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豈有二哉？道者，人人所以立命，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故曰，圣人，人倫之至也。蓋以倫圣而非以圣圣也。于以可見，道不外乎人倫。茍舍人倫以言道，皆其歧趨而異途者也，不得謂之正道也。是以儒之為言，析之則為需人，言人不可以須臾離者也。我國所奉者孔子，儒教之宗也。道不自孔子始，而孔子其明道者也。今天下教亦多術矣，儒之外有道，變乎儒者也；有釋，叛乎儒者也。推而廣之，則有挑筋教、景教、祅教、回教、希臘教、天主教、耶穌教，紛然角立，各自為門戶而互爭如水火。耶穌教則近乎儒者也，天主教則近乎佛者也，自余參儒、佛而雜出者也。顧沿其流猶必溯其源，窮其端猶必竟其委，則吾得而決之曰，天下之道，其始也由同而異，其終也由異而同。儒者本無所謂教，達而在上，窮而在下，需不能出此范圍。其名之曰教者，他教之徒從而強名之者也。我中國以政統教，蓋皇古之帝王皆圣人而在天子之位，貴有常尊，天下習而安之。自西南洋而外，無不以教相雄長。泰西諸國皆以教統政，蓋獉狉之氣倦而思有所歸，高識之士以義理服之，遂足以綏靖多方，而群類賴以生長，功德所及，勢亦歸焉。泰西立國之始，所以皆有一教以統之者也。天下之人，陸阻于山，水限于海，各自為教而各爭其是，其間有盛有衰，有興有滅，與人事世運互為消長，如道教一變流為異端，佛教流入中國而微，挑筋教、景教、祅教今并無聞焉，回教雖尚遍于天下，而其衰亦甚矣，近惟天主、耶穌兩教與儒教屹然鼎峙。天主教中所有瞻禮科儀、煉獄懺悔，以及禁嫁娶茹葷，無以異乎緇流衲子，此殆不及耶穌教所持之正也。今日歐洲諸國日臻強盛，智慧之士造火輪舟車以通同洲、異洲諸國，東西兩半球足跡幾無不遍，窮島異民幾無不至，合一之機將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則道亦將由異而同。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則先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而行者也。東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蓋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燭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即繼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之謂大同。”
原學
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為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當堯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測天，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于東西南朔，獨于西曰昧谷者，蓋在極西之地而無所紀限也。當時疇人子弟，豈無授其學于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猶稱為東來法。乃歐洲人必曰東來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從震旦得來。歐人之律歷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則正授自中原。即以樂器言之，七音之循環迭變，還相為宮，而歐人所制風琴，其管短長合度，正與中國古樂器無殊。他如行軍之樂，鐃吹之歌，中國向固有之，至今失傳耳。當周之衰，魯國伶官俱懷高蹈，而少師陽襄則遠入于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沖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楊么之輪舟，鼓輪激水，其行如飛，此非歐洲火輪戰艦之濫觴乎？指南車法則創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歸，霹靂炮則已見于宋虞允文采石之戰，固在乎法朗機之先。電氣則由試琥珀法而出者也，時辰鐘則明揚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測天儀器，何一非由璇璣玉衡而來哉。即以文學言之，倉頡造字，前于唐、虞，其時歐洲草昧猶未開也。即其所稱聲名文物之邦，如猶太，如希臘，如埃及，如巴比倫，如羅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學之士必以此為階梯，所謂臘丁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國之字，六書之義咸備，西國之字僅得其一偏，諧聲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體散漫，其殆古所稱云書而云名者歟？猶太史書紀載獨詳，上下約略五千年，未必能先于中國也。觀其轉徙所至，總不越乎亞、阿兩洲之間，而文學彬彬稱為泰西之豳、岐、鄒、魯，顧得其所譯之書觀之，其精理微言遜于中國遠甚，惟祭祀儀文仿佛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東至西漸被而然者也。中國為西土文教之先聲，不因此而益信哉。
原人
嘗讀羲經之言曰，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上下，而知禮義之所措。《大學》一篇，首言治國平天下，而必本之于修身齊家，此蓋以身作則，實有見夫平治之端，必自齊家始。欲家之齊，則婦惟一夫，夫惟一婦，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陰而一陽，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詩》始《關雎》，《易》首乾坤，皆先于男女夫婦之間再三致意焉。自后世媵御之制興，而自天子以至于士，正嫡而外，無不有陪貳。爵位愈崇，妾媵愈眾。天子則有三宮、九嬪、二十七御妻、八十一元士。鄭康成又益以當夕之說，謂此百有余人，一月之間必使循環一周。然則，上古帝王其縱欲以娛情殆若此歟？殊不可信也。要之，書經秦火以后，已無完簡，漢儒綴緝于叢殘煨燼之中，參以己意，如《曲臺記》等，要即出于漢儒之手無疑。降至后世，后宮佳麗至于數千，阿房之建，羊車之游，極欲窮奢不可致詰。而庶人之擁多貲、享厚奉者，粉白黛綠，列屋而閑居，妒寵負恃，爭妍取憐。嗚呼！以此觀之，幾等婦女為玩好之物，其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說不大相刺謬哉？是以歷代以來多有女謁之禍。桀以妹喜亡，紂以妲己喪，幽以褒姒殞，吳以西施沼，漢成帝以飛燕戕其身，陳后主以麗華覆其宗，唐之高宗以武氏絕其傳，玄宗以玉環蹙其國。其嬖愈甚，其禍愈亟，正后嫡室至于貶斥而不悔，此皆由乎家之不齊，而天下國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說者以為天尊地卑，地道無成，故夫為妻綱，而女下乎男。雖有六宮嬪御奔走滿前，而乾綱獨斷者一人而已，又何傷乎？昔者堯帝厘降二女于溈汭，蓋以二女事舜而觀其內也。舜父頑，母囂，弟傲，而舜胥化之，是父子兄弟之倫已可見矣。若使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則夫婦一倫尚有所歉，而于齊家之道猶為未備，此乃堯特以是試舜耳。且舜于娥皇、女英之外，又有癸比，三妃并侍，視若固有，誠使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妾媵雖多，又何足慮？由國而家，何莫不然。說者又謂，中國風俗異于泰西，況泰西上古如以色列、亞伯拉罕大辟皆有數妻，近今美國中如麻沙朱色邦，其婦人多喜為夫納妾，是則泰西亦有古今不同者，未可以一例論也。竊以為凡此諸說皆不必論，而教化之原必自一夫一婦始，所謂理之正，情之至也。試觀鄉里小民，男耕女織，夫倡于前，婦隨于后，歲時伏臘，互相慰藉，雖歷辛勤而不怨。推之于一夫一婦者，亦無不然。室中既有二婦，則夫之愛憎必有所偏，而婦之心亦遂有今昔之異，怨咨交作，訕謫旋興，大家世族多有因此而不和者，門庭乖戾必自此始。一家既如此，一國可知矣。論者雖譏泰西諸國于夫婦一倫為獨厚，而其家室雍容，閨房和睦，實有可取者。因而知一夫一婦實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無論貧富悉當如是。或謂納妾以冀生育，繼宗祧，此甚不得已之事，何不可行？不知納妾以求子，不如行善以延嗣之為速也。《易》于二女同居之卦，取象于睽，睽者，離也。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于離心離德者幾希矣。故欲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先自一夫一婦始。
原才
天下非無人才，患在取才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專，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其所謂忠者不忠，其所謂賢者不賢，而于是天下之賢才隱矣。夫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賢才在上則國治，賢才在下則國亂，至于雖有賢才而無如之何，則國亦隨之以亡。賢才之系于國家不綦重哉？乃世之當軸者，其所為收羅人才之道，則曰，我不用之略示以羈縻，則將北走胡、南走越矣。嗚呼！此以天下之人才而概以張元、吳昊目之也，如此則人才豈為之用？夫所謂天下之賢才者，往往難進而易退，用之則謹身以進，不用則奉身以退，且用之不得其正，與用之而不盡其才，則寧老死巖穴已耳。故賢才之于世，猶威鳳祥麟，景星慶云，天之生賢才，亦若甚鄭重以出之，豈有賢才之自待，反敢自菲薄乎哉？士有懷才不遇而不能見用于世者，往往慷慨悲歌，牢騷抑郁，促其天年而致殞其生。楚屈原之懷石自沉，賈長沙之賦鵩自悼，皆是也。千載而下憑吊人才者，猶為之欷歔累嘆而不置。嗚呼！此非長國家之咎歟？夫天地生才，而國家非惟不能用，又從而摧殘屈抑之，以自斫其元氣，國家何由而盛歟？今國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賢書，升之大廷，稱之曰進士，重之曰翰林，以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試者時文耳，非內圣外王之學也，非治國經野之道也，非強兵富民之略也，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無用者，正坐此耳。乃累數百年而不悟，若以為天下之人才非此莫由進身，其謬亦甚矣。敗壞人才，斫喪人才，使天下無真才，以至人才不能古若，無不由此。每一念之，未嘗不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者也。然則用才當如何？曰，凡有拔擢人才之責者，當隨時隨地以留心。有才堪大任者，有才可小受者，有才能勝艱巨者，有才克遠到而能宏濟于艱難者，一一志之而弗忘，悉收之于夾袋中，因才器使，各當其任。其有才不能招致者，則屈節以求之，弓旌之召、纁帛之加，雖窮巷蔀檐而亦至焉。如是，天下亦安有遺才哉？夫上以真才求，則下以真才應，其有飾貌矯情、鬻奇炫異，以惑天下之耳目，以亂天下之聰明者，自不敢至前矣。世有真才，亦有偽才。偽才之與真才，猶碔砆之于寶玉，魚目之于珍珠，久之而后知，而不能猝辨也，試之而后見，而不能空說也。為上者，若不能兢兢致權乎此，但震于其外之應對捷給、言論縱橫，自以為能仔肩天下之重而負一時之望，則未有不誤及蒼生禍流赤緊者，如王安石之于宋是也。是以治世而人才盛，都俞吁咈于堂陛之間，拜手揚言于朝廷之上，上盡用之而弗遺也。亂世而人才亦盛，或躬耕于隴畝之中，或誦讀于草野之內，上雖弗之用，而衡門泌水固有以自樂其天也。若人才而處亡國之際，不憚捐軀絕脰，毀家滅身，以求挽既去之天心而扶已衰之大局，決不肯策名新室，拜爵興朝，有寧蹈東海以死而已。由此觀之，人才何負于國家哉。其有一不見用，即生懟上之心，怨咨謗訕，致形諸言語而見之篇章，此其才則秉天地之戾氣而生者也，不得謂之真才。夫所謂真才者，與國家同休戚共患難者也。國家培養人才數百年，至此乃食其報，用與不用一也。
原士
余嘗聞何君鏡海之言曰，天下之治亂，系于士與農之多寡。農多則治，士多則亂。非士之能亂天下，托于士者眾，則附于仕者亦眾，而游惰者且齒甘乘肥，三代下之國家，所以有岌岌之勢矣。五行百產不能給生人之用，生齒繁則殺戮相仍，此天道之當然也。耽于逸，極于欲，斗于巧，百族萬類元氣剝喪，而傾折夭札隨之，此人事之自然也。大難初平，百物凋敝，人安耕鑿而無競無求；極盛之時，文治昌明，而詐偽日生，殺機潛匿，此又歷代之盛衰相為倚伏者也。漢舉孝弟力田，與策賢良并重，此其制猶近于古。后世以文取士，以資為郎，以級紀功，皆以黠民御樸民耳，雖欲治其可得哉？嗚呼！何君之言，其即余欲以簡治天下之意也。返樸還醇，正在今日。夫今之所謂士者，皆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者也，其實民而已矣，安得竊名為士哉？今國家之于士也，取之太多，簡之太驟，人人皆可為士，數年間，一邑之稱士者已至數十百人，按其中皆貿然無知者居多，由是士習日壞，士風不振，而士遂為人之所輕，因而嘆天下之無士。嗚呼！豈通論哉？譬如采珠于淵，采玉于山，取既竭則以泥沙代之，人見泥沙，并咎珠玉為無用，而士遂無以自見其長。為今計者，當廢時文而以實學，略如漢家取士之法，于考試之外則行鄉舉里選，尚行而不尚才，則士皆以氣節自奮矣。至以考試取士，亦當減其額，遠其期，與其多取而賢不肖之皆多，毋寧寡取而賢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則下知貴，而為上者，教養皆有實用。學中廩餼，書院膏火，養數百人不足者，養數十人而有余，于是士不為非而廉恥懋焉。且士既不為時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礪以成有用之學，何至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問以錢谷不知，問以兵刑不知，出門茫然，一舉步即不識南北東西之向背哉？或曰，有明之以時文取士，蓋欲其廢書不觀，使之囿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圍，往往有髫齡就學，皓首無成，而士之受其愚者不少矣。嗚呼！此徒以功名富貴鼓舞其心志，雖有奇材異能，非是莫由進身，其愚黔首之心，實無異乎祖龍之一炬也。乃后世仍復因循不改，明知其無用，而絕不思為之變計，豈以在廷諸公皆由時文以進身，一若舍是并無良法歟？夫書，取其足以記姓名而已，宣圣有言曰：“辭達而已矣。”是即文字尚不必求其甚工，況于無用之時文？即曰時文所以代圣賢立言，顧圣賢之前言往訓，昭然俱在，固在乎身體力行，又何煩乎口為摹擬，作優孟之衣冠？夫學時文不成，則竟成廢人耳。設以學時文之精神才力，專注于器藝學術，即不能出而獻諸大廷，而終有一技之長、一材之擅，足以終身用之而有余者。故時文不廢，人才不生，必去時文尚實學，乃足以見天下之真才。或又曰，時文中何嘗無人才，本朝之功烈彪炳、才德彰聞者，何一不由科第中來？即今時曾、李、左三相國，亦以時文為進身之階，是安見時文之足以害人才也？不知此即吾向之所謂非時文之能出真才，乃真才之不囿于時文耳。吾請一言以蔽之曰，今日之徒能時文而囂然自足者，皆不得謂之士；此乃民之實，而竊士之名者也。況乎今日之士即異日之官，巍然身為民上者也。時文中果有治民之譜歟？昔者，取士之途寬而用士之法嚴；今者，取士之途隘而用士之法濫。乳臭之子，朝登科第而夕握印綬矣，不必試而后用也，而烏得不病國而殃民？故時文不廢，天下不治。吾今請開數科以取士，即以其虛言而征之以實效。取之寬，則人才皆入吾夾袋之中，而自無或遺；用之嚴，則自不得以空文徼幸于一時。士習既端，而民俗亦厚，將見尚氣節，懋廉恥，敦品行，而無實之士自轉而歸于農工商賈，以各遂其生。今日風俗之弊，在好諛而嗜利。欲反其弊，莫若閉言利之門，而開諫諍之路。故停捐納所以伸士氣，獎直言所以堅士節。如是而官方有不澄，仕途有不肅，不足以揚郅治之休，而臻于漢代文、景之隆者，未之聞也。
變法上
泰西人士嘗閱中國史籍，以為五千年來未之或變也。夫中國亦何嘗不變哉？巢、燧、羲、軒，開辟草昧，則為創制之天下；唐、虞繼統，號曰中天，則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來，至秦而一變；漢、唐以來，至今日而又一變。西人動譏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變，不知孔子而處于今日，亦不得不一變。蓋孔子固圣之時者也，觀其答顏子之問為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于答子夏之問，則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孔子蓋言其常也，而非言其變也。言其常，則一王繼治，有革有因，勢不能盡廢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變，則未及數百年而祖龍崛起，封建廢而為郡縣，焚詩書，坑儒士，樂壞禮崩，法律蕩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漢承秦弊，不能盡改，自是以后，去三代漸遠，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如其泥古以為治，此孔子所謂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由此觀之，中國何嘗不變哉？即歐洲諸國之為治，亦由漸而變，初何嘗一蹴而幾，自矜速化歟？銅龍沙漏、璇璣玉衡，中國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鐘表之法，亦由中國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時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陽，何嘗不恃炮火？其由中國傳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輪舟車，其興不過數十年間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國之不能善變，毋乃未嘗自行揆度也歟！吾知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蓋同一舟也，帆船與輪舶，遲速異焉矣；同一車也，駕馬與鼓輪，遠近殊焉矣；同一軍械也，弓矢刀矛之與火器，勝敗分焉矣；同一火器也，舊法與新制，收效各別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與機器，難易各判焉矣。無其法則不思變通，有其器則必能仿效，西人即不從而指導之，華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專注乎此。雖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謂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三綱五倫，生人之初已具，能盡乎人之分所當為，乃可無憾。圣賢之學，需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后，誰得而知之，亦誰得而見之？況西國所謂死后獲福者，其修亦必裕于生前，然則仍是儒者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說耳。故吾向者曾謂數百年之后道必大同，蓋天既合地球之南朔東西而歸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諸教之異同而歸于一源。我中國既盡用泰西之所長，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蓋至此時不得不變古以通今者，勢也，而今則猶未也。今如有人必欲盡廢古來之制作，以遂其一時之紛更，言之于大廷廣眾之中，當必以其人非喪心病狂，決不至是。嗚呼！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將來，惟深思遠慮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變于上，則人事變于下。天開泰西諸國之人心，而畀之以聰明智慧，器藝技巧，百出不窮，航海東來，聚之于一中國之中，此固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諸國既恃其長，自遠而至，挾其所有以傲我之所無，日從而張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軋以相傾，則我又烏能不思變計哉？是則導我以不容不變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變者，人事也。如石之轉圜于崇岡，未及墜地，猶謂其難，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況今者我國已自設局廠，制造槍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從事。招商局既建，輪船遍及各處，而洋務人員輒加優擢，臺灣、福州已小試電氣通標之法，北方擬開煤鐵諸礦。所未行者，輪車鐵路耳，則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變之機也。惟所惜者，僅襲皮毛，而即囂然自以為足，又皆因循茍且，粉飾雍容，終不能一旦驟臻于自強。不知天時有寒暑而不能驟更，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異，則變亦非一時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盡人事以聽天心，則請決之以百年。
變法中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上古之天下，一變而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變而為三代。自祖龍崛起，兼并宇內，廢封建而為郡縣，焚書坑儒，三代之禮樂典章制度，蕩焉泯焉，無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自漢以來，各代遞嬗，征誅禪讓，各有其局，雖疆域漸廣，而登王會列屏藩者，不過東南洋諸島國而已，此外無聞焉。自明季利瑪竇入中國，始知有東西兩半球，而海外諸國有若棋布星羅。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國無不通和立約，叩關而求互市，舉海外數十國，悉聚于一中國之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幾于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秦、漢以來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嗚呼！至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舍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御，而彼之炮臺、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于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然而一變之道難矣，以今日西國之所有，彼悍然不顧者，皆視以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貴乎因時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為變通，有可知也。今觀中國之所長者無他，曰因循也，茍且也，蒙蔽也，粉飾也，貪罔也，虛驕也，喜貢諛而惡直言，好貨財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遠慮矯然出眾者，則必擯不見用，茍以一變之說進，其不嘩然逐之者幾希。蓋進言者必美其詞曰，中國人才之眾也，土地之廣也，甲兵之強也，財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國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嗚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眾，而不知所以養其人才以為我用；知土地之廣，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為我益；知甲兵之強，而不知練其甲兵以為我威；知財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財力，開源節流，以出諸無窮而用之不匱；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維力，不至視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為功。變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變也。帖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趨益下，庸腐惡劣，不可向邇。乃猶以之取士，曰制科，歲取數千百貿然無知之人，而號之曰士。將來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其一曰練兵之法宜變也。今之陸營、水師，其著于籍者，有名而無實，當事者以兵不足恃，又從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駐防之兵至十萬，雖足以拱衛神京，翼保畿輔，以壯聲威而遏覬覦，而他處海防均須整頓，綠旗滿營，水師戰艦，皆當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壘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從事。茍仍其舊而不早為之計，是謂以不教民戰，無殊驅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變則兵不能強。其一曰學校之虛文宜變也。今所設教諭訓導，小邑一人，大邑兩人，虛糜廩粟，并無所事。且其人，類皆阘冗無能，龍鐘寡恥，不足為士之表率。書院山長只取聲譽，以所薦之榮辱為去留，而每月所課，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養士之名，而無養士之實也。是反不若漢時所立國子監，天下士子猶得讀書于其中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變也。昔高祖入關，其與民約，不過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過供其舞文弄法已耳。拘牽文義，厥弊日滋，動曰成例難違，舊法當守，而一切之事都為其所束縛馳驟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無奉法之實也。是不如減條教，省號令，開誠布公，而與民相見以天也。凡是四者，皆宜亟變者也。四者既變，然后以西法參用乎其間，而其最要者，移風易俗之權操之自上，而與民漸漬于無形，轉移于不覺。蓋其變也，由本以及末，由內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變法下
治天下者，當立其本而不徒整頓乎末，當根乎內而不徒恢張于外，當規于大而不徒馳鶩乎小。蓋天下氣運之開，以時而變，而天下情事之繁，亦以時而異。試以西法一端言之，今與昔異，而中外之情，亦已閱時而不同。昔者惟在崇尚西法，立富強之本，以為收效即在目前。即泰西人士，亦并以為西學振興正在今日。以中國之大而師西國之長，集思廣益，其后當未可限量，泰西各國固誰得而頡頏之。今沿海各直省皆設有專局，制槍炮，造舟艦，遴選幼童出洋肄業。自其外觀之，非不龐洪彪炳，然惜其尚襲皮毛，有其名而鮮其實也。福州前時所制輪舶，悉西國古法耳，不值識者之一噱。他處所造機捩，轉動之妙，不能不賴乎西人之指授。而窺其意，則已囂然自足，輒以為心思智慧足與西人匹，或且過之而有余矣。夫槍炮則在施放之巧，舟艦則在駕駛之能，行陣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則在人也。今公使簡矣，領事設矣，皇華之選絡繹于道。或恐有儀、秦其人，逞游說以恣簧鼓，而徒以口舌得官者，更恐有夤緣攀附，奔競鉆營，而得附于其間者。所謂才者未必才，所謂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故今日我國之急務，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總其綱領則在儲材。誠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無形之鼓舞也；局廠之爐錘，固不如人心之機器也。朝廷設官西土，要宜鄭重其始。一切當以正途人員，茍流品太雜，恐褻國體。其有掣肘之處，則先以西人副之，為之披榛辟莽。至若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案牘、往來文移，宜匯輯成書，頒示遐邇，其后更譯以西文。一旦有事，當局者可援別案以為折辯之地，而此中亦有所主持，此亦講求洋務之一道也。總之，凡事必當實事求是，開誠布公，可者立行，不可行者始終毅然不搖。夫天下事，從未有尚虛文而收實效者，翻然一變，宜在今日。若夫治民必由牧令始，治兵必由團練始。牧令之賢否，則先在慎簡督撫，甄別才能，考察勤惰。才者不次遷擢，不才者立予罷黜，此固督撫之事也。至于治兵則難言之矣。宜先改營規，易軍制，汰兵額，異器械，必如李光弼之臨陣，壁壘一新而后可。然論者必議其更張。蒙則謂今日練兵若不以西法從事，則火艦、火器亦徒虛設耳。不獨水師當變，即陸軍亦當變也；不獨綠營當變，即旗丁滿兵亦當變也。且也長江水師與洋海水師不同，我國須于長江水師之外，專設海軍，然后內可以防奸，外可以御侮。儲材之道，宜于制科之外，別設專科，以通達政體者為先，曉暢機務者為次。即以制科言之，二場之經題宜以實學，三場之策題宜以時務，與首場并重，庶幾明體達用，本末兼賅，此寓變通于轉移之中，實以漸挽其風氣而裁成鼓勵之。四五科之后，乃并時文而廢之，則論者不議其驟革矣。肄習水師武備，國家宜另設學校，教之以司炮駕舟、布陣制器，俾其各有專長。習之于平日，用之于臨時。其遣發至泰西者，尤不可專在一國，以示兼收而并效。以上宜力求整頓，勿作具文。民心既固，兵力既強，而后所有西法，乃可次第舉行。今日簡公使，設領事，歲糜朝廷數十萬金，議者或論其太驟，或惜其徒費。不知中外隔閡，非此不能消息相通，未始無裨于大局。特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也，此則由乎上善為之用耳。焜耀敦槃，折沖樽俎，必有郭隗、毛遂其人者出焉；銜命中朝，宣威異域，必有班定遠、傅介子其人者出焉。或者以為西法不足恃，何以西人用之，足以雄長歐洲，爭衡天下？不知泰西諸邦，國小而民聚，其民心齊而志固，同仇敵愾，素蓄于中。在其國內，各事其事，各業其業，雍雍然其氣靜謐而專一，故國易以治。夫豈徒恃乎器藝技巧，繁術小慧，遂足以收效也哉？
重民上
天下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今中國之民，生齒日繁，幾不下三千余兆。誠使善為維持而聯絡之，實可無敵于天下。說者謂民數之眾，至今日而極盛，向來所未有也。至自古迄今，歷代戶口盛衰之數，固可得而言焉。當夏禹治水后，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攝政時，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周莊王十三年，民口九百萬四千人。秦始皇并六國后，民口千余萬人。漢平帝元始二年，戶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十二，口五千九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人。后漢光武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一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后漢桓帝永壽二年，民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晉武帝太康元年，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隋煬帝大業五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宋徽宗宣和四年，民戶二千零八十八萬二千。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民戶一千三百十九萬六千。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民戶一千三百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十一。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民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二千人。我朝大清龍興，順治元年，民戶二千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乾隆時，戶口一萬五千萬人。乾隆四十二年，二萬萬人。道光末年，二萬六千萬人。咸豐間，雖經赭寇之亂，而十余年來休養生息，版籍未減，至今約略計之，可得戶口三萬萬。泰西諸邦，安能及其什一哉？而泰西之民，內則御侮，外則宣威，越數萬里而至中國，率意逞臆而行，莫敢誰何。與華民一有齟齬，則問罪者至矣。至我民之傭販外洋者，外洋之人待之如犬馬，刲之如羊豕，貨之如牲畜，其誰敢代之一問者？即朝廷遣公使，設領事，亦賴西船為護送，恃西人為先導，有如水母目蝦。夫許鄭乘楚車，《春秋》書之，謂之失位，始事如此，宜其見輕于西人也。西國兵民不分，額兵用以出戰，民兵用以守國，有事之秋，亦調守兵出境，故其國雖小，而兵數輒皆百余萬。英人嘗謂其國無敵國外患者，已千余年矣，蓋眾志之如城，大可用也。然則西國民寡而如此，中國民眾而如彼，豈真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歟？是蓋在不善自用其民也。善用其民者，首有以作民之氣，次有以結民之心。其氣可靜而不可動，敵愾同仇，忠義奮發，勇于公戰而怯于私斗。其心可存而不可亡，在城守城，在野守野，雖至援絕矢窮，終不敢貳。顧就中國之民而論之，其剛柔強弱亦復不同，北方風氣多剛勁，南方民情多脆弱。蓋大川廣谷異性，民生其間者異俗，惟有以教訓而漸摩之，自無不可用也。總之，上有以信夫民，民有以愛夫上，上下之交既無隔閡，則君民之情自相浹洽。今夫富國強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驅天下之游民、廢民、惰民、莠民而盡歸于農，則天下自無曠土，而安有不富者哉？此外，商出于遠，工勤于市，各操其業，各盡其分，開礦筑路，行輪車，設機器，均與民共其利而代為之經營，是則上既有余而下無不足。使天下各邑各鎮各鄉，均為民兵而行團練，守望相助。春秋無事，教之以坐作進退，步伐止齊，猝有變故，入而保衛，子弟之衛父兄，猶手足之捍頭目。又使平日間與兵相習，則兵自衛民而不敢欺，如是兵民皆有實效，而安有不強？此所謂維持而聯絡之也。
重民中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亂？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雖危而亦安；民心既失，雖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維持而聯絡之。我朝圣圣相承，務崇寬厚，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浹于寰區。故民間義憤時起于崇朝，愛戴聿深乎萬代。然而赭寇所至，列城奔潰，無殊猛虎之驅群羊；天津戕殺教民之變，釁于勇而嗇于禍，徒貽君父之憂，而從未有挺身以赴義者，此何故歟？則所以維持而聯絡之道未得也。古者官有世族，族大人眾，與國同休戚，共患難，世族皆有甲士，足以入衛公家。春秋之時，國富而兵強，率恃乎此。康叔之封于衛也，分以殷民七族；唐叔之封于晉也，分以殷民六族。即如鄭之商人，與鄭同出自周，世有盟誓。此皆所謂強宗豪族足以輔國而立邦者也。其在民間，亦多聚族而居，大者數萬人，小者數千人，行守望相助之法，猝有內憂外患，足以聯結聲勢，藉為捍衛。自后世宗法不講，散處都邑，雖行團練，而其心不一。然如閩、粵兩省村落中，往往一姓為一鄉，大凌小，強欺弱，眾暴寡，械斗悉由此起，此在有司不善約束之耳，而至事變之秋，未嘗不收其用。平日治民之要，在撫字以結其心，勇敢以作其氣，忠孝節義以厲其心志，輕徭薄賦以養其身家，務使安其居，樂其業，可靜而不可動，而忠君愛國之心自油然生于其中。今朝廷賑恤之恩、蠲免之惠，半侵蝕于胥吏之手，有名而鮮實。謄黃遍貼，圣訓煌煌，民間率以具文視之而已。平時皆有輕視官長之心，臨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即如安置旗民之法，亦竊以為未盡善也。聚之于會垣，給之以餉糈，使之無事而食，安坐以嬉，有如圈牢之養物。二百余年來，生聚日多，勢必不給。且人勞則善心生，逸則淫心起，恃勢凌人，借端詐物，選事生釁，無所不至。民視之如寇仇，赭寇肇亂，竄擾江、浙，幾于聚而殲旃，婦女孩稚不遺噍類，此正可為前車之鑒。竊以為不如分布于各鄉，士農工商，使之各執其業而各食其食，講行古者宗法，以強宗維弱宗，小宗附大宗，各相為輔。新疆、西藏則裂土以分封王子，佐以強家富室，略如蒙古四十八旗成法，而不必聚之于京師。誠如是也，自足為省會之屏藩，神都之翊衛。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閡。此外，首有以厚其生，次有以恒其業。汰浮士，裁冗兵，去游民，使盡驅而歸之于農，以辟曠土，墾荒地，給以牛種犁鋤，居以蓬寮，時課其勤惰，而遞歲分收其所入。若開掘煤鐵五金諸礦，皆許民間自立公司，視其所出繁旺與否，計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機器，興筑鐵路，建置大小輪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貲，貧民殫其力，利益溥沾，賢愚同奮。朝廷有大興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則古者與民共治天下之意也。嗚呼！勿以民為弱，民蓋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為賤，民蓋至賤而不可虐也；勿以民為愚，民蓋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與民同其利者，民必與上同其害；與民共其樂者，民必與上共其憂。夫以我中國幅員之廣，生齒之繁，甲于天下，以視歐洲諸國，其大小多寡豈可同日而語？即如英國，屹然三島耳，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其民不足當中國二大省，而民心團結，有若長城，遂足恃之以無恐。我中國誠能收民心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而有余矣。如是而強鄰尚敢行其窺伺，敵國尚敢肆其憑凌，逞其非分之干請，而要以無禮之誅求者，吾弗信也。
重民下
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一曰君民共主之國。如俄、如奧、如普、如土等，則為君主之國，其稱尊號曰恩伯臘，即中國之所謂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則為民主之國，其稱尊號曰伯理璽天德，即中國之所謂統領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等，則為君民共主之國，其稱尊號曰京，即中國之所謂王也。顧雖稱帝、稱王、稱統領，而其大小強弱尊卑則不系于是，惟其國政令有所不同而已。一人主治于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于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后可頒之于遠近，此君民共主也。論者謂，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長治；民為主，則法制多紛更，心志難專壹，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三代以上，君與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與民日遠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則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輿情隔閡，民之視君如仰天然，九閽之遠，誰得而叩之？雖疾痛慘怛，不得而知也；雖哀號呼吁，不得而聞也。災歉頻仍，賑施詔下，或蠲免租稅，或撥帑撫恤，官府徒視為具文，吏胥又從而侵蝕，其得以實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聽遠，果孰得而告之？即使一二臺諫，風聞言事，而各省督撫或徇情袒庇，回護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無二上，而趨承之百執事出而蒞民，亦無不尊，輒自以為朝廷之命官，爾曹當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爾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財，殫民力，敲膏吸髓，無所不至，囊橐既飽，飛而揚去，其能實心為民者，無有也。夫設官本以治民，今則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衛民，徒知剝民以奉官，其能心乎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順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嗚呼！彼不知民雖至卑而不可犯也，民雖至愚而不可誑也。善為治者，貴在求民之隱，達民之情，民以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不可者不必強，察其疴癢而煦其疾痛，民之與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則境無不治矣。古者里有塾，黨有庠，鄉有校，讀法懸書，月必一舉，茍有不洽于民情者，民皆得而言之。上無私政，則下無私議。以是親民之官，其為政不敢大拂乎民心，誠恐一為眾人所不許，即不能保其身家，是雖三代以下而猶有古風焉。《書》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茍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則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親矣。內可以無亂，外可以無侮，而國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擴充之，富強之效亦無不基于此矣。泰西諸國，以英為巨擘，而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民上下互相聯絡之效也。夫堯、舜為君，尚賴有禹、皋陶、益、稷、契為助，而天下乃治。今合一國之人心以共為治，則是非曲直之公，昭然無所蒙蔽，其措施安有不善者哉？竊以為治國之道，此則猶近于古也。
治中
我國今日之急務，在治中、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變法自強，馭外不外乎簡公使，設領事，洞達洋務，宣揚國威而已。曩所謂變法者，在創設局廠，鑄槍炮，造舟艦，遣發幼童出洋，肄習西國語言文字、器藝學術而已。不知此數者，非不可行，而行之當無徒襲其皮毛。既有槍炮，則當求施放之巧；既有舟艦，則當求駕駛之能。而槍炮之命中及遠，舟艦之鞏堅神速，新法迭出，精益求精，此則尚未能也，所知者不過向日成規而已。且皆有西匠為之指揮，一旦離之自造，則并所謂皮毛者尚覺其艱。遣發幼童出洋，當不專于一國，且與其多遣俊秀，不如并遣工匠，工匠時少而效速。此外要當變者，一曰水師，宜立專局訓習技能；二曰陸營，宜改營制，汰軍額，簡丁壯，厚餉糈；三曰戰船，宜易帆舶為風輪火琯；四曰器械，宜易弓矢刀矛以火器，而總不外乎以西法練兵。沿海各省督撫，宜簡選熟稔洋務人員，駐扎通商各處。遇有中外交涉之事，所有往來文牘，歲中匯輯成書，頒示遐邇，俾辦理者熟覽深思，得以窺其涯際，而臨事亦有所把持。中外所立和約，亦當鋟版頒行，俾官衙上下人役俱持一冊，于洋務自無所遁情。夫洋務即時務，當今日而興言時事，固孰有大于洋務者？一切皆不必諱言，誠能實意講求，則真才自出，其間又何難睦鄰御侮，折沖于數萬里以外哉？今日崇尚西學，仿效西法，漸知以商力浚利源，與西商并駕齊驅而潛奪其權，如輪船招商局之設是也。顧局中經費之裕，全在乎海運，惟海運但可行之于無事之日，而不能行之于有事之秋。至此時而仍由漕運，恐亦不易。夫治河、運漕兩大政，辦理極難，歷朝但圖一時之安，而不為后日之計，則以不能萬全而無害也。竊謂北方亦富庶之地，京師為首善之區，民以食為天，豈容盡資乎外省？此開墾之法不可不講。況乎曠地日多，游民日眾，安插游民，墾辟曠地，此有司之責也。官地宜仿古者屯田遺意，以所汰老弱之兵，改而為農，開阡陌，深溝洫，興水利，資灌溉，或濟之以西國機器水火二氣之力，務使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誠有成效，則京師粒食毋俟外求。李伯相行之于天津一郡，其效當有可觀也，其他北省荒廢之地，亦可飭各督撫仿其法而行之。如近日遇水旱荒災，饑黎載道，朝廷賑恤維艱，勢不能終給，莫若徙流民以實空地，使之自食其力。經費之籌，發自帑項而后計歲分償，或令商辦而使分其利。辟地之外，則事開礦。辟地，地面之利；開礦，地內之利，二者不可偏廢。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亦當盡人力以求之。且礦務一開，趨者云集，亦所以養濟窮民。閩如臺郡之煤，粵如惠州之鐵，善其章程以為掘取，閩、粵之民何至就食出洋，流離異域？至于栽植罌粟，亦屬權宜之用。然當種之于新疆、蒙古土曠人稀之處，而不宜種之于關內也。治河，中外無善法。蓋河沙日積，河底日高，河堤不得不高筑以防沖潰。歷代相傳，不思變通，瀕河之民如居河底，霪霖橫決，魚鱉堪虞。今莫若參用西國爬沙之法，疏刷宣通，去其壅積，然后多分支流以殺其勢。孟子述禹之治河，亦惟曰疏、曰瀹、曰排、曰決而已。行于內河，當用火輪小舶，亦可藉以運漕。一旦緩急有需，亦可恃以無恐。此外，最要者則曰治民，當責其成于牧令，而先于慎簡督撫，俾其黜陟賢否，甄別才能，行久任之法，立不資之賞。當使視民事如己事，務實心以行實政，而天下自無不治矣。凡此治中之道，皆所以盡其在我而已。至于所以馭外者，不難在重洋之銜命，而先難在內地之撫柔。泰西諸國，自西東來，初由印度而東粵，繼由東粵而開五港，旋由五港而增至十有三港。今則長江添設六口，直達重慶而至云南，中國境中必為西商傳教人足跡所遍。至若西商傳教人等，安分守法，歸我管轄，雖遍至各處，亦復何慮。無如旅于中土之西人，每多恃勢凌人，我國紳民又鄙之以為不屑，變故日生，是可虞也。泰西之例，商民至其國境犯法，即歸其國官員審辦。西廷以中國鞫案動用刑罰，是以此例不行。據煙臺和約，自后中西商民爭訟，交被告人官員辦理，如西人控華人則歸華官，華人控西人則歸西官。時勢所逼，未嘗不是。惟是中律嚴，西律輕，且彼官知中律者多，我官明西律者少。即彼此秉公鞫斷，涉訟之民難保無怨聲，矧未必然耶？民間積怨生憤，嫌隙日多，縱當道能彌縫于目前，難免不齟齬于日后，而又益之以彼教之大拂乎民情也。泰西諸國中以英、法最為雄鷙，諸國亦仰以為領袖。法在今日雖未遑外顧，然觀其在越南布置經營，其慮甚遠，正未可以目前之暫蹶而輕之也。惟法之舉動必以英為樞紐，故言馭外者，意多專注于英。英在今日，閩、粵、江、浙、皖、楚、川、滇、山、直、沈、遼，以及西藏、新疆，皆為其足跡之所至。觀英人向者曾與喀什噶爾酋目立約通商，或傳言其并售喀酋以槍炮。夫喀酋為我國叛人，英廷既與中朝和好，豈不自知其不宜出此歟？蓋英之結好喀酋，意亦在由印度以達云南也，其思深慮遠也如此。若是，則變法自強庸可緩乎？夫治中即所以馭外。器精用足，兵練民固，而加之星使分駐各邦，消息相通，呼吸互應，諸國有不咸遵王度，共凜約章者乎？
睦鄰
嗚呼！時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將與地球相終始矣。至此時而猶作深閉固拒之計，是直妄人也而已，誤天下蒼生者必若輩也。嘗見俞君廉石與張少渠書，其言曰：“今日中外大勢，惟有因勢利導之方，萬無杜絕驅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國可盛可衰可強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機會也。及今而不圖，一旦高辛先我，悔之晚矣。每嘆明季縉紳，謬以宋人金元之事比遼東，遂致不可救藥，不謂今日議論，又將以議遼東者議西海，前車覆轍，殷鑒無聞，是亦可哀也已。”又讀郭瀛仙侍郎《使西紀程》，其言曰：“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其至中國，惟務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處憑凌，智力兼勝，其所以應付處理之方，豈能不一講求？并不得以和論。無故懸一和字，以為劫持朝廷之資，侈口張目以自快其議論，至有寧謂可覆國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師已屢聞此言。召公之戒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業業，克抑貶損，以安民保國為心。誠不意宋、明諸儒，議論流傳，為害之烈，一至斯也。夫尊主庇民，大臣之責，胥天下而務氣矜何為者？凡為氣矜者，妄人也。觀此，乃恍然于鄰之不可不睦矣。”嗚呼！二公蓋深知洋務者也。昔在丙辰之冬，粵東肇釁，因循不問，貽誤良多，而庚申遂至于決裂。顧其時，草野小民未嘗不逆料其出于和也。淞濱老圃謂余曰，處今日之事勢，若舍和之一字，無可下手。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及事大定，金粟峰頭詞人猝然問余曰：“諸葛武侯何如人也？”余應之曰，三代下一人而已。顧子之意，將以為猇亭之辱不報，而議和之使遽遣，忘怨崇仇，隱忍保國，平日自命為管、樂之才，而乃一籌莫展至此歟？顧天下事固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茍反其道而行之者，未有不敗者也。子輿氏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民者也。”湯猶事葛，文王猶事昆夷，何足為病？漢高困于平城之役，而終至遣使和親。太宗開國英主，而屈尊于突厥，終唐之世，周旋于回紇、吐蕃。宋真宗澶淵之捷，而猶許酬以歲幣，聘使往來，悉以至誠相待。歷代以來，所以結好遠人者，其規模廣博，猶可想見。蓋王者保國安民，其道應如是也。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設使不忍小忿而遽開邊釁，置數十萬生靈于涂炭，而國是益以杌隉，豈計之得哉？況乎今日泰西諸國之來中土，非同有宋之于遼、金、元也。無皮幣之奉，無金繒之酬，無聘問慶吊之煩，無慰勞送迎之費，不過出我市廛以陳琛貨，利便商賈，轉輸南北而已。惟我待之亦惟克循條約，一秉定章，外示以優容，內行其裁制而已。即各國使臣駐我神京，咸奉禮儀，以與周旋，未嘗不遵我制度，就我范圍也。即有所請，可者許之，不可者拒之已耳，絕無所謂甲兵以示之威，干戈以示之勇也。即曰舊隙尚存，夙嫌未釋，亦惟以大度包容之而已，豈若南宋之于女真，其仇不可一日忘哉？故在今日，惟有開誠布公，講信修睦，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不妨召見其使臣，俾得從容以畢其辭，而總理衙門王大臣時與之往來，以得聯其情誼，集思廣益，未嘗不由乎是。勿外示以羈縻，勿內行其阻抑，勿加以束縛馳驟，勿苛以繁文縟節。試觀我國使臣至其國中，彼所以待之者何如，則我獨不可行之于彼乎？自恃甚高而視人太卑，此虛驕者所為也，非圣朝含宏之盛量也。夫中外之情所以不通者，以隔閡太甚也。而隔閡之故，由于情疏而不親，勢尊而不近。我國王大臣又何妨紆尊降貴，相與通款曲、伸情愫，而了然洞燭中外之事故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