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曰：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后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為之校讎。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復見矣。）所可推者，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為貶駁之辭。蓋樵為通史，而固則斷代為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為校讎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為《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詳且備。然亦未究求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后，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制，不能無所疏漏，亦其勢也。今為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校讎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釐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宗劉第二
互著第三
別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補鄭第六
校讎條理第七
著錄殘逸第八
藏書第九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圣人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群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右一之一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頌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為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為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為師，《樂》以司樂為師，《詩》以太師為師，《書》以外史為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群書之旨也。此最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后，條辨流別數語耳。即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敘六藝而后，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為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為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后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既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為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為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后，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歷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即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為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后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丘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尚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即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既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編於敘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為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后；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后；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后，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后人易識別也。唐后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為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后學術，日趨茍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后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為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后，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為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為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后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為尚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敘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并載，初不以重復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別其流，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復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右三之一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顏注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鹖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復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復著錄，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為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法，以故《校讎》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即矛陷盾，樵又無詞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錄之創為《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并列而為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玄《尚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制，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列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復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即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右三之三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為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為用，譜牒與歷律之書相資為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范》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復互注之法，無以免后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復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右三之四
別類敘書，如列人為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為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群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后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為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右三之五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采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采取成說也。）其所采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并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并錄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當重復者，有不當重復者。《漢志》以后，既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復，大都不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復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并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后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后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后，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為吊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氏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后學者也。鄭樵精於校讎，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為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為張唐英，則二人而誤為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不一，亦開歧誤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玄《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馀所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偽《孔傳》，乃采鄭玄《易》注《書》注之見於群書者，為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群書者，為《三家詩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后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采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采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
──右六之二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后世者，以為《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為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讎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遣官、校書久任之說，真得校讎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見奇書秘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即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志，真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脞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匯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并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為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愿讬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邪不衷之說，淫诐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為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為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為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旦為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館閣校讎未必盡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則窒礙難行，甚或漸啟挾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右七之一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讎中秘，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讎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秘之謂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讎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讎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眾手為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讎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后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而坐收於幾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
──右七之三
古人校讎，於書有訛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刪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后人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并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互見之法，不傳於后世；然亦幸而尚注并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為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矣。南宋鄭寅《七錄》，猶以藝、方技為三門，蓋亦《七略》之遺法。然列其書於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君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語言，而術業之誤，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錄殘逸第八
凡著錄之書，有當時遺漏失載者，有著錄殘逸不全者。《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尚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校讎家所當歷稽載籍，補於藝文之略者也。
藏書第九
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以謂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說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至於學者已久失其傳，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為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剎；然則尼山、泗水之間，有謀禹穴藏書之舊典者，抑亦可以補中秘之所不逮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