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流與六藝及孔子的精神
（二）秦漢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精神之綜貫的說明
（一）九流與六藝及孔子的精神
孔子以后，諸子百家學術之分流，同依于士人人格尊嚴之自覺，六藝之教之散于民間，諸子百家之派別雖多，然吾人以文化觀點而論其所偏重，則皆不外承孔子所承之傳統文化精神之一偏，六藝之教之一偏，或天道觀念之一偏而形成。唯因其原出一本，故學術文化之分流，終向往于天下之一統。諸家學術亦終匯合于漢，以建立第一個由平民為天子之堅實而博厚之大帝國。當諸子百家學術分流之際，正戰國諸雄競長之時。然諸子中，除法家、縱橫家之人物外，皆未嘗特與現實之政治勢力結合。故文化學術思想之分派，與現實社會政治勢力之分裂，未嘗互相結納，以加深世界之分裂，如今日之歐洲然。此皆由諸子百家之原出一本，而同向往天下之一統之故也。
以諸子百家精神相較，而言其所偏重，儒家偏重法周，其學兼綜六藝而特重禮樂。禮者道德之精神，樂者音樂之精神。儒家由孟子之言心性，言仁義，至荀子之言禮制，言君臣之道，至樂記中庸易傳，乃以禮樂精神之"中和"、"位序"、"同異"、"內外"、"動靜"、"剛柔"，說宇宙人生社會文化之全，乃儒家思想之極致。墨家薄禮樂，而不廢詩書。不廢詩者，取其民間實際生活之記載。不廢書者，以其載古代帝王之勤勞務實之事業。最能表示中國古人之勤勞篤實之精神之古代人物，無如平水土躬稼穡有天下之夏禹。故墨家倡法夏，墨子兼愛之教所重者，在下察于百姓耳目之實，求所以使人人之得衣食，而裕其生之道。乃不重少數士君子之盛德修飾，強歌鼓舞之禮樂生活。故墨子精神所重者，在社會經濟。墨子之言兼愛，本于天志。其謂天之意志，即為兼愛萬民而生養之。此傳統宗教之精神，墨子之所承，亦有合于孔子天道為仁之意。然墨家視天在外，其強調天之人格性，近乎西方基督教與回教。孔、孟則以人體仁道，由天人之道之合一，以明性與天道非二。故不強調天外在之超越的人格性。由孔子、孟子以降，教人法天之仁而行仁，即所以立人道而立天道，古人無所希慕于天。然墨子則以天之兼愛為天之意志，亦即天之欲望，故如人不為天之所欲，即遭天怒，人為天之所欲，乃為天所愛。人為天之所欲，則天亦為人之所欲，而人受天賞，得福利；反之，人為天所不欲，天亦為人之所不欲，而人受天罰，得禍害。其言乃使天與人間之關系，成交易之關系。如是以行兼愛之道，遂非自盡其心性，或理當如此之謂，而若為獲天之報償之手段。此則使人之逐實際利害之情，夾雜于宗教精神之中，而使墨子對天之宗教精神，反不如孔子之高遠者也。
至于法家之精神，則純出自戰國紛爭之世。法家之理想，重福國強兵，而尚耕戰。其戰非仁者之征伐，其耕唯所以福國而弱民。法家精神之重心，不在社會經濟而只在現實之國家政治。故詩書禮樂文化之本身價值，皆為所抹殺。法家不法先王，而重備當今之所急。此為對傳統文化之大背叛。然法家之輕民而尊君，視君為神圣，而詭秘化之，實利用一種人民之宗教心理。而其重刑罰之理論，亦未嘗不以古代政治家之措施為例。韓非稱殷之刑棄灰者之事，贊太公之殺狂裔華士。夏之事業，當以勞動為主。殷之法制乃漸備，而先罰后賞。則法家之所承者，近于殷之精神者也。詩書禮樂之中，唯書所載二帝三王之事，為法家所誦。謂法家略有得于書教亦可也。
至于道家，則莊子宋人，老子楚人，其馀道家多齊人。宋與齊楚之地，受周代文化之感染較淺，而楚人尤多信巫史。老莊皆以六藝為已陳之芻狗，其所喜言者，乃至德之世，堯舜以前，則夏商周之文化，固皆不在其眼中；而現實世界之紛爭，更其所欲逃避。故棄社會而就自然，外游于人間世，內心則求侔于天，與造物者游。其根本之文化精神，亦可謂近求解脫之宗教精神、超現實之形上學或哲學之精神。而老莊之帝王之道，則為一種政治理想。然自老莊所言之天與道之涵義言，則固是一遍在萬物而無私者。此亦可說為中國古代宗教中天帝之信仰所轉化，亦略同于孔子以仁言天。其不同于孔子者，唯是老莊喜說天之大仁不仁、無為無不為之德。無不為而一任萬物之容與遨游于天地間，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老莊實不重視自天道之使四時行、而百物生之生生不已、自強不息一面，以言天德。則老莊之天道，雖可謂橫被四表，而不能縱通上下與終始，此則不如孔子儒家者。而莊子之言天機之動、天籟之行，咸其自己，不相為礙，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所謂真人至人之生活中，涵天樂在，則其人生之理想境，實亦一種游心宇宙之藝術生活，而為遙契古代樂教之精神者。化人間之樂教為天地間之樂教，而倡之于世者，莊子也。
先秦學術除儒道墨法以外，陰陽家蓋原始自然哲學之所遺，與儒家仁義之教之結合。亦可謂古之卜筮與易之流。至于農家，則中國經濟生活中，尚農精神之說明者。農家人物，改皆吸道墨之馀緒，而別無精義。縱橫家者，列國紛爭之世，以權術說天下者。名家者，由諸家之辯論，以開啟對邏輯、知識論之問題特加以發揮之哲學家。諸家立義規模，要皆不足以與前四家比。而雜家之呂覽、淮南，則諸侯分流之后，左右采獲，以求反于一本之思想潮流，秦漢之際之一轉捩思想也。秦之滅六國與周，實現諸子所向往之抽象的一統天下之理想。然秦以政攝教而摧殘學術，其精神全不是中國文化精神，故不數傳而滅。唯漢興而后，乃實現先秦諸子所向往之文化凝合之理想。雜家所代表之文化精神漸去雜以成純，而顯為董仲舒、司馬遷之精神。彼等體孔子重全面人文精神而再現之。漢之文化即先秦諸家之學術思想相匯合而實現于社會之所成，而使中國民族之統一，不止如秦之只成一抽象的形式統一，而成為真有文化內容之具體的統一者也。
（二）秦漢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精神之綜貫的說明
以東西歷史比論，秦之實現一抽象形式之統一于東方之世界，實類于羅馬之實現一抽象的統一于西方之世界。秦以武力統一天下，羅馬亦然。秦尚法，其所定制度，亦頗具規模，為漢所承。羅馬之法典，亦垂范西土。二者之精神皆黑格爾所謂"理解形式"的。然羅馬純以武力法律為治，至于數百年，而后得基督教為其精神生命。而中國之秦則不三世而絕。蓋以羅馬之世之學術，主要唯斯多噶學派。斯多噶派之崇尚抽象之理性，正為羅馬之法律精神之一部。而斯多噶派之人生理想，又不免趨于消極之忍受。中國則自孔子而后，個人人格之自尊自覺之心已甚強。儒、道、墨之學術文化精神之普遍于社會，其勢不可盡泯。而皆無不與法家相反。依儒家意，唯有德者乃可為天子，孟、尋皆言禪讓與征誅。道家之薄天子而不為，即看不起天子。故秦皇出游，劉邦見之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見之曰"彼可取而代也"，此乃彼等自覺其原可為天子之思想之流露，蓋亦六國之后同有之思想。夫然，故天下之豪杰，可并起而亡秦。秦亡而見有具體文化生活之人，不能只以抽象之理解形式之法律統治，亦見只恃武力之不可以治天下。西方人有羅馬之以法律武力統治天下之例在前，故及今仍多以法律武力為政權之基礎。斯太林猶欲學第三羅馬，于法律外，再濟以無限度之警察精神以治國。而在中國，則自漢代秦興，歷史二千年更無再自覺主張純以武力法律為治之論。漢以后，中國即可謂純為一所謂文化國，歷代皆賴儒家精神之普遍貫注于社會，提高人民之文化生活，以為佐治太平之要道矣。
漢代文化之形成可謂由于凝合與廣被。而此凝合與廣被之所以可能，則由漢初之治，即承秦之政制。漢初尚黃老，足以寬統治者之度量。繼乃尊孔子，崇儒學，以樹學術文化之骨干。漢代獎勵孝弟力田，使人各安其居而勤事生產，以裕民生而富國家，即所以穩定社會。察舉之政治制度，則所以使人民之秀者，自下而升舉于上，而用于政治，此皆為漢代文治之精髓。而武力則唯用于拓邊。夫然而漢代文化之形成，其初本于道家之寬大精神為政，可謂如天之覆蓋社會；其以儒家精神立學術之骨干，可謂立大地之支柱；行察舉之制度，則如使地上之人民上升；孝弟力田，所以使人各安土；而以武力拓疆域，則所以廣天地。故漢之建立一統世界似周，而又不同。周之建立一統，賴封建與宗法。其封建初乃賴武力之支援。故周代繼世之天子，雖能上承天命，及其武力弱，即不能覆蓋四方諸侯。周衰而在下位者，皆求升高位。昔為卿大夫者，今為諸侯；昔為諸侯，今欲霸天下。游士馳說于四方，以致卿相之位。此正如地上之物皆升而上，又無以覆蓋之者，是無以遂人大一統之望也。秦乃以強力蓋之，以求一統，而終亡于咨睢。故漢興尚黃老之寬容精神，又以察舉助在下位之人民之升居上位，而使上下相孚；武力橫施于四方，則人民之精神亦隨之而拓展；孝弟力田，又足以使人民之各安于位。是故漢代文化精神之形成，實如上天下地這渾合而升降相涵。既能凝合而又能廣被，此蓋亦即漢代思想，又為陰陽家之成分所貫之故。陰陽家喜言天覆地載，與陰陽之升降，及五行四時之依四方而運，而中心之土不動之理，正所以象徵漢代文化之精神。而漢代文學中之奏議與對策，則政治上，上下求通情合道之文章。而漢賦之鋪陳揚厲，亦一向外橫施以求精神之廣被之表現也。
漢之一統之局分，而三國鼎立之勢成。歷魏晉六朝，而五胡亂華。然中國社會政治之混亂，與民族之厄運，未嘗使文化因而斷絕。唯以政局在分裂中，及西來文化之沖擊，而傳統之整一的文化系統，因以疏離。以魏晉六朝與漢相比，則漢猶周初，而魏晉六朝如戰國。漢之所成就，偏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土地之開發。其學術以經學為主。漢人之德行，表現于使民族凝合之事功，故文學中有奏議、對策，與宮殿、都城之賦。而魏晉六朝之所成就，偏在文學、藝術，其學術以哲學、文學為主。魏晉人之人格，則見于其風度之美與性情之率真，故魏晉之詩文恒善抒懷抱。漢代學術人物之精神，闊大、樸厚而渾成。魏晉六朝人則多胸襟曠達、"形超神越"（此語見世說新語）。此超越精神，不如西方宗教、哲學、文藝中超越精神之表現為離世異俗之瑰意奇行，唯主要表現于日常生活之間，交游清談之中，或寄情山水之際。魏晉六朝之精神，主要乃為道家莊子之精神之更人間化。唯非人之與天游之逍遙游，乃人與人相忘之逍遙游也。魏晉人之重個性，亦不如西人重個性之無盡伸展，而唯重人物間個性之欣賞。中國文化精神中，漢人之闊大、樸厚、渾成，轉為魏晉人之疏朗、清新、俊逸，可謂中國文化精神，在地上建立帝國以后，再盤旋于空闊，優悠于虛靈，以脫去其重濁之氣、沉滯之質，而歸于純化之美者也。王羲之之書法，陶淵明之詩及顧愷之之畫則純化美之代表也。
至于唐代文化之興起，則又轉魏晉之虛以入實。唐代政治規模之闊大如漢而或過之。唐代文化交通及于世界。唐承漢魏晉六朝所傳佛學，更大開宗派。由魏晉六朝之重空宗，而天臺，而法相與華嚴而禪。中國固有學術，則由玄學更轉入經學，皆表現由虛入實精神。其詩由五言而至歌行，文由駢文而古文，皆表現一充實之美。而盛唐詩之重興會，重情真氣盛，尤表示其生命之健旺。而藝術中唐代金碧山水與壁畫之華美，及雕刻中之佛像之豐盈，又皆表示唐代人精神上之富麗。整個唐代文化，多方面并行不悖之發展，未嘗不似近代西洋文化之萬流競注。然唐代文化之多方面發展，有相互之照映，而不見有力量之沖突矛盾與緊張局面之存在。唐代之文化之特殊者為宗教，當時計有回教、景教、波斯教、道教與佛教。宗教勢力之盛，又如西方之中世，而以佛教為最盛。佛教中又以華嚴為最盛。華嚴宗所謂一攝一切，一切攝一，一切攝一切之事理無礙、事事無礙之華嚴世界，正為唐代文化多方面并行發展、不相矛盾，而相涵攝之精神之最高表現。此則與西洋中世之基督教主宰文化之勢力下，不免輕藝術，充滿基督教與回教等之斗爭，與虐待異端之事，表現截然不同之文化精神矣。
宋明為中國儒學再度復興之時代。漢代儒學之用，表現于政治，而宋明儒學之最大價值，則見于教化。中國民族之精神，由魏晉而超越純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則由汗漫之才情，歸于收斂，充沛外凸之精神，歸于平順而向內斂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故學術則有理學與功利之學。功利之學重明事，理學重明理。二者中唯理學能代表宋明人之心智之極。由唐詩之重性情，至宋詩之重意境，由唐詩之血肉豐腴，至宋詩之峻氣瘦骨，由唐代歌行之舒暢，至宋詞之婉曲，由唐人之筆記小說之一往情深，至宋元章回小說之曲敍事情。由唐代之金碧山水，至宋元之文人畫，由唐代之法相華嚴之盛，至宋明以后禪宗凈土之盛，皆表現中國民族心智之由反省而日以清明，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行李蕭然，山川如畫矣。然其中唯宋明理學之精神，為能由清明之智之極，覺內心之仁義禮智之理，以復見天地之心；而教人由智上覺悟，致知涵養并進之工夫，以希賢希圣，而以講學教天下人之皆有此覺悟，此實同于孔子之使王官之學布于民間。然其所不同者，在孔子仍是先有意于政治，且孔子是以一人為天下之木鐸；而宋明理學家之精神，則幾全用于教化，而以一群人，共負起復興學術、作育人才之大業也。
吾嘗以易經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序，言中國民族文化精神之發展。則孔子承中國民族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開啟之先秦文化之生機為元。秦漢之建立大帝國之政治，為禮制之實現為亨。魏晉隋唐之藝術、文學、政治、宗教等文化，多端發展，旁皇四達，為文化中之義道，如元亨利貞中之利。則宋元之精神為智，而欲由貞下起元者也。惜乎元清異族入主中夏，盜憎主人，而中國文化精神之發展，乃不免受一頓挫。宋明理學之發展，由朱子之重理，至王陽明而重心，至晚明而重氣，由講宇宙人生，而講歷史文化之精神之自覺。如顧炎武、黃梨州、王船山等，皆欲由歷史文化精神之自覺，以上追三代，而起民族文化之生機，以建制立法，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清儒不能繼其志，于是轉而重考證、訓詁、校勘、文字、音韻之學，以求知中國古代文化之真面目。此仍可謂是由宋明重智之精神來。然宋明所重之智，乃內心真覺悟之智，而清儒所重之智，則純成理智上、知識上之智。此理智上、智識上之智，乃以研究歷史文化中之器物文字為目的，而又非以直接研究自然社會為目的，故未能成就西洋之科學，而只成為幫助人了解中國過去學術精神之工具之學。則清儒之精神，蓋非中國昔所謂求智，而亦非西洋之求智，只可謂為求知古人之真意或求信實之精神。而清代哲學、文學、藝術、宗教、政治，皆難言特殊之創造。蓋皆不外求能老實學古人而近真，堪自信與被信為能傳古人之衣缽、承過去之文化而已。然此求信實之精神，自為一時代之新精神。清人蓋善模仿，而于漢人經學，魏晉唐宋之詩文，與宋明程、朱、陸、王之理學，元明之畫，與明代以來之禪宗凈土，頗皆能善學，求保存勿失。此求如實保存中國文化，即清代文化之特殊精神。然海通以還，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相遇，清代學術文化重保存文獻之精神，終不足以應大變。歐風美雨，紛至遝來。老師宿儒，遇新思潮之沖擊，徒居退守之勢，不免抱殘守缺之譏。終至中國文化精神之堤防，乃全然潰決。而人之學習西洋文化，固未必能得彼方文化之真，而一民族之學習他方文化，又勢難盡失故行。于是中西精神，互相牽掛，再加以西洋文化本身之復雜，于是國人日以動蕩搖擺于新舊間與諸新間，左顧右盼，荊棘橫生，矛盾百出，此乃中國文化從古至今未有之變局。而宋明以后應有之貞下起元之事，若尚渺不可期。然以此今日文化之多矛盾沖突之眼光，看中國過去歷史文化之精神之發展而謂其亦如是，則蔽于今而不知古者之言。實則中國過去文化精神，不特有一貫之歷史線索可尋，而漢以后中國文化精神，皆可謂只是實現先秦之文化理念之所涵。漢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精神之發展，雖自成段落，然皆可謂次第之升進，亦皆表現中國文化之不重抽象之理性，不重一往之超越，不重絕對個體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故秦似羅馬之以抽象理性所訂之法治國，而漢承之，即改而重人民具體之文化生活之安排。魏晉精神為藝術的，重人物之情性之發抒，似西洋之重個性。然魏晉人復重人物之欣賞，故有清談，有人物之品評。隋唐宗教之盛，似中世，其文化之多方面發達似近代，而不似中世與近代之多文化沖突。宋明尚智尚理，然為由覺悟以知道德人生之理，非純粹理智性之理。清人重考證，似科學精神，而研究對象為歷史文物，其精神為求知古歷史文物之實際。在整個中國文化之發展中，除為保存擴大文化而攘夷拓邊之戰爭外，戰爭皆無意義，亦少促進文化之效。而中國之學術文化之人物，自春秋戰國起，即未嘗有藉現實之武力，以實現理想者。中國以后文化之進展，皆罕假手于戰爭；而戰爭之事，多只是亂。此亦與西方戰爭之或為宗教戰爭，或為主義戰爭之恒有一意義，戰爭中因兩面各有文化理想，而戰爭之結果，恒可促進文化理想之綜合者，實不同。故整個中國文化之發展，皆表現中國文化之特殊精神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