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事無可考。惟《史記》于《屈原傳》末特綴數語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據此，宋玉之生，后于屈原，且似有官守言責者。史公語焉不詳，蓋其時已不可考矣。班氏《藝文志》謂其楚人，與唐勒并時，在屈原后，即據《史記》為說。顧俱未確指為何時人。又按王逸《九辯序》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憫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宋玉師事屈原，他書無見，叔師所言，恐未可信。《序》又言楚大夫，亦不知其何據。疑止就《史》、《漢》、《楚辭》諸書而臆度言之耳。至《韓詩外傳》及《新序·雜事》篇均載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事，（《外傳》上言見楚相，而下文忽稱事王，當是駁文，宜從《新序》。）《新序》又有宋玉對威王問，（《文選》威王作襄王。）而《北堂書鈔》三十三引《宋玉集序》又言其事楚懷王。記載紛歧，莫衷一是。惟以《史記》所言準之，似作襄王時人為是，其或言威王，或言懷王，皆非也。今觀《九辯》有云：“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云：“愿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云中。”是宋玉曾登仕籍，似無疑義。其他諸書所稱，多后人附會之辭，未可據也。
《藝文志》載宋玉賦十六篇，《隋志》有《宋玉集》三卷。今流傳者，《楚辭》有《九辯》、《招魂》二篇，《文選》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古文苑》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六篇，合計之，共得十二篇，尚不足《班志》之數。而《招魂》一篇本屈原所作；（已見前章。）《舞賦》一篇直從傅毅《舞賦序》雜鈔而成；《文選》及《古文苑》所載諸篇又均出于依托。凡此大抵以楚襄王、唐勒、景差之言與事妝點成文，千篇一律，可疑滋甚。且宋玉以楚人仕楚，自言其國之君，何須冠以楚稱耶？其為后人偽托無疑矣。況此種賦體，漢初尚未完成，戰國時安得有之？故《高唐》、《神女》雖為詞林所樂道，而西漢文人則鮮有及之者，其出世之晚可知。若是，則宋玉之文，今只存《九辯》一篇而已。（焦竑《筆乘》以《九辯》為屈子作者殊非，孫志祖《讀書脞錄》已辯之。若《文選補遺》又載宋玉《微詠賦》，則因宋王微詠賦而誤，胡應麟、楊慎已譏其失，而陳耀文、周嬰乃先后為之強辯。其彼此詰駁之言，詳見《詩藪》、《正楊》、《卮林》等書，又參閱《戲瑕》。）
王逸曰：“辯者，變也；謂陳道法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此曲說耳。考《九辯》為古樂之名，一見于《離騷》，再見于《天問》，又見于《山海經》，（叔師以為禹樂，郭璞就《經》文解之，以為天帝樂。）非宋玉之所創也。辯變之云，豈其本旨哉？且如其言，《九歌》又作何解耶？故王夫之更之曰：“辯，猶遍也；一闋謂之一遍。蓋亦效夏啟《九辯》之名，紹古體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詞激宕淋漓，異于風雅，蓋楚聲也。”（《楚辭通釋》）《九辯》之為九遍，其義確否不可知，而謂宋玉借古樂為題，以抒其悲感，則其說甚當也。又此篇本無分題，與《九歌》、《九章》不同。注家或分為十章，或分為九章，皆各以章為之。然有不可泥者，則以九為實數是也。（按此須以詞意及韻調之起訖為準。如于此無害，則章數之分合亦自可以不拘。）至篇中之文多襲取屈子之語，如云：“聊逍遙以相羊。”又云：“載云旗之委蛇。”此《離騷》之文也。又云：“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又云：“憎慍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此《哀郢》之文也。至如“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圜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及“寧戚謳于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等句，皆用《離騷》成語而略易其詞。故王逸指為哀師，注家咸釋為代屈為辭也。然觀末章“愿賜不肖之軀而別離”云云，其事則與屈子絕異：蓋屈子乃遭讒見放，而宋玉殆事君不得而自請去職者耳。然則《九辯》之為宋玉自悲身世，而非為哀屈而作也審矣。大抵玉之遭遇略同于原，而又原之后輩，習見其文，故其寫坎軻抑塞之懷，多取《離騷》、《九章》之語，亦自然之理也。與漢人之悼屈而多剿襲其辭者異矣。
《九辯》為《楚辭》中之上乘，形式開拓，描寫入神，音節尤凄婉動人；后有擬作，蔑以加焉。錄其首章，以覘一斑：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覊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癰癰而南游兮，鹍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宋玉悲秋，久為藝林所艷稱。杜甫詩云：“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又云：“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又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并因《九辯》首二語而言之耳。今觀其辭，參差錯落，伸縮自如，已變屈子文法，絕不墨守成規，襲其面貌。而御以峻急之氣，醒快生動，幾令人忘其為騷體之文也。是蓋《楚辭》之演變而漸近于漢賦者。李商隱詩云：“何事荊州百萬家，惟教宋玉擅才華？”不虛美矣。屈宋并稱，夫豈偶然？
屈原之后，與宋玉并時者，有唐勒、景差。《藝文志》載唐勒賦四篇，今并不傳；然《楚辭》中無唐勒賦，是中壘已未之見，不知班氏何由著錄。至景差之賦不見于《班志》，則西漢時亦已亡之矣。晚出《小言賦》稱楚襄王既登陽云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等并造《大言賦》，蓋不可信也，惟《楚辭·大招》一篇，王逸引或說以為景差所作，又云疑不能明。而朱子獨謂“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以深靖閑退，不為詞人墨客浮夸艷逸之態；然后乃知此篇決為差作無疑”（見《楚辭集注》。）晦翁此言，未免武斷。無論大、小《言賦》為后人偽托，不足據。即或不然，又安見景差之語與《大招》之辭相應耶？況《漢志》缺而不載，叔師致其疑詞，渺茫無征，遽加臆斷，真捕風系景之談也。
以今考之，作《大招》者非景差，亦非屈原，蓋秦漢間人模擬《招魂》之作，不必實有其所招之人也。（注家多謂《大招》為屈子所作。孫志祖《讀書脞錄》且謂史公所云《招魂》，即《大招》也。蓋此篇本名《招魂》，后人以宋玉又有《招魂》之作，故以此為《大招》。而宋玉所作，又名《小招魂》，見張載《魏都賦注》。此則后人誤信叔師之言，反取以為證，顛倒本末，絕非事實矣。要其故在不識《大招》之為擬作耳。）按《招魂》歷敘服物飲食歌舞之盛，有云：“秦篝齊縷，鄭綿終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吳歈蔡謳，秦大呂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而《大招》仿之云：“鮮甘雞，和楚酪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吳醴白蘗，和楚瀝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觀《招魂》所舉七國，楚獨闕如；而《大招》則七國之中，言楚者三。此又何也？是有故焉。蓋《招魂》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楚人也；故其列舉四方嘉肴異味，清歌妙舞，而不及于本國者，宜也。若《大招》則非楚人所作，乃出于后人之所擬；其視楚也，亦猶屈子之視秦晉鄭衛也；故一則曰和楚酪，再則曰和楚瀝，三則曰楚《勞商》，直視楚趙秦吳等國為一體而外之者，亦宜也。使果作于屈原或景差，或其他戰國時楚人，其敘述必不如此。
又按《大招》有云：“青色直眉，美目媔只。”考《禮記·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康成注曰：“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禮記》漢儒所述，故謂黑為青。今《大招》亦以黑眉為青眉，若果戰國時人所作，胡為作秦以后語耶？成知其必秦漢間辭人所為也。觀其篇首無敘，篇末無“亂”，止效《招魂》中間一段；文辭既遠弗逮，而摹擬之跡甚顯。其為晚出殆無疑焉。
《楚辭》又有《卜居》、《漁父》二篇，自來咸指為屈子作。王逸之序《卜居》云：“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順君非而蒙富貴，己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又序《漁父》云：“屈原放逐在江湖之間，憂愁吟嘆，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叔師所言，即據二篇之文而衍說之，他無所考也。然其以《漁父》一篇為后人所記，與其序《天問》謂出楚人論述之意相同，斯則極為有見。按《史記·屈原傳》于頃襄王怒遷屈子之后，即接敘屈原至于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云云，是史公之于漁父也，固取為屈子之軼事而載之，而不目為屈子之文章明矣。叔師謂楚人敘其辭以相傳者，其亦見及此乎？今考《卜居》之名，本于《離騷》，（《離騷》云：“索藑芳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又云：“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此蓋《卜居》所本。）《漁父》之名，同乎《莊子》，皆后世賦家托于屈子之事而為之者也。姑以文體論之：凡屈原諸賦，惟《天問》一篇與《詩經》相似，余則俱為騷體，其句法之長短，韻腳之形式，及助詞之位置，大抵皆有一定，方諸《詩經》則稍縱，比之漢賦卻仍拘。蓋《詩騷》漢賦，體制各殊，其演變之序極自然而合乎規律：《詩》主四言，《騷》加“兮”字，而稍稍擴張之，漢賦則全以散體行之也。（其騷體則摹古之作，不在此限。）《卜居》、《漁父》二篇，句法參差，韻式靡定，變騷賦為散文，實與漢賦相接，蓋文藝之一大進步也。崔述論之曰：“周庾信為《枯樹賦》，稱殷仲文為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聞而嘆曰……’云云，仲文為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則是作賦者托古人以暢其言，固不計其年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托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詞人之常事。（按顧炎武《日知錄》已發此旨。）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為屈原宋玉之所作耳。”（見《考信錄·考古續說》。）東璧此論，真達識也。（按《漁父》一篇引“新沐者必彈冠”數語，亦見《荀子·不茍》篇及《韓詩外傳》一，并出屈原后。王伯厚嘗以為疑。而徐師曾《文體明辨》引祝堯說，謂《卜居》乃從荀卿諸賦“者邪”“者與”等句法變化而來。果爾，則作《漁父》者或亦襲用荀子之文，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