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一般物質上著眼，人類的進步便很顯然地陳列于吾人面前。但從理性方面說來，則所謂人類，現在活著的比一千年前活著的人，究竟有何不同處？是不是也一般地有了多少進步？說及時，實在令人覺得極可懷疑。
假若我們承認了理性也有進步的可能，想取例來說明它，一個寫故事的人，自然還是引用個故事較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國就有那么一個故事：
有個小小村落，距離國王的都城約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些順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盡手足之力，耕田織布為活。也按時繳納捐款，照習慣唱戲、求雨、殺豬、敬神。照本性哭、笑、相罵或賭咒。那村中有一井水，味道極美，無意中被一個專向國王討好的人發現后，就把那井水舀上一桶，獻給國王。
世界上做國王的，大都相差不遠。他的天下若從馬上得來，則莫不粗暴如同一個屠戶；他的天下若從爸爸傳來，則又莫不糊涂得同傻瓜一樣。
這國王應屬于第二種人。第一次覺得井水極好，于是就下了一個上諭，指定那村中百姓，每天輪流派出一人，盡力所及，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國王為了一點點水，還那么認真，照例還算是那個村中百姓的光榮。但為了這樣一擔井水，村子里每天便應當有一個人來回走六十里路，這人別的事自然皆不能做了。國王命令既無法反對，遵照命令又實在太折磨了那村子里的送水人，因此大家就常有怨言，且暗地里商量，討論出一個最好的辦法，來逃避這差事。辦法只是各人離開這個小小村落，各到別地方去謀生。
消息為本地村長知道后，趕忙穩住了鄉下人，要他們莫即搬家，等他到國王處去看看，是不是能夠為他們想得出一個更好辦法。村長見過國王，稟明來意時，那國王就說：“嫌路太遠，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個命令，把三十里改為十五里，路程減半，不應當再說什么了？”（照例世界上最顢頇國王，對于小民這樣玩把戲說謊，總是極在行的。）村長便把國王的話轉述給鄉下人。鄉下人頭腦簡單，以為因此一來，三十里的路程當真已縮短一半，故全體皆十分歡喜，就再不做遷移打算了。他們并且對于國王所給的恩惠，十分感謝。為了表示這點感謝，各人便在額角刻了“永作順民”四個字。
這故事說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覺這些缺少理性的鄉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憐，故特別記下來，為后世啟蒙發愚之用。當時的人，雖能說出這樣故事，且明白了一個國王并不能夠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縮作十五里，但在當時，便依然有許多事受那時的國王欺騙，同時對于國王這個名稱，也毫無一人對于它的存在有所懷疑的。現在就事論事，則一切已大不相同：第一件事，國王的名稱已為一些人用文字、嘴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時，附屬于那個名分下的許多壞處也沒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國王的地方，住在離國都三十里的鄉下人，已不必為國王輪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國王或代替國王而來的執政者，在募捐、借公債以及其他遣派國民有所擔負，應向國民說話時，也再不能用命令縮短里數一類簡單方法取信于民了。這三種事似乎皆可證明屬于人類理性的進步，是一種確定的事實。
過去的人把命運和權力全交給了天，國王既稱天，就有權柄任意處置一切。故做帝王的若本領好了，能負責，肯做事，一切又處置得極其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國王若是個膿包，不能做事，或是個藝術家，不會做事，這一國秩序，為軍人與政客弄壞，于是就有了黨爭同戰事。黨爭結果，常是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與殺戮，戰爭則戰事一延長，人民擔當了那個生靈涂炭的命運，無數的生命，以及由于無數代生命思索與勞作積聚而成的一點點文化，便一股腦為革命毀了。現在的人民呢，雖仍然把權力交給執政者，卻因為知識進步了些，對于一國未來的命運，似乎常常見得十分關切。尤其是號稱“知識階級”的讀書人，多知道了些事情，總特別盼望自己所在的國家好些，國家局面亂糟糟到不成個樣子，他們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們想找尋一種理性發達的人作為代表，把這類人拿來備數，自然太合適了。
不過，也正因為有了這類仿佛理性充分發達的人，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人類理性真的是否進步，進步了對于一個民族又還有些什么益處，倒又成為可商量的問題了。
羅馬的滅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為它的成立也絕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壞的壞下來若已幾十年，要它好，就自然也得這個數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卻常常不許他們對“時間”這種東西有何認識。譬如在中國，提到“國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犧牲的消滅”，以及類乎此等問題時，一般人對于這些問題所引起的憂慮，憂慮中便從無時間的概念在內。故一切改良的企圖，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時間安排進去。若這種對于“時間”的疏忽處可稱為天真，那么，中國讀書人的天真，實在比任何種人皆多一些！正好像人人皆太天真了點，譬如國家積弱數十年，努力圖自強，應當二十年才有小小希望的，一個執政者若老老實實把這個數目告給一般人，且在這個必需的時間中計劃一切，則這領袖除準備下野以外，別無其他辦法。這人下野了，代替而來的，必是個善于說話，在談話中能把二十年的時間減至最小期間的人。本來需要十年的，執政者若說：“這件事至多需要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執政者把話說得極其得體，語氣又漂亮從容，對國運懷了過分關切的讀書人，就會很快樂，那么自作安慰：“這好了，我們有了個好領袖，國家命運有了轉機，知識階級的出路全有保障了。”事實上，則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的保障，而是“知識階級”出路的保障。所謂讀書人，學上古史，西洋文學，中國文學，政治，藝術，哲學，……這一類少數的人，照例是歡喜發表意見，同時也歡喜發點牢騷的。這一類社會上的中堅人物，既從自己職業上得到了生兒育女生活的憑借，又從一國領袖處得到了一份說謊的安慰后，便會各自去做應做的事情：或收集點古物，或到處托人去打聽會做飯菜的廚子，或年近半百，尚懷了童心去學習跳舞，或終日無事，便各處去轉述點謠言，再也不過問這個置身所在的國家一切命運了。這些人，雖頭上不能發現什么刻好的記號，也從不為國王挑水，但這種人的天真與理性，是無從并存于同一頭腦中的。
也有人說，使多數讀書人，能夠各自在職業上與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興味，安分自守，不亂說話，泰然坦然地吃肉喝湯，打發每個日子下去，是一種國家希望進步需要秩序時必不可少的基礎。故幾年來知識階級的沉靜處與頹廢處，據他們的自辯，與樂觀主義者或糊涂蛋代為說明，莫不皆以為這是國家一切事業漸上軌道的象征。其實假若這類人最低的理性，還可以許他們明白“統治者假若永遠是一群大小軍人，日以抽收煙捐添購槍械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會因循茍且，支持現狀，一遇應當向國民說謊時，就糊涂亂說一陣，本身只是個軍閥的清客，國家由這種人來處置，國家既無法持久，秩序進步也永遠得不到”。那么，這類書生的生活與觀念，或者也許就稍稍不同一點了。
事實上是古今做平民的，生活態度與觀念皆由于為一個天生懶于思索、容易被騙的弱點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且同時只把善于解釋政策的首領當成最可靠的首領，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故所謂理性的進步，從某一點說來，我們不過指的是，現在的無冕國王，已無方法派遣知識階級挑水，同時，在任何人的額角上，看不出刻過什么顯明記號而已。
合于『人權』的自私心擴張，并不是什么壞事情，它實在是一切現代文明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