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 范罕撰
或問予曰：古人之詩傳至今日者，大底屬高貴者居多；若平民之作，即工而獲傳，亦必附于貴人之后。所以今日新學家，謂國詩均屬貴族產物，而一般濫跡風雅者，又往往借此為攀援利器，以實其言。由此觀之，詩之為值益可見矣。豈古時民間制作傳者少乎？抑高貴大人之詩果無足道歟？先生尊詩而重國體，對此宜作何解？予曰：否。詩乃平等法，決由民間創造，不以地位高下論也。顧亦不限富貴者流，不過地位高工詩者少而易傳耳；然必真工者始傳之遠。若孤貧之士，能詩者自較貴之為多；然取之不多，用之不宏，真好者亦不數見。若有鴻篇杰構，亦斷不俟貴人而傳，而貴人往往爭傳之。此種原因，實因我國歷朝皆右文之世，文字優美者，無不見貴于朝。儻非廢棄中途，亦無不見貴于俗。今之新文人得其形似，遂誤視為貴族文字，豈不知歐洲十九世前，無論何國，均以文學為唯一生命，往往一編甫出，價奪公卿。而科學之興，亦基于此。此雖由在位者提倡之力，實亦舉國民氣所鍾。蓋上無倡者，下無由興；民無作者，則上亦無由倡。要之文藝一道，真賞不虛，直接國民之精神，斷非權勢所得參與。作者未必即欲其傳，傳者亦不自知其所以傳。蓋亦作者自作，傳者自傳之而巳矣。
或曰：近人如胡適之諸君，提倡新體解放，已將前人五七言古律諸體一概置諸不論；而先生仍作五七言，將弁髦其學說耶？抑別有他說以自伸奧衍乎？曰：皆非也。胡之新詩，非胡自創之。當今歐美學者均倡自由詩，解放前人一切束縛。而胡歸國后適逢國變，將順潮流，故亦力倡新說。就詩之本源論，胡君之說是也。詩之本質尚離文字，何況區區五七言。有新體解放之說，學者始知作詩之本能。否則浩如煙海之陳篇爛語，堆砌滿紙，以此云詩，詩亡不更速乎！胡君雖主張新體，乃借新體作后來真正國詩之發軔耳，非謂五七言不成詩體也。就胡君之意釋之，既可任意發揮情趣，又必專專學步于過去之五七言者，其事倍難，而成功尤不可期，不若一例解放為佳。故其同人中，亦有詆斥白話詩而勸學生攻習舊詩以養才識者，固不盡如胡說。否則陳腐雖去，而亂談瞽說，又遍塞士林矣。總之作詩不拘何體，皆能見諦，但不可無體，新詩亦詩體也。吾之所以仍作五七言者，殆欲于難中就易。倘令我改作新體者，正是易中求難矣。所謂難中求易者，吾得古人之消息較多于青年，詩體不能加予以束縛。不于易中求難者，予于新詩之體裁構造形式上多費一番工夫，即于吾詩之本能上多一妨礙也。以詩之實質論，予與胡君之志本無不同，但胡狡獪而我誠實耳。
詩之聲出于辭，辭發于意，意根于心，故詩者心聲也。若詞家則依譜填辭，辭出于聲，意會于辭，而心聲不可見。然聲之長短高下宏纖曲折，亦自能隨作者心意而曲肖之。善此者亦可到至處，但究竟為聲所縛，拘滯形式，方之詩歌，終有一鴻溝不能越過。非關工力，實因擬像多耳。若作者不依舊譜，任意構造，即與詩之長短句無異。顧長短句要有真氣盤互，詞則不須，結果必成為非詞非詩之怪品。儻再不限韻，又不成聲，即等于劇本上說白之詞，所謂國詩恐不若斯之簡易也。須知詞之成立，本由長短句而來。天然妙好之辭，所謂詩人偶然得之者，后人就聲勢立為不變之譜。然長短句排列之格式，至無窮也，則譜亦無窮也。假令作詩者臨時造譜，其事固難，而實無當于作詩之旨趣。與其費無用之探索，終不成為詩，又不成為詞，莫如嚴格區分之無譜者詩，有譜者詞，猶為當也。詩之有四五七言，元音之節奏也，非譜也。三言促，九言長，四言莊重而不靈，宜于古樂分章奏之；八言即兩句四言，尤重滯，六言亦然。然則最適于作詩之用者，孰有善于五七言乎。五言比四言只多一字，雖仍莊重而靈便多矣。七言比六言多一字，比八言少一字，辭氣已能暢達。故五七言者聲數也，非字數也；節奏也，非律縛也。單音文字之國語固有如斯之結晶體，可以寄詩聲，可適詩人絮意修辭之用，不必與自由詩較量短長，亦不必與詞家強分優劣矣。
五七言格（謂古體）在國詩上占有優勝卓越之地位，不僅歷史上之關系，實由語言文字之性質使然，前已略論之矣。今之學者所最不滿意而以為束縛思想者，要不在五七言之句格，而在句句用五言或七言也。此亦未嘗無理由，蓋句句同樣，似無作者自由之馀地，而實大謬也。詩未有無形式者，英國詩形式甚多，我國詞曲亦然。作詩者既不能離形式，而又生造一形式，則莫如仍以五七言為標準。束縛僅此一項，固所以限制詩人之流情，而又能促成詩之整個精神、整個韻味。無斯二者，終不成詩也。而此兩種格式，亦剛到好處，不放亦不拘，作者可以運轉詞華，回翔情志，此惟我國語中饒此性質，英美詩殆不如也。長短句則七言之變體，仍屬七言部分，古人亦多為之。要無妨于詩之整個精神與韻味可矣，非獨立體裁也。「英雄欺人」一語，阮亭之言，至今猶可味也。
近人說詩常以主觀客觀對待立論，未嘗不明晰，但亦就詩之品類加以界說耳。實則詩之真際，厥在主觀。我國自漢魏以來早經發達，西人才萌蘗耳。客觀詩重要者為樂府，后世詩人亦往往因襲舊制，創立新調，顧精采已不及古詩之多。史詩除所謂《焦仲卿》、《木蘭詩》外，更是絕無僅有。至于劇詩雖多佳制，而去古愈遠，淫哇雜進，固不得與真詩并列。蓋所謂主觀詩者，必能表示詩人個體，而詩之價值亦因其人。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者，已將詩之一藝借重于作詩之人。必如是而后詩道始尊，詩學乃可得而論。魏晉后著名詩家，大都出于學者，其人其學足法，不僅其藝足稱也。故有因藝而其人傳，亦因人而其藝乃傳。我國詩教之轉移如是，否則玩物喪志，亦學者所深戒矣。就實際言，所謂詩者，獨有主觀，此外皆其支流馀裔也。當清末時，士夫已有醉心歐制者。黃公度作樂府新曲，學者都傳誦之，格調雄偉，頗類軍歌。后繼者乃無聞焉。此亦屬客觀詩，而偉麗實非前人所有，亦時世造之。然猶不適于學者研究諷誦之用，況其他乎！今之學者專就形式立論，鮮有潛心于古大家之制作洗滌心神發揚志氣者。動必以西人為法，而于單音文字之體勢，詩教之源，一慨漠然置之，殊可怪也。
歐洲十九世紀以來，學術思想迥異古昔。我國承其波，馴至今日，尤為奇幻。學者拘于一曲，不見大方，鮮不嗒然若喪者。顧歷世千年以上之國語尚在，十七朝之詩統猶存，此種文藝，固已卓絕人寰矣，況其間偉人哲士，學業勛名，炳炳麟麟，昭然史乘。詩之一藝，實能引發國故，鼓舞民風，亦今日我國學者應有之思想也。但又不徒矜持一國之文明，拘拘步武前人，依傍門戶。先當置身于世界之廣場，放大眼光，拋棄從來詩人惡習，然后探元索隱，擇術立言，性情之馀，兼通利濟，則藝之為用，亦何嘗不宏。如必效兒女呻吟，方成絕唱，或則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抑又過矣。
自唐宋以至清末，詩人之集多如牛毛，詩人亦等于瓦礫。新學家既難其格而畏之，復驚其多而賤之。無怪也。顧印版之作雖多，而真詩仍是代不數人，人不數篇也。詩教未嘗一日熄，時近則作者之名未滅，流通之籍尚存，多無足異也。但詩之本身，自有萬劫不磨之高境，始終一貫之真傳，初不因爛紙陳篇，稍貶其價值。佳篇偶爾一見，正賴有此萬紙之流傳，作者如林，乃克造成絕群之偉制。宗支蔓衍，應時遷變，神奇化為腐臭，腐臭復化為神奇，詩之進步，殆如此也。此豈淺見好奇之士所能共語者哉！不俟其徐化，而假手于急就之章，無異絕其根株，而望萌蘗也，焉能絕之哉！
詩在我國學術上是進化者，后勝于前，毫無疑義。前人每教人學古，又教人超俗者，亦未嘗誤。學古乃多識前言以畜德，非謂今人必不及古人也。詩本是超俗之物，學古人正在此處。至于詩之進步，是專就取材言。其經過之時代斑斑可考。周人以詩為教，詩與諸經并行；至漢始有詩學，而五七言亦同時繼經學而大興，顧所謂詩人者枚、傅、蘇、李外，尚屬寥寥；建安以后，詩人始盛，詩派益多，然無所謂詩家也；至唐宋乃有大家，專家之詩動至千百篇，汪洋恣肆，包眾有而各自成派。此國詩進步之大概也。顧詩之為物，依世法而立，與禪家相似。周詩時代，同時有大家庭禮教制度，而詩亦成為禮教時代之詩。秦漢時，諸子百家大騁辭說，詩亦變而為楚詞。漢人辭賦宗之，乃于詩外別成一系，而同時詩亦帶楚聲。厥后莊老學說盛行，浸至魏晉，清談遂為詩人之乾，至此詩界新辟一涂徑矣。嗣后陶公以田舍一派，卓絕后先。所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者，陶公實開其端。而同時佛學已大昌于我國，一得之士，終不能出其范圍。故六朝以來之詩人，又開一新涂徑矣。當佛老時代，文學界之詞賦仍行，分流為駢體，華辭雋旨，俱足以粉飾詩界，詩至此可謂取精用宏矣。唐以后文一變而為八家，儒釋道三教并行，詩派之多，前古未有。至宋儒以性理代佛老，影響于詩者益大，自是重主觀，言意境，詞曲亦于斯時寢盛，割詩人一席，如漢賦然。自是詩聲之趨勢，大變前人，聲病之后，繼之以放，而元陸諸家并興矣。降至明清，詩人均不出唐宋二代范圍中。清末西教東漸，科學勃興，詩之地盤，自當有一番變化，無足異者。要之詩依世法而立，曰詩教也，詩學也，詩家也，莊老也，性理也，辭賦也，駢文也，詞也，散文也，皆詩材也。茲后科學之入詩，亦理所當有，英國沙雷早開其端。但我輩須知詩之為物，自有其特性，決非以上各類之所能拘束。獨來獨往，今古一聲。縱復萬國不同之語言，萬世不知誰何之物質，此物依然潛在，且愈進而愈精，可斷言也。
舊詩人所謂詩之分類、詩之作法、詩之功用，均就其一身之經歷或一時之風氣為言。說雖多方，但適怡悅，要不可據為典要。若新學家所云詩之起原、詩之定義、詩之原則等名詞，亦不過集古人成語，借科學方法分析，次第之而已。學說愈多，去詩愈遠。至于教人作詩之法，亦自不可少。我國只有根本學術，無良善教本，不獨詩為然，而詩尤甚。無已，只得采取歐美學說，加以我國已往陳績而條理整頓之，庶幾便于初學。惟不可將此等書作為詩之命脈，蓋詩之真諦在國語，而價值則在其他學術。故山歌野語，不得據詩人之席；徒事藻績，亦不得進詩人之堂。故凡關于詩之品評、論說及其事跡，不過學術之一端，初學者不妨涉獵證明，工夫所至，視為詩典可也。
校生某，學作詩而苦無善本資探討。予告之曰：書本之用有限，近人著有《詩經學》，古詩之源流略具矣。《詩學大綱》是新書，而引證舊說最富，可供流覽。《詩學指南》雖為初學說，而取材精當，要是善本。美國人所著《詩之研究》，近有譯本，關于詩之理想亦新穎可觀。惟此等諸書，均屬智識問題，非詩之本身問題。若欲作詩，則此等書都無用。作詩第一義要從修養起，次則多讀前人佳作，工夫先做，作詩時無工夫可言也。有固定書，有流通書；有經常書，有應用書。今人所著書，大抵流通應用之物，書商也；其文字，書工也。根本固定之書，為古今所不可少者，書中之農也。唯詩亦然，要自能生產，自生之，自鬻之。工雖不良，行雖不遠，無傷也，本源立矣。
詩有別才，非開學識，前人既言之矣。然非有學有識者為之，詩雖佳，可興觀者少矣。此學者之詩與詩人之詩之所以分也。但與其分而二之，不如合而一之。曰詩必出于學者而后工，如是則詩有學處矣。雖然，所謂學詩，依然其跡精到處仍無可學，亦無可教。譬如馳馬射矢然，發矢者人，所中者鵠，而馬行勿顧也。弓也，矢也，皆學也；鵠也，馬也，皆識也；馳馬者應之以心，瞄之以目，縱之以手，皆才也。馬疾行而人中鵠，乃詩也。弓、矢可習，鵠、馬可擇，而一時之心手目不可得而言傳也。馬調矣，弓矢良矣，并得之于心，得之于手與目矣，中否尚不可知。而馬行之疾徐，發矢之遲速，均在射者一瞬之心目中，自覺之。力到而不中者又往往矣。當此飛騰瞬息之中，萬緣畢集而偶一中，射者樂矣；而屢屢中，觀者驚矣。于是學矢者來矣。所學唯何？弓也，矢也，鵠也，馬也，學識備矣；心也，目也，手也，才全矣。而此一瞬間之獨覺，亦終于不可傳而已矣。吾故曰：有學處非學中。孟子之言曰：其至，爾力也：學力也，識力也，才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詩自中之也。
詩出乎「空」、「有」兩界。有情識，非空也；無窒礙，非有也。情以經之，聲以緯之，文以出之，作詩之能事畢矣。詩不可說理，故哲學非詩；不可解剖分析，故科學非詩。質言之，既不到形上之道，亦不麗形下之器。可以悅目而非繪畫，可以悅耳而非音樂，可以思考而不落言銓，一切形器不足喻也。可以默會而不由了解，可以警惕而非關遏抑，可以諷勸而無俟多辯，道力不足論也。無用之用，亦偉矣哉。
西人亦以音樂繪畫喻詩之美感。音樂之美屬耳覺，繪畫之美屬目覺，詩之美不僅屬耳目，兼屬心意，固也。予謂樂以時間著，畫以空間著，詩則兼而有之。詩之時間，節奏也；空間，影像也。而真詩之節奏及影像，均不屬物體，而屬于作詩之人。詩之影像，即作者之靈魂，其節奏亦即其人之音響。（學者多以五七言古詩為無聲律，獨律詩有之，不知沈約之發明四聲，凡詩皆然，律體特其模形耳。）西儒之說，尚近科學，予則竟以詩人說詩矣。
昔人云：詩者志也，持也。（劉熙《釋名》）此音訓也，即子夏「在心謂志」之謂。「志」必賴于持，故又可訓為「持」。予為補訓之曰：「詩，事也，誓也。」詩必有為而作，無事不必有詩，故曰「事」也；詩中之言即其人之言，根于心，發于情，成于聲，不啻其人之自誓，故曰「誓」也。世間之誓在信他，詩人之誓在信已，信而有誓，非持志而何？
或曰：詩之為用，可得聞歟？曰：詩無用。曰無用胡必作？曰：宇宙間固有無用而不得不作者。落日照大旗，東風吹野草，作也，用何有焉？雨中果落，鐙下蟲鳴，誰作之而誰用之？天之遠也，作蒼蒼然；星之高也，白晶晶然，不知其用何在也。如有作之者，用即是作者之用，他何用焉。且詩不可作，而詩人自有詩，不得以無用而咎作者。向來詩界有一種惡習，不但下品詩人假詩為干進之階，且學詩者及評論家亦往往為藉此標榜之具。故真能作詩及真能讀詩者，亦不多見。其胸中橫梗一名心、榮譽心，甚至利祿卑污心，如何能作得好詩？又如何能識得好詩？其原因在不知詩之為物，本不是世間物，是比世間高一等之物。但亦不是出世間物，是在世間背后之物，西人所謂背景是也。要言之，是無世間地位者。不明乎此，而但以世間美好之物當之，則種種名利之見，隨之生矣。顧此物亦非絕無名利者，名利自名利，作者更無容心，識者亦絕不重視。世間學術上原有此美，隨境地而轉移，治世有太平雍和之美，亂世有偉大高華之美。富貴之美，寒儉之美，勞苦之美，閑適之美，凄惻之美，沈雄之美，審美者均能一一描出。然無論若何種性，美之分量不殊。既無高下，何分軒輊？不明乎此，則見有優絀、利鈍、升沈、得失、哀樂之不同，而行藏、趨就、進退、取舍種種濫說，紛然起矣，說詩、學詩者不能免此因也。最可惜者，作詩者或亦不能澹然忘之。何耶？詩本是退一步說話，惟退至若何程度始說，則各因其時，而決非熱烈營生計者所得藉口于風雅，而別有希冀可言也。作詩者但不犯詩人本位，文字并無限制。諷人對物，意所欲言，則言之可也，窮通利害，何足動其毫末哉！詩在環境上是退后一步說話，在學業上是離開一步說話。研究學問時，無詩可做也。非無詩也，無好詩也。今之學者以科學為職志，科學雖是萬能，然未必能入詩。而真正精于科學者，亦必可轉而為詩人，其詩亦必奇工，可斷言者，所謂離開一步說話耳。如精于名數之學者，當其分別名實，考驗原代之時，其符號圈點之中，詩無一字可為立足之地。同一玄學也，彼之玄在刻意，而詩之玄在抒情，心理絕殊，詩不寓焉。但一旦脫離習縛，看花走馬，吟興忽生，則前此精刻過人之腦想，必盡量輸入于五七字中，而成為細組，其美亦必逾恒美，誰謂名數枯稿之學去詩遠耶！又如精于形氣物理等學者，當其試驗聲光之速率，水火之原行，詩不能占其時間之一剎那，空間之一隙罅。蓋物理之分量有定限，詩之分量無定限，手法不同，詩亦無與焉。茍使篤好此諸科之學者，暫置嚴密之心思，陶寫片時之愉適，則前此之物情糾繞，試術變化，又必一一窮形盡相，輸之于此五七字中，而呈一種灼麗煌之怪物，然則物理學家，一變而為詩人，可也。故在科學界談詩，即不當以詩為本位，而仍以科學為本位，于是有美術家之詩，政治家之詩，教育家之詩，哲學家詩，物理學家詩，名數學家詩。以此推之，顧論詩之價格，仍在諸科之上，而決非科學所能擬議者也。
人未有肯盡棄世好而為詩者。既不能離世獨立，故詩之美，亦必有所制限，否則當有奇情怪美、絕世驚人之偉作出現于世。大抵求智識必須入世，求真美反在旁觀。如光之射物，響之應聲，反映之聲光，必較本體為尤美。詩亦如是，旁觀則知之至，言之真，取之近而譬之遠。語猶人語也，而平俗之說弗能至也；聲猶人聲也，而咿擾之響弗能效也。有韻節使人步趨焉，而非韻節；有文字使人摹擬焉，而非文字。同此意理，而過而不存；同此律法，而入而復出。激為音浪，雷霆不能驅之使平；發為光明，星日與之同其照耀。分而剖之，則電子非其原質；縱而放之，則以太即其徑途。甚有情也，而非個情之主客；維世教也，而無獨斷之爭持。世主利其柔嘉，劫佛收為弟子。世果有其人乎？吾尸祝之矣。
詩雖不論語體或文體，然雅俗宜辨。善詩者雅亦可，俗亦可，不善詩者反此。何謂雅？曰正也。擇語精明，而無詞浮于意之病，謂之雅語。何謂俗？曰不經意之話言，或無意而藻飾及貌為奧衍者，均得謂之俗。唯善使用之，則俗亦雅，雅不外俗。不善使用之，則雅亦俗，而俗更俗。故雅要大雅非小雅，俗要通俗非土俗。何謂大雅、小雅？曰：意雅是大雅，詞雅是小雅。何謂通俗、土俗？曰：諧則通矣，僻則土矣。淺言之，一鄉一邑之語，斷不可入詩，詩不獨為一鄉一邑人誦也。若古之方言見諸載籍者，則不妨入詩，蓋同一俗語，而流傳較久，一般人仍用之者，可謂通矣。例如「生怕」、「生受」等字，唐以后詩人屢用之，雖俗而無人不曉，故曰通俗。何謂大雅、小雅？曰：大雅如陸游《登民山樓詩》云：「姓名未死終磊磊，要與此江注東海」，雖狂而不失為大雅。劉迎詩有云：「妾身有愿化春草，伴君長亭更短亭」，詞采雖佳，終落小雅矣。
無論何種著述，凡成一家之言者，必多古今共由之普通文句。作者以信今傳后立言，無事矯揉造作，而其獨見獨到之處，即在此等普通文句之中。惟詩亦然，凡古人之作，必須潛心玩索，不可因其陳熟而忽視之。
可以政治言詩乎？曰：否。作詩說到政治，但寓遠心旨，假一事而若美若刺，俱無不可。如以政治智識眼光入詩，則反累詩矣。曰：何也？曰：政治無善者，無善可言，則詩不托諷。曰：古人亦多有以詩諫者，曷為不可？曰：古人之行政也以教，政教未分離也。今世之行政也以政，則教義離矣。教必有一貫之正義為之終始，詩志寓之以盡其善善惡惡之義趣。政出于政，則皆一時之策略，本無善足稱。且大利所寄，機智憑生，此起彼落，無用施其褒貶。歐美哲學家有言，無論何國，均無良政治。所謂良者，彼善于此而巳。既無是非足生詩人之觀感，亦更無成敗可資詠嘆之詩材。假令作詩者，以純善之道妙策進當時，何異向釜魚而說大海！若黨同伐異，又非詩人所宜然，故詩不與政治通也。曰：然則政治遂無可言乎？曰：亦非也。政治之最上一步，亦即教之最高一步，但教義可以盡言，政不可以速成。渾沌窮奇，千回萬轉，尚不知操之者何氏，效之在何年，不言可也。詩屬于教，不屬于政也。曰：然則先生自作之《商戰》、《覆車引》等詩，不關于政治耶？曰：否。《商戰》乃惡奢崇儉，《覆車引》悼亂哀時，仍屬教化問題，非政治也。曰：先生所謂「教」者，何教也？曰：詩教也。我國非無教者，詩其一耳。
以佛說詩可乎？曰：否，佛非詩。杜甫句云：「問法詩皆妄。」知其妄，而以妄為游戲，可耳。學佛者，不敢以佛為詩也；未學佛者，不說佛也。以儒言詩可乎？曰：亦不可。儒在行，不在詩。韓愈云：「馀事作詩人。」詩是馀事，非儒者所必為，顧儒優為之。然則以詩言詩可乎？曰：亦非也。陸游云：「所學在詩外。」予前既言之矣，詩依世法而立，無自體之存在，何多說為！然則四五七言非詩歟？曰：四五七言乃文字之堆積，聲音之符號，可用為載詩之器，而非即詩。詩終不可言說乎？曰：然。詩不可言說，與禪家同；而可歌可泣，則與禪家異。可泣則近佛矣，可歌與儒為近。曰：歌泣何事？曰：宜問歌者、泣者。詩亦不定可歌可泣，而知其音者能為之歌，且能為之泣。曰：如是則以聲音說詩可矣。曰：音可誦而得，可聞而覺，說之未盡也。然知其為聲音之學，則思過半矣。曰：詩有色乎？曰：然。文字為色。有味乎？曰：然。意趣成味。色外而味內，而聲為主。然三者雖詩所必要，而實非詩之蘊。西人之言詩也，曰：詩之要素有三：活力也，熱情也，音韻也。斯言當矣。無情不得謂之詩，情之發于外者為聲，音韻是矣。情因連續發動而成為氣，氣即活力矣。我國文學家謂之氣勢，（詩文均所必要。）謂之情韻，亦當。遜于西人者，歉明顯之界說耳。詩要成于活力，故死字、死句、無生氣者非詩。詩要有熱情，故槁寂冷淡者不盡詩量。熱情是活力之本體，音韻是活情鼓蕩之波文。情之活力，可以王阮亭之「神」字當之。力變為氣，氣之充溢者為神，其實一物而已。王但言「神韻」，而不提出情字。二者皆自情發，不言可喻。故詩之真蘊，可以中西兩家之言概之矣。但予尚謂詩之一物，終有其不可說者在，即詩能肖其人是也。一詩人之作，無論若何變更其活力，伸縮其熱情，抑揚其音韻，而終非他詩人所得比擬，意志之殊也，格態之異也，人各有其一焉，固不能盡同。即同矣，而詩之各肖其人仍如故也。活力、熱情、音韻，可以云詩之蘊，而不可謂詩人之蘊。千途百慮，而終于不可思議，吾烏從而詳說之哉！
力、氣、神三者，是詩之生命；志、意、情，是詩之質性；聲、音、韻，是詩之行為。分言之為九，合之則三，而文字其末也。無力則氣不昌，而神則氣之精者也。無志則意不立，情者意之動者也。無聲則無音，韻者音之著者也。作詩工夫，不僅鏈文字，鏈字往往傷氣，鏈句往往傷神。要鏈意鏈聲。字從聲出，則氣自調；句從意出，則神完足。詩至于神，則又無工夫可言矣。
所謂詩之退一步說話者，去欲、去俗也；離一步說話者，去著也。但詩之身分，初不嫌高大。故一切豪邁奮進之氣，自不妨有，但要有趣味耳。如左太沖《詠史》云：「左顧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四句，何等精壯！陸劍南《山樓詩》云：「禹跡茫茫始江漢，疏鑿功當九州半。丈夫生世要如此，持志空死能無嘆」四句，何等雄健，固不暇與麻木凡夫較溫柔也。
學佛所以治病。人茍無病，似亦無須學佛。吾觀世人之無病者少矣。作詩所以移情，人茍屬無情之物，則亦無用作詩。吾見萬物中金石水火之外，均有情物也。佛雖治人病，而不善學者，亦可以生病，佛不受咎也。詩亦是病，然此等病猶勝于不學，既學而又無病，斯善學者矣。說佛不如學佛，學詩不如作詩。
凡作詩專在文字上涂飾，不從根本上修養，無論學唐，學宋，學漢魏，均落下乘。大抵后世詩人所以不及古人者，正蹈此弊也。古人所謂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所謂意內言外，皆就詩之本源立論，非僅文字已也。后世人詩上文字，確有兩種殊勝，一是以淺語說深義，一是以文語飾常辭。有哲理者屬前，工詞藻者屬后。詩而及此，亦可謂難能矣。但終屬文義，而于意內言外、足志足言之訓，仍隔一層。蓋詩者不離文字，亦不盡文字也。果是長歌詠嘆，何妨大樸無華，果能風諷動人，亦無妨窮妍極麗。要之，不失詩之真諦，可也。不然者，雖至言妙道，何足動人觀感，而綺辭華句，適足令詩人捧腹已耳。
前人說詩有精到處，語雖簡渾，不合現代學者之心理，然不可否認，□□□□□□□□如王子猷借屈原句釋七言曰：「昂昂如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此兩語何以包括七言無遺蘊？蓋七言全要神氣貫注，韻味悠長，動蕩之處，□于五言，故以二物為喻，一喻詩之神，一喻詩之韻也。但亦可分為陽剛、陰柔二種，「昂昂」屬剛，「泛泛」屬柔，論七言之美備矣。又嚴滄浪云：「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此乃喻詩之妙。而此語尤妙，蓋詩到無跡可求境地，方是好詩。詩自有跡，露其一端，慧人自得之矣，求何為焉。如羊之跡不可求，而角則掛矣。因見角而知其為羊。不因見角而求羊，斯慧人矣。雖然，必其人先已識羊，方可掛角以示之，否則角亦何用掛耶！
作詩之法與作文同，不外議、敘、寫三事。屬學，議屬識，寫屬才，三者具而后可以成章。但文重在敘與議，而詩則重在寫。內寫意，外寫物。不工于寫者，未見其能為詩也。
三者均忌單，忌正，忌順。昔人有逆敘、倒敘、補敘、插敘、及起議、中議、后議等法。議亦有夾敘，有夾寫。寫亦有議中寫，敘中寫種種分別。此是普通方法，詩之勝處絕不在此。工力到者，首尾銜接，呼吸相通，捆載而來，包裹而去，更無跡朕可見。敘則亦議亦寫，議則亦寫亦敘，寫亦然。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三至」，即敘至、議至、寫至也。但此猶工力可能到者，若工力所不能到者，尚有說焉。作詩第一要鏈字，字不鏈則詩不工，固也。然為何要鏈，不可不知。有為題目鏈字以襯題字者，有為平仄鏈字以防失律者，有為對仗而鏈者，作舊時應制詩或律體皆如是。此下層工夫也。若為作意而鏈字，則高手也。上等工夫則因聲鏈字，因聲鏈字，乃真作詩矣。蓋詩中之字均聲也，雖不盡如詞之倚聲，而自然有聲，應乎作者臨時之驅策。詞中之聲，乃假他人已成之聲，作詩者之聲是自聲。善詩者能順一己之聲勢，于一群可用之字中，慎擇而耦合之，則字應聲至，自律成矣。吾故曰：鏈聲乃作詩之最上乘工夫也。人皆知意與聲皆出于字，而不知聲可以召字，意更可以隨聲造字。死者活之，舊者新之，惟意所使，亦惟聲所轉。故詩至好處，意到，聲到，字亦到，所謂神韻者全賴此耳。此種工夫，非學力所至，而無學力亦不能至。吾故于三至之外，復名之曰「三中」云。
詩有學處，自讀書、立志、修身、接世，以至知言、養氣、修辭、立誠，皆學處也。詩有作法，自櫛句、比字、尋聲、考韻，以至諷人對物、寫樂抒憂，皆作法也，不可以一端盡。所謂詩外有物，積之富則用之閎，學者養其根而其實可矣。詩是文藝之一部，優劣高下，自有準繩，溯其淵源，實以桐城姚先生論文之八字為嚆矢。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立言最為精當，然初學者往往議其遇簡。湘鄉曾先生乃假姚先生陰陽剛柔之說，演為四象，曰氣勢，曰情韻，屬陽；曰識度，曰趣味，屬陰。而每象又分為剛、柔兩種。此等分類，雖較姚說為詳，然義涉渺茫，不能引發學人之真見。后來武昌張濂亭先生綜合前說，廣為二十字，分屬陰陽，真可作操觚家之寶訣矣。日神，曰氣，曰勢，曰骨，曰機，曰理，曰意，曰識，曰脈，曰聲，十字屬陽；曰味，曰韻，曰格，曰態，曰情，曰法，曰詞，曰度，曰界，曰色，十字屬陰。陰陽界義雖未能盡明，然字類之選擇分配，則精當無遺蘊矣。予以評詩之故，亦恃此二十字以為規范。嘗以新法分析之：見其首行十字，均屬生理學：曰骨，曰機，曰理，曰脈，生理之組織也；曰意，曰識，生理之發動也；曰神，曰氣，日勢，曰聲，生理之著現也。此十字為一類，姑名之曰陽類。次行十字則應屬物理學、文學及美學：曰法，曰度，曰界，曰格，物理學之定義也；曰詞，曰色，文學之靜采也；曰味，曰韻，曰態，曰情，美學之動采也。此十字姑分三類，而名之日陰。陰、陽二字，雖不盡然，但已富品評家及箸作家研究之價值矣。
予名前十字曰文之表著，后十字曰蘊含，如是則陰、陽二字，又未嘗不允當也。果能由是而通其旨趣，燭其精微，則游藝之馀，兼收格物致知之效，亦足多□詩文一軌，而于學詩教詩之用尤宏，庶幾不負先賢，嘉惠后學。
樂肖人聲者，非盡人之聲而肖之也，肖其至精至美者傳之器而已。詩可以入樂者，亦非盡詩皆樂，其近樂者傳諸美文字而已。文字亦器也，精于文字者乃可以文為器，而因以肖其聲。故善詩者未有不善于文字者也。學者欲作好詩，安可不研究文字之學乎。
詩之選字、造句、成章，雖不必盡同作文之法，然普通規范，當了解之，否則言不從，詞不順。詩從何處著手？大抵文章之士，詩雖不工而可讀；不知文法者，縱有詩才，亦難于表見，往往經心著筆，終至胡亂成篇。作詩者欲得顧盼揮毫之樂，豈可不潛心文章之學乎！詩雖不必用成典故事，而前塵往跡，不可不時時涉獵。蓋事理明則智慮通，詩才亦富，執筆時自無拙滯之病，鄙陋之辭矣。作詩者安可不讀史乎！
《三百五》篇是經，后世之百家是傳，經在則傳者自有規模矩之可言。縱狂狷殊途，治亂異世，言文異軌，學行異方，而用情之豐嗇，構思之邪正，發音之純雜，當力辨而遵循之。顧茲事未易猝辦，乃存乎平日之修養，而歸本于素志之自然。如此則能樂不及淫，哀不及傷，斂而有文，肆而不野，合乎今世，不畔古人。至于召物呼名，屬辭比事，時各有當，固無用逼似古人也。作詩者安可不先讀經乎！
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顧人乃因世而著，陶在晉宋易代之交，始成為陶；杜際亂離窮困之時，始成為杜；蘇李以武人發高唱，卒成漢產；元陸在宋金變歌調，方是國魂。假使今人為詩，盡作唐音，寧非怪事？由是以言，詩人而不識時務，又豈可哉！
周秦之時，學說競起，文學亦于斯時放大光明。如屈子之牢愁，莊生之放曠，此兩種境界影響于后來文學者甚大，至今不能出其范圍。至如孟子集義，荀子勸學，又修辭修身二者所祖述。此四家者，實為百家之經乾，百世之文宗也。作詩者安可不讀子乎！
鄭康成曰：詩者，弦歌諷誦之聲。謂《三百篇》也。漢魏去古未遠，尚有遺音。后世詩人八音并奏，杜甫獨多簫管之音，韓愈多木土音，元遺山多匏音，興化劉先生謂陸士衡樂府有金石之音，予謂陸劍南有金革之音。雖未盡然，要之為相近。然弦歌實乃最上。
《三百篇》句句事實，句句性情。后人之詩，題目也，意境也，文辭也，格調也，如是而巳。然后世詩固有優于前人者。非優勝也，時代思想由單純日趨復雜，非古人單辭片義所能表示其接物之情也。所以學古人當學其性情義理，而略其文辭。即做今詩，亦應從性情義理入手。夸多斗靡，非法也。
詩悅等于禪悅，詩境亦無異禪境，均不可著痕跡，禪語尤不宜入詩。然不到禪關，終無碧海掣鯨之妙。昔賢謂蘇東坡詩打通后壁說話，故能迷離變幻，觸處生姿是也。雖然，亦終落二乘矣。脫去禪家一切束縛，獨以民胞物與之志，寫喜怒哀樂之情，杜公有焉。
予有諧語一則，可供學詩者之談助。凡人精神不運用則愚，血氣不運動則病，學者宜二者兼到。此明儒語錄也，予亦移之說詩。讀杜宜拜，讀韓宜科頭伏案，讀太白詩宜軒然獨立，讀王孟詩宜閉目靜坐，讀東坡宜曲肱臥，讀山谷宜宴賓客，讀王半山宜仰思，讀陸詩宜起舞，讀陶宜攜筇漫游。
學者立言不可茍，科學家固當如是，文藝亦何獨不然。詩因人而定品格，作者之一言一字，即無異表示其全身。修辭立誠，無誠何足重乎！然藝之本身，又須有實地工夫顯出。詩可以觀人者，非一二篇什即可為其人之定評也，必歷年巳久，作者之性情品格，已能盡載于零篇斷幅之中。顧此事絕難證明。文字、格律工夫，先占其大部分。工夫純熟，亦關乎其人之操持，而性情亦往往因工夫而表見。王阮亭曰：「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語確不可易。觀人者亦觀其工力如何耳。先子有言曰：「詩做到百篇以上，始有評論之價值。」雖專就學力言，而知人之術亦在其中矣。
詩有普遍性質，必使人人了解。縱措詞微妙，亦當令人明了文義后重重推出，如此方是好詩。一覽無馀，固非佳構；而百思莫解，亦豈上品？大抵詩之為道，始以聲入，亦終以聲出。讀者必先樂聞其聲，進而求其文字，再進而識其義理。三者俱配制適當，可以玩賞，可以詠嘆，甚則可以歌，可以泣，可以舞，可以蹈，而詩篇成立矣。若故事堆砌，貌為衍博，按其實際，真氣已無，去詩遠矣。
今之學者，非一概抹殺以為新，即一味頑守以為舊，詩其一也。其實學術文藝，世界之公物，各以國語揚其波，助其流，無一日之停息。新者不必用拾人之所吐棄，舊者亦須慎圖其新。若舍己之所有，而反令他人代有之，代鼓吹之，可恥孰甚焉！
王阮亭拈「神韻」二字說詩，是就詩之成物上說。予加「學養」二字，是從作詩工夫上說，仍阮亭學問性情相輔之論也。
劉融齋先生日詩不外見、間、覺、知四字：「詩云：『要要草蟲』，聞而知也。『阜蟲』，見而知也。『有車鄰鄰』，知而聞也。『有馬白顛』，知而見也。」此乃探本之論。予謂作詩不必臨時構題作意，平日見聞覺知，積之久，隨時借題發揮者，真詩也。
先生曰：「佳章中必有獨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獨得之字。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獨得也。」此說自先生發明，子幼即聞之。
先生曰：「詩中固須得微妙語，始佳。然語語微妙，便不微妙。須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觸著。」予謂「微妙」二字，即是中鵠耳。
先生曰：「花鳥纏綿，云雷奮發，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詩不出此四境。」予謂云雷奮發，尤為難能可貴。
先生曰：「詩有富貴氣象最好。富者如昔人所謂函蓋乾坤語，貴者所謂裁斷眾流語。可見詩之富貴，非一切世間所能喻也。」
王阮亭曰：「五言要多蘊籍，七言則發揚蹈厲，無所不可。」此以五七言字格言耳。劉先生曰：「五言質，七言文。」此以意格言耳。子謂五言收，七言放，均有發揚、蘊籍二種。要以骨重神凝為極致。
先生曰：「詩質要如銅墻鐵壁，氣要如天風海濤。」上句五七言俱有，下句在七言為多。
先生曰：「天之福人也，莫過于予以性質之正。人之自福也，亦莫過于正其性情。從事于詩而有得，則樂而不荒，憂而不困，何福如之。」此語為予終身藥石。予謂天之生詩人也，將奪其人生一一之美好，而予以美好之全體。全體不可有，而可覺也。一一之美好，世人知之而趨赴之，得之而愛昧之，詩人不屑也。不屑而有詩，則真美好矣。此樂非人與之者，或謂天與之，可；謂先奪之而后予之，亦可，謂無所奪，亦未嘗予，亦可。要惟詩人自知之，亦惟知詩者知之，他無與焉。
先生曰：「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蓋其天機之發，不可思議也。故馀論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論詩旨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按先生醒醉之說，前人無此精到。惜予句醉者少，醒者多。
先生曰：「詩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數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數句為眼者，有以一句為眼者，有以一二字為眼者。」按詩眼之說，前人已有之。先生之言更精透，敬錄之以為詩法。
先生曰：「作詩有伏、應、提、頓、轉、接、藏、見、倒、順、綰、插、淺、深、離、合十六法，篇中、中、句中均有取焉。然必渾然無跡始善。」按此說宜與議、敘、寫條合參。
先生曰：「詩涉修飾，便可憎鄙。而修飾多起于貌為有學而不養本體。」予謂不假修飾，而自然修飾，斯為上品。
先生曰：「五言親，七言尊。（質文之說已見前。）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者乎？」按此可以見五七言之大然節奏。
先生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詩人之憂過人也。『獨寤寐言，永矢勿告。』此詩人之樂過人也。憂世樂天，固當如是。」按詩未有出于憂樂之外者。
先生曰：「《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為天人之合。」按天地之心，即予道器之說所本。
先生曰：「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
先生曰：「《詩》自樂是一種，『衡門之下』是也。自厲是一種，『坎坎伐檀』是也。自傷，『出自北門』是也。自嘲，『簡兮簡兮』是也。自警，『抑抑威儀』是也。」
（《說詩新語》一卷，系民國十二年后，自北平返里，教授南通學院時講演之稿。略加修飾，成為茲編上卷。專就學詩作詩之根本上立論，大抵今人誤解者加以糾正，前人所已言而不甚明了者，重表出之。作詩本無定法，而有一定之教與學。破時人之偶惑，引生徒之趣尚，區區微旨，同志者或有取焉。末引王新城、張武昌、劉興化三先生之言，以志平生之私淑。丙子季秋范罕書于南昌南州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