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新詩開始發展的時候，胡適之先生寫了《北京的平民文學》一篇短文，介紹北京的歌謠（《文存》二集）。文中引義國衛太爾男爵編的《北京歌唱》（一八六九）《自序》，說這些歌謠中有些“真詩”，并且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呢。”胡先生接著道：
現在白話詩起來了，然而做詩的人似乎還不曾曉得俗歌里有許多可以供我們取法的風格與方法，所以他們寧可學那不容易讀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卻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風格。這個似乎是今日詩國的一種缺陷罷？
胡先生提倡“活文學”的白話詩，要真，要自然流利；衛太爾的話足以幫助他的理論。他所謂“生硬文句”，指的過分歐化的文句。
但是新文學運動實在是受外國的影響。胡先生自己的新詩，也是借鏡于外國詩，一翻《嘗試集》就看得出。他雖然一時興到的介紹歌謠，提倡“真詩”，可是并不認真的創作歌謠體的新詩。他要真，要自然流利，不過似乎并不企圖“真”到歌謠的地步，“自然流利”到歌謠的地步。那些時搜集歌謠運動雖然甚囂塵上，只是為了研究和欣賞，并非供給寫作的范本。有人還指出白話詩的音調要不像歌謠，才是真新詩。其實這倒代表一般人的意見。當時劉半農先生曾經仿作江陰船歌（《瓦釜集》），俞平伯先生也曾仿作吳歌（見《我們的七月》）；他們只是仿作歌謠，不是在作新詩。仿的很逼真，很自然，但他們自己和別人都不認為新詩。——俞先生在《歡愁底歌》（《冬夜》）那首新詩里卻有兩段在嘗試小調（俗曲）的音節；不過也只是興到偶一為之，并沒有嘗試第二次。
“九一八”前后，一度有所謂大眾語運動；這運動的一個支流便是詩的歌謠化。那時有些人嘗試著將所謂農民大眾的意識裝進山歌的形式里——工人的意識似乎就裝不進去。這個新的歌謠或新詩只出現在書刊上，并不能下鄉，達到農民的耳朵里，對于刊物的讀者也沒有能夠引起興味，因此沒有什么影響就過去了。大眾語運動雖然熱鬧一時，不久也就消沉了下去。主要的原因大概可以說是不切實際罷。接著是通俗讀物編刊運動，大規模的舊瓶裝新酒，將愛國的意念裝進各種民間文藝的形式里。這里面有俗曲，如大鼓調，但沒有山歌和童謠，大約因為這兩體短小的緣故。這運動的目標只在“通俗讀物”，只在宣傳，不在文藝，倒收到相當的效果，發生相當的影響。
抗戰以來，大家注意文藝的宣傳，努力文藝的通俗化。嘗試各種民間文藝的形式的多起來了。民間形式漸漸變為“民族形式”。于是乎有長時期的“民族形式的討論”。討論的結果，大家覺得民族形式自然可以利用，但歐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就利用民族形式或文藝的通俗化而論，也有兩種意見。一是整個文藝的通俗化，一面普及，一面提高；一是創作通俗文藝，只為了普及，提高卻還是一般文藝（非通俗文藝）的責任。不管理論如何，事實似乎是走著第二條路。這時期民族形式的利用里，山歌和童謠兩體還是沒有用上。詩正向長篇和敘事體發展，自然用不到這些。大鼓調用得卻不少，老舍先生的《劍北篇》就是好例子。柯仲平先生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參用唱本（就是俗曲）的形式寫成那么長的詩（并沒有完），也引起一般的注意。這種愛國的詩也可算作“民族的詩”。但衛太爾那時所謂“民族的詩”似乎只指表現一般民眾的生活的詩，他不會想到現在的發展。再說他那本《北京歌唱》里收的全是兒歌或童謠，他所謂“真詩”和“民族的詩”都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跟現在主張和實行利用民族形式的人也大不相同的。
從新詩的發展來看，新詩本身接受的歌謠的影響很少。所謂歌謠，照我現在的意見，主要的可分為童歌（就是兒歌），山歌，俗曲（唱本）三類。新詩只在抗戰后才開始接受一些俗曲的影響，如上文指出的——“九一八”前后歌謠化的新詩，嘗試的既不多，作品也有限（已故的蒲風先生頗在這方面努力，但成績也不顯著），可以不論。不過白話詩的通俗化卻很早就開始。有一種“夸陽歷”的新大鼓，記得民國十四年左右已經出現。更值得重提的是十七年《大公報》上的幾首《民間寫真》，作者是蜂子先生，已經死了十多年。現在抄一首《趙老伯出口》在這里：
趙老伯一輩子不懂什么叫作愁，
他老是微笑著把汗往下流。
他又有一個有趣惹人笑的臉，
鼻子翹起像只小母牛。
他的老婆死了很久很久，
兒子閨女都沒有，
三畝園子兩間屋，
還有一只大黃狗。
趙老伯近年太衰老，
自己的園地種不了。
從前種菜又種瓜，
現在長滿了狗尾巴草。
夏天沒得吃，冬天又沒得穿，
三畝園子典了三十千。
今年到期贖不出，
李五爺催他趕快搬。
趙老伯這幾天臉上沒有了笑，
提起了搬家把淚掉：
“那里有啥家可搬？
提上棍子去把飯來要！”
“這園子我種過四十年，
才賣了這么幾個錢！
又舍不開東鄰共西舍，
逼我搬家真可憐！”
“從未走路先晃蕩，
說不定早晨和晚上，
我死也要死在李家橋，
天哪！我不能勞苦一生作了外喪！”
“快滾！快滾！快快滾！”
李五爺的管家發了狠。
禿三爺的利害你該知道！
“摸摸你吃飯的家伙穩不穩？”
趙老伯有個好人緣兒，
小孩子都喜歡同他玩兒。
因為李五爺趕他走，
大家只能把長氣吸一口。
一瘸一拐奔了古北口，
山上山下幾行衰柳。
晨曦里我遠望見他同他的老伙伴，
趙老伯同著他的大黃狗。
（《大公報》，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這夠“自然流利”的，按衛太爾和胡先生的標準，該可以算是“真詩”。其中四個“把”字句和一些七字句大概是唱本的影響，但全篇還是一般白話的成分多。本篇描寫農民的生活具體而貼切；雖然無所謂農民大眾的意識，卻不愧“民間寫真”的名目。作為通俗的白話詩，這是出色當行之作；但按詩的一般標準說，似乎還欠經濟些——原作者自己似乎也沒有認為一般的新詩。
所謂“自然流利”的“真詩”，如上文所論，是以童謠為根據的。童謠就是兒歌，并不限于兒童生活，歌詠成人生活的也盡有。“童謠”是歷史上傳下來的名字，似乎比兒歌能夠表現這種歌謠的社會性些——我并不看重童謠的占驗作用，而看重它的諷世作用。童謠是“誦”的，也可以算是“讀”的。它全用口語，所謂“自然流利”；有時候壓韻，也極自然，念下去還是流利的。但是童謠跟別種民間文藝一樣，俳諧氣太重而缺乏認真的嚴肅的態度；夸張和不切實更是它的本色。這是童謠的“自然”。“流利”的語調兒見出伶俐，但太輕快了便不免有點兒滑，沉不住氣。這也許可以說是不認真的“真詩”罷？再說童謠復沓多，只能表現單純和簡單的情感，也跟一般的詩不同。新詩不取法于童謠，大概為了這些。
山歌是竹枝詞一脈，中唐李益有詩道，“無奈孤舟夕，山歌聞竹枝”，可見，對山歌也該是的；劉禹錫《竹枝詞》引中有“以曲多為賢”的話，似乎就指的相對競歌，竹枝詞原可以合樂，且有舞容；現在的山歌調也可以合樂，舞容卻似乎沒有。但現在的山歌以徒歌為主。竹枝詞從劉禹錫依調創作以后，成為詩的一體；不過是特殊的一體，專詠風土，不避俗，跟一般的七絕詩總有些分別。后來搜集山歌的人稱山歌為“風”，如李調元的《粵風》；“風”的名字雖然本于《國風》，其實只是“歌謠”的意思。這與一般的詩還是不能相提并論。現在的山歌以歌詠私情（戀愛）為主，最長于創造譬喻。在創造譬喻這一點上，是值得新詩取法的。山歌也盡量用白話，雖不像童謠的“自然”，比一般的詩卻“自然”得多。可是因此也不免徘諧，灑脫，不認真。山歌是唱的，雖然空口唱，也有一定的調子，似乎說不上“流利”與否。又因為是唱的，聲就比義重；在不唱而吟誦的時候，山歌的音調也還跟七絕詩一樣。新詩是“讀”的或“說”的，不是唱的，它又要從舊詩詞曲的固定的形式解放，又認真，所以也沒有取法于山歌。
俗曲的種類很多，往往因地而異，各有各的來歷，這里無須詳論。俗曲大多數印成唱本，普通就稱為唱本。許多的小調和大鼓調都有唱本。唱本以七字句或十字句為基調；有些可以合樂，但長篇只為吟誦而作。唱本篇幅長，要句調整齊，得多參用文言，便不能很“自然”。它的“自然”還趕不上山歌，但比一般的詩總近于口語些就是了。它也無所謂“流利”與否。童謠的俳諧氣、夸張和不切合的情形，唱本都有；它的不切合特別表現在套語里，如佳人，牙床等。加上白話文言的駁雜，敘述描寫的繁瑣，完美的作品極少。唱本多半是敘事歌，不像童謠和山歌以抒情為主。新詩原只向抒情方面發展，無須敘事的體裁，唱本又有許多和新詩不合的地方，新詩不取法于它是無足怪的。現在的詩一方面向敘事體發展，于是乎柯仲平先生斟酌唱本的形式，寫成《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那是準備朗讀的，不是準備吟誦的；倒沒有唱本的種種不合的地方，只是繁瑣得可以，繁瑣就埋沒了精彩。
但是新詩不取法于歌謠，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外國的影響；別的原因都只在這一個影響之下發生作用。外國的影響使我國文學向一條新路發展，詩也不能夠是例外。按詩的發展的舊路，各體都出于歌謠，四言出于《國風》、《小雅》，五七言出于樂府詩。《國風》、《小雅》跟樂府詩在民間流行的時候，似乎有的合樂，有的徒歌。——詞曲也出于民間，原來卻都是樂歌。這些經過文人的由仿作而創作，漸漸的脫離民間脫離音樂而獨立。這中間詞曲的節奏不根據于自然勻稱和均齊，而靠著樂調的組織，獨立較難。詞脫離了民間，脫離了音樂，脫離了俳諧氣，但只掙得半獨立的“詩余”地位。清代常州詞派想提高它的地位，努力使它進一步的詩化，嚴肅化，可是目的并未達成。曲脫離了民間，沒有脫離了音樂；劇曲的發展成功很大，散曲卻還一向帶著俳諧氣，所以只得到“詞余”的地位。新文學運動以來，這兩體都升了格算是詩了；那是按外國詩的意念說的，也是外國的影響。
照詩的發展的舊路，新詩該出于歌謠。山歌七言四句，變化太少；新詩的形式也許該出于童謠和唱本。像《趙老伯出口》倒可以算是照舊路發展出來新詩的雛形。但我們的新詩早就超過這種雛形了。這就因為我們接受了外國的影響，“迎頭趕上”的緣故。這是歐化，但不如說是現代化。“民族形式討論”的結論不錯，現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現代化是新路，比舊路短得多；要“迎頭趕上”人家，非走這條新路不可。可是話說回來，新詩雖然不必取法于歌謠，卻也不妨取法于歌謠，山歌長于譬喻，并且巧于復沓，都可學。童謠雖然不必尊為“真詩”，但那“自然流利”，有些詩也可斟酌的學；新詩雖說認真，卻也不妨有不認真的時候。歷來的新詩似乎太嚴肅了，不免單調些。卞之琳先生說得好：
可是松了，
不妨拉樹枝擺擺。
（《慰勞信集》五）
我們現在不妨來點兒輕快的幽默的詩，只有唱本，除了一些句法外，值得學的很少。現在敘事詩雖然發展，唱本卻不足以供模范。現在的敘事詩已經不是英雄與美人的史詩，散文的成分相當多；唱本的結構往往松散，若去學它，會增加敘事詩的散文化的程度，使讀者覺得過分。我們主張新詩不妨取法歌謠，為的使它多帶我們本土的色彩；這似乎也可以說是利用民族形式，也可以說是在創作“一種新的‘民族的詩’”。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