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于密西西比州克利夫蘭市
邀請我今天上這兒來的函件最初是比利·溫先生發給我的。在那封信里你可以聽到有史以來人們所聽到過的最高明不過的恭維話。溫先生說：“我們不僅是想給我們的一位特殊的密西西比老鄉添加些光輝，我們還想借他的大駕光臨為我們的會議增添些光輝呢。”
這樣的水平誰能超得過呢。這里不妨將一個比喻往反面做些引申，那就是，一把刀不僅是雙面都有刃，而且兩道刃都在同一個面上：你把一句話發送過去，收受者得到的是兩層意思的恭維：你贊美他給發起贊美他的人增添了光輝，這等于是再一次地把他恭維了一通。這樣的說話方式，正是我們南方人喜歡認為只有另外一位南方老鄉才想得出來的。這樣的事例經常發生，自然使得我們相信自己的看法確實是一點兒都沒錯。
溫先生還告訴我，會議同意我就我喜歡的任何問題做一次發言。我要講的題目既不會是關于寫作也不會是關于耕作的。過去一年來，讀者們寫給我的信里有幾封是一位先生寫的，他也是一位密西西比州的鄉紳，對我的寫作能力與我的見解評價都非常之低。他是三角洲地帶的人，今天很可能出席，因此可以為之做證。在最近給我的一封來信里，在再次對他所認為的一個能像我這樣貶低與詆毀自己的故鄉與親人的密西西比人做了評論之后，他說他不僅僅不相信我有能力寫作，而且還認為，對于農耕方面的事，我壓根兒就是一無所知。我回答說，說到我的寫作水平，那本來就不該由我自己來打分，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可以同意他的評斷；另外，為了讓地里長出些帶給我收益的東西，我已經與老天爺還有聯邦政府苦苦打了十五年的交道，因此，既然他說我兩方面都不行，我也就懶得跟他爭辯了。
因此，不論是寫作還是農事，我是都不打算在這里談的了。我倒是有另外的一個話題。但是，在重新思考之后，我又似乎覺得自己對這個問題仍然是知之不多，原因是我們所有的人對這個問題好像再也不甚清楚了，我們所有的人好像全都忘掉我們國家賴以建立的基本原則了。
多年以前，我們的祖輩以保衛人的權利為前提，建立了這個國家，這個國度。按照他們的解釋，那是因為“人有獲得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在那些日子里，他們深知這些詞語的意義，不僅僅說出這些話的人明白，而且聽到、相信、接受與贊同的人也同樣懂得。因為那時候之前，人們并不總是擁有這些權利的。至少，那時候之前，沒有一個國家是建立在這樣的理念上，認為這些權利是可行的，至于說“不可剝奪的”，那更是連想都不敢想了。因此，不僅是說這樣的話的人，而且是僅僅聽到這樣的話的人，都是明白其含意的。那就是：“得以追求幸福的生命與自由。免除和保證不受壓迫與暴政的自由，在這樣的自由中，所有的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追求幸福。”他們雙方都知道他們所說的“追求”指的是什么。他們的意思不僅僅是說要去尋歡作樂，而是說要為得到它而付出辛勞。他們也都知道“幸福”指的是什么，那不僅僅是歡樂與閑適，而且還包括和平、尊嚴、獨立和自尊；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指的是能擁有和平與自由，在這種狀態中，依靠人的努力與流汗，人可以獲得尊嚴與獨立，并且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
因此我們已經知道當時這個詞意味著什么，因為我們當時并不擁有這些東西。而且，由于我們不擁有，我們便對其價值有所知悉。我們知道，它們是值得為之而受苦受難的，而且，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值得為了獲得并保住它們而犧牲生命的。為了它們，我們甚至都愿意冒喪失生命的危險，因為即使我們自己為保住它們而喪失生命但是仍然失去它們，我們仍然可以把它們完整地、絲毫不受損害地傳給我們的孩子。
那正是我們在那些古老的時日里所做過的事。我們離開了我們的家園、土地、我們的祖墳以及所有熟悉的東西。我們自愿放棄，把背轉向一種我們已經擁有也本可繼續擁有的安全，倘若我們愿意為之付出代價，那就是我們的思想自由，我們行動上的獨立性以及責任上的權利。也就是說，如果留在舊世界，我們不僅能擁有安全，而且還可以不必負什么責任。但是，我們卻選擇了自由、解放、獨立和對責任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在幾乎沒有海圖的情況下，乘了脆弱的木船，什么都沒有，除了帆與我們渴求能自由移動它們的希望與意愿，我們駕駛船只跨越過一個大洋，它甚至都與我們所掌握的那些海圖對不上號；我們征服了一整片荒野以便建立起一個國家，不是為了得到安全，因為我們不想得到安全，我們不久前剛剛放棄了安全，剛剛橫渡過三千英里寬的黑暗、神秘的大海以與安全作別；為的是要得到一片可以自由生活、獨立存在以及擔負責任的土地。
這件事情我們做成了。即使我們當時仍然在用一只手與荒野搏斗，用另一只手抵擋與打走那股力量，它甚至想跟蹤我們進入為我們所征服的荒野，逼迫與強制我們回到老路上去。但是我們成功了。我們建立起一個國家，我們使這個國家里不僅僅有自由、獨立與負責任的權利，而且還有義務，人類能得到自由、獨立與責任的不可剝奪的義務。
責任，這就是我正在說及的事物。人不光是只有權利，而且還有人必須擔負起的義務，人是必須負起責任來的，如果他希望繼續享有自由的話；必須負起，不僅是對他的同類、為他的同類，而且也是對他自身；這是一個人的責任，個人，每一個人，人人，都要為自己行為的后果負責，要結清自己的賬目，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
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之后，立刻便選擇了要這一點。因為什么？因為我們比別的什么都更加需要它，我們為之而戰斗，為之忍受、吃苦，在需要時還付出了生命，可是我們得到它了，把它建立起來了，為自己而艱難生活過了，接著又將之傳給了我們的孩子。
然而，我們這里發生了一些事情。孩子們繼承了下來。新的世代出生了，一個新的時期、新的時代、新的世紀來到了。日子好過些了，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它的存在與前途再也不是懸而未決的了；又過了一個世代，我們不再有敵人了，不是因為我們年輕，富于活力，因此強大，而是因為那個古老、疲憊的世界如今認識到，在這里的這個國家是有建國原則的，那就是：人，作為個人，應該有他的責任。
可是我們仍然還記得責任心這回事，即使是在相對比較平靜的時代里，那時我們無須讓責任心的弦繃得那么緊，至少是無須時時刻刻銘記在心了。再說，那不僅是我們的遺產，它離我們時間不算長，我們忘不了它，把它傳給我們的人，甚至是那些為了能把它傳給我們而付出生命的人，他們的墳頭依然是青青的呢。
接著又過了很多世代；我們終于覆蓋了西方整個的一片土地；西半球整片天空響起了一片為美國叫好的聲音，一片“好啊”的巨大響聲；我們成了整個世界羨慕的黃金目標；大惑不解的太陽都從未見到過如此的一個充滿機會的國度，在這里一個人所需要做的就是移動雙腳到新的地方去，用雙手緊緊捏住，把握住，好積累起夠自己后半生使用的物質財富，而且，誰知道呢？甚至還有多余的，可以供養他和妻子生養的孩子呢。他仍然在嘴上對古老的“自由”“解放”“獨立”說些廉價、好聽的話；天空中仍然回響著、轟鳴著雷鳴般的叫好聲，那黃金般的“好啊”聲呢。因為在古老意義的大前提下，這些詞語依舊是正確的，因為他仍然相信它們是正確的。當他說“安全”兩字時，心目中的“安全”，僅僅是指他自己的，他余下的日子里的，也許有一點點多余，可以留給他那幾個孩子；但是并不包括所有相信自由、解放與獨立的人的孩子和孩子們的孩子，而在那狂暴、危險的古老時代里，我們的祖輩卻不是那樣想的。
因為在某個地方，某個時刻，某件事情曾經發生在他身上，發生在我們的身上，發生在那些舊時的堅忍、毫不妥協的那些人的全體子孫的身上，因此，現在，到了一九五二年，當我們談到安全時，我們甚至都不包括我們的后半生了，更不要說是我們和我們的妻子的孩子了，而是只求我們自己能夠在某個公共救濟名冊或是某個官僚、政治或是任何機構的施湯槽跟前能有一席之地，那就成了。因為在某個地方，于某個時刻，我們已經丟失、忘卻或是自愿扔掉那另外的一件東西了，而沒有了它，自由、解放與獨立甚至連存在與否都是成問題的。
那件東西不是別的，即是責任，不僅僅是指有要負責任的想法和意愿，而且還要牢牢記住祖輩們關于必須有責任心的教誨。我們或許是丟失了它，忘掉了它，要不就是我們有意拋棄了它。也許是我們認定，自由沒有那么可貴，不值得為此而負起責任，也許是我們忘掉了，要有自由，一個人便必須行使、維護與保衛他為自己的自由而負起責任的權利。沒準我們連責任心也被奪走了吧，因為多年來連空氣本身里——廣播、報紙、小冊子、傳單、政客們的演說——都響徹著關于人權的吵鬧聲——不是指人的任務、使命與責任，而僅僅是指人的“權利”；那么喧囂，那么持久，也不由得我們不開始按聲音所宣稱的那樣接受其看法，也相信，人除了權利，別的都是沒有的——不是指走向獨立與自由的權利，為這一目標而親自流汗，工作與受苦，以便為自己掙得老祖宗所意味的幸福與對幸福的追求，而是：僅僅得到機會，以便將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去換取無須負爭取獨立的責任的特權；那不是靠勞動掙得報酬的權利，而是被施舍的權利，直到最后，用簡單的復合習慣用語來說，我們使這“權利”變得很體面，甚至提高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制度，而正是我們堅強的祖輩會加以嘲笑與譴責的，那“權利”即是：接受施舍。
不管怎么說，我們不再有責任心了。而且如果我們是被目前似乎負起什么責任的人剝奪掉的，那是因為我們脆弱到了經不起這種掠奪的程度；如果我們單純是丟失或是忘掉責任心，那么我們也是應該遭受輕蔑的。不過如果我們是有意要拋棄它的，那么我們可就是在貶損自己了，因為我相信到時候，也許要不了多久，我們會發現，我們做下的是比犯罪更為糟糕的事：那是犯了一個錯誤，人們在提到拿破侖的某個行動時常常會這樣說的。
兩百年前，愛爾蘭政治家約翰·柯倫說過：“上帝將自由賜給人類，條件是永遠保持警覺；這一條件如果人類違反了，那么受奴役將是他們犯罪的后果與做錯事所得到的懲罰。”那不過是兩百年前的事，而我們自己的在古老的新英格蘭與卡羅來納的祖先，早在三百年前就已經懂得這一點了，正因如此，他們才來到這里建立了這個國家。我是拒絕相信，我們，他們的后代，是已經忘記了這一點的。我寧愿相信，那是因為，我們的自由的敵人如今已更換了他的襯衫、他的外套和他的臉。他不再是從國界之外，更不是從大洋的那一邊，來對我們施加威脅了。現在，他面對我們，在我們裝飾著棲鷹的各級議會的圓屋頂下面，以及在經濟或工業集團的福利或別的部門的噴上號碼的門的背后，穿的也不是有金光閃閃的銅飾的軍服，而是敵人自己教導我們說是和平與進步的服飾，他的文明與富裕也是我們無法攀比的，更不用說是勝過了；他的武器是一種貶值的、不受重視的貨幣，他用金錢，通過剝奪它所知道的用來衡量獨立的唯一國際標準的活力，來閹割掉獨立的活力。
經濟學家們和社會學家們說，出現了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人口過多。我自己對此所知甚少，因為我很清楚，比起那位三角洲的讀者對我作為作家與農民的評價，我在社會學、經濟學方面的造詣就更是不值一提的了。不過就算我是個社會學家或是經濟學家，我還是要對這種說法表示不以為然。因為相信了這種說法，認為人的自由受到威脅是因為他的同類太多，也就是相信，人在世界上受苦，原因不在于環境，而是在于他的自身：也就是說，他別指望對付得了他的環境以及他的毛病了，因為他連自己的同類都控制不了嘛。那正是那些人所相信的，他們利用和歪曲了人口眾多的說法來達到自己的私利，攫取權力與公職：相信人是不配得到責任與自由，無能力去忠誠、堅忍與勇敢的，他不僅僅是從惡中挑出善來，他連好壞都是分不清的，更不要說在行動中這么去做了。相信了這一點，你就已經是把人類的希望給一筆勾銷了，也就是等同于那些人的所作所為了，他們把人有責任這一不可剝奪的權利從人的身上奪走，還不如干脆把人浸在自己的清白、一無污點的汁液里，用文火慢慢煨呢，一直燉到他進入他本該得到的、無憂無慮的命運。
就以我個人來說，是絕對不愿相信這一點的。我拒絕相信，布恩、弗蘭克林、喬治·華盛頓、布克·T.華盛頓、林肯、杰斐遜、亞當斯、約翰·亨利、保爾·班揚、約翰尼·阿潑瑟德、李、克羅克特、黑爾和海倫·凱勒嫡傳的真正后代，會是那些在報紙頭條上否認與抗議的人，他們抗議水貂皮大衣、油輪與聯邦政府指控的公共機構腐敗問題。我相信堅忍、頑強的老祖宗的真正子孫還是會有責任感與自尊心的，只要他們沒有忘記他們的祖先。我們所需要的不是人少一些，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空間更多一些，在這樣的空間里，愿意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的人可以站起來，而不愿站起來的那些，說不定就必須幫他們一把了。接著，絕對不是國家發現金來獎勵偷懶與無能，而是福利、救濟與補償按照祖輩們同意與贊成的原則起作用：去幫助那些仍然站不起來的人，讓他們也進入到不但能夠而且愿意自己站起來的人的隊伍中去，除了生病的與年老者之外，絕對不讓他們之中的最后一個掉隊。
（原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三角洲民主時報》；此處文本根據的是會議是年五月印發的小冊子，僅對一處錯誤做了改正。）
* * *
[1] Delta，指密西西比河出海口的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