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考察太平天國末期的種種，以更好地理解國外勢力所起的作用，我們需要先明確一下他們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1853年初，太平軍一路跋涉抵達江寧，并以江寧為都，這段經歷是外邦共同的興趣所在。更讓他們好奇的是太平天國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宗教信仰。為此，英法美都曾派人往長江上游方向一探究竟，想弄清楚太平天國的勢力范圍以及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1853年4月，密迪樂隨英國軍艦赫爾墨斯號出航時，曾對太平天國欽佩有加。他的上司喬治·文翰爵士曾仔細研讀過太平天國文獻的譯本，所持態度就相對比較保守了。他宣布對太平天國政府要保持嚴格中立，并曾奏報英國政府說，太平天國的宗教教義所滿足的主要是“一種政治動機，領袖們需要利用它去左右人們的思想，讓他們成為自己的事業的附庸”。梅德赫斯特博士在給文翰的匯報信中基本上已經道破了這場運動的本質，認為它是荒謬的宗教信仰和精明的政治目的的結合：
對于這種差異，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有兩種想法或兩類人同時并存，一類人態度虔誠而謙卑，只想一心事主，并通過贊頌唯一救世主以求恩澤；另一類人則想要借此獲取蒙昧的民眾的信任，以幫助自己爭奪權位。
梅德赫斯特認為，如果這場暴動能取得成功，那么至少基督教信仰能得到保證，通商的可能性也更大，但鴉片貿易一定是嚴格禁止的。太平天國在宗教思想方面算是承襲西方，因此還有幾分贊成自由主義的可能，但倘若取勝的是朝廷，那么他們必然會變得比之前更加排外，更加倨傲。但盡管如此，他還是提倡中立政策。
1853年，法國公使造訪天京，卻沒能如愿面見太平天國的高官。這位公使的觀點與梅德赫斯特十分相似，他認為太平天國還遠沒到能成大氣候的地步。
1854年5月，美國傳教士羅伯特·麥克萊恩抵達江寧。當時正值太平天國宗教狂熱升溫不斷的時候，楊秀清剛封了圣靈，太平軍的態度變得更加排外，更加趾高氣揚。如果說一年前他們對待文翰的態度可以稱為傲慢，那么給麥克萊恩的回函則是變本加厲。麥克萊恩在遞交給太平天國的公函中要求對方承認兩國為平行交往關系，而且不必“納貢”，太平天國便在回函中大加駁斥，并以此為由拒絕讓他面見東王。此外，他們還表示：
爾等果能敬天識主，我天朝視天下為一下，合萬國之體，自必念爾等之悃忱，準爾等之進貢，歲歲來朝，方得為天國之臣民，永沐天朝之恩澤，安居藩屬之邦，永享殊榮。此乃吾等誠心所望，令爾等速從，不得有違。
梅德赫斯特本是有權承認太平天國政府的，但這份回函以及太平軍那不倫不類的宗教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研究了太平天國的教義之后，梅德赫斯特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經實際考察，眼下情況不盡人意，相比其民事組織和宗教組織，不過是半斤八兩。其成員多數蒙昧無知，且人員有限，戰場及已攻占地區人數加總約為5萬到10萬人，而清軍竟不能與之相抗，立即克復失地更是無望。無論其他文明開化之邦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如何，至少可以肯定，太平天國既不真正信奉也不真正理解基督教；且無論其政權性質如何，至少可以斷定，與之建立并維持平行邦交關系是不可能的。
其實總的來說，太平軍并沒有對洋人表現出明顯的敵意，密迪樂也在書中表示，他覺得太平軍態度友好，只是對外來的思想理解不充分，因此對外國人不能平等相待。他們對外貿興趣平平，所以三合會攻占上海的時候，這座城池實際上已經落入太平軍手中了，他們卻沒有伸手接管。
1853年到1856年間，三合會一直占據著上海，由此引發的幾個問題漸漸浮出水面，其中兩個問題尤其關鍵，時至今日都具有其重要性。第一，上海缺少一個合法的衙門，那么關稅問題應該如何處理；最后海關管理權落到了外國人手里，這就是后來的洋關制度的起因。第二，如何處理租界的難民問題，這直接導致市政當局處于外國人控制之下，因此即便是大清國的子民也不適用清朝國法，只有在會審公廨內才保留大清法度。除此以外，清軍軍營距離租界過近也引發了問題，導致了1854年的泥城戰役，為幾年后以上海為中立領地的主張開了先例。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1858年，西方國家與清廷在中國北方簽訂了一系列條約，這幾年間，列強對中國的掠奪越發變本加厲。在此之前，他們僅在5個通商口岸享有特權，但條約簽訂后，長江一線全部向外國船只開放，并且還增開了不少通商口岸。然而當時清廷并未馬上認可條約，換約一事被擱置到1859年、1860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中國北方，擊退僧格林沁率領的蒙古騎兵，并進犯京師。清廷逃往熱河，恭親王留京與英法商談。
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國家的這次侵略似乎為太平天國創造了時機，所以他們會在1858年和1860年顯得異常活躍。僧格林沁所部被調走去對付聯軍，也許正因如此，捻軍才會在這個時候去重新去攻打河南和山東。曾國藩此時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但從另一方面看，西方國家的入侵對清廷和太平軍的最終命運并沒有造成影響。至少我們能看到，不管是在中部省份平叛的曾國藩也好，還是在江寧附近駐守的將領也好，誰的軍隊都沒有因為西方國家的侵略而減少一兵一卒。英法聯軍對廣州和京城發動的進攻都可以被視為地方事務。
捻軍在皖北地區突然變得活躍，很明顯是因為僧格林沁撤軍，而且安徽太平軍的動向也很有可能受此影響。太平軍拼死想要殺入江寧城，但每次都被官文和曾國藩在半路攔住。1860年夏，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加大了太平軍在北方取勝的可能性。因為要支付賠款，所以清廷應該也很樂意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一事上向西方國家求援。在此之前，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認為1856到1860年間的幾次對外戰爭削弱了清廷的實力，而讓太平軍漁翁得利。認為西方國家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天京解圍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清廷根本沒有從中部地區調集兵力去增援北方戰場。事實上，英法聯軍是1860年8月才開始入侵北方的，而忠王在當年5月5日就擊潰了天京城外的清軍大營，隨后便開始侵擾江浙二省。8月，僧格林沁迎戰英法聯軍，朝廷原本對他寄予厚望。僧格林沁兵敗后，曾國藩曾請命出征北方，但朝廷沒有應允。所以我們可以肯定，鴉片戰爭并不是導致太平軍在這個時期略顯活躍的原因。
△洪秀全與天王府圖，1864年法國《世界畫報》刊載的銅版畫。
6月10日，朝廷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以緩解江蘇的壓力。但曾國藩本人必須堅守安慶，所以江蘇一切事務全部由巡撫打理。這一時期，外國勢力干涉的禍端便開始萌生。其一是上海商人雇傭弗雷德里克.T.華爾。此時發生在1860年忠王占領松江之后，上海商人承諾，若華爾能克復松江，便向他支付3萬兩白銀。第一次嘗試失敗后，華爾招募了100名馬尼拉人和白人軍官弗雷斯特與白齊文，并于7月17日攻下了松江。此后這座城池就成了華爾的地盤，他還率兵從松江去攻打青浦。在青浦他遭遇了太平軍雇傭的外國暴徒，8月與對方交手失敗。最后他放棄了青浦，回到松江，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訓練了一支由中國人組成的軍隊，軍隊的開支是從上海海關的收入中撥付的。
忠王闖入江蘇的消息讓整個上海陷入恐慌，因為成千上萬的難民很快便從內地涌入。忠王本人于8月18日抵達上海郊區。駐上海的外國領事決定嚴守中立，并請人向忠王傳話，請他不要對上海發兵。忠王最終被英法官軍驅逐出上海。忠王稱他是受了居住在上海的洋人以及與太平軍有聯絡的清軍的邀請才踏足上海的。由于天氣情況惡劣，軍隊前進受到了影響，且“薛撫臺是夜悉知有通情，復即加銀和于洋鬼，請得一二千鬼子而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此事未舉，這班人馬概被撫臺殺之”。于是忠王被迫撤出上海。
這個時候西方國家的中立主張已開始觸及殖民地周邊的中國領土，這在本質上就相當于放棄了中立，偏向了清廷一方。因為他們眼皮底下盡是哀鴻遍野的景象，同時又擔心涌入上海的人口增加導致供給跟不上，于是，對待上海周邊百里之內的地區，他們雖號稱中立，實際上卻是反對太平軍的。海軍上將詹姆斯·霍普從北京返回，1861年2月與哈里·帕克斯沿長江而上，去處理條約中約定的開放通商口岸一事。他們在天京略作停留，見了太平天國的幾位首領，并得到了天王的允諾，一年之內不對上海發兵。霍普和帕克斯在報告中并沒有表現出對朝廷或太平天國任何一方的支持，但他們譴責了太平軍，因為他們所到之處民不聊生，而官軍占領的地方就要好很多。且不說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促使西方國家在這件事上站在朝廷一邊，至少霍普這趟漢口的行程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862年，天王一年不發兵的承諾到期，太平軍又開始準備攻打上海。占領了杭州后，他們便打算向上海進發，城內和租界也有勢力與他們里應外合。一些外國人也在為他們提供支援，向他們出售走私的武器、軍火和鴉片。西方國家政府無法阻止華爾們去幫清軍，因此他們也同樣無法禁止這類人去援助太平軍。1月13日，3萬太平軍穿過吳淞口；另一支部隊在松江擊敗了華爾。戰敗后，華爾帶著手下700名中國人趕去增援霍普，當時霍普手下的英法水兵數量差不多也有700人，他們在吳淞與吳淞隔江相望的高橋擊敗了太平軍。在這次交鋒以及上海周邊地區的其他戰斗中，華爾的這支洋槍隊因驍勇善戰而受到了不少贊譽。
現在英國人已經公開反對中立政策了，在北京與中法商議后，他們決定采納霍普和海軍上將卜羅德的建議，要將太平軍阻攔在上海方圓百里之外。幾個月前華爾的洋槍隊還備受指責，現在贊揚的聲音已經居多了。英法聯軍和華爾的這支“常勝軍”攻占了上海周邊的許多村鎮。5月1日他們攻占了嘉定，5月12日又在青浦獲勝。然而后來這兩個地方他們都沒能守住，嘉定落到了忠王手里，青浦也被包圍。6月14日，華爾在霍普的援助下撤離。隨后，他增募了兵員，洋槍隊人數達到6000。部隊從松江出發，8月奪回了青浦，但受酷暑和瘟疫影響，外國軍隊表現并不活躍。
曾國藩對外國勢力援助一事的態度我們非常清楚。5月聯軍撤出嘉定和青浦后，有一度謠言四起，說有印度部隊要進駐上海。于是朝廷詢問曾國藩對此事的意見。曾國藩答復說，他曾就此事致信左宗棠，左宗棠表示不希望動用大量外國武裝，也不希望看到印度軍隊進駐；曾國藩也給李鴻章寫過信，但李鴻章并未正面回答，只說自己與霍普商議過此事，霍普表示會有援軍趕到，但對印度軍隊絲毫沒有提及。曾國藩給朝廷的復奏原文如下：
△華爾（1831—1862），美國人，1860年開始受清朝官員委派，招募十幾個愿意從軍的外國人和幾百名中國志愿者組成洋槍隊，幫助清軍圍剿太平軍。隨后“洋槍隊”改為中外混合軍。1862年春，華爾毅然加入中國籍，被清朝政府委任為副將，“洋槍隊”擴編為“常勝軍”。1862年9月，華爾在進攻慈溪時斃命。
△圍攻上海的太平天國軍隊。
臣查西人天性好勝，睚眥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見侮于發逆，尤慮見輕于天朝。其興兵前來報復，實屬意中之事。惟英、法舊例，兵謀會議于眾國，兵費征斂于眾商，非一人所能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觸大眾之怒。國主未必因此而大舉，商賈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數必不甚多，亦可懸揣而知。
崇厚既有所聞，似宜由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后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
中國之盜寇，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丑。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余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余里，發逆無能久之理，吳、越有可復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焰未衰，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在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豈輕借兵而詒譏于后世。此所謂申大義以謝之也。
粵匪行徑，本屬無賴之賊。青、嘉兩城市，尤屬于至微之事。英國若征印度之兵，為報仇之役。多調則勝之不武，少調則不勝為笑。徒使印度軍士，支領英國之餉銀，蹂躪中國之土地。上不利于國主，下不利于英商，不如早議息兵，俾松、滬免無窮之憂，即英法省無窮之費，此所謂陳利害以勸之也。斯二者，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見聽，則亦別無阻止之法。仍當先與議定，西兵進攻內地，臣處無會剿之師。若克城池，臣處無派防之卒。區區鄙見，不得不重言申明。
至于設法防范，殊乏良策。洋人語言不通，風俗迥異。彼以助我而來，我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推誠相與，又恐其包藏禍心。觀于漢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興。嫌釁一開，全局瓦裂。臣始終不愿與之會剿者，蓋亦籌之至熟。與其合而復離，不若量而后如。倘我軍屯駐之處，彼亦不約而來，實逼處此。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想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更無防范之方。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另生枝節。
與此同時，上尉樂德克和中尉肯尼于5月6日指揮英法戰艦攻打寧波獲勝，并將這座城池交給了清軍。此后寧波便開始實行與上海相類似的政策；在克復寧波周邊市鎮時，外國軍隊也給予了援助。華爾也率洋槍隊趕來，但在9月21日攻打慈溪時，華爾受到重創。參與這場戰斗的人數眾多，不僅有華爾的部隊，還有英法聯軍的戰艦，以及法國人訓練的一支由1500名中國志愿者組成的軍隊。華爾死后，他的遺體被運回松江厚葬，清廷還特意為他修建了祠堂以示追思。華爾是一個有能耐的人，雖然有不少人認為他懷抱著野心，一心想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功業，但對他所獲得的殊榮，卻沒有多少人唱反調。如果沒有華爾，就沒有后來戈登的成功，也沒有上文提到的中法軍隊。這支軍隊的兵力有2500人，起初由勒伯勒東和日益格率領。他們協助左宗棠克復了上虞，樂德克也參與了。1863年初，他們又協助朝廷克復了紹興，當時太平軍正在應付別處的戰事，因此放棄了這座城池。勒伯勒東在攻打上虞時陣亡，他的軍隊由法爾第福接管，但不久后，法爾第福遇害，其職務由德克碑代任。
“常勝軍”的將領不在了，軍隊暫由弗雷斯特率領。但是弗雷斯特并不想正式接管這支軍隊，最后白齊文接替了這個職位。
與此同時，太平軍對曾國荃展開了長達46天的圍攻，偏偏這時軍營中又爆發了瘟疫，這讓曾國荃所部的抵抗愈發艱難。出于戰略考慮，除程學啟外，各路將領也無法趕來增援。然而程學啟一旦離開，江蘇便會處于危險之中，因此曾國荃便不再要求他前來增援。不過反對曾國荃的人認為他是怕有損自己的聲望才會有此舉動。曾國荃拒絕程學啟援助一事讓曾國藩十分難堪，因為他已經送出了求援的消息。但他盡了最大努力，給李鴻章寫了封信，讓他不用再派程前來，如果已經派兵，那也只需協助打一兩場仗便可返回。
李鴻章提議派白齊文和“常勝軍”出戰。起初曾國藩想拒絕，但最終還是同意了。不過他提出了兩個條件，第一，援軍營地不能靠清營太近，而應首先攻取江寧下游的下關或九洑洲，或者就在上游扎營；第二，如果江寧克復，白齊文的軍隊不可在城內搶掠，所有戰利品一應上繳，一半運送到京城，一半分發給各個部隊。白齊文的軍隊可以分得雙份。采取任何行動前，雙方都必須明確立約，以免軍隊之間產生紛爭或誤會。在給曾國荃的信中，曾國藩囑咐說，這支軍隊抵達后，大可好好利用，但不能讓他們與其他部隊交往過密。
△常勝軍進攻被太平軍占領的城市。
“白齊文部下名為洋兵，實皆廣東、寧波之人，驕侈成俗，額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須主兵強于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號令歸一，而后不至僨事。至囑至囑。弟若有信至滬，亦須先與說明。”
與白齊文的談判擱置了。11月17日，曾國藩在信中說，他收到了與白齊文的契約概要，但他開始吃不準對方是否真的會如約前來。與此同時，無人增援的惡果終于降臨到官軍頭上，好在11月26日，曾國荃戰勝了太平軍，解除了包圍，將他們驅逐到了長江北岸。但曾國藩的焦慮并未減輕，他擔心曾國荃會中太平軍的圈套，被他們從江寧引開，而恰恰就在這一戰之前，曾國藩曾催促其弟撤離江寧，因為那時官軍在寧國受挫，曾國藩判斷長江上游地帶告急，而寧國一旦失守，那么官軍不可避免地要向蕪湖或金柱關撤退；鮑超的兵力已遭折損，曾國荃又剛剛脫離險境，如果兩人都被擊敗，平叛的大業就會毀于一旦。所以，12月4日、5日、6日和7日，曾國藩連續給曾國荃發了幾封急件，請他不要在危險之地久留，以免最后滿盤皆輸。好在曾國荃雖面臨巨大壓力，但他對自己所部的實力很有信心，所以他沒有理睬曾國藩的要求，而隨著事態的發展，撤離的必要性也漸漸淡化了。11月底，包圍解除，但直到12月中旬，官軍才確定忠王不會再重新發動一次圍攻。
至于白齊文為什么沒有在最危急的關頭前往江寧增援，理由眾說紛紜，其中之一據說是欠款未付。從白齊文后來的表現看，我們無法確定他是否真的有誠意。很明顯，清軍是希望他趕來增援的，尤其是在11月的危急關頭，但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諉拖延，沒有在清軍最需要的時候給予援助。就在他終于決定出發時，輪船卻撤走了，這并非清廷不守信，而是官軍已經不需要他增援了。
在上文摘錄的曾國藩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并不歡迎“常勝軍”。由于西方國家放棄了中立政策，于是“常勝軍”也希望能改變自身的性質。中國人認為這支軍隊花費太高，再加上它干涉松江民政事務，軍隊兵士喜歡惹是生非，對待中國百姓又十分專橫，所以中國人對它十分反感。
1863年1月，由于欠款一事，洋槍隊發生兵變。上海方面派人傳遞了消息，說餉銀兩天內即可送到，白齊文借此安撫了士兵。但兩天過去了，卻還不見餉銀，白齊文便親自前往上海催款。但他得到的答復是，誰也沒有承諾一定會在那個日期付款。白齊文當即大罵并拳腳相加，劫走了餉銀，返回松江。他因此被撤職，其職位由弗雷德里克·布魯斯接替。弗雷德里克上任后，一些暴徒因不滿將領的變動，惡意發動了幾起兵變，都被弗雷德里克鎮壓了，而洋槍隊在他的率領下，也逐漸變成了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聽聞白齊文的所作所為，曾國藩十分氣憤，他致信李鴻章，提出想與他聯合上疏朝廷，要求以故意毆傷道臺的罪名嚴辦白齊文。
但曾國藩對整個事件經過的描述與外國文獻中的記載略有不同。曾國藩的說法如下：
查洋將白齊文常勝軍，于九月中旬定議來援金陵，屢次愆期。厥后奏明十月十九日啟程，吳煦先帶輪船兩只赴鎮江齊隊。乃白齊文索餉遷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在松江閉城滋鬧；十五日，帶洋槍隊數十人至上海毒毆楊坊，刃傷其戚屬，搶奪洋銀四萬余兩而去。如此跋扈橫行，毫無紀律，不特中國不能資其力以剿賊，亦為外國之所公惡。應由李鴻章奏明知會駐京公使，嚴行懲辦。
這便不難理解，為什么李鴻章對白齊文如此反感，堅決不同意讓他官復原職，即便白齊文本人前往北京求得了英美駐京公使的支持，李鴻章也不肯買賬。我們也可以明白為什么白齊文最終決定出發增援江寧，朝廷卻將輪船撤走，甚至要扣下這支軍隊的餉銀，因為它實在是難以控制。
在斯塔弗利將軍的幫助下，由查爾斯·喬治·戈登接管常勝軍的協議很快便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批準并生效了。軍隊規模最多可增加到3000人。在等待英國政府批準期間，華爾舊部卻開始鬧事，要求白齊文繼續擔任指揮官，而荷蘭又在2月15日攻打太倉失敗，更是增添了麻煩。少校布瑞南不久后又在福山失手，李鴻章原來的支持態度已轉變成了不滿，差點將這支軍隊遣散。
幸好英國的批準及時下發，1863年3月25日，戈登正式接管了部隊。這件事說明英國政府已經開始完全向清廷傾斜，因為戈登活動的范圍已超出了上海周邊百里之外，而且他是一名英國派遣的軍官，是受了英國政府的委派來執行任務的。
上任之后，戈登的第一個使命是救援常熟。4月7日，他手下的2250人與6000清軍一道擊退了敵軍。隨后他趕去太倉增援李鴻章的兄長李瀚章。太平軍詐降以誘李瀚章進城，李瀚章中計。雖然戈登手下只有2800人，而太平軍有一萬多人，但他還是于4月30日和5月1日攻下了太倉。由于部隊中白齊文的黨羽鬧事，戈登不得不返回松江處理，事后他重組了軍隊，換掉了一部分軍官。隨后他帶領著這支部隊去圍攻昆山，于5月27號抵達城下。這時他手下已有600名炮兵和2300名步兵。戈登啟用了水陸兩用汽船熙春號，在程學啟的協助下，于6月1日攻下了昆山。程學啟認為自己應享有大功，但實際上戈登在攻城時并未采納他的建議。程學啟嫉妒戈登的功勞，兩人心生嫌隙，最后不得不由巡撫李鴻章和哈利迪·馬格里爵士出面調解。戈登決定將軍隊基地從松江遷往昆山，又引起了軍中的嘩變，最后被戈登嚴厲鎮壓。此后，戈登開始整肅軍隊紀律，其間又有一次兵變發生，這次兵變被鎮壓下去后，洋槍隊的軍紀才變得嚴明起來。
戈登本有種種理由甩手不干，比如與下屬之間的沖突，與程學啟的過節，政府對合理要求的推拒，以及朋友的勸告。就在他打算前往上海的時候，他聽說白齊文帶著300人去蘇州投奔太平軍了，希望能借此機會為他自己闖出一片天地來。上海方面普遍認為，戈登手下白齊文的舊部一定會轉而改投在舊主將的麾下，讓局勢進一步惡化。于是，戈登決定留下繼續自己的工作。
洋槍隊從昆山逼近蘇州，7月29日協助清軍克復蘇州外圍的吳江，8月29日，位于太湖半島尖端的太湖縣被收復，9月30日，官軍的分遣部隊攻下了江陰，聯軍已準備好舉兵攻打蘇州。
蘇州由忠王最中意的將領——慕王譚紹光和其他幾名將領把守。忠王本人則在天京勸說天王從都城撤離，另擇棲身之處。從忠王的自述中，我們能看出，忠王已料到蘇州守將會降清，而他自己絕不能這么做，因為他從太平天國起事時就已加入，對于他這樣的人，朝廷只會嚴懲。所以，在離開蘇州時，他曾對守將們說，“到了如今這個地步，如果你們另有打算，我也不會強留你們了。”守將們紛紛表示自己沒有二心，然而他們的實際舉動又并非如此。忠王沒有料到，這些人打算除掉慕王。
蘇州守將開始與程學啟聯絡，商議降清并交還蘇州一事。他們答應除掉慕王，但不愿自動動手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忠王。1863年12月6日，太平軍守將交出了蘇州城，負責與朝廷談判的納王被許以二品武官的官位。
但是，當留守蘇州的諸王出城迎接李鴻章時，他們發現之前的約定就是一紙空文，官軍根本沒有兌現承諾，反而將他們全部處死。戈登目睹這一過程，認為殺降是不義之舉，他非常氣憤，帶部下登上熙春號，想抓到李鴻章。還好他們沒找到人，考慮了幾周后，戈登還是決定繼續留在軍中。
戈登離開期間，“常勝軍”士氣受挫，軍紀松散，戈登回來后又馬上恢復了。1864年春，它與清軍一起從蘇州向常州進軍，5月11日攻克常州，戈登的部隊起了主要作用。3月13日，法國人協助左宗棠所部攻克浙江杭州；江寧克復后，8月18日湖州又被官軍攻占。不過常勝軍并沒有參加最后的作戰，它在1864年5月31日就解散了。
在評價這支軍隊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的作用時，我們應當看到，美、英、法三國軍官的策略確實幫助清廷克復了不少重要的城池。沒有外國的援助，這場戰爭無疑會持續更久，清廷也將面對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甚至危險。與清軍相比，外國軍隊的裝備顯然更加精良，士兵也更加訓練有素。在他們的協助下，清廷成功地保住了上海，沒有讓它落入太平軍之手，從而也確保了李鴻章能有足夠的財政收入以支付軍隊糧餉。基于這些事實，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的援助是有效的，甚至可能起了關鍵作用。
但是，如果要說是戈登鎮壓了太平軍，那就未免太草率了。戈登從未指揮過超過3000人的部隊。他一直是與清軍一起作戰的，如果沒有清軍部隊，戈登的軍隊必然會以失敗收場。最重要的是，曾國藩和其他將領在安徽、江西和天京部署了兵力，太平軍因此而焦慮不堪，湖北和河南也另有兵力以防止捻軍和太平軍聯手。
也許一位專門研究常勝軍的歷史學家的評價還算中肯。在自己的作品中，這位歷史學家摘錄了一些針對戈登的溢美之詞，接著他寫道：
我已經說了不少違反戈登上校本人的意愿的話，因為這個話題已經引發了太多討論，我必須在此重復，以解釋最近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現在，輿論幾乎一邊倒地認為是戈登上校鎮壓了太平軍的叛亂，但我認為事實并非如此。也許李撫臺在奏疏中將江蘇平叛的大部分功勞都攬在了自己身上，但戈登的部隊如果孤軍作戰，江蘇叛軍也不可能被肅清。也許在這些戰斗中戈登的部隊確實在沖鋒陷陣，但是一旦攻克了城池，他必然會請清軍把守。程學啟和其他將領一直是與洋槍隊一起作戰的，所以他們的功勞也不容忽視。更重要的是，此前是因為曾國藩和其他將領的殊死拼殺，太平軍才被逼退到沿海的江浙一帶。朝廷似乎指望著聯軍幫他們守住上海和寧波。但是，如果聯軍沒有增援，清廷也會有其他的辦法。我們國家的同胞看到太平軍逼近富庶的貿易殖民地，就驚慌失措，覺得勝利將要屬于太平天國了，但實際上他們把結果想得太糟糕了。毫無疑問，如果太平軍占領了上海和寧波，搶奪了外國的武器船只，并大量招募兵員，那么西方國家遭遇的麻煩比清廷要大得多，而西方國家如果放任不管，便違背了他們與清廷簽訂的條約中的義務。因此，清廷有雙重理由不花太多力氣去阻止太平軍進犯這兩個通商口岸，因為他們可以預料到，出于對自身利益的保護，也出于義務，我們必然會出兵阻攔太平軍。他們料得很準。其他情況下清廷會作何反應，我們便不去推測了，但是從形勢和結果判斷，我們可以肯定，就算清廷放任太平軍進犯上海寧波，也不能證明他們無法依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剿滅叛軍。
從另一個角度看，西方國家的態度確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53年到1854年，他們拒絕承認太平天國政府，這對清廷有利。如果當時天京還有天德王或馮云山這樣的人物在，也許太平天國政府就會得到西方的認可了。反過來，如果西方國家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援助太平軍，清廷還是有可能獲勝的，外國的援助只是為官軍最后的勝利提供了更切實的保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