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是回到眼前吧，也就是說回到一八八六年，讓我們再一次地拜訪一下米歇爾-夏爾。我祖父在黑山度過了一八八五年的秋天，對他來說，那是最后的一個秋天了。久久地散步的時光已一去不復返，他在一個訂好的漂亮的練習本上謄抄他的意大利書信，借以消愁解悶，那是他四十年前的信件，他也許在一些地方進行了修改和潤色之后，把原信撕毀了。他還草擬了一個他一生的簡短經歷，以留給自己的孩子們，其中洋溢著不事張揚的誠懇。所有一切都由一個決定往好處看的和藹可親的人描寫到了。他贊揚了諾埃米的聰明，以及她在社交場上的良好風度。替代死去大約二十年了的那個小女孩的小女兒瑪麗，如同他所希望的那樣，成了他年邁體衰時的天使，他不懷疑今冬在里爾上流社會，這個年輕姑娘的開端會獲得很大的成功。那一年的那個瑪麗的一張照片給了這個著了迷的父親以佐證：穿著綢緞裙子的漂亮姑娘一本正經，明眸中透著一絲快活的光芒，著實迷人。至于她哥哥米歇爾，他肯定地對我們說：“那是個脾氣暴躁但心地善良的人。”簡歷絲毫未提他的兩次開小差和隨之而來的在英國的七年逗留，也未提到父親為逃亡國外的兒子的憂心如焚，不過與貝爾特的結合卻提及了：“他非常愛她，而她也對他報之以強烈的愛。他們剛給我們添了一個胖小子。”米歇爾-夏爾肯定并不高興常去看看這個如此企盼的新生兒，圖爾奈對于一個病人來說太遠了，而米歇爾又因禁令而難以回到法國。他真的以為這對年輕男女能生活在持續終生的蜜月之中嗎？也許他是這么以為的，這個深思熟慮的人身上有點天真幼稚勁兒。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經收到醫生的“判決書”了，他已經習以為常的那個舊病灶——胃潰瘍——已經轉成胃癌了，而且當時無法手術，他已來日無多。但是，我們的軀體有著對它自身的一些默默的判斷，而且是銘記在心的判斷。我在想，米歇爾-夏爾在離開當時為濃蔭遮蔽的黑山（但自戰爭爆發之后大樹都遭到了破壞，而今天，又遭到開發商們的蹂躪）時，他向那些參天大樹投去了一個在這些綠色植物中注入了自己一部分不朽的人的一瞥。當然，我并不相信這樣的一種想法會自覺地沉浸在我祖父的頭腦里，更不用說他會把它表達出來了，然而，它卻不定型地，幾百年、幾千年地浮現在所有那些熱愛自己土地和樹木的人的腦海中。
在里爾，米歇爾-夏爾住進他的臥室再沒有出來，房間的窗戶掛著鏤空花邊窗簾，每個星期都得洗一次，因為里爾的煙炱并不放過漂亮的住宅。附近的數家工廠和煤廠的廢氣煙塵，從空中落下，黏到金色的窗框上，窗玻璃被弄得模糊不清，壁爐的黑色大理石黏乎乎的，仆人怎么擦拭也無濟于事。我像為我的一位叔伯祖父所做的那樣，可以自己問自己他在想些什么：他是否在腦子里撫摸著一塊遺留在羅馬郊外的古代大理石的光滑碎片，或者一個容易讓外國紳士上手的漂亮村姑的褐色酥胸，而那粉紅色的ru頭在顫動、變硬，肉體的靈活與大理石的巋然不動形成強烈的反差。他還在想他的那些一個五月的命定之夜的同學們和陪伴他們在凡爾賽郊游的輕浮女子們嗎？也許他什么都不想，只想著他的那個死神已住入其中的胃的隱隱作痛。另外，他那疲憊的身軀還受到風濕病的折磨。
他獨自一人住在夫妻二人的那間大房間里，諾埃米住在隔壁，一來是為了讓病人可以好好休息，二來陪著一個病入膏肓的軀體很不舒服。那間漂亮的臥室有一股馬廄味兒，米歇爾-夏爾聽信其馬車夫的話，認為馬尿是治風濕病的靈丹妙藥，因此，他讓人在他床底下放了一只大盆，裝滿了這種氨臭的液體，而且他還不時地把他疼痛僵硬的右胳膊偷偷摸摸地浸在那只大盆里。
在這段日子里，諾埃米忙得不可開交：她得隨時叫人去藥店或草藥店；如果病人突然感覺不妙，她得讓人去找那個醫生，并叫來其他醫生參加會診；她得去公證人那兒——那是一位老朋友，或者讓他悄悄地到樓下客廳，弄清是否一切安排就緒；還得悄悄地接待裁縫，預備自己的和家里人的喪服。但她主要操心的是監督充當看護婦的修女們，她得阻止她們把時間浪費在捻念珠或在病人床前念彌撒經本，而把照料病人的事全推給已忙得精疲力竭的女傭們。（這些頭戴修女帽的村姑很討厭，喜歡支配仆人們來為她們做事。）有的時候，則完全相反，修女們忘了身份，跑去配膳室偷吃的，令諾埃米深感不安。一個修女往往借口去找托盤溜到廚房里，把她顯然是裝眼鏡、毛線活兒和經書的大籃子裝滿糖果。諾埃米肯定地說她不止一次發現她們這么干；上漿的修女帽和胸前那金屬十字架根本沒有減少她對用人們——此刻，修女們也算在用人之列了——的懷疑，她因此而忘了染頭發（按她的話來說，清洗一下頭發），而她原是用濃咖啡煎劑每星期染一次的。
天生的護士瑪麗以她十八歲的妙齡給這間臥室添加了點歡快與活力，沒有誰能像她那樣擅長于把枕頭拍拍松或說服病人喝一口奶。父親快不行了的時候，米歇爾冒險跑到里爾，當局私下同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沒人會去一個如此深受敬重的父親的靈床前抓一個逃兵的。不過，來訪者也是謹慎行事，一步不離父親的房間。臨終前的一天，米歇爾-夏爾用他那僵硬的手指艱難地把嵌在硬石座上的鐫有徽紋的戒指弄下來——那是從米歇爾-多納蒂安那兒繼承下來的，同時還把雕刻著老年奧古斯都頭像的那個漂亮的古老浮雕玉石戒指弄下來，全都交給了自己的兒子；他又朝放零碎雜物的盤子點頭示意，那上面放著在英國買的那只精美昂貴的表。
父親逝世的第二天，米歇爾一大早就聽見有人敲門。他身子躲在門后，探頭二樓欄桿外：也許是殯儀館的職工前來量尺寸的。不，來的是里爾上流社會的一位貴婦，住在同一條街上，一大清早前來吊唁的。諾埃米穿過門廳上前迎接。
“啊，我可憐的諾埃米，你的頭發全都灰白了！”
“是傷心所致，我的好阿德麗娜，是傷心所致。”
米歇爾在巴約勒的葬禮之前便走了。據我異母兄長轉述的一個傳言（也許全都是他自己編出來的），米歇爾-夏爾立下遺囑，在里爾慈善院為窮苦病人捐款設了一張床，條件是他兒子有一天必要時能被接收并照料到死。用這些詞語立下的這樣的一個遺囑讓人感到一種十七世紀而非十九世紀的味道。不過，不管怎么說，米歇爾無需利用這一遺囑，他命中注定要在瑞士的一家診所風風光光地死去。但留給這個浪蕩公子的那一份遺產倒確實是由一個家族委員會監管著，該委員會由諾埃米主持，她的公證人們協助她。這么做的借口是米歇爾不可能很快返國，因此也就無法管理自己的財產。這個困難沒有像大家認為的那樣持續太久，一八八九年，一道出人意料的大赦令向米歇爾重新正式打開了法國的大門。但是，無論是諾埃米發號施令的里爾還是黑山，都不能吸引他；另外，圖爾奈是個偏僻之處，他曾經住在那兒只是為了取悅一個現已不在了的人，他在那兒只用了三個月便耗盡了各個城堡和豪宅的上流社會的風采。諾埃米每一季度隨一封尖刻的信寄給她兒子的錢足以使年輕夫婦一心想著換個去處了，在其父死后到貝爾特去世的那十三年中，米歇爾仍湊湊合合地在闖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