？肯定不會是組織里的權勢者要殘酷欺凌他們吧？
至于所謂的“和平與寧靜”？我們只知道在整個中世紀，彌漫的是無數人長久的挫傷、深刻的憂愁、強烈的憤恨，這種憤恨，針對的是那僵化的等級體制，以至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通道徹底封死，至于被束縛于土地之上的人，則幾乎沒有自由遷徙的可能。
人口過剩、組織膨脹這兩股冷酷的勢力，以及想控制它們的社會工程師們，一起驅趕著我們走入一個新的中世紀體系，這回魂的幽靈世界或許會比其前身更加合人心意，因為它會充斥《美麗新世界》里提供的種種賞心悅目之物，比如嬰兒馴化、睡眠教育、嗑藥快感；但是，對于大部分男男女女來說，它仍然是一種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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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年全球人口約為63億人，比赫胥黎預測的55億人還多了8億人。
[2]此處的洗衣機，是指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流行至今的波輪式洗衣機。
[3]賴特·米爾斯（C.Wright Mills，1916—1962），美國著名的批判主義社會學家，《社會學的想象力》是他的代表作。
[4]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國獨立宣言》的重要起草人，美國第三任總統。
[5]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籍德裔猶太人，社會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社會學家、人本主義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重要成員，畢生致力于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以切合西方人在兩次世界大戰后的精神處境。
[6]神經官能癥，神經癥的舊稱。
[7]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旅居法國的美國猶太女作家、詩人、藝術品收藏家。
[8]集群，生物學概念，指很多同種或異種的個體以一定的方式聚集在一起，這是動物利用空間的一種形式。采取集群方式生存的動物與完全的群居動物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仍然保留著個體性，而后者則徹底放棄個體性，完全以集體為目的。前者的典型是靈長類動物，而后者的典型就是白蟻、蜜蜂等昆蟲。
[9]威廉·懷特（1917—1999），美國城市規劃專家、組織分析師、記者、社會觀察員，1956年出版了探討公司文化的著作《組織人》，銷售超過200萬冊。
[10]原文為意大利語。
[11]原文為拉丁語，通常被認為出自于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的作品。
[12]加拉哈德爵士（Galahad），亞瑟王傳說中亞瑟王的首席騎士，被稱為“世上最純潔高尚的騎士”。
[13]喬治·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美國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
[14]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Procrustean Bed），普洛克路斯忒斯是希臘神話中海神波塞冬的兒子，也是一名強盜。在他所開設的黑旅店中有一長一短兩張鐵床，他逼迫高個子旅客睡短鐵床，而后斬斷他們的腳使身高與短鐵床相等；逼迫矮個子旅客睡長鐵床，而后強拉他們的身體使身高與長鐵床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