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曼特是一個基庫尤小男孩，父母是農場上的非法棚戶。農場上非法棚戶的孩子們總是到我房子周圍的草地上放羊，因為他們總覺得這里會有有趣的事情發生。他們也和父母們一起為我干活。我對他們很熟悉。在我遇到卡曼特之前，他一定在這兒生活了很多年，但我總覺得他一定是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就像一只生了病的小動物。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正騎著馬要穿過農場上的草原。他當時正在放羊，看起來像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憐的人。頭很大，身子卻出奇地瘦小，胳膊肘和膝蓋突出得很明顯，像是棍子上的疙瘩。雙腿長滿膿瘡，從大腿到腳跟，全部都是。在廣袤的草原上，他顯得特別特別微小。但在如此微小的一個點上，竟然集中了如此多的苦難，這實在讓人感覺很震撼。我停下來和他說話，他沒有理我，好像沒有看到我似的。他那張扁平的、棱角分明的臉上布滿了痛苦，卻又顯露出極大的耐性。臉上那雙眼睛黯淡無光，像是死人的眼睛，看起來他好像活不了幾個星期了。你甚至會依稀看見幾只禿鷹在他頭頂盤旋，天空昏暗，似乎要燃燒起來。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哪里有死人，哪里就會看到禿鷹。我讓他第二天上午到我的房子里來，看能不能幫他治好腿上的膿瘡。
上午的九點到十點，我是農場上土著人的醫生。就像所有優秀的冒牌醫生一樣，我也有許多病人，每天基本上都會有兩名到十二名病人來我這兒治病。
基庫尤人能夠坦然面對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們習慣了意外。在這一點上，他們和白人們完全不同。大多數白人在生活中都是努力不讓意外發生，也很習慣與命運做抗爭。但黑人們與命運永遠都是友好相處，他們一生都被命運女神死死地控制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對于黑人，命運女神就是他們的家，就是小屋里那熟悉的黑暗，是深深地埋在地下的莊稼根上的霉菌。他們能夠從容面對任何命運的改變。正因為如此，他們最期待在主人、醫生或上帝的身上看到的品質是想象力。可能也是因為這種期待帶來的力量，所有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都把哈倫·拉希德哈里發看作是最理想的統治者。沒人知道他下一秒會做些什么，也沒人知道會在哪里見到他。每當非洲人提到上帝的性格的時候，他們就好像在講《一千零一夜》或是《圣經·約伯書》的最后幾章。上帝震撼他們的，也同樣是想象力帶來的無窮力量。
因為土著人的這種特質，作為醫生的我受到了大家的歡迎，或者說名聲很不錯。第一次來非洲時，和我同船的有一位著名的德國科學家。那是他第二十三次到非洲嘗試治療昏睡癥。他帶了一百多只小白鼠和豚鼠上船。他告訴我，非洲土著根本不怕疼，也不害怕大型手術，但他們特別討厭程式化的、重復性的或是步驟性極強的治療，這才是給土著居民看病時最難克服的困難。這位著名的德國科學家很不理解這一點。和土著人熟悉之后，我最喜歡的恰恰就是他們的這種特征。他們對險境是發自內心地喜愛，這是一種真正的勇氣，是對造物主命運安排的真實回應，是天堂在大地上的回音。有時候我會想，其實在他們內心深處，他們真正害怕的是我們的迂腐，是我們的書呆子氣。在這些人手里，他們會死得很痛苦。
我的房子外面有一塊鋪平了的空地，病人們一般會蹲在上面等待。瘦骨嶙峋的老頭們流著眼淚咳嗽著，眼睛骨碌碌地四下里看；打過一場架的瘦高年輕人平靜了下來，眼睛黑漆漆的，嘴巴青腫淤紫；母親們抱著發燒的孩子，這些孩子像是干枯的小花兒，掛在母親的脖子上。我經常要治療一些燒傷病人。基庫尤人喜歡在小屋里的火堆邊睡覺，正在燃燒的木堆或木炭有時會坍塌，然后滑到他們身上。儲存的藥物用完之后，我發現蜂蜜是一種很好的治療燒傷的藥膏。那塊空地上很熱鬧，氣氛極其火爆，就像歐洲的娛樂場合。他們嘰嘰喳喳地小聲聊著天，一旦我走出來，這股歡快的小溪流就立刻斷了水，空地上也安靜下來。這種安靜孕育著所有的可能。接下來，“一切皆有可能”的時刻就要來了。他們每次都由我確定第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
其實我根本不懂醫術，只是從一般急救護理課堂上學到一點點醫學知識。幸運的是，我竟然治好了幾位病人。從那之后，我的醫生名聲便傳播開來，即使之后有好幾次都犯了嚴重的錯誤，這種聲譽也絲毫未受到影響。
但是，如果那時我每次都能把病人治好，誰知道找我看病的土著人會不會越來越少。當然，我會獲得專業名醫的聲望——這完全就是一位來自沃拉亞的醫術高超的醫生，但他們還會覺得上帝與我同在嗎？他們所知的上帝，存在于大旱的年月中，存在于夜晚大草原上的獅群中，存在于孩子單獨在家時徘徊在附近的豹子身上，以及不知道從哪兒蜂擁而至，但一旦飛過，連一片草葉都不留下的蝗蟲群中。另外，飛過玉米田，卻沒有做任何停留的蝗群——這種難以置信的事情帶給他們無比的喜悅，春天很早就降臨的雨水，田野和草原上開放的花朵，長得綠油油的莊稼，都讓他們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當他們考慮到生活中這些重大事件時，我這個來自沃拉亞的神醫恐怕也就成了一個外來者。
第二天早上，我吃驚地發現，卡曼特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房子外面還有三四個病人，但他沒有和他們在一起，而是身子挺得筆直站在一邊，臉上是一副馬上就要死掉的表情。他對生命畢竟還是留戀的，決心要抓住最后一次機會。
在以后的時間里，他變成了一位非常優秀的病人。我讓他什么時候來，他就什么時候來，從來不會出錯；我讓他每隔三四天必須來一次，他也會準時過來。一般的土著人很難做到這一點。治療膿瘡的過程極其痛苦，但他每次都很坦然很淡定地忍受下來，我從來沒見到過這樣的病人。鑒于此，我本應該把他樹立成一個榜樣，供其他病人效仿，但我沒有這么做，因為他同時也讓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我真的很少會遇到這樣野性十足、完全與世隔絕的人類。他堅定而決絕地放棄和周圍世界的接觸，把自己與周圍的人完全隔絕開來。他從來不會主動和我說一個字，也從來沒有直視過我，只有在我問他問題的時候，他才會開口回答。在傷口被清洗和包扎的時候，其他孩子會哇哇大哭。對于這些孩子，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同情或憐憫，而是低聲笑著，笑聲里帶著輕蔑，帶著一種“我太了解這種疼痛”的意思。他一眼都沒看過這些孩子。他沒有欲望與周圍世界以任何方式進行交流，因為他所體驗過的交流方式都太過殘忍。他像古代的勇士一樣，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直面痛苦。不論事情變得多糟糕，他都絲毫不會有所觸動。他的工作和生活哲學教會了他時時刻刻都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但這樣的行為通常都是頗宏大和莊重的，會讓人想起普羅米修斯對自己信念的宣言，例如：“痛苦是我的名分，狠毒是你們的本性；現在來折磨我吧，我毫不在乎。”再例如：“好吧，盡你狠心做，你原是無所不能。”卡曼特是如此瘦小的一個孩子，這種行為在他身上出現，總是會讓人感覺不舒服，會失去對生活的信心。真不知道上帝在面對這個小孩子的這種生活態度時會作何感想。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第一次主動看著我，和我說話時的情景。當時，我放棄了第一種治療方案，正在嘗試從書中找到的一種新方法——把一種膏藥熱敷在膿瘡上。所以，我和他已經相當熟悉了。我有點心急，想趕緊做完，就把藥膏做得太熱了。當我把藥膏敷上輕拍的時候，卡曼特說話了：“姆薩布……”然后深深地瞥了我一眼。非洲土著們把白人婦女稱作“姆薩布”。這本是一個印第安詞匯，他們把發音稍微改變，把它變成了一個非洲詞匯，聽起來感覺就很不一樣。卡曼特的這聲喊，是在求助，同時也是在提醒我，像是一位忠實的朋友在提醒你放棄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每當想到這個詞，我的心里就充滿了希望，然后就雄心勃勃地要成為一名好醫生。因為把藥膏弄得太燙，我對他感到很抱歉，但心里還是愉快的。因為他的這一瞥，預示著我和這個小野孩開始互相理解了。這個孩子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受難者，除了苦難，他對生活沒有任何期待。但在我身上，他已經不再期待苦難了。
我盡心盡力地為他治療，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堅持為他清洗和包扎傷口。但這種病我確實治不了。有時這兒的膿瘡好了，別的地方又長出新的。最后，我決定把他帶到蘇格蘭布道會里接受治療。
這個決定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希望。卡曼特雖然感到很震驚，但他一點兒都不想去。不過，因為他的放牧生活和生存哲學，他對很多事情都不會太反抗。于是，我就開著車把他送到了布道會，帶著他走進了長長的醫院。對他而言，周圍的環境是陌生的，而且充滿了神秘，他渾身都在顫抖。
蘇格蘭布道會的教堂位于農場西北十二英里處，海拔比農場高五百英尺，算得上是我們的鄰居。農場東部十英里處是法國的天主教布道會，海拔比農場低五百英尺，而且地勢比較平整。我本人不怎么支持這兩個布道會，只是跟他們的私人關系比較好。這兩個布道會之間有著很深的敵意，這讓我覺得很可惜。
法國的神父們和我是好朋友。為了能說說法語，也為了能享受一次愉快的騎行，我和法拉常常會在周末的早晨騎馬去他們那兒做彌撒。路上，我們要穿過一個金合歡種植園，而且要走很久。這個園子是屬于林業局的，已經建好很多年了。走在園子里，空氣中彌漫著清新而渾厚的松香味，甜蜜得直想讓人歡呼。
不管去哪兒，羅馬天主教堂都會把它那種獨特的感覺帶到那兒，這一點頗令人嘆服。這里的神父們在當地土著人的幫助下，自己設計和建造了這座教堂，他們是有理由為此感到自豪和驕傲的。這是一座精致的灰色大教堂，頂部是一座鐘樓，坐落在一座寬大的庭院里，腳下是一座平臺和臺階。而庭院，則坐落在教會的咖啡園正中央。這是殖民地最古老的咖啡園，管理得相當不錯。院落的兩側是帶有拱廊的餐廳和女修道院。不遠處有一條小河，河邊坐落著教會學校和磨坊。河上有一座拱橋，騎馬穿過這座橋，沿著一條馬路一路向上，就到了教堂。拱橋用灰色石頭堆砌而成。如果你在橋上下馬觀看周圍，你會發現，整座橋干凈整潔，周圍的景色迷人至極。你會感覺自己正身處瑞士的南部或意大利的北部，而不是非洲。
神父們都很友好。彌撒結束后，他們會站在教堂門口等我，邀請我去喝杯紅酒。我們穿過庭院，走進寬敞涼爽的餐廳。對于這片殖民地上發生的事情，這些神父們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甚至發生在犄角旮旯的事情，他們都很清楚。所以聽他們講話是很有意思的。他們很擅長用甜蜜、親切的交談套取你所有的信息。他們簡直就是一群精力旺盛、整日粘著花朵采蜜的小蜜蜂，而且還是全身褐色、毛茸茸的蜜蜂，因為他們都長著又長又密的胡須。雖然他們對殖民地的生活如此感興趣，但卻仍然過著一種法國人的流亡生活，對某種高級的神秘力量一直耐心、愉快地保持著敬重。一旦接到“任務解除”的命令，他們會立刻把所有事情留給當地人，以最快的速度飛回巴黎。所以，你會感覺，如果不是這股不知名的神秘力量，他們應該就不會來到這兒。如果是這樣，那座用灰色石頭砌成的、帶有鐘樓的教堂，以及餐廳里的那些拱廊，還有學校、整潔有序的種植園以及傳教基地，也就都不復存在了。
無論是在教堂還是去餐廳，法拉總會把我們的兩匹小馬牽在手里。在回農場的路上，他一定能感覺到我愉悅的心情。他是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從來不喝酒，所以他覺得我喝的酒和我做的彌撒一樣，在我的宗教儀式中占有一樣的地位。
這些法國神父們有時會騎上摩托車到我的農場吃午飯。在農場上，他們給我講拉封丹寓言故事，還給我提出了很多關于咖啡種植的好建議。但我對蘇格蘭布道會就不太熟悉了。那兒的地勢極高，站在教區內向四周的基庫尤村落觀望時，視野極其不錯，但整個教區基地卻總是給我一種“失明”的感覺，就好像除了它自己，就再也看不見別的了。他們竭盡全力說服土著人穿上歐洲人的服裝，我覺得這么做沒有任何好處。但他們的醫院是很不錯的。當時，院長是亞瑟醫生，他樂善好施，聰敏過人。我的咖啡園里很多人都得到了他們的救治。
卡曼特在蘇格蘭布道會的醫院里住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里，我只見過他一次。當時，我騎著馬去基庫尤車站，路上經過教會醫院。去車站的路離醫院的空地很近，與其平行著向前延伸。我看到卡曼特在空地上站著，與正在鍛煉恢復的病人們保持著距離。他的腿好多了，可以跑了。看到我，他奔向空地的籬笆旁，跟著我一直跑到了籬笆盡頭。他沿著籬笆向前跑著，像是我騎著馬吸引過來的一頭小馬駒，在一個小型牧場里奔跑。他向前跑著，眼睛一直盯著我的小矮馬，但始終沒有說一句話。跑到空地的盡頭，他不得不停了下來。走過空地之后，我回頭看他。他筆直地站在那兒，頭抬得高高的注視著我，很像一匹小馬駒盯著遠去的騎馬人。我抬起手臂向他揮手，第一次他沒有任何反應，我揮了好多次之后，他的手臂才突然像泵桿一樣直直地指向空中，而且也只指了一次。
復活節上午，卡曼特回到了農場。他帶給我一封信，是醫生寫的。信里說，卡曼特的腿已經痊愈，以后再也不會復發了。我看信的時候，卡曼特盯著我的臉，沒有想和我討論的意思，他肯定早就知道里面寫什么了。他應該在想更重要的事情。卡曼特平時總是很鎮定，或是表現出一種內斂的莊重，但這次卻明顯看得出他在強忍歡喜，整個人看起來神采奕奕。
土著人非常喜歡戲劇性的效果，卡曼特也是如此。為了讓我感到驚喜，他用舊繃帶把自己從腳后跟到膝蓋裹個嚴嚴實實。很明顯，他覺得這個時刻很重要，倒不是因為他運氣好康復了，而是因為他慷慨地想把這份快樂傳達給我。他可能還記得，我因為治不好他的腿而整日心煩意亂。而且也很清楚，醫院的治療結果一定會讓人大吃一驚。他慢慢地，慢慢地把繃帶從膝蓋開始拆掉，然后露出來光滑的雙腿，他的腿上竟然只留下了一些依稀可見的灰色傷疤。
看到這樣的效果，我大吃一驚，感到特別開心。平靜莊重地享受了我的反應后，卡曼特又讓我震驚了一次。他居然告訴我他現在已經是基督徒了。“我跟你一樣了。”他告訴我，然后又要求我一定要給他一盧比，因為耶穌在這一天復活了。
之后，他就回家看媽媽去了。他媽媽是一名寡婦，住在離農場很遠的地方。后來，這位女士在聊天時告訴我，卡曼特這天的行為很不同尋常，他完全敞開了心扉，告訴了她很多在醫院里見到的奇人奇事。去過他媽媽的小屋之后，他很快就回到了農莊，他覺得自己現在理所當然是屬于農場的。之后，他就一直在農場上為我工作，直到最后我離開非洲。這期間，一共有十二年時間。
我第一次見到卡曼特的時候，他看起來只有六歲。他有一個兄弟，看起來有八歲。但兄弟倆都告訴我，卡曼特是哥哥。我想，卡曼特應該是因為長期的腿疾而發育遲緩。所以他那時應該已經九歲了。后來他長大了，但整個人看起來還是很矮小，或者說某些方面發育畸形，但至于什么地方畸形，還真說不出來。日復一日，他有棱有角的臉龐慢慢變得圓潤，走起路來也相當輕快。我以造物主的眼光審視他，倒并不覺得他難看，只是他的雙腿太細了，永遠都像是兩根棍子，所以整個人看起來也就有點古怪，有點像小丑，又有點像魔鬼。如果稍微改動一下，我想他就可以坐在巴黎圣母院的鐘樓上俯視民眾了。他的身上帶著一種鮮明的活力和生機，如果是在一幅畫中，他一定是需要濃筆重墨的那一筆。有了他，我在農場上的大家庭顯得獨特而別致。他的頭腦總是不太正常，或者至少是形容白人時所說的“特別古怪”。他是一個喜歡思考的孩子。或許是因為常年的苦難生活，他習慣了遇事就思考，然后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來得出自己的結論。他一直就是一個特立獨行、與世隔絕的人。做同一件事情，他的方式絕對與別人不同。
我在農場上辦了一所學校，然后輪流從羅馬天主教會、英國教會和蘇格蘭教會請來土著教師為孩子們上課。肯尼亞土著的教育嚴格地控制在宗教范圍內。當時，除了《圣經》和一些圣歌集之外，還沒有別的書被翻譯成斯瓦希里語。在非洲的時候，我一直計劃著把《伊索寓言》翻譯過來，供當地的土著居民閱讀，卻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時間實施這項計劃。這所學校是我在農場上最喜歡的地方，是農場上人們精神世界的中心。學校就在一座由波紋鐵皮搭建的倉庫里，整個倉庫是長形的，也有些歲月了。在這兒，我度過了無數美好的夜晚。
卡曼特會跟我一起到學校上課，但從來不和孩子們一起坐在板凳上，而是站在離他們稍遠的地方，好像是故意要讓耳朵聽不到老師講課的聲音，故意無視其他被允許進來聽課的孩子們的狂喜似的。后來，我看到過他躲在我的廚房里，努力回憶著從黑板上看到的字母和數字，一筆一畫地、慢慢地抄寫和臨摹，往往字母和數字都是倒著的。我覺得，即使很想去學校上學，他也不會和其他人一起去。在童年時，他的內心已經扭曲或封閉起來了。長大后，對于他而言，不正常的事兒才算正常。真正的侏儒在靈魂深處是傲慢自大的，他們認為，自己之所以與其他人不同，是因為其他人都是扭曲的。卡曼特就是以這樣的心理來面對被孤立這件事情的。
卡曼特在金錢方面極其精明。他平日的花銷很少，而且很成功地和一些基庫尤人做了幾次山羊買賣，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結婚了。在基庫尤族里，結婚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他曾經像哲學家似的告訴我，金錢這個東西真是一文不值。這話聽起來既透徹又富有原創性。他基本上和生活保持著一種很奇特的關系：他是它的主人，但卻從不贊美它。
他天生就不會贊美別人，即使對于動物的智慧，他也只是認可和“覺得還好”。我和他認識那么長時間，只聽他贊美過一位索馬里女士。沒過幾年，這位女士就來到我的農場上生活了。只要聽到別人說出什么自信的話或豪言壯語，卡曼特就會發出一種低低的、帶有嘲弄的笑聲，而且完全不分場合。所有土著人的內心都帶著一股強烈的惡意，看到誰做錯事情，就會發出尖銳刻薄的笑聲。聽到這種笑聲，歐洲人會覺得很受傷，心里會很反感。卡曼特更是把這種特質發揮到了極致，把它演變成了一種很特別的自我諷刺。利用這種方式，不論是在面對自己的還是他人的失望和災難時，他都能夠從中尋找到樂趣。
我在許多土著老婦身上也能看到這種心理，比如被火燒了好多次的老婦，再比如血液里已經流淌著宿命感的老嫗。不管在哪里見到她們，只要她們嘲諷我，我都能聽出來。但我心里很同情她們，只當是某個親姐妹在嘲諷自己了。我常常讓仆人們在周末早晨給老婦們發鼻煙，那時我一般還沒起床。土著人把鼻煙叫作“湯博科”。于是，每到周日的早晨，就有一群奇奇怪怪的人圍在我的房子周圍，院子也變成了一個凌亂不堪、破舊的養雞場，里面擠滿了瘦骨嶙峋的禿毛老母雞，“咯咯咯”地叫個不停。因為土著人不太習慣大聲說話，所以她們的聲音都很小。盡管如此，聲音還是會穿過臥室開著的窗戶飄進來。在某個周日的早晨，基庫尤老婦的這股溫和、活潑的小溪起了漣漪，突然變成了一條歡笑的瀑布。一定是有什么特別好笑的事情發生了。我把法拉叫進來問他怎么回事。他不怎么情愿地告訴我，他忘記買鼻煙了。老婦們走了很遠的路，到了之后卻什么也沒拿到，她們說自己真是“布里”。這件事后來成了這群基庫尤老婦的笑料。如果在玉米地的小路上碰到她們中的某個人，她就會停下來，定定地站在我面前，用一根彎曲的、瘦巴巴的手指頭指著我，那張又黑又老、布滿皺紋的臉上就綻開了笑容，臉上的皺紋也折疊在了一起，像被一根看不到的繩子牽著一樣。看到她們這樣，我就會想起那個周日的早晨，她和姐妹們走啊走啊，從山下走到我的農場，卻發現我忘記買鼻煙了，她們最后連一粒都沒拿到！哈哈哈，姆薩布！
白人們總說基庫尤人不懂感恩，但卡曼特絕不是這樣的人，即使對于他職責范圍內的事情，他都會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在我們認識后的很多年里，他主動幫我做過很多事情，而我并沒有要求他去做這些事。我問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他說如果不是我，自己可能早就沒命了。他也會通過其他方式表達他的感激。比如，他對我特別友善和熱心。更準確地說，是特別耐心。這可能是因為他覺得我們信仰的是同一個宗教的緣故。但實際上，我覺得在他的心里，我應該是屬于傻瓜世界最傻的那群人。從他來到農場為我工作，和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之后，我就總能感覺到他投射在我身上的犀利眼神，好像他正在對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公正而明確的批判。我甚至覺得，打一開始，他就把我不怕麻煩地為他治療這件事當成了一種怪癖，而且這是不可救藥的。饒是如此，他一直沒有對我失去耐心，一直非常可憐我，試圖通過各種詳細的解釋，指導我擺脫無知。有時，在面對某個問題的時候，他會思考上很長時間，就是為了好好地準備這個問題的解釋，好讓我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卡曼特剛到農場時，他只是幫我喂養家犬，后來成了我的醫務助理。從那之后，我就發現他的雙手非常靈巧，但單從這雙手看，你不會這么覺得。我讓他到廚房做個小學徒，給老廚師埃薩幫工。后來，埃薩被人殺害，他就接替了他的工作，并一直在農場做這份工作。
土著人一般對動物沒有什么感覺，但卡曼特不是這樣，作為專門養狗的仆人，他是專業和權威的，甚至把自己都當成了狗群中的一員。他常常會跑過來跟我交流，告訴我它們想要什么，在思念什么，以及它們對事情有什么看法。在他的照料下，狗的身上沒有長過跳蚤這種非洲害蟲。有很多次，我和他在半夜被狗的嚎叫驚醒，然后一起在防風燈的燈光下，一個個地捉狗群身上的大螞蟻。這種兇殘的螞蟻在斯瓦希里語里叫“賽富”。它們總是排成一隊，碰到什么吃什么。
在教會住院期間，他一定也睜大雙眼留心觀察過，因為他可是一位細心體貼、很有創新性的醫務助理，雖然對那兒的醫療技術，他沒有什么敬畏或偏愛之心，表現得像平常一樣。在離開這個職位后，他有時也會從廚房里走出來，參與某個病人的治療，給我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議。
作為廚師，他又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模樣，你完全無法把他與其他廚師相提并論。在他身上，大自然完全無視“能力”與“才華”出現的先后順序，直接大步邁向“才華”。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慢慢地變得不可思議和不可理解，這樣的事情通常只有在天才身上才會發生。在農場廚房這個小烹飪世界里，卡曼特顯示出了作為天才廚師的卓越才華。甚至“江郎才盡”這種天才的無力感在他身上也是看不到的。如果卡曼特出生在歐洲，經過聰慧老師的調教，那他很有可能會名聲大噪，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幽默大師。不過，他在非洲已是相當有名，對待廚藝的態度簡直就是一位大師級人物。
我很喜歡烹飪。從非洲第一次回歐洲后，我拜了一位名叫佩羅什特的法國廚師為師，他在一家非常著名的飯店工作。那時，我覺得如果能在非洲把這些美食做出來，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看我如此癡迷于烹飪，佩羅什特先生還曾邀請我和他一起經營他的飯店。現在，我只要看到卡曼特，就感受到了這種熟悉的癡迷感，而正是這種癡迷徹底地攫住了我的心。在我看來，和他一起工作的前程簡直是不可估量。這個“野蠻人”身上竟然具備烹飪西方食物的天賦，這是我見過的最神秘的事。這不得不讓我開始重新審視人類文明，因為它很可能是天賜的，是命中注定的。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個本來不信上帝存在的人，在一位顱相學者給我指出“神學雄辯術”在大腦中的位置后，就又重新開始相信上帝的存在。如果“神學雄辯術”是確定存在的，那么神學也就存在。如此一來，上帝就一定是存在的。
只要與烹飪有關的領域，卡曼特都展示出了嫻熟的能力，非常令人震驚。在他那雙黑瘦彎曲的手里，廚房里的各種花樣食物和精品菜式都是不足為奇的小把戲。這雙手深諳有關雞蛋餅、肉餡大酥餅、調味醬和蛋黃醬的一切。他有一種能夠把事情化繁為簡的特殊才能，就像傳說中的幼年基督一樣，用泥巴捏了幾個小鳥，就能讓它們飛走。他鄙視所有復雜的工具，就好像無法忍受它們獨立地完成工作似的。我給他買了一個打蛋機，他硬是把它扔到一邊，任它生銹，然后一直用那把我用來清除草場上雜草的刀去攪蛋清。他攪出來的蛋清層層疊疊的，像是輕盈的云朵。他的雙眼極富洞察力，似乎受到過神靈的啟示，能在整個養雞場里挑出最肥的那只；他認真地用手掂掂雞蛋，就知道它是什么時候下的；他會制定計劃，幫助我改善伙食；他不知道通過什么交流方式，從一位朋友手里拿到了一種非常好的萵苣品種的種子，這個朋友住在離農場很遠的小村里，也是一位醫生的助理。許多年來，我一直在尋找這種種子，但卻一直沒有找到過。
他能熟記各種菜譜。他不認識字，也不認識英語，烹飪書對他來說毫無用處。他一定是掌握了一些我不清楚的系統分類法，然后把學到的所有烹飪知識存儲在了那顆不太漂亮的頭顱里。他用當天看到的突發事件來為菜品命名。比如，他有時把醬汁叫作“閃電劈樹”，有時又叫作“灰馬死掉”，而且從來都不會混淆。但無論我怎么努力，他總是記不住上菜的順序，這是唯一一件我無法讓他做到的事情。因此，每當有客人來，我就必須為我的廚師畫好上菜的順序，就好像要提供一份圖畫式菜單一樣：首先是個湯盤，然后是一條魚，然后是一只鷓鴣或一個洋薊。我覺得這不太可能是因為他記憶力不好，而是因為他覺得萬事萬物都有個度，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他浪費時間。
和這個小魔鬼一起工作的場景非常令人感動。這個廚房名義上是屬于我的，但在準備飯菜的過程中，它以及我們身邊的整個世界都掌控在他的手中。在這里，他完全能夠理解我的意愿，甚至有時我還沒有說出口，他就已經做了出來。我不太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也不清楚他為什么要這么做。對于自己一無所知的事情，對于連他自己都鄙視的事情，他竟然都能夠成功地完成。我很奇怪竟然有這樣的人。
卡曼特對歐洲人的菜肴的味道毫無感覺，他雖然已經有所轉變，和西方文明有了接觸，但內心深處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基庫尤人。他的根深深地扎在自己的部落里，扎在對族人的信任里，就好像只有這樣，他才活得像個人。有時，他也會品嘗一下自己烹飪的食物，但下一秒臉上立刻就出現了一種不信任，那神情像極了一個巫婆在品嘗自己做的肥皂湯之后的表情。
有時，他的聰明才智似乎失去了作用，會給我拿來一些基庫尤人的美食，有時是一個香甜的烤紅薯，有時是一塊肥羊肉。就像一個與主人生活了很久的小狗，雖然也算是受了文明世界的熏染，但依然會把一根骨頭當作禮物，放在你面前的地板上。我總感覺，在卡曼特心里，我們肯定是精神失常了，才會把美食弄出這么多復雜的工序。
在很多事情上，卡曼特會很坦誠地告訴我自己的想法，但每當我嘗試詢問他對自己所做食物的看法時，他卻總是守口如瓶，一字不提。于是，我們就在廚房里肩并肩工作，不再理會對方對烹飪重要性的看法。
內羅畢有家穆海咖俱樂部，那兒的很多廚師都是我的好朋友。每當他們有新的菜式出來，我就把卡曼特送過去，跟著他們學習。卡曼特還是學徒時，我家就因美味佳肴而在殖民地出名。這真是讓我感到非常開心，我渴望自己的藝術品能夠有人欣賞。因此，每當朋友們來和我一起吃飯時，我都很高興。卡曼特對別人的贊賞毫不在意，但能記住常來農場就餐的客人們的口味。“我要為伯克利·科爾先生做一道白葡萄酒魚。他自己帶了白葡萄酒，讓我做魚的時候放進去。”他說這話時，語氣里滿是沉重，好像剛剛提到的是一個神經錯亂的人。為了得到美食專家的意見，我邀請居住在內羅畢的老朋友查爾斯·布爾佩特先生來和我們共餐。布爾佩特先生是老一代的旅行家，斐利亞·福格[1]都比他晚出生好多年。他周游世界，嘗遍各地美食，是那種只管享受當下，不管未來會如何的人。早在五十年前，就有關于運動和登山的書籍記錄了他的事跡，包括他在做運動員時的探險活動，以及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的登山壯舉。有一本名字叫《來得容易去得快》（Light Come Light Go）的書，專門記錄了世界上著名的打賭活動。書里記載，老先生有一次跟別人打賭說，他可以身著晚禮服，頭戴高禮帽游過泰晤士河，結果他真的這么做了。更富有戲劇性的是，他后來竟然效仿利安得[2]和拜倫勛爵[3]，橫游了達達尼爾海峽。能和這樣的人面對面用餐，我就感到很幸福了，現在居然可以用自己做的美食招待這個自己喜歡的人，這份幸福感就又多了一層。作為回報，他和我分享了自己關于食物的看法，還聊起了他對世界上很多事物的想法。最后，他告訴我，這是迄今為止他品嘗到的最美味的佳肴。
更讓我感到榮幸的是，威爾士親王[4]也曾駕臨農莊用餐。他對我們的坎伯蘭調味醬贊不絕口。土著人非常敬重國王，很喜歡談論他們。因此，當我給卡曼特轉述威爾士親王對調味醬的贊美之詞時，他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對別人的贊美表示了興趣。甚至好幾個月過去之后，他竟然還想再聽聽親王的贊美。他像一本法語課本一樣問了我一個問題[5]：“那位蘇丹王的兒子真的喜歡那種豬吃的調味醬？他是不是全部吃了？”
出了廚房，卡曼特依舊對我很關心。他常常想幫助我，當然是根據他自己的判斷，比如什么事情對我有利，什么東西很危險。
有天晚上，已經過了午夜，他突然提著防風燈無聲無息地走進了我的臥室，好像在值夜班似的。那應該是他剛來農場不久的事情，因為那時候他還很小。他手里提著燈，站在我的床邊，看起來就像是一只迷路的蝙蝠，兩只大大的耳朵向外鋪開，又像是一小團非洲鬼火。他非常嚴肅地說：“姆薩布，你最好趕緊起床。”我坐起來，頭暈乎乎的，心里想著，即使是再嚴重的事情發生，也該由法拉來叫我起床。我讓他離開，但說了兩遍，他還是站在那兒沒有動。“姆薩布，”他又說，“你最好趕緊起床，我想上帝來了。”我起身下床，問他為什么這么說。他鄭重其事地把我帶到餐廳，從這兒我們能看到西邊的山巒。此時，透過餐廳的玻璃門，我看到了一幅奇特的畫面。是山火。熊熊的火焰在山上燃燒，火舌舔著草地，從山頂一直延伸到山腳的平地。從我住的房子這兒望過去，簡直就是一條垂直的火線，看起來確實像是某個巨人在移動，在向我們走來。我靜靜地在門前站了一會兒，凝視著外面的山火。卡曼特就站在我的旁邊，也在注視著這股山火。我怕他被嚇住，就安慰他，跟他解釋外面發生了什么。但不管我怎么解釋，對他好像都不起什么作用。很明顯，他把叫醒我看成了自己的傳教使命。他說：“是呀，或許是這樣吧。但我想還是要叫醒你，如果真的是上帝來了呢。”
[1]法國科幻小說家凡爾納的小說《八十天環游地球》的主人公。
[2]希臘神話中愛上女祭司海若的小伙子。他每天晚上游過達達尼爾海峽與海若相會。最終，他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溺水而亡，悲痛的海若也跳海自殺身亡。
[3]Lord Byron，即英國著名詩人拜倫。他在1809年離開英國前往土耳其，1810年抵達達達尼爾海峽西岸。為了追憶希臘神話中的利安得和海若，他跳進海中游到對岸。之后，他在自己的長詩《恰爾德·哈羅爾德游記》中描述了此事。
[4]1301年英格蘭吞并威爾士后英王賜予長子的頭銜，并一直沿用至今。等同于英國王儲。
[5]語言課本中常常會為讀者在課后設置很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