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蘇聯之行在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和赫魯曉夫在展覽會第一次交鋒的電影鏡頭已在美國電視臺播放，對我們幾次會談的報道又使我成了敢于頂撞赫魯曉夫的人。
1953年1月20日，天氣溫和晴朗，我第一次就任副總統。我母親帶來了兩本《圣經》以備宣誓儀式之用。這兩本《圣經》在米爾豪斯家族中已經歷過好幾代人了。
那天晚上，在慶祝就職大典的舞會開始之前，我們設了一個小小的家宴。當別人在談論那天的大事時，母親把我悄悄地叫到一旁，遞給我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她給我的祝詞。沒有人看見她把紙條給我，我也直到那天夜里沒有別人在場的時候才打開來看。我把它放在皮夾子里，此后就一直帶在身邊：
給理查德
你已經獲得很大成就，我們永遠為你驕傲——我知道你必定會如應當的那樣保持你和你的創造者上帝的關系的，因為畢竟你必須知道，即使像現在這樣，這仍然還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愛你的母親
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結束了民主黨對白宮20年的控制。我們控制了參眾兩院，這便使這次勝利加倍令人快慰。但我們面臨的任務是艱巨的。
最最迫切的問題是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們在朝鮮進行著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而艾森豪威爾則在競選中曾保證要體面地結束這場戰爭。
蘇聯雖然在核武器方面仍落后于美國，但現在正疾速追趕上來。在東歐，蘇聯衛星國組成了一個由莫斯科控制的堅如磐石的國家集團。在意識形態方面一絲不茍的中國共產黨人——仍與蘇聯人友好，并依靠蘇聯人援助取得經濟上和技術上的突破——在外交政策上正處于向外發展的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自由世界大聯盟，由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而正式固定下來，歐洲依靠美國的援助得到重建。但目前情況越來越清楚，英法兩國在戰爭中大傷元氣，不要多久，它們在自己邊界之外維護安全的能力便將大受限制。戰爭宣告歐洲殖民主義如果不是已經經束的話，至少已開始結束。作為這一現象的具體表現，則是那個不僅使艾森豪威爾政府，也使他的后任感到煩惱的危機：法國逐漸失去對印度支那的控制。在艾森豪威爾就職時，反殖民主義的浪潮尚未席卷非洲。但八年后，在他離職時，非洲大陸已經有20多個新獨立的國家了。
其他方面的問題不久也明朗化了。1948年以色列國的建立，播下了仇恨的種子，這最終將會導致三次全面戰爭。在其附近具有巨大石油儲藏的伊朗，正掌握在一個“左”傾政府手中，大多數觀察家擔心它不可避免地將淪于蘇聯的統治之下。拉丁美洲表面上看起來太平無事，但多年的獨裁統治已為一個不穩定和革命的時期奠定了基礎。
在國內，艾森豪威爾的當務之急是，通過恢復大家對政府工作人員的忠誠的信任，來實現他收拾“華盛頓爛攤子”的保證。同樣重要的任務是徹底清除危及政府安全的人——清除那些由于不忠誠或出于頭腦不清而可能破壞美國政策的人們。
新總統還面臨另一個重要大難題：如何制定一項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實現繁榮的經濟政策。在已長期存在的兩派——一派要他削減支出和稅收，另一派則要他把更多的錢花在住房、保健、教育和福利方面——爭論中，他必須設法予以調解。
但是所有這些內政外交問題，在艾森豪威爾看來，還趕不上他作為一個分裂的政黨的頭頭所遇上的新任務更讓他感到頭痛。這分裂在芝加哥的黨代表大會上已完全暴露出來：一派以艾森豪威爾為首，另一派是鮑勃·塔夫脫領導的所謂“共和黨元老派”。
艾森豪威爾對黨派斗爭中的那一套做法是不感興趣的。他意識到他面臨著一項幾乎是超人的任務，使共和黨人在做了20年的反對派之后，現在要從積極方面考慮問題了。另外，雖然共和黨在國會參眾兩院都擁有多數，但這多數卻很微弱，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艾森豪威爾的個人威望得來的，而不是靠共和黨的實力。他認識到他有責任擴大黨的基礎，使黨如同它的領袖一樣堅強，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所必須做的那些工作，大多數都使他感到厭惡。
1953年的國際外交
1953年暮春，艾森豪威爾要我到亞洲和遠東作一次重要的旅行。他建議帕特和我一起去，并且力主我們盡可能多地訪問一些國家。
由于他戰爭時期的經歷，艾森豪威爾幾乎比任何一個非歐洲人都更了解歐洲及其領導人。但是他不了解亞洲和中東，而他又是從來不過高估計自己的經驗和知識的。而且他感到杜魯門嚴重忽略了這兩個重要地區，因此他準備在他的任期內彌補這個缺陷。
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們行程中的大多數國家仍然很不了解美國或美國人。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接待過一位總統或一位副總統的正式訪問。他們對我們的印象大部分來自零碎的謠言和傳聞，來自同個別美國人的接觸以及從進口的好萊塢影片中看到的芝加哥強盜、西部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等。那時候，親善訪問還沒有成為外交上的例行公事。
我的訪問有四個特定的目標：一是打算對我們的朋友和盟友表示敬意和消除他們的疑慮；二是為我提供一個機會向采取中立政策的國家解釋美國的政策；三是讓我能親眼看看印度支那飛速發展的局勢；四是讓我有機會去估量一下亞洲人對共產黨中國這個新崛起的巨人抱什么樣的態度。
10月5日，帕特和我向特里西婭和朱莉告別，在國家機場乘上了空軍四引擎的星座號飛機。這是一次痛苦的別離，特別是帕特，她從來沒有離開她的女兒們兩個星期以上，現在我們將要有兩個多月看不到她們了。
我們這個官方代表團包括一名秘書長菲爾·沃特斯，我的行政助理小克里斯·赫脫，我的秘書羅斯·伍茲，一位海軍醫生以及一位處理禮賓事宜的陸軍副官。路上陪伴我們的只有兩名特工人員。和今天為正式訪問所提供的人員相比，我們這個代表團不免被認為是一個小得可憐的班子，但它的巨大的獻身精神，卻完全彌補了人手不足的缺陷。報界對這次訪問也不大重視，三個通訊社只各派了一名記者隨同我們前往。
我們事前給各駐外使館都發了電報，指示我要把社交活動嚴格地減少到最低限度。我說明只準備帶一套晚禮服，并且不打算帶一條白領帶或一條條紋褲子。因為我們不會在任何一個國家參加四次以上的正式宴會，所以帕特只帶了四件晚禮服，這樣她可以每次宴會都穿不同的服裝。
我還要國務院在安排我的日程時考慮盡可能讓我能見各種類型的人——學生、工人、企業家、知識分子、在職和不在職的政界人士、軍人和農民。他們對我說，可是不尋常、太違反正統及太不符合外交慣例了。我回答說，他們要是不為我安排這些會晤，我就自己動手安排。當帕特要求安排她自己的旅行計劃時，也受到同樣性質的拒絕。外出訪問的華盛頓官員的妻子們一般是把她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買東西和社交活動上面。但是帕特希望在訪問中能積極活動，去參觀一些學校、醫院、孤兒院、診所、博物館和市場，以便和人民會面，也讓人民看到她。我們有意取消了組織人出去購物的活動，只有很少幾次，因為我們的使館官員說，如果帕特不去購買當地的手工藝品，我們的東道主會不高興，帕特才帶人出去了。
帕特還要求會見婦女組織的代表，這樣她的訪問就大大促進人們對婦女產生新的尊重，而這種尊重在我們訪問的許多國家中只不過才開始慢慢發展起來。
按菲爾·沃特斯擬訂的一項程序，每當我們到達一個國家，一定有一位我們要訪問的下一個國家的使館高級外交官來迎接我們。在飛行途中，那位官員就可以修正和補充我出國前未了解到的更新的情況。這樣就使我在進行會談時無須使用筆記了，這個辦法我在隨赫脫委員會外出訪問時就已開始使用，當時我發現使用筆記或做筆記似乎會妨礙無拘束的談話。在我對外國領導人的訪問中，有幾次最有效的談話是在驅車來往機場的途中進行的，那時往往只有對方、我本人和一個譯員在場。
我們的頭兩站是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在那里我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我這次訪問所碰到的許多政治領導人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席斯。他那非凡的智慧以及對不僅是有關太平洋的問題，而且是對世界性問題的深刻了解，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假若他生在英國而不是生在澳大利亞，我深信他會成為繼承溫斯頓·丘吉爾傳統的一位偉大的英國首相。
我們在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著陸，進入了亞洲。我們受到蘇加諾總統的歡迎，他的興趣和愛好之廣和他的人民的貧困都顯得十分突出。在我們訪問過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像印度尼西亞那樣，統治者令人目眩的奢華和人民的貧困形成如此鮮明的對比。雅加達實際不過是一大堆悶熱的棚戶和茅舍，一條水溝穿過城市的中心，但是蘇加諾的宮殿卻粉刷得雪白無瑕，坐落在一片面積達數百英畝的仙境般的大花園中央。一天晚上，我們在1000支火炬的照耀下用金制餐具用膳，樂師們在湖邊奏樂，湖面鋪滿了白色的蓮花和浮沉在小木筏上的燭光。
蘇加諾受過良好的教育，他深刻地感覺到他具有磁石般的使人民依附于他的控制力。他領導他們趕走了可惡的荷蘭統治者而取得獨立，他向他們提出了一個激動人心和激起他們自豪感的口號：merdeka——“自由”。但是，作為一個幾乎擁有無限權力的領袖，蘇加諾卻已變成政治上的光彩和腐蝕性的虛榮的混合物。他為自己的性能力感到非常自豪，這件事已成為無數謠言和傳聞的主題——其中有許多可能是他自己傳出去的。不管怎樣，他的宮殿里到處都是我曾看見過的最最優美的女人。情況簡介曾經著重提到他性格的這一面，并說到他極其喜歡人們在這方面奉承他。
蘇加諾身上體現了亞洲和非洲新建立的民族國家的一個共同問題。他是一個杰出的革命領袖，但對在獲得獨立后如何來建設這個國家卻不太精通。像埃及的納賽爾和加納的恩克魯瑪一樣，他能夠非常成功地摧毀舊制度，卻不能集中注意力來建立一個可行的新制度以代替舊制度。這些人不能像領導革命那樣有效地領導他們的國家，而他們的國家——以及全世界——由于他們的這種狀況現在還在付出代價。
蘇加諾用一只鐵腕統治著他的國家，以致共產黨在印度尼西亞沒有取得多少進展。但在我們的第二站馬來亞，我們便親眼看到一種新型的共產黨戰爭，已經威脅著這一地區的穩定了。共產黨游擊隊已在向掙扎中的馬來亞政府挑戰，而這個政府只不過才剛剛做好準備要從英國殖民主義的統治下掙脫出來。英國人沒有犯美國人早先在朝鮮戰爭和后來在越南戰爭中所犯的錯誤，試圖用常規戰術和傳統戰略去對付游擊戰。英國人只是訓練當地人并在打擊叛亂者的戰爭中謀取他們的全心全意的支持。
我在吉隆坡碰到英國高級專員、陸軍元帥吉拉爾德·坦普勒爵士，他是一個身體結實、易動感情的領導人，曾在北非充任艾森豪威爾部下。他告訴我：“我現在一直力圖說服當地所有的領導人和部隊，這是他們的戰爭，他們是在為他們的獨立而戰，在游擊隊被打敗以后，這個國家便是他們的國家，至于是否愿意繼續留在英聯邦內也完全由他們自己來決定。”
坦普勒和他的妻子同當地的領導人親密地一同工作，尊重他們，待之以禮，印尼的荷蘭人從來不曾這樣做過，法國人在越南也沒有學到這一點，美國人在那里想學這一點，可是為時太晚了。我們談到印度支那的局勢，坦普勒陰郁地搖搖頭說：“盡管我極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承認他（法國總督）是一個十足的狗娘養的，他們在那里所需要的是一個李承晚。”事態的發展證明坦普勒是對的。在越南出現能穩定局勢的強有力的領導人——開頭是吳庭艷，后來是阮文紹——以前就沒有什么強大的力量來抵制共產黨的滲透。
我們花了極有趣也極令人沮喪的六天時間，訪問了三個法屬印支國家：柬埔寨、老撾和越南。當時越南是由保大皇帝統治的有名無實的君主國，保大是1949年由法國人重新扶上王位的一個傀儡。在法國保證越南獨立以前，保大拒絕挺身而出，甚至也不表示支持法國軍隊對共產黨越盟游擊隊作戰。法國人拒絕提出保證，其結果便是長期相持，失盡人心，而得益的只有共產黨。
保大難得會見外國人，但我在西貢時，他卻邀請我到他在大叻的豪華山間別墅去訪問他。他在一間長方形的房間里接待我，窗外正對著叢林茂密的山巒。赤腳的仆人端著銀盤無聲地走進來，盤子里盛著鮮果和茶。
保大反對和共產黨進行任何談判。他說：“和他們談判是沒有意義的。談判的最后結果，至少是把我國分成兩半，我們一半，他們一半。而如果越南被分割開來，我們到最后將失掉整個國家。”
我們從西貢飛往老撾的首都萬象，我們在那里和梭發那·富馬親王舉行了一次長時間會談，他是老撾統治家族的一位在巴黎受過教育的青年，當時擔任首相。16年后當我擔任總統時，梭發那·富馬重新出任首相。那時我們曾通力合作，以防共產黨接管整個印度支那。
我們從萬象飛往河內。當我們在紅河上空飛行時，夕陽的余暉把下面的土地染得一片金黃，混濁的紅河穿過叢林蜿蜒流入市內。在驅車前往印度支那的法國總督的官邸——我們準備當晚在那里下榻——途中，我看到了市內的一些景象。不像西貢那個日益擴展的世界性城市，到處擠滿了在那里生活和做生意的各種不同的民族，河內卻像法國的一個繁榮的外省城鎮。我們行駛在寬闊的林蔭大道上，透過華麗的鐵門，我能瞥見許多建在草地和花園之中的大別墅。
那天晚上，北越的省長，一位受過法國教育的越南人，為我們舉行宴會。回想起來，那天晚上我在河內的祝酒詞似乎是憂郁而帶有諷刺性的：
這個國家所受到的威脅，雖然它已采取內戰的形式，卻仍舊是從外界獲得力量的。這個外界，如直用其名，那就是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
因此，這個國家所進行的反對越盟的斗爭，其重要性已遠遠超出越南的國界。在這個染遍了越南人、法國人和與法國有關的人民的鮮血的戰場上，他們所保衛的不僅是越南人的自由和民族繼續生存，同時也保衛著柬埔寨人、老撾人，以及他們的西方的、南方的、東方的鄰居的自由和民族生存……
我們知道你們完全和我們一樣決心要抗拒侵略。正如我們過去的行動所證明的那樣，我們已經決定，決不讓你們在得不到援助的情況下去進行戰斗。
第二天早晨，我登上了一架法國的軍用運輸機，在太陽升起之前，我們已經起飛了，飛機低低地掠過茂密叢林的上空。我們在一個小小的簡易機場著陸，有幾位法國指揮官在那里等著歡迎我們。我們飛機的引擎剛一停止轉動，我就聽見了九年來沒有聽到過的聲音：隆隆的大炮聲。
我和法國官員會見后，他們之中的一位把我帶到機場一側，向我介紹了他們的越南同行。我立刻看出戰爭中一直存在的一個基本問題：法國人絲毫不掩飾他們對越南人的蔑視。我逗留在那里的時間不長，為了避免不必要地得罪法國人或使越南人難堪，我盡力使我和雙方接觸和花費的時間相等。
我穿上戰斗服，戴上鋼盔，和大家分乘幾輛吉普車開往前線。在那里，我們看到大炮向駐扎在萊閣附近的叢林中的一個師的越盟軍隊猛轟。萊閣是個小村莊，離中國邊界50英里。我一視同仁地同法國軍隊和南越軍隊談話。在近在身邊的隆隆炮聲中，我對他們說，他們是戰斗在保衛自由的最前線，美國人民支持他們的事業并向他們的英雄行為致敬。我看得出南越士兵聽后頗受鼓舞，我也想到，由于法國人不肯這樣對他們講話，白白失去了他們的忠誠。
返回機場后，我和法國軍官一起在他們的食堂里午餐。在越南的叢林中，我們吃著布爾哥尼牛肉，喝著上等阿爾及利亞紅酒。當我感謝他們為我安排了這樣好的一頓飯時，他們回答說他們平常都是這樣吃的。我說我想去看看南越士兵的食堂。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建議，但是我堅持要去。我終于被帶到另一排帳篷里，那是越南人居住和吃飯的地方。當我們走近食堂帳篷時，立即感到一陣刺鼻的、不好聞的氣味撲鼻而來。“他們在做什么菜？”我問。一個法國軍官輕蔑地皺了一下鼻子說：“也許是猴子吧。”南越士兵顯然為我去看他們而感動，我重復了我在法國人的食堂對法國官員說過的一些話。
中午1時我們回到河內。那天下午帕特和我到離河內西北約25英里的山西鎮一個難民營去。在沿途每個村莊，地方官員組織了小學生和童子軍歡迎我們，沿途張掛著用英文和越南文書寫的歡迎橫幅。
山西鎮既令人痛心，又充滿希望。被從自己家里趕出來的幾千個難民全住在一些擁擠不堪的帳篷里。甚至就在我們待在那里的很短一段時間里，也看到人流不斷地從門外進來，肩上扛著他們所有的一切。這些人似乎已完全習慣于憂傷，因而使你從他們的神態中感到一種莊嚴，甚而樂觀的氣息，這使我想到，如果能把共產黨打敗，越南人是能夠建立一個強大的、美好的國家的。我永遠想不到17年以后，這場戰爭還在進行，只是用美國軍隊代替了法國軍隊，而帕特和我訪問的這個市鎮恰好成了收容美國戰俘的俘虜營。
那天晚上是我們在河內的最后一晚，莫里斯·德讓總督在他的官邸為我們舉行了正式宴會。要不是偶爾看到幾副越南面孔和外面花園的棕櫚樹和蘭花，這情景簡直就像法國市長在第戎或圖盧茲舉行的宴會，既有漿得發硬的亞麻布餐巾，又有閃閃發光的高腳水晶酒杯和銀燭臺。
德讓是一位圓滑而能干的外交官，但他同樣也表現出那種使法國人不可能和越南人合作共事的高人一等的神態。在祝酒詞中，他提到了前一天晚上省長在他為我們舉行的宴會上所發表的祝酒詞，他說：“聽到一個越南人用如此純粹的法語講得如此流暢，我不禁感到無比光榮。”
在我的答詞中，我試圖強調，如果要戰勝共產主義，越南人真正應發揮的重要作用。然后我以談個人感觸的口氣結束了我的答詞：
明天早上我們就要離開這個國家了。我不知道何時我們能再來，但在我們離開時，我有一個明確的想法，而且我肯定尼克松夫人也這樣想，那就是，要是這里的侵略者肯停止他們的進攻，那這個國家將會是一個何等幸福和偉大的國家啊。我知道有人曾談到和侵略者進行談判的問題。我們大家都要和平，但我想，我們大家也都知道，侵略者并沒有要求和平，他們也沒有要求談判，同時我們大家也都知道，如果談判的結果是把要求自由和獨立的人民置于永久的束縛之下，那就決沒有進行談判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離開時仍然充滿著信心，相信這個為這個國家制造了如此之多的憂傷和痛苦的斗爭最后必將以勝利而結束。
在柬埔寨，我們參觀了吳哥窟那令人難忘的莊嚴雄偉的廢墟，和西哈努克親王談了話。在今年早些時候，當他在華盛頓作非正式訪問時，我曾見過他，而我最初對他的印象現在不幸被證實了。他是一個聰明人，但有些自負。他似乎對自己的音樂才能，比對自己的政治領導能力更為自豪，而且在我看來，他對他的國家所面臨的許多問題的看法完全是不現實的。
我離開越南、老撾和柬埔寨時深信，法國人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充分訓練，更沒有激勵那里的人民，使他們有能力自衛。他們沒有建立起一個信仰——或一套機構——可以用來抵制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號召。
南越軍隊處于可悲的境地中。他們對自己缺乏信心，也沒有一個領導人去鼓舞他們。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一個戰斗口號，一個類似merdeka的口號，使他們感到不是被迫去打仗，而是自己要打。
要是做不到這一點，那只要法國人一撤出，越南——可能還有老撾和柬埔寨——在共產主義風暴的襲擊下，就會像片片枯葉被紛紛刮落。因此，我認為，美國必須盡一切可能設法使法國人留在越南，直到共產黨被打敗為止。
中國共產黨在越南訓練越盟軍隊，供給他們給養，但沒有任何地方像在中國臺灣那樣更強烈地感到他們的存在而為之不安，在那里蔣介石委員長和蔣夫人還在做著美夢，擬定著把共產黨趕出大陸的計劃。我在臺北蔣的華麗的官邸里同他相見。我們談了七個小時，蔣夫人給我們當翻譯。當我們談到“中國”時，蔣兩手一揮，清楚地表明他指的不僅是這個目前他的權力所及的小島，而是包括地平線那邊的整個國家。我不能直率地告訴蔣，他想在他的統治之下重新統一中國的可能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但我仍明確指出，美國軍事力量決不會投入支持他可能發動的任何進攻。
我帶了一封艾森豪威爾給李承晚總統的信去到南朝鮮。李對7月簽訂的朝鮮停戰協定很不高興。他拒絕接受把他的國家分割開來的決定，仍然抱著統治一個統一的國家的希望。
我們的駐漢城的大使埃利斯·布里格斯擔心，要是不讓李了解我們的立場，他很可能會錯誤地認為反正美國不會讓他單獨作戰，而有意制造事端，甚至會對朝鮮發動攻擊。我在大使館同阿瑟·迪安談了一會兒，他是我們在南朝鮮的特派談判代表，知道我帶有給李的信。迪安以極為贊賞的口吻談到李。“我希望你在這里不要完全解除他的武裝和挫掉他的銳氣。”他說，“他是一個偉大的領導人，也是我們在世界的這一地區的一個偉大的朋友。在這里，我們的絕大多數朋友都是只能共安樂的一類人物”。
我在漢城到處可以看到戰爭留下的苦難和匱乏。孩子們穿著單薄的棉衣，在油毛氈蓋的小屋外面發抖，而那種房子是根本不能抵擋凜冽的寒風的。很顯然，南朝鮮——一直是一片荒涼和貧困的地方——為它的生存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第二天我會見了李總統。他身材瘦小，穿著一套深藍色的服裝，打著深藍色的領帶。他有力的握手和輕快的步子，使人難以相信他已78歲了。略事寒暄后，我說有些事情想和他單獨談談，他點點頭，于是其他的人都退了出去。
李承晚以敏銳的目光打量著我。我對他說，我不僅是艾森豪威爾的代表，而且一貫是南朝鮮的一個老朋友。我從口袋里掏出艾森豪威爾的信并交給他。他極慎重地拿著它，似乎要掂掂它的分量。
他緩慢而沉著地拆開信封，把信箋展開。他用平穩的音調念著。艾森豪威爾以莊重明確的言辭，表明美國不能容忍任何可能重新燃起戰火的行動，并且要求從李承晚那里得到具體保證。
當把信讀完時，李把信放在膝上，垂下眼瞼凝視著它一聲不響。當他朝上看時，他的眼睛里閃著淚花。“這封信寫得真好。”他說。
然后他開始講話，言辭之間好像根本沒有看過那封信。他說明他對日本的態度，他談到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未來，他批評了我們執行經濟援助計劃的方式。我盡可能避免對他逼得太緊，但我最后終于使他轉過來再談談那封信以及艾森豪威爾所要的保證。我說我對他說話很坦率，因為我認為目前形勢十分迫切地要求他了解艾森豪威爾的立場，同意總統在他的信中所提出的要求。
“我也要坦率地對你說，”李回答，“我對我國從美國所接受的援助以及艾森豪威爾對待我的私人關系深表感謝。由于此種情誼，我不愿意做任何與美國政策不相協調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必須想到朝鮮，特別是想到北方的300萬受奴役的朝鮮人[1]。我作為朝鮮人民領袖的職責是實現我國的統一，可能時，用和平手段，必要時，使用武力。”
他停了一下。接著他又繼續說下去，一邊用手指摸著他膝上那封信的折痕。
“我了解為什么美國急于實現和平，這個目標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他說，“但另一方面，使朝鮮形成分裂的和平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場既毀掉朝鮮又毀掉美國的戰爭，對這種和平，我不能同意。”
突然他俯身對我說：“我向你保證，不管什么時候，在我采取單方面行動之前，我一定先通知艾森豪威爾總統。”
這很難說得上是艾森豪威爾所要求得到的保證，于是我堅定地說，他必須完全了解，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沒有同艾森豪威爾達成一致協議，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動。會談就這樣不得要領地結束了。
我回使館后，詳盡地記下了這次談話的情況。把話說得那么絕對，我感到有些不安，但我知道，如果由于我這方面語焉不詳或詞不達意，致使李不能理解美國決不會支持他可能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去統一他的國家，那我就是沒有完成我的使命。
我的不安心情，由于第二天李承晚對一個記者的談話更加深了。他說：“我希望我能通過副總統尼克松去說服艾森豪威爾總統，正確的政策是結束朝鮮目前的這種狀態。”
我們訪問的最后一個夜晚，帕特和我作為貴賓去觀看一場朝鮮的音樂舞蹈演出。演出中間，突然聽到一陣很響的爆裂聲，原來舞臺后部一個兒童合唱隊正站在上面的木臺子塌下去了。觀眾都捏了一把汗。當孩子們意識到發生了什么事時，他們開始哭喊起來。
很快就可以看出并沒有人受傷，觀眾對孩子們安全的關心立即轉變為一種丟臉的感覺，為什么偏在招待外賓演出時發生這樣的事？我知道，無論在遠東什么地方，丟臉都被看作是最可恥的事。似乎這件事使南朝鮮丟了臉。指揮舉起雙手，尷尬地離開了舞臺。
我突然想出一個使晚會免于一場災難的辦法。我從座位上一躍而起，開始鼓掌。帕特看見我這樣做也立刻跟著鼓掌。于是一個接一個，然后是一大群觀眾和我們一起鼓起掌來，掌聲越來越大。原來被這次偶然事故嚇呆、弄得手足無措的孩子們也拍起手來微笑了。最后指揮重新走出來，繼續演出。
當我第二天去向李告別時，他十分熱情而友好；我肯定他已得知有關兒童合唱隊的事故。當我們重新單獨在一起談話時，他從口袋里拿出兩張薄薄的紙來。他一邊打開一邊說，這是他親自打的字，以保證絕對機密。“當共產黨肯定美國控制著李承晚的時候，”他說，“你們將失去你們最有效的討價還價的籌碼，我們也就失去了一切希望。共產黨對于我可能會采取某種行動的恐懼永遠對他們是一種制約力量。我們，你和我，現在都非常坦率，所以你必須知道，共產黨認為美國極其需要和平，而且你們將竭盡全力要求得到它。有時候，我在想他們也許是對的。但是，說到我這方面，他們可不認為情況也是那樣，因此我相信你們這樣完全消除他們在這方面的疑慮是錯誤的。明天你在東京時，我就會把我回艾森豪威爾的信送到。我真希望你能把這封信親自交給艾森豪威爾，看完后就把它銷毀。”
他把他剛才講的那段話的底稿交給我說：“在準備我們這次會晤的報告時，你也許用得著它。”在稿子末尾他親筆加上了兩句話：“報上有那么多的報道說李承晚答應不單獨采取行動。給人造成這種印象不符合我們的宣傳方針。”當我們在他的辦公室門口握手告別時，他說：“有關南朝鮮將單獨采取行動問題，我所作的一切聲明都是為了幫助美國。我心里明白，南朝鮮不可能單獨行動。我們必須和美國一起行動。我們懂得，一起行動，我們將可以得到一切，不一起行動，就會失掉一切。”
帕特和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第一批國賓。在日本，所到之處，總有數十萬群眾站在我們的車隊駛過的街道兩旁熱烈歡呼。這些人表現出一種我也具有的深刻感情：戰爭是一出悲劇，現在已到了該重新恢復日美之間過去多年存在的傳統友誼的時候了。
我在東京發表了一篇演說，它立即成了全世界無數報紙的頭條新聞，同時也在國內引起了小小的爭論。我離開華盛頓之前，福斯特·杜勒斯曾和我討論過，對日本重新武裝這個微妙問題我應該談些什么。解除日本的武裝開始于1946年，并在美國的堅持下，于1947年正式寫進日本憲法。我們私下感到，不久就會需要日本有某種形式的自衛武裝力量以抗擊共產黨對太平洋的統治。但是在1953年，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痛苦記憶猶新的時候，我們知道，一提起日本重新武裝問題就會立即引起一陣抗議的風暴。杜勒斯認為，先在日本本土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會減弱它在美國所產生的政治沖擊，我因而想到由日美友好協會和其他幾個團體邀我去一個午餐會講話，將為我提供一個最理想的講壇。我在講話中說：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1946年讓日本解除武裝是對的，那為什么到了1953年就不對了呢？如果這事在1946年是對的，在1953年就不對了，美國為什么不干脆承認自己犯了那么一次錯誤呢？我想，我現在要做的事也許應該讓比我更負責任的人去做。我要在這里承認，美國在1946年確實是犯了錯誤。
我們犯錯誤的原因，是我們錯誤地判斷了蘇聯領導人的意圖……我們認識到，在目前的國際條件下，自由國家裁減軍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戰爭，因此，完全是由于我們需要和平，我們信奉和平，我們才自1946年以來開始重新武裝自己。我們認為，日本和其他自由國家也必須承擔自己的一部分責任，使自己重新武裝起來。
美國國內對這篇演說的反應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有些人猜測我是在放出試探氣球，但更多的評論員卻認為是我自己在信口胡說。另一點也完全如我們所期望，講話對日本的反共領袖產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菲律賓之行的高潮是我和當選總統拉蒙·麥格賽賽的會晤。我們兩人頗為意氣相投，帕特后來說她從未見過兩個具有如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居然有這么多的共同點。麥格賽賽立志為菲律賓人民建立一個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這是戰后菲律賓的領導很少人能夠做到的。他受到青年們的熱烈支持，他還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演說家。
1957年他因飛機失事而死去，這對菲律賓和整個自由亞洲都是一個悲劇。
我此行最令人激動的一站是緬甸。這個國家剛從英國獲得獨立，這里的文雅而友善的人民正處于同頑強而巧妙的共產黨滲透進行斗爭的困難時刻。
在感恩節那天，我們驅車50英里去仰光郊外的叢林地區，參觀勃固鎮有名的臥佛像。他們在市政廳請我們吃午飯，而且為了尊重我們美國的節日習慣，緬甸人設法弄來一只火雞作為主菜。我們原計劃步行去參觀那神像，但在餐后上點心時，當地的警察局局長告訴我們的警衛人員，因為共產黨已經組織了一次示威，步行可能不安全。他們曾散發反美標語，并曾出動一輛裝有廣播的卡車對群眾進行煽動。警察擔心會發生不愉快的圍攻或混戰事件，甚至很有可能發生暴力行動。
我們從仰光驅車前往勃固時，曾有一隊武裝衛兵護送，因為就在一星期以前，就在這條路上一小股游擊隊曾伏擊并打死幾個政府官員。我們的警衛人員提議他們乘我們的車子開過去，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后門出去避開群眾。
我說，我認為我們應該按照原來安排的步行計劃進行。決不能讓任何共產黨的示威人群改變美國副總統的旅行路線。但是我們的東道主對步行很不熱心，因此帕特和我單獨走出市政廳向寺廟走去。街上擠滿了人。我命令警衛人員和緬甸保安人員不要走在我們前面，而是跟在我們后面走，并且把武器全收起來。當我們直接向人群走去時，他們閃開了。
我走近一個拿著用英文寫著“戰爭販子滾回去!”的標語牌的人。我朝他友好地微笑著說：“我注意到這些牌子是針對尼克松先生的。我就是尼克松，我很高興認識你。你叫什么名字？”當我對這個人伸出手時，他吃驚地往后退了幾步。我于是對準一個似乎是頭頭的人，向他說：“你們的這些口號是不對的。美國不要侵略。美國需要和平。但是你對發動侵略的那些國家是怎么想的呢？比如在朝鮮和在印度支那發動侵略的國家？”
他不快地聳聳肩，用英語回答說：“那是不同的。”
“怎么不同呢？”我問。
“那是為民族解放進行斗爭。”他回答。
我停了一會兒，一直到我覺得這幾句對話通過翻譯已經傳到群眾耳中并為他們所理解了，然后我點點頭，似乎我對他的解釋非常滿意。“啊!我明白了，那是民族解放戰爭。”我說。我停了一停，接著微笑著說：“啊，至少請你告訴我你有幾個孩子？”他顯得很不安，開始支支吾吾起來。群眾對他的狼狽相大笑不止，接著一個一個扔下標語牌走了。后來有人對我說，我煞下那頭頭的威風使他在人民中丟了臉。
這一次的經驗更堅定了我本能地感到的一個信念：對付共產黨人的唯一的辦法是對著他們挺起腰來。否則，他們會把你的禮貌當作軟弱。他們會設法讓你害怕，然后利用你這種恐懼心理。
我在此行中碰到的一個最不友好的領導人是尼赫魯。我在新德里他的辦公室里和他進行過兩次私人會談，其中一次進行了兩個小時。當我坐在那里傾聽尼赫魯用一口柔和而鏗鏘的英國英語講話時，一個穿制服的侍者端來了橘子汁和腰果。“為了鞏固我們的獨立，我們需要一代人的和平。”他說。后來當我擔任總統時，我在多次演說中曾用上他的“一代人的和平”這一說法，把它作為我的對外政策的目標。
尼赫魯念念不忘、沒完沒了地談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系。他花費更多的時間責罵印度的鄰居，而對印美關系和亞洲其他問題談得很少。他強烈反對引起爭論的關于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問題，但我深深感到，他之所以反對，主要是由于他個人渴望——如果不是控制的話——能對南亞、中東和非洲產生更大的影響。尼赫魯是個偉大的領袖，他終能使一個由不同的民族、土邦和宗教組成的五花八門的大雜燴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是任何一個其他的印度領導人都沒能辦到的。但是，他在領導國家克服種種障礙獲得獨立后，卻立即強使它公開聲稱嚴守中立，并使他自己成為同樣不愿結盟的國家的代言人。如果他不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花去充當自封的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代言人，而是用來解決印度內部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那印度民主政治今天就可能更穩定了。
在我們的訪問中，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是受他正式委派的女主人。她聰明、穩重、嫻靜，我感到她有深刻的內在力量和決心。
她的父親顯然很喜愛她，她在各個方面都酷似乃父。
我此行曾經會見了不少總統、親王和首相，但我最難忘的一次會晤是同馬德拉斯省領導人拉賈戈帕拉查理的會見，他是和甘地同時代的一個干癟的老頭。我同拉賈杰——大家一般都這樣稱呼他——一起度過的那個下午對我產生了如此深刻的影響，以致我在后來好幾年中把他的許多思想都搬來用在我的演說中了，而且時至今日，在我的腦海中還浮現著他那瘦小的身材，大鷹鉤鼻，圍繞在耳朵上邊的稀疏的白發以及那雙漆黑、銳利的眼睛，他坐在一個草墊上，身上只圍著一條腰布，腳穿草鞋。
曾經負責管理馬歇爾計劃、后任福特基金會主席的保羅·霍夫曼，曾對我說他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人物之一。這個估計過低了。在我記下的有關這次談話的三頁筆記中，在拉賈杰的名字下面我寫著“絕頂聰明”幾個字。
他很想知道艾森豪威爾是怎樣一個人。“他信宗教嗎？”他問。“他是一個篤信宗教的人，”我回答，“但從外表看不像他內心那么虔誠。”拉賈杰微笑了。“這是軍人的特點，”他說，“信奉和平主義也是軍人的特點。”
關于原子彈的恐怖，他說得極其簡單，但也很激動。“發明原子彈便是錯誤的，”他說，“探索物質成因的秘密就是錯誤的。它無益于人民生活的需要。這是一種罪惡，它會毀掉發現它的人。”
我們談到宿命論，我問他是否有意領導印度和南亞沿著他的理想的道路前進。他陰郁地笑笑說：“啊，不，我在這里過得很幸福。整個世界是很不幸的，所以我為什么要離開這里呢？我已經74歲了。在印度，這算很長的壽命了。我的身體已經疲倦了。也許我的腦子并不疲倦，但是必須找一些比較年輕的人去領導斗爭。比如像你這樣的年輕人。”他說著，又微笑了。
我在巴基斯坦會見了阿尤布·汗，當時他是巴基斯坦武裝部隊的司令，還沒有執掌政治權力。我特別喜歡和他談話，因為和他的大多數同胞不同，他并不總糾纏于巴基斯坦-印度關系問題。他也表明他對印度教徒極端輕蔑，對印度人極不信任。但是和反對印度相比，他更為反共。他極其擔心共產主義在思想意識方面和軍事方面的威脅，擔心出現蘇聯利用印度為它火中取栗，以便在南亞建立主要據點的危險。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那一階段，他強烈親美，認為巴基斯坦和美國應該是盟國和朋友。
福斯特·杜勒斯在他的中東之行中未能訪問伊朗，因為當時那里局勢不穩。幾個月后，發生了激烈的政變，穆罕默德·摩薩臺首相的親共政權被軍方推翻。支持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政府在法佐拉·扎赫迪首相的支持下就職。扎赫迪——他的兒子后來在我擔任總統時任駐美大使——聰穎博學，性格極為堅強。若無他的領導，我相信伊朗今天不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國王只有34歲。他剛剛度過一次痛苦的經歷——曾有人試圖謀殺他。在我們的會晤中，他主要讓扎赫迪談，但他注意傾聽，提出一些具有深刻意義的問題。我覺察到他有一股內在的力量，并感到在未來的幾年中他會成為一位堅強的領導人。
我們的飛機于12月14日在國家機場著陸，我們驅車前往白宮，在那里艾森豪威爾邀請我們上樓去同他和艾森豪威爾夫人一起喝咖啡。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兩頁手寫的信，由于這信出自一位從不輕易對人說一句贊揚之詞的人之手，我懂得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溫情的表示。
親愛的迪克：
盡管我對你——還有帕特——最近訪問幾個亞洲國家獲得的成就引以為榮，但我仍然得說，你回來了，使我感到很高興。
我們，我說的是我們政府中所有主要人員，這期間一直以沒有聽到你的明智意見、沒有得到你的強有力的支持、沒有看到你全力為國效勞的表率作用為憾。
純從個人考慮，我真高興看到你們倆在經過旅途的仆仆風塵之后，看起來還如此精神，這次旅行的嚴酷經歷即使對你們這樣年輕而精力充沛的人也必然是一種嚴重的考驗。我等待著有一個比較安靜的機會好好聽你們講講你們的險遇和成就。
謹致熱烈的個人問候，
你的忠誠的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953年之行對我的思想和政治生涯產生了異常重要的影響。這次旅行，從它已完成和超額完成預定的目標這一點來說，確是一次無可爭辯的成功。但還不止于此，它還使我在有關這個將成為世界上最多事和爭論最多的地區的問題上，積累了外交政策方面的經驗和專業知識。
此行對我是極有教益的。通過同數以百計的領導人和數以十萬計的普通民眾接觸，我對亞洲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看到了歷時三個世紀的歐洲殖民主義瀕于滅亡，而我覺得我能找出它的病根何在。我看到亞洲的領導人和群眾多么渴望獨立——不管他們是否已做好準備，也不管他們是否真正懂得獨立的意義——因為對他們來說，獨立代表著尊嚴和受人尊重。它還表明他們的意見將受到重視以及他們將受到公平待遇，這就是他們的要求。
我發現，這些國家的許多人只知道美國是個無比強大的國家，共產黨的宣傳和歐洲的妄自尊大的說法則把美國說成是愚不可及和貪得無厭。我向他們保證，我們不是個殖民主義大國，我們也不贊成我們的歐洲盟國至今保留著殖民主義的殘余。帕特和我都利用各種機會讓各國人民以及他們的領袖明白，美國是真正關心他們的，關心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問題以及他們的友誼。經受了多年的壓迫和鎮壓之后，人民已經發展了有效的地下通訊網，因此我們借以略有所表示的這些話很快就在全市，甚至在整個國家引起反響。
這種新穎的個人外交在我們所到之處都成了頭條新聞，并且我想這也是此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例如，在新加坡，頭版標題是：尼克松和普通人交談。其中描寫我到達的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先生，昨天竟有時間把他的手臂伸過一個五英尺高的籬笆，去同一個普通的馬來亞市民握手。”
一個專欄作家在雅加達發行量很大的《永恒報》上寫道：“也許諸位讀者不會相信，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昨天曾在茂物和芝巴納斯之間一個農民家里幫助炸白薯。但這確實是昨天發生的真事……尼克松甚至還跑進一家鄉村的咖啡館，和蘇加諾一起坐在竹椅子上，和店主人閑聊。”
帕特和我每到一處都同人民進行大量的私人接觸。有一天在菲律賓，我們在一個4H[2]展覽會上和5000多名學生握過手。后來我在一家工廠從擁擠的人群走過時，陪同我的菲律賓人員碰碰我的手臂說：“副總統先生，站在后邊的那個人說：‘我的襯衫這么臟，他也不怕和我握手!’”我永遠不會忘卻這位同行人員臉上流露出的那種靜穆的自豪感。
《紐約時報》向我們所到之處的該報記者收集情況匯報，在我們回來的那一天，在頭版的報道中發表了他們的看法：“根據尼克松先生訪問途中《紐約時報》的記者報道，在此行中他已表明在應付外國微妙的政治局勢、隨機應對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總之，他們報道說‘亞洲的普通人都喜歡這個身材魁梧、友好、平易近人、民主、嚴肅的年輕美國人，同時在他們的印象中，他也喜歡他們’。”
今天，要是誰來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尊重亞洲人民，這大概算不得是什么新發現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那些年頭，歐洲國家卻沒有充分了解或及時了解到這一教訓。在香港，這個我所訪問過的管理得最好和最繁榮的亞洲城市，我曾經問過當地的一位中國頭面人物，如果提出讓他們脫離英國人的統治，那人民投票的結果會怎樣？他毫不遲疑地說：“人們會以十比一的多數投票擁護脫離。”我問他為什么會這樣，因為英國人待在香港在物質上顯然是對人民有利的。他回答說：“有一種說法，英國人每建立一個殖民地，他們會按下面的順序設立三樣東西：教堂、賽馬場和東方人不得參加的俱樂部。這說法雖有些夸大，但卻是有其事實根據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總愿意選擇脫離英國的原因。”
好也罷，壞也罷，殖民帝國反正已在瓦解中。20世紀50年代的最大問題是誰來填補真空。日本有此能力，但因受戰后條約的約束，不準它這樣做。這個地區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沒有外援的條件下靠自己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來保衛自己不受共產主義的滲透和顛覆。我認為，非常明顯，如果美國不采取行動，那中國人和蘇聯人就肯定會和每個國家國內的共產黨集團一起，或通過他們，采取行動。因此，問題不在于我們應否采取行動，而是怎樣采取行動。
我在這次訪問中，對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情況有了頗多了解。在每一個國家，我都看到共產黨人怎樣謹慎地把他們的宣傳和援助對準那些能夠使他們獲得最大好處的目標，怎樣永遠把自己說成是站在人民一邊，反對統治階級——不管這統治階級是歐洲的還是本國的。蘇聯人的宣傳很巧妙，并且不惜成本。但是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是從外面闖進東方世界去的。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一個新的、莫測高深的主要因素是共產黨中國。它是赫然聳立在亞洲地平線上的一個巨人——被訓練有素的一幫共產黨人管理的4.75億人民。有一段時期，華盛頓或其他西方國家首都的一些一廂情愿的思想家宣揚說共產黨中國不會成為亞洲的威脅，因為它太落后、太不發達了，但我已能根據第一手材料寫出報告，證明它的影響早已遍及整個那個地區了。
例如，中國共產黨曾和一些國家訂下了交換留學生的計劃，大批學生被送到紅色中國去免費接受大學教育。在印度尼西亞，這數目已達到每年1000名，而使我非常震驚的是，我們的某些使館對這種情況將對下一代領導人可能產生的影響竟全然漠不關心。
我回國時已深信，既然亞洲的這場大戰是在共產主義和自由國家之間進行的，我們便不能忽視強大的共產主義宣傳。我認為徹底破除共產黨的號召力的最好辦法是和他們進行面對面的斗爭，并讓一些沒有明確表態的觀察家看到，民主國家的代表既不害怕共產黨人，也決非沒有能力在任何問題上與他們進行辯論。我的這種信念在勃固寺獲得了最生動的證實。
此行中戰后日本強烈的進取心和紀律性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似乎我們所看到的每一個人——從地里的農民到裝配線上的工人——都在狂熱地工作。1953年，這個國家還遠沒有完全站起來，但通過這次旅行，我思想上已毫無疑問地確信，日本的恢復要比大多數美國人所預料的快得多。回到華盛頓后，我成了一個美日密切聯系的堅定擁護者。
1953年之行產生了兩個具有長遠意義的成果。在那69天中，我不僅能會見許多掌權的人，還見到了許多即將出頭的比較年輕的一代人，他們在其后20年中事業上的發展應是同我一樣的。每當我重新訪問這些國家時——以副總統身份，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然后以總統的身份——我發現同我打交道的那些人往往就是我在第一次訪問時見過的。在這即使為數不多的幾次早期會面中建立起來的關系以及我從這些接觸中學到的東西，對我的外交政策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也是由于此行的結果，我發現外交政策是我極感興趣的一個領域，并且我在這方面至少有一定的能力。
此行還有一個意義不大，卻同樣有長遠影響的成果是，帕特和我從此對香檳酒不再感興趣了。我猜想，在這兩個月中，我們至少喝了兩箱香檳。沿途每到一處，不論午宴還是晚宴，主人總是自豪地拿出一瓶瓶上等法國香檳向我祝酒，我還不得不回敬。在過去有什么特殊喜慶事，帕特和我總喜歡用香檳來慶祝一番，但從此以后，我們兩個都不曾自愿喝過一杯香檳酒。做總統時，如有必須，比如祝酒或回敬，我只得啜上一口，但我從不曾真正喝下過一大杯。
喬·麥卡錫
我們從杜魯門政府繼承下來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是喬·麥卡錫。一個民主黨朋友曾對我這樣說過：“喬對我們來說是潛伏在草里的一條蛇。你一不小心，他就會在你的胸膛上咬一口。”
麥卡錫和我都是在1946年來華盛頓的。他在威斯康星政界混了不多時間，便被看作“戰斗的海軍陸戰隊隊員”選入了參議院。在開頭那幾年我很少看到他。他是參議員，我是眾議員，我們活動的圈子各不相同。
1950年2月，對希斯的偽證罪定案后的下一個月，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惠林共和黨的一個婦女俱樂部發表了一篇紀念林肯的演說。他演講的題目是共產黨對政府的滲透。演說結束時他揮舞著一張紙，說這是一張受雇于國務院的某些人的名單，國務卿知道這些人都是共產黨。等他第二天到鹽湖城時，名單上的人數有了改動，但指控照舊。
同華盛頓的其他人一樣，我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著這些消息。我讀著也感到很大的震動。喬·麥卡錫過去從未參加過對共產黨的斗爭，我禁不住十分懷疑，他是否懂得在追索共產黨人時必須絕對準確和公正。他從鹽湖城回到華盛頓后不久，前來看我并問我，由于我曾處理過希斯案件，對國務院里的共產黨人我有沒有什么檔案材料。
我對他說，我歡迎他查閱我所有的任何檔案。但是我提請他特別注意一定要弄清事實。我指出，在他的演說中他曾談到“持有黨證的共產黨員”。我告訴他，在談到有關安全威脅問題時，他應當有更可靠的根據。他對我的忠告熱烈地表示感謝，并說我說的這一點很重要。但是，幾個月過去了，他仍然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人胡亂攻擊。
1950年12月，我同麥卡錫有一次不尋常的巧遇，那是在華盛頓不容外人參加的蘇格雷夫俱樂部的一次小型午宴上。賓客中有德魯·皮爾遜，他幾乎每天都在他的《華盛頓逍遙談》專欄中攻擊麥卡錫。雖然這兩人在餐桌上的座位離得較遠，但顯然麥卡錫很想大打出手，皮爾遜看起來也準備奉陪。
跳舞在上菜間歇期間進行。在一次間歇時，麥卡錫走到皮爾遜跟前說：“你知道，明天我準備在參議院發表一篇將使你失業破產的演說。等到我把你收拾了，你在職業方面和在個人方面也就徹底完蛋。”皮爾遜毫無表情地抬頭看看他，低聲說：“喬，你的所得稅付了嗎？”皮爾遜曾經寫過關于麥卡錫個人經濟狀況的文章，因此這句話幾乎把他給氣瘋了。他問皮爾遜敢不敢同他到外面去，但別的客人過來勸架，把麥卡錫拽回他的座位上去了。
宴會快要結束時，我到樓下衣帽間去。喬·麥卡錫在那里用他粗大的雙手掐住了皮爾遜的脖子。皮爾遜拼命掙扎著想透口氣。當麥卡錫發現我時，他松開了胳膊，猛地給皮爾遜一記耳光，打得他的頭向后搖晃了一下。
“這一下是替你打的，迪克。”他說。
我插到這兩個人中間，把他們拉開。“讓我這個好教友會教徒來制止這場戰斗吧。”我說。皮爾遜拿起他的大衣跑出房間。麥卡錫說：“你不應該攔阻我的，迪克。”隨即他回到樓上去和女主人告別。
由于麥卡錫曾攻擊過喬治·馬歇爾，長期以來他和艾森豪威爾的關系一直很緊張。
大選以后，我想我應該設法調解他們長期的不和。因此，我開始充當麥卡錫和政府之間的調解人。不久，我發現我這個中間人兩面都不討好。
當時參眾兩院的大多數共和黨人仍強烈支持麥卡錫，希望艾森豪威爾和他交好；而以開明派為主的白宮班子則反對麥卡錫，希望艾森豪威爾和他斷絕關系。總統本人感到處于兩難之間。他本人不喜歡麥卡錫，不僅由于麥卡錫對馬歇爾進行了攻擊，而且因為麥卡錫粗魯的狎昵態度，使艾森豪威爾討厭。但艾森豪威爾不愿卷入這種個人之間的和黨派的激烈爭論，他知道如果同麥卡錫斷絕關系，或者試圖懲戒他的話，共和黨馬上就會在國會和全國徹底分裂。這就會嚴重損害艾森豪威爾的那種奇特的純個人的良好心愿，正是靠著這種心愿他才能盡管只代表少數派卻領導著整個共和黨。所以他始終猶豫著不愿意挑起對抗。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自己陷入了麥卡錫放的一把野火之中。
艾森豪威爾最早提名送到參議院去認可的兩個人是，讓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布賴恩特·科南特出任美國駐德高級專員，讓老資格的外交家查爾斯·E.波倫出任駐蘇大使。幾個月之前，科南特因坦率地宣稱，無法想象哈佛大學的教職員中會有什么共產黨人，從而激怒了許多反共人士。麥卡錫準備在參議院的大會上攻擊科南特的任命。我聽到關于這事的一點風聲后，設法說服他不要這樣做。他同意了，改為僅寫一封信給艾森豪威爾，表示反對這一任命。不過，幾個星期后在大家辯論波倫的任命時，我卻并沒有發揮那么大的作用。
1953年夏，麥卡錫發現了有關威廉·邦迪的一些令人可疑的情況。邦迪是中央情報局艾倫·杜勒斯手下最能干的年輕人之一，有人說他曾給阿爾杰·希斯的訴訟基金捐過款。麥卡錫決定不僅要調查邦迪，而且要調查整個中央情報局。艾倫·杜勒斯問我能否幫點忙避免這場對抗。他說他完全信任邦迪，而他主要關心的是不要讓中央情報局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我對麥卡錫說，我在好幾次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看到過邦迪的表現，我認為他是一個忠誠的美國人，正為國家做著重要的工作。
“那么他捐款給希斯是怎么回事呢？”麥卡錫追問。
“喬，”我說，“你必須了解坎布里奇[3]的人的思想情況。邦迪是哈佛法學院的畢業生，而希斯是這個學院最有名的畢業生之一。我想他可能只是趕浪頭，而根本沒考慮這浪頭要沖向何處去。”
第二天，我同麥卡錫以及他的小組委員會的其他共和黨人共進午餐，其中有埃弗雷特·德克森、卡爾·蒙特和查爾斯·波特等人。我得到了他們的支持，麥卡錫以明顯的勉強態度同意放棄對邦迪和中央情報局的調查。
我力圖說服各方——艾森豪威爾、白宮工作班子、內閣，還有許多國會議員——在勸說麥卡錫有所節制的同時，我們也應該仔細考慮一下他提出的每件事的真實內容。我想，如果到了迫不得已必須破裂的時候，我們對麥卡錫的攻擊也只能限于他所列舉的事實與實際情況不符的地方，而且我希望，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使反共事業由于他的過火行動而遭到不可彌補的損失。例如，1953年8月，他就曾發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在政府印刷局工作。他在這個案件上夸大其詞地大做文章，但我主張大家不要反擊他，因為他的指控至少有一部分是有事實根據的。
為了搜尋可能受到共產黨滲透的新的領域，麥卡錫開始對陸軍進行調查。那個原子彈間諜朱利葉斯·羅森堡就是在一個陸軍基地進行活動的，而麥卡錫感到，任何地方只要有一個共產黨，那里就很可能有一窩。1953年12月底，我請他到比斯坎島去，在那里比爾·羅杰斯（當時的司法部副部長）和我一再提醒他注意對陸軍的調查操之過急的危險性。
我說他應該仍然在政府中追查共產黨。“至于他們是在本屆政府還是在上屆政府開始任職的，那都沒有關系。”我對他說，“只要有他們存在，就應該揪出來。但你得記住，這是你的政府，在其中工作的人都和你一樣一心一意地要清除顛覆分子。”我建議他和陸軍部部長羅伯特·史蒂文斯談談。羅杰斯和我還主張他考慮轉移到另一些新的部門去活動，免得讓人說他是個“只有一發炮彈”的參議員。
麥卡錫似乎很理解我們對他的忠告，在他離開佛羅里達之前，他對一些記者說，他計劃把他的調查范圍擴大，其中將包括在杜魯門政府任內已作處理但仍大可懷疑的有關所得稅問題的案件。可是他一回到華盛頓，又依然狂熱地去追蹤共產黨和追求報紙上的大標題去了。
1954年1月，麥卡錫揭發了陸軍牙醫歐文·佩雷斯的問題，此事最后導致了麥卡錫的垮臺。
佩雷斯盡管拒絕回答一次有關忠誠問題的質問，還是得到了按規定的晉級。陸軍部所作的一次調查透露，佩雷斯醫生——現已是少校——的任職不符合陸軍條例，因此他們決定把他解職。
當麥卡錫風聞此事，并得知佩雷斯是極左的美國勞工黨成員時，便認為這回大有可為了。他傳訊佩雷斯出席他的小組委員會召開的一次秘密會議，這位牙醫在那里援引了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幾天后，佩雷斯請求退役，陸軍部竟體面地予以批準。麥卡錫因此勃然大怒。
他傳訊司令官拉爾夫·茲維克將軍以及其他三名官員。在一次秘密會議中，茲維克極力解釋，佩雷斯不過是鉆了陸軍部的文牘主義的空子。司令官茲維克承認自己對這事應全部負責，但他拒絕說出經辦佩雷斯案件的人的名字。麥卡錫指責茲維克包庇共產黨，并說他不配穿陸軍軍官的制服。他威脅說，茲維克要是不改變主意，決定合作，他就要在下周召開的公開聽證會上使茲維克難堪。
陸軍部部長史蒂文斯知道這事后，命令茲維克不要去出席那公開的會議，并且宣布他將親自去作證。
這一次我似乎又是唯一兩方面都能信得過的一個和解人。艾森豪威爾度假打高爾夫球去了，我要盡量避免使這個局面發展成為一場公開的爭吵。不管麥卡錫對待茲維克如何放肆，但就佩雷斯案件而言，事實上陸軍的立場是非常虛弱的。錯誤的發生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總是一個錯誤。
我同白宮的國會聯絡官杰里·帕森斯密切合作，在國會大廈我的辦公室里安排了一次會晤。史蒂文斯同陸軍顧問約翰·亞當斯一起前來。參加會議的還有帕森斯、比爾·羅杰斯、比爾·諾蘭、埃弗雷特·德克森，以及曾任參議員塔夫脫的行政助理、現在白宮工作的約克·馬丁。
史蒂文斯和亞當斯似乎都非常天真，他們想他們可以一開始承認陸軍的錯誤，然后便轉到茲維克事件上去，盡力批評麥卡錫的惡劣行徑，這樣就能巧妙地回避佩雷斯案件的問題了。我說，如果可能，他們當然可以盡量設法做到這一點。但是我提醒他們，聽證會的主持人是麥卡錫，而不是證人史蒂文斯。
我們同意，讓德克森第二天安排史蒂文斯和麥卡錫在一次午餐上會面。
午餐安排在國會大廈德克森的辦公室里，也就是我辦公室的隔壁。吃的菜有炸雞、豌豆、法國式炸馬鈴薯和萵苣芯。幾個鐘頭以后，報上就把這頓午餐稱為“雞宴”，而這一頓便飯的菜單竟成為20世紀50年代一份議論得最多的食品單。
會談一開始便來勢兇猛。除麥卡錫和史蒂文斯外，只邀請了麥卡錫小組委員會中的三位共和黨黨員——德克森、波特和蒙特。午餐一結束，蒙特馬上向我談了午餐會的詳細情況。一開頭似乎就沒有和解的基礎，但末了蒙特終于通過協商搞出了一項書面協議，陸軍的證人在被傳訊時，將出席麥卡錫的小組委員會，回答問題。雙方還有一項沒有寫進協議書的諒解，麥卡錫應當以尊重的態度對待證人。
史蒂文斯一回到五角大樓就打電話給我，他對事情辦成這樣似乎相當高興。但是，不到一小時，麥卡錫輕率地對一個記者說，史蒂文斯已徹底投降，“那副狼狽相就只差跪下了”。
由于蒙特書面協議沒有明確寫明麥卡錫應該以尊重的態度對待證人，按麥卡錫的說法那協議就似乎是對他全面投降。晚上11時半左右，我接到史蒂文斯的電話。他情緒十分激動。他說他決定明天發表一項聲明，然后辭職。我告訴他先別提辭職的事，建議明天上午我們可以一起商量商量發表一個什么樣的聲明。
正在此時，艾森豪威爾回到了華盛頓。他立即召集參加那次午餐的人，希望發表一項可以解決問題的聲明。麥卡錫堅決不讓步。總統于是要我同史蒂文斯、謝爾曼·亞當斯以及杰里·帕森斯一起，起草一份史蒂文斯可以從白宮發出的聲明。我們在白宮東側樓帕森斯的辦公室工作了整整一個下午，而艾森豪威爾則在南草坪上練習高爾夫短距離高球，也許是為了壓下自己的怒火。
我們把擬定的草稿送到總統住處去，他表示同意。在聲明中，史蒂文斯說，他已得到小組委員會的保證，不能再無理欺壓或羞辱他的官員，而且“他在任何情況下永遠不會同意對陸軍人員橫加凌辱，包括委員會的聽證會在內”。
幾天以后，艾森豪威爾決定對佩雷斯案件發表自己的聲明。在3月1日召開的國會領袖會議上，他曾提到他的決定。關于這個我在日記中寫道：
會議結束時，總統主動提出了關于史蒂文斯的事。他說他準備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一項有關此事的聲明，他要說的一件事是，在同共產主義斗爭時，我們不能破壞美國的傳統。
索頓斯托爾〔馬薩諸塞州參議員萊弗里特·索頓斯托爾〕說，他認為陸軍不承認在佩雷斯事件上的過失是犯了一個錯誤。總統對此反應十分強烈，他說陸軍在一封給麥卡錫的信中和一項公開聲明中已經承認錯誤了。
索頓斯托爾反駁說，雖承認了，但不夠明確。諾蘭特別強調為參議員在同史蒂文斯共進午餐時所采取的行動辯解。他說，陸軍在這個案件中所采取的行動是不可原諒的，而在電視上召開這樣一個聽證會其結果將會比我們現在實際面臨的局面更為糟糕。說到這兒，他為了表示強調，還從筆記本上撕下幾張紙來。我不記得我什么時候曾看見他像現在這樣為這件事如此激動過。
會議結束時，總統說他準備和我談談這件事，設法弄出個頭緒來。
到這時，艾森豪威爾對整個這件事的反應已變得很不冷靜了。作為陸軍的一員，他對陸軍所犯錯誤感到不安，并且對報上披露這件事感到十分惱火。作為黨的領袖，他擔心在國會選舉已經臨近的時候，這問題會使共和黨發生兩極分化，而有利于民主黨人，使他們感到高興。作為總統，他對麥卡錫所采用的策略和手法以及他的人品都感到十分惱火。他要在他的聲明中說，調查共產黨的那些人也同共產黨本身一樣危險，他們所使用的調查手段也同共產黨使用的一模一樣。
我認為在那時候發表這樣一個聲明，將會使艾森豪威爾遇到極大的麻煩，其情況之嚴重可能遠非他本人、他的白宮班子以及敦促他這樣做的開明派朋友們所能想象。1954年1月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50%的人贊成麥卡錫，而只有29%的人反對他。
我再次想出了一個折中辦法。3月3日，艾森豪威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開始便宣讀了一份采納了我的大多數建議，甚至我的一些用語的極長的聲明，聲明說：“在反對共產主義時，不論我們是有意還是由于疏忽使用了一些不符合美國關于正義和公正的觀念的方法，那我們就是全然違背了自己的目的。”
差不多有三年之久，民主黨的領導人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觀，看著共和黨如何對付麥卡錫。如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就曾說過：“我可不會讓我的黨去參加這種中學生的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共產主義適合美國需要’，而還要我的黨站在肯定的一邊去進行辯論。”但是，當兩黨為1954年的選舉加速行動時，情況很清楚，那個轟動一時的可悲的佩雷斯-茲維克-史蒂文斯事件便提供了一個極方便的靶子：民主黨人對麥卡錫和麥卡錫主義現在可以毫無風險地大加利用了。
3月6日，民主黨的掛名頭頭阿德萊·史蒂文森，開了中期競選運動的第一炮。在一次電視演說中，他激烈攻擊艾森豪威爾的領導，并嘲笑他所謂的拒絕面對和管住麥卡錫的軟弱無能現象。
3月8日在白宮召開的一次共和黨領導人會議上，我們充分討論了由誰來反擊史蒂文森這個緊迫的問題。最后，總統直對著我看。“現在盡管他本人在座，我還是想提一個建議，我認為我們也許應該比以前更多地讓迪克去做些工作。”他說，“他有時候可以采取一種比我自己出面更帶政治性的立場。關于這個麥卡錫問題的最大困難是，誰出來負責處理這事，誰就會冒被指為親共的危險。迪克在共產黨這個問題上有過一番經歷，因此他不會受到這類批評。”
會后，艾森豪威爾把我帶到橢圓形辦公室旁邊他的小辦公室。他說，他建議對付麥卡錫和史蒂文森只捎帶輕輕敲打幾句，不必拿他們當作演說的主題。他不喜歡麥卡錫的原因之一是，他感到麥卡錫自己出盡風頭，卻分散了人們對政府的建設性計劃的注意力。
這不是我一直盼望能寫出或發表的一篇演說。不管這文章怎么寫，它肯定會使黨內和公眾中很大一部分人極不高興。它實際牽涉到的問題正是艾森豪威爾本人在過去兩年中一直有意避免的一個問題：決定政府對麥卡錫的政策。但是，現在當選舉即將來臨，民主黨蠢蠢欲動之際，我們顯然再不能從容不迫地躲在幕后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去對付麥卡錫制造的每一個危機了。
廣播安排在3月13日星期六晚舉行，所以我只有五天時間準備。我寫了十幾個提綱和草稿，到了星期五上午，我感到我已經把它們提煉成在當時情況下所能作出的最好的一篇演說了。
我打算星期五獨自一人躲在一個地方再去仔細潤色一下我的發言稿。我在斯塔特勒飯店要了一個房間，并關照除非有什么緊急事，否則不要打擾我。
10點鐘左右，有一個緊急電話找我。這是比爾·諾蘭打來的，他很惱火，因為白宮有個什么人對一個報紙專欄作者透露了關于他的一件不光彩的事。他說，他再也不能忍受這種從內部來的陰謀活動了，他準備召開一次共和黨參議員會議，提出辭去多數黨領袖的職務。我盡量勸他冷靜一些，并且說服他最好先等一等，不管怎樣且等我演講過后再說。
我剛剛坐下再去看我的發言稿，湯姆·斯蒂芬斯打來了一個電話，他是艾森豪威爾安排約會的秘書，他說，總統剛問我能否在他赴戴維營度周末之前到他那里去談談。我穿過拉斐特廣場到白宮去，立即被引進了橢圓形辦公室。幾天之后，我在日記里記下了那次談話的情況：
他說，首先，他不認為在寫一篇政治演說時我還需要別人幫什么忙，他完全信任我的演說才能。
他說，但是他感到他知道如何去鼓舞人心。他深信現在很有必要告訴他們，我們有一個進步的、生氣勃勃的對全體人民都有好處的計劃。
他真的教我要在演說過程中笑上一兩次。我對他說這對我是個難題，過去已有人曾對我提出這樣的建議。他建議在我評論史蒂文森時應該插進一次笑聲。我告訴他，我準備狠狠地刺他幾下，于是他說我這樣做他完全滿意，但他認為，與其狠狠地攻擊他，還不如嘲笑他幾句更好。
關于史蒂文森對他的防務計劃的攻擊，他說：“他有什么資格談這個問題？他是什么人？”
他指出，林肯和華盛頓，我國兩個最偉大的總統，都曾常常受人攻擊而自己從不去糾纏有關人身攻擊的一些話。他說：“現在當然一定不要拿我去和他們相比，但是在你回擊史蒂文森的時候要能夠較巧妙地提提這件事，可能會有好處的。”
他建議我談談希斯案件和我在這個案子中的作用。他說：“不管怎樣現在還有很多人認為是麥卡錫把希斯揪出來的。”他說：“你得知道，我在芝加哥之所以把你列在我提出的名單上的第一名，就是因為你抓出了希斯，而且干得還很漂亮。”他說，現在他之所以挑中我去作這次廣播演說也是這個原因。
他說：“設法讓人民知道，我們正在盡力實現一個為美國著想的計劃，在腳后跟上咬兩口是不能阻止我們前進的。”他建議，我可以指出他曾經在歐洲統率過500萬大軍。
史蒂文森的演說是在民主黨籌款宴會上，在一群興高采烈的黨內聽眾面前發表的，這是他慣做的一種狡猾的表演。我決定設法留下一種完全相反的印象，所以我故意站在一面樸素的幕布前面，用一種平靜低沉的調子講話。我有目的地選擇一些簡單的字眼和形象生動的例子。在我準備演講時，我總告訴自己不要忘掉，我的主要聽眾是站在輿論界大片中間地帶的人。他們相信，不管麥卡錫采取什么戰略，反正和共產黨打交道講客氣是不行的。因此，我力圖提出一些想法或使用某些獨特的用語，使大家很難忘掉并不至于誤解了我的立場。
現在，我想你們有些人會說：“既然你現在是在和一伙叛徒打交道，為什么還老吵著要講什么公道不公道呢？”事實上，我就曾聽到有人說：“總而言之，我們是在和一群耗子打交道。我們該做的就是出去開槍把他們打死。”
是的，我同意他們是一群耗子。但是有一點一定要記住，當你出去打耗子時，你要射得準，因為如果你亂開槍，那就不僅使耗子更容易溜掉——還會使耗子覺得好過一些。而且，你可能會打到另外一些也想打耗子的人。所以，我們一定要公正——這里有兩個非常充分的理由：第一，因為這樣做是對的；第二，因為這樣做是做好這一工作的最有效的方法。
艾森豪威爾從戴維營打電話來向我表示祝賀。“你知道，迪克，”他說，“我是從不喜歡恭維別人的，但是我要告訴你，我認為你干得非常出色，而且在當前情況下，已經好得不能再好了。”我說，演說不會滿足兩種極端意見的任何一方；他回答說，他認為它會使85%的人民感到滿意，這是最重要的。“強烈親麥卡錫或反麥卡錫的人，除了打一場全面戰爭之外，什么都滿足不了他們。”他說。我在演說中笑了幾次，他似乎很高興，他還說，有一次他曾轉身對屋里別的人說：“我就是教迪克這么笑的。”
在下一個星期一上午召開的一次國會領袖會議上，艾森豪威爾情緒極佳，這是很長一段時間從未有過的。由于我的演說表達了他自己在麥卡錫問題上的煩惱，并且明確提出了政府工作今后努力的一個方面，因而他似乎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鼓舞。
3月13日的演說標志著麥卡錫事件新階段的開始，也就是麥卡錫開始垮臺的階段。五個星期以后，陸軍-麥卡錫聽證會召開時，那些認識麥卡錫的人說他似乎徹底垮了。在3月22日的日記中，我補記下了和萊恩·霍爾的一段談話：
萊恩似乎覺得，喬開始精神失常了，完全不宜于出席聽證會并且參與此事。
當我和卡爾·蒙特在電話中交談時，他也有同感。前一天晚上，他曾經和喬一直談到深夜兩點。他說，瓊（喬的妻子）差不多要哭了，而他對麥卡錫又起不了多大作用，真使他難過極了。喬堅持說，他知道他的政治生涯正面臨極大的風險，但他決不會對任何不利于他自衛的事表示同意。
萊恩·霍爾說，兩三天前他曾去看過喬。當他走到喬的公寓門口，喬開門時手里拿著一把手槍。顯然由于受到別人對他的恐嚇，他一直都隨身帶著槍。
公眾輿論的重大變化現在開始表現出來了。3月底進行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堅決擁護麥卡錫的足有46%，反對的為36%。到了8月，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雖然有36%的人仍然堅決擁護他，但現在已有51%的人反對他了。當公眾對他的支持出現裂縫時，驚人的崩潰隨之就開始了。僅僅在幾個月之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還把麥卡錫稱作是黨的財富，現在已經有人想盡快把他一腳踢出去了。
從4月22日到6月17日差不多有兩個月之久，那可笑的陸軍—麥卡錫聽證會鬧劇每天在參議院秘密會議室中演出。艾森豪威爾私下把這個聽證會稱為“一個該死的可恥場面”，因而他催促盡一切可能趕緊把它結束掉。但是我們什么辦法也沒有。聽證會已成為全國矚目的一件事。人們不去工作而待在家里，從電視中觀看主要的幾場辯論。雙方在攝像機前裝腔作勢的姿態令我作嘔，自第一天以后，我就再也沒有看過一次。正如我對一個記者所說的：“我只愛看專業演員，對業余演員不感興趣。”
7月30日，共和黨佛蒙特州參議員拉爾夫·弗蘭德斯提出參議院第301號決議案：“茲決議，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先生的行為，越來越不符合美國參議院成員的身份，違背參議院傳統，且有損于參議院之聲譽，對此種行動特在此予以譴責。”8月2日，參議院以75票對12票通過了決議，指派一個小型特別委員會審議弗蘭德斯議案。委員會的主席為猶他州苛刻的摩門教徒參議員阿瑟·V.沃特金斯。委員會中沒有一個人，包括新當選的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薩姆·歐文，曾公開堅決支持過麥卡錫。
差不多開了一個月的聽證會后，沃特金斯委員會一致通過，建議就下列兩個問題對麥卡錫進行不信任投票：蔑視參議院，因為他1952年曾拒絕出席調查他的經濟情況的小組委員會；無理凌辱茲維克。投票遲至11月大選以后才進行。
最后一次辯論在12月2日開始，這個氣氛緊張的參議院會議由我主持。那天下午，進行投票時已經很晚了。這時會場突然沉寂下來，一個孤獨的人影從會議室后面的轉門中走出，緩慢地沿著過道走來。這是喬·麥卡錫來參加為他本人舉行的不信任投票了。他的一只胳膊因得了滑囊炎用繃帶吊著，為此，幾天來他一直在醫院里住著。
進行投票時，每個民主黨人都對麥卡錫投了反對票；共和黨正好一分為二，22票贊成，22票反對。在投票反對決議案的人中有少數派領袖比爾·諾蘭。最后投票結果為67票對22票，這樣在12月2日下午5時3分，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成了第三個被他的同事投不信任票的美國參議員。他一聲不響地坐在他的位子上，呆呆地瞪著前面光禿禿的臺面，周圍是他的支持者。
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斯泰爾斯·布里奇斯指出，既然決議正文中沒有不信任投票字樣，那在決議案的名稱中也應取消這幾個字。這話引起了一陣關于程序問題的爭論。議會法專家向我提出，布里奇斯在技術上是對的，正式通過的那項決議應該是譴責案而不是不信任投票案。但是到了這時，如何修辭已經沒有關系了。因為麥卡錫已經離開了會議室。對他來說，事情已經了了。
約瑟夫·麥卡錫的陰影籠罩美國政界足足有四年之久，這是四個緊張的年頭。從他1950年2月在惠林發表演說起直到1954年對他的譴責為止，圍繞著他所說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曾展開激烈的爭論。
我還記得在白宮的一頓午餐，那是在把史蒂文斯事件推向高潮的雞宴之后不久，如我在那時的日記中所記下的，人人都非常緊張：
正進午餐時，總統故意談起了他在西點軍校時的一個教拳擊的老教練，他說，這個教練常常一拳把他打到場子外面去。他說要是他有一次從地上爬起來時臉上不帶笑容，那教練就會轉身走出房間。
他說這個故事的目的顯然是要教大家對整個麥卡錫事件及遭受到他的攻擊不必過分在意。
總統似乎深深感到政府里的人實際上是害怕麥卡錫的。另一個目的，我想，是為了約莫在一兩個星期前新發展出來的他的一個方針，他希望看見他周圍老是一些笑臉。
我自己對喬·麥卡錫的感情是復雜的。我從來沒有像華盛頓的上流社會一樣，因為他態度粗暴便鄙棄他。說實在的，我發現他這個人還很可愛，雖然有些不負責任地過于任性了。歸根到底，我對他那樣如饑似渴地追求名聲，最后竟導致他自己和別人的毀滅，未免感到惋惜。但是，布置了一個反共或其他什么名堂的騙局——借此把人們煽動起來，卻又不能積極地對他們加以引導或指出方向，這實在可鄙。1954年春，J.埃德加·胡佛曾對艾森豪威爾說，麥卡錫實際上已發展到了妨礙對共產黨進行調查的地步。正如艾森豪威爾所指出的：“麥卡錫可能是馬林科夫在美國最好的一個助手。”
我和麥卡錫決裂是他開始公開抨擊政府的時候。有時，他重復參議員詹尼弗的說法，把艾森豪威爾當政以前的時期稱為“叛國的20年”。1954年，他開始談論“叛國的21年”，這樣就把艾森豪威爾當政的第一年也包括在內了。
麥卡錫是真誠的，根據我個人的調查，也知道他的某些指控是有實際根據的。但他總忍不住要夸大事實。共產黨人和不得不反共的人，連同許多和麥卡錫本人一樣的反共人士，最后看到麥卡錫代替共產主義變成了問題的中心，便對他說的任何話都不相信了。
1954年：印度支那危機
1954年3月，當第一批新聞報道共產黨包圍了一個遙遠的名為奠邊府的法國前哨基地時，越南和印度支那這些名字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但是，在幾個星期之后，我們便感到自己和奠邊府的保衛者每天所遭受的痛苦及他們的英勇斗爭息息相關，我們看到共產黨如接管越南便有把美國推向戰爭邊緣的危險。在歷時7年之久的戰斗和5萬人的傷亡之后，法國要不要同胡志明的共產黨游擊隊繼續戰斗下去，已成了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
法國如從越南撤退會使我們處于一種非常困難的境地，因為從美國的政策來考慮，保持一個獨立的越南是至關重要的。早在1952年，杜魯門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曾經草擬了一份有關東南亞的研究報告，其中提出了艾森豪威爾后來稱為“倒下的多米諾骨牌”的理論：“丟失任何一個國家可能導致這一組國家中的其他國家相當迅速地向共產主義投降或與之結盟。”報告列舉了這個地區的自然資源——橡膠和錫——和美國利益的重要關系，并斷言，法國為打敗胡志明的共產主義越盟所作的努力“對自由世界不僅在遠東，而且在中東和歐洲的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1954年2月，艾森豪威爾曾派了200名陸軍機械師到法國和南越軍隊中去當顧問。國會對此沒有嚴重反對，因為那些人只是作為技術顧問前往越南，而且艾森豪威爾已說明他們待在那里的時間不會超過當年6月。
由于法國和南越的軍隊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圍城戰，報界便把奠邊府稱作自朝鮮戰爭以來，自由世界抗擊共產黨攻擊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驗。在華盛頓，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其主席海軍上將阿瑟·雷德福領導之下，制訂了一項稱為“山鷹行動”的計劃，打算用三個小型戰術原子彈摧毀越盟陣地，以便為守軍解圍。但是，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都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明目張膽的進攻，才使我們可以有足夠的借口，采取這樣一種直接的、單方面的行動進入越南。
共產黨中國是北越的保護人和武器供應的主要來源。在3月底的一次國會領袖會議上，艾森豪威爾說，如果奠邊府的軍事形勢十分危急，他將考慮采用牽制戰術，很可能讓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在海南島登陸，或者對中國大陸進行海軍封鎖。他非常簡單但非常戲劇性地說：“我現在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在48小時之內的任何時候，也許就有必要對奠邊府戰斗采取行動，以挽回不利于我們的局面，在那種情況下，我便將把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領袖們全召集起來，向他們報告我們所要采取的行動。”
關于奠邊府形勢的報告經常變化不定，因而我們每天的態度也隨戰爭形勢的變化而有所不同。我在日記里記下了4月6日召開的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的情況：
總統在這次會上態度非常嚴肅。杜勒斯提出了一個試圖讓盟國采取聯合行動的計劃。我說，就計劃本身而言是對的，但是，如果計劃只是局限于抵抗明顯的攻擊，那它就不能應付亞洲未來的真正危險。我說，我們必須采取一種聯合起來以對付印度支那的顛覆性進攻和中國式的內戰的方針。我指出，我們還始終未找到一個如何在聯合的基礎上抗擊這種進攻的方法。
總統說：“朝鮮也不能算嗎？”我回答說，朝鮮的情況是，共產黨越過了一條界線，雖然這條界線從技術上說是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同時也因為這里真正牽涉到公然侵略的問題，所以聯合行動的原則是適用的。
我還說，我認為總統不應該低估他可以使國會和全國聽從他的領導的能力。我提出，如果總統提出要求，完全可以派更多的技術人員到印度支那去。他叫威爾遜馬上調查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但是，從那次談話以后，很顯然，總統的態度已經軟下來，完全不像上星期的后半周對印度支那采取那么強硬的立場了。他似乎任何事都不想干了，干等著我們能夠讓盟國和全國都行動起來，支持我們所提出的一切，而且他也不想對他們施加很多壓力好讓他們行動。
1954年我們所面臨的難題是讓美國人民真正認識到奠邊府的重要性——認識到同這件事密切相關的決不單單是少數被圍困在一個殖民地前哨基地的一些法國軍隊。當時可能除了雷德福海軍上將以外，沒有一個人想要美國進行軍事干預。但是，我們都完全相信，除非共產黨知道，他們所謂的解放戰爭在必要時會遭到軍事抵抗，他們在占領整個東南亞——正像他們占領東歐一樣——之前是不會罷手的。
杜勒斯花了好幾個星期想使英國和法國與我們聯合起來一致對付共產黨。但是法國政府心理上已嚴重處于防御狀態，根本不可能發動或支持我們所要求的軍事和外交上的攻勢。
雷德福海軍上將到倫敦去和丘吉爾商談。丘吉爾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他的人民不愿為了他們自己去打一場拯救印度的戰爭，他不相信，他們會愿意為了法國去打一場拯救印度支那的戰爭。丘吉爾承認，如果丟掉越南，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可能會失陷。但是他看不出這對東南亞的其余部分、日本或澳大利亞有任何威脅。雷德福和我都很驚奇，早在1946年便對共產主義問題認識得很清楚的丘吉爾，居然會說出這樣的話。
很清楚，我們不能指望英國或法國支持我們來抗擊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如果我們決定采取行動，就只能靠自己來干。
4月初，危機有所緩和。看來法國軍隊有可能守住奠邊府。艾森豪威爾決定到佐治亞州奧古斯塔去待幾天，杜勒斯由于促進盟國聯合行動沒有成功而感到筋疲力盡、心灰意懶，到加拿大去了。越南傳來的消息仍然是使人覺得頗有希望，為了延長他在佐治亞州的逗留，艾森豪威爾要我代表他參加4月16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報紙主編協會的年會。
該年會是一個有名望的、負責任的講壇，我要求對我所講的話都不作記錄，以便我們能夠談得坦率一些。在發表了一篇預先準備好的演說后，我同意回答大家提出的問題。有人問我，我是否認為，如果法國決定撤退的話，我們應該派美國軍隊到印度支那去，并問我是否認為這是挽救印度支那免被共產黨接管的唯一途徑。我說我不相信“提問者所提出的推測或假定將會發生，我也看出他是將其作為一個純屬假設性的問題提出的”。不過，在作了這些重大的保留后，我說，如果派美國軍隊是唯一可以阻止共產黨在亞洲，特別是在印度支那進一步擴張的辦法，“我相信，政府的行政部門將不得不采取這種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立場，面對這個問題，并采取這一行動，而我個人也將會支持這個決定”。
兩個當時并不在場的外國記者聽到了我的這些回答，便在他們的報紙上登了出來。第二天，它就成了全美國的頭條新聞。這些話被廣泛地解釋為企圖改變政府政策的一個試探性氣球，我們的政策到那時為止，是決不容許美國對越南進行直接的軍事干預的。
我擔心艾森豪威爾對這件事可能會生氣，但他對我說，如果他在同樣情況下，面臨這樣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他可能也會給以同樣的回答。
一星期后，在共和黨國會領導人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出這件事時，艾森豪威爾支持了我。我當時記下了這次會議的情況：
在討論過程中，查利·哈勒克說，那種可能把美國青年派到印度支那去的說法“是真正有害的”，他希望以后再不要這樣講了。但是總統立即插進來說，他認為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我們不能有軟弱的表現，不能讓蘇聯人認為，即使共產黨進一步加緊推行他們目前在印度支那和其他地區使用的戰略，我們也可能不會予以抗擊。他說，我們必須想一想，我們是趁現在還有能力時就采取強硬立場好，還是等以后我們不能那樣做時再說。他還指出，把我們打算做些什么和不打算做些什么一股腦兒都告訴蘇聯人是沒有好處的。
4月底，奠邊府的形勢又惡化了，看來法國軍隊似乎不能再長久支持下去了。我在4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
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在10時開始，直到下午1時才結束。最后1小時45分鐘花在討論印度支那問題上。
雷德福匯報了軍事形勢方面的情況以及他同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談話經過。比德爾·史密斯讀了一份杜勒斯的相當悲觀的來電，但杜勒斯表示仍將堅持美國的立場。
總統神情極為嚴峻，似乎也很煩惱，不知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針才是正確的。
匯報完畢后，哈羅德·史塔生說，他認為如果拯救印度支那確屬必要，那就應該派出地面部隊去，同時如無其他途徑可循，那也就只能決定單方面派兵。
總統本人說，他不能相信地面部隊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動將會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而且從長遠來看，這樣做將會使我們的防務完全失去平衡。他還提出，我們根本就不能單方面采取行動，因為那是違反我們在世界各地共同防御共產主義的總原則的。
討論了史塔生的建議之后，我說，據我看，打贏越南這一仗不一定非把許多地面部隊投入戰斗不可，派遣一個代表聯盟的空軍小分隊去就會產生雙重效果，既可以讓共產黨知道，我們將抗擊他們在這個地區的進一步的擴張，同時又可鼓舞法國和南越軍隊的士氣。我建議我們探索建立一個沒有英國參加的太平洋聯盟的可能性，一個與泰國、菲律賓、印度支那、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其他任何愿意參加的國家的聯盟。
第二天上午，我同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羅伯特·卡特勒將軍會面。卡特勒報告說，國家安全委員會計劃委員會曾經討論，我們是否可能通知我們的盟國說，如果我們到印度支那去，我們可能使用原子彈。艾森豪威爾問我對此有何看法。我說，不管對使用原子彈的問題如何決定，我不認為在我們能使盟國同意采取聯合行動之前，有必要向他們提出來。如我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上說過的一樣，我強調說，也許僅僅由聯合部隊進行幾次常規空襲就可以使共產黨知道，我們是下定決心要抵抗的。艾森豪威爾轉向卡特勒說：“第一，我完全不認為美國可以單方面使用原子彈；其次，我同意迪克說的，在我們達成某種聯合行動協議之前，我們不必向任何人提到此事。”
5月7日，在一塊逐漸縮小到只有一個棒球場那么大的領土上，經過一場英勇的但完全絕望的保衛戰之后，奠邊府的法國守軍終于被越盟打垮了。差不多一致的反應是如釋重負，危機總算結束了，并沒有觸發一場更大的戰爭。但是，盡管對外盡量把話說得非常好聽，我們心里可明白，奠邊府的失敗很可能使法國人完全撤出越南，到那時美國便只能要么把制止共產黨在印度支那進攻的擔子完全接過來，要么放棄整個地區。
5月20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了在6月以后讓200名美國機械師仍然留在越南的可能性，但艾森豪威爾對此不予考慮。第一，他說，法國人已經違背了他們繼續戰斗的諾言；第二，他說延長期限將使我們以后同國會打交道發生困難，因為他已經作出嚴肅的保證，機械師要在6月15日撤回，他現在準備實現他的諾言。
奠邊府陷落后，法國人爭取勝利的意志已一蹶不振，以后幾個星期的零星戰斗不過是應付局面的行動而已，以待日內瓦會議談判出一項解決的辦法。日內瓦會議在奠邊府淪陷前11天便已開始了。印度支那協定是在7月21日達成的，但是美國沒有簽字。我同意這個決定。實際上，一個月以前，我便告訴杜勒斯不要參與結果將是把印度支那的任何一部分拱手讓給共產黨的協定。
報界把杜勒斯、雷德福和我理解為印度支那危機中的鷹派。雷德福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認為，及早使用戰術原子彈會使共產黨相信我們說話是算數的。杜勒斯和我都認為，如果共產黨欺人太甚，我們就不惜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來阻止他們。艾森豪威爾對這一點完全同意，雖然我認為，杜勒斯和我打算容忍的程度可能比他要小得多。我們全都希望，通過充分做好打仗的準備，我們將根本用不著真的去打仗。
幾年后，杜勒斯已經去世，美國在另一位總統的領導下已深深卷入一場越南戰爭，這時有人私下問艾森豪威爾，他和杜勒斯是否曾一致同意準備往越南派兵。“完全同意的。”艾森豪威爾說。
會見丘吉爾
1954年6月，溫斯頓·丘吉爾首相和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來美訪問，與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進行會談。我口述了一篇詳盡的日記，記述了這次訪問。日記從我與這位偉人初次會見開始：
今晨，在機場會見丘吉爾和艾登。他走下機旁舷梯時，不要別人攙扶一級一級地往下走，但到最后幾級時，他的步子已十分不穩了。他握著我的手說，很高興今天第一次見到我。他后來在車上跟我說，雖是頭一次見到我，但他看過我的一些演講，對我頗為贊賞。
按計劃，我原應說幾句歡迎詞，昨晚我曾為這個準備了約一小時，其實講的時間預備不超過一分半鐘。但丘吉爾一見話筒，便立即走了過去，掏出稿子來，向聚集在機場的人群念他的講話稿。
接著，我們登上敞篷車進城。丘吉爾對人們的提問和談話，反應相當慢，但在談話進行了一陣之后，他的反應就快一些了。
他說，在羅斯福逝世前后，差不多有四個月他和美國政府之間很少聯系或互相了解。因為我說我剛讀完他的回憶錄的第四卷，他這句話是對我的話的回答。他說，那時羅斯福已不行了，而杜魯門又不了解情況。事實上，他說，他肯定杜魯門從未參與當時的重大決策。他認為，當羅斯福知道自己得了病，能活動的時間已經不多時，還不讓第二號領導人多管些事，是犯了個極大的錯誤。我說，我常想，倘使盟國采納了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作戰方案的意見，特別是關于他的不渡海峽只從南線進擊的意見，結果不知會怎樣。他唯一的答復是，嗯，那一定會“很快拿下維也納”。
日記記載了那天晚上艾森豪威爾舉行宴會的情況：
我想這也許是我們在白宮經歷過的最愉快的一次聚會。參加的人不多——30人左右——總統、丘吉爾等人都態度隨和，毫無拘束。
總統在向英女王祝酒、同丘吉爾一同干杯之后，便提議為馬歇爾將軍干杯。他說，戰爭期間，丘吉爾和馬歇爾都是他的頂頭上司，他希望大家原諒他違反禮節常規，提議為馬歇爾干杯。在干杯時，我特意看看馬歇爾，他顯然為總統此舉深受感動。
當所有不在白宮住宿的客人已到樓下接待廳之后，其他的人全都被邀上樓去。
艾登對我們訪問馬來亞的報道特別感興趣，他說，我們走出去和軍隊見面的那場面，在英國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宴會結束后，我們到抽煙室去抽雪茄。總統和丘吉爾坐了一會兒后，他叫我過去坐到他的旁邊說：“這就是我剛和你談起的幾位年輕人之一，我希望你和他結識一下。”我問起丘吉爾寫回憶錄的事。他說他從1946年就開始寫了，全部用口述。我問他是否使用機器，他說不用，美國人送給他一臺最好的機器，但他寧愿對一位漂亮的姑娘講，而不愿對著機器講。
我們到樓下放映室去看《學生王子》。電影到夜里12時半才結束。看電影時，丘吉爾和總統彼此說笑打趣，我們都聽得見，也聽到他們對影片的評論。這部影片的結局跟愛德華八世與辛普森夫人的那樁公案[4]恰恰相反。
宴會時帕特坐在丘吉爾的右邊，她說，無論從哪方面說，那都是個非常愉快的夜晚。侍者給丘吉爾上菜時，艾森豪威爾夫人總是很注意地照看著，看到他想把一塊肉切成兩半再往碟子里放時，她就告訴他，這些刀都太鈍，并說是過去白宮餐具的一部分——這部分是從巴黎買來的整套金餐具。帕特說，瑪米對他照應得極為周到，好像他是一個偶爾應邀來訪的年輕人或老朋友。
福斯特·杜勒斯不喝席上的酒，仍喝他常喝的摻蘇打水的威士忌。帕特問丘吉爾喜不喜歡那種酒，他說不，他一般在早上8點半喝第一杯威士忌，晚上卻喜歡喝點香檳。我發現丘吉爾顯得比上午敏銳得多，似乎因為他正在參加這些會談，精神煥發起來了。事實上，在席間他已和其他人一樣明快了。而且后來我才知道，他下午并沒有午睡，在會談結束后，還玩了一會兒牌。
丘吉爾來此訪問的最后一個夜晚，英國大使館舉行了一次純男客宴會。我作為艾森豪威爾的代表出席，所以坐在他的旁邊：
我問他，這三天會談下來，身體如何。他說，在這次會議期間，除了偶爾有點糊里糊涂——我想他指的是他打盹兒的時候——他感到比過去一段時候更好些。他說：“一接觸到你們這個屹立在大西洋邊、偉大新奇的國家，我總覺得受到鼓舞，重新煥發了青春。”
晚上談話的話題轉到了李將軍，我問他對李的看法怎樣。他說，他認為李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任何時代最偉大的將軍之一。他說，應該有人“在掛毯上或畫框里保存下李的那個富有紀念性的場面，那時他為了和南方站在一起，拒絕擔任聯邦軍統帥的職務，單槍匹馬渡過了波托馬克河”。他又說，內戰時期另一個重大事件是李在阿波馬托克斯對格蘭特說，軍官的馬匹是他們的私人財產，請準許他們保有那些馬。據說格蘭特最后讓士兵和軍官都把馬匹牽走了。“他們將需要馬匹去種地，”丘吉爾說，“在那悲慘的戰爭年代里，他這件事干得多漂亮！”
他復述了在新聞俱樂部的講話，大意是我們必須采取忍耐而又警惕的政策。他說我們不能在軟弱的基礎上與共產黨人打交道——我們必須采取實力政策。他說，他不喜歡把這稱為慢慢來的政策，因為，這樣來描述他所提倡的政策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他提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經歷和他在密蘇里的富爾頓的演說，他在那篇演說里正確地估計了共產主義的威脅，并提出了對付的辦法。他說：“我想在反共方面我做的工作已跟麥卡錫差不多。”然后他笑著說，“當然這是私下談談，我從不贊成干預別國內政”。他說，比方在英國對他和對英國人來說也是一個問題，正和麥卡錫對我們來說一樣。我問他，英國人民為什么不喜歡麥卡錫。他說，有一件事英國人不能理解，為什么參議院不調查對麥卡錫經濟問題的指控和他競選時期以及他當參議員后的一些不軌行動。我說，很可能是參議員們不愿開這個對自己同事進行調查的先例，擔心有朝一日會搞到自己頭上。
我到機場去給他們送行。丘吉爾很注意要讓我發表一篇歡送詞。我可以肯定地說，由于健康日衰，他不久即將卸下他多年承擔的領導重任。他雖很明顯不及當年，但和許多年歲比他小一半的領導人相比，他仍要高明得多。他閱歷無比豐富，聰明過人，對支配世界的各種力量具有極為透徹的理解。向他告別時，我真有點百感交集。我為遇見了世界上最偉大的一位領導人而感到光榮，但想到他不久便將退出世界舞臺，不免黯然神傷。
1954年的選舉
艾森豪威爾政府似乎還沒有完全安頓好就面臨1954年中期選舉的斗爭了。共和黨在參議院的極為微弱的一票之多的多數，是民主黨最顯然的進攻目標，但他們同時還想再度控制眾議院。
很明顯，艾森豪威爾打算置身于這場斗爭之上。他說他不想去進行競選活動，因為他感到一位總統到處去巡回演說是不明智的，況且他已63歲，需要更多的休息。
如果艾森豪威爾對這場競選沒有興趣，我自己更是沒興趣。在他執政的一年半之中，艾森豪威爾一直保持住了他個人的聲譽，而共和黨卻依然處于他上臺前的分裂狀態。鮑勃·塔夫脫的去世和喬·麥卡錫的得勢，實際上更加深了共和黨內部的分裂。民主黨人抓住我們的問題，大做文章。阿德萊·史蒂文森帶頭攻擊，對他的聽眾說共和黨“派別多得像寄宿學校飯桌上的雞一樣”[5]，“他們被矛盾沖突、冷淡厭煩和麥卡錫事件鬧的不可開交，亂哄哄的行動簡直像竄進肉鋪的瞎狗”。我領導反擊，但我的心思卻不在這場斗爭上。我再一次想起，那次基金危機搞得我好苦，使我對競選活動完全失去興趣了。
要求在競選中代表共和黨眾議員和參議員講話的呼吁信像潮水般涌進了我的辦公室。他們擔心艾森豪威爾不愿介入競選活動將會對我們產生不利影響。我明確感到，我實際上已別無選擇，只能領導黨進行競選，因而，我足足有兩個月全力投入了這場斗爭。我作出這一決定很不容易，也毫無熱情。
當我開始進行第一輪競選旅行時，我發現共和黨組織者的自滿情緒真使我吃驚。9月19日，我安排了一次和布勞內爾、薩默菲爾德和杰里·帕森斯的會晤。我告訴他們：“不要讓總統錯誤地以為一切都很好，實際上并非如此。如果我們不積極行動起來，使許多問題為我們所用，而不是為我們之害，那我們將丟掉50個席位。”
在各地進行了幾個星期的競選活動后，我感到我必須設法去掉某些簡單化的想法，這種想法不僅政府中許多業余政治家有，甚至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里的某些職業政治家也有。
我寫了一份備忘錄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萊恩·霍爾，提出了我的某些想法。在對待已提出的問題方面，我認為，我們應把力量集中到我們占優勢而民主黨居于劣勢的一些問題上。我寫道：“這些問題就是和平、共產主義、貪污腐敗和稅收，而不是失業以及農產品價格。如果投票人在選舉日那天首先想的是失業以及（或者）農產品價格，那我們在這場選舉中便必輸無疑。這并不是因為我們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是不對的，也不是因為即使我們有足夠時間去和每一個人交談，也沒有人對我們的立場感興趣，而是因為在這兩個問題上我們居于守勢，而在其他問題上，我們可以采取攻勢，而他們卻居于守勢。”
同時，我談了麥卡錫問題對共和黨及對選舉的影響：
1.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并沒有使我們獲得新的支持者。認為我們容忍麥卡錫而反對我們的人，現在仍然反對我們，并仍將投對方的票，因為他們覺得“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協會”的那一幫人要比我們更反麥卡錫。
2.我們在民主黨人中間已失去數量相當可觀的支持者，他們在1946年、1950年和1952年之所以投我們的票，是因為他們不信任杜魯門政府在處理國內共產黨問題上的做法。
3.最大的災難是共和黨內部的分裂，在黨的隊伍中出現麻木不仁的現象。
對上述2、3兩點所造成的局面，可以用下列辦法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彌補：大張旗鼓地宣傳本屆政府的反共成就，攻擊對方過去和現在在這個問題上的軟弱無能。
在競選活動中討論到共產黨問題時，我像1950年和1952年一樣強調指出：從我們的對手來說，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忠誠問題，而是判斷問題。我在很多場合非常明確地指出麥卡錫所謂民主黨是叛國黨的極為冒失的指控與政府全然無關。我說：“美國只有一個叛國黨，那就是共產黨。”
艾森豪威爾在丹佛的白宮度過了競選的第一個月。在上午工作幾小時后，下午他就去玩高爾夫球。他密切注視著我的競選旅行和活動，9月底，他給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由于你極度緊張——我敢說一定也極度令人疲勞——的巡回演說，我從全國各地得到了許多捷報……請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以為我沒有幫忙減輕一些你的負擔。相反，事實上我倒是經常在建議讓你到別的地方再去訪問訪問。你得想一想，我之所以把這些擔子壓在你的肩上，主要怪你不該是那么出色的令人心服的一位演說家。由此而產生的一個結果是，你越來越受到美國公眾的稱道和喜愛了。這可是一件大好事。”
選舉日即將來臨，民意測驗表明，民主黨和共和黨旗鼓相當。競選運動益趨激烈。在我的活動似乎正顯著發生作用時，史蒂文森和其他民主黨人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切爾的領導下，集中力量對我發起了連珠炮似的進攻。史蒂文森以嘲弄的口吻提到我1953年成功的遠東親善旅行時，把我的競選活動稱為“惡意旅行”。比史蒂文森略為粗魯一些的米切爾罵我是騙子。《華盛頓郵報》和半打左右的其他民主黨報紙罵我接過了麥卡錫的衣缽——史蒂文森概括我競選的特征為“穿上了白領子的麥卡錫主義”。我狠狠地予以回擊，指責史蒂文森企圖用插科打諢來沖淡嚴肅的譴責，并說他極可笑地“對千百萬在商店和工廠工作的美國人”使用了“典型的卑鄙而欺詐的含沙射影的誹謗”。
我繼續競選直到最后一分鐘。從9月15日到11月2日的七個星期內，我行程約2.6萬英里，訪問了30個州的95個城市，代表186名眾議院、參議院和州長候選人進行競選。在競選活動的最后三個星期，我每晚睡眠不到五個小時。
選舉前幾天，艾森豪威爾作了一個能使人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他身邊的典型的寬容大度的姿態。當我感到十分勞累，并因大多數共和黨領導人并不像我一樣賣力以贏得這場選舉而大為沮喪時，從白宮來了一封信：
親愛的迪克：
每當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擔子過重時，我越發推崇你在這次競選開始以來所承擔的無比繁重的工作。你親自一天接一天，一州又一州，進行了這場任務艱巨、使人心力交瘁的競選運動。你在這樣做的時候從未因需要耗費漫長的時間和大量的精力以及旅途勞頓，而表現出絲毫畏縮。
我知道我們都熱切盼望，共和黨也許能再度在國會成為多數黨，以使它能和行政部門通力合作，完成我們認為將最有利于全體美國人民的計劃。為了實現這一愿望，沒有人能貢獻出比你更大的力量。無論星期二結果如何，對你為達到這一目標所做的貢獻，我不知用什么言語才能表達我的深切謝意。
還請轉告帕特，作為一個能干的競選活動家，她使我十分欽佩，她無疑是這一類人物中最可愛的。
順致熱烈的問候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1954年10月27日
11月2日選舉日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待在家里。我們一起坐在壁爐前面，過了一會兒，每隔幾分鐘，我就得站起來去接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競選總部打來的電話。消息有好有壞，這也是我意料到的。我們在眾議院丟了16個席位，在參議院丟了兩席。這個數字比執政黨通常在中期選舉中丟失的要少得多：在以往的50年中，平均丟失數是眾議院40席，參議院4席。然而，歷史的比較并不能令人感到有多少寬慰。民主黨再度控制了參眾兩院，艾森豪威爾盡管本人享有極大聲譽，卻不得不在其任期的最后六年內與一個民主黨國會打交道。
在選舉后召開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絕大部分在政治上尚屬新手的內閣成員都垂頭喪氣。我說，要緊的是吸取教訓以免重犯錯誤。我指出，在我們提出一大批杰出的候選人名單時，也推出了幾個顯然很平凡的人物。我對內閣說：“在共和黨的候選人名單上，這種人物的確太多了!”
接著，我從口袋里掏出一個上好發條的玩具小鼓手，拉開閂，擺在內閣會議桌上。當那個小家伙在光潔的桌面上歪歪斜斜地走著、室內響起清脆的鼓聲時，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瞧著它。“先生們，”我說，“我們應向這家伙學習：現在不是垂頭喪氣的時候，我們得為我們的成就擊鼓稱慶。”艾森豪威爾笑了。
1954年的選舉向我提出了一些傷腦筋的問題。很明顯，艾森豪威爾仍準備保持他那副全民總統的姿態，只要我們還是搭擋，黨派競選活動的艱巨任務肯定就得由我去承擔。還得如此這般地再搞兩年，想想這個前景就有點讓人不寒而栗。同樣很明顯，我將繼續成為民主黨的第一號攻擊對象。艾森豪威爾聲譽太高，他的超脫戰略又極為成功，攻擊他顯然是吃力不討好。但我卻站在第一線，是個最合適的靶子，而且我的競選活動越有成效，許多民主黨人及其在新聞界的支持者就會越下定決心非打垮我不可。
雖說基金危機事件已使我的臉皮練厚了，但對把我描繪成蠱惑家、騙子手或像《華盛頓郵報》赫布洛克漫畫欄所畫的棲息在陰溝里的動物，我仍感到憤憤不已。當這種漫畫越來越成為人身攻擊時，我有時簡直不明白什么叫黨派斗爭，什么叫虐待狂了。我的幾個女兒已快到懂事的年齡了，帕特和我都不希望她們的爸爸一年一度成為美國政界的壞蛋。
在1954年選舉的最后一個星期，當時我已十分疲勞，幾乎記不起休息是一種什么滋味的時候，我決定，這是我最后一次競選活動了。我開始越來越想到約兩年半前在共和黨芝加哥代表大會期間默里·喬蒂納說的話：我在44歲辭去副總統時完全可以寫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了。當我在選舉前夕作一次全國電視廣播演說時，我便已決定不再在1956年參加競選了，除非有特殊情況改變了我的主意。
選舉日那天，在我們飛回華盛頓途中，我打開了公文包。最上面有一卷文件，里面有幾頁我手寫的選舉前夕的廣播稿。喬蒂納坐在我旁邊的座位上，我把稿子遞給他。“默里，這是我最后的競選演說稿。”我對他說，“你也許愿意把它當作紀念品保存起來，這是最后一份，因為從此以后我決不再搞這類活動了。”
心臟病發作
1955年9月24日，華盛頓熱得像印度的夏天。五點半左右，我正坐著看《明星晚報》，看到頭版上有一條丹佛通訊，說總統得了輕度消化不良癥。這原是他常有的事，于是我不在意地翻到體育版去。我正看著棒球賽報道時，電話鈴響了。
“迪克，我是吉姆·哈格蒂。”一個熟悉的聲音說，“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總統得了冠心病。”
“已確定了嗎？”我問道。
“我們已完全肯定。”哈格蒂回答說。他沒有更多的情況可提供，我們約定，有新的情況立即通知我。通話快結束時，他說：“迪克，讓我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隨時和你聯系上。”
我一動不動地坐了好幾分鐘，仔細體會著這個消息的嚴重性。這不僅是因為我關心艾森豪威爾的健康情況；我不能不考慮在這空前未有的國家危機中我自己應如何行事。
我打電話給比爾·羅杰斯（他是代理司法部部長，因為赫布·布勞內爾當時在西班牙），問他能否到我這里來。羅杰斯恰好趕在大批記者和攝影記者之前到達我這里，那些人一聽到丹佛發布艾森豪威爾得了心臟病的消息，全跑到我的住所來了。我和羅杰斯商定，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在這兒。我想有一點很重要，在我從丹佛得到更多消息以前，不能讓他們見到我或引用我的談話。
羅杰斯建議我到他家過夜。他打電話給妻子，要她開車來接我們，還叫她把車停在我屋后的一條小街上。15分鐘后，阿黛爾·羅杰斯駕著她那輛龐蒂亞克篷車來了，比爾和我從旁門溜了出去。我們快步穿過鄰居后院，鉆進汽車。
羅杰斯的住宅離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中心大街很遠。一到那兒，我就向丹佛掛電話。
我第一次知道，這次發病被正式診斷為“輕度”冠狀動脈血栓形成。痊愈的可能性很大，但目前還什么都不能肯定。經與羅杰斯和杰里·帕森斯作長時間討論，又跟很多內閣閣員通了話，大家商定，我們應作為一個團結的班子繼續管理國家事務，直到艾森豪威爾重返工作崗位。
那天晚上我沒有入睡，盤算著今后應如何行動。從最好的方面想——艾森豪威爾幾星期后就可重新工作，那我決不要愚蠢地去干任何可能被新聞界說成是為自己謀私利的事。從最壞方面想——艾森豪威爾病故或完全喪失工作能力，毫無疑問我將繼任總統職位；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我事先的行動不出任何問題這一點就更加重要。最有可能出現的局面——艾森豪威爾不能在幾星期或幾個月內恢復工作，那樣就一定得作出決定，讓我接任他負責的某些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我決不能去干讓別人認為是覬覦他權力的事，這一點同樣是十分重要的。
我知道很多人將企圖離間我和謝爾曼·亞當斯的關系。亞當斯這位執掌大權的總統助理，是白宮的參謀長，誰都知道他是艾森豪威爾最忠實、最無私的助手。甚至在華盛頓就已謠傳亞當斯趕回白宮說的頭一句話是：“真想不到一回到這兒突然發覺你自己就是總統了。”
到了星期天上午，我知道再也不能一味回避新聞界人士了。但是，舉行記者招待會又有自我宣揚之嫌，因此我決定讓記者隨同帕特和我去教堂，然后再邀請其中一部分人到我家來，非正式地隨便談談。
我們在起居室坐下。我對他們談了一下我所知道的極少一點關于艾森豪威爾健康的情況。我向他們詳細介紹了艾森豪威爾建立的分工合作制度，并說，我相信在他重返崗位之前，這套制度會平穩地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記者當然不要聽什么合作精神，他們感興趣的是有內容的新聞。他們想聽聽艾森豪威爾的病對政治有什么影響的聲明。關于艾森豪威爾1956年是否再度競選一事，大眾早有揣測。9月初的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與史蒂文森相比，贊成艾森豪威爾的占61%。差不多在同時舉行的另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則表明，如艾森豪威爾不參加競選，我將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第一考慮對象。我婉轉而堅定地拒絕回答有關艾森豪威爾的病情在政治上的影響的問題。
星期一晚上，謝爾曼·亞當斯、萊恩·霍爾、杰里·帕森斯、霍爾的新聞助理盧·蓋萊、羅杰斯和我一起在羅杰斯住所討論當時的政治形勢。亞當斯坐得離我們稍遠些。每當要他發表意見時，他總是大談一通在蘇格蘭釣魚的事。最后，顯然他主意已定，在他親自去丹佛了解一下艾森豪威爾病情之前，決不打算參加任何實質性的討論，要不然，那他就是幾乎完全嚇呆了。
我說，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防止在總統候選人提名問題上發生爭吵，至少要等艾森豪威爾病好，有機會表示他愿不愿意再次競選時再說。萊恩·霍爾在記者的追問下，已坦白告訴他們，1956年共和黨候選人名單跟1952年獲勝名單一樣：艾克和迪克。盡管有必要向公眾表示樂觀，但我認為我們這間屋子里就沒有誰當真相信艾森豪威爾將再度競選，即便他完全復原。
在此后的兩個星期中，我在白宮主持了多種會議，包括例行的內閣會議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我坐在總統席對面的副總統座位上，非常謹慎地使自己扮演調解人而不是指揮者的角色。我“代表總統”簽署了幾份禮節性文件，但我繼續在國會大廈我的辦公室工作而不是去白宮辦公。在那幾周里，我決定，凡有事需和閣員會商，一定不要請他們到我辦公室來，而由我去找他們。盡管我如此小心謹慎，盡管我決計盡可能少和報界打交道，但仍有一兩位閣員似乎認為我是想為自己作宣傳。
10月8日，艾森豪威爾得心臟病已整整兩個星期，我乘飛機去丹佛探望他。我是第一個去看望他的官員，之后，各內閣成員按職位高低依次去看望他。看到他那樣蒼白虛弱，我不由得大吃一驚。但很快我就發現他的思想仍跟過去一樣敏銳。他居然能無所謂地談論他的心臟病，雖然他曾受過一番痛苦的折磨。“疼得我真夠嗆，迪克。”他對我說，“我從來沒讓瑪米知道疼得多厲害。”
在心臟病發作48天之后，艾森豪威爾飛回華盛頓來。在秋天的陽光下，成千上萬興高采烈的人群站在鬧市街頭兩旁，歡迎他返回白宮。全國人民都松了一口氣。沒有什么可擔憂的了，艾克回來了。
1956年：再度競選
1954年競選運動以后，我曾考慮退出政界。我知道帕特想回加利福尼亞去。唯一使我猶豫的，是艾森豪威爾的心臟病所造成的意外局勢。在此以前我原估計他將再次參加1956年競選，現在我卻沒有把握了。如他不參加，我將是下屆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對象。艾森豪威爾患心臟病后，在假定他不再作候選人的情況下所作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我被選作總統候選人的可能性超過了厄爾·沃倫，支持率是28%對24%，往下是杜威和史塔生，各得10%。
1955年12月26日，艾森豪威爾把我叫到橢圓形辦公室去。他說，他對即將來臨的選舉曾想得很多，他想知道，我應該再次競選副總統呢，還是接受一項內閣職位更好。他說，一個內閣位置，比如國防部部長，將使我獲得一些對當總統來說極為重要的行政經驗，而那是當副總統所無法獲得的。他指出，赫伯特·胡佛曾利用他商務部部長的職位獲得全國性的聲譽，后來也就競選成功了。
這建議使我大吃一驚，雖然他似乎是以極友好熱情的態度提出的。他說，他很失望，在最近幾年中，黨內沒有出現其他合適的總統候選人。他還提到蓋洛普的某些試探性調查，在這些調查中，史蒂文森和我相比大大領先了。他說，真不幸，在最近三年中我的聲望沒有能更快地提高。
我這才恍然大悟談話的背景何在。艾森豪威爾班子里的人或他的朋友們顯然說了許多使他生疑心的話，告訴他不但在競選中我自己會輸掉，如果我仍是他的競選伙伴，還會拖他的后腿。不難想到，許多人是有意跟我過不去，因為最近多次的民意調查，除他剛才提到的那次外，都表明我有相當進展。
幾星期后，我們又進行了一次內容相同的談話。艾森豪威爾再次表達了他的意見，認為我出任一個內閣職位要比再度競選副總統更有利于我的政治前途。他似乎在等待我的答復。在這一剎那間，我感到時光好像又倒轉到基金危機年代，他正站在電話旁一聲不響地等待我向他提出退出競選的要求。我這時的反應也和那時相同：作為副總統，我參加不參加競選，完全由他決定。但我不相信我退出競選對他或對黨會有很大的好處，因此我不打算主動提出我不參加了。
像1952年一樣，我的沉默又把球踢到艾森豪威爾那邊去。最后我說：“如果你認為我退出競選對你自己競選和你的政府都更為有利，請告訴我你想讓我怎么辦，我一定照辦。我愿意做最有利于你的事。”
“不，我想我們一定要做于你最有利的事。”他回答說。
當福斯特·杜勒斯也跟我談這個問題時，我對艾森豪威爾談話動機的懷疑完全消除了。杜勒斯提出我可能被任命為國防部部長或在他辭職后繼任國務卿。我確信杜勒斯是真正關心我的。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這一建議都有很多優點。但他們兩人都沒有考慮新聞界對此將作何解讀，也沒有考慮這樣做會不會使很多共和黨人感到不安，因為他們仍然認為我是聯結艾森豪威爾與黨的正統派的主要紐帶。
艾森豪威爾身體復原極快，在他返回華盛頓后過了很短一段時間，他便恢復了日常工作。但和許多心臟病發作過的人一樣，險些死去的那段經歷常使他會一陣陣心情憂郁得無法工作。他會一動不動坐很長時間，一聲不響地沉思著未來。特別是瑪米·艾森豪威爾堅持要她丈夫不再競選。她有時以熾烈的感情，有時用冷靜的分析，試圖說服艾森豪威爾。
但到了1月底，艾森豪威爾實際上差不多已作出參加競選的決定了，2月14日的一份“情況極好的醫療報告”更加強了他的這一決定。我想他決定再度競選是有好幾個原因的。和在1952年一樣，他認為這是他對國家應盡的責任。此外，他不能容忍讓阿德萊·史蒂文森當他的后任，而他對別的共和黨人參加競選又沒有信心。我還相信艾森豪威爾還極希望能完成他已開始的工作。他對共和黨應成為怎樣的組織懷有強烈的感情，他知道在第一屆總統任期間，在這方面他完成的工作不多。他需要再有四年時間，以便在黨和國家的事業上留下永久的印記。
艾森豪威爾在2月2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他將參加競選。那天晚上他邀請了少數幾個人到他的橢圓形辦公室去，他將在那里發表電視廣播演說宣布他的決定。吉姆·哈格蒂、萊恩·霍爾、杰里·帕森斯、米爾頓·艾森豪威爾和我坐在壁爐前面的沙發上，艾森豪威爾坐在桌邊面對攝像機。演說完畢后，我們彼此握手慶賀，然后他請我們上總統住處去喝一杯。“我需要得到艾克夫人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他有點忸怩地笑著說。
我們在白宮西廳末端的起居室坐下后，艾森豪威爾的情緒出奇的低沉。他很高興他終于作出并宣布了這一決定，但想一想即將開始的競選活動，甚至想想身負重任再當四年總統的前景，他不免有些畏縮了。“至少，”他說，“我可以說我已盡到我的責任了。”
艾森豪威爾經歷重重困難才作出這一決定，因而在宣布這項決定時所產生的戲劇性效果，使他頗為得意。但我認為記者們的反應是使他頗為吃驚的。他得立即答復一連串競選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便涉及我。
問：總統先生，既然你作了肯定的答復，你是否再要副總統尼克松先生當你的競選伙伴？
答：事實上，盡管我對尼克松先生極為欽佩，我也不會提出副總統職位問題，理由是：我相信，根據傳統，在總統候選人被提名以前是不會提名副總統的，所以我們還是等著瞧共和黨代表大會提名誰，到那時再談這個問題更合適一些。
還有人接著追問，他只是回答說：“對這個問題我沒有什么可談了。我已經說過，我無限推崇和欽佩副總統尼克松先生。他一直是我的一個忠誠的、得力的、干得很出色的助手，我非常喜歡他，但我不想再多談了。”
我想，這個問題既已提出，艾森豪威爾對于讓我作為他1956年的競選伙伴，有三種基本的反應。
第一，可以理解他根據過去的實際經驗所作的一切政治性判斷，使他決不會作出對他自己的獲勝可能不利的任何事情。
第二，雖說艾森豪威爾覺得他應該感激我這個忠心耿耿、埋頭苦干的部下，也知道我在顯然違背自己的政治利益的情況下也會對他給予支持，但他并不覺得他因此就非得在副總統職位問題上預先作出特殊承諾不可。
第三，艾森豪威爾習慣于軍事制度，晉升的條件是不怕繼續擔當最艱巨的任務并且還要干得出色。他沒有培植一個繼承人或收一個門徒的想法——這同人人都應同樣以無私的熱情為指揮官服務的總參謀部的概念是不相容的。當艾森豪威爾說到別的候選人也將同樣為他所接受時，他指的正是這個。
《新聞周刊》報道了艾森豪威爾要我擔任一項內閣職位的建議，這就進一步證明了白宮班子有人在搞陰謀詭計。我怎么也沒有確切查出這篇報道的來源，但肯定是白宮內部的人提供的。很難想象這么敏感的問題會不經艾森豪威爾的同意而泄漏出去。倘使艾森豪威爾曾同意這樣做——或許我一直完全誤解了他——那他很可能已決心要我退出競選，并且不明白我為什么不理解他的暗示。
3月7日艾森豪威爾舉行第二次記者招待會，記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即涉及《新聞周刊》的報道。
問：總統先生，一些公開發表的消息說，你的某些顧問勸你把副總統尼克松先生從今年共和黨候選人名單上去掉；第二，還說你本人已建議尼克松先生要他考慮這次靠邊站，或者接受一個內閣職位。你能否告訴我們這些消息究竟有沒有什么根據？
答：啊，現在，關于第一個問題，有一點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如果有人居然敢前來勸我把一個像副總統尼克松一樣非常尊敬的人拋棄掉，那我們的辦公室騷動的情況決不會僅像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樣。
第二，我沒有那樣無禮地去對副總統說，為了他的前途，他今后應該怎么做……
我唯一請他做的是要他訂出自己的行動計劃，并要他告訴我，他愿意做些什么。我決沒有超出這個界限。
“訂出自己的行動計劃”在接下去的幾個星期中立即成了專欄作家們的必用語。艾森豪威爾這句話究竟指什么，各有各的理解，但一般認為這是對我表示一定程度的冷淡，甚至是企圖在我們之間保持一定距離。
到那時，我對艾森豪威爾處理此事的方式已有所醒悟，而且我對當副總統一事也缺乏熱情，這情況已開始對我自己的態度有所影響。在艾森豪威爾記者招待會后，我拿過一張便條紙，起草了一項宣布我不再做1956年候選人的聲明。我向維克·約翰斯頓說了這件事，他是參議院競選運動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那天下午晚些時候他正好在我辦公室。幾小時后，他便和萊恩·霍爾以及杰里·帕森斯一起跑來找我。他們說，如果我宣布退出，共和黨將馬上分裂成兩派。
我說，在政治上副總統根本不可能“訂出自己的行動計劃”，如果艾森豪威爾不要我和他一同競選而我又不肯放棄，那我他媽的多不識相呀。“要不要我，全在他決定。”我說，“我現在只能假定，如果他那樣說，那就是他要用那么一種方式表明，他要另找別人。”
萊恩·霍爾極力要讓我平靜下來。“這決不是他的意思。”他說，“他媽的，迪克，對這事，如果我們大家在一起只談過一次，我和你可談過幾百次了。我們誰都知道，換任何一個人，情況就會兩樣。但現在是艾克，對他你可不能用對誰都能適用的那種高度復雜的政治標準。”
我同意至少在幾星期內不發布任何聲明。后來我知道，差不多在同時，艾森豪威爾本人對這事態的發展也不太滿意，并且開了好幾次會，想決定到底該怎么辦才好。里奇菲爾德石油公司總經理查理·瓊斯告訴我，白宮在此期間曾舉行過一次全是男人參加的小型宴會，在宴會上，艾森豪威爾曾提出副總統問題。一部分客人認為，他應該換一個伙伴。他們爭論說，如果我可能使艾森豪威爾得票的數目有任何減少，那他就應該像扔掉一個燙手的土豆似的盡快把我扔掉。瓊斯與艾森豪威爾年歲差不多，是他多年的好友；他是仍然叫他艾克的少數人之一。在反對我的人對我評論了一番之后，瓊斯隔著桌子說：“艾克，你到底要一個人干些什么，才能得到你的支持？你要迪克·尼克松干的任何事，他都給你干了。許多艱巨的工作，你的別的一些同事連躲都躲不及，他卻心甘情愿都替你干了。你現在要是不支持他的話，那我看真是一種令人難以想象的忘恩負義行為。”
3月13日，1956年選舉的第一個初選會在新罕布什爾舉行。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到艾麗斯·朗沃思家去用晚餐。我們到達馬薩諸塞大街她那豪華的維多利亞式住宅時，她在樓梯口迎著我們說：“聽了廣播沒有？新罕布什爾把你的名字寫上了選票。”
朗沃思夫人對競選興趣極大，我們趕快結束了晚餐。當我們在掛滿獸皮、照片和她父親的其他紀念品的會客室喝著咖啡聽廣播時，我了解到我的名字被寫在選票上，乃是新罕布什爾初選中的一件大事。
艾森豪威爾一定很滿意有56464位選民在選票上圈了他的名字。但更令人吃驚的是，大約有2.3萬個投票人在選票上寫上了我的名字。我感到十分興奮，但不知總統聽了這個消息作何感想。
在后來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艾森豪威爾對新罕布什爾初選結果如何看，他盡可能朝著對我予以支持的方向靠攏了一點。
嗯，我愿意這樣說：新罕布什爾有很多人顯然同意我對你們講的關于迪克·尼克松的一些意見……
任何人想在我和迪克·尼克松之間制造隔閡，那等于想在我和我兄弟之間制造隔閡一樣決無希望……
我要再重復一下我上星期或上上星期說過的話；我要說的完全是我的心里話：我很高興迪克·尼克松是我的朋友。我很高興在政府工作中有他這么一位副手。我將很高興我倆一起列入一個候選人名單。
如果這些話還有人認為不明確，那只能說有些人不能理解簡單明了的直率的話。
我再沒有什么可說了。
隨后，在4月25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進行中間，有人問艾森豪威爾：“總統先生，前些日子你對我們說，你曾要副總統尼克松先生訂出他自己的行動計劃，然后向你報告。他報告了沒有？”艾森豪威爾回答說：“啊，他沒有按照我那天上午說的向我報告。沒有。”
我得知這段對話后，知道行動的時刻來到了。我對這問題想得越多，便越覺得我現在退出競選，那對艾森豪威爾的損害顯然要比幫他一把大得多。我知道，現在沒有辦法使大部分共和黨的工作人員相信我退出競選并不是被艾森豪威爾拋棄掉的。這些人如果說是艾森豪威爾的選民，更應該說是我的選民。如果他們感到我受到了不應有的待遇，他們定會在此次選舉中袖手旁觀。
自1952年以來，艾森豪威爾在選舉問題上學到了不少東西，但對于國會和遍及全國各地共和黨地方組織中被他稱為“保守的黨棍”的那些人，他仍然不喜歡或不了解，他認為這些人成不了大事。但艾森豪威爾對他們的需要不僅在他們的幾張選票，他需要他們全心全意的在組織上的支持。
我不同意艾森豪威爾拋掉我便能從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中間獲得大量選票的假想。艾森豪威爾現在已有四年執政記錄作為競選的資本，特別在經濟、外交政策和國內安全問題上，這記錄基本上是保守的。主張采取較溫和路線的開明派，他們將會挑選史蒂文森。
第二天，4月26日一早，我去白宮說我希望見見總統。那天下午，我在橢圓形辦公室艾森豪威爾的辦公桌對面坐下來了。“總統先生，”我說，“在你的領導下繼續當副總統，對我將是莫大的光榮。但我之所以遲遲沒有說明，唯一的理由是，我不愿讓你感到在你不愿我參加的情況下，我硬要在選票上擠上我的名字。”
艾森豪威爾說，聽到我這樣說他很高興，他本來一直就奇怪我為什么這么久還不提出這個問題。他拿起話筒找吉姆·哈格蒂說話。
“迪克剛才對我說他愿意繼續參加競選，”他對哈格蒂說，“你為什么不馬上請他出去讓他本人當面跟記者談談？”還有，他加上了一句，“你可以告訴他們，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
艾森豪威爾的認可，足以使我的潛在對手住嘴，也可使他的白宮班子至少暫時守點本分。三星期之后，我又得到一種意想不到的鼓舞——在俄勒岡的初選中，有32878人在選票上寫上了我的名字。
候選名單問題看來已解決以后，我認為可以平安無事靜等代表大會開幕了。然而在幾星期后，艾森豪威爾因回腸炎進醫院手術，于是他做總統候選人的問題整個擱置起來，現在大家只關心他是否能當滿他的第一屆任期了。
6月8日凌晨2時30分，在艾森豪威爾動手術之前，吉姆·哈格蒂打電話給我。他告訴我，總統剛進行全身麻醉。“我知道我這其實是過分小心，”他說，“但我知道你一定愿意做好一切準備以防萬一在幾小時后發生什么危機，或者，愿上帝保佑手術別出什么差錯。”
艾森豪威爾動手術后復原極快，因而根本不必懷疑他能否干完這一任期了。但他心臟病發作得到恢復后，大家具有的信心現在卻遭到了嚴重的打擊，于是再度出現了他是否參加11月大選的揣測。這種懷疑重新在某些共和黨人的心中激起了爭奪總統寶座的雄心，而如果艾森豪威爾在最后時刻決定不參加競選我便將成為首先被提名的候選人的事實，使“把尼克松拋棄掉”的愿望又死灰復燃了。
1956年夏，哈羅德·史塔生作為艾森豪威爾的“和平部長”，其聲望正處于頂峰。作為總統內閣一級的裁軍問題顧問，史塔生因很好地指揮了在日內瓦與蘇聯人舉行的微妙的裁軍談判而聲譽日高。
去年9月艾森豪威爾心臟病后不久，史塔生曾是第一批來看我的人，他向我保證支持提名我當總統候選人。但在1956年7月20日，他卻對艾森豪威爾說，根據他委托私下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來看，與許多其他可能作為艾森豪威爾競選伙伴的人，尤其是馬薩諸塞州州長克里斯蒂安·赫脫相比，我會使艾森豪威爾丟失更多的選票。史塔生覺得赫脫應該當艾森豪威爾的競選伙伴。艾森豪威爾后來說，他聽到這個提議感到“非常吃驚”——因為他知道就在一周前，萊恩·霍爾和吉姆·哈格蒂與赫脫達成初步協議，同意把我的名字列入代表大會的候選人提名名單。
艾森豪威爾告訴史塔生，他不打算去指揮代表大會。史塔生問，倘使他設法勸我退出，艾森豪威爾會有什么意見。“你是個美國公民，哈羅德，”艾森豪威爾說，“對這類事你有自由按自己的判斷去辦。”
史塔生向艾森豪威爾道謝后，離開了白宮。他找了一些他的支持者，對他們說，艾森豪威爾表示支持代表大會公開提名。他接著找了赫脫，說總統對他講的話很感興趣并授權他找萊恩·霍爾與我談話，讓我們事先了解一下他對副總統問題的看法。史塔生顯然竭力要使我們這些人——艾森豪威爾、赫脫和我——逐漸發生對抗。三天之后，7月23日星期一，我收到史塔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我已決定，我將盡可能在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提名克里斯·赫脫州長為副總統候選人。我真誠地希望，在今后數周經過慎重思考后，你也會得出結論和我一起支持克里斯·赫脫。”
那天下午，史塔生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他支持赫脫為候選人。很多我的支持者勸我不要理睬史塔生的這種小丑式的公開玩弄權術的手法。但我知道史塔生是個聰明人，除非他由于某種野心鬼迷心竅，他還是頗有點能耐的。我擔心，史塔生如果真能使舊金山代表大會的代表對艾森豪威爾的真正意圖產生懷疑，那他很可能造成大會的某種危險的不穩定局面，最后在代表們還沒弄清是怎么回事之前，代表大會就給弄得四分五裂一片混亂了。好幾個有可能獲得副總統提名的人，正等在舞臺兩側熱切地盼望出現這種局面哩!
艾森豪威爾會見史塔生后不久，便去巴拿馬正式訪問。史塔生的記者招待會成為頭條新聞，把總統訪問的消息都擠掉了。艾森豪威爾憤怒至極，他下令發布了一項簡短聲明：“總統向史塔生先生指出，作為個人他完全有權發表他想發表的任何聲明，但同樣明顯的是，他作為總統手下的閣員，無權發表這類聲明。”幾天后，謝爾曼·亞當斯通知史塔生，如果他堅持要照目前這樣子干下去，他恐怕還是請假離開白宮工作班子為好。
艾森豪威爾返回華盛頓時，事情發展得非常迅速。赫脫打電話給謝爾曼·亞當斯，問他艾森豪威爾對眼下發生的這些事到底怎么看。亞當斯告訴他，艾森豪威爾十分尊敬他。如果他希望當副總統候選人，那是應由他自己去選擇的事，雖然艾森豪威爾曾希望在第二屆總統任內，他能在國際領域方面幫幫忙，而且已和杜勒斯談過此種可能性。如果赫脫現在決定競選副總統，那這事就不必再談了。赫脫說，他想他應該繼續執行史塔生記者招待會以前訂下的計劃，設法把我的名字列入提名名單。他想這樣就可以打消今后一切要他當副總統的人的意圖了。
亞當斯回答說：“很好，這事咱們就算這么決定了吧。”史塔生泛起的泡沫浮到水面上不到24小時，便破碎了。
赫脫打電話給霍爾說，他將提我的名。霍爾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但史塔生并沒有退讓。他毫不在意地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現在要赫脫出面來提名選我，本身便說明赫脫在黨內實力雄厚。第二天上午，赫脫在波士頓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支持提名我為副總統候選人。
8月22日那天，代表大會預定提名副總統候選人，史塔生趕到圣·弗朗西斯飯店艾森豪威爾的寓所，要求會見，結果只是和萊恩·霍爾、謝爾曼·亞當斯碰面了。史塔生出示他打算和艾森豪威爾討論的一封信。這是寫給共和黨全國主席霍爾的一封最后通牒，要求將提名副總統的會推遲到第二天。
亞當斯告訴史塔生，他要見艾森豪威爾必須事先同意附議對我的提名，談話內容也只限于向總統說明這件事。史塔生最后似乎明白了總統的意思，接受了這些條件。他們會談后不久，艾森豪威爾在電視上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布：“幾分鐘前，史塔生先生曾來見我……他說，在這里經過幾天之后，今天上午他已絕對相信大多數代表需要尼克松先生……為了向代表大會和美國公眾澄清他的立場，他準備請求大會主席同意他在今天下午附議……再次提名尼克松先生為副總統候選人。”
艾森豪威爾在舊金山發表聲明時，我正在四百英里外的惠蒂爾。那天一早，我得知父親患了腹腔動脈破裂癥，恐怕不行了。當我們到達惠蒂爾時，他稍好了一點，所以他雖非常痛苦地睡在氧氣帳內，我還可以和他談談話。他說，他感覺好多了，堅持一定要我回舊金山去。在疼痛和止痛藥物的暫時安撫下，他的老脾氣又發作起來，他說：“迪克，你一定得回去，不能讓那個史塔生在最后一分鐘再跟你搗鬼。”
那天下午我在父母的起居室里看電視轉播代表大會實況，看到赫脫提名我為候選人。半小時后，“把尼克松拋棄掉”的運動終于收場了，我以1323票對1票獲得再度提名。
第二天早上醫生說我父親情況好多了，他相信好轉的主要原因是我贏得再次提名引起了他的興奮情緒。我說，我打算取消接受提名演說，留在家陪伴他，他一聽大發雷霆。帕特和我只得返回舊金山，那天下午經老友約翰·克羅寧神父大力協助，我在必須前往代表大會會場前幾分鐘，完成了接受提名演說的講稿。
代表大會閉幕后，我們回到華盛頓，但幾天后，因父親病危，我又被叫回加利福尼亞去。醫生告訴我，完全是因為他決心要看到我打敗史塔生和爭得再次提名，才使他活到這么久。現在他的情況急劇惡化。他知道已到了人生盡頭，所以已向我母親談到關于葬禮問題，他要求不要讓他死在醫院而要死在家里。他于1956年9月4日晚上8時25分去世。
除開頭著實熱鬧了一陣外，1956年的競選活動大部分時間都比較平靜。艾森豪威爾請了數百名共和黨領導人到他的葛底斯堡農場舉行野餐會，正式揭開競選運動的序幕。史蒂文森早已開始行動，他尖刻地攻擊艾森豪威爾政府是“偽裝得很巧妙的”“殘酷的”政府。一向受不了批評的艾森豪威爾，對史蒂文森尤為痛恨，現在不免火冒三丈，立即要進行回擊。就在舉行野餐會的那天早晨，他打電話給我。從我當時寫下的這段談話記錄可以看出，在他想采取某些政治性行動時所用的是一種什么方式：
今晨總統來電話說：“聽我說，你今天得去葛底斯堡講幾句話。”他說：“當然嘍，現在大家都注意到你的講話姿態已提高。但我想，你今天必須記住他們對政府以及對我個人所作的攻擊。”他說，“我想史蒂文森現在既然罵這個政府是騙子、流氓政府，說我們在處理人民和農場主問題上冷酷無情，說我們既沒有帶來和平也沒有實現繁榮，我得要他們拿出證據來。我希望你來干這件事，如果你必須恭維我一番，那也可以。這當然會使我有些別扭。我建議可以講這么幾點：你們愿意再去打仗，以便在民主黨領導下取得繁榮嗎？不管怎么說，在第二次大戰前的1939年有900萬人失業，朝鮮戰爭前失業人數也非常大。
我說，我也認為史蒂文森實在太放肆，完全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他說：“當然不需要對他進行人身攻擊，但應指出他錯了。”
接著我和布勞內爾談了談，他說：“我認為我們不能靠這所謂的高姿態競選來獲得勝利。當然要公正，但你得和對方交上手，并且要毫不留情。”
那天下午陽光和煦，艾森豪威爾在他的農場做東招待大家。人們聚在為演講而搭在草坪上的大帳篷里。我根據艾森豪威爾的指示，狠狠地對史蒂文森和民主黨人刺了一下。接著他站起來講話，一開頭便贊揚我。他說：“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人像尼克松副總統這樣已有極充分的準備可以挑起總統的重擔，如果有一天這個重擔將落在他肩上的話。”
9月18日早上，我們將開始我們的首輪競選活動。艾森豪威爾來到國家機場為帕特和我送行。他說這次競選應以政府的政績為基礎，不要多談“夸大其詞的黨派斗爭問題”。哈里·杜魯門在1948年競選活動中叫著“對他們決不留情”。艾森豪威爾1956年的臨別贈言是：“給他們留點情面。”
頭兩天，我遵照這個指示進行活動。聽到我發表嚴肅、低調的講話，絲毫不帶他們預計會聽到的那種用詞狠毒的競選腔，記者團感到莫名其妙，共和黨聽眾大失所望。后來史蒂文森對艾森豪威爾及對我的攻擊越來越激烈、放肆，我知道對他進行反擊勢在必行，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
我們去俄勒岡州尤金市開群眾大會，我發表了“給他們留點情面”的演說。又一次我可以看到，聽眾感到十分失望。我上床已是午夜，但睡不著。清晨5點半左右，我起床走進起居室，在我的主旨演說稿上添加了一些狠狠反擊的段落。突然之間，我感到心情輕松了許多。我一直都沒有意識到壓制自己黨派斗爭的正常本能，在競選運動中把一只手捆綁在自己的背后，卻聽任史蒂文森對我們進行惡毒的嘲諷和放肆的攻擊，竟會如此令人頹喪懊惱!我走到房內角落里的一架大鋼琴旁，彈起勃拉姆斯的G大調狂想曲來。我剛奏到辛廷的“瑟瑟之春”，帕特走進來說：“你在這里干什么呀？迪克，你要把飯店的人統統吵醒了，現在還不到7點半呢!”
我那篇新演說使聽眾們興高采烈，運動從現在起才開始沸騰起來。
但運動的根本問題依然是艾森豪威爾的健康狀況以及萬一他有什么三長兩短我便將成為總統的問題。從一開始我便遭到激烈和惡毒的攻擊。《新聞周刊》報道8月民主黨芝加哥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說：
從在芝加哥敲木槌宣布開會，到最后狂歡的呼叫聲震屋瓦以至消失，尼克松自始至終是攻擊的對象。發言人念到他的名字時個個嗤之以鼻，似乎像個什么難以出口的臟字眼。他被攻擊為“副劊子手”“白宮豢養的侏儒”“下流貨”……民主黨在攻擊尼克松時，實際上是向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們要把這樣的一個人送進白宮嗎？記住，如果你們再次選舉艾森豪威爾，艾克一死他就要成為總統了。”
史蒂文森對代表們說：“美國人民負有嚴肅的責任，必須極其謹慎地考慮，如果當選總統因上帝的意志而不能終任，誰將來當他們的總統。”
他指出，我國歷史上有七名總統“是由于這種間接挑選的結果而獲得職位的”。10月17日，他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一次演講中施展渾身解數說：
沒有人敢有把握地肯定這位副總統到底持什么立場。他的假面具很多。誰敢說曾見到過他的真面目？……
在目前這種危急時刻，美國不能冒險選出一名把悲慘的戰爭用來作蠱惑人心的政治宣傳，在國外不散播善意而散播惡意的總統或副總統。
他把副總統職位說成是“國家的人壽保險單”，肯定地說，投艾森豪威爾-尼克松的票，就等于讓國家“在四年里沒有保險”。
10月4日，我舉行全國電視廣播，回答八個城市的記者通過電視網當場提出的問題。這個嘗試非常成功，所以我以后直到1972年每逢競選都使用電視回答這一方式。
盡管電視那時正開始獨自成為競選的一種工具——1956年73%的美國家庭已有一臺電視機——但我們還是采用了到處跑的老式辦法，這和我們前幾次經歷過的一樣，實在是令人精疲力竭。帕特和我包了一架飛機進行了三次橫貫全國的競選活動。由于我擔負著為政府競選的主要責任，也由于我本人是這次選舉的關鍵人物，隨我采訪的新聞記者數目之大是以往任何一個副總統候選人所從未有過的。除星期天外，每天我至少得舉行一次甚而兩次記者招待會。《紐約時報》說我“神奇地……進行著一場非眼見難以相信的競選運動”。
競選一開始，民意調查始終表明艾森豪威爾和我遙遙領先。在最后幾天甚至最后幾小時，國外爆發了三起危機，它有效地勾銷了史蒂文森可能獲勝的一線希望。每當發生國際性危機時，美國人民總是團結在總統周圍，這次也不例外。10月19日，波蘭爆發了短暫的暴亂，10月23日，匈牙利暴亂先在布達佩斯爆發，在蘇聯出兵之前，迅速向全國發展。我罵尼基塔·赫魯曉夫是“布達佩斯的屠夫”——這個諢名此后一直在全世界被普遍使用。接著，以色列因使用蘇伊士運河問題經幾個月爭吵后，于10月29日入侵埃及。在我國大選前一天，11月5日，英法傘兵在埃及降落，支持以色列的入侵，以保護英法在那里的利益。
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對英法和以色列公開施加巨大壓力，要它們從蘇伊士撤軍。回頭來看，我認為這一行動是極為錯誤的。這樣使納賽爾變得較過去更為輕率，更富有侵略性，而且還播下了另一次中東戰爭的種子。這事引起的最悲慘的后果是英國和法國因蘇伊士危機受到極大屈辱和打擊，從此無意在世界舞臺上發揮重大作用了。自那時以后，美國在世界外交政策的領導方面就被迫非“單干”不可了。我常常想，如果蘇伊士危機不是發生在總統競選的熱潮中，很可能會作出不同的決定的。
史蒂文森在大選前夕發表了一次孤注一擲的講話。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肆無忌憚，赤裸裸地對投票人說，由于艾森豪威爾的健康狀況，選他幾乎就等于把我選進白宮：
此事說來雖十分令人厭惡，但我不得不直率地對大家說，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每一件科學證據，每一項歷史和經驗教訓，都表明如果共和黨明天獲勝，理查德·M.尼克松就很可能在今后四年內成為這個國家的總統……
此事說來雖十分令人厭惡，但這是關系到美國人民明天將要作出的極其重大的決定的真正意義和核心問題的所在。
我對這個決定是有信心的。
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拙劣的、低級的呼吁，它很可能使史蒂文森因此失去的選票比所得到的還多。第二天晚上計算選票數字，艾森豪威爾-尼克松贏得了57%的選票，在全部48個州中有41個州獲勝。
大選日之夜，帕特和我參加艾森豪威爾夫婦在謝拉頓-派克飯店舉行的祝捷晚會。我很少見到艾森豪威爾情緒如此之高。從頭一批得票情況的零星報告開始送來的時候起，由于看來我們將獲得真的壓倒性勝利，他便一直高興萬分。但等到中西部得票情況統計出來時，艾森豪威爾的個人勝利顯然還沒有在州或國會議員選舉方面發生作用。雖說這是總統選舉史上一次最大的壓倒性優勢的勝利，艾森豪威爾卻是108年來第一個在國會兩院里均不為他的黨所控制的總統。
艾森豪威爾根本不能理解怎么會發生這種情況，正如我在1972年遇到同樣情況也感到難以理解一樣。我們坐在那兒慢慢喝著攙蘇打水的威士忌，等著看電視播出最新票數報告，他的情緒已越來越低落了。他說：“迪克，你知道這是怎么回事嗎？這全都是因為我們黨內有那么一些該死的老頑固和已僵化的保守分子。”
艾森豪威爾在黨內問題上責備保守派已不是頭一次了。在很多情況下，他由于黨內的分裂而感到惱怒、厭煩是完全有道理的，但也表明他顯然缺乏長期在政界經受鍛煉的人應有的、不怕挫折的耐心。艾森豪威爾忽然想到在樓下跳舞廳等著我們的人，他說：“你知道，我想要和他們談談關于現代共和主義問題。”“現代共和主義”那時是個時髦名詞，尤其在新聞界，一些評論員認為它是和塔夫脫的保守主義相對立的一種開明主義思想。
我認為在這種場合艾森豪威爾去談這樣一個在黨內有爭論的現代共和主義問題，冒著得罪樓下和全國的黨內積極分子的風險，將會是一個錯誤。但我也知道艾森豪威爾是個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的人。
午夜1時30分左右，史蒂文森承認失敗，艾森豪威爾走下樓去說，他的勝利是現代共和主義的勝利。完全如我所擔心的那樣，很多黨的積極分子把這句話或看成是自我夸耀，認為這勝利是靠他自己取得的，或看成是一種威脅，黨內誰不贊成他的觀點將會逐漸被贊成他的人所代替。這兩種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恰足以使在他的第二任工作開始時，共和黨內某些派系便奏起了有點刺耳的音調。
新年前幾天，我收到白宮一封來信。
親愛的迪克：
值此1956年和本政府第一屆任期即將告終之際，我打算在這私人函件中談談我在公開場合經常說的一些想法。四年來，你使副總統職位具有了過去從未有過的真正的地位；對我們在世界其他許多地區的朋友來說，你真不愧是一位能干的、深得人心的“大使”；你孜孜不倦地工作，卓有成效地向美國人民解釋——和推行——本政府的各種政策。于此種種方面，我本人實在受賜甚多，對于你在工作中能如此深得我心，尤為萬分感激。
此外——我不免因此感到內疚——當我似乎是在感謝在競選運動中為我出力的從緬因州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成千上萬的人民時，我發現，我卻從未對你為我不辭辛苦擔當逐州訪問的重任表示感謝。我知道，投票人的裁決使你已得到了應有的酬報——當然我也不免沾光——但我確應向你和你的那些忠誠勤勞的工作人員為實現這一最后結果而作出的努力致以最深切的謝意。
親切問候帕特和孩子們，并向你本人致以我最良好的祝愿。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慈悲行動
1956年“匈牙利起義”博得了美國人民的同情。1956年11月和12月，在撲滅了反抗的最后一點火花后，蘇聯終又將匈牙利人民重新置于它的嚴厲的控制之下。很多匈牙利人試圖逃越國界進入奧地利，特別使嚴守中立的奧地利政府感到為難的是，難民人數很快達到每日以數千計。
蘇聯人及其匈牙利政府指控美國煽動這次起義，說我們向匈牙利反叛者保證，如果他們起來造政府的反，我們將予以援助。使我們甚為驚訝和尷尬的是，一些為自由而戰的人似乎也同意這一說法。他們責備我們起初鼓勵造反，而在蘇聯人把他們鎮壓下去后，我們卻完全袖手旁觀。
12月13日，那時我正和帕特在紐約度圣誕節前的幾天假日，艾森豪威爾把我召回華盛頓，要我和杜勒斯商討關于這一問題的一些看法。艾森豪威爾已同意從已逃到奧地利的10萬以上難民中（逃越國境者正日漸增多），接收2.15萬人到美國政治避難。這可不是一個十分得人心的決定。在國內存在失業問題，而且輿論界對匈牙利局勢尚未十分肯定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加以對待時，這一同意難民入境的做法，遭到國會相當大的反對。艾森豪威爾現在這樣做只是以現行法令的臨時規定為基礎，他因此希望取得更有永久性的立法依據來處理難民問題。他還希望準許更多的難民入境。
杜勒斯說，艾森豪威爾要我率領一個擔負緊急任務的使團到奧地利去，以便把國內的注意力集中到難民的困難處境上來。這樣，在我回來時，便可以提出一份報告，支持通過一項新的立法。我的使命被稱為慈悲行動。
奧地利政府一方面擔心可能出現難辦的外交事件，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一貫強調秩序，大大削減了我訪問設在邊境城市安道的難民營的計劃。我見到的難民很少，和我交談的大多數是奧地利政府或紅十字會的官員。
那天晚上，奧地利政府為我舉行宴會。回使館后，我對我們的大使盧埃林·湯普森說，我想去邊境親眼看看那邊的情況到底怎樣。湯普森安排了一輛車，在比爾·羅杰斯、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鮑勃·威爾遜和我的行政助理鮑勃·金的陪同下，我又返回安道。
在邊境凄涼的難民營里，我們看到了匈牙利自由戰士們所遭受的真正的痛苦和他們的英雄氣概。
那天晚上剛逃過來的一批人，其中有些是能講英語的大學生，他們訴說了布達佩斯和整個匈牙利正在遭受的苦難。
“你們認為《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電臺》對這場革命起了鼓動作用嗎？”我問道。當他們聽到我有意提出的這個不合外交辭令的問題的翻譯后，大都露出了驚訝的神色。有一個人脫口而出地回答說：“是的。”
我事后知道，這次簡短的對話起了一點通氣的作用，使難民相信我是不會把他們的情況掩蓋起來的。
一位難民領導人告訴我，很多人是穿過國境北部縱深數英里的密林逃出來的。難民越過國境以后，只能躲藏在一些友好的農場主的谷倉里，等著有人把他們帶到難民營來。他問我愿不愿意去走一趟，因為他們正要去，按他的說法是去收集那個晚上的“收獲”。我說我愿意去，他笑著說：“很好，先生，那你就可以走一趟我們所走過的路了。”
我爬上了一輛用拖拉機拉著的裝運干草的大車。難民營的燈光漸漸在我們背后消失，車子沿著彎彎曲曲的道路前進，兩旁一邊是森林，一邊是農場。我們在一處農場讓一個青年上了車，他說他整整躲了三天，一直到5個小時前他才沖過國境來的。
回到難民營已是早上6點多了，我只能匆匆講了幾句告別的話，便上車返回路程遙遠的維也納去。我在大使住所匆忙地洗了個澡，換上衣服，趕去開9點鐘的會，幸好只遲到了幾分鐘。
圣誕節前夕，我回到華盛頓。由于在假日中也沒有休息，在新年那天我便能向艾森豪威爾交上我的報告。
我力主修改麥卡倫-沃爾特移民法，以便能對這一新局勢作出靈活反應。我說，把我們自己限死在固定的難民數字或固定的難民總數百分比上，那是既不明智也不現實的。我在報告中寫道：“我相信，接收這些難民的國家將會發現，它們并非背上了一個包袱，而是得到了一項有價值的國家資產。”很多美國人對匈牙利難民似乎無動于衷的態度，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后來在1959年他們以類似態度對待古巴難民以及在1975年對待越南難民，我都同樣感到失望。
我現在一回想起1956年“匈牙利起義”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反抗還仍然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不知如何能對中歐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人民多給一點幫助。它們的地理位置以及我們和歐洲盟國安排聯合軍事行動——只有這個才是有效的辦法——的困難，這兩方面的實際情況意味著，當這些國家的人民公開進行叛亂反對本國共產黨執政者的時候，我們根本不可能也不會愿意使用我們的武裝力量。因此，在我們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援助的情況下，燃起他們的希望，鼓動他們冒生命危險去進行武裝叛亂，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但我也并不認為此外便只有眼望著沉沉鐵幕，承認他們命中注定只能永遠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之下這一個辦法了。
唯一可行的答案是和平變革。應該承認這不是一個很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因為這種變革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一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完成。在這期間，我們應抓住一切可以和這些國家的人民增加接觸和交往的機會，使他們知道我們也希望他們能過上更美好而自由的生活。
總統中風
1957年11月25日，我接到謝爾曼·亞當斯的一個電話，要我立刻去白宮。
進屋一關上門，他就說：“總統中風了。”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情況十分嚴重嗎？”我問。
“要到明天早上才知道。”他回答說，“他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思想混亂，神志不清。還得過幾天醫生才能確定損害的情況到底怎樣。這是一件非常難、非常難處理的事，”亞當斯說，“你也許在24小時內會成為總統。”
事實上，這次中風是比較輕的。艾森豪威爾讀書、寫字和思考的機能并未受損害，唯一的一點影響是說話時偶爾找不到確切的詞匯。他自己常因此感到很痛苦，但別人其實根本聽不出來。他決心在公開場合讓人看到他完全能控制自己，但我們這些私下和他有來往的人，偶爾可以看出中風對他造成的嚴重的心理影響。他因為害怕從此失去行使總統職權所必需的體力或智力，心情極為不安，這對他的精神是一個嚴重打擊。當他第一次聽到醫生診斷時，他說：“完了，從現在起，瑪米和我只好當農民去了。”
在他復原期間，一些報紙對他健康狀況的采訪報道，尤其是提到他偶爾說錯話的情況，使他十分不安。有時他說話確有困難，但他以對自己的嚴格控制和頑強的意志克服了它。有些社論作者和專欄作家甚至建議他該辭職或臨時把權力交托給我——盡管他們極力回避我將繼承他的職位的想法。
有一天，他似乎對這些攻擊特別感到心煩，我對他說應該想一想這些攻擊到底有什么根據，你就可以不加理睬了。我提醒他，最重要的是他的頭腦并沒有受到什么損傷：“對絕大多數政治家來說，問題往往出在嘴巴動得比腦子快上。而你卻恰好相反。”
這就打破了他的緊張心情，他高興得哈哈大笑起來，幾個星期來我都沒有聽到他這么笑過了。
我一直覺得艾森豪威爾完全可以大大減輕他的工作負擔而不影響行使他的主要職權。我對他說過，沒有理由不讓每個閣員更多地作出他自己的決定，尤其是在國內問題上。艾森豪威爾表示同意，但行動起來又總害怕少管一點事，別人便會認為他失去處理全部事務的能力。過不了幾個月，他又開始出席各種會議，任憑討論個沒完沒了，任憑大家無盡無休地進行辯論，仿佛為國家受這種折磨和對國家進行領導一樣，也是他的責任所在。
艾森豪威爾中風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他建立了一套在他任內萬一因病失去工作能力的應急辦法。因國會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以解決總統因失去工作能力而產生的憲法上的空缺問題，比爾·羅杰斯、福斯特·杜勒斯以及我和艾森豪威爾一起設計出了一個至少可以使他的政府保持穩定的方案。艾森豪威爾以他的個人名義起草了一封給我的信，詳細開列了這一程序的細節。關于總統是否適宜工作問題完全由總統和副總統決定。如果艾森豪威爾今后由于某種疾病肯定認為自己不能再履行職責，他將立即通知我，這時我便成為擁有全部權力的代理總統，直到他認為他又可以重新工作時為止。而如果他已不能作出或表達出一種決定，我則可經過適當的協商按自己的決定行事，承擔代理總統工作，直到他確信他已全部復元可重新工作時為止。這個計劃并不能替代憲法上的徹底解決，但卻是一個可行的安排。幸運的是，它還從未付諸試行過。肯尼迪在他上任之前，也寫過一封類似的信給林登·約翰遜。
1967年通過的憲法第25條修正案，正式解決了這個問題。
1958年：南美洲
1958年春，我已看出11月大選將會是一場大災難。勞工部部長吉姆·米切爾和我竭力——但沒有成功——試圖說服內閣同僚同意采取一項刺激就業的減稅措施，它將使經濟重新活躍起來，并有可能改善共和黨的處境。因此我對助理國務卿小羅伊·魯博特姆3月初提出的建議毫無興趣，他曾問我是否可以考慮率領一個官方代表團出席阿根廷新總統阿爾托羅·弗朗迪西的就職大典。胡安·庇隆這個獨裁者已在1955年被推翻，弗朗迪西是阿根廷20年來第一次自由選舉的獲勝者。
我說目前我不能再作一次出國訪問，但過了幾天，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都明確表示，認為我出國很重要，我沒有選擇余地，只得同意。魯博特姆立即四處游說，要我多去一兩個地方。到了周末，訪問路線已包括除了巴西與智利以外的所有南美國家。因為我已在1956年代表艾森豪威爾出席過巴西總統庫比契克的就職典禮，而智利總統則將在我出訪時期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
中央情報局曾提出警告說，盡管南美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是被官方取締的，但偶爾仍有可能碰上示威者；我卻以為此行必將平安無事，所以還勸說了好幾位記者放心與我同行，不必擔憂。
第一站是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群眾熱情友好，只是在我們驅車經過共和國大學時才看到有幾個舉著標語牌的抗議者。后來在訪問中，我安排了一次日程外的活動——訪問這所大學。我在校園內走動，和人們握手，回答問題。當幾個共產黨學生想打斷我的發言時，其余的人就大聲叫喊把他們壓倒，我在一片歡呼聲中離開了這所大學。
羅伯特·伍德沃德大使告訴我，在該大學的短暫停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說，南美洲人最瞧不起膽小怕事的人，他們對勇敢和善于表演的人則十分欽佩。
我們在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維亞都受到了人民的熱情接待。等我們到達秘魯時，看來他們顯然得采取更極端的戰術才有可能把我這次旅行計劃破壞掉。
他們確實這樣干了。當我們與總統曼努埃爾·普拉多用畢午餐返回利馬飯店時，門前圍了一大群人，這些人顯然不那么友好，并且遠遠不只是出于好奇。他們的口哨聲和噓叫聲很響，還帶有威脅性。顯然，示威已進入更為危險的階段。
第二天的日程包括訪問歷史悠久而且著名的圣馬科斯大學。共產黨人公開揚言不準我去那兒，而大學校長和警察局局長兩人也公開表示，他們希望我們取消這次訪問。我們使館的絕大部分官員也認為還是取消為好，不必去冒發生嚴重影響我們和秘魯關系的事件的危險。
我說，訪問可以取消，條件是校長或警察局局長發表聲明請求我這樣做。使館一名工作人員打了幾個電話，回來對我們說，校長害怕共產黨學生責備他把他們本來希望挑起事端的計劃給破壞了，而警察局局長也不愿冒被人譴責為沒有能力維持治安的風險。我們和秘魯政府幾位領導人商量，每個人都主張取消訪問，但沒有一個人愿意承擔取消訪問的責任。
我的行政助理比爾·基提出了一個可供選擇的解決辦法。他建議我訪問利馬的天主教大學而不要去訪問圣馬科斯大學，因為天主教大學的學生比較有責任感也較守紀律，并且該校校長說過歡迎我們前往訪問。
我問特德·艾基利斯大使，他的意見如何。他考慮了很久才回答，最后說：“我認為，就我個人來說，你應作出不去的決定。但就美國來說，我認為你不去將在整個西半球產生某些很不利的公開反應。”
那天晚上我沒怎么睡。飯店外的人群越來越多，表現也越來越惡劣，午夜前后就開始喊起反美和反尼克松的口號。
第二天早上每個人首先想知道我作出了什么決定。我說還沒有作出最后決定。
我請帕特留在飯店，我則外出進行那天早上的第一項活動——向秘魯的解放者何塞·德·圣馬丁銅像獻花圈。儀式是放好花圈然后靜默30秒鐘。然而，那天早上我在那兒至少站了兩分鐘。我知道，一上車就得告訴司機，去圣馬科斯大學還是去天主教大學。
放好花圈，我轉身走到三名警衛人員之一的杰克·舍伍德身旁說：“去圣馬科斯。”接著我快步走向汽車。
離我們到達圣馬科斯大學大門還有兩條橫馬路的地方，就聽到成千上萬的示威者高叫：“尼克松滾回去!”有時，這個口號變成了：“絞死尼克松!”我沒有要任何使館官員充當挑釁式的隨從或警察陪同我去校園。當我走向擋在大門口高聲怪叫的示威人群組成的人墻時，只有譯員弗農·沃爾特斯上校和杰克·舍伍德隨我前往。我高聲說：“我要跟你們說話，你們為什么那樣害怕真理？”沃爾特斯照樣高聲翻譯著我的話。
我又喊了幾句，希望他們聽得見。突然，一塊石子擊中了舍伍德臉部，打壞了他的一顆門牙。石塊紛紛飛向我們，猶如暴風驟雨。我知道除了離開之外已沒有其他辦法。汽車離開時，我站在敞篷車里高聲嚷道：“你們是群懦夫，你們害怕真理!”車子突然急轉彎進入大街，舍伍德抱住我的雙腿，防止我跌倒。
我們驅車直奔天主教大學。我步入禮堂時，聽眾全體起立，熱烈鼓掌。大約在半小時后，我正在回答一個問題時，舍伍德走過來低聲說：“最好趕快離開這兒，圣馬科斯那幫人正朝這兒趕來。”
我們走得很及時。然而，到達飯店附近時，只見一大批圣馬科斯的示威者已在我們面前。我估計那些頭頭一定以為我們要從正門進入，便要司機在離大門稍遠的地方讓我們下車。我們盡量快跑，離大門大概只有50英尺時，人群認出了我們，頓時響起了一陣刺耳的尖叫和咆哮聲。然而，使我們感到驚訝的是，我們幾個人好比楔子，插入人群，居然在片刻之間趕到了大門口。
我正要進入大門，一個示威者攔住了我。我以為他要同我說話或喊口號，可是他竟朝我臉上吐口水。我走上樓梯時，帕特奔出來擁抱我。她一直在飯店的房間密切注視著示威者的動向，她說：“那批家伙的目光不僅流露出仇恨，那種發狂的樣子，真使我害怕。”
那天其余時間，所到之處利馬公民都把我當作一名英雄，向我歡呼。圣馬科斯事件使愛國的秘魯人感到震驚和慚愧，熱情的人群試圖抹去我對那批搗蛋學生的壞印象。在下午晚些時候，我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
我對記者們說，非共產黨國家面臨的最大危險是，一小撮活動家和滲透家能把他們的意志強加于整個社會。我說，圣馬科斯事件說明，200來名受過訓練的煽動分子就能操縱2000名學生示威，使整個秘魯大丟其臉。
在從利馬飛往厄瓜多爾的基多途中，我們試圖通過機上的無線電話同特里西婭和朱莉通話，想讓她們放心，說一切都很好，但沒有接通。我們接到艾森豪威爾的一封來電：“親愛的迪克：在激進煽動分子反對你的示威運動中，你所表現的勇敢、耐心和冷靜，使你在我國又贏得了尊敬和愛戴。”而克萊爾·布思·魯斯只給我拍了三個字的電報：“干得好。”
在哥倫比亞的波哥大，我們接到華盛頓特工處處長一份令人不安的電報：“中央情報局特通知華盛頓特工處，已收到關于傳聞陰謀要在委內瑞拉謀害副總統的情報。”我事先電告我們駐委內瑞拉大使，要他告訴委內瑞拉政府，如果它想取消我的訪問，我將予以諒解。可是，直到我們到達之時，委內瑞拉官員還報告說，一切都完全處于控制之下。
5月13日早上，我們在加拉加斯郊外邁克提阿機場降落。甚至在飛機引擎停轉之前，我們就聽到叫喊聲和口哨聲。儀仗隊鳴禮炮十九響和樂隊高奏委內瑞拉和美國國歌時，帕特和我肅立在舷梯的頂端。機場上除了官方歡迎隊伍外，沒有其他人。大批示威人群站在跑道兩邊的欄桿后面，也有站在機場大樓瞭望臺的樓頂上。從舷梯底端到機場大樓鋪了一條紅地毯，車隊集合在大樓處，以便我們驅車前往離此12英里的加拉加斯。
當我們開始步下舷梯時，沃爾特斯在我耳邊輕聲說：“他們不友好。”從口哨和噓叫聲超過了奏兩國國歌的器樂聲時，情況就很清楚了。我和前來歡迎的人們一一握手，他們似乎下決心不理會人群的叫喊。委內瑞拉的保安主管要我放心，他說：“喔，那不過是一群毛孩子。他們干不出什么壞事來的。”
我挽著帕特的手臂，開始沿著紅地毯走向機場大樓。其余的人立即跟在我們后面。我們快到達大樓門口時，樂隊指揮突然指揮樂隊再次奏起了委內瑞拉國歌。我們停下來立正。霎時間，似乎下起了一場雨，后來我才發覺這是站在瞭望臺上的人朝著正好在下面的我和帕特吐口水，吐得我們滿頭滿臉。我看到帕特那件鮮紅色的上衣由于沾滿了褐黃色的煙草斑跡而變成暗紅色的了。我們穿過大樓走出大門，示威人群把我們圍住了。當舍伍德和其他人員為我們走向汽車開路時，這些人繼續啐我們。帕特走近路障旁一位剛向她吐口水的年輕姑娘。這位姑娘橫眉怒目，滿臉仇恨。當帕特把手搭在她肩上并向她微笑時，姑娘的內心好像突然被什么東西猛擊了一下，一扭頭就嗚嗚哭了起來。
警衛人員最后總算清出了一條路。我和外交部部長坐頭一輛車，帕特和外交部部長夫人乘坐第二輛。這位尷尬的外交部部長不時把他的手帕給我，擦掉我衣服上的一些口水。最后我朝著他狠狠地說：“用不著擦。等我換下這套衣服，我就把它統統燒掉。”
他試圖解釋剛發生的情況。“委內瑞拉人民長期以來沒有自由，所以他們現在傾向于更強烈地表現自己，也許做過了頭。”他說，“在我們新政府里，我們不想做任何可能被人理解為壓制自由的事。”
“倘使你們的新政府沒有勇氣和才智來控制像在機場的那伙暴徒，用不了多久委內瑞拉就誰都不會有自由可言了。”我答道。
當我們進入加拉加斯時，石塊接二連三地朝我們扔來，一批暴徒從大街旁邊的小巷里奔了出來。司機開足馬力，我們沖了過去。
離民族偉人祠還有四條橫馬路的地方，從人行道到街中心的交通安全島筑起了一道用車輛串起來的路障。迎面又是一長串汽車接連駛來，使我們無法越過交通島，只得剎車。在這一瞬間，一切像死一般的寂靜。接著，舍伍德說：“他們來了。”好幾百人突然從街頭巷尾出現，朝我們車子奔來。委內瑞拉的摩托護衛隊這時不知去向。唯一保護我們的是由12名勇敢的警衛人員組成的加強小分隊，他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設法抵擋住這伙示威者。
第一塊石頭擊中車窗，打碎了玻璃，碎片濺了我們一身，這時我們發現我們已完全孤立無援。一塊碎片彈中了外交部部長的眼睛，他血流不止。他蒙住臉想把血止住，不斷地呻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我看到一個示威者提著一根鐵管子朝車子走來。他動手砸車窗時，兩眼直盯住我。這一次又是玻璃擋住了他，但濺起的碎片彈到沃爾特斯的嘴邊。我和舍伍德的臉上也濺上一些。突然，車子開始移動，一個大概又得救了的思想使我油然產生寬慰之感。但我接著發現這是人們在前后晃動車身，晃得越來越慢，也越來越高。我想起這是示威者的慣伎，把車翻倒然后點上火。
我相信，在這一剎那，車上每個人都第一次覺得這下子我們大概真的要被干掉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帕特。我從后座窗望去，看到暴徒正集中對付我們，沒有理會她的車子，我便放下心來。
舍伍德突然掏出左輪手槍說：“讓我干掉幾個狗娘養的。”我叫他不要開槍。只要槍聲一響，人群便會發狂，我們準得完蛋。
最后，在我們前面的記者車居然從擁擠的人群里開了出去，繞過交通安全島，進入反方向車道。記者車起了堵住對面駛來車輛的作用，為我們開了路。我們車上的司機狠踩油門，飛也似的在記者車旁超了過去，高速前進。我大為寬慰地看到帕特的車子緊隨在我們后面。
我們被包圍只不過12分鐘，但好像過了一輩子似的。我們的警察摩托車護衛隊突然又出現了，并發出訊號要我們的司機開車跟在后面。外交部部長開始把話轉到訪問日程上，我才明白原來摩托車是護送我們去偉人祠行獻花圈儀式的。當車子開到下一個十字路口時，我要司機立即轉彎，他照辦不誤，而摩托車則還一直朝前開去。外交部部長驚惶失措地叫喊道：“不能離開我們的警衛，得緊跟警察護衛車!”我朝他看了一眼說：“假如這就是我們要得到的那種保護，我們寧可單獨走，不要它。”
我告訴司機，不要開到主人等著我們去的地方。肯定會有另一批暴徒守在偉人祠以及安排我們去休息的政府賓館。說來真懸，帕特的車子和記者及攝影師乘坐的那輛記者車正好也緊跟在我們后面。我請司機把車停下，我走到帕特那兒，親自看到一切都好。有幾位記者跑過來。我簡短地向他們介紹了一下形勢，并說我已決定直接去使館。
我們驅車進入使館大門，看到屋頂上迎風飄揚的美國國旗，這時我才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帕特和我洗了澡，換上衣服。在我下樓時，消息傳來，有幾千名嗜血如命的暴徒曾在偉人祠廣場等著我們；后來的調查又透露，有一整地窖的莫洛托夫雞尾酒會式土制手榴彈，準備在行獻花圈儀式時向我們扔來。我還得知，當時執政的軍政府成員正在來使館途中，準備正式向我道歉。大使的一位助手要把我坐的那輛被砸得不成樣子的高級轎車停到大樓后面，免得使他們難堪。我說：“讓它留在原來的地方。現在是讓他看到共產主義究竟是啥玩意兒的時候了，這就是生動的證據。”
我在下午較晚的時候舉行記者招待會，我發表了在利馬談過的意見：領導騷動的人沒有資格自稱忠于這個國家……我說，有人把這場騷動歸咎于受獨裁統治達10年之久的人民一旦享有新自由時不知道該怎樣克制自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太危險了。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單獨在使館我們的房間里用餐。大約9時光景，有人敲門，魯博特姆和大使問是否可以和我說句話。我簡直不明白怎么在這個時候我還得再參加一次會議，我正想這樣說的時候，魯博特姆說：“由于剛從華盛頓收到一則新聞報道，出現了一次新的危機。艾森豪威爾派遣了兩個空降步兵連和兩連海軍陸戰隊去加勒比海地區，準備同委內瑞拉政府進行合作，假如我們一行人提出援助要求的話。”委內瑞拉電臺顯然把這項預防性措施說成是一次全面入侵。
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為什么白宮這樣干之前不和我們商量一下？后來才知道，加拉加斯和華盛頓之間的通信在那天下午發生騷動后中斷了一段時間，那時正處于關鍵時刻。國務院在通信中斷前收到的最后一份電報是一篇夸大的報道，說當地治安體制已徹底垮臺，反美暴徒如脫韁野馬，我正受到襲擊等。艾森豪威爾是根據這份電報采取行動的。我們立即試圖挽回局勢，發表了一項聲明，聲稱委內瑞拉當局已控制住局勢，我們認為無須外界援助云云。
第二天早上我感到應盡早離開委內瑞拉。軍政府成員央求著要我出席預定在下午為我舉行的午宴，保證說宴會一結束他們就立刻把我安全地送到機場。我接受了這個邀請，盡管我對他們維持治安的能力還是心中無數。
但是，從他們到達使館護送我赴午宴的那一刻起，我發覺我的擔憂是不必要的。他們來時那副排場好像是來宣戰而不是來請我赴宴。使館的院子里停滿了坦克、吉普車和裝甲車。我們轎車兩旁有12輛滿載士兵的卡車護送。保安措施甚而及于食物：撤換了承辦宴席的人，以防他在食物里做手腳。
午宴一結束，就護送我們上車。我和臨時總統乘坐的那輛轎車猶如裝有輪子的武器庫。車廂里堆滿了半自動槍、手槍、步槍、催淚霰彈筒和彈夾，幾乎連落腳的地方也沒有。我注意到軍政府已決定作出一種象征性的表示，帶我沿著昨天我走過的路線前往機場。不過這一次街頭幾乎空無一人，只見武裝士兵不斷來回巡邏。我看到有幾個平民用手帕捂住臉。起先，我以為這是一種抗議姿態，后來看到警察戴著防毒面具，才明白整個地區都放過催淚瓦斯。
機場像座鬼城，大樓空空蕩蕩，寂靜得可怕。與主人們握手告別后，帕特和我走上我們座機的舷梯。在舷梯頂端，我們轉過身來，向站在下面一小群人略略揮手致意。
抵達華盛頓國家機場時，有一大批人出來歡迎我們。艾森豪威爾也在場，隨同的有內閣全體成員、國會領袖以及外交使團。特里西婭和朱莉在舷梯底下等候我們，她們禁不住淌下歡樂的淚水。
在我們從南美歸來的幾個星期中，帕特和我無論出現在哪一個公共場合，人們無不站起來向我們鼓掌歡迎。我甚至在激烈的蓋洛普總統試選調查中頭一次追上了肯尼迪。對加拉加斯事件的積極反響，我自然很滿意。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居然運氣不錯，還能從這次旅行中活著回來，而我一直認為這是我們所經歷過的最沒有意思的一次旅行。
謝爾曼·亞當斯的辭職
1958年夏，國會的氣氛很惡劣。共和黨人之間內訌之烈遠遠超過了他們與民主黨人的斗爭，而民主黨人則拼命挖掘一切可以在秋季大選中攻擊我們的材料。6月，眾議院州際和對外貿易委員會的立法監督小組委員會指控謝爾曼·亞當斯，當時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據說情況大致是這樣的：一個名叫伯納德·戈德法因的新英格蘭實業家替亞當斯代付了一些旅館賬單。民主黨人便譴責亞當斯給了戈德法因好處，聲稱他們發現白宮內部有人利用職權開后門。戈德法因否認這些指控，6月11日，吉姆·哈格蒂代表總統發言，稱這種說法“純屬虛構”。
亞當斯對艾森豪威爾所起的巨大影響以及他為人冷漠、舉止粗魯等經常是華盛頓許多宴會和報刊閑話專欄的議論內容。對民主黨人來說，他作為總統的辦公廳主任，自然是攻擊的理想目標。在哈格蒂直截了當予以否認之后兩天，阿德萊·史蒂文森指控亞當斯是“偽君子”。民主黨人會有這種指摘本在意料之中，可是對亞當斯進行口誅筆伐的，多數竟是共和黨人。
史帝文森發起攻擊一天以后，再度競選參議員的戈德華特稱亞當斯是（共和黨的）政治包袱。可惜亞當斯又得不到共和黨自由派的支持來抵消這方面的損失。他作為專替艾森豪威爾說“不行”的人，是如此得力和鐵面無私，以致在他受到沉重打擊時，連個朋友都找不到。
次日，6月15日，《紐約郵報》的一篇報道比有關旅館賬單事件的指控更使輿論嘩然。《紐約郵報》說戈德法因曾送給亞當斯一件駱駝毛絨大衣。很多人根本不知駱駝毛絨大衣為何物，反正聽來很貴重就是嘍。
經艾森豪威爾同意，亞當斯出席小組委員會作證。他承認和戈德法因相處有不慎之處，但給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認為他是一個不會利用職權去謀取私利的正人君子。艾森豪威爾堅定地站在他一邊。在第二天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威爾回答有關亞當斯的一個問題時說：“我需要他。”
但這時艾森豪威爾的個人聲望已今非昔比，任期滿后不能再當總統的現實使他越來越感到苦惱。因此，他為亞當斯辯護的行動對共和黨領導人沒有多大影響。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比爾·諾蘭要求亞當斯辭職，全國有許多共和黨州組織的主席吵著要亞當斯下臺。
與此同時，事態變得越來越復雜。后來的事實表明，戈德法因曾為好幾個參議員和州長代付賬單、送禮；為亞當斯及其家屬代付的旅館賬款達3000美元以上；小組委員會還發現戈德法因把花在亞當斯身上的錢作為事業費開支，在呈報所得稅時當作減稅項目。
此事曾暫時中斷了一個時期。因為當時發現眾議院委員會的一位調查人在戈德法因的旅館房間里安放了竊聽器，有人看到這位調查人員和當時還是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的助理杰克·安德森在隔壁房間竊聽。這位調查人員后來被迫辭職。
此后，這件事又再度掀起，7月10日，有人揭發戈德法因不僅曾為亞當斯代付旅館賬單，而且也曾為參議員弗雷德·佩恩代付過，佩恩是再度競選緬因州參議員的共和黨人。
7月14日，在這場政治大動蕩期間，中東又出了事。伊拉克國王費薩爾及其他王族成員在一次成功的軍事政變中遭到殺害。擔心敘利亞會照此辦理并越過國境進入黎巴嫩，黎巴嫩總統卡米爾·夏蒙向美國求援。7月15日，艾森豪威爾命令海軍陸戰隊登陸黎巴嫩。那天早上他要我去他辦公室。他在室內來回走著，頭一次向我表示他對亞當斯的處境感到灰心喪氣。他說：“今天我在這里作出一個可能使美國卷入戰爭的決定，可就在這種時候我卻還得為這個該死的戈德法因-亞當斯事件擔憂。”他一點也沒有暗示不支持亞當斯了，不過我可以說，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國會將在8月下旬休會，在休會前不久，艾森豪威爾和我談到亞當斯事件。他說：“有人告訴我，最近幾周以來這個問題已大大冷下來了。”
我感到在政治影響問題上我應該對他絕對坦率。我說，民主黨人必然要把亞當斯事件當作競選運動的頭號問題來搞，而共和黨候選人最后也必將對此表態。我告訴他，我們絕大多數候選人很可能會表態反對亞當斯。
他想了一下說：“嗯，我看亞當斯可以把這作為辭職的好理由，就說他不想因留在政府而使共和黨或我感到為難。”接著他建議道，“國會休會后你和亞當斯談一次好不好？了解一下他有什么想法，并讓他知道，一旦競選運動開始，他會面臨哪些問題。”
國會于8月24日休會，我帶了帕特和女孩們乘火車去西弗吉尼亞的格林布里爾度假，這是我早就許下的愿。自1947年我進入國會以來，我們每次假期計劃都曾被打斷過，我以為這次總該不會這樣了。
然而就在我們抵達格林布里爾那天早上，艾森豪威爾從白宮打電話給我：“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趁現在國會休會時和亞當斯談談。”他聽說幾天后在芝加哥召開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很可能討論亞當斯問題，他已經要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米德·奧爾康設法避免公開討論這個問題。“我確實希望，”艾森豪威爾說，“在此之前我們就能夠把問題解決掉。”
次日，8月26日，我和艾森豪威爾開了個短會。他要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亞當斯我們所面臨的政治現實狀況。他并未授權我說他要亞當斯辭職，但他希望我們談話的結果將會是亞當斯的辭職，這是很清楚的。
我從政治上考慮出發，直截了當地向亞當斯談了我對當前形勢的估計。我告訴他，全國絕大多數的候選人和黨的領導人都認為他應該辭職。
“誰來接替我？我從未聽說建議過誰。”亞當斯生硬地說。
我說，只有艾森豪威爾才能回答這個問題，而我還沒有和他討論過。他進一步逼我表態，以便弄清楚我只是發表自己的意見還是轉告別人的意見，或者確實反映艾森豪威爾本人的看法。
在我離開前，亞當斯提了個直截了當的問題逼我回答：“你認為總統的意見如何？”我回答說：“他并沒有要我這樣告訴你。謝爾曼，所以我只能發表個人的看法。但我相信總統認為你已成了一個包袱，因而你應該辭職。”
亞當斯還是相當生硬地用這句話結束了談話：“嗯，那我得親自和老板談談。”“找老板去”這種口氣清楚地說明，他不打算接受我的暗示。
謝爾曼·亞當斯素以冷靜著稱，不管局勢如何緊迫。但這回我發覺他開始流露出緊張之感。當我還在他辦公室時，他從桌上拿了一瓶藥，倒了幾粒在手心中用水服下。我深感對不起他。
我去橢圓形辦公室向艾森豪威爾匯報我們這次談話情況。我說按他的指示剛找亞當斯談過，但亞當斯在總統親自和他交談之前，顯然寸步不讓。
亞當斯在當天下午見了艾森豪威爾。過了一會兒，我被叫去橢圓形辦公室，見艾森豪威爾在南草坪練球。他沒提亞當斯，只說：“下午我想打會兒高爾夫球，迪克，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嗎？”
我們驅車去伯寧特里。艾森豪威爾的私人秘書安·惠特曼警告我，他“情緒很壞”，這在他玩高爾夫球時也表現了出來。他對我說，這是他近幾個月來打得最糟的一盤。
回來的路上，他終于開口了：“謝爾曼就是不肯承擔任何責任，他把一切都推給我。可我不能以政治原因開除一個忠誠的人呀，他必須以我無法拒絕的方式提出辭呈。”他又說，“我想謝爾曼一定誤解了你的話。你最好把你們的那次談話寫成一份備忘錄交給我。”
我提到亞當斯曾提出誰接替他的問題，艾森豪威爾的臉漲紅了，簡短而冷冷地說：“這是我的事，與他無干。”他朝車窗外望了一會兒，然后說：“他的心臟不好，他可以此為理由要求辭職。”他要我通知米德·奧爾康把這些情況告訴亞當斯。他說：“我要奧爾康真正坦率地和他談談。”他沒有對亞當斯作個人評價，只說：“這簡直不可思議，因為從報道的每件事來看，亞當斯自己硬是看不出他有哪一件事是做錯了的。”
那天晚上我又回格林布里爾跟帕特和女孩們一起度假。艾森豪威爾回他在新港的夏季白宮，亞當斯則去加拿大新不倫瑞克他的休假地度假。
米德·奧爾康是能夠制止共和黨各州主席和負責競選的官員在芝加哥開會時采取公開行動的。然而，他確實進行過一次秘密的民意調查，發現絕大多數人贊成艾森豪威爾開除亞當斯或亞當斯主動辭職。9月4日，艾森豪威爾從新港電告奧爾康，說他接到了黨的領導人和捐款人一些令人不安的信件，談到“我們那天討論的事”。這些信件明確告訴他，戈德法因這樣的人和總統首席助理發生這種關系確實使白宮丟臉，艾森豪威爾不應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艾森豪威爾非常不安，他要奧爾康幫我一起盡早解決這個問題。“我要在緬因州舉行選舉后立即解決這個問題，越快越好，省得在競選期間還在那兒吊著。”他說，“這就是我的想法。看來亞當斯是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動的，所以我現在把這件事完全交給你們了。”
亞當斯于9月15日被召回，當時他在加拿大度假。那天上午11時，奧爾康來國會大廈我的辦公室商討對策。大廳里擠滿了記者，他們預感一個決定性時刻即將來臨。我便建議奧爾康單獨去見亞當斯。如果我們倆一起離開辦公室去白宮，記者定會尾隨而來，那就有可能完不成這個任務——讓亞當斯有個體面辭職的機會。
奧爾康于下午2時在亞當斯白宮的辦公室里見了他。談話結束后，奧爾康報告說，談話時間很長，很困難，亞當斯非常頑固，堅持到底。最后奧爾康說我們是應總統的直接請求而這樣做的，這才算說服了他。
9月22日，謝爾曼·亞當斯飛新港見艾森豪威爾。他正式通知艾森豪威爾他已決定辭職，艾森豪威爾表示將接受他的辭呈，但極為遺憾。亞當斯飛回華盛頓，當晚通過全國電視講話宣布辭職。
我認為亞當斯的辭職對國家是一項悲劇性的損失。我深信他本人是個誠實正直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容友情或送禮影響他的決策。亞當斯來華盛頓時行囊不豐，就我所知，他走時也依然兩袖清風。但他對官場上的一句老話可能認識不夠：“清君側”之妙訣不在于證明總統身邊的人物有罪，只要做到看起來似乎有罪，便足以摧毀他們存在的價值了。
謝爾曼·亞當斯為人冷漠，說話生硬，出口傷人，有時甚至十分粗魯。但他一直干著他認為“老板”要他干或想要他干的事，對此我是絲毫也不懷疑的。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在重大危機期間保持總統辦公廳這架復雜機器能夠正常運轉。
為什么艾森豪威爾不親自找亞當斯這位他最親密的僚屬、白宮班子的第一號人物談呢？為什么他要奧爾康和我來完成這一棘手的任務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任艾森豪威爾參謀長的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一天晚上回憶起和艾森豪威爾共事年代的一些情景時，對艾森豪威爾本人的品德及其領導藝術提供了一個重要而深刻的看法。他當時疲憊不堪，很難得地動了感情。淚水沾滿了雙頰，多年壓抑的情緒沖口而出，他說：“我算個什么，不過是替艾克做惡人的跟屁蟲罷了。”“艾克總是需要有一個這樣的人，為他干吃力不討好的事。他一貫要別人出面干這一類的事：開革部下、懲罰軍官或發布明知下面不愿執行的命令。而艾克本人總是好好先生。這就是他在白宮的辦事方針，也是在他主持下的任何機構的一貫辦事方針。”
多年來有人傳說亞當斯和我是不共戴天的死敵，是爭奪艾森豪威爾白宮權力的兩個主要對手。其實，我們既非朋友也非對手，我們都是總統的馬前卒。也許亞當斯不會頭一個選擇我來當副總統，在總統病重期間，亞當斯當然拼命保護他的特權，對誰都非常妒忌。不過，亞當斯并不反對我，他是極力支持艾森豪威爾的人。
艾森豪威爾最初會挑選謝爾曼·亞當斯，究竟是看中了他的哪一點？
有一次我問艾森豪威爾在挑選工作班子的第一把手時，是否必須具備一種他認為是高于一切的品質。他思索了很久，以致讓我以為他恐怕忘掉了我的問題。然后他望著我說：“無私。無私是任何組織成員能夠具備的最重要的屬性。他必須始終把做好本職工作放在首位，不論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亞當斯具備這一品質。他沒有政治野心，不謀求其他職位，與許多白宮助理們不同，他不想加官晉爵。他忠心耿耿，為“老板”鞠躬盡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一片忠心使亞當斯樹敵甚多。為了使總統的形象保持美好，亞當斯讓自己充當了惡人。當然，也正是這一無私的品質使他——除了悲劇性地錯誤處理了和戈德法因的關系以外——成為如此杰出而卓有成效的白宮班子頭頭。
1958年的選舉
參眾兩院和州議會的中期選舉通常要比總統選舉更為激烈，分歧也更大。1958年尤其如此。那年年初起，經濟即開始下降。共和黨內部斗爭在幾個關鍵性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在內，達到了白熱化程度。在共和黨大倒其霉的這年夏季，艾森豪威爾聲望下降到50%以下，這種情況是他在白宮八年期間絕無僅有的。
一貫不愿卷入黨派政治的艾森豪威爾，這次因健康原因甚至比1954年更少參與競選運動。而大部分內閣成員也再次打算袖手旁觀。
加拉加斯事件后，我的聲望達到了頂峰。我如果想在1960年競選總統，又得冒險地把自己擺在艾森豪威爾政治上的尖兵地位。湯姆·杜威幾乎激昂慷慨地力勸我不要卷進去：“我知道艾克不肯干，我也知道黨內那些唯唯諾諾的賣力的老家伙將挑動你的心弦，使你精神振奮，但這是把你當總統的希望當兒戲。迪克，不要干。你已干得夠多的了。1960年的事情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但來自全國各地要求我出面為共和黨候選人助選的呼吁使我難以應付。最后，我還是挑起了這副擔子，因為總得有人挑，而且除了我之外也沒有別人肯挑。
在這場競選中，我走遍了全國，略盡綿薄之力。有些候選人是我的老朋友，是些善良的人，他們該選入或再次進入國會。但是，我在各地訪問越多，就越欣賞理查德·羅維爾在《紐約人》雜志寫的那篇文章，他說我“在驅趕一批連自己的體重都不堪負荷的老馬”，我覺得事實正是如此。在競選的最后幾個星期里，我簡直在完全絕望的情緒中苦干。
競選結果慘敗。1958年11月4日那天晚上是我度過的最令人沮喪的選舉日夜晚之一。想到那些統計數字，現在仍使我不寒而栗。民主黨在參議院增加了13席，使他們多數地位的比例變為62席對34席。在眾議院，他們增加了47席，以282席對153席的巨大優勢壓倒了共和黨。共和黨在角逐21個州長席位中僅得了8個，而且民主黨目前還控制了48個州中的34個州議會。我們在幾個主要州，如加利福尼亞和俄亥俄的失敗表明，共和黨必得面臨重建州黨組織這一極為艱巨的任務，如果我還抱有希望想在1960年選舉中贏得這些州的話。失敗的原因很容易看出來，但失望還是太大了。我知道，這次失敗將使不到兩年即將來臨的競選運動成為我一生中最難熬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我聽到一位電視評論員向觀眾說，納爾遜·洛克菲勒——以壓倒性的多數票當選為紐約州州長——是1958年的大贏家，而大輸家則是理查德·尼克松。看來我的朋友和顧問們最擔憂的事成了現實。我的競選活動根本沒怎么見效，也沒有誰來感謝我或記我一功，相反，當那幾個可以和我爭候選人提名的潛在對手洛克菲勒和巴里·戈德華特沉浸在勝利歡樂之中的時候，我卻因共和黨敗于民主黨而弄臟了一身。也許杜威說的對：我本應袖手旁觀。
經受了1958年令人沮喪的大失敗的折磨之后，我非常高興有機會代表艾森豪威爾去倫敦參加圣保羅大教堂中的美國禮拜堂的落成典禮。
我這次訪問的主要演說是11月7日在倫敦歷史上有名的市政廳向英語聯邦發表的。
我說，一場新的戰斗正在進行，尤其是在亞洲、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進行。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正在設法滿足人民的要求，享有先進國家享有的福利和物質享受的愿望。他們希望既要達到這些目標又能不失去自由，倘若兩者不可兼得的話，寧可要物質進步而舍棄自由。我說：“不能強迫當今世界的人民在面包和自由中進行選擇。”
在演說結尾部分，我說，我們應少談共產主義的威脅，多談給人們以自由；我們的首要目標不是擊敗共產主義，而是讓富足戰勝匱乏，讓健康戰勝疾病以及讓自由戰勝專政。
這次訪問使我有機會和英國政界的重要人物見面，了解他們對外交政策問題的看法。哈羅德·麥克米倫首相和我作了一次長談，談到和蘇聯打交道我們應采取什么政策，他那透徹的理解力和博聞廣見使我印象特別深刻。
在倫敦期間，我同溫斯頓·丘吉爾在他海德公園門大街的私邸會面。他變得那么老態龍鐘，使我大吃一驚。但談到國際問題時，他便活躍起來，等到談話結束時，甚至閃爍出昔日才華煥發的神采。
談了差不多一小時后，我說我不能再勞他神了。他堅持要送我到門口。他的助手扶著他走。看到他沒有人攙扶便不能行動，我感到悲哀。門一打開，只見攝影機那邊一片閃光，記者和攝影師都站在石階上。丘吉爾突然以驚人的力量把助手推開，挺起了胸脯，和我站在一起。攝影機急速地轉動，閃光燈咔嚓作響，照下了人們記憶中自豪、強壯、屹然挺立的丘吉爾，和我剛在他會客室私下見到的年老體衰的可悲現實迥然不同。
1959年的卡斯特羅
1959年1月1日，菲德爾·卡斯特羅率領他的隊伍在哈瓦那街頭祝捷。他打垮并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獨裁統治，向古巴人民許下了正義和自由的諾言。
卡斯特羅作為成功地反對右翼獨裁者的革命領導人，在美國新聞界普遍受到好評。但艾森豪威爾政府內部，對他的看法很不一致。國務院大多數拉丁美洲問題專家主張立即承認卡斯特羅政府。艾倫·杜勒斯和中央情報局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其他人則認為，在弄清楚卡斯特羅究竟是何許人之前，暫緩予以承認。卡斯特羅究竟是個不自覺地為共產黨打頭陣的人，還是他本人就是個共產黨？
在卡斯特羅接受邀請來華盛頓向美國報紙主編協會1959年4月17日的會議發表演講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尚未就這個問題作出決定。總統拒絕接見卡斯特羅，但赫脫勸我非正式地見他一下，使我可能對他的背景以及他的觀點有更多的了解，協助政府掌握更多的情況。4月19日，星期天，我在國會大廈副總統辦公室里單獨會見了他。在歷時三小時的談話中，我們談到了他的政治觀點、他對美國的態度以及其他國際問題。
會見后，我口授了一篇很長的備忘錄，送給艾森豪威爾、赫脫以及福斯特和艾倫·杜勒斯，綜合了談話內容，并描述了我自己的印象。其中，我特別提到我敦促卡斯特羅宣布他本人贊成盡早進行選舉和卡斯特羅對此的反應。
他詳述了以往他在公共場合說過的關于不主張舉行選舉的理由，特別強調“人民不要選舉，因為以往的選舉產生的都是壞政府”。
他用同樣的論點說，在處死戰爭罪犯和駁回對巴蒂斯塔的飛機駕駛員宣判無罪等問題上，他只不過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事實上，他似乎對這一想法入了迷，即他的責任就是實現人民的意愿，不論它在特定場合用什么方式表達出來……
在估量他最終將成為什么類型的領導人物時，我最關心的不是他對共產主義的天真看法，而是他對流行一時的多數輿論，即民眾呼聲的順從，以及他缺乏普通的經濟常識。正因為如此，我花了很長時間，盡我可能地強調，他雖有偉大的領袖天賦，但領袖的責任是不能被輿論牽著鼻子走，而應把輿論納入正當的軌道，不要在人民一時沖動之下，他們想要什么就給什么，而要使他們知道他們應該要些什么。我指出，古巴人民很可能對選舉和代議制政府感到幻滅，但這只能使他負有更大的責任促使選舉必須趕緊進行，從而恢復人們對民主程序的信心。不然的話，古巴最終必將會出現同樣的、他和他的同伴曾與之進行過英勇斗爭的獨裁制度。我使用同樣的論點談到新聞自由，在不偏不袒的法庭、法官和陪審團前進行公正審判的權利，以及在談話過程中引起的其他問題。在談到的每一個問題上，他總是以根據人民意愿為理由為他背離民主原則進行辯護。我針鋒相對地請他注意這一事實，盡管我們相信多數統治，但即使多數也可能是專橫暴虐的，所以有一些個人權利是決不容許多數濫用權力加以破壞的……
不論我們對他有什么看法，他即將成為影響古巴并且很可能影響整個拉丁美洲事態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他看上去是真心誠意的，如果不是共產主義的不可思議的信奉者，便是受過共產黨嚴格訓練的老練之人，我認為他屬于前者，而且我早就說過，他對于管理政府和經濟的觀點比我在50多個國家見過的任何一個世界性人物都差得多。
可是，由于他擁有領導能力，我們別無選擇，但我們至少應該力圖使他轉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卡斯特羅回古巴后的行動使我深信，他確實是個共產黨，于是我堅定地和艾倫·杜勒斯站在一起，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其他會議提出這一看法。1960年初，艾森豪威爾開始相信我們是正確的，認為應該采取步驟支持古巴內外的反卡斯特羅力量。我出席了艾森豪威爾授權中央情報局組織和訓練古巴流亡人士的會議，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把他們的祖國從共產黨人手里解放出來。
赫魯曉夫和“廚房辯論”
1959年年初，艾林豪威爾批準美國新聞署的一項建議，要我代表美國出席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的開幕典禮。
不了解20世紀50年代后期情況的人，很難理解當時共產主義國家和自由世界相互關系的性質。蘇聯仍被斯大林時代的神秘之幕籠罩著。鐵幕在歐洲拉得很緊，蘇聯的導彈使波恩、巴黎、倫敦感到害怕，華盛頓也不例外。
尼基塔·赫魯曉夫這個從基層爬上來的人，是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赫魯曉夫舉止魯莽、語法蹩腳使西方許多記者和外交官低估了他。然而盡管他粗暴莽撞，頭腦卻很敏銳，而且還是一個冷酷的、奉行強權政治的行家。
赫魯曉夫根本不理睬西方關于裁軍與緩和的建議，堂而皇之地繼續大量儲存導彈，建造潛水艇，進行核武器試驗。赫魯曉夫炫耀他新近在火箭方面領先的那副好斗的神情，使許多人認為他會毫無顧忌地利用火箭發動一場核戰爭。
外國人很少被邀請去會見赫魯曉夫，見過他的人常常被他搞得心神不安。他有時幾乎表現得嫵媚動人，有時卻有點土里土氣。訪問過他的人有的人罵他是惡魔化身，有的則說他只不過是個醉鬼。
為了出訪蘇聯，我極其認真地做了準備，這是我以往外出訪問或開會未曾有過的。我閱讀了我能找到的有關蘇聯及其人民的材料。帕特和我花了好幾個晚上學習俄語詞匯。我聽取了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向我作的情況簡介，讓自己熟悉可能和我會面的蘇聯領導人的背景。到7月22日我動身去莫斯科時，對赫魯曉夫可能提出的有關蘇美關系的問題，我準備了100個以上，可以隨時就其中任何一個問題同他展開討論。
我向見過赫魯曉夫或和他談過話的為數不多的西方人士請教，問他們赫魯曉夫是個怎么樣的人，估計我從他那里可以得到些什么。很多人說，最重要的是使他思想上絕不懷疑我們是真心真意獻身于和平的。赫魯曉夫會密切注意我的一舉一動，是否流露出好戰的神氣。因此他們警告說，按沃爾特·李普曼的說法，我應該盡量不挑釁。其他人，當然也是一些專家，則認為赫魯曉夫會抓住我身上任何示弱和姑息的跡象，來為他所用。
我想聽聽福斯特·杜勒斯的意見，當時他正在沃爾特·里德醫院治療晚期癌癥。我到醫院時，見他坐在輪椅上，一件紅色格子絨浴衣裹著他佝僂的身軀。他說話聲音微弱，說不了幾句，就要吃一口冰塊，以減輕咽喉發燒的痛苦。
“要是想讓赫魯曉夫理解我們的意圖，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問他。
像往常一樣，他想了一下，考慮著如何回答，接著以他一貫的堅定性和邏輯性，談了他的看法。
“用不著去說服赫魯曉夫相信我們的善意。”他說，“他知道我們并非侵略者，我們沒有威脅蘇聯的安全。他了解我們。但需要讓他知道我們也了解他。當他說他主張和平競賽時，他確實是指他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之間的競賽，但這只在我們的世界內進行，不在他的世界內進行。必須使他明白，他不能兩者兼得。向他指出過去的記錄，關于克里姆林宮在全世界的活動，我們有具體的證據。應該告訴他，除非停止此類活動，否則，他那緩和緊張局勢與和平共處的呼吁，只能是一套騙人的空話。”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然后杜勒斯凝望著窗外。“這么好的天氣，你卻跑到這里來。”他說，“你應該在戶外打打高爾夫球。”這是他對我說的最后幾句話。四天以后，1959年5月24日，他離開了人世。
福斯特·杜勒斯和我是朋友，雖說我們在年齡和背景上相距甚遠，但我們倆都熱愛這個世界，并且對美國在世界上應起什么作用持有相同的基本觀點。杜勒斯在政治上絕非缺乏經驗或幼稚天真的，但作為國務卿，他經常外出訪問，忙得不可開交，所以他把我當作他的政治耳目，使他不致和華盛頓尤其是國會中發生的事情脫節。有多少個夜晚我和他一起參加雞尾酒會或宴會，然后坐在一起談論世界大事，一談就是幾個小時。這是我向他這位當代偉大的外交家學習的最難得的機會。
大多數不了解杜勒斯的人，認為他嚴厲、執拗，簡直像個苦行僧。報紙一般把他說成是冷血動物，缺乏人情味，是個大談“大規模報復”的深奧的正確性和叫嚷著走向“戰爭邊緣”的人。其實，杜勒斯是一位有才華、嚴于律己和篤信宗教的人。他對他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能看到其中的原則和邏輯的各個方面。但他也認為世界上每個人的生命是重要和寶貴的，因為那是上帝賜予的。
杜勒斯對艾森豪威爾讓他在處理對外事務上有相當大的活動余地是很感激的，他也經常注意這方面所涉及的責任和義務。“我決不能成為總統的負擔。”當一種爭論即將開始時，他往往這樣對我說，“作為朋友，每當你認為我已成了一種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其他方面的負擔時，我希望你能向我指出。”他認識到，公職人員決不能忘記這條根本原理，即一旦他本人——倒不是他的政策——出了問題，他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在這方面，福斯特·杜勒斯或許是我所知道的最光明正大的公職人員。
在那段時期，當西方政界和知識界傾向于主張在對蘇關系上搞目光短淺和機會主義的安排時——這種傾向似乎是緩慢而不斷地滋長起來的——杜勒斯便彈起了好像要回到僵硬的冷戰狀態的調子。但他把他的工作看作是一種崇高的天職，因而在逝世前幾個月他說：“共產主義堅持錯誤，讓我們堅持正確，絕不動搖。要求變革的力量一定會出現，同時也一定要緊緊抓住這種好的變革力量。”
世界各國的領袖和政府首腦參加了杜勒斯的葬禮，同來的還有和他地位相當的各國外交部部長。少數人因為愛他而來送葬，而大多數人則經常和他持不同意見。但他們都尊敬他為人正直，尊敬他深切信奉和平、自由和正義的原則，正是這些原則推動他作出各項決定。
正好在我去莫斯科前幾天，國會通過了關于被奴役國家的決議。自從1950年以來，國會年年都要通過這么一個決議。艾森豪威爾根據這個決議發表了一項聲明，促請美國人“研究受蘇聯統治的國家的困難境況，再次承擔義務，支持那些被統治國家的正當愿望”。艾森豪威爾在我去莫斯科一周前發表這一聲明雖說是偶然的巧合，但我知道赫魯曉夫會把它理解為蓄意的敵對行動。
我們在7月22日乘空軍噴氣機離開友誼機場。莫斯科對我們的接待是冷淡而有節制的。副總理弗洛爾·科茲洛夫宣讀了冗長的歡迎詞，美蘇兩國國旗懶洋洋地在下午暖和的空中飄著。沒有軍樂隊，不奏國歌也沒有歡迎群眾。盧埃林·湯普森現在是我們駐莫斯科大使，1956年我在奧地利和他初次見面。我們在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廈二樓的一間保密室里長談，駐每一個國家的美國使館都有一間日夜警衛、排除一切竊聽裝置的屋子。湯普森對我說，蘇聯領導人對被奴役國家決議很惱火，機場的接待也許只是他們表示不滿的第一個跡象。他說，他們對這類批評特別敏感，因為他們同某些衛星國之間的關系頗為緊張。
由于時差關系，那天晚上我幾乎沒有睡什么覺，5點半左右，我叫醒了我的警衛杰克·舍伍德，我說我想去逛一下著名的丹尼洛弗斯基市場，農民在那里出售蔬菜和肉類。在開始正式日程活動之前，想要得到對這個城市和它的居民的一些感性知識，這是個很好的辦法。舍伍德和我在一名司機兼譯員的蘇聯保安人員陪同下前往。
當我在擁擠的貨攤間的通道上漫步時，我到達這兒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不久就聚攏來一群人。
我和人群在一起差不多有一個鐘頭的光景，我回答問題，進行友好而自發的交談。我快要離開時，有幾個人向我要美國展覽會的入場券。我說沒有，但我很樂意為我在這個市場所認識的朋友們買幾張，這樣，他們就可以作為我的客人來參觀展覽會。我要舍伍德給人群的代表一張100盧布的鈔票，足夠買100張入場券。這位代表把錢退了回來，解釋道，問題不在于有沒有錢買票，而是政府只把票分給經過挑選的人。對此，我們大家哈哈大笑，接著和他們握手告別。第二天，蘇聯三家大報《真理報》《消息報》和《勞動報》都用大字標題報道了這件事，指責我企圖用金錢“收買”和“腐蝕”蘇聯公民。
那天上午晚些時候，我去克里姆林宮同赫魯曉夫進行第一次會晤。他站在大辦公室的角落里，仔細觀看一個最近射入外層空間的蘇聯火箭的模型。我們和攝影記者握了手。他的個子比我想象的稍矮一些，其他方面則同他的照片一模一樣——胖胖的腰圍、粗魯的笑容以及臉頰上那顆明顯的黑痣。
在記者和攝影師退出之前，赫魯曉夫親切地和我閑聊莫斯科的好天氣。他贊揚我在倫敦市政廳的演說，說他也歡迎我談到的那種和平競賽。接著他揮手要記者們退出，朝一張兩邊擺了好多椅子的長會議桌做了一個請坐的手勢。
氣氛頓時改變。赫魯曉夫作了長篇演說，激烈地攻擊被奴役國家決議。他把它說成是個荒謬和嚇唬人的決議，并且問道，第二步是否就是戰爭？“在此之前，蘇聯政府認為美國國會決不會通過一項發動戰爭的決議，”他說，“但目前的情況似乎表明，雖說參議員麥卡錫已經死去，但他的陰魂不散。為此，蘇聯不得不時刻準備著。”
我向他解釋這個決議的來龍去脈，并建議換一個問題談談。但他不肯罷休。他氣勢洶洶地拼命利用這個問題為蘇聯搞軍備進行辯護。最后我說：“在白宮，我們有一條解決冗長而又得不到結果的討論的議事規則。艾森豪威爾總統說過：‘我們都快把這匹馬給鞭死了，讓我們換一匹吧!’也許你我現在也該這么做了。”
譯員翻譯我的話時，赫魯曉夫臉部毫無表情。“我同意總統說的不要把一匹馬鞭打得太厲害，”他說，“但我還是不理解你們的國會干嗎要在這么重要的一次國事訪問前夕，通過這種決議。這使我想起蘇聯農民的一句諺語‘不要在茅房吃飯’。”說到這里，他臉上的表情怒氣沖沖，說，“這個決議臭極了，臭得像剛拉下來的馬糞，沒有比馬糞更臭的東西了!”
赫魯曉夫在譯員翻譯時兩眼盯住我。我決定以牙還牙，揭他的老底。我記起有幾條簡報材料說赫魯曉夫年輕時當過放豬娃。我也從小記得馬糞一般都用作肥料，不過一旦鄰居施了豬糞，那股臭氣可真要熏死人了。
我也盯著赫魯曉夫，不過還是用交談的口氣說：“我想主席先生大概是搞錯了，比馬糞更臭的東西是有的，那就是豬糞。”
在譯員把話譯完的一瞬間，赫魯曉夫臉上頓時漲起了一團暴怒前的紅暈。然后，他突然朝著我笑著說道：“你說的對，也許我們現在應該換一個問題談談。不過，我必須警告你，你在這兒訪問期間，還會聽到關于這一決議的議論。”在這一問題或其他少數幾個問題上，赫魯曉夫的確是說到做到的。
我們從克里姆林宮驅車前往美國展覽會參觀，展覽會定于當天晚上正式開幕。我們見到的第一件展品是臺電視臺的模型。一位年輕工程師問我們要不要試一下一種新式彩色電視錄制裝備，把我們互致問候的場面錄下來，然后就在展覽會上播放。赫魯曉夫起先有點不相信，但當他看到有群蘇聯工作人員圍在展品附近時，他那副演員腔就來了。我還不知他要干什么，他已登上講臺，朝著電視鏡頭大聲說話，希望博得觀眾喝彩。
“美國建國多少年了？”他問我，“300年？”
“180年。”我答道。
赫魯曉夫得意非凡。“嗯，這個嘛，我們說美國存在了180年，而這就是它達到的水平。”他用手朝著整個展覽會大廳揮了一大圈說，“我們只不過存在了42年，再過7年，我們將達到美國同等水平。”對他夸下的海口，聽眾顯然覺得很有趣。他繼續說下去：“當我們趕上你們，從你們身邊經過時，我們將向你們揮手。”他轉過身來朝想象中的美國揮了揮手。
他指著站在人群前面一個結實的蘇聯工人問道：“難道這個人像奴隸勞工？有這樣精神的人，我們會失敗嗎？”
我指著一個美國工人說：“有像他這樣的人，我們是強大的!但這些人，蘇聯人和美國人，可以一起為和平很好地工作，正像他們為建造這座展覽館而一起工作一樣。事情該是這樣的。”我又說，“如果你打算趕上我們的這場競賽，要為我們兩國人民和其他各國人民造福的話，那我們就必須自由交流思想。你不用害怕思想交流嘛，畢竟你也不是樣樣都懂嘛。”
赫魯曉夫發火了，跳了起來。“如果我不是樣樣都懂，那你對共產主義，除了害怕它之外，也一竅不通。”他叫喊著。
在展覽館里走著，我們很快來到一件議論最多、最有吸引力的展品面前。這是一件標價1.4萬美元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住房的模型，大小和原型一模一樣，各色設備俱全，使蘇聯人看得眼花繚亂。蘇聯報紙稱它“是印度的泰姬陵”，硬說這不代表普通美國家庭的真實狀況。我對赫魯曉夫說，一個美國鋼鐵工人可以擁有這么一所住房，但他不相信或不愿承認這一點。我們在廚房模型前停了下來，在這里的對話后來成為全世界議論紛紛的一場辯論。
和電視臺模型前的交鋒不同，我們這次“廚房辯論”沒有錄成電視片，但記者們卻大事報道，還登載了一幅我把手指戳著赫魯曉夫胸膛以加強語氣的戲劇性照片。他時而采取守勢，說蘇聯住房將來也會有美國展品中的那種現代化設備；時而采取攻勢，說一件洗衣機樣品自然要比一般洗衣機的質量高。我問他，爭論洗衣機質量高低總比爭論火箭力量誰大誰小要好吧？他當即嚷了起來：“是你們那些將軍們說，非要同我們比賽一下火箭不可嘛。他們說過那些火箭厲害得能毀滅我們。我們也要給你們一些顏色看看，讓你們知道蘇聯人的精神。我們是強大的，我們能打敗你們。”
我回答道：“誰都不應使用武力逼人太甚，讓別人像是收到了最后通牒似的。對我們來說，爭論誰更強大是沒有意義的。倘使戰爭爆發，我們兩國誰也當不了贏家。”
赫魯曉夫試圖轉敗為勝，指責我向他發出最后通牒。“我們也是巨人。”他宣稱道，“你想威脅我們，我們將以威脅回答威脅。”
我對他說我們從不使用威脅。“你想用間接辦法來威脅我，”他又嚷著說，“可我們也有威脅手段。”
最后，他不準備再這樣斗下去了。他說：“我們想和一切國家和睦友好，尤其是和美國。”我回答道：“我們也要和平。”
在這場激烈辯論過程中，站在赫魯曉夫身旁的是他的一名主要助手，一位年紀不大的黨的官員，名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我們回到了克里姆林宮，帕特和赫魯曉夫夫人和我們參加了一次盛宴。我們彼此用香檳干杯，并按照主人的做法，把酒杯丟進壁爐。接著，用銀盤上了魚子醬供我們享用。
第二天晚上，我們在使館為赫魯曉夫舉行晚宴。席間，他開始描述俄羅斯的鄉村風景如畫。突然之間，他說我們不應等到以后欣賞這美麗景色，硬要帕特和我去他莫斯科郊外的別墅過夜，還說他將在那里和我舉行列入日程的會談。半小時后，我們乘坐一輛高級轎車，飛馳在不見人影的大路上。不久我們進入了森林，那里比較涼快，四周黑洞洞的，一片寂靜。赫魯曉夫的別墅原先曾是沙皇的夏季行宮之一，幾乎和白宮一樣大。別墅四周有好幾英畝的草坪和花園，在另一邊，森林一直通向莫斯科河岸。
次日上午，赫魯曉夫夫婦來得不算早。他活像一名社交指導員，立刻把一切都包攬起來。“首先，讓我們在屋子前面照個相。”他說，“然后再到莫斯科河上兜一圈，你就可以看看農奴是怎樣生活的。”
“喔，是的，那些被奴役的。”我說，這次決定不讓他再向我進行挑釁。
游艇停在船塢旁等候著，我們沿著蜿蜒曲折的莫斯科河上游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一批又一批游泳者不止一次地從岸邊游來，圍住了游艇，向赫魯曉夫歡呼，爭著和我們握手。當赫魯曉夫向這些游泳者提出“你們感到像是被奴役的人民嗎”這個問題時，我起初還覺得挺有趣。但我很快發覺這是早就布置好了的。“你從不放過進行宣傳的任何機會，是嗎？”我問他。“不，不，”他堅持說，“我沒有宣傳，我說的是實話。”
我們在高大的白樺樹陰下的草坪上進午餐，場面宛如契訶夫小說里所寫的那樣。我們坐下后，赫魯曉夫又表演了一番耍嘴皮子的本領。當阿納斯塔斯·米高揚開始用英語和帕特交談時，赫魯曉夫笑他想當羅密歐，可惜年齡太大又扮演不了這個角色。然后赫魯曉夫對他說：“你聽著，你這個狡猾的亞美尼亞佬，尼克松夫人現在屬于我了。你就老老實實待在你的位子上。”他用手指在帕特和米高揚之間上了漿的臺布上畫了一條假想線，說：“這是一道鐵幕，不許你跨越過來!”
頭幾道菜中有一種西伯利亞名菜：切得很薄，蘸上了鹽、胡椒和大蒜等調味品的生白魚片。赫魯曉夫夾了一大份，看到我也取了同樣一大份時，他贊許地微笑著。“這是斯大林愛吃的菜。”他邊說邊大口大口地嚼著，“他說吃這個有助于他的背脊骨堅挺起來。”
撤去杯盤后，我以為赫魯曉夫和我可以先告退，以便進行嚴肅的會談。但他卻毫無先走的意思。相反，當我們一起坐在那兒時，他又吹起蘇聯火箭與導彈的威力和命中率來了。他隨口說，意外事故很可能發生，使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氣。他說，比如一兩個月以前蘇聯有一枚洲際彈道導彈機件失靈，多射了1250英里，他曾為此非常擔憂，起先擔心它會落到阿拉斯加，幸好落在海洋上。
我問他，如果蘇聯在導彈生產方面如此先進，那為什么還非得繼續制造轟炸機呢。赫魯曉夫答道：“我們差不多已停止生產轟炸機了，因為導彈命中率更高，而且不受人有時失靈和人的感情的影響。人常常因為感情的突然變化而不能把炸彈準確地投向預定目標。你可不必擔心導彈有這類問題。”
當我問到潛艇時，赫魯曉夫說：“我們正盡可能多地建造潛艇。”米高揚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說：“主席是說我們正根據防衛需要建造盡可能多的潛艇。”
我問到用固體燃料作為導彈的動力問題，赫魯曉夫說：“嗯，這是個技術問題，我說不上來。”
這時，氣氛變得相當緊張。帕特笑著對赫魯曉夫說：“主席先生，我覺得很驚奇，居然也有你不準備討論的問題。我還以為政府由你一個人當家的情況下，你必須什么都知道，一切都牢牢掌握在你手里。”
米高揚湊上來替他的上司解圍。“就是赫魯曉夫主席也沒有那么多雙手去做他必須做的一切，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得在這兒幫助他呀。”他說道。
最后，我平靜地說，全世界之所以那么害怕戰爭，大部分原因是蘇聯領導人的好戰講話。“我希望你不要以為你們在莫斯科召開51國共產黨會議，我們連對這些代表們來干什么以及得到了什么指示都會一點也不知情。最近你就在波蘭公開宣布過蘇聯支持各地的共產主義革命。”
“我們不贊成對個人搞恐怖行為，”他答道，“不過，如果我們支持其他國家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資產階級不和平地交出政權，那么，也許就真的必須使用暴力了。”
“換句話說，你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都是‘被奴役的’，因而解放他們也就是正當的了？”我問道。
赫魯曉夫咆哮說，倘若蘇聯支持一場真正的國內革命，那不算干涉內政。
我問他，蘇聯報紙和電臺為什么公開贊揚委內瑞拉對帕特和我搞恐怖活動，這是否屬實？蘇聯報紙曾對想在那兒把我們干掉的暴民深表同情。
赫魯曉夫頓了一下，然后向我探過身來，用充滿感情的聲音低沉地說：“我們有這樣一句諺語：‘你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親。’所以，我愿意回答你這個十分嚴肅的問題。你是那邊義憤填膺的人民的目標。他們的行動并非針對你個人，而是針對美國的政策——針對你們美國失敗了的政策。”
“我同意你有權利發表你自己的看法和同情這些暴力行為，”我說，“但我要指出，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蘇聯還要同這種革命輿論和同情搞在一起，那很可能有失去控制的嚴重危險。這就是為什么像艾森豪威爾和你這樣堅強的人應該會晤的道理。但這種會談必須在互讓的基礎上進行。主席先生，你是我所見過的代表你們觀點的最有力的發言人之一。但你的發言只有一個命題。你說美國總是錯的，蘇聯則從來沒有不對過。和平不能通過這種方式獲得。”
這下又把他惹惱了，于是來了另一篇夸夸其談的長篇演說，幾乎講了一個小時。在他終于平靜下來后，我說：“我的意思是，在你的立場方面有沒有可談判的余地。假如現在坐在你對面的是美國總統而不是副總統，難道你的立場也那么僵硬，甚至連總統的話也不要聽嗎？”
也許他那長篇獨白使他感到疲倦了。他顯然沒有興趣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只是泛泛談了一通柏林問題作為對我的答復，接著便站起來以示午餐宣告結束。
3點半我們又坐下來談，等我們最后離開談判桌時已快（晚上）9點了。人人都有點茫然，我們居然談了五個多小時。
赫魯曉夫的意圖是想威嚇我們，以蘇聯軍事力量和他表示樂意使用這種力量的恫嚇來壓倒我們。和大多數專政者一樣，他把受控制的聽從和令人無法插嘴的獨白當作他自己武器庫中的重要武器。那天下午我使他這兩項重要武器都無法施展。湯米·湯普森證實了我原來的猜想：大多數見過赫魯曉夫的美國人，一般都本能地顯得自己愉快可親并且不同他頂撞，而他卻把這種禮貌視為軟弱的表現。經過這次在鄉村別墅舉行的長時間午餐會，我發現我的本能才是正確的。赫魯曉夫只尊重不害怕他的人、敢和他頂的人以及像他那樣強烈地深信自己事業必勝的人。
結束訪問時，我通過電臺和電視臺向蘇聯人民發表了一次講話，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湯米·湯普森和哈佛大學的威廉·Y.埃利奧特教授——他應我邀請作為我的隨行人員——幫我起草演說稿。湯普森建議我提一下市場事件。他說，蘇聯新聞界曾對此大做文章，所以我的聽眾中一定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在講話中，我僅僅敘述了此事的經過，但這是人們第一次聽到《真理報》公開受到批評，而在我離開之后很久，此事還在蘇聯人民中引起激烈的辯論。
展望未來，我在講話中說：“我以為共處的概念是完全不合適而又消極的。”我進一步解釋道，“共處意味著世界必須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在它們之間隔著一堵仇恨和恐懼之墻。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兩個世界而是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不同的民族可以選擇他們想要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在這個世界里，一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能自由交往。”
我試圖把我們與蘇聯領導人之間的分歧的焦點說清楚：問題不在于哪種制度更好，而是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把它的制度強加給其他國家。提到赫魯曉夫的著名預言，即我們的孫子一輩將在共產主義社會生活時，我說：“我表示，我們并不反對他說的這種情況將會發生。我們只反對他力圖促使它發生……我們更喜歡我們的制度。但我們這種信念最本質的東西是，我們現在不想，將來也不想把我們的制度強加于人。我們認為你們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有權利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選擇最適宜于你們具體情況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離開蘇聯后，我們對波蘭作了一次為期短暫的訪問。
波蘭政府對赫魯曉夫最近的華沙之行只得到了惹人注目的冷淡接待一事十分敏感，因而，它沒有公開宣布我們到達的日期以及車隊行進的路線。然而人們都知道了，這得感謝自由歐洲電臺和即便在控制得很嚴密的共產黨社會中依然存在的地下工作網。
這是個星期日，很多人沒有上班。當我們離開機場不久便受到了歡迎，起初是一小批人，后來是一大群一大群人，揮手、鼓掌、喊叫、歡呼，很多人滿面淚花。數百束鮮花拋向我和帕特坐的車子，甚至扔到跟在后面的記者座車上。政府保安部隊毫無準備。蜂擁向前的人群使車隊不時得停下來，用波蘭語高呼“美國萬歲”“艾森豪威爾萬歲”“尼克松萬歲”。那個星期日約有25萬人擁上了街頭。盡管蘇軍駐扎在那里，盡管他們與蘇聯有著共同的邊界，波蘭人在那個星期日的戲劇性示威，不僅表達了他們對美國的友誼，也表現了他們對近鄰蘇聯的憎恨。
我們于8月5日回到華盛頓，受到了大批人群的熱烈歡迎。我的蘇聯之行在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和赫魯曉夫在展覽會第一次交鋒的電影鏡頭已在美國電視臺播放，對我們幾次會談的報道又使我成了敢于頂撞赫魯曉夫的人。
可是，這種名聲也有一個不利之處。有些報刊評論家認為，倘若我當了總統，我和赫魯曉夫就難以相處。赫魯曉夫此后就充分利用這一說法來提高他的身價。
1960年的競選
在我直接參加的五次總統競選中，1960年這次對我個人影響最大。這是一次緊張非凡的競選。約翰·肯尼迪和我都正處于政治能量最大的頂峰時代，并且我們曾就美國生活和歷史中劃時代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辯論。
我們的分歧異常明顯。他信奉民主黨正統觀點，主張聯邦政府進行積極干預，到處許愿，嘩眾取寵，說是要帶領美國躍入新領導和社會福利的新時代。我則高舉建設性的戰后共和黨主義大旗，以這些保守思想為根據：健全的私人經濟和個人進取心乃是迅速贏得繁榮和進步的條件。但是，使我憤懣和沮喪的并不是這些分歧，而是肯尼迪這一家玩弄政治的手法以及新聞界對他們所做的壞事不聞不問的做法。
肯尼迪和我進入1960年競選時，彼此在個人競選實力和不足等方面都不相上下，旗鼓相當。我的最大本錢是，經加拉加斯事件以及與赫魯曉夫交鋒之后，我或許是僅次于艾森豪威爾的最為我國人民所熟悉的政治人物。民意調查表明，人們視我為有較多經驗的候選人，我也有意要在競選運動中強調我擁有經驗。最重要的也許是，我在體力上、精神上和感情上都為此次競選做好了充分準備，我也熱烈地盼望著它的來臨。我知道這是一場艱難的斗爭，但我覺得我能取勝。
在另一方面，我最大的弱點是我那虛弱的共和黨基地。1960年，達到投票年齡的美國人中有5000萬宣稱他們是民主黨選民，只有3300萬宣稱自己是共和黨選民。在災難性的1958年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得票只占總票數的43%。共和黨正處于1936年以來的最低潮，對于在選票上把共和黨的縮寫字（R）加在他名字前面進行競選的人來說，1960年注定是個不祥之年。
我認為肯尼迪最大的有利條件是他的財富和他本人的風度和魅力。有些共和黨戰略家認為這些恰是肯尼迪的弱點，但我不以為然。經過艾森豪威爾八年來老祖父式的統治，在這新的20世紀60年代，人們可能準備接受一個具有嶄新領袖風格的總統。肯尼迪還可指望民主黨內的堅強團結。和共和黨人不同，民主黨人一貫能夠咽下分歧的痛苦，團結在黨所提名的人周圍。
肯尼迪有兩個主要的政治上弱點。在我看來，一個只是表面上的弱點，即他是個天主教徒；另一個則是實質上的，即他缺乏經驗。宗教問題在多方面都起作用，也許最后會對肯尼迪有利。目前依然存在原教旨主義的反天主教偏見的地區，都集中在我必勝無疑的幾個州。而很多天主教徒將投肯尼迪的票，因為他是天主教徒；還有一些非天主教徒也將投他的票，因為要證明他們并無宗教偏見。可是，經驗問題卻是肯尼迪的大弱點。他作為一名活躍的參議員已達八年之久，他以本人思路寬廣和幕僚質量較高而頗有名聲，但他并沒有特別專長。
正如我確信肯尼迪將是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我幾乎可以肯定林登·約翰遜將是他的競選伙伴。這兩個人都是頂呱呱的競選活動家和政治家，而排出肯尼迪-約翰遜這一陣容在平衡年齡、經驗、地區和宗教方面都是最理想的。這種結合也許是一種很不自然的、毫無樂趣的、權宜性的結合，但這個陣容可以團結民主黨，盡管它以北部自由派為首，但卻可以保證獲得南部保守派的支持。
共和黨要排出能與肯尼迪-約翰遜對等的名單顯然應該是尼克松-洛克菲勒。當我和洛克菲勒7月23日在紐約見面時，我向他暗示，要給他這個位置。如我所料，他沒有接受。我并不怎么遺憾，因為洛克菲勒脾氣倔強，他當我的競選伙伴對于我來說，要比肯尼迪對付約翰遜更為困難。可是，他的堅辭卻使我無法選擇，排不出一張能與民主黨旗鼓相當的名單，而民主黨的名單是排得相當均衡的。
肯尼迪在7月中旬洛杉磯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給人以強烈的印象，獲得了許多人的擁護，名聲很好。在共和黨人7月25日去芝加哥開會之前，我的民意調查人克勞德·魯賓遜認為肯尼迪-約翰遜這一對名單以55%對45%領先于共和黨可以排出來的任何一對名單。
7月27日，星期三，晚上剛過11點，亞利桑那州提議大會一致同意我作為共和黨美國總統候選人。我立即召開有32位共和黨領袖參加的會議，商討挑選副總統候選人事宜。
大會之前，可能成為我競選伙伴的共有六人：駐聯合國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思拉斯頓·莫頓（肯塔基州）、眾議員沃爾特·賈德（明尼蘇達州）、眾議員杰拉爾德·福特（密歇根州）、內政部部長弗雷德·西頓（內布拉斯加州）和勞工部部長吉姆·米切爾（新澤西州）。
到了我和黨的領袖們在布萊克斯通飯店我的套房里開會時，我已把名單壓縮到三人：賈德、莫頓和洛奇。賈德和莫頓二人極力主張我挑選一個享有全國聲望、比我更能得到廣泛的政治選區支持的人。莫頓對謀求這個位置可謂夢寐以求久矣，但他非常大方地推薦我挑選洛奇。艾森豪威爾也這樣主張。
洛奇在到場的黨內頭頭和全體代表中間，獲得最大的支持。總地說來，我也認為他是個適當的人選。當我考慮到他在國內問題的看法上比我更富有自由主義色彩時，我毫不懷疑，一旦有必要，他完全可以接替我擔任總統而且還能干得很出色。凌晨2點30分，我打電話給他，請他當我的競選伙伴。他欣然同意，并作出立即來芝加哥的安排。
我的第二個任務是完成我的接受提名的演說稿。我打算利用這次演說的機會，從艾森豪威爾本人和其政府呆板而又沒有想象力的老一套中跳出來，反正肯尼迪和民主黨人在他們黨的代表大會上已把這個問題端出來了。我打算用更大膽的想法激起人們的興趣，即共和黨的競選活動也可以富有刺激性甚而有鼓舞作用。我請洛克菲勒把我介紹給代表大會，他懂得黨的團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介紹詞。他確實幫了我的忙，戈德華特也這樣做了。
我宣布，我要進行一場空前規模的競選運動。“今晚，我向你們宣布，并向你們保證，從現在起到11月8日，我個人愿意把這場競選運動開展到全國50個州的每一個州。”在一場彼此勢均力敵的選舉競賽中，每一票，每一個州，都是重要的。
我深信，競選運動的關鍵問題是經驗，因而在我的接受提名演說中，我讓人們明確理解這一點。
我要求全體美國人都來參與一場我認為在未來的年頭中我們將面臨的令人振奮的挑戰：
我們將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美國……在這個國家里，我們將看到美國和全世界億萬人民的夢想變為現實——過著人類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更完善、更自由和更富足的生活。
我們必須進行的斗爭是……用我們在戰爭年代中進行戰斗那樣的信念來進行爭取和平和自由的斗爭……自由世界謀求勝利的戰略是對付共產主義世界謀求勝利的戰略的唯一答案。愿我們謀求的勝利……將是世界各國以自由戰勝暴政、富足戰勝饑饉、健康戰勝疾病的勝利。
圍繞著共和黨代表大會和我的接受提名演說所進行的宣傳工作，收到了我所預期的效果。根據蓋洛普民意測驗的報告，與大會前相比，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現在，尼克松-洛奇以53%領先于肯尼迪-約翰遜的47%。不過，我知道大會和演說所起的暫時作用不久即將消失，而我對選舉本身的估計是，我們必須拼個你死我活，一直斗爭到底。
1960年美國政治運動中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因素，那就是兩個總統候選人第一次在電視上展開辯論。
在職的政府官員很少有自愿跟對手辯論的。我知道，就我們兩人而言，辯論將更有利于肯尼迪，因為這樣一來全國都會知道他的觀點，而這一點恰恰是他比我更為需要的。另外，他作為進攻的一方，在戰術上就占了優勢。而我作為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一員，雖說可設法使辯論納入我的計劃和綱領，但我必得維護政府的政績。而我又無法不和肯尼迪辯論，否則新聞界就會把我拒絕辯論變成競選中的頭號新聞。因而，擺在我面前的問題不是辯不辯論的問題，而是如何把辯論安排得盡量使肯尼迪占不了優勢。
我們同意在電視上進行四次辯論。第二、第三兩次實際上是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第一、第四兩次才比較像個辯論會：每個候選人在開頭和結束時發表演說，一個記者小組將提出問題要求答復。兩次辯論節目：一次專談國內問題，另一次專談對外政策。決定這兩次電視轉播的次序后來成為我在這次競選運動中一個最重要的決策，也是我犯的一個最大的錯誤。
因為過去從未搞過這種電視辯論，對哪次節目會吸引更多的觀眾，我們只能猜想。外交事務是我的專長，我希望這場辯論會有更多的觀眾。我認為觀看第一次辯論的人會多些，而隨著面對面辯論的新奇感逐漸減退，人們的興趣也將隨之降低。但我的絕大部分顧問卻以為人們的興趣將隨著運動的深入而提高，因而，最接近大選日的那次辯論，即最后一次，最為重要。我聽從了他們的判斷并同意按此商定次序，即我同意把國內政策排在第一次，外交政策辯論放在最后。
8月中旬起，我兩次訪問南方，開始了我的遍訪50州的競選旅行。第一個州是北卡羅來納，當我在杜克大學求學時曾在那里度過了整整三年的時間。我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次成功的訪問，僅僅由于出了一件看來是很小的事故才有點美中不足：我在格林斯博羅上車的時候把膝蓋碰傷了。當時疼痛很快就消失了，因此我也就不在意。但12天后，膝蓋痛得很厲害，檢查結果是嚴重發炎。我得注射大量盤尼西林和其他抗菌素，在沃爾特·里德醫院臥床兩周。
我那盡早進行廣泛的競選活動以爭取主動的一切計劃，現在都落空了。膝部注射抗菌素當然很痛苦，但使我更痛苦的是，獲悉我每天都落在肯尼迪后面，眼看把競選的寶貴時間白白浪費掉了。
9月9日，星期五，我終于出院。在家里只過了一個周末，我就開始了為時兩周、行程1.5萬英里、走遍25個州的緊張旅行。從旅行的第一天就可看出整個日程是多么緊張。我們一大早從巴爾的摩飛往印第安納波利斯出席一個群眾大會，又從印第安納波利斯飛往達拉斯，在車隊簇擁下前往大會，再從達拉斯到舊金山出席在機場上舉行的集會和在鬧市區的聯合廣場召開的大會。上床已是東部時間午夜兩點了。
這種進度肯定對我有影響。不到三天，我就發燒達華氏103度（相當于39.4攝氏度）以上，但仍按原日程進行。現在我才知道，我早該接受我的競選經理鮑勃·芬奇、日程負責人吉姆·巴西特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建議，他們認為我正可利用住院休息作為理由，取消在全國50個州開展競選活動的保證，而且這個理由既很正當又能說明事出無奈。但是我已經作出了保證，我就要堅決貫徹到底。我感到我必須拼命趕上肯尼迪。在我住院期間，他在蓋洛普民意調查中以51%對49%再度稍稍領先。因此，我不僅不減輕競選活動的負擔，恰恰相反，為了彌補時間損失，我是加倍努力，全力以赴。
出院后的第一周，我訪問了14個州。第二周，我訪問了11個州。在華盛頓家里待了不到一天，便搭夜航班機去芝加哥，那里有5000名群眾等候在機場。作了簡短講話、和人們握手后，我即驅車去參加街頭集會。這些都是早先計劃好了的，我們將驅車去五個選區，在每個選區都舉行這樣的集會。午夜一點以后，我才上床。我和肯尼迪的第一次辯論正好安排在那天，即9月26日晚上。
那天早上，我按計劃向木匠工會年會發表演說，所以只有下午一整段時間能坐下來熟悉熟悉我為辯論準備的筆記。上電視臺時，我精神雖然飽滿但身體確已疲憊不堪，我自己也看得出來。生病住院和緊張的日程使我體重減輕了10磅。我的衣領顯得大了一號，穿起來松松垮垮的，很不成樣子。
幾分鐘后，肯尼迪到了，黑黝黝的臉色，休息得很好，看上去很結實。我的電視顧問特里·羅杰斯建議我使用一下電視化妝，但我不明智地加以拒絕了，只同意在早上雖刮了臉下午又呈現青色的兩腮上使用一點“胡須膏”。
肯尼迪在整個辯論中始終采取攻勢，抨擊艾森豪威爾的政策，說它無能透了。他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個更加積極進行干預的聯邦政府。他提出的許多目標，我并沒有不同意，但對于他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所主張采取的手段，我給予了迎頭痛擊。
辯論涉及的絕大多數問題都是實質性的，但恰恰是一個非實質性的問題刺痛了我。一名記者提到一個月前在一次記者招待會快結束時，艾森豪威爾在回答我作為副總統曾提出過哪些高見時說過：“如果你能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我也許想得出一條來。”艾森豪威爾當時的意思是說“請在下星期的記者招待會上來問我這個問題”。他很快發現自己說錯了話，當天下午就向我表示歉意。民主黨人抓住艾森豪威爾的疏忽，對我強調當總統要有經驗的戰術來了個釜底抽薪，并暗示艾森豪威爾也不怎么熱情支持我當候選人。
大多數觀察問題重實質而不重外表的社論作家，包括親肯尼迪的《華盛頓郵報》和《圣路易郵報》，都說這次辯論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在辯論后對電視觀眾所作的民意調查表明，肯尼迪占了上風。支持肯尼迪的《亞特蘭大憲章報》的拉爾夫·麥吉爾發現收聽廣播辯論的人都說我比肯尼迪強。但這并不使我感到有多大安慰，因為電視觀眾要比廣播聽眾多五六倍。
我在第一次辯論中損失最大的不是我和肯尼迪交鋒的實質，而是我們兩個人身體形象的對比使我處于不利地位。當然對電視這個政治宣傳工具作這樣的評價，未免有點太糟蹋電視的作用了。辯論的電視節目結束之后，電話紛紛打來，我母親也來過電話問我出了什么事，因為我看起來身體確實顯得欠佳。
第二次辯論定于10月7日，即11天后在華盛頓舉行。這下我懂得必須改變在第一次辯論中給人的外表印象。一天享用四頓營養豐富的牛奶和冰淇淋飲料，這種養生方法使我的體重增加了。而且，這一次我同意化妝。
我立即采取攻勢，猛擊肯尼迪的致命弱點。在蘇聯擊落我們的一架U-2型間諜飛機后，他在5月間發表了一項輕率的聲明，建議艾森豪威爾應向赫魯曉夫道歉。我爭論說，美國總統決不因采取保衛美國安全的行動而向人道歉。我還狠狠抨擊了肯尼迪的井蛙之見——不愿保護由蔣介石軍隊占領的近海島嶼金門和馬祖。
經過第二次辯論，大家一致認為我比肯尼迪強。《紐約時報》報道說，我“顯然來了個反攻，又領先了”。《紐約先驅論壇報》社論說，我“顯然贏了第二回合”。但觀看這次辯論的觀眾要比第一次少2000萬。
第三次辯論在10月13日進行，我在洛杉磯電視臺、肯尼迪則在紐約電視臺露面。我自始至終采取攻勢。我再次揪住金門-馬祖問題，說肯尼迪在戰爭威脅之下愿意把這些島嶼拱手送給共產黨人，這等于在訛詐面前屈膝投降[6]。在第三次辯論后不久，我獲悉肯尼迪的一位高級外交政策顧問打電話給赫脫國務卿，說肯尼迪不愿讓共產黨有美國不會團結起來一致對付侵略者的印象，因而打算修改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以表明他不是和政府唱對臺戲。我吃準了肯尼迪想從這個不得人心的立場上開溜，所以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不讓他溜走。但是，金門-馬祖形勢委實太緊張了，而且美國制止共產黨攻擊的作用確也太重要了，于是我決定，只要肯尼迪改變立場，便不逼他過甚。我只指出他態度變化反映了其人缺乏經驗，然后就擱下這個問題不提了。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辯論于10月21日在紐約舉行。這是一場關于對外政策的辯論，我們曾希望擁有最多的觀眾，可是，觀看的人仍較第一次少了2000萬。
辯論前一天，下午版報紙就以大字標題渲染：“肯尼迪主張美國干預古巴；呼吁援助古巴叛軍。”我知道肯尼迪已收到中央情報局一份政府對古巴政策的簡報，估計他和我一樣都知道一項援助古巴逃亡者的計劃早已絕密地開始執行。他的聲明使該計劃受到危害，因為這種計劃只有在秘密支持、秘密執行的情況下才有成功的希望。
我知道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辯論。為了保守計劃的機密，為了保護成千上萬名執行這一計劃的人的安全，我別無他擇，只得采取同他完全相反的立場，攻擊肯尼迪主張公開干涉古巴。這種角色我在任何一次政治活動中都不曾扮演過，真是言不由衷，啼笑皆非。我使擁護我的人大為震驚和失望，卻得到所有不明真相和不該支持我的人們的支持，簡直是亂了套。《華盛頓郵報》還贊揚我善于克制!過不了幾天，肯尼迪改變了他的態度，但只有一小部分觀眾注意到這一變化。反正在這場辯論中，肯尼迪在6000萬人面前樹起了這一形象：在對付卡斯特羅和共產主義方面，他比我強硬得多。
有人說1960年競選運動決定性的轉折點是這幾場“大辯論”，這是言過其實。把一場如此緊張的競賽的勝敗歸結為一種因素造成的，這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猜測和過于簡單化的分析。
輿論調查看來可說明，這幾場辯論對選舉結果沒有多大影響。第一場辯論前，蓋洛普調查說肯尼迪以51%對49%領先。7周以后，經過所有這幾場辯論和全國范圍的緊張競選活動，蓋洛普調查表明，肯尼迪為50.5%，我為49.5%。大選日那天的民意調查，我和肯尼迪實際上平分秋色：肯尼迪49.7%，我為49.6%。
總的來說，電視辯論在說明總統競選所爭論的問題方面，能否起一種可信賴的作用，我是表示懷疑的。鑒于這一輿論工具的性質，它顯然有利于影劇編導式的人物而不利于政治家。
最后一場辯論之后，離大選日只有兩星期多一點，我更是全力以赴。民意調查表明我只稍微落后于肯尼迪，但我感到有一股勢頭正在形成，我覺得來一個最后沖刺，我們也許還能登上頂峰。
我繼續拼命在群眾集會上演講。在最后一個星期，我還增添了幾次15分鐘的電視談話，談一些重要問題。我力圖把我和肯尼迪在國內問題，首先是經濟問題上的主要分歧，更鮮明地加以突出出來。他提出的政府開支計劃將使聯邦預算增加150億美元左右，從而會引起物價飛漲。在這最后的幾天里，我要接觸盡可能多的選民，而電視則可能是最理想的渠道。但購買電視時間耗資甚巨，而我的競選經費又即將告罄。因此我們只買得起一次長時間的電視廣播節目時間，預定在大選日前一天播出。
從競選活動最初的日子起，我便策劃要把艾森豪威爾作為我保留到最后的政治武器，一旦使用起來將會發揮巨大的威力。我們覺得，在競選的最后兩周，他到一些關鍵州的主要地區露面，將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艾森豪威爾一開始就完全贊同我的戰略。但當肯尼迪開始攻擊他的政績，尤其是那個想象出來的所謂“導彈差距”問題時——這對艾森豪威爾的才智和是否勝任的問題都是個侮辱——他開始不再自我克制，發起火來了。
我原定10月31日和艾森豪威爾在白宮共進午餐，討論他提議要進行的一個范圍特別廣泛的活動計劃。午餐前那天晚上，帕特接到瑪米·艾森豪威爾的電話。她非常激動地說，艾森豪威爾的心臟可能經受不住緊張的競選活動。但他下了那么大的決心要出來答復攻擊他政績的人，以致連她都說服不了他。她懇求帕特要我出面讓他改變主意，但一定不要讓他知道她曾從中干預。她說：“決不能讓艾克知道我打過電話給你。”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白宮醫生霍華德·斯奈德少將的緊急電話。他告訴我，他不能批準使總統負擔過重的競選計劃。由于肯尼迪的攻擊，艾森豪威爾肝火很旺，但緊張的競選活動又會使他本來有病的心臟受不了。“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但他通常又不聽我勸告。”斯奈德說道，“求求你，為了他的健康，要么設法說服他，要么就干脆別讓他干這事。”
那天下午我到白宮時，艾森豪威爾精神煥發，這是很少見的。一份范圍廣泛的旅行計劃已制訂好了，它包括在一些關鍵地區增加若干個停留地點，如伊利諾伊州南部、紐約州北部以及密歇根州，這些都是我們認為競選特別激烈、雙方力量特別接近的地區。當我開始提到六七個要他不去進行這次范圍廣泛的旅行的理由——當然都是些不太站得住腳的理由——他感到，說得輕一些，莫名其妙。他先是感到自尊心受到傷害，繼而就大發雷霆。但我不為所動，堅持要他按原計劃行動，并在大選前夕陪我和洛奇在電視上露面。最后他默許了。自尊心使他一語不發，但我當然知道，我的舉動使他疑惑不解甚至灰心失望。
競選運動最后一周，艾森豪威爾出了幾次場，那些陪同他旅行的人都說從未見過他有如此狂熱的黨性，即便為他自己競選也沒有這樣過。事后看來，他當時如能實現那個范圍廣泛的競選旅行計劃，也許會對選舉結果起決定性影響。比如他要是去了伊利諾伊州南部，其影響肯定會波及密蘇里東部，那就很有可能把肯尼迪以極微弱優勢獲勝的幾個州拉到我這邊來。
可在當時情況下，我只能勸阻他，限制他的活動。好幾年之后，艾森豪威爾夫人才告訴他我突然改變主意的真實原因。
經過最后一個星期發瘋般的努力，我的競選活動算是結束了。從8月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我行程6.5萬英里，訪遍50個州。我按計劃作了180次演講，發表了無數次即席談話，舉行過多次非正式的記者招待會。凡是能做的我都做了，沒有偷過一次懶，我的工作班子也一樣。競選活動具有一種特別緊張的勁頭，一下子可以令人筋疲力盡，突然之間又可使你振奮亢進。
我們飛往加利福尼亞投票并等待結果，它要在下午6點左右東部投票站關門之后才知道。為了使這個漫長的下午過得快些，帕特帶了特里西婭和朱莉上貝弗利希爾斯理發館去做頭發。我為了緩和一下這種緊張的等待，和唐·休斯、杰克·舍伍德以及一名洛杉磯警察局的司機沿著太平洋海岸公路驅車南行。休斯說他從未去過蒂華納，我們的車便一直開到位于墨西哥境內的這個市鎮。回洛杉磯時，第一批選舉結果已報來了。
選舉日之夜總是像公園游客在滑行軌道上滑行那樣令人興奮激動，但 1960年的選舉日之夜卻是我所經歷過的最使人著急、最令人沮喪的選舉日之夜。得克薩斯報來的情況搖擺不定，俄亥俄稍稍對我有利，但賓夕法尼亞卻倒向肯尼迪。芝加哥市市長戴利把持的選舉機構要拖到伊利諾伊州南部共和黨控制的各縣把數字報來后才發布選舉結果，而我們要到這個時候才知道民主黨需要多少張票才能贏得該州。總的趨向有利于肯尼迪，但到了午夜，我又很快拉平了晚上早些時候少于肯尼迪170萬票的差距。我能否超過他尚不確定，不過競賽尚未結束。即便如此，大多數報紙卻早已預告肯尼迪的巨大勝利，記者和評論員們對我施加強大壓力，要我認輸。我決定發表一項簡短聲明，說明到現在為止選舉結果的明顯趨勢。
帕特的自尊心受到了打擊，激怒異常，堅決反對發表任何聲明，并說她將不和我站在一起發表這種講話。幾分鐘后，當我拿起筆來起草講話要點時，她走進房間來對我說：“我想我們應該一起下樓去。”我不知道我更愛她的頑強戰斗品質還是更愛她的親切溫情脾性。正是這種時刻，當你感到失敗已影響你家庭的時候，失敗的痛苦才是最最難以忍受的。
中午12時15分，我們下樓走進大使飯店舞廳。我說：“如果目前趨勢繼續下去，參議員肯尼迪將成為下屆美國總統。”舞廳里效忠我們的人群高叫：“不要放棄!”“你仍然會贏的!”帕特好不容易抑制住自己的淚水，而我呢，則只想回到我那孤獨的房間里去。
第二天早上6時，朱莉把我搖醒。肯尼迪現只領先50萬票，而且傳聞芝加哥和得克薩斯發生了大規模舞弊事件。埃弗雷特·德克森來電要我申請重新計票，并要求我不要發表認輸的聲明。他警告我，一旦認了輸，投票記錄將被銷毀或不再保存，那時再請求重新計票就辦不到了。接過他的電話后，我獨自坐了幾分鐘，考慮了一下當前形勢。
事先我們沒有對付此類局面的準備，這是一個嚴重錯誤，目前，要挽救過來為時已晚。重新計算選票需半年以上時間，在這期間，肯尼迪當選的合法性便成了問題。這于美國對外關系將起破壞性的影響。我不能把國家拖入此種局面。而且，盡管有種種舞弊，應我要求而重新計票的結果，萬一仍然是肯尼迪得勝，那又該怎么辦？我這一輩子將被人奚落為“輸不起的人”，以后就別想在政界混了。考慮了這些和其他許多因素，我決定向肯尼迪發出我承認競選失敗的電報。
我本想在回華盛頓的長途飛行中睡一會兒，可怎么也睡不著，相反，我總在想這次選舉結果多么接近，以及我們本來應該采取不同的做法。
1960年選舉是1888年哈里森-克利夫蘭競選總統以來雙方得票最為接近的一次。肯尼迪得票3422.1萬張，我得票3410.8萬張，僅差11.3萬張。每一選區只要有1.5%選票的波動，就可使局面整個扭轉過來。
我們發現華盛頓對選舉舞弊議論紛紛，全城為之騷動。共和黨許多領導人仍力主我應對選舉結果提出異議，并要求重新計票。艾森豪威爾本人也力主這樣做，并答應幫我募款解決重計伊利諾伊和得克薩斯兩州選票所需的費用。
毫無疑問，1960年選舉是有大量舞弊行為，得克薩斯和伊利諾伊是舞弊最嚴重同時也是搞得最明目張膽的兩個例子。比如，得克薩斯有個縣，登記投票的只有4895人，計出的選票居然有6138張。芝加哥有一架投票機把43人投票記錄為121人；而我恰好在這個選區以79票對408票敗北。華盛頓一位記者兼主編本杰明·布雷德利，是肯尼迪的密友，曾寫過一本《與肯尼迪談話》的書。書中寫到肯尼迪在大選日晚上打電話問戴利市長芝加哥情況如何，據說戴利回答道：“靠點小運氣和幾位好友的幫忙，伊利諾伊州你是穩拿的了，總統先生。”
肯尼迪死后若干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威克為尼爾·皮爾斯所著《人民的總統》一書寫的前言說：“今天誰也不知道，或許將來也不會知道，1960年美國人民究竟選了誰當總統。按照慣例，約翰·F.肯尼迪宣誓就任總統，但這是否是人民的真實意愿？就算是的話，人民的意愿又以何種手段和什么樣的多數予以表達？這一切都是一筆糊涂賬。”
雖說我是個政治里手，1960年還是遇上了幾個沒有預料到的新因素，其中每個因素對選舉結果都有很大的影響。
首先是作為主要新聞工具的電視，使記者、評論員和制片人擁有極大的影響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人決定著人們在競選運動中可以聽到什么和看到什么。
另一個新的政治現象是，1960年居然有如此眾多的記者當了肯尼迪競選活動的刺激性的俘虜，并被他個人的使命感所感染。他們之間產生了一種很不尋常的共同利益，它取代了新聞界對待政界人物一貫所持有的懷疑主義態度。西奧多·懷特在其《1960年總統之產生》一書中對此論述道：
四五十位全國性記者從肯尼迪開始全力投入選舉之日起直到11月那些個最緊張日子里，始終跟隨在肯尼迪左右。所以說，到了競選活動的最后幾周，他們已不再是一般的記者團，他們已成了肯尼迪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則成了他最虔誠的崇拜者。每當通宵達旦乘坐競選汽車或搭機徹夜飛行時，他們便哼起自己編寫的挖苦尼克松先生和共和黨的歌曲，和肯尼迪的競選班子一起組成合唱隊。這時，他們感到自己也是上帝的士兵，朝著“新邊疆”高歌猛進。
《芝加哥論壇報》的老資格政治分析家威拉德·愛德華茲選舉后寫信給我，說得就更加直截了當了。他說：“帶有傾向性的報道……所達到的驚人程度”是“美國新聞史上最可恥的篇章之一，如果不算最可恥的話”。
這次運動的另一個不同尋常的方面，是肯尼迪的競選組織和手法。說到競選，我可算是身經百戰，見過世面的，但與1960年這次相比，則真是如同小巫見大巫。我的競選組織稱得上效率很高，忠心耿耿，財力雄厚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確。但我們對手的組織，除了人員同樣忠貞不渝之外，還擁有無限財源，并且動員了一批最最冷酷無情的政治活動家來進行領導，那是總統競選史中所罕見的。
肯尼迪的競選組織干起丑事來，有其獨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無其事大模大樣地干，使多少政客都甘拜下風，還使多少好議是非的記者自嘆弗如。其實，在初選時，從我看到肯尼迪是怎樣玩弄既精明又冷酷的一手，把休伯特·漢弗萊干掉之日起，我早應料到事態會如何發展了。漢弗萊在16年后出版的《一個社會活動家受的教育》這本自傳中寫道，“肯尼迪的競選組織確實令人印象深刻，卓著成效。”他又寫道：“但在漂亮外衣的背后，卻有一種使我難以接受和無法忘懷的冷酷無情和粗暴蠻橫的成分。”
最后，肯尼迪一家反復在運動中成功地大事渲染宗教問題，盡管他們曾保證不這樣做，結果還是使它成為競選中的一個爭論問題，我對此是毫無準備的。在羅伯特·肯尼迪領導下，他們把這次總統選舉部分地搞成一場實行宗教寬容還是宗教偏見的公民投票。從這時起，和有些人一樣，我也學乖了些，知道要提高警惕。那些人在肯尼迪這一家的權力、金錢和他們操縱的新聞工具之下，曾經吃過很大的苦頭。我發誓，今后如果在政治權術上還比不過他們或別的什么人，我決不再參加競選。
1972年選舉時，在一則當時記下的日記中，我思考過1960年我若當上總統，局勢將會如何：
倘使我們當時像現在這樣懂得如何進行競選等，那我們是很可能贏得1960年的選舉的。至于此事究竟是禍是福，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現在說的不是指我個人而是指這個國家。我們很可能繼續長時間地保存那老一套的政府機構，也很可能不關心這個國家要我們做的事。另一方面，如果1960年我們得勝，在處理古巴-豬灣危機問題上，也許手法會大不相同，我們很可能會把蘇聯人打翻在地，把古巴從卡斯特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將對今后局勢的發展起很大的影響。我同樣認為，我們也會以不同的辦法解決越南問題，只要知道今后非使用武力不可，一定會及早并有效地使用我們的力量。總之，古巴導彈對抗一事發生在1962年，這肯定是歷史對我們的照顧，因為它注定了我們競選州長的命運。我常說，一旦我贏得州長選舉，我肯定會在1964年得到提名，但也可能失敗。當然，人們也會把歷史寫成另一種樣子。如果我們（1962年）獲勝，肯尼迪就不會去得克薩斯，奧斯瓦德也就不會開槍把他打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更好的機會再度競選，得勝的可能性總比肯尼迪被刺之后要大，而約翰遜也就不可能利用殉難烈士的光環去對付戈德華特了。
大選后不幾天，我就在考慮，14年公職生涯將于1961年1月20日結束，那么下一步該怎么走。
參加了肯尼迪就職典禮后，帕特和我徑往F街俱樂部，出席海軍上將劉易斯·斯特勞斯夫婦為艾森豪威爾總統夫婦舉行的告別午宴。
當我告別艾森豪威爾時，他緊緊握住我的手，握了很長時間。起先我以為他要動感情了，但他只是說：“希望你和帕特不久來葛底斯堡我家做客。”我說我們會來的。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同特里西婭與朱莉一起在家進一頓安靜的晚餐。兩個女兒都很克制。她們說，如果我不是在芝加哥和若干其他地方吃了舞弊的虧，本來這頓晚餐篤定是該在白宮吃了。我雖有同感，但我還是對她們說，現在不是發牢騷的時候，況且選舉失敗也有好處，我不是就可以常常在家吃晚飯了嗎？再說，學校一放假我們也可以一起外出旅行呀。
我的警衛人員在中午便要撤走，不過我的專用汽車和司機則要到午夜才撤走。約翰·沃德洛當我的司機快8年了，我問他是否可以在晚餐后把車開來，為我開最后一趟車，在全市兜一圈。
街道交通混亂不堪，加上冰雪滿地，弄得情況更糟。成百上千輛小汽車和出租的高級轎車排成長龍停在飯店門外，等候身穿燕尾服的紳士和曳地長裙的女士們赴慶祝總統就職的舞會。沒有人注意我們驅車經過白宮，沿著去國會大廈的大街飛馳而去。
我要約翰把車停在副總統專用的停車場上，我步出車門走上寬闊的大理石臺階。一位驚愕的警衛讓我走了進去，我穿過參議院大廳，沿著長廊走向中央大廳。國會大廈的穹頂高高聳起，整個大廈只有我走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的腳步聲在回響著。
* * *
【注釋】
[1] 原文如此。——譯者注
[2] 4H代表“心、手、頭、健康”，四個以“H”字母開頭的英文字。美國農業部一直在農村青年中組織4H俱樂部，對青年進行科學種田和農業經營方法的教育。——譯者注
[3] 在馬薩諸塞州，為哈佛大學所在地。——譯者注
[4] 指英王愛德華八世為了娶美國平民辛普森夫人為妻，寧愿放棄王位之事。——譯者注
[5] 在英語中“派別”和“鳥翅膀”同為一字（wing）。這里說像“寄宿學校飯桌上的雞”，意思當然是說盡是翅膀，也就是盡是派別。——譯者注
[6] 這種說法顯然體現了尼克松當年的偏見。——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