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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承認，寬容——“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精神——并不是所有人長期的品質和理想。不管什么時候，只要寬容顯而易見，人們就把它和極少數精英分子令人愉快的通情達理聯系在一起，或者更經常把它和群體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懷疑或疑慮聯系在一起。在后面的實例中，群體可能對他們已經失去興趣的東西寬容，但這并不是說，他們因此一般而言在原則問題上變得寬容；同時他們可能在那些他們已經有了重大利益的事情上極不寬容。源自冷漠的寬容是一種特殊的寬容，它和由理性信念而產生的普遍寬容只有遙遠而微弱的關系。
人們常說，寬容——普遍的而有原則的寬容——是“進步的快速冰潰”的組成部分，而“人類事務的平底雪橇”[1]越來越快地——在我們的時代則格外快——從上面滑過，滑向完美的健康、快樂和理智的目標。相信這個說法當然令人欣慰。但是，只要一點點反思，只要我們自己有一點點理性思考，我們就會對接受這樣一個信念十分謹慎，不管它看上去多么令人欣慰。對于人類來說，完美的健康、快樂和理智無疑是一個頗有吸引力的目標——它們一直是迷人的——但我們是不是能夠肯定：我們比古希臘人離這個目標更近了一些？難道這些目標不總是帶有一點烏托邦的色彩嗎？如果是這樣，“進步的平底雪橇”難道不是僅僅為華麗的修辭？無論如何，我們在斷言真正的寬容取得了穩定進步之前，不妨停下來，提出誠實的懷疑。
流行觀念認為，今天的世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寬容了。這個觀念是事實與想象混合的結果。事實是：對寬容——正如對每件事情一樣——抱持樂觀態度是現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征；但是，在我們看來，認為所有這樣的樂觀都不無道理則純屬幻想。還有一點大概也是事實：在改進施加給不寬容受害者的懲罰和刑罰上，確實取得了一些進步。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是：某些特定的不寬容明顯減少了。異教徒不再把基督徒扔給獅子，并以此為樂了。天主教徒不再在火刑柱上燒死異端分子了。新教徒不再在絞刑架上吊死天主教徒或把他們血污的頭顱懸掛在城門旗桿上了。但有一個假設純屬幻想：對異教徒或基督徒、新教徒或天主教徒已經變得更寬容的人，對其他事情也變得寬容了，尤其是對于那些如今對他們來說在利益和感情上都攸關重大的事情。不寬容的對象變了，但不寬容本身依舊存在；結果，盡管基督徒和異教徒像這樣在寬容上取得了一些真正的進步，但無數其他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和異教徒——在不屬于基督教或異教的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很少，甚或根本沒有。
民族主義如今是絕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之所在；它是一種富有感情色彩和令人感動的利益。它在學校里被講授，通過軍事訓練來灌輸，被媒體和講壇所鼓吹，體現在民族國家中，被國旗所象征，觸及了現代人的生活——從搖籃到墳墓。它是人民大眾所相信的一種信條，是人民大眾所踐行的一種崇拜。它是人類理想主義的一個新奇表達。它激勵著高尚的行為和英勇的犧牲。有時候它被證明不容懷疑，不容異議，還有什么比這更自然的嗎？
我們已經看到，民族主義產生了許許多多戰爭——民族自決戰爭、領土收復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它促進了一種新的、特別持久的軍國主義。如今，民族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戰爭本身與不寬容密切相關。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不寬容所導致的；隨著這些過程和結果，它們通常鞏固和強化了國際間的不寬容。總而言之，它們顯示了一個人類群體消滅另一個人類群體的欲望和沖動；無論這種欲望多么合理，這種沖動多么理想，它們都預示了一種當代的、大眾化的不寬容，本質上與亨利八世時代、托爾克馬達時代或尼祿時代的不寬容并無不同[2]。毫無疑問，現代的國際不寬容，記在它們賬上（欠賬或被欠賬）的受害人，已經遠遠多于古代或中世紀宗教間的不寬容。異教徒或基督教徒（或穆斯林）的不寬容可能已經走到或正在走向及時的、無人惋惜的終結，但國際不寬容的終結還看不到端倪，而且，如果終結的話，民族主義者多半會感到惋惜。
在民族主義者看來，系統性地、大規模地消滅外國人是如此光榮而有益，以至于國際不寬容的這一最高形式的任何減少，必定會引發最傷心的惋惜。正如一位有點陰郁卻非常雄辯的民族主義教授所言：“戰爭和戰爭權是人類的一件財產，應當把它的價值看得高于宗教，高于工業，高于社會福祉；戰爭中有一種人類看重的力量，把生命提升得超越于生命之上，為人的精神所掌握，去追求理想……國家間的友誼是一個空洞的名字；和平充其量不過是時間戰場上的休戰而已。”[3]或者，正如另一位同樣有才華的哲學家和教授所證明的那樣：“一場勝利的戰爭可以讓一個國家徹底重生——道德活力被喚醒，罪惡被抑制，生命得到保護，教育興盛，衛生普及，國家以科學重建，繁榮不斷增長，節制和律己盛行，家庭生活在新的富足中不斷擴大。”[4]為了維護這兩位教授從國際戰爭中采摘的幸運果實，一位十足是民族主義權威的馬漢將軍留給我們一篇嚴重警告——幾乎是作為他最后的文學遺產——他警告我們不要讓民族間的不寬容有任何減少。“至關重要的是，”他寫道，“歐洲各國必須充分保留民族自主權——民族群體的情感［民族主義］是它的精神，軍事武裝是它的化身；惟有如此，惟有借助各國力量的激烈競爭，歐洲的整體力量才能依靠其自身而得以維護，并最終因吸收外部的反對力量而削弱。”[5]
所以，如果我們聽從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代表民族主義提出的告誡，我們就應該不斷增強我們的民族軍國主義，不斷發動民族主義戰爭，并必然變得對外國人越來越不寬容。幾乎不可能沿著這個方向鋪就人類進步之路，讓進步的雪橇滑向完美的健康、快樂和理智的目標。不過，如果沿著這個方向，我們就不會以沾沾自喜于我們正變得越來越寬容來取悅自己。
然而，與國際戰爭和民族軍國主義相伴隨的不寬容，只是民族主義不寬容的一個方面，盡管或許是其最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些方面看來與每個民族國家的內部關切有關。如果說，在國際關系緊張時期，民族主義鼓勵整個民族群體或一個民族國家的全體公民組成統一戰線，對某個外族或外國展示集體的不寬容，那么，在所有時期，民族主義始終會驅使一個民族群體內部的某些個人或群體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就是標準，是本民族百分之百的愛國者，并采取適當程度針對性的不寬容，對付那些天資稍遜的本國同胞。民族主義這種專門的對內不寬容，實際上可能不像集體對外不寬容那么要命，但它們有著各種不同的重大意義，其比例也不斷增長，因此需要進行一定的審視。討論民族主義在國內事務上的這種不寬容趨勢時，方便的做法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它們進行區分：（1）國際性宗教的虔誠信徒；（2）源于外國的社會和經濟運動的追隨者；（3）外國或“劣等”種族的成員；（4）本國少數持異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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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也不奇怪，民族主義與“世界性”宗教之間存在沖突。每種偉大的國際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宣揚人類的平等和友愛，而不管他們的民族身份；相反，民族主義總是在一個特定民族中反復灌輸本民族的優越感。而且，世界性宗教劃定了寬闊的文化區域的邊界，比如西方、近東、中東和遠東，在每個這樣的文化區域，風俗習慣的共同體與民族邊界部分重疊；另一方面，民族主義試圖為每個民族群體提供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并把它提升到高于更寬闊的宗教區域的文化之上。
其次，國際性宗教也有某個中心權威，對它們各自的信徒擁有或大或小的實際權力，并通常在任何特定民族群體的外部行使權力，而民族主義則警惕地守護著每個獨立民族國家絕對的和最終的主權，提防它受到任何真實的或幻想的侵犯。就國際性宗教的情形而言，中心權威可能是一本書（《圣經》或《古蘭經》）的權威，也可能是一個人（教皇、大主教、達賴喇嘛或哈里發）的權威。一種國際性宗教的首腦人物，很少有能力或愿望把自己的宗教職能和精神服務與世俗關切分離開來；這樣一種宗教中最神圣的經書并不只是包含宗教規誡，而且還有政治的、社會的、甚至經濟的指導，它們可能違背一個民族國家的原則和法規。對世界性宗教的虔誠信徒來說，宗教權威所認可的良心命令必須遵循，不管它們是不是違反國家的法律。對民族主義者來說，民族國家的法律必須遵守，不管它們是不是遵循了神圣經文的規誡，是不是符合一個神圣之人的告誡。
民族主義者不喜歡本國公民三心二意的忠誠——他們時而服從于國家，時而服從于一個外國教會；每當協調這兩者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都保留個人判斷的權利。因此，滿腔熱情的民族主義者總是努力讓教會服從于國家，盡可能多地把前者的職能轉移給后者。在每一個被灌輸了民族主義的國家，都有一個明顯的趨勢：本國政府從國際性宗教的本地機構手里接管人口統計重要資料的保管、家庭關系的調整以及公共慈善與公共教育的管理，而且，在某些實例中，還拒絕給予這些機構以組織和宣傳的充分自由，并監督——即便不是切斷——他們與本國宗教狂熱分子的交往，甚至還有他們與其他國家宗教首領的交往。這個過程被委婉地稱作“去宗教化”，或曰“世俗化”；直白地說，它就是“民族主義化”。尤其是圍繞教育，過去一百年里民族主義者與國際宗教信徒之間爆發了沖突。教育究竟是應該繼續留在一個國際組織的活動范圍之內并受它的控制，還是應該被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化并受國家的主宰？爭論雙方都知道，其信仰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年輕人的恰當教導。
總的來說，民族主義者在他們努力減少世界性宗教威脅的斗爭中取得了顯著進步。民族國家的強制性對教會的自愿性的優勢給了他們極大的幫助。今天的人民并沒有被迫屬于一個教會或繳納養活教會的什一稅；如果他們被強迫這樣做的話，民族主義者肯定會憤怒地抱怨宗教的不寬容。但人民必須屬于國家，必須繳納維持國家的稅賦；他們必須服從法律，否則的話就會被判處罰金、監禁，甚或被處死；對此，民族主義者絲毫不覺得有任何不寬容。此外，民族主義者所贏得的每一次勝利都給他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當一項接一項世俗職能從教會轉移給國家時，平民大眾開始一步一步地把國家而不是教會看作家庭的守護者、慈善的分配者，以及教育和文化的促進者。最終，隨著實際上的漸進過程——擴大國家職能和建立法國人所說的étatisme（法語：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持久而高效的宣傳得以完成：把它宣傳為一種情感力量，一種精神“使命”，一種其他宗教的替代品——即便不是宗教本身。結果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公民能夠從他們呼吸的空氣中吸收民族主義，一種國際性宗教名義上的信徒實際上成了民族主義的忠實追隨者。這一發展極大地減輕了那些自稱堅定民族主義者的勞動，他們反反復復地從他們的“敵人”那里得到幫助和安慰。
我們完全可以詳細地描述民族主義與佛教之間或者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之間沖突的性質，并具體地說明日本和土耳其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對那些碰巧是佛教或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信徒的本國公民的不寬容。然而，為了簡明扼要起見，更可取的做法似乎是：在這里，我們僅僅局限于簡短描述和扼要說明歐美民族主義者的不寬容——這種不寬容首先影響到基督徒，其次影響到猶太人。
基督教一直糾纏于耶穌的精神和教義。所有種族、所有民族群體和所有人的平等和友愛，對所有人公平和仁慈，與塵世間一切善良的人們和平相處，謙卑、自我犧牲、溫順和長期受苦受難——這些概念和規誡，作為一個恒久不變的中心主題，反復出現在四福音書中，出現在圣保羅的《使徒書》中，出現在神父們的護教辯護詞中，出現在圣托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出現在圣方濟各的詩歌中。說到這些觀念如何直接地與極端民族主義——靠劍為生的民族主義——的精神針鋒相對，從19世紀一位極有才華的作家的下面這段話中可以管窺一二：“你在舊時代聽到有人說，溫順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繼承土地；但我要對你說，勇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讓這土地作他們的王座。你曾聽人說，虛心的人是有福的；但我要對你說，心靈偉大、精神自由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進入忠烈祠。你曾聽人說，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但我要對你說，制造戰爭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被奧丁神的孩子們——即便不是耶和華的孩子們——所召喚，奧丁神比耶和華更偉大。”[6]尼采本人并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且，有一些溫和而仁愛的民族主義者也否認他對力量和勇敢的大聲贊美。另一方面，很多名義上的基督徒的行為卻仿佛他們同意查拉圖斯特拉的說法，而不是“登山寶訓”。然而，極端而嚴格的基督教與極端而嚴格的民族主義之間，不可能有妥協。一方的忠實信徒不可能與另一方的忠實信徒談判。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斗；這樣一場戰斗必定涉及迫害和不寬容。
基督教不像儒教那樣純粹是一套道德說教。它過去是、而且一直是一個組織化的社會，有主教、牧師和助祭，有使命去教導所有民族遵守其創立者的任何命令，尤其是有一項特殊的命令：讓愷撒的東西歸愷撒，讓上帝的東西歸上帝。在區分什么是上帝的東西、什么是愷撒的東西時，在履行它自己的使命時，以及在確保它自己的這個有形社會的統一和獨立時，基督教有各種各樣的機會與現代民族主義發生沖突。
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基督教承認民族群體的原則，并經常對它作出一些不大重要的讓步。在某些情況下，基督教的儀式用民族語言來主持；一個民族群體比另外一個民族群體更尊敬某些基督教圣徒；每個基督教民族通常都有它自己的下級教會組織，有本民族的大主教和本民族的主教，以及本民族的宗教會議。有時候，統一的基督教所拒絕承認的東西——為了民族群體的利益——則通過反叛教會權威、以犧牲基督教的連續統一和完全獨立為代價而獲得。以這種方式，早在現代民族主義出現之前，亞美尼亞人、科普特人、希臘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俄羅斯人當中就已經出現了本民族的基督教會。也是以這種方式，在現代之初，日耳曼人、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當中就出現了本民族的基督教會，甚至在基督教普世教會的殘余領地之內，對幾個民族群體給予了額外的讓步——法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等等。而且，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組織化基督教的這種漸進民族主義化，不管是通過東歐的正教分裂，北歐的新教反叛，還是通過南歐的天主教改革，對于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因素。本國教會對民族群體的原則作出了很大的讓步；反過來，本民族的愛國者也頌揚它們——與他們對外國教會或普世教會的態度截然不同——并越來越多地利用它們，充當民族主義的傳播媒介。
毫無疑問，一切民族教會，無論是正教還是新教，如今在解釋基督教福音時，往往都會抵制極端民族主義，并在用基督教解釋民族主義這個方向上，對它們的信眾發揮一定的影響。因此，它們很容易招致極端民族主義者的不快或激起他們的敵意——這些人致力于傲慢、自私而好斗地吹捧他們各自的民族群體或民族國家。例如，像新教中的貴格會和正教中的杜霍波爾派，是如此不容置疑地致力于和平、友愛和寬恕的基督教理想，以至于拒絕拿起武器，拒絕參與戰爭；貴格會教徒和杜霍波爾派教徒都受到了民族主義同胞的公開譴責和殘酷迫害。特別是杜霍波爾派教徒，遭受的苦難尤其慘烈。沙皇尼古拉二世治下的俄國民族主義者以數不清的方式處罰他們，很多人移民加拿大，不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激發了來自加拿大民族主義者的懷疑、厭惡和迫害。然而，盡管有這些例外，還是可以斷言，一些主要的新教和正教教會與現代民族主義并沒有發生非常嚴重的沖突。這些教會的起源，在公眾的頭腦里，也和民族主義的發軔緊密相關；它們的組織主要是民族的；它們的宗教信仰與民族主義的宗教信仰的融合，有可能更進一步。不管是新教，還是東正教，在普通的民族主義者看來似乎都不是什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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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那里，情況則有所不同。天主教盡管傳統上尊重民族群體的原則，后來還對民族情感作出了讓步，但它依舊是一種國際性的宗教，有一個國際性的組織，有表述其思想的權威方式——其思想經常與民族主義的思想不一致。民族主義者，不管他們對新教多么漠不關心或者多么友好，他們對天主教從不漠不關心，也很少友好。在天主教中，他們所察覺到的，不僅僅是多少有些烏托邦色彩的關于友愛和平等的布道，也不僅僅是多少有些敷衍的國際和平、正義與博愛的說教，而是一個非常真實、非常有效的國際組織，以及一種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從一個核心人物（羅馬主教，教皇）發出，越過民族國家的邊界，輻射到國家政策和民族教育的領地。“三心二意的忠誠”并不是對新教和正教基督徒的平常嘲弄；它是狂熱民族主義者對天主教徒的日常責罵。
隨著民族主義在19世紀和20世紀無所不在的興起，一場被稱作“反教權主義”的反天主教運動出現在每個傳統上的天主教國家。這種無所不在的反教權主義，其根源并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源自對基督教啟示真理的普遍懷疑，源自對耶穌的神性和教會的神圣的懷疑，源自科學與神學之間的假想沖突，源自對神職人員具體行為和言論的理性反對與情緒抵觸。相當數量的人認為，天主教是迷信的和騙人的，或者說是落后的和愚昧的；這些人肯定會歡迎它的衰敗和早死，他們在思想和意圖上都與民族主義相去甚遠。但幾乎不用懷疑，民族主義者利用了反教權主義，通過它對平民大眾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的吸引力，獲得了大眾化的推進。迄今為止，非民族主義的反教權主義者所取得的成功，與其說是撲滅“迷信”或開始一次新的“啟蒙”，不如說是幫助民族主義者火中取栗。有意也好，無意也罷，所有反教權主義者都參與了對天主教會的攻擊，常常伴隨著民族主義的不寬容，最引人注目地走向了民族主義。
法國大革命攻擊、隨后幾乎是取締了天主教，只是當教皇同意被沒收的教會財產毋需歸還、牧師應當是領薪水的政府官員、主教應當根據法國政府的提名來任命時，天主教才在拿破侖一世治下的法國得以重新確立。整個19世紀，國民政府不斷侵蝕法國天主教會的職能和自由，尤其是宗教教育的自由。1901年，法國政府取締了很多宗教協會，把它們的成員趕出了法國。1905年，它廢除了拿破侖與教皇之間的協定，收回了對神職人員的財政支持，沒收了教會自大革命之后獲得的所有財產。在采取這些措施時，法國政府受到了抱持各種不同觀點的很多反教權主義者的鼓掌歡呼：有人認為，出于政治理由，這些措施是必要的；另一些人認為，它們對知識的或文化的目的來說是可取的；還有人認為，它們對社會的和經濟的目標來說是有益的。但事實情況是，引人注目的法國反教權主義立法提倡者都是純正的法蘭西民族主義者，比如革命時期的愛國者，以及后來的M.M.基佐、甘必大、費里、比松、康比斯、維維亞尼和克列孟梭。還有一個事實是，盡管多半只是一個巧合，法國天主教會的每一次削弱，都伴隨著和緊跟著法國民族主義的一次增強。
在所有傳統上的天主教國家，類似的反教權運動產生了類似的結果。正如在法國一樣，過去一百年里，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奧地利和一些拉丁美洲共和國，或多或少，天主教會都被剝奪了權利和特權，與教皇的關系被中斷或受到審查，教會的財產被宣布為國家財產，修道士和修女被驅逐出境，天主教公民在選舉或任命公職上受到歧視，要不然則遭受一些小規模的騷擾——如果不是迫害的話。其中一些不寬容的證據，被這幾個民族的新需求證明為不無道理，這一點幾乎沒有疑問。很大程度上，它們是新興民族主義的原因和結果，這一點則沒有任何疑問。當然，在意大利，教皇主要作為民族統一之敵而受到攻擊；自馬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爾時代，直到松尼諾、奧蘭多、鄧南遮和墨索里尼時期，意大利的反教權主義一直是意大利民族主義的前鋒。
在大多數天主教國家，天主教都是一個太過悠久的傳統，依舊太過強大地控制著平民大眾，不可能立即而徹底地被打垮。事實上，所有這些國家的愛國者群體都試圖給天主教貼上他們特定的民族主義商標，使之服務于他們的政治利益。因此，在法國，最近五十年的保皇主義者，作為一個在民族主義上并不比他們的共和主義同胞稍遜一籌的群體，一直是天主教會可靠的資助人；但是，必須補充一句，他們所資助的天主教會與其說是普世教會，不如說是法蘭西民族的天主教會：高盧派教會。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先生后來也表現出了這樣一種趨勢：傾向于把意大利天主教會和教皇在羅馬的存在看作是意大利民族主義的資產，而不是負債。但是，這里就像其他地方一樣，民族主義者對天主教會的幫助，很大程度上跟越來越普遍的不寬容一樣，有著相同的動機和效果。可以肯定，這些幫助來自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天主教徒；它們對民族主義而非天主教更有益，更會帶來成效。
在一個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的國家——其人口傳統上是天主教的，但也有偉大卻并不成功的反叛教皇的傳統——民族主義者從不錯過機會把從前的“殉道”異端提升為神圣的民族遺產，把天主教會貶低為外國制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和“元老”托馬斯·馬薩里克是一個熱心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的堅定倡導者，盡管在基督教方面是一個不可知論者和“自由思想者”，而且是一個公開宣稱的反教權主義者，但他一直對揚·胡斯表現出極大限度的尊重和崇敬，竭盡其政府的全部力量和他的個人聲望，來建立和培養獨立于羅馬的本國基督教會。絕大部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依舊與羅馬交往，拒絕加入本國教會；僅僅這一事實，無法阻止政府堅持開展一場對天主教會的迫害和不寬容運動。
在一個其人口中忠誠大致均衡地分布在天主教和某個其他形式的基督教的國家，對于民族主義的不寬容，首當其沖的通常是天主教。例如，盡管德意志民族至少有一半人、德意志帝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在信仰和傳統上是天主教的，盡管德國的天主教徒并不缺少德意志愛國主義，但是，德國的統一是1866至1871年間在一個新教政府的統治下實現的。渴望維護和鞏固民族統一的俾斯麥和他的同事們立即采取措施，讓德國天主教會從屬于國家。結果就是所謂的kulturkampf（德語：文化斗爭）。政府在新教徒、反教權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幫助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規定只有在德國公立學校接受過初等和中等教育、在國立大學讀過三年書并通過了德國歷史和德國文學的國家考試的人，才能擔任天主教會的職務；接收男孩子們的教會神學院被取締了，其他所有培訓神父的學校都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經教皇批準，德國的天主教主教譴責了這些法律，敦促德國天主教徒不要服從它們。接下來，政府以更嚴厲的措施進行報復：任何犯有不服從本國法律之罪的神職人員都被剝奪公民權利，被命令生活在特定的地區，或者被判處罰金、監禁或流放；德國政府與教皇正式斷交；未經政府授權，任何人不得履行教會的職能；某些宗教團體，尤其是耶穌會，被驅逐出境；而且，在繼續拒不服從的情況下，將收回對天主教教士的財政支持。這些措施的執行是如此嚴厲，以至于在短短一年之內，就有六位天主教主教遭到監禁，超過一千三百個教區停止了天主教崇拜。然而，大多數德國天主教徒聯合起來捍衛教會；最后，文化斗爭的不寬容法令要么被廢除，要么被允許暫不執行。
然而，德國天主教徒直到今天繼續拿出充足的證據，證明本國公民同胞對他們的不寬容態度，以及五花八門的民族主義社團的不寬容活動。盡管德國天主教徒一樣擁有那種把所有德國人卷入世界大戰的愛國主義情感，盡管他們在這場艱巨斗爭中做了自己的分內之事，但后來，不止魯登道夫將軍一個人指控他們是背叛德國的叛國者，對德國戰敗負有責任。對天主教政治家埃茨貝格爾先生的謀殺，是那些受到反天主教思想——這和他們的反和平主義不相上下——激勵的年輕民族主義者們的最高成就。在馬克斯博士與興登堡將軍競選德意志共和國總統的選戰中，天主教對一方有害處，就像民族主義對另一方有幫助一樣。
正如德國見證了新教民族主義者對天主教公民同胞的不寬容，今天的南斯拉夫也正在目睹東正教民族主義者對天主教同胞的不寬容。目前的南斯拉夫實際上是塞爾維亞王國的擴大，后者傳統上是東正教的，長期以來擁有一個本民族的教會，它如今擴大到了包括整個南斯拉夫民族群體，其很大一部分成員從前屬于奧匈帝國，是天主教徒。因此很自然，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把本民族的教會看作民族主義的紀念碑和堡壘，必定讓所有南斯拉夫人區別于其他民族群體；他們應當與斯洛文尼亞人和克羅地亞人——這些民族更多地是民族主義的，而不是天主教的——通力合作，削弱南斯拉夫的天主教會。甚至就在眼下，一場文化斗爭即將降臨在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的王國。
然而，有些國家在宗教淵源或傳統上主要是非天主教的，但有人數可觀的天主教少數族群，在這些國家，天主教徒遭受來自民族主義不寬容的苦難最多。在沙皇的俄羅斯，以及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俄羅斯，天主教都被攻擊為外來的和異族的，是“波蘭的”或“奧地利的”，是“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偽裝，或者是“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一連串無休無止的針對天主教的歧視和迫害法令得以頒布。在今天的羅馬尼亞，東正教政府和多數民眾在對待新教徒、尤其是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天主教少數派上，表現出了明顯的不寬容；他們決心要把這些少數派徹底“羅馬尼亞化”，而“羅馬尼亞化”在邏輯上涉及一個民族采用同一種信仰，也就是大多數羅馬尼亞人對本國東正教會的普遍接受。
在說英語的國家，反天主教長期以來就是特別盛行的民族主義綱領中一個顯眼的條目。自伊麗莎白女王時代以來，一代接一代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美國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和發自內心深處的信念：天主教徒不可能是好公民。這種感覺不僅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刑法中，而且在戈登暴亂、“反天主教”示威、英國肯塞特分子的活動以及一大堆美國社團——一無所知黨、美國保護協會、三K黨，等等——的反復宣傳中得到了表達。一個不偏不倚的學者很難——實際上是不可能——在最近三百年的歷史中發現有任何時候，這些民族主義者當中的天主教少數派在履行公民義務上落后于他們的公民同胞；在他們各自國家的民族主義戰爭中，他們總是很樂意承擔鮮血和財產損失中的相應份額。然而在今天，英格蘭、蘇格蘭和美國的天主教徒，盡管在法律上得到寬容，卻一直是民眾猜疑的對象，有時候甚至淪為社會排斥和政治及教育歧視的受害人，始終是職業巡回演講者和廣泛流通的廉價出版物誹謗中傷的靶子。正如英國人至今依然認為，保留下面這條法律規定很重要：他們已經沒有實權的國王必須是一個“忠實的新教徒”。同樣可以指望有足夠多的美國人團結起來，時刻警惕，防止美國總統的巨大權力被一個美國天主教徒所擁有。（譯者注：迄今為止，美國的歷任總統只有肯尼迪一人是天主教徒。）
在專門提到美國的反天主教不寬容時，梅克林教授最近指出：“當然有一些表面上的刺激，比如那種心胸狹窄的嫉妒和恐懼——涉及羅馬教會的權力和威望，天主教徒出了名的抱團排外，對神父與政客之間密謀控制社會的指控，以及天主教徒對公立學校的所謂敵意。但比所有這一切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這樣一種模糊的感覺：相對于新教來說，羅馬天主教會的權威中心在美國社會之外，并高于美國社會……”[7]正是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者對“三心二意的忠誠”的擔心，把美國和英國所有反天主教的感覺和情緒的趨勢集中了起來。正是新教對民族主義的認同，使得英國和美國的很多新教徒成為不寬容的代理人——這種不寬容是反天主教的，尤其是民族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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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某些形式的基督教一樣，猶太教也是當今時代民族主義不寬容的一個對象。但民族主義者對猶太人的不寬容，其解釋稍稍不同于對基督徒的不寬容。不像基督教，猶太教本質上并不是一種世界性宗教；就信條與法規、起源與歷史發展而言，它是希伯來民族的一種部落宗教。如果大多數希伯來人留在巴勒斯坦，他們到今天就會繼續構成相當同質的人口，說希伯來語，信奉猶太教，他們的部落宗教就會十分適合全世界當代民族主義的格局；每個地方的民族主義者今天都會承認猶太教是希伯來人的民族宗教，正如他們有點大驚小怪地承認神道教是日本人的民族宗教一樣。然而，希伯來人長久以來幾乎不再是一個民族群體；絕大多數人已經從巴勒斯坦移居國外，在不同的遙遠國度安家落戶，疏忽或忘記了希伯來語，學會了他們所定居的地方的民族語言，并接受了它們的民族群體。惟一有一件東西，他們走到哪兒帶到哪兒，這就是對猶太教宗教傳統的忠誠，或者至少是情感上的尊重。就這樣，通過猶太人的漂泊流離，人們發現，猶太教盡管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世界性宗教，卻在下面這個意義上成了一種國際性的宗教：它為大量民族群體和民族國家中一個有影響力的少數民族提供了宗教、文化和道德的背景。
分布廣泛的希伯來人當中的宗教社群，長期以來致力于促進他們當中獨特的抱團排外，使得他們明顯區分于相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只要這些居民都是狂熱的基督徒或穆斯林，猶太人在其中成了一個宗教少數派，那么，盡管天主教主教和穆斯林哈里發都為了后者的利益而鼓吹寬容，但猶太人經常遭受各種打著宗教名號、普遍的迫害；所以，他們選擇或被迫強化他們特有的抱團排外，并作為其他民族群體內部的且與之分離的一個民族群體而存在。但是，隨著宗教寬容的增長，尤其是隨著18世紀“啟蒙運動”和“人道主義”的進步，對猶太人的迫害減少了。希伯來人走出了他們的聚居區，在“解放”的陽光下感到舒適；他們進入了那些解放并收留他們的民族群體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逐漸地，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再是“希伯來人”，而是成了“法國人”、“意大利人”、“英國人”、“德國人”，甚至是“波蘭人”、“俄羅斯人”或“美國人”。他們大多數人在宗教上依舊是猶太人，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但是，在開明的時代，宗教被認為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個人事務。
一個猶太人為什么不該是個好公民呢，就像既是法國、意大利、英國或德國的一個愛國者，同樣又是一個基督徒或無神論者一樣？事實上，他的猶太祖先比本國同胞的基督徒祖先更早定居在某些國家；如果愛國主義指的是對故土家園的愛，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說，猶太人天生就有各種權利對他出生的土地比對其宗教所起源的那片土地更有愛國心。基督徒把巴勒斯坦看作是圣地，但這并沒有阻止他們對他們各自祖國的神圣土地致以更高的敬意。
所以，在19世紀和20世紀，猶太人通常成了他們所生活的那個國家的自由公民，在大多數方面與他們的公民同胞沒有什么區別。他們如今都是國民，共同享有民族權利，關注國家利益，警惕地守護民族尊嚴。一點也不奇怪，一些杰出的猶太人在法國、意大利、英國、德國、美國及其他地方都成了杰出的民族主義者。猶太人與民族國家的其他公民同樣接受公立學校、國家軍隊和“黃色”媒體的民族主義教育；正是他們的解放，加速了他們對各種民族主義刺激的反應；他們當中很多人從溫和的民族主義中感覺到了一種有用的東西，可以挫敗早先的宗教不寬容，從民族國家中感覺到了最好的和最安全的擔保，可以保證他們繼續解放。在過去一百年里，一次又一次，猶太人積極地與反教權的法國人和意大利人合作，或者與德國新教徒合作，與天主教戰斗，鞏固民族國家——以及民族主義。
當猶太人越來越成為各個現代民族群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時，他們的國際團結和抱團排外減少了。現如今，他們互相之間差別巨大。在他們當中，正如在其他人當中一樣，存在著貧窮與富裕、保守與激進、美德與惡行、鴻儒與白丁、天才與笨蛋的兩極。他們在智性上、文化上和國民性上反映了他們不同的生活環境。在他們自己當中，西班牙猶太人和葡萄牙猶太人自以為比德國猶太人高出一籌，而德國猶太人則瞧不起俄羅斯和波蘭的猶太人。他們肯定沒有種族統一；根據最可靠的人類學證據，他們在體型上有著廣泛的差別；在這方面，就像其他人一樣，他們往往接近于他們生活于其中、并在民族身份上構成了其組成部分的各個民族[8]。即使就他們的宗教而言，他們也沒有單一的中心權威；并且，他們自己之間也在所有方面都有所不同，從正統會堂的猶太教和對摩西律法的嚴格遵守，到“改革”猶太教的無數變種，直至“倫理文化”或最先進的懷疑主義；少數人信奉基督教科學教派或基督教惟一神教派。從所有這些情形看來，猶太人似乎純粹是現代民族主義不同組織內部的一個宗教教派，或各教派的大雜燴——有猶太法國人或猶太德國人，其方式恰如有加爾文教派的法國人或路德教派的德國人。
然而，很多當代民族主義者并不這樣認為。盡管猶太人自己之間差異懸殊，盡管他們幾乎普遍采用了他們的非猶太鄰居的民族身份，盡管他們在很多情況下明顯忠誠于民族主義，但他們依然被認為是持異議的少數派，是一個分散在其他民族群體當中的民族群體，是完全徹底的民族主義的一個障礙。民族主義的興起，連同與之相伴而生的不寬容，造成了這個悖論。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把他們從宗教迫害中解放了出來，卻把自己的迫害精神施加在他們的頭上。因為普通的民族主義者都熱衷于保護自己的民族國家，使之免遭任何外國影響的侵蝕，熱衷于促進本國公民的統一性，不僅有語言的統一，而且還有習俗和觀念的統一。如今，普通的猶太人，不管他是“正統派”還是“改革派”，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都傾向于結交猶太同胞，而不是其他公民同胞，抱持猶太祖先傳給他的觀念，遵守猶太祖先傳給他的習俗——這些都不符合任何民族群體中占支配地位的多數派的習俗和觀念——而且，他還傾向于對希伯來傳統和世界上不同地區的其他猶太人至少是抱有情感上的尊重。因此，普通民族主義者總是對普通猶太人側目而視，在后者身上看到了一個國際主義者，一個“外國人”，一個在民族生活和民族經濟中的不和諧成分。
民族主義者對猶太人提出的指控有很多：他們抱團排外；他們是普世主義者；他們是特別不擇手段的資本家；他們是特別暴力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很狡猾；他們很怯懦；他們在軍隊服役只是為了把一個國家出賣給另一個國家；他們是顛覆現代文明的主要陰謀家；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真誠的愛國者或好公民。民族主義者還做了大量的工作，來傳播下面這些流行觀念：猶太人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種族”——閃米特“種族”——他們擁有巨大的國際凝聚力和團結感，他們說著一種半秘密的共同語言，他們作為一個單位，根據某個中央權威的指示統一行動；一言以蔽之，他們是這樣一個民族群體——下定決心要不擇手段在其他所有國家的廢墟上建造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在強調此類指控和通俗化此類觀念上，民族主義者常常得到了有些人的支持；這些人并非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們出于宗教或經濟的理由，對特定的猶太人有著或真實或幻想的怨憤。例如，在法國和奧地利，反猶（反閃米特）運動代表了民族主義與天主教的一次臨時結盟；在普魯士、英國和美國，它們代表了民族主義與新教的一次聯手，而在俄羅斯和羅馬尼亞，則代表了民族主義與東正教的一次有效聯合。在所有這些國家，經濟考量也在民族主義的反猶主義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民族主義者對猶太人的實際上的不寬容，在過去五十年里十分明顯。在俄羅斯和羅馬尼亞，它采取了普遍的殘殺——種族大屠殺——以及政府行動的形式：取消他們的公民資格，要求他們生活在特定區域，限制他們受教育的機會，禁止他們從事某些職業，并且以數不勝數的方式去騷擾他們。通常，反猶主義采取了某種社會放逐的形式，在商業、公職、教書職業、大學、俱樂部和度假勝地等方面歧視他們。針對他們采取了一些明確的民族主義運動，比如法國與愛德華·德爾蒙特先生的名字、與德雷福斯事件聯系在一起的運動，或者奧地利由已故的維也納市長魯格爾先生資助、由“基督教社會黨” 發起的運動，或者德國由皇帝陛下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的福音派宮廷牧師施特克爾主持的運動。
反猶主義在19世紀晚期的傳播，導致有些猶太人越來越懷疑猶太人在非猶太民族群體中同化的可能性或可欲性，并開始為希伯來民族發展政治的民族主義。如果他們現有民族國家的公民同胞決心要把所有猶太人當作一個截然不同的民族群體來對待，那么，他們就很可能會接受這樣的情境，承認自己是一個民族群體，而不僅僅是一個宗教教派，不再尋求被其他民族群體所同化，并通過復興希伯來語和希伯來傳統，努力在所有猶太人當中促進共同的希伯來民族的意識。這最終將會鼓勵猶太人普遍逃往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立一個希伯來民族國家。這就是猶太復國主義，作為一場明確的運動，它是維也納的西奧多·赫茨爾博士在1896年創立的，迅速得到了一些著名的猶太文學家的擁護，比如馬克斯·諾爾道博士和伊斯雷爾·贊格威爾先生，并（在1910年）被整個歐洲和美洲超過三十萬猶太人所追隨。
猶太復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贏得了一場勝利：設法讓英國政府正式宣布[9]，他們“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并盡力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方便”；并且，借助于阿拉伯人的鮮血和猶太人的財富，一位英國將軍成功地從奧斯曼帝國手里奪取了巴勒斯坦。但是，戰后越來越多的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以及英國政府通過猶太事務高級專員給予他們的支持，在阿拉伯人當中激起了憤恨——他們占到了巴勒斯坦居民的絕大多數，如今自己也成了民族主義者——并同樣招致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批評。
全世界只有很小比例的猶太人對猶太復國主義十分感興趣，絕大多數猶太人沒有表現出拋棄他們已經成為其公民的國家、動身逃往巴勒斯坦的意向。然而，多虧了日益增長的反猶主義和隨之而產生的猶太復國主義，每個地方的猶太人都在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意識，并因此為繼續發展的反猶主義提供了一定的基礎。看來，由于急于對抗反猶主義的民族主義不寬容，猶太復國主義更加熱情地鼓吹希伯來民族主義；這反過來會證明它自己也是不寬容的，并可能加重了反希伯來民族主義對猶太人的不寬容。
無論如何，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有了利用民族主義的機會，反猶主義變得比過去更加顯著。在羅馬尼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這樣一些新近統一的民族國家，都爆發了反猶民眾暴動。魯登道夫將軍最近把猶太人與天主教徒并稱為德國災難的始作俑者；在天主教徒埃茨貝格爾被殺的同一年，年輕的德國民族主義者謀殺了猶太裔政治家拉特瑙。法西斯黨最近把猶太人與社會主義者聯系在一起，視之為意大利民族靈魂的破壞者。在美國，亨利·福特先生和他的《德寶獨立報》（Dearborn Independent）對猶太人發泄怒火；三K黨作出了英勇而持久的努力，試圖從猶太人和天主教徒手里拯救美國。即使在英國，號稱是寬容的天堂，《倫敦郵報》（London Post）也傳播了最惡毒的、最具煽動性的反猶宣傳。在這些狂暴民族主義的日子里，屬于一個有國際聯系的宗教少數派，就有可能令人擔驚受怕。
5
國際性宗教絕對不是民族主義不寬容的惟一對象。某些社會或經濟性質的運動，尤其是當它們源自外國并被少數人所接受的時候，對民族主義來說就明顯是不愛國的和顛覆性的，它們的追隨者經常得到相應的對待。主要是出于經濟的理由，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當今這個時代勞工騷亂的其他各種五花八門的廣泛表現，無疑都遭到了大資本家和許多中產階級業主的反對。但是，那些在經濟上有很多東西可能由于社會主義或工團主義的勝利而失去的人，都有能力通過強調這些運動的外來特征和反民族特征，從而招募到大量公民同胞，參與他們自己的防守事業——激發這些人響應號召的，更多的不是經濟，而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與諸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的工團主義這些社會、經濟運動之間的沖突，其根源甚深。這些運動，只要它們是某個民族群體內部的少數派運動，都是對民族群體內部經濟和社會條件吹毛求疵，并因此敵視民族主義反復灌輸的優越感。在民族主義者看來，不證自明的是：本民族已經實現了與人性和諧一致的最大幸福；他自吹，他所生活其中的經濟條件是高度有益的國民福利體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很欣喜，他的國家，照現在的樣子，是最卓越的國家，為所有人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對于一些激進的演說家和小冊子作者對本國和本民族的誹謗，他自然感到憤怒，并試圖打敗他們關于社會不滿的陰險宣傳。
接下來，這些運動，只要它們是少數派運動，還往往會反對現行政治秩序，亦即現行政府和現行政府的民族主義政策。對于一個民族國家來說，維持軍備和促進帝國主義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但是，對社會主義少數派來說，反對一個他們千方百計要取而代之的政府特有的軍備和帝國主義，則是社會主義戰術策略的典型特征。一點也不奇怪，民族主義者指控社會主義者缺少愛國主義；在過去五十年里，每個民族國家立法機構里的社會主義代表幾乎總是投票反對擴軍，反對殖民事業，反對關稅、獎金和補貼，反對所有那些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對國家利益、民族權利和民族尊嚴必不可少的政策。
此外，這些激進的社會、經濟運動，在下面這個意義上通常是國際性的：它們在各個民族群體都有少數追隨者，有些是國際組織和國際合作的形式，有些是原則、理想和戰術方面的國際計劃。這些運動的成員舉行國際會議，通過跨越國界的建議和金錢互相幫助和鼓勵；而且，一般而言，其言說和行動都在民族群體之外和之上。另外，它們的宣傳經常通過那些出生于外國或屬于異議民族群體的人，在移民當中傳播；四處漂泊的猶太人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和領導人當中以及在普通追隨者當中的突出聲望，強化了民族主義者對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同樣的不寬容。最糟糕的是，他們的宣傳主要對準了全世界的一個特殊階層——工人階級——不管他們的民族身份；社會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都在每一個民族國家宣揚社會分裂，都使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的套話——“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難怪民族主義者義憤填膺，深感驚恐；難怪他們從這些運動的發展中感覺到了民族主義被夾在普世主義和階級斗爭這兩塊磨石中間被研磨。民族主義者說，民族群體是人類社會的組成單位；社會主義者說，階級是人類社會的組成單位。民族主義者斷言，每個民族群體內部一切階級的個體成員必須和諧地一起工作；社會主義者斷言，所有民族群體中同一個階級的個體成員必須互相合作。民族主義者堅持認為，國際沖突是正常的，每個民族國家的全體公民都應當同等地為沖突做好準備；社會主義者堅持認為，沖突一般是階級之間的，所有民族國家的工人階級都必須接受特殊的教育。一方會破壞世界工人的團結；另一方會摧毀每個民族群體和每個民族國家的團結。他們之間，可能有被迫的停戰，但不會有真正的和平——也不會有真正的寬容。
為保護自己免遭顛覆，每個受到民族主義影響的民族國家都試圖遏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工團主義，以及其他激進的經濟與社會運動。每個地方都制定了針對革命暴力或暴力威脅的法律；一般說來，社會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都受到了比其他罪犯更嚴厲的對待——這樣的對待，既來自國家法庭，也來自平民百姓。哪怕在不涉及暴力時，民族國家也常常會制定法律，限制激進主義者的活動和宣傳，指導帶有民族主義特征的原則和政策的公共教育，與帶有社會主義或工團主義性質的原則和政策針鋒相對。除了積極的政府立法之外，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民眾對“赤色分子”的反應是如此強烈，以至于經濟激進主義者——即使他們是最微弱的“粉紅色”，作為公立中小學或國立大學的教師，作為國家陸軍或海軍的軍官，或者作為給新聞媒體撰稿的作家——很少有人得到寬容。
在某些國家，職業民族主義者針對“激進主義者”發動了一些尤其積極的民眾運動，有時候還導致了一些尤其嚴厲的立法。在沙皇俄國，民族主義者站在了布爾什維克及其他激進經濟運動的敵對陣線的最前列，而政府在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下，長期使用它的秘密警察和恐怖主義方法，刺探和懲罰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倡導者和追隨者。在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在民族主義對天主教會的“文化斗爭”之后，緊跟著民族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的斗爭；1878年的反社會主義法禁止借助書籍、報紙或公開集會宣傳社會主義，授權警察驅散集會和壓制出版，授權隨意逮捕和懲罰社會主義罪犯。在美國的某些州，尤其是在帝國州紐約，不僅禁止社會主義宣傳，而且比德國還要激烈，按正當程序當選的社會主義者被剝奪了在民主立法機關的席位。
在某些情況下，民族主義者試圖通過讓工人階級的福利成為民族國家的特殊關切，從而抵消激進運動的沖擊。帝制德國明顯就是這樣的情形；過去五十年里一些民族國會制定的很多社會立法都是被民族主義者的勃勃雄心所推動的，他們不僅要確立民族國家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最高權力，而且還要挫敗社會主義者，削弱其大眾宣傳的效果。
必須說，就經濟激進主義者而言，就像就國際性宗教信徒而言一樣，他們與民族主義的斗爭并沒有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民族主義者對激進主義者擁有幾個優勢：民族國家的成員身份是強制性的，而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或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W.W.）的成員身份則是自愿性質的；民族主義有更強烈的情感色彩，因此比經濟有著更廣泛的影響；普通個人僅僅出于自己的經濟收益并不愿意扛槍打仗，而為了精神理想卻滿腔熱情地馳騁沙場，戰斗到底；而且，盡管有很多激進主義者把他們的激進主義弄成了一種名副其實的宗教，并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或者革命的工團主義中找到了更多的情感福音和理想主義的“使命”——它們完全像民族主義的使命和福音一樣令人信服——而不是理性的經濟計劃，但是，其他很多激進主義者在高壓和緊張時期更容易傾聽本民族的召喚，而不是本階級的召喚，并且為了非常實用的民族主義，而犧牲多少有些不切實際的國際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社會主義者陷入令人絕望的四分五裂；只有一小部分人——少得可憐的一小部分——依舊絕對忠實于他們的原則，拒絕與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同志刀兵相見。社會主義者，以及所有經濟激進主義者，主要是沿著國界線分裂；在大多數國家，絕大多數人忠誠地支持他們各自的國民政府，盡職盡責地參與對國家敵人的殺戮。在民族主義者當中，那些背棄情感性的激進主義、走向更有情感性的民族主義的個人，對和平主義者及其他激進主義者表現得尤其不寬容。
此外，不難預料，一場激進的社會和經濟運動，一旦它不再是一場純屬少數派的反對行動，而是正式與一個民族國家聯系在一起，從此之后，它就會采用民族主義的精神，通過給先前的社會經濟條件貼上外族的標簽，來贏得民眾的支持。在引發1917年的俄國革命、建立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過程中，不管決定性的因素可能是什么，幾乎用不著懷疑，布爾什維克黨人掌權是因為——除其他原因之外——他們讓俄羅斯的人民大眾相信，布爾什維克主義如今是抵御外國資本主義、外族帝國主義和“西方”剝削的一支防衛力量。毫無疑問，掌權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已經顯示出他們自己就像沙皇時代的前任一樣對國內異議不寬容；像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任何民族主義者一樣，以不寬容的態度致力于他們所認為的民族權利、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民族萬神殿中的雕像換掉了——列寧取代了彼得大帝——但俄羅斯的萬神殿，在布爾什維克黨人治下就像在沙皇治下一樣，依然是民族主義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話，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不寬容如今比從前更加明顯。
俄國之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掌權，因此，在俄國之外，民族主義的力量被動員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比方說在美國，1924年春，六十一個全國性組織接受了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邀請，派代表出席一次“全美會議”，準備打“一場進攻戰，以消滅革命的、破壞性的激進主義”。會議在華盛頓聯邦政府內政部的禮堂舉行；據一篇新聞報道說，代表兩千多萬美國愛國者的會議代表們采納了下列決議：
1.反對一切形式的蘇維埃宣傳，不管是在政治活動中，在工會中，在公民與社會群體中，在政府中，還是在學校或教會中。
2.反對美國政府承認蘇維埃俄國。
3.祝賀美國勞工聯合會重申其反對反民主的、破壞性的激進主義的立場。
4.拒絕把美國參加并領導這場戰爭視為一個可爭論的問題，而是要繼續像戰爭期間一樣有力地堅持這一路線，直接打擊眾議員貝格爾的眾議院決議和參議員希普斯特德最近的演說中所包含的那些言論。
5.要求美國中小學講授沒有攙雜、沒有注水的美國歷史，而不是現在如此普遍引入的被閹割的歷史——從美國精神中剝奪了很多重要的東西，從民主中剝奪了它大多數寶貴的遺產。
6.譴責一個友好國家的外交代表最近干涉一個純屬美國政治的問題。
7.譴責參議員博拉終止關于他的承認所謂蘇聯政府的決議的聽證，要求他無限期地繼續這場聽證。
8.為了保護美國的制度，要求限制入境移民。
很多組織派出了代表參加這屆“全美”蘇維埃，想必還為這些決議背書；這份名單很長，但它表明，各種不同的成分可以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聚到一起，與一場帶有社會和經濟性質的“外來”運動進行斗爭。名單如下：“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美國勞工聯合會，美國國防協會，美國圖書館協會，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婦女會，報紙廣告執行協會，美國軍醫協會，改善美國聯盟，麋鹿保護法令組織，《獨立宣言》簽名人后裔協會，老鷹兄弟會，婦女俱樂部總會，共和大軍，希伯來難民與移民救濟會，哥倫布騎士會，外國出生的公民聯盟，美國現代林業人員協會，美國電影制片人和導演協會，美國國民理事會，美國戰時母親全國委員會，國家天主教福利委員會，全國公民聯盟，全國母親代表大會與家長教師聯合會，全國天主教婦女理事會，全國教育協會，全國地理學會，全國農民協進會，全國女性選民聯盟，國立殖民學會，美國革命之女全國協會，1812年戰爭美國之女全國協會，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東方之星兄弟會，美國殘廢退伍軍人協會，基督教青年會國際委員會，南部邦聯退伍老兵協會，聯盟國之女聯合會，以及美國商會。”[10]
上述探討的目的并不是要為布爾什維克主義辯護，也并非暗示這次“全美會議”的行動沒有理性的根據。我們可以承認，□□□□□主義和□□□主義者的□□主義[11]，以及革命的工團主義，都有著極其嚴重的缺陷——它們所導致的，是人類精神的奴役，而不是解放；他們所代表的“進步”，與其說是前進，不如說是倒退。不過有一點非常值得懷疑：普通的民族主義者，往往有著強烈的情感傾向，習慣于用行話取代定義，容易突然爆發出不寬容，他是不是明顯有能力理解和辨別所有被貼上“反民族”標簽的運動，或者說，他是不是明顯有能力用理性的論證和理性的行動來應對邪惡的運動。我們的頭腦里潛藏著這樣一個懷疑：很多譴責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美國民族主義者對它知之甚少，甚或一無所知，他們只是很樂意把任何一個他們所痛恨的人或任何一件他們所憎惡的事歸類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就這一點而言，我們抱有另外一個懷疑也就情有可原了：民族主義里面有某種東西，不僅使其信徒們在諸如布爾什維克主義這樣的“外國”現象上容易上當受騙，而且還非常成功地把他們與任何信息流或邏輯隔絕開來，而這些原本可能對他們有所啟發，使他們不那么容易上當受騙。例如，他們被告知，布爾什維克主義很壞（它可能確實如此），它是社會主義（只是部分正確），它正在美國迅速傳播（這個缺乏證據）；接下來，他們被告知社會主義是反美的（這取決于你如何定義“社會主義的”和“美國的”）；而且，一部被提議中的童工法就是社會主義的（這再次取決于定義），這個時候，他們便突然得出結論：必須反對這部提議中的法律，因為必須把美國從布爾什維克主義手里拯救出來。他們帶著一種高尚的熱情來做這件事，完全無視嚴謹邏輯學家的“中項不周延”及其他bête noirs（法語：黑色怪獸；眼中釘）。任何一個美國人，如果膽敢準確解釋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什么，提出它在俄國流行的理由，或者懷疑它對美國是一個威脅，他的民族主義公民同胞都有可能指控他自己就是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本身就是一個鼓吹立即暴力顛覆美利堅民族、美國政府和美國家園的人。
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些對今天大多數國家的普通民族主義者來說是三個可怕的威脅。但是，還有另外一場社會運動，至少是有另外一個單詞，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來說，就像那些旨在經濟革命的運動，即便不是一樣危險，也是一樣可恨。我這里指的是“和平主義”，更多地是指這個單詞，而不是事情本身（因為，人民大眾，甚至絕大多數民族主義者，都說他們渴望和平）。對百分之百的民族主義者來說，“和平主義”這個單詞聽上去很不吉利；它暗示了有這樣一個公民同胞：他批評國家利益，貶低民族權利，古怪地對民族尊嚴毫不敏感，敦促裁減國家軍備，而且，說起來很可怕，他竟然原諒外國人，甚至贊揚他們。此外，這個詞經常被使用，當一個公民把另一個公民稱為“和平主義者”時，他是在向民族主義者明確證實：他自己是一個心智健全、品格純正的愛國者，而他的對手則是一個罪犯，一個瘋子，或者一個傻瓜。
還有一種類似的不寬容，各處民族主義者群體偶爾對任何國際運動的支持者表現出這種不寬容。國際性的工會運動，國際性的女性主義運動，甚至國際性的共濟會，都是民族主義者懷疑和譴責的目標。在美國，國際聯盟的鼓吹者被指控渴望創立一個世界性組織——它會削弱美國的主權，阻止美國在拉丁美洲和遠東履行她的“昭昭天命”；他們在不同的場合被指責為“國際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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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種族”，近來人們有過很多言論和著述。其中有一些頗有科學價值，但是，有很多這樣的論述，尤其是在狂熱民族主義者當中最流行的那部分，則主要是胡說八道。我們知道，白種人（高加索人）、黑種人（黑人）與黃種人（蒙古人）之間存在身體上的遺傳差異，但是，沒有一個人明確地知道，這些種族之間在心智或精神能力上的差異是什么——如果真有什么差異的話。我們知道，高加索人可以分為圓顱人（阿爾卑斯山人）、淺膚色長顱人（北歐人）和深膚色長顱人（地中海人），但沒有一個人能夠肯定，這些“種族”是“純的”，或一個種族在智力天賦上優于另一個種族。我們知道，每個民族群體都代表了某種程度的種族混合，但下面這個說法更多地是一個假說，而不是已被證實的事實：某個特定的種族混合比不同的混合產生的大腦更大、更優良。還有一個純粹的猜想：一個民族群體的智力與其種族的相對純潔性成正比。
如今，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些關于“種族”的偽科學文獻——至少在美國，它們如今像早點一樣大量發行——的民族主義者發現，他和他的民族主義患上了一種可怕的消化不良癥；而且，他通常會接受江湖郎中的診斷和處方。如果有人告訴他，他的大多數本民族同胞都是淺膚色的長顱人，特別是如果他本人就是一個淺膚色的長顱人，那么，他往往就會泰然自若地欣然接受這樣一個喜人的、初步的消息：在勇氣上，在智力上，在高貴品格上，在身體、心智和靈魂上，淺膚色的長顱人都極大地優越于全世界的其他所有人。可是，打擊接踵而來。有人告訴他一個讓人傷心的信息：在過去的某個時期，他的祖先懵然不知“劣等種族”難以消化，竟然允許那些淺膚色或深膚色的圓顱人或者深膚色長顱人的群體加入他的民族群體和他的民族國家，這些人像兔子一樣繁殖，而淺膚色的長顱人則像紳士一樣繁殖；這些人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多數，令人絕望地稀釋著他和同類的鮮紅血液，由此把整個民族群體的智慧和勇氣減少到了接近消失的程度。要自救，要恢復本民族的健康，他該怎么辦？很明顯，他必須根據醫生的建議采取行動，而且是迅速地采取行動。他首先必須喚醒所有本民族同胞——他們足夠幸運，至今依舊擁有長頭顱和淺膚色——讓他們充分認識到他們可怕的困境，然后必須和他們一起，采取措施，把有毒的外來群體從民族的有機體中驅逐出去；或者，如果施加這樣嚴厲的補救措施為時已晚的話，至少要節制飲食，戒絕接收“劣等種族”的其他成員，把那些已經和他在一起的成員隔離開來，放棄試圖消化他們的一切努力。醫生們盡管對于“種族”問題可能是冒充內行的江湖郎中，卻是很棒的心理學家；他們嚴肅地搖了搖頭，陰沉地暗示“只有一線妙手回春的機會”，隱瞞了幾乎沒有完全康復的希望；因此，他們的服務需求很大，而他們的患者懷著賭徒的絕望，決心要孤注一擲，贏得這場漫長而艱難的戰斗，打敗民族的消化不良癥，以及那種“精疲力竭的感覺”。
要為圓顱人和深膚色的人辯護，也有話可說，而且已經有人說了不少——尤其是他們自己。在一個阿爾卑斯山人占絕對優勢的民族——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人——當中，或者在一個地中海人占壓倒性多數的民族——比如希臘人——當中，普通的民族主義者不會承認本國同胞劣于瑞典北歐人或蘇格蘭北歐人，不管偽科學家們說什么，或者北歐人做什么。他自己會表現出某種“種族自豪”，并堅持認為，他的民族曾經有過光榮的過去，到達令人羨慕的今天，而沒有借助于任何大量北歐人的血液。而且，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如果一個民族群體有部分北歐人、部分阿爾卑斯山人和地中海人，后者往往并不喜歡北歐人為了對他們進行民族歧視而提出的設想或要求。事實上，他們并沒有表現出集體自殺或移民國外的趨勢；正相反，他們傾向于忙自己的事，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給這片土地添丁加口，越來越多地侵蝕北歐人的純潔性。這更加刺激了北歐人中的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者在很多地方，披著很多的偽裝，表現出種族上的不寬容。自法國戈賓諾伯爵論述“人種不平等”的幻想作品在1853～1855年間發表以來，“北歐民族主義”便打著這樣或那樣的名號，持續不斷地引人矚目。眾所周知，先知無不受到敬重，除了在他自己的國家之外。事實證明，跟他的德國鄰居比起來，他的法國老鄉——倔強的他們更喜歡這樣的觀念：法國人多半不是北歐人——更加不接受戈賓諾伯爵的理論，而德國人很感謝他為他們自認的優越性提供了一個令人滿意的人種學根據。很多英國人也逐步拜倒在日耳曼人北歐神話的符咒之下；他們為他們當中很多人的黑頭發和黑眼睛辯解，并堅持認為，作為一個整體，“偉大種族”已經在他們身上開花結果。英國的北歐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會帶上他們施過涂油禮的種族的福音，把它帶到澳大利亞、南非、加拿大和美國。但在英國，北歐民族主義者想當然地認為，北歐人在全部人口當中已經占壓倒性多數，以至于毋需法律保護他們免遭“劣等”種族的侵害，而在大海那邊說英語的國家，他們要求并獲得了針對“次要”種族的歧視性立法。正如麥迪遜·格蘭特先生在他的著作——戈賓諾伯爵的北歐民族主義的20世紀版本——第四版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就其最初的形式而言，按照作者的設計，《偉大種族的消失》（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就是要喚醒美國同胞，使他們認識到種族的巨大重要性和‘民族熔爐’理論的愚蠢——即使以引發激烈的論戰為代價。這個目的已經完全實現了；本書及其出版之后的討論所闡述的學說，其最深遠的影響之一，便是美國國會決定對那些不受歡迎的種族和民族的移民采用歧視性的限制措施。”[12]
格蘭特先生驕傲地提到的那些措施，就是美國最近通過的限制外國移民的法律。這些法律出于各種不同的理由而被制定出來，既有經濟的理由，也有民族主義的和“種族的”理由。這些法律規定，來自所有外國的移民應當同樣限制在從前各國移民實際人數的某個特定百分比或配額以內——就這一點而言，很難說它們是歧視性的或不公平的。但是，其中最后的一項法律規定，各國配額的計算，不是根據美國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1920年的人口普查），而是要根據189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這一法律既是歧視性的，也符合某些“北歐種族”的美國民族主義者不寬容的先入之見。因為，大多數外國移民都是在1890年之前從英國、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推測起來應該是北歐國家——進入美國，而1890年之后的大多數移民來自南歐和東歐，居住在這些地區的主要是地中海人和阿爾卑斯山人；因此，通過拿189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作為計算配額的根據，美國如今正式歧視“阿爾卑斯山人”和“地中海人”，而青睞于“北歐人”。澳大利亞也對“北歐”民族主義作出了回應，對外國移民有了類似的限制。如今，對澳大利亞、美國或任何其他民族國家來說，為了一個白種外國人而歧視另一個白種外國人或許是可欲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根據“種族”理由這樣做，必定會助長一個“種族”的自豪感，而激發另一個“種族”的怨恨。
此外，種族問題由于下面這個流行趨勢而復雜化了：人們把每個民族群體看作是一個截然不同的“種族”。照一般的說法，作為一個整體的德國人是一個“種族”，英國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和猶太人都是如此。這種無知的談論和思考現代民族群體的方式，產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結果，其中相當重要的是民族主義不寬容的“種族”刺激。例如，由于猶太裔美國人或意大利裔美國人有某些習俗和生活方式不同于英國血統的美國人，后者當中的民族主義者于是便推斷，猶太人或意大利人的特性就是種族的特性，亦即，這些特性完全是遺傳的，因此是消除不掉的，而且任何試圖“美國化”猶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必定失敗。有時候，有人解釋，豐富多彩的宗教節日，報復心重的家族世仇，以及喜愛通心粉和干紅葡萄酒——據稱這些是所有意大利人的特性——是“地中海人”血脈不可避免的結果，是深膚色長顱人命中注定的行為習慣；更經常的情況是，人們純粹是想當然地認為，它們是意大利“種族”的永久性標志。有時候，有人聲稱，戒絕豬肉和上猶太會堂，做生意很精明，喜歡炫耀珠寶和毛皮——這些都被歸于所有猶太人的特征——是“閃米特人”血脈不可救藥的結果，是大鼻子們必不可少的伴隨物；更常見的是，人們索性說，它們是猶太“種族”與生俱來的品質。換句話說，在某些美國民族主義者看來，意大利人和猶太人、“地中海人”和“閃米特人”的血液中存在污染；否則的話，這些民族的行為就立刻會完全符合新英格蘭清教徒或弗吉尼亞農場主的偏好。
沒有人喜歡自己的祖先遭人非難——至少在現代是這樣；然而，現如今有很多“種族”民族主義者對整個民族群體、整個宗教群體或語言群體的祖先妄加非難。馬扎爾人的民族主義者長期以來宣稱，他們作為優等“種族”的成員，擁有多少是神授的權力，統治劣等的斯拉夫“種族”。德國民族主義者稱法國人是一個墮落的“種族”，如今又把波蘭人稱為一個嬰兒般的、不負責任的“種族”。英國民族主義者表達了這樣一個遺憾：在愛爾蘭人當中，應該是有一些最不體面的“尼安德特人”的殘存。這樣稱呼“種族”名稱的結果是兩個方向的民族主義不寬容的加劇。一方面，它增加了一個民族國家對另一個民族國家的國際不寬容——匈牙利對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不寬容，德國對波蘭不寬容，英格蘭對愛爾蘭不寬容，由此幫助制造了有利于國際戰爭的心態。另一方面，它在任何一個存在異議少數民族的國家增加了國內的不寬容，比方說在美國，定居時間很長的人對相對晚近的移民表現出敵意，由此創造出了有助于國內沖突的情境。
如果一個白人種族群體中的民族主義者對另一個白人種族群體表現出不寬容，那么，他們對黑種人或黃種人群體表現出的不寬容該會多多少！如果“北歐人”的民族主義者覺得他們的民族群體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同化“地中海人”和“阿爾卑斯山人”、“閃米特人”和“斯拉夫人”，那么，他們著手消化日本人、中國人和黑人的意愿又會少多少！對于一個歐洲人來說，把黃種人和黑種人想象成不同于他自己的存在，并對他們抱有某些偏見，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但在現代民族主義出現之前，明顯的身體差異通常被視為氣候或大自然的古怪反常而有趣的結果，流行偏見尚沒有大到足以在新世界阻止白人移民——尤其是來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這些傳統上天主教國家的移民——與印第安人、甚至黑人之間程度可觀的融合。在整個現代，荷蘭人和英國人更挑剔一些，但正是在19世紀——民族主義興起和盛行的世紀——種族偏見和種族不寬容普遍擴大了。
對此，奴隸制無心插柳地做出了貢獻，尤其是對于黑人。當然，對人的奴役是一種極其古老的現象，而且，從歷史上看，它未必涉及奴隸主方面的這樣一個臆想：他們在身體、心智或靈魂上優于他們的奴隸。在古代時期，白人經常被白人奴役，例如，在希臘和羅馬，一個奴隸階層與一個相同種族和民族的自由人階層并存。奴隸制當時被認為是勝利的戰爭所帶來的一個很便利的經濟結果，而不是種族優劣的標志。在中世紀，在基督教的影響下，白人奴隸幾乎從歐洲消失了；在18世紀和19世紀，很多歐洲人——還有美國人——被人道主義的和道德的考量所打動，要求廢除一切形式和種類的奴隸制。當時，正是黑人奴隸的擁有者，求助于這樣的論點：即使一個人不能奴役他的本族同胞，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奴役那些不是其同胞的人；黑人是一個完全不同于并且劣于高加索人的種族。黑人奴隸制在大多數國家借助立法手段、在美國則是借助軍事手段實際上被廢除了。但是，那些在19世紀上半葉由偽人類學家最初提出的并被奴隸主們據為己有的論點，被民族主義者的群體抓住了，從此之后被用作在一個民族群體內部歧視黑人的根據。
西印度群島和美國的黑人就民族身份而言不是“非洲人”；根據不同的情況，就他們所說的語言、他們所熟悉的宗教和文化，以及他們所珍視的傳統而言，他們是“法國人”、“英國人”或“美國人”。弗吉尼亞或牙買加的普通黑人，完全就像弗吉尼亞或牙買加的白人一樣，他們立即認識到，一旦來到廷巴克圖或剛果，自己就是“外國人”。因為，必須記住，美國黑人作為一個整體，屬于新世界“最古老的家庭”；他們不是新來的移民；如今，倘若不是美國人，他們就什么都不是，他們像大多數白人一樣對美國擁有所有權。但美國的白人民族主義者——比方說——決意相信白人在美國民族群體內部至高無上，并因此依賴于政治和公民歧視、社會放逐與偶爾的恐怖主義，美國黑人或多或少與美國白人保持著不同；單一美利堅民族被分為兩個種族部分，一個是白人優等種族，另一個是黑人劣等種族。任何黑白混合物都立即成了黑的和劣等的。“劣等人”方面的任何胡鬧，通常都會遭到“優等人”的拜訪，隨之而來的就是那種在美國被描述為“私刑”的暴民屠殺。十分值得懷疑的是，猶太人在中世紀的幾百年里遭受暴民暴力的人數，是不是比得上美國黑人在最近半個世紀里被美國白人同胞私刑處死的人數。
美國對黑人的不寬容，或許是現代民族主義的種族不寬容的最高點。但對黑人的不寬容并不像白人民族主義者對蒙古人的不寬容那么危險，至少在國際方面是這樣。后者毫無疑問已經發展出了偉大的文化和文明，現在他們在日本擁有了一個民族主義強國，在中國擁有一個人口和資源的巨大寶庫。誠然，“黃禍”主要是歐洲和美國的白人民族主義者幻想出來的，但是，如果白人民族主義者繼續在美國和澳大利亞把它援引為種族歧視和種族不寬容的一個借口，它很有可能成為別的什么東西，而不僅僅是一個令人厭惡的東西。因為，從西方向遠東傳播的民族主義可能準備好了把激進的不寬容一并帶到遠東，同時帶去的還有國際戰爭——這樣的戰爭在西方已經成為民族主義的典型特征。
7
在今天這個民族主義的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國家由單一的同質民族組成。一個異質民族群體在一個優勢民族群體政治軌道內的存在可以歸因于三個歷史進程之一：（1）軍事征服——正是通過這個過程，很久之前威爾士被并入了英格蘭的民族國家，最近蒂羅爾的日耳曼人和伊斯的利亞及達爾馬提亞的南斯拉夫人被納入了意大利的統治之下；（2）曠日持久的政治聯系——正是通過這個過程，布列塔尼成了法國的組成部分，加泰羅尼亞人成了西班牙的組成部分；（3）移民和殖民——美國是這個過程的最好說明。
如今，不管一個臣服民族或一個異質民族最初如何受到外族的統治，當今這個時代有一個明顯的趨勢，那就是：它往往會保留和發展自己的某種民族意識。在極端情況下，尤其是在軍事征服的情況下，這個趨勢可能導致領土收復主義和叛亂。在這種情況下，民族感情引發了民族主義，自覺的團結一致得以加速，不滿變得盛行。接下來，通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多數民族當中熱情的愛國者被異質民族主義的發展和對領土收復主義的擔心給嚇壞了，便對少數民族采取了不寬容的態度，極力通過社會壓力和立法行動，摧毀它的團結，撲滅它的不滿。然而，此類愛國者通常只在激化異質民族的不滿、鞏固他們的團結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在很多情況下被描述為一個不斷擴大的惡性循環：領土收復主義，不寬容，更強烈的領土收復主義，更強烈的不寬容，再更加強烈的領土收復主義，如此等等。
凡是一個民族群體的移民自愿在另一個民族群體當中定居的地方，正如美國那樣，移民當然會帶來他們自己的語言，以及本民族的傳統和習俗——這些東西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把他們與他們定居其中的多數民族清晰地區別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注意到，只要不使用法律強制，異質民族總是表現出這樣一個自然趨勢：在保留對故土家園某種模糊的情感依戀的同時，采用多數民族的語言、傳統和習俗，成為熱心的民族主義者，支持收留他們的國家。然而，在當今這個時代，優勢民族的很多民族主義者被他們心中熊熊燃燒的信仰所誘惑，忍不住對異質少數民族使用法律強制。他們覺察到了單一語言和單一傳統的直接好處：對商業、工業和新聞業，對公立學校體系，對民主的一致性，對完整民族統一理想的實現，都有好處。因此，他們對一個純社會性熔爐的文火慢燉越來越不耐煩。他們要么懷疑這個大熔爐實際上不會熔化什么東西，要么懷疑他們自己投進去的優質肉會被其他人貢獻的垃圾所污染和糟蹋。結果很有可能，在多數民族的一方，是對“外國人”的不寬容態度，幾乎總是伴隨著立法限制移民和入籍；而在異質民族的一方，則是更加抱團排外，這反過來對民主政治的運行產生有害的影響。
人們作出過很多努力，試圖迫使異質民族順從優勢民族的民族主義。1871～1924年間，德國人相當系統地推行德國化異質民族波蘭人、丹麥人和阿爾薩斯人的政策：他們強制在中小學、甚至在宗教機構使用德語；他們沒收異質民族的農業土地，分配給日耳曼殖民者；他們在民事和軍事服務中施行有利于日耳曼人的歧視。這種“德國化”或“普魯士化”，在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做法，比如“馬扎爾化”、“俄羅斯化”、“奧斯曼化”，等等。而最近在美國十分明顯的“美國化”，即便沒有使用“普魯士化”的所有方法，但在設定的目標上是類似的。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可能會產生有益的結果；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它是一種狂熱的民族主義不寬容，其最終結果是國內沖突和對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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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的不寬容有很多不同的層次和程度。在爆發國際大戰的時期，在現代民族主義圣戰的時期，作為整體，一個交戰國的平民百姓與另一個民族國家的民眾競相不寬容。在“和平”時期，各個民族國家的教育過程起到了這樣的作用：給整個民族灌輸一種至少是潛在的敵意，敵視“外國的”或“異族的”一切。
盡管一個民族國家的大多數公民——不管他們的政治、經濟、種族和宗教如何——都很愛國，盡管他們認為自己是“好公民”，表示愿意為捍衛他們的國家而流盡最后一滴血，有時候會對其他民族國家的公民表現出一種集體不寬容，但是，有一定數量的精英公民，普遍宣稱他們自己抱持的是更高級的愛國主義，是至高無上的民族主義。這些公民并不滿足于戰爭時期國民行動的統一，他們必須確保和平時期國民言論、思想和習慣的統一，而他們所瞄準的這種統一，當然涉及所有公民同胞都采用特殊而獨有的民族主義商標。如果這種采用不是自愿的，那么就必定是強制的，因為，對這些“百分之百”愛國者的頭腦來說，不允許在一個國家內部存在任何語言、宗教、種族或歷史傳統的選擇余地；一切都必須統一，仿佛他們就是一個人。正是這種民族主義的不寬容，集現代其他所有不寬容于一身，并激發了國內的紛爭和沖突。依靠民族主義不寬容，真實的愛國主義——正如平常所定義的愛國主義——所向披靡。
例如，在德國，有一些公民群體，不僅相信高地德語是本民族的語言，德意志帝國是本民族的國家，而且還相信，北歐人種是本民族的人種，新教是本民族的宗教，個人主義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他們搞不懂，一個圓顱人、一個天主教徒、一個猶太人或一個社會主義者怎么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德國人和一個愛國同胞。德國社會主義者、德國猶太人、德國天主教徒和德國“阿爾卑斯山人”是不是熱愛他們的故土家園，是不是對祖國宣布他們的愛國主義，是不是在德國的戰斗中戰斗并死去，這些一點都不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魯登道夫將軍便成了德國一個有影響力的民族主義教派的代言人，不僅猛烈抨擊所有法國人和所有波蘭人，而且還抨擊那些在頭型、教條神學或政治經濟學上與自己稍有不同的德國人。
一個類似的民族主義教派在美國興盛一時。其成員在不寬容上并不專門針對誰；他們廣泛而全面地對所有在經濟學、神學、傳統和種族上與他們相左的美國同胞不寬容。這些美國宗派主義者都是——或者自認為是——北歐白人種族、英國血統、福音新教、普利茅斯巖石、獨立宣言、個人自由、公立教育、“昭昭天命”的獨特傳統的獨家繼承人以及神圣的指定監護人。他們始終是口炮黨，偶爾訴諸暴力。他們從布道壇和演講臺上發言。他們出版數不清的小冊子和雜志。他們組成秘密社團。他們滲透美國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他們侵入政治、軍隊和教育等領域。他們決心要讓美國成為一個白人國家，一個北歐種族的國家，一個說英語的國家，一個新教國家。他們連續不斷地、不加區別地猛烈抨擊黑人、天主教徒、猶太人、社會主義者、意大利人、斯拉夫人、日本人、中國人，以及他們認為在任何方面不同于他們自己、因此敵視美國民族主義觀念的其他任何人——不管是外國人，還是本國人。
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失控和不寬容，在任何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都可以援引令人反感的例證。對我們來說，一個例證就完全足夠了。那是美國廣泛發行的一期半月刊，除了很多類似性質的其他內容之外，它包含了下面這幾段話：
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今天的理想和制度本質上源于北歐人，源于盎格魯-撒克遜人。一千年的發現者萊夫·埃里克松，1620年的朝圣者先驅，1776年的殖民地建國先賢，都是北歐人；拉丁主義、天主教、哥倫布主義都是敵對的外來入侵者。
日本人并不屬于這里，不可能影響我們的法律，絕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必須完全拒絕他們進入，并把那些已經在這里的人驅逐出去。
我們以基督的名義宣布，根據我們美國的法律，羅馬天主教徒在美國不能擔任公職，也不能行使美國公民的權利，因為他們與外國君主——羅馬教皇——結盟。
因為美國如今是惟一真正的基督教國家——它的國旗終將統治所有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王國——因為真正的美國人都渴望正義，因為美國是通過基督重臨來實現預言的地方——因為這些理由，猶太人……和羅馬天主教徒……都再也不能留在這里。美國的捍衛者們都知道，這是基督的土地，而且他通過他的人民，將把所有外族人從我們的海岸趕走[13]。
我們不妨馬上承認，這樣的宣傳在美國或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和見聞廣博的人當中沒有什么市場。但事實依然是，在當今這個時代，在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大量這樣的人：因為他們學會了閱讀，卻沒有學會思考，從而成為任何宣傳的潛在受騙者，尤其是打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名號的宣傳。從不思考的平民大眾只被告知了關于他們自己國家的美好事物，很大程度上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美好事物懵然無知，他們很可能自豪和自夸——還有不寬容——就像他們的無知一樣。影響這些不寬容、自夸和無知的人，讓他們支持那些自稱“百分之百”的愛國者所鼓吹和宣傳的極端民族主義，相對比較容易。
在每個民族國家的內部，這樣的宣傳一般而言都是自夸、不寬容的民族主義的自然結果，但它經常有一個稀奇古怪的后果：讓它自己的目標化為泡影。它并沒有把對民族生活和民族抱負中一切美好的、有成效的特征的普遍尊重灌輸給一個特定國家的所有公民，而是夸大了差異，不僅在最初的攻擊者當中，而且也在與之相對的被攻擊者當中，導致了特定的群體忠誠讓人害怕的驚人發展。例如在美國，倡導“白人的、非猶太人的、新教徒的”美國主義的群體，正在引發另外幾種美國主義——黑人美國主義，猶太人美國主義，天主教美國主義，意大利人美國主義，愛爾蘭人美國主義，等等。不斷增長的對黑人的不寬容，對于近來激發某種類似于黑人民族主義的東西貢獻甚大。越來越多的對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以及對少數民族的不寬容，有希望加強——而不是削弱——每個這樣的群體的抱團排外。美國每個這樣的群體正在變得越來越堅持認為，自己代表了最純、最好的美國主義。任何一個了解美國中小學體系的人都知道，每個宗教群體、每個種族群體和每個亞民族群體是怎樣固執地競相爭取官方承認他們作為“美國人”的與眾不同的身份。通過極端民族主義者干勁十足的煽動，美國這個大熔爐成為一口不能熔化的狂暴民族主義的沸騰大鍋的日子有可能到來。
如果民族主義繼續不受遏制、自豪而不寬容，它就注定要產生更加兇險的國內沖突。有一點已經很清楚：在每一個助長民族主義的國家，源自謙恭禮讓和通情達理的個人自由和寬容正在迅速衰落。
* * *
[1] 這兩個短語是H.G.威爾斯的，它們出現的那部作品（《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第二卷，第391頁）整體上至少在一個讀者的腦海里留下了一個令人困惑的懷疑：威爾斯先生究竟是把他的“平底雪橇”指向千禧年的目標，還是向后滑向他所害怕的穴居人及其“猩紅眼睛”（第一卷第377頁）的方向。
[2] 應當記住，這幾位先生——以他們各自不同的方式——都是理想主義者，而且，他們每個人都可能證明自己的不寬容是有道理的，讓他們自己滿意，讓他們的大多數同時代人滿意。
[3] J.A.克拉姆：《德國與英國》（Germany and England，1914），第67、147頁。
[4] 雨果·閔斯特伯格：《戰爭與美國》（The War and America，1914），第195頁。
[5] A.T.馬漢：《軍備與仲裁》（Armaments and Arbitration，1912），第9～10頁。
[6] 參見F.W.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和《反基督》（Der Antichrist）。J.A.克拉姆教授的意譯見《德國與英國》，第130頁。
[7] J.M.梅克林：《三K黨》（The Ku Klux Klan，1924），第158頁。
[8] 尤其可參看哈佛大學的羅蘭·B.狄克遜教授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見他的著作《人類種族史》（Racial History of Man，1923），第162～175頁。狄克遜教授發現，那種被通俗地稱作“猶太鼻”或“閃米特鼻”的特定形狀的鼻子，在西班牙猶太人和葡萄牙猶太人當中最為普遍，盡管只出現在他們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人身上。他的結論是：“從種族的觀點看，如果有可能把今天的北方阿拉伯人或貝都因人看作早期說閃米特語的民族（他們是最初希伯來人的組成部分）最好的現代代表，那么，今天絕大多數猶太人只是在語言上是‘閃米特人’，他們真正的祖先更大程度上不是追溯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島，而是追溯到安納托利亞和亞美尼亞的高地、高加索和中亞草原，今天依然可以在這些地區找到他們關系最近的親戚。”
[9] 即所謂“貝爾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
[10] 《紐約時報》，1924年5月17日，第2版，第2欄。
[11] 編者按：此處空十字。
[12] 《偉大種族的消失》（1921），第28頁。
[13] 《美國標準》（The American Standard），第一卷，第8號，1924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