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4月18日）
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為中國言社會主義者有二人焉，即孫逸仙與江亢虎是也。是二人之有志提倡，記者未嘗不感之，顧其所言究足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否，吾人有不容不研究者。近世學子，耳食者眾，震于總統黨領之名義，不暇論列是非，輒盲信為社會主義之真相，其結果有反足為社會主義之大障者。記者于此，又曷能已于言耶？
顧記者欲論二氏之主張，當先以數語略述社會主義之定義及其派別。
社會主義者，反對私有財產，主張以生產機關（土地器械等）及其產物（衣食房屋等）歸之社會共有之謂也。其簡單之理由，以人類生活賴乎衣食住，衣食住之所由來，則土地生之，器械作之，而尤必加以人工者也。土地為天然之物，非個人所能私有，器械亦由人工造成，人工則為勞動者之所出，故以正理論之，凡勞動者當得衣食住。惟現在資本制度之社會則不然，土地為地主所占據，工廠器械為資本家所獨有，大多數之平民，則服役于此二者，為之生產各物，其結果則大部分利益均為地主與資本家所掠奪，勞動者僅得微薄之工資，終歲勤動，曾不足以贍其生，而地主與資本家則深居大廈，坐享最高之幸福，其不乎孰甚于斯？欲救其弊，惟有由地主資本家之手取回其土地器械，歸之公共，由勞動者自作之自用之，人人共同工作，人人共同生活，夫然后可謂之平。此即社會主義之原理也。顧社會主義主張以生產機關屬之公有，此為凡言社會主義者所公認，無有異辭。惟對于生產物之分配方法，則言人人殊，而社會主義中遂有種種之流派。然大別之可略分為二，一曰共產社會主義，一曰集產社會主義。共產社會主義者，主張以生產機關及其所生產之物全屬之社會，人人各盡所能以工作，各取所需以享用之。集產社會主義則主張生產機關屬之公共，其所生產之物，則由社會或國家處理而分配之；其分配法亦有種種不同，然大致不外視其人工作之多。寡，酬給因之而異，各人所得之酬給，即為個人私有物。二派主張雖有不同，然茍欲其主義實現，必須從根本推翻現社會之組織，由資本家之手取回生產機關，此則二派共同之點也。（至二者之優劣，當世已有定評，所謂社會者；乃對于個人而言，故既曰社會主義，則凡社會之物，皆當屬之公有，而不能復容個人之私有權。今集產主義以衣食房屋之類屬之私有，是明明尚有個人私產，根本上已背乎社會主義之定義。且同一房屋，牛馬之圈廄則為公有，人居之房舍則為私有；同一用品，工廠之煤膏則為公有，人家之薪火則為私有，于理論上豈復能通？且集產者主張按各人勞動之多寡而異其酬給，是則強有力者將享最高之幸福，能力微弱者將至不足以贍其生。夫能力之薄弱，或關于生理，而非其人懶惰之罪，乃結果不幸若是，尚何幸福均等之足云？此吾人所以謂集產主義為不完全之社會主義也。）此外有所謂社會政策者，不欲從根本推翻現社會之組織，惟欲借政府之力施行各種政策，以補救社會之不平。其政策亦有種種，如限制資本家，保護勞動家，行累進稅及單一稅，以及設置公共教養機關等皆是。此種政策，不過在惡濁政治中自標一幟，不能名之為社會主義也。以上社會主義及社會政策之深別異同大略于此。今孫氏與江氏所倡導者果為何派之社會主義乎？抑但為社會政策乎？以吾意言之，則二氏之言均社會政策，而非社會主義也。讀者茍疑吾言，請得而論之。
孫氏本政治革命家，社會主義非其專治，惟心醉亨利佐治之學說（即單一稅論），欲實施之于中國，故同盟會會綱有“平均地權”之語，即此物也。然亨利氏之單一稅論，乃一種之社會政策，而非社會主義。蓋社會主義無論為共產為集產，必須由富人之手取回一切土地器械歸之公共，使社會上無復留地主與資本家之跡，單一稅制則僅限制大地主，略減其勢力，而不能使之消滅。蓋大地主固不患地稅之增長者，以彼將間接取償于勞動家故也。以社會主義之根本理論言之，土地為天然之物，固不容有所謂地主，即亦不應更有所謂賦稅矣。顧孫氏不但主張單一稅而已，同時又自稱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其在中國社會黨之演說有曰：“共產主義，本為社會主義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于極端，……則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實為今日唯一之要圖。”其下復盛稱集產主義之元祖麥格斯之資本論，是孫氏儼然集產派矣。集產主義雖非圓滿之社會主義，然因主張土地器械均歸公有，絕對不容私產制度之存在者也。今既主張集產主義，已從根本上推翻一切地主及資本家矣，又何必有所謂單一稅者以駢校于其間乎？孫氏亦明知二說之相左，故輒變其名曰“單稅社會主義”，復為調停之說曰：“亨氏與麥氏二家之說，表面上似稍有不同，實則互相發明，當并存者也”云云。不知單稅論之所由來，即以憚于改革，懼社會主義所倡向地主取回土地之說之不易行，乃代以單稅之法，期稍殺地主之勢力，實則因陋就簡，不敢實行社會革命者也。若集產主義，無論其合理與否及手段若何，然終不免改革現社會之組織，取回今日地主所占之土地歸之公共，如是即斷斷不必復有事于單稅，猶之主張共和，即不必復有事于君主立憲，更無所謂異存者也。今孫氏乃同時主張集產主義與單一稅制，吾誠不知其所可也。推原其故，實由孫氏誤認社會政策為社會主義，復誤認社會政策之所謂國有事業即為社會主義之資本公有，故至以麥氏資本公有亨氏土地公有相提并論，不知所謂資本公有者，乃取回生產機關，操之勞動者之手，由勞動者自使用之，非如國有事業以國家為資本主，勞動者服役于國家，無異其服役于工廠主者比也。麥氏常解釋“資本”之意義曰：“資本者乃貨物生產之際所發生之一種社會的關系也，故生產機關茍操之直接生產者（即勞動者）之手，此時即無資本之可言，惟借生產機關以剝奪勞動者之利益，至是始稱為資本。”社會主義之資本公有，即生產機關操之直接生產者之手之謂，使資本之勢力無可表現者也。國有營業，則仍借生產機關以剝奪勞動者之利益，而資本勢力反益膨脹者也。二者在學理上之背馳若此，孫氏乃謂鐵道及生利事業收為國有即為解決資本問題，即認為無異公有，是直不知資本之意義者耳。孫氏所謂主張集產社會主義者不外如是。然則滿清與現在之政府均嘗嘩叫鐵道國有矣，亦可謂為社會主義否乎？至亨氏之單稅論，純為枝枝節節之社會政策，孫氏乃以之與麥氏資本論并舉，尤為不倫。麥氏雖但言資本公有，然土地實可包括于其中，土地亦生產機關之一，凡集產家無有不主張土地公有者也，且其所謂公有，實以土地歸之直接生產者之手。單一稅則但由地主之手分潤其稅金，不但不能名為土地公有，并且不能名為國有，只可名為政府與地主分有耳。而孫氏乃以為能解決土地問題，是又不知所謂公有之意義者矣。由此言之，孫氏之所謂社會主義，不過國有營業專征地稅之兩種社會政策而已，曾何社會主義之足云。
若夫江氏，儼然“中國社會黨”之黨領，自當有明確之主張，惟記者嘗搜索其言論，則又未嘗不病其蕪雜也。江氏曾為“社會主義商榷之商榷”一文，其言曰：“共產主義乃社會主義之中堅，……均產主義、集產主義，其方法不如共產之善，故雖以共產主義為社會主義不祧之宗可也。”觀此則江氏明明主張共產主義矣。乃其下文則曰：“共產主義之精言，不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二語，然徒取所需而不盡所能者，將何以待之？……否則無比較、無競爭、無希望，其于人類進化似頗阻滯矣。若夫不勸而興，不懲而戒，無所為而為之者，又恐非一般人之程度所能及也。”前后兩說乃極端反對之文字，而江氏竟于一文中同時出之，此真足以令人駭怪者矣。以彼所稱為“社會主義不桃之宗”之共產主義，竟不免于阻滯進化，然則江氏所言之社會主義果為何等物耶？吾有以見江氏固未嘗深知共產主義之真諦者也。抑不獨不知其真諦，且亦未知其定義與派別，故又曰：“共產主義，產分動產與不動產，此派中有主張一切共有者，有主張不動產共有而動產仍私有者，有主張不動產公有而動產則廢除者，即廢產主義。廢產主義有名實俱廢者，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計價值也，有名廢實不廢者，即一種進化的銀行匯劃法也，此外更有均產主義。集產主義，與共產頗不同。”江氏于共產主義中，分出若許流派，不知本自何人。若以吾所聞，則生產機關與所生產之物一切共有者為共產主義（江氏所謂動產不動產一切共有），生產機關公有而所生產之物則私有者為集產主義（江氏所謂不動產公有，動產私有，按不動產動產等字在此本不適用，今不暇深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共產主義，分勞異給各取所值為集產主義（江氏所謂進化的銀行匯劃法）。今江氏乃統而納之于共產主義中。以集產主義為共產主義已屬可駭，復謂此外更有集產主義，與共產頗不同，吾誠不知江氏以何者為集產主義也。江氏于學派源流淆亂若是，故最近在美洲之演說又曰：“均產集產均非盡善之法，共產亦恐未易遽見施行。”同時取社會主義之各派一例推翻之，是真可稱怪劇者也。然而讀者無庸駭怪，蓋江氏實主張社會政策者，固無怪其取社會主義之各派一律推翻也。江氏之言曰：“鄙人主張教育平等、營業自由、財產獨立、廢除遺產制度，凡人自初生至成人，同在公共社會中受同等之教育，一屆責任年齡，即令自由營業，所得財產，仍為私有，惟各個獨立，不相授受，死后即收入公有。”此即江氏最簡明之主張矣。夫社會主義派別雖多，然其共同之點必反對私產制度，故無論共產集產，均主張以土地器械屬之公有。
今江氏主張營業自由財產獨立，曰營業，曰財產，明明有私產無疑；曰自由，曰獨立，更明明保護私產無疑。且中國社會黨亦僅以專征地稅為黨綱，而未嘗主張生產機關公有，與孫氏政策如出一轍。其稍異于今世之資本制度者，特遺產歸公一事耳。然生前則明明各有私產，且私產之范圍不獨衣食房屋而止，必可并土地器械而私有之，因欲營業之自由，財產之獨立，非得土地器械之所有權不可也。充江氏之論，營業自由，野心家即隨之而起，今日之托辣斯大王不難復見于江氏之所謂社會主義之世，雖遺產歸公，終不足以絕其壟斷之欲望。蓋彼輩萬惡之資本家，大抵好虛榮，弄手段，以撫有多金奔走奴隸操縱金融為樂事，其目的不但為長子孫計也。故自由競爭一日不絕，即資本家與貧民之階級永無消滅之日，以此言社會主義，直南轅而北其轍耳。矢口言社會主義，乃于社會主義之根本思想尚且茫然，反謂“雖有私產以有生為斷，共產之真精神亦不外乎是”，復自稱為社會主義特殊之主張，吾認為江氏之主張稱為特殊之社會政策則誠無間言矣，若稱為社會主義，則吾期期以為不可也。何也，蓋社會主義之根本共同點，土地器械當歸公有，必先承認此共同點，始可與言社會主義，今江氏尚未及此。復證以其黨之黨綱，所謂贊同共和，融化種界，改良法律，破除遺產，普及教育，振興實業，專政地稅，限制軍備八事，大抵皆社會政策之條件，于社會主義之根本精神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計。本報前期謂其所主張近于圣西門之學說，實則仍不能企及。蓋西門氏固主張土地器械公有者，今江氏則僅僅竊取其廢除遺產一事而已耳，于其根本要義不敢附和也。然則江氏雖百計欲避社會政策之名，又烏可恨耶？
由是言之，孫江二氏所言皆社會政策，而皆自稱為社會主義，世人亦皆奉為社會主義，此真不可思議之怪事也。然孫氏于社會主義之派別，尚厘然能辨，江氏則忽而推崇共產主義，忽而排斥共產主義，忽而以集產主義為共產主義，忽而以遺產歸公為共產之真精神，顛倒督亂尤難究詰，且孫氏常自稱社會政策，未嘗諱飾，其所領之國民黨，亦有采用社會政策之黨綱，故除混稱社會政策為社會主義之一誤點外，尚不失為宗旨一貫。江氏則明明主張社會政策，而必堅稱社會主義。袁氏登位，則電陳政見，國會開會，則上書請愿，黨章中且明著“黨員得以本黨名義從事政治活動”之條，而必自謂不主張政治運動，必自謂非政黨。既非政黨，則“中國社會黨”之八條社會政策的黨綱又將從何而實現之？乃同時又自稱“本黨之宗旨不違反國家社會主義而可達到無治共產主義，本黨之性質可以為政黨可以不為政黨”模棱兩可，飾說欺人，至是而極，是則比孫氏抑尤下矣。至二氏共同之謬誤，即恐人但取所需而不盡所能，因之謂共產主義為不可行是也。此等見解幾為一般人所通有，記者曾為《無政府淺說》（登本報第一期），對于此節已有解釋，讀者茍一參觀之，當能釋然矣。
記者之為此論，純為研究學理，非敢故為苛論，更絕非對于個人而為非議。誠以社會主義在中國方始萌芽，正當之書說寥若晨星，世人輒認二氏之論為社會主義之模楷，不知誤信孫說，則將以國有營業單一地稅為社會主義，誤信江說，則將以遺產歸公為共產之精神，以營業自由財產獨立為社會主義之所尚，而社會主義之真諦遂蕩然無存，此實社會主義前途之大禍也。記者為發揚社會主義，保障社會主義計，又烏能已于言？（倘二氏以記者所論為不實，而欲有辯正，此則記者所樂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