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五日 確立《決戰非常措施要綱》。
五月十五日 美軍登陸塞班島。
八月 《學徒勤勞令》《女子挺身隊勤勞令》實施。
十月二十四日 菲律賓灣海戰大敗。
十一月二十四日 美國空軍以塞班島為基地，開始了對日本本土的空襲。
一九四一年，即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啟動了對英美的戰端。因出其不意的打擊，初期看上去似乎對戰局多少有利，但日本的實力到底扛不住現代化的大戰，況且是長期戰。霸王硬上弓式的做法，不久就露出了破綻——這就是一九四二年的中途島大敗。從那以后，戰局變得越發不利，之后簡直是一敗涂地了。本年五月，塞班島的失陷，不僅導致從南方到日本的物資運輸通道被切斷，而且使美國空軍以那里為基地，出動B——29，對日本本土大肆轟炸。在這段時間里，太平洋諸島悉數回到了美國手中，聯合國軍大兵壓境，逼近日本本土。本土遭到轟炸，使日本的社會、經濟陷于混亂。另一方面，在歐洲，從意大利投降開始，軸心國處于越來越不利的窘境。至此，東方的日本最終變得孤立無援。相反，隨著歐戰接近尾聲，英美開始把戰力向東方轉移。
內山完造五十九歲。大東亞戰局變得越發嚴峻：不單以塞班島為基地對日本本土的轟炸開始了，對小笠原群島的進攻也迫近了。我決定先讓出征的內山正雄（我的侄女婿）的妻子和孩子三人回內地，剛好一位店員也要回國，于是就讓他們跟著一起走，一行人遂于六月十九日乘船出發了。盡管是非常危險的時期，但好在平安抵達了。我是抱著做最后一次日本之行的打算，經由“滿洲”出發的。六月二十一日乘船（？），二十二日在青島登陸時，目睹了當地人在聽到最初警報時的慌張狼狽。我馬上回到了船上，船于下午四時啟航。在船上，接受了一番緊急情況下該如何應對的訓示和教育之后，于翌日（二十三日）晨抵大連，好歹算松了一口氣。問了一下去日本的船，但情況不明。綜合方方面面的信息，看來七月二日啟航比較確實，遂乘二十四日的夜行列車到了奉天，并與奉天的同行們見面，聊了聊時局，但話不投機。接著，去往長春。在當地亦與熟人、友人、同行會面，可完全對不上路數。三十日，又回到大連。說船要到二號才開，于是在此間與友人、知己和同行聊天。二號啟程，剛好與準備回東京的小原君同船。船行進得極慢，七月八日早晨，才抵達神戶。在和田岬入港時，總會聽到源自兩個造船所的“咣，咣，咣”和“咣啷啷，咣啷啷”的聲音，相當吵，可今天卻什么聲兒都聽不見。正在我納悶的當兒，船已到了棧橋。但見眼前兩三千噸級規格的船足有十艘左右，涂裝成赭色，泊在那兒，卻不見一個干活的工人，造船所已經處于歇業狀態。我似乎聽到什么東西響了一下，原來三個煤氣罐都癟了——我感到旅程終于到頭了，于是立馬上陸，奔赴岡山。在四五天的勾留中，有那么一兩次關于北九州遭轟炸的報道。電報在催我進東京，于是再次從笠岡出發。因無降雨，沿途的農地都裂著口子。車上也聽到有人在議論說，這樣的話，是沒法子插秧的。因未帶便當，途中饑餓襲來，頗難挨。車到姬路站，才買了點魷魚干，聊以充饑。從京都下車，在小倉住了一宿，翌日進東京。糧食問題越發嚴重，該來的總是要來的。
上海的書商彼此統合，擬結成一間新的圖書公司。其時，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日配）也已經進入上海。就與其關系問題，盡管日配本社的大橋常務和我談得非常圓滿，達成了諒解，可下面的人和來上海現地出差的人員，卻全無意將大橋常務的想法付諸貫徹。不僅如此，上海的零售商反而與日配對立起來。由于眾人在新圖書公司定位的問題上莫衷一是，田中營業部長遂與我同赴上海。八月十四日，我從下關出發，經由朝鮮、北京回滬，時值日本大旱災。八月九日，天降一場大雷陣雨，這回好歹算插了秧。但不用說，時機已然遲了。我們回到上海，已經是九月二日了。大家紛紛祝賀我們平安無事。我則對大家說，要是疏散的話，不拿掉國籍是不成的。但即使疏散，疏散到“滿洲”或朝鮮怕也是無濟于事，非得過了黑龍江才成。上海圖書公司與日配之間的對立終究沒能化解。這只能說，當初內山書店被要求代行管理克里·沃什發行公司和美利堅出版公司這兩間公司時，我把克里·沃什公司轉讓給日配是一個錯誤。彼時，但凡內山書店把兩個店一并管理起來，日配在上海將無可依托，應該也就不至滋生如此野心了吧——此乃我的失敗。若是受人之請托而轉讓的話，倒也還好，而我并無人請托，純出于好意轉讓，就更是錯上加錯了。
近來，從日配本社發來的物流，實在是混亂得可以。上海的銷售表面上做出一副尊重我與大橋常務約定的樣子，似乎是由上海的圖書公司和日配本社二合一地在應對，可實際上，私底下仍然是由上海日配在零售，為此甚至不惜與上海圖書公司對立。對此，我放棄交涉與協商，權且聽之任之了——因為我已決計同國家生死與共。盡管我抱著一切聽天由命的態度，但此時我所考慮的一個事情是：作為最后的活動，收購業已關張的改造社和中央公論社出版的我關于中國問題的書的版型，然后用這些版型致力于現地出版。改造社的版型先到了。接著，學藝社的版型也到了。于是，我先后出版了《上海漫語》《活中國的姿態》《上海夜話》和《上海風語》的現地版。有趣的是，日本總領事館警察部負責出版的一位巡查過來，對《上海漫語》橫加指責，還說要禁止發行什么的。漸漸地，我明白這些當差的人之所以橫挑鼻子豎挑眼，無非是想掙幾個小錢而已。但我就是不買賬，那人做出一副為難的樣子，結果刪掉兩三處之后，好歹算是得到了出版許可。可唯其如此，這本書竟轉眼間售罄了。其后，倒是平安無事，我得以出版了一批現地版的書，邊出邊售，與此同時，還在不斷寫我的漫談。雖然這些文字恐難以寄到日本去，但時而也會登上日本的報紙雜志。在上海，我的漫語文章則不斷地在所謂《大陸新報》[387]上發表。報社方面有時會受到大使館事務所（舊“興亞院”）的警告，說“內山其人政治傾向不好”，但他們還是照舊發我的文章。也有來自友人的規勸，說情況危險，提請我注意。也曾從軍官那兒聽到過好意的提醒，被告知“酒味不對呀”。而我個人則無暇顧及這些，只要有人邀請，無論是哪兒，我都會前往，談我的所見所聞，不僅未受到苛責，反而收獲了不少贊譽。如在蘇州，部隊軍官聽過我的一番話后，禁不住感嘆道：“唉，真是的，要是早聽到這樣的話該多好！”對他們來說，我的漫語不啻為一劑清涼劑，因為我對戰爭的洞見打一開始就從來沒變過——一種一根筋式的悲觀論，我甚至被別人說成是“不可思議的存在”。
來自日本的訪客絡繹不絕。是年十二月中旬，一位青年來滬，攜了老友村田正亮君的一封信。起初說住一晚，但連住了幾晚仍無去意。而且，那青年的行為舉止有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于是，某一天的晚上，我便跟他聊了會兒。可這一聊，青年竟一去不回了。后來才了解到，關于該青年頗有些傳聞，如說販賣手槍，做武器的買賣，后被抓了云云。而真正為青年操心的，是內人。在教會一年一度的慈善義賣會和圣誕節的時候，她人還好好的，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久未發作的舊恙復發。我即刻請須藤醫師來出診，起初病情稍見穩定，但很快就臥床不起了。而且，令凡俗肉身如我者無論如何也意想不到的是，僅十天后，她竟撒手西歸了。連內人自己也相信，兩三天就會痊愈。眼見她倚著暖桌，一邊讀著《圣經》一邊說：“剛說要迎接正月呢，這可倒好。真對不住，不偏不倚地，偏偏這個時候發作……”如此，送走了昭和十九年。
《上海汗語》于滬上出版。
日人喜冷水，中國人愛飲熱茶。我這樣說，并不是說日人就不喝熱茶，也不是說中國人絕對不喝生水。大抵說來，形成如此習慣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日本以青山秀水自況，清澄的河川也確實多（其實，中國的夏季與冬季不同，也不乏即使在日本也少見的清泉，譬如山東省濟南府的趵突泉、黑虎泉等。日本人常有種傾向，慣于把中國的河水一概歸之于泥水）。與之相反，中國的人口稠密地帶，則多泥水。然后，也不知是誰想出的辦法，開始用今天已經普及化了的明礬來澄清水源，以作飲用水——我曾讀過上海《水道小史》，書中如是說。
上海剛有租界，西洋人（多半是英國人）開始居住的時候，看到黃浦江的泥水，覺得這水沒法喝，于是想到用井水。但照中國人的說法，井水有毒，最上等的水反而是黃埔江水。可這泥水如何才能飲用呢？中國人說：“沒關系，只要這樣濾清一下就能喝了。但里面說不定還有寄生蟲，所以，不要喝生水，包括洗臉水、漱口水在內，當然飲用水也全部要使用沸騰過的水。”洋人問，那么水在什么地方。那中國人說：“水我來做。請買一只大壺、明礬和竹子吧。”“好吧。”于是洋人遵囑買了那幾樣。如此，從當天起，沸騰過的可飲用的水就做好了，連洗澡水都是清澄的凈水。
洋人越來越多。那個中國人索性做起了用濾清泥水法制造飲用水的買賣，并向洋人家里配送，生意大獲成功。他把數十只盛滿江水的大壺并排放在一起，然后用明礬濾清，再讓苦力向四面八方配送。受此啟發，洋人開始一窩蜂地廁身凈水加工業，規模相當了得。方式上是與那位中國人合作，采取同樣的制作方法——此乃后來的上海自來水公司的雛形。今天，已經沒人去拜訪那位中國人，給他發個什么獎了。與他的貢獻相比，日文或漢字打字機等發明完全不是一個量級——凈水制作堪稱偉大的發明。
以從滿洲崛起的努爾哈赤為太祖的清朝，在北京建都的同時，作為征服的標志，強制百姓留發辮。自清以降二百九十年來，至革命起，男子垂辮竟成了中國人的一大特色，此乃任人皆知之事。革命起，剪發令接踵而至，無論是都會還是鄉下，到處上演拍手與號啕的悲喜劇，辮子遂絕跡。事實上，日本婦人結發時用的假發和發網，正是發辮的遺留，這恐怕也是知者自知的事吧。說起來，中國的確是“地大物博”呀。剪發令頒布三十年，看起來業已絕跡了的辮子的變種，今天居然作為出口產品被寫在貿易品的黃頁上，著實讓我吃了一驚。辮子到底是中國男人的物事。就女性而言，如果說有什么東西不下于此的話，我想任何人都能立馬猜到個八九不離十——纏足。與男人的發辮共同構成中國人特色的決定性物事，非纏足莫屬，此乃眾所周知的事實。錦緞的質地上繡著美麗的刺繡、前端尖銳的小鞋，與其說“穿”在腳上，不如說“裹”在腳上更為恰當。小腳女雙手攥在一起，小心翼翼地保持著重心，搖搖晃晃地走路。至于那些腳更小的人，須靠他人攙扶才能勉強挪步，那種奇怪的步態，在我眼中，恍然如昨。面對纏足的風習，甚至勇猛如努爾哈赤者也無能為力。若追根溯源的話，雖說缺乏確切的依據，但大體上可參考五十年前，一位外國婦女所提倡的解放纏足運動（指一八九五年，由阿綺波德·立德[388]夫人創立的“天足會”）的印刷品上的一篇文字（據《采菲精華錄》卷首的復制本）：
纏腳原委圖說
考婦女纏腳之風，古所未有，起于南唐李后主，宮中行樂，有宮嬪名窅娘，纖纖善舞，后主使其以帛纏足，層層緊扎，狀似弓彎，故今名繡履為弓鞋。一時游戲，相習成風。始則宮中行之，繼之民間效之，群傳為纏足濫觴矣。然而誨淫造孽，貽累今朝，猶未醒也，惜哉！
近時在天津發行的《采菲精華錄》[389]一書，是一部關于纏足的照片與文獻的合輯。四六判[390]，三百七十頁，恐怕是網羅最全面的纏足文獻集了。現在只有上卷，雖說我對下卷的刊行也有所期待，但從上卷來看，著眼點幾乎放在了對三寸金蓮的觀賞上。試錄目錄如下：
弁言
對于采菲錄之我見
談美和金蓮
蓮影
蓮史
蓮藻
蓮詠
蓮飾
蓮范
蓮趣
蓮風
蓮術
蓮賸
有圖有文，皆由精選，香艷絕倫，國所共見。未意佳篇，尤為盡善，正在雕刊，請觀下卷。
弁言中如此寫道，盡管我不大解其意（權且照錄）：
中國婦女纏足 洵千余年來之惡俗也 始見于唐五代 踵行與宋元 至明為最盛 太祖且令浙東丐戶 男子不許讀書 女子不許纏足 直同化外矣 清初著為令甲 后即弛禁 及其未造 政府列為禁政之一 與鴉片之害同 人習知之 懲罰勸誡無不至 而卒不能革 泊歐風東漸 爭效夷俗 以圓虜光緻為時世新粧 昔日帝王之威 政令之嚴 所不能改者 未幾時盡復天足 甚矣風俗之移人也云云
從這些令人感慨無量的敘述中，可對包括目錄在內的書的內容有個大致的把握。那么，到底是否如各位方家所說的那樣呢？雖然我對這個迷宮一般的事實，兩眼一抹黑，缺乏了解，但我想，經歷過萬般事體的中國人，但凡不都是楊子[391]哲學踐行者的話，很難想象單純出于享樂，纏足文化居然能延續千年而不衰。我現在覺得，是不是應該還有一種社會性的意味。我曾經在《改造》雜志上發表過一篇短文，談過類似的問題。竊以為，正如中國男人留很長的指甲，其實是想彰顯、夸耀自己不屬于勞動階級一樣，纏足現象，即使最初系發端于唐五代，所謂窅娘[392]善舞，但其后的繁盛，也肯定有向社會夸示其不屬于勞動階級婦女的一面——要言之，是一種有閑階級的表征吧。
但是，其表征的方法——即肉體的捆扎，哪怕是偶然，也會令女性身心俱異，特別是對心理的影響。我國的中國研究權威橘樸[393]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如此寫道：
在夫妻關系被夫唱婦隨的絕對主義所規定的國情中，只要妻子的地位一變，動輒便會凌駕于夫君之上——這是為什么？在中國的上流，或者說有識社會，有所謂“懼內”的說法，意味著最大級別的侮辱，可實際上，“不懼內”的丈夫何其少。我也不清楚其理由是什么，但我承認是中國女性共通的特點——即病態的亢奮性所給予的力量。
橘樸先生何出此言呢？我認為最大原因恰恰在于纏足。橘樸先生接著闡明其原因：
如此性情緣何在女性身上特別發達呢？多半并非由于先天性因素即遺傳，而是后天的境遇使然。我以前曾說過，中國女性在家族內的地位是奴隸性的，特別是在婚后尤為顯著。其理由為：第一是遠離了父母的愛撫；第二是作為妻子，即使能得到丈夫的愛撫或敬畏，但先于作為妻子的，是首先負有作為媳婦為家族成員服務的義務；第三是在家庭中，無非是一個血統上與家族毫無關系的存在；第四是出于與生犢后的母牛被充斥勞役差不多同樣的觀念，妻子等于是被異姓家族以聘禮（賣身錢）的形式買進家里的人（實際上是一種買賣婚姻）。
竊以為，上述除了第二條，作為媳婦負有對家族成員的奉獻義務一點之外，其他幾條都是非常理性的頭腦才會有的想法，而一般的中國女性大概是不大會關心的。因為在作為人妻、作為媳婦之前，從更早時期便接受了被稱為纏足的肉體捆扎的緣故，中國女性已然流于橘樸先生話語中“病態的亢奮”，或者我所謂的神經質了。結婚以前，由于年輕所葆有的開朗及對結婚所抱有的希望，還多少有所隱諱，而一旦結婚，便開始了作為媳婦不得不為家族全體成員服務的辛勞，以及日日夜夜隨時會有的對各種家庭瑣事的照應，于是，病態會突然加劇。無論如何，橘樸先生承認“病態的亢奮”是中國女性共有的特點，對此，我是深懷敬意的。但同時，也為他沒有把纏足作為這種病態形成的原因而感到遺憾。在生活社版《中國的村落生活》中，我曾寫道：“中國少女的纏足習慣，即使是那些對于中國只有膚淺知識的人，也比較了解，幾無論述之必要。”接著，我用寥寥十二三行文字，寫了一下纏足對中國人來說如何習以為常，為何連偉大的帝王都不能抑制其發展，而針對這種無謂而殘酷的習慣的改革運動，緣何竟發端于在華的外國人，等等，做了一番蜻蜓點水的梳理。至于其他的書，如葛學溥[394]的《華南的鄉村生活》中自然沒有涉及，西德尼·D. 甘博[395]《北京的中國家族生活》中也沒有寫。我原本以為，最近翻譯出版的H. D. 蘭姆遜[396]的《中國社會病理學》中，一定會有詳盡的說明，然而卻還是沒有。我曾在自己所了解的圈子里，問過許多中國的友人、知己，至今未得到滿意的答復。一說是無用而殘酷的習慣，一說是與人的性欲沖動相結合，凈是“美”呀、“珠玉”呀什么的。但是，作為社會構成的一半要素——中國女性，肉體被捆扎逾千年的悚然事實，若說對中國社會沒有任何影響的話，到底是難以想象的。往小了說，若是說對其家族生活毫無影響的話，也是難以想象的。再往窄了說，對其個人生活當產生何種影響呢？凡此種種，皆為務須探究的人類生活史上的重大實際課題。
關于西洋婦女的緊身胸衣，聽說有各種各樣的研究，而關于中國婦女纏足的研究卻不多，特別是在日文中，堪稱稀罕。中華民國成立，纏足禁令出臺，僅三十年間，都會地區已完全不見了纏足的年輕女性，只有在老年婦女中間，隱約還能見到那種可憐的姿態。如此現象，理應成為有志于人類社會和中國社會研究的專門家們研究的對象。至少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生活的研究來說，如果不觸及這個問題的話，只能說是一種片面的研究。誠望有識者的奮起。
從“興亞院”來了一紙通知，說是要在上海的滯留日人中間成立什么思想團體，上面寫了何日、何時及發起人，“恭請出席”云云。我作為一介市井小生意人，對成立思想團體這類復雜的問題，全然不得要領，自揣也不是那塊料。有一次，“興亞院”文化部說要成立什么“中日文化協會”，并把我也算進了民間發起人中，結果我只好中途告退。這與我雖蒙“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邀請，卻未曾出席一樣，無非是知道自己不是那塊料罷了。此番亦如此，便鄭重請辭。不承想，組織者卻說“第二次會議請您務必出席”。我想，無論怎么樣，不妨先出席再說，于是就去了。主持人說：“第一次會議您沒能出席。此次關于成立興亞同盟會事宜，想聽一聽您的意見。”我當即表示：“上海已經有了總力報國會，且與興亞同盟會本著同樣的綱領在運轉，再在其上成立興亞同盟會的話，完全是疊床架屋，竊以為無甚必要。”可主持人卻說：“不，成立之事已經定了，還望您能從這方面來談一談。”“既然如此，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先告辭了。”說著，便打道回府了。接著，我又把邀請函退給了“興亞院”。這下子驚動了友人M博士，他過來說：“你可犯大事了，在‘興亞院’中出了名！”我問其究竟，他說：“你不是拒絕了‘興亞院’的邀請函嗎？殊不知，多少人為了得到那一紙邀請函，每天都去衙門里磕頭呢，膽敢拒而不受者只有你。”我說：“倒是也談不上拒而不受。只是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問題有些大，所以才辭退了。”
那之后，還有一次，“興亞院”的M事務官來電話，說：“Y君這就去你那兒，關于彩票的事，請跟他談一下吧。”這是因為上海自從落入日軍之手，變得暗淡了不少。如何能讓城市再度豁亮起來呢？我主張大力發展賽馬、彩票等娛樂業。而我的主張好像被他聽到了。于是，我在電話中答應了對方。其實，這位上海恒產會社的Y先生，我原先就認識。不一會兒人就到了，見了面就說道：“內山先生，剛剛在電話中拜托過您。是這樣，我的公司最近取得了發行彩票的特許，但對這方面的事情一向缺乏了解，還望賜教。”我于是說：“我確實在日軍占領上海那會兒，不懈地主張出售彩票（一等獎百萬元）和重開賽馬。可當時不僅沒被采納，反而遭到指責，現在好像是終于時來運轉了。不過，我自己也并非內行，到底是怎樣的計劃呢？”Y先生回答說：“據說一次發售總額為二十五萬元，一等獎為五萬元，但好像發售很困難。”我說：“Y先生，一等獎五萬元是賣不出去的。橫豎要做的話，一等獎不是百萬元的話，意思恐怕不大。”“不，實際上北京也是按一等獎五萬元在發售，而且賣得頗好，所以上海也打算從五萬元起步。”Y解釋說。我只好說：“其實我對于發售方法等問題全無要領。有個中國人，是我的朋友，對這方面的情況相當熟悉，我可以引薦給你，你們認識一下如何？”Y當即表示“務必拜托”。于是，我立馬打電話問了對方的安排，說是明天午后二時可一談。跟Y約好時間后，他就先回去了。
翌日，Y先生帶著兩位部下赴約，我也應邀同往，一起拜訪了四馬路上王先生的辦公室，王已在那里等候我們。我向他介紹：“這位是上海恒產會社的董事Y先生，這兩位是公司的職員。”王先生以流利的日語寒暄：“我是王植三，請多關照。”我接著說：“那么，請Y先生先談一談您的希望，不妨從事業計劃談起。”Y先生順勢切入問題：“我們擬發行彩票，想聽一聽您的高見。”王先生表示：“那很好呀，不妨大搞一下。貴方是何種計劃？”Y先生說：“考慮一次發行總額為二十五萬元，一等獎為五萬元。”“哦，是這樣啊，”王先生說道，“如果是二十五萬元上下的話，大可不必發售。這是隨便哪個人都能買得起的額度，但若買的話，必虧無疑，所以沒人會認購。如此小規模的計劃，在上海是不靈的。要想在上海搞，一等獎要是沒有一兩百萬的話，沒人會買。您看能不能調整一下計劃？”一聽這話，Y先生竟啞口無言。如此，見面結束，我等一行人打道回府。彩票發售的事，也從此沒了信。不過，在Y先生的彩票發行計劃出臺之前，我倒是聽了一些有趣的事，也吃驚不小：某“興亞院”的囑托[397]從M事務官那兒聽說彩票發行的計劃，便插嘴道：“這個事兒，在上海全部是青幫的頭目在掌控，不經過他們的話，休想售出一張。幸好我倒是跟那個頭目有點交情，可以運作一下，讓他首肯。”M事務官當即請托他出面周旋。這位囑托先是在華懋飯店辟一室辦公，過了三四個月，卻毫無進展。其間，M事務官屢屢請求引見青幫頭目，但都被囑托顧左右而言他，始終無法推進。月復一月，支付不菲的辦公費、招待費等諸項事務經費，事情卻全無進展，M事務官終于失去了耐心，決定中止運作。可如此一來，某囑托竟然要求起違約金來。M事務官一怒之下，割袍斷義，改授特許給上海恒產會社——這就是此事的來龍去脈。
原來如此。一紙邀請函，即使百般踐踏，也不至有太大的損失。而成為“囑托”的人中，盡管并非全部，但畢竟也有這號人存在。如此看來，我當初辭退囑托確是理應得到認可的一樁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