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點街道上已響起了軍用運輸車的轟隆聲；食品店前婦女們手持燈籠排起了長隊；臨時委員會內各個派別的宣傳隊連夜在沿街的墻壁上刷寫了標語口號，墨跡未干。
樂隊隊員們收起樂器走出地下室來，感到外面的空氣分外新鮮。“新時代的堤坦尼亞”[①]夜總會的顧客們，不論是偶爾上這里來的還是經常上這里來的，都跟在樂隊隊員后面，形成一個統一的集體，仿佛大家都不愿破壞夜間在那個地下室內達成的協議。男人們豎起大衣領，行動顯得僵直，仿佛是從四千多年前的墓穴里發掘出來的木乃伊，一接觸空氣就會頃刻化為灰燼；婦女們則仿佛受到冷空氣的激勵，一個個哼著小調，敞著大衣，露出胸懷，在泥濘與積水的街道上跳躍著擇路而行，宛如在練習某種舞步。婦女們的行動好像是對男人們醉態的控訴，仿佛她們希望這漸漸衰歇的歡快之中再爆發出新的歡樂。他們這支隊伍好像都希望這歡樂的節日尚未結束，希望走到某個地點樂隊隊員們也許會停止前進，在大街上打開樂器盒拿出薩克斯管與
低音號來演奏。
走到萊文森銀行大樓（現在萊文森銀行已由人民警衛隊的巡邏隊警戒著，他們手持上好刺刀的步槍，頭戴附有標記的帽子）對面時，這幫夜游神仿佛聽到一聲命令似的悄悄散開，相互也不告別就各行其路。留下我們三個人在一起：我和瓦列里安諾一邊一個攙著伊琳娜。我總是站在伊琳娜的右邊，這樣就不礙著我腰帶上別著的盒子槍皮套；瓦列里安諾在重工業委員會工作，穿便衣，如果帶手槍的話（我想他也帶著槍），一定是那種小手槍，可以放在衣兜里。伊琳娜現在沉默不語，似乎有些憂郁，我們呢，心里則有些害怕（我是說我害怕，而且我相信瓦列里安諾與我的心情一樣，雖然我們在她的魔力支配下并沒有談及此事），因為我們覺得她現在完全控制住我們了。雖然我們做過一些荒唐透頂的事情，但那些事情與她頭腦里無休止的幻想相比，與她對肉欲的追求相比，與她的狂熱與殘酷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現實情況是我們都很年輕，面對現在經歷的事件我們太年輕了。我是說我們兩個男人，因為伊琳娜這種女人已經過早成熟了。雖然她在我們三人中間年紀最輕，但她的意愿支配著我們的行動。
伊琳娜低聲吹起口哨，滿臉堆著微笑，仿佛她已預先嘗到了某個新主意的甜頭。她的口哨聲越吹越響，聽得出是當時流行的一首滑稽可笑的進行曲；我們提心吊膽的，不知她葫蘆里賣的什么藥，也跟著她吹起口哨來，并身不由己地踩著樂曲的節奏齊步行進，。心里都有種既是犧牲品又是勝利者的模糊感覺。
我們來到圣阿波羅尼教堂前面。這個教堂現已改為霍亂病醫院，外面停放著許多靈樞等候靈車運往墓地。靈樞周圍用石灰畫上圈圈，不讓人接近。有個年邁的婦女在教堂前面的廣場上祈禱，我們踏著進行曲的節拍前進，差一點踩著她了。她舉起又瘦又黃像個毛栗子似的拳頭指向我們，另一只手扶在地上，大聲嚷道：“你們這些可惡的先生！”不，她這么嚷道：“可惡！先生們！”仿佛這是兩句詛咒的話，一句比一句更加兇狠，稱呼我們先生等于視我們加倍可惡。還說了句本地方言，意思是“婊子養的”；還有什么“不得好……”這時她發現我穿著軍服，話沒說完便把頭低下去了。
這一段我講得很詳細，因為它是（不立即是，以后才是）后來發生的那些事情的預兆，同時也因為這些都是那個時代的形象，應該貫穿這本小說的始末。這些形象包括軍用運輸車穿過這座城市（雖然軍用運輸車這個詞喚起的表象有點籠統，但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確切性并不是壞事，因為那個時代的特點就是不確切性），包括在街道兩旁大樓間掛著的一條條橫幅（這些橫幅號召人們購買國家發行的公債），也包括工人的游行隊伍。各種工人游行的隊伍經過不同的路線，因為它們是由相互對立的工會中央組織的，有的主張堅決把考德雷爾軍需品工廠的罷工運動進行到底，有的主張停止罷工支持人民武裝抗擊反革命軍隊對城市的包圍。這些路線縱橫交錯，卻為我們劃出一塊地盤，讓我、瓦列里安諾與伊琳娜在那里上演我們的故事：發生、起步、發展、趨向與意圖。
我認識伊琳娜那天，戰線已經收縮到距東城門不足十二公里的地方了。由不滿十八歲的青年與預備役中的中老年人組成的城市民兵，正在宰牛場（這個名稱聽起來就不吉利，但尚不知道對誰不利）低矮的建筑物附近設置防線，這時一群烏合之眾蜂擁而至，穿過鐵橋向城內逃來。有頭上頂著鵝籃子的婦女，有趕著唧哇亂叫東奔西竄的豬群的小青年（農民們為逃避夫役與掠奪，把他們的子女與牲畜也帶出來，讓他們聽天由命），有騎馬或步行的逃兵與落伍的散兵，有領著一大幫背著大包小包的使女的貴婦人，還有擔著擔架的民夫、剛剛出院的病員、游鄉串戶的商販、政府官員、修道士、吉卜賽游民和身穿旅游服裝的原軍官女兒學校的學員們。他們一起擁進鐵橋兩邊的欄桿之間，仿佛被一陣撕毀地圖、沖破國界與戰線的陰冷的狂風裹帶著猛撲過來。這些日子里這種人很多，都希望逃到城內來尋找庇護所。他們之中有人害怕暴亂與搶掠，有人擔心會遇上復辟勢力的武裝，有人為了得到臨時委員會的脆弱而合法的保護，有人則為了渾水摸魚進行違法活動（有違反舊法律的，也有違反新法律的）。現在人人都感到自已的生存受到威脅，再用不著什么團結，重要的是不擇手段地為自己開拓一條生路。雖然在遇到障礙時他們也會有某種協作或一致行動，但那并不需要講許多話就能心照不宣。
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也許是因為年輕人在混亂之中才能認識自己的力量并為此感到高興，但事實是這樣的：那天早晨我夾雜在擁上鐵橋的人群之中，感到既輕松又愉快，好長時間以來我都未像那天那樣感到自己與他人、與我自己、與整個世界如此和諧一致了（我可不愿犯用詞不當的錯誤，也許我最好還是說：我覺得我與他人的、我自己的乃至整個世界的混亂和諧一致）。我已經到達橋頭，這里有一段臺階通向岸邊；人流減慢了速度，擁擠著、向后面抗著，以免壓倒在以更慢的速度下臺階的人身上；那些鋸掉腿的人先拄著這根拐杖再換到那根拐杖；馬匹被抓著嚼子橫牽著，以免鐵掌在鐵臺階上打滑；帶邊斗的摩托車需要傾斜著把邊斗抬起來（人們免不了抨擊這些被迫下來推車的人說，他們最好去走供機動車行駛的大橋，但是，那需要多走一英里多路）。這時我發現我身邊有位婦女也在沿臺階往下邊走。
她的大衣下擺與袖口處有一條毛皮鑲邊，圓頂帽子上插了朵玫瑰花并掛著一塊面紗。總之，我很快發現，她不僅年輕、誘人，而且穿著入時。正當我從側面觀察她時，只見她突然睜大眼睛，那只戴著手套的手捂住嘴驚恐地大叫一聲，向后倒下。如果不是我動作迅速，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一定會跌倒在地，被這股洪水猛獸般的人流踩成肉泥。
“您不舒服？”我問她。“那您就靠著我點、沒有關系的。”
她的腿僵直了，一步也走不了。
“深淵，深淵，橋下邊，”她說著，“救命哪，我頭暈—…·’”
橋下面并沒有什么可以引起她頭暈，但是她確實被嚇呆了。
“別往下邊看，扶著我的胳膊；跟著大伙往前走，我們已經到橋頭了。”我對她說道，希望這些話能使她鎮定下來。
“我覺得大家沒有踩著臺階，腳步邁向空中，掉進深淵，大伙都掉進深淵……”她搖搖晃晃地說道。
我透過橋頭臺階的縫隙望見河里的流水，水面上漂浮的冰塊宛若天空中的白云。我也覺得一陣眼花，好像也感覺到了她那種感覺：懸空，一直懸在空中；下墜，不停地下墜；漩渦，一個漩渦套一個漩渦。我用手臂摟著她的肩膀，盡力抵御著后面咒罵我們下得太慢的人群。“喂，讓開點！上一邊摟著去，不害臊！”要想躲開這勢不可當的人群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加長我們的步伐，把腳伸向空中，騰空而起……喏，我也覺得懸在空中了……
也許這篇故事才是架在空中的橋梁。故事在展開過程中不斷描寫各種各樣的消息、感覺和心緒，為各種事件（眾人的也好、個人的也好）制造一種背景并在這個背景上開拓出一條人生道路，盡管還有許多歷史情況與地理情況尚未交待清楚。我在這座空中橋梁上擁擠前進，不愿意往下看；而女主人公呢，只要我不把她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拖下鐵橋，讓她的腳站在濱江路的路面上，她則老是被人群擠得急于空中。
她終于鎮定下來了，昂著頭驕傲地望著前方，并邁著迅速的步伐堅定地向前走，走向磨坊街；我吃力地跟在她后面。
這篇故事也應該盡力跟上我們，應該想方設法逐句記錄下我們關于深淵的對話。鐵橋雖然走完了，但這篇故事架在空中的橋梁并未走完，因為故事中的每個詞語都建立在空洞之上。
“您好了嗎？”我問她。
“沒什么。我常常頭暈，每次都是意想不到地發作，有時沒有什么危險也發作……高呀，矮呀，沒有什么關系……夜晚我望著星空，想到星星離我們多么遙遠時……或者白天……比如我仰面躺在這里時，我都會感到頭暈……”她用手指了指空中飛馳而過的烏云。她講頭暈就像講述吸引著她的某種誘惑似的。
她一句感激我的話也沒說，我感到有點失望。我說：“這個地方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都不適合躺著觀察天空。請您相信我的話，我懂得這種事。”
我們談話，一人說完另一位尚未開口時，這中間存在一段間歇，如同這座鐵橋兩級臺階之間存在空隙一樣。
“您懂得如何觀察天空？您怎么懂得？是天文學家？”
“不，我從事的是另一種觀察。”我指了指我的軍裝領口上佩戴的炮兵領章。“打炮的時候觀察炮彈飛行。”
她把目光從我的領章上移到肩上，可是我沒佩戴肩章，然后又移向縫在我袖口上的不太明顯的袖章上。“中尉，您是從前線下來的？”
“我叫阿列克斯·晉諾貝爾，”我自我介紹說，“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被稱為中尉。我們團里已經取消了軍銜，不過現在的命令老是變來變去的。現在我是個袖口上帶兩條杠的軍人，只能這么講。”
“我叫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前也叫伊琳娜·皮佩林，將來叫什么不知道。我是搞印花布圖案設計的，現在布匹短缺，只好在空氣中搞設計。”
“革命以來，有些人變得認不出來了，有些人則和原來一樣。這說明他們早已做好準備迎接新時代了，對嗎？”
她不置可否。
我又補充說道：“其他人則頑固不化，拒絕改變自己。您屬于哪種人？”
“我……請您先告訴我，您變了多少？”
“不多。我覺得我保存了過去的某些榮譽感，比如攙扶即將跌倒的婦女呀，盡管現在沒人會說聲謝謝。”
“我們大家，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有生病的時候，不能說，中尉，我將來就沒有機會報答您剛才的行動。”她的聲音有些嚴厲，幾乎有點生氣。
我們的對話到此可以結束了，它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使讀者暫時忘掉了城市的悲慘景象。現在軍用運輸車開過來了，穿過廣場，穿過這篇書頁，把我與伊琳娜隔開了，或者說在商店門前排隊的婦女，在大街上游行的工人隊伍，把我們隔開了。伊琳娜走遠了，她那頂插著玫瑰花的圓帽尚在頭戴灰帽子、鋼盔或頭巾的人流中飄蕩；我目送著她，但她并不回頭望望我。
后面幾段講的是前線上的炮擊與潰敗，臨時委員會內各政黨的分裂與統一，充滿了一些將軍和議員的名字，并夾雜著一些有關天氣的消息，如暴風雪、降霜、陰云、大風降溫，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襯托我的各種心情：我時而愉快地投身到各種事件的浪潮中去，時而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思考某種令人煩惱的問題，仿佛周圍發生的一切都是為了我把自己偽裝起來、隱蔽起來，如同市內到處用沙袋壘起掩體（這座城市似乎在準備巷戰）與鹿砦一樣（每天夜晚各種派別的人都往鹿砦上貼標語口號，但由于雨水和紙、墨質量低劣，這些標語口號很快就變得辨認不清了）。
每當我經過重工業委員會大樓前時，我都自言自語地說：“我要進去找我的朋友瓦列里安諾。”從我來到這座城市那天起，我就這么說，他在這座城市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每次都因某種當務之急而推遲了，大家都說，我這個現役軍人好像非常自由：我的工作是什么？不十分明確，常常到參謀部的各個部門去走動，很少待在兵營里，好像我不屬于任何部隊的編制，也不坐在任何辦公桌上。
瓦列里安諾不一樣，他老坐在自己辦公桌前。我進樓里去找他那天，看見他坐在那里，但并未處理什么公事，而是在擦左輪手槍。看見我走過去，他冷笑一下說道：“好啊，你也來和我們一起鉆圈套了。”
“也許我是來讓別人鉆圈套呢。”我回答說。
“圈套都是連環的，一個套一個啊。”他似乎在警告我，叫我當心。
重工業委員會占用的大樓原是一位發戰爭財的富豪的住宅，革命時被征用了。這里的家具闊綽而俗氣，現在又增添了一些官僚機關常見的死氣沉沉的擺設；瓦列里安諾辦公室里到處都是中國式閨房中的擺設，如畫有龍的圖案的花瓶、雕漆首飾盒和一組屏風。
“你想把誰關進這間繡樓里去呢？一位東方的王后？”
屏風后面走出一位短發女郎，上穿灰色綢衫，下穿乳白色褲子。
“男人的夢幻不會因為革命而改變，”她開口說道。她那挑釁似的連損帶挖苦的聲音與語調，使我認出她就是我在鐵橋上碰上的那位女子。
“你看，隔墻有耳吧，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有人竊聽……”瓦列里安諾微笑著對我說。
“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并不反對夢幻哪。”我對她說。
“革命同樣也不會使我們擺脫噩夢。”她反駁道。
瓦列里安諾插話說：“我還不知道你們已經認識呢。”
“我們是在一次夢境中相遇的，”我說，“那時我們正從一座橋梁上跌落下去。”
她卻說道：“不對，我們是各做各的夢。”
“嘿，也有人醒來時待在這種安全的地方，不會感到頭暈吧。”我接著說。
“暈眩到處都會發生，”她接過瓦列里安諾剛剛裝好的槍，并把它抽出來，再把眼睛湊近槍管好像要看看槍是否擦拭干凈；然后甩出轉輪，往彈孔中安放一粒子彈，并打開擊錘，把槍對準自己眼睛轉動轉輪。“這槍管倒像個無底洞，能聽見虛無向你發出的召喚，引誘你跳下去，跳進那向你召喚的黑暗之中……”
“喂，別拿槍開玩笑！”我一邊說一邊伸出手去，可是她把手槍對準我。
“為什么？”她說，“為什么我們婦女不能拿槍，而你們男人可以拿槍呢？真正的革命只有當婦女拿起槍時才會發生。”
“讓男人們都赤手空拳？同志，你覺得那樣合適嗎？婦女們武裝起來干什么呢？”
“取代你們的位置，讓你們在下邊，我們在上邊。讓你們也嘗嘗做個婦女是什么滋味。快，站到那邊去，站到你的朋友身邊去。”她命令道，一直用槍指著我。
“伊琳娜是不會改變主意的，”瓦列里安諾告誡我說，“違拗她不會有好處。”
“那你？……”我望著瓦列里安諾問道，希望他出來干預一下，以結束這場玩笑。
瓦列里安諾望著伊琳娜，但伊琳娜的目光毫無表情、仿佛處于呆滯狀態、無為狀態，又好像一個只有別人順從了他的意志才會感到高興的人。
這時駐軍司令部的一位身著摩托服的通信兵帶著一沓兒卷宗走進來，門打開時正好把伊琳娜隱蔽住了。瓦列里安諾好像什么也未發生，泰然自若地迅速處理那些文件。
“你說……”來人剛走出門，我便問他，“你覺得這種玩笑能開嗎？”
“你會明白的，伊琳娜從不開玩笑。”他說道，依舊低著頭看那些文件。
此后時間似乎變了，黑夜延長了，在我們這座城市里似乎再也沒有白天了。我們三人或外出或在家里，從此形影不離，活動的高潮總是在伊琳娜的房間里上演一場既是隱秘又帶表現主義與挑釁的鬧劇，舉行一次秘密祭掃。在這場祭掃中伊琳娜既是主祭又是褻瀆者，既是神靈又是犧牲品。
小說在這里又回到開始時的話題上，但我們現在所處的空間卻是個十分封閉的地方，掛著印有幾何圖案的窗簾，沒有一絲縫隙可以看到外面那可怕的場面。我們躺在床上，一絲不掛。房間里充滿了裸露人體的汗臭味。伊琳娜干癟的胸膛上乳房微微隆起，ru頭四周乳暈顯得分外大，似乎應該長在一對更加豐滿的乳房上；她的外陰又窄又尖，像等腰三角形（自從我把伊琳娜的外陰與等腰三角形聯系起來以后，我再說“等腰三角形”這個詞時身上總不免要起雞皮疙瘩）。這個場面的中央，沒有筆直的線條，只有彎彎曲曲的線條并且交叉在一起，就像床邊香爐里繚繞縈回、團團升起的青煙（香爐里正燒著一家阿美尼亞人開的香料店被砸之后僅剩的一點香料。一群尚未沾上惡習的人誤認為這家香料店是大煙館，出于義憤把它搗毀了）。仿佛有條無形的繩索把我們三個人捆在一起，我們越是掙扎，被捆綁得越結實。在這捆人體中間，在這場鬧劇的中心，是我深藏在內；心里的隱密，我不能將它告訴任何人，更不能告訴伊琳娜和瓦列里安諾。我肩負的秘密使命是：查出誰是鉆進革命委員會內部并企圖使我們這座城市落人白軍手中的間諜。
那年冬天呼嘯的西北風吹遍首都的各條街道，革命勢力中有人正在秘密醞釀一場改變人體與性別的革命。伊琳娜就持這種觀點，并成功地不僅使瓦列里安諾而且使我也都相信她的觀點。瓦列里安諾是個縣級法院法官的兒子，學的是政治經濟學，信奉印度教修士與瑞士神智學家[②]，是各種稀奇古怪學說的最好信徒；我呢，我受過嚴格的教育，知道未來的革命即將由革命法庭或白色軍事法庭裁定，它們兩家的行刑隊都在整裝待命。
我盡力放松，隨著伊琳娜手臂的屈扭做出各種曲線的匍匐動作，仿佛我們在舞蹈，但在這種舞蹈中重要的不是節奏而是動作的柔軟與放松。她一手按著一顆人頭；人頭因習慣做直線運動，不聽她的擺布，但她要求我們像爬行動物一樣，做出各種離奇的動作來占有她。
因為這是伊琳娜為我們制定的信仰的第一條：放棄直線，放棄垂線。我們雖然同意她，做她的奴仆，但是男子漢的氣度依舊殘留在我們心中。她不允許我們爭風吃醋。她把手放在瓦列里安諾的后頸上，手指伸進他那蓬亂的紅發，不讓他的頭鉆進她的腹部，并命令道：“往下！再往下！”同時她那雙漂亮的眼睛望著我，要求我也望著她，并要求我們的目光也做曲線運動。
我覺得她一直盯著我，同時也覺得有另一雙眼睛隨時隨地都直盯著我。后者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它期待于我的只有一件事：死亡，不管是我讓別人死亡還是我自己死亡。
我等待伊琳娜的目光放松對我注意的時刻。喏，她現在閉上眼睛了，我悄悄爬到陰暗的地方，爬到床頭后面、沙發后面、香爐后面，爬到瓦列里安諾脫去衣服的地方（他養成了把衣服疊放整齊的習慣），爬到伊琳娜看不到我的地方。我躲在由于她閉上眼睛而帶來的黑暗之中，躲在她微微的呻吟帶來的不注意之中，在瓦列里安諾的口袋里與錢夾里翻找，找到了一張折疊兩次的密件。那是一張因背叛罪而判處死刑的判決書，上面有鋼筆填寫的我的名字，也有簽名、副署簽名和符合各種規定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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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坦尼亞是莎士比亞戲劇《仲夏夜之夢》中的人物，性格開朗、活潑，富于浪漫精神。這里用來比喻到這家夜總會來尋歡作樂的人們。
[②]印度教亦稱婆羅門教，是公元八九世紀后流行于印度的宗教，由婆羅門教吸收怫教、耆那教等教義加上民間信仰演化而成。主要教義是善惡有因果，人生有輪回，在印度知識分子中有重要影響。十九世紀前，隨著大量印度教徒外遷，在亞洲、歐洲及其他地區也有傳播。神智學是十九世紀末俄國貴族布拉瓦茨卡婭和美國軍官奧爾考特共同創立的神秘主義神學。它雜糅了西方神秘主義與婆羅門教、佛教教義，鼓吹通過“修行”、“斷念”、“凈化”等神秘活動與“神明”相交往。主要流行于歐美資產階級中。
小說念到這里，開始討論。各種事件、人物、環境和感覺都被一一摒棄，僅留下一般概念。
——多態型邪惡愿望……
——市場經濟法則……
——意謂結構的對等關系……
——偏差與規定……
——閹割……
只有你，你和柳德米拉還在那里等待，別的人誰也不想再念下去了。
你走近羅塔里婭，把手伸向攤在她面前的書頁并問道：“可以嗎？”你想拿到書。但那不是一本書，而是二十頁左右拆開的書頁。其余部分在什么地方呢？
“對不起，我找另一部分書頁，找它的下文。”你說。
“下文？……哦，這些就夠討論一個月了。你還嫌不夠？”
“不是要討論，是要看……”你說。
“唉，我們的學習小組很多，赫魯利-阿爾泰研究所的圖書館中只有一本小說。于是我們就把它拆開，你爭我搶，把書都扯壞了。不過我覺得，我搶到的這部分是最精彩的。”
你與柳德米拉坐在一家咖啡館的小桌旁進行小結。“簡單地說，《不怕寒風，不顧眩暈》不是《從陡壁懸崖上探出身軀》，后者也不是《在馬爾堡市郊外》；這后一本書呢，又根本不是《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去尋根溯源。”
“對，是出版社讓我們屢受挫折，出版社應該設法對我們進行補償。”
“假如阿蒂與維利安第是同一個人怎么辦呢？”
“首先追問《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要一本完整的書，再要一本完整的《在馬爾堡市郊外》。我是說，要求我們看了一半的帶這些書名的小說，如果真正的書名與作者并非如此，那就請他們告訴我們并向我們解釋清楚，這一本又一本的書背后隱藏著什么秘密。”
“這樣追下去，”你補充說，“也許我們就能找到通向《從陡壁懸崖上探出身軀》的線索，不管它是完成了的還是沒完成的小說……”
“我不否認，”柳德米拉說，“當聽說找到這本小說的下文時，我對這本小說曾抱過很大希望。”
“……可我現在倒是迫不及待地想接著讀《不怕寒風，不顧眩暈》……”
“我也是，雖然應該說，這本小說并非我理想的小說……”
喏，我們又碰上老問題了。不論是在閱讀時，在追尋中斷的小說時，還是在辨別柳德米拉的愛好時，你剛剛覺得找到點門道，就被她立即堵死了，讓她溜掉了。
“我現在最想看的小說，”柳德米拉解釋說，“是那種只管敘事的小說，一個故事接一個故事地講，并不想強加給你某種世界觀，僅僅讓你看到故事展開的曲折過程，就像看到一棵樹的生長，看到它的枝葉縱橫交錯……”
你對她的這個觀點立即表示同意。你把那些充滿了理智分析的書頁統統棄之不要，幻想獲得一種自然的、純潔的、原始的閱讀條件……
“必須找到中斷了的線索，”你說，“我們立即上出版社去吧。”
她則說：“沒有必要我們兩人都去。你自己去吧，然后轉告我。”
你感到失望。這場追蹤行動之所以使你著迷，是因為你可以和她一起進行，一起經歷，一起評議。現在你覺得你們似乎有了某種協議、某種信任，這倒不是因為你們開始用“你”字相互稱呼，而是因為你們覺得是在合伙干一件事（這件事也許任何第三者都不會理解），可偏偏在這時候她拒絕去。。
“為什么你不愿意去？”
“這是原則。”
“你這話什么意思？”
“造書的人與看書的人之間有一條界線。我愿意做個看書的人，因此時時注意站在界線的這邊。否則就會失掉讀書時不摻雜私心的那種愉快感，變成另一種人，我可不愿做另一種人。這條界線并不十分嚴格，正在趨向消失，因為造書的人現在越來越多，有與看書的人合二為一的傾向。當然，看書的人也越來越多。但是應該承認，用這些書來制造另一些書的人卻比僅僅愛好看書的人增加得快。我知道，如果我跨過這條界線，即使是暫時地、偶然地跨過這條界線，那么我就可能遇到這樣的危險：和那幫人數像潮水一般猛增的人流混到一起去。因此，我拒絕把腳邁進出版社去，哪怕是進去幾分鐘也不干。”
“那我呢？’你反駁說。
“你，我不知道。你自己看著辦。每個人有自己的應付辦法。”
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使這個女人改變主意。你只好獨自去進行這次考察，然后，六點鐘的時候，你們再在這家咖啡館會面。
“您是為手稿的事來的？正在拜讀，不，不，我說錯了，以極大的興趣已經拜讀完了，對，對，我記得很清楚！語言優美，感情豐富，您未收到信？很遺憾，我只好向您通報一下，信中都寫明白了，發出去有段時間了，郵局老是耽誤事，您會收到的，出版計劃安排滿了，行情疲軟，您看，您收到信了吧？您說什么？感謝您使我們有幸拜讀大作，我們應該盡快退還，啊，您是來取稿件的？不，我們還沒有找到您的稿件，請您再耐心地等幾天，會找到的，您別擔心，我們這里什么也丟不了，剛剛我們還找到了一份十年來一直在尋找的稿件，哦，不會過十年，我們一定會早些找到您的稿件，起碼我希望如此，我們這里原稿很多，一堆一堆的，都這么高，您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可以領您去看，當然哪，您是要您的，不是要別人的，當然，當然，我是說，我們這里許多并不重要的稿件都保存著，還能把您那份稿件丟掉？我們十分珍視您的稿件，不，木，不是為了出版，而是為了退還給您。”
講話的是一個干癟的、駝背的小老頭；只要有人呼喚他：“卡維達尼亞博士！”“請問，卡維達尼亞博士！”“請教卡維達尼亞博士！”或抓住他的衣袖，或向他提個問題，或把一摞稿子扔到他懷抱中，他頓時變得更加干癟、背駝得更高。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最后一位提問者的問題上，目不轉睛地望著對方，并以一個十分急躁的人迫不得已時表現出的耐心，或者以一個十分耐心的人迅雷不及掩耳般地發作，盡量把別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撇在一邊，或者一一詳加說明。他的這些努力使他的下頦和頸脖微微顫悠著。
你走進出版社大門時，向門房說明那幾本書拼版有誤希望更換，他們先告訴你找發行科；后來，由于你補充說你不僅希望更換而且希望他們對此做出解釋，他們又讓你去找技術科；當你說明你最關切的是那些被攔腰砍斷的小說下文時，他們得出結論說：“那么您最好同卡維達尼亞博士談談。請您到候見室去，那里已有許多人了，會輪到您的。”
因此，你擠身于來訪者之中，數次聽見卡維達尼亞博士重復有關手稿找不到了的談話。他不管跟誰談話，包括你在內，都從這個話題談起；等到客人或其他編輯、工作人員打斷他的話時，他才意識到所發生的誤會。你立即明白了，卡維達尼亞博士是各種企業或機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肩負著別的同事不愿染指的最復雜、最棘手的使命。正當你要開始跟他談話時，有人拿著一份需要修訂的今后五年的出版計劃來找他，或者拿著一張需要重新編排頁碼的書名清單來找他，或者拿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書來找他，因為該書需要從頭至尾改版，原來的馬利亞現在應改為瑪麗婭，原來的彼得應改為彼埃特羅。誰講話他都聽，雖然想到他與另一位來訪者的談話被打斷了時也不免有些心煩；但一有可能他便安慰那些最不耐心的客人說，他并未忘記他們，記得他們提出的問題。“我們非常欣賞那種幻想的氣氛……”（“什么？”一位研究新西蘭托洛茨基分裂派歷史的學者悄聲說道。）“也許您不該過多地描寫那些淫穢的場面……”（“您說什么呀！”一位研究賣方市場宏觀經濟學的學者抗議道。）
卡維達尼亞博士突然消失了。出版社的走廊里充滿了危險：有精神病醫院的戲劇表演組、精神分析學研討組，以及女權運動的突擊隊。卡維達尼亞博士每前進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被包圍、被吞噬。
你來的不是時候。現在到出版社來的不再是過去那些希望成為詩人或作家的男男女女；（在西方文化史的）這個時期到出版社來謀求文字表現的不僅僅是個人，而且還有集體，如學習小組、行動小組、研究小組，仿佛腦力勞動如不集體行動單靠個人努力那就太凄楚了。作者署名變成多重的，越來越趨向于集體，因為誰也無權代表誰，如四名前囚犯包括一名越獄犯，三位前病人與護土、執筆護士，或者是一對一對的，不一定是夫妻但多數是夫妻，似乎夫妻生活只有在寫稿時才能變得最舒適。
這些人物都要求與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或有關方面的專家談話，最后都被打發來見卡維達尼亞博士。各種學科與各種學說的專門用語和獨特詞匯，統統傾倒到這位被你稱為“干癟的、駝背的小老頭”的老編輯身上，不是為了讓他變得比其他老頭個子更小，更干癟、更駝背，也不是為了讓“干癟的、駝背的小老頭”這句話成為他的表現方式，而是因為他仿佛來自這樣一個世界……哦，不，他仿佛來自這樣一本書……對，他仿佛來自這樣一個世界，那里人們還在閱讀這種書，書中經常有“干癟的、駝背的小老頭”的形象。
為了排除干擾，他搖著頭，讓問題的各個方面從他的禿頂上滑過，并盡量抓住問題的實際方面。“您不能，請原諒，把書中的腳注放到正文中間去嗎？或者把正文提煉一下，把它也變成一條腳注呢？您考慮考慮。”
“我是個讀者，只是個讀者，不是作者。”你急忙聲明說，猶如猛撲過去拉住他，以免他踩空了跌倒。
“是嗎？好，提醒得好，我很高興！”他投過來的目光確實充滿友情與感激。“我很高興。現在我會見讀者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一股友好的情緒控制著他，他也不愿抵御這種情緒；他忘卻了自己的職責，把你叫到一邊說：“我在這個出版社工作很多年了……經過我手的書很多很多……可是，這能說我在讀書嗎？不，這不是我所謂的讀書……我的故鄉書很少，可我讀，那時候是真讀……我總在想，退休后回老家去，重新像往日那樣讀書。現在我常常扣下一本書，說：‘這本書等我退休時讀。’可過后又想，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昨天夜里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回到故鄉了；在雞圈里找尋著什么；后來在母雞下蛋的筐里找到什么了？找到了一本書，我小時候讀過的一本書，是個簡裝本，書頁都破爛了，上面還有我畫的圖畫、用彩色粉筆涂上了顏色……知道嗎？我小時候躲在雞圈里讀書……”
你向他解釋你來訪的原因。他立刻就明白了，甚至不讓你再講下去。他說：“您也遇上了，印張弄亂了，我們知道了，小說有開頭沒有結尾，出版社近期的書籍全弄亂了，您能看明白點什么嗎？尊敬的先生，我們是什么也看不明白。”
他抱起一摞校樣再輕輕放下去，仿佛只要輕輕晃動一下，就會把鉛字的順序弄亂。“尊敬的先生，出版社是個脆弱的機構，”他說，“只要一個地方出點毛病，便會逐漸擴展，使整個出版社陷入混亂。請原諒，我只要一想到這種情況就覺得頭暈。”他雙手捂住眼睛，仿佛看見億萬張書頁與詞句像塵埃一樣在空中飄蕩。
“別，別，卡維達尼亞博士，快別為此煩惱！”喏，現在你卻要安慰他。“我這只不過是個讀者的好奇心……如果您不能告訴我……”
“凡是我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訴你，”這位編輯說道。“請你聽我說。開始的時候有個年輕人來到我們出版社，他自稱是個什么語的翻譯，是什么語來著……”
“波蘭語？”
“不，不是波蘭語！是種很難學的語言，懂得的人不多……”
“是辛梅里亞語？”
“不是辛梅里亞語，還要古老，叫什么來著？這家伙裝做一位了不起的、通曉多種語言的人，沒有他不會的語言，包括那個，欽布里語，對，是叫欽布里語。他給我們帶來一本用那種語言寫的小說，厚厚一本小說，書名叫做……什么行人，不，不
，是另一本書……什么城市郊外……”
“是塔齊奧·巴扎克巴爾寫的？”
“不是，不是巴扎克巴爾；我是說從陡壁懸崖什么的……”
“是阿蒂寫的？”
“對，就是這個烏科·阿蒂。”
“請原諒，烏科·阿蒂不是一位辛梅里亞作家嗎？”
“嘿，眾所周知，阿蒂原是一位辛梅里亞作家；可是后來，在戰爭期間和戰后，國境線修改過了，豎起了鐵幕，過去是辛梅里亞的地方現在是欽布里亞，辛梅里亞被往邊上挪了挪。這樣欽布里人就把辛梅里亞人的文學也接收過來了，以補償戰爭給
……”
“這是加利干尼教授的觀點，烏齊-圖齊教授反對這種……”
“可以想像，這是大學里兩個研究所、兩個教研室、兩位教授之間的敵對情緒。他們甚至會不共戴天，讓我們設想一下，假若烏齊-圖齊承認他研究的那種語言的杰作應該用他的同事研究的那種語言來閱讀，那會……”
“可事實是，”你堅持說，“《從陡壁懸崖上探出身軀》是本未完成的小說，不，是剛剛開了個頭……我看到原稿了……
”
“《……探出身軀》……別把我搞糊涂了，那個書名跟這個差不多，叫《眩暈》，對，是維利安第的《眩暈》。”
“是叫《不怕寒風，不顧眩暈》吧？請告訴我，這本小說翻譯過來了嗎？你們出版了嗎？”
“別急，別急。譯者叫艾爾梅斯·馬拉納，他的證件很齊全。他交給我們一份譯稿，我們把它列入出版計劃；他交稿準時，每次一百頁，并預支了稿費；我們開始把譯文發往印刷廠排印，以爭取時間……可是讀校樣時，我們發現有些矛盾，有些謬誤……我們把馬拉納找來問他，他回答得含含糊糊，自相矛盾……我們窮追不舍，把原文攤在他面前，讓他給我們口頭翻譯一段……他承認說他對欽布里語一竅不通！”
“那么他怎么交給你們譯文呢？”
“他把專有名詞改成欽布里語，不，不，改成辛梅里亞語，我也糊涂了；正文呢，他是從另一本小說翻譯過來的……”
“什么小說？”
“什么小說？我們問他。他回答說：‘一本波蘭小說（可找到波蘭小說了！），是塔齊奧·巴扎克巴爾寫的……”’
“《在馬爾堡市郊外》……”
“對。請耐心點。他說出了這個書名，當時我們相信了他的話；小說已經開始印刷了，我們把一切工作停下來，更換扉頁，更換封面。這給我們帶來巨大損失，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改書名、改作者姓名，總算把這本小說翻譯、排版、印刷了……我們只顧把這個從印刷廠取來再送回去，把那個從裝訂廠取來再送回去，把帶有印鉻扉頁的第一個印張換成印有新的扉頁的印張。總之，這樣一來造成了極大混亂，影響到正在制作的所有新書，全部印數都要銷毀，發往書店的都要收回……”
“有一點我沒聽明白：您現在講的是哪本小說呢？是講火車站的那本呢，還是講那個年輕人離開農場的那本？或者是……
”
“請您耐心點。我剛剛對您講的還不算什么。因為，現在我們自然不相信那位先生了，我們要搞個水落石出，要與原著對照。結果呢？根本不是巴扎克巴爾寫的，小說是從法文翻譯過來的，作者是個不知名的比利時人，叫貝爾特朗·汪德爾維爾德，書名叫……請等一下，我拿給您看。”
卡維達尼亞離開會見室；當他回到會見室來時，遞給你一沓影印件。“諾，書名叫《向著黑魆魆的下邊觀看》。我們這里有法文本的最初幾頁。您評評，簡直是欺騙！艾爾梅斯·馬拉納逐字逐句地翻譯這本就值兩個銅子的小說，卻把它當做辛梅里亞小說、欽布里小說、波蘭小說交給我們……
你翻閱了一下影印件，第一眼便看出貝爾特朗·汪德爾維爾德的這本《向著黑魆魆的下邊觀看》，與你未看完的那四本小說中的任何一本都毫無關系。你想立即告訴卡維達尼亞，可他正從影印件中抽出一張紙，并認為應該讓你看一下。“當我們指責馬拉納的欺騙行為時，他竟敢狡辯。您想看看他的辯辭嗎？這是他寫的信……”他用手指著其中一段讓你看：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緊的呢？讓我們把思想向前推進三千年，誰知道我們這個時代的書刊那個時候哪些會保存下來，哪些作家的名字那時還有人知道呢。有些書會很著名，可是會被當做無名氏的作品，就像我們今天對待吉加美上史傳[①]那樣；有些作家會一直很有名，可是他們的著作卻全然無存，就像蘇格拉底[②]的情形一樣；或者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歸于某個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馬[③]。”
“多么奇妙的推理！”卡維達尼亞驚嘆不已，然后又嘆息道，“也許他說得很對，真是高論……”
他搖著頭，仿佛這個論點是從他頭腦中竊取的；他一邊竊笑一邊嘆息。讀者你也許能從他的額頭上看出他的這個觀點。多年以來卡維達尼亞對于書，可以說當它們還處在一段一段制作過程中時，就開始注意它們了；他每天都看到一本本書誕生、滅亡，但是他認為真正的書并非這些書，而是那些攜帶著其他世界的信息的書。對于作者也一樣：他每天和他們打交道，了解他們的狂熱、他們的憂慮、他們靈敏的感覺和他們那以我為中心的思想；但是他認為，真正的作者是封面上的署名，是與書名聯系在一起的一個詞，是與書中的人物、地點等同起來了的人，就像那些人物與地點一樣，既存在又不存在。作者是書籍由之誕生的、不可見的點，是充滿了幽靈的空間，是個地下通道，這個通道把其他世界與他童年時在里面讀過書的雞圈連接起來……
有人在呼喚他。他猶豫了一下，不知該把影印件拿走呢，還是留給你看。“請您注意，這是一份重要文獻，不能帶出去：它是罪證，可以據此控告剽竊者。您如果想研究這份文獻，請坐在這里，坐到這張寫字臺旁；過后切記歸還我，即使我自己忘了，也得歸還我。要是丟失了，那就糟了……”
你可以告訴他，不會的，這不是你要找的那本小說。你沒有介意他的話；卡維達尼亞雖然放心不下，卻被重新卷入出版社各種事務的漩渦。你留下來閱讀《向著黑魆魆的下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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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加美土史傳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一部文學作品，最初為民間流傳的歌詞，約公元前兩千年定型成文；在亞述古都尼尼微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中發現，為十二塊殘缺不全的泥版，主要描寫神話英雄吉加美士的事跡。
[②]蘇格拉底好談論而無著述，其言行大抵見于柏拉圖的一些對話和色諾芬的著作中。
[③]關于荷馬是否確有其人，他的生存年代、出生地點以及兩部史詩的形成，爭論很多，構成歐洲文學史上的所謂“荷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