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南北由自然環境的不同，所以它們所產生的人物也很有差別。大抵當六朝時，文人多出在南方，而經師正出在北方。在李延壽的《北史》，文苑與儒林分傳，后者較多，而且有相當的成就。推想南北人好尚的不同，亦由他們用功不用功的緣故。《北史·儒林傳》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可見北人學問比較踏實，而南人學問比較空靈。又如同一以山水為對象之文學作品，南人則有謝靈運之用詩，而北人酈道元則用散文。所以《北史·文苑傳》又說：“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
從以上看來，可以略知南北風尚之不同。但這里所要講的北朝的范圍若何，不可不首先給它弄個明白。若遵照李延壽所編纂之《北史》，乃起于拓跋魏而終于隋代。但從當日的事實上看來，西晉懷愍之世，大河南北，已非漢人所有，應從五胡十六國講起才對。若說最初北方都是野蠻種族，并無文化，此話未免太苛。如劉淵、劉聰、苻堅、姚興、沮渠蒙遜與赫連勃勃等人學問都很不壞，劉聰更是一個詩人，《晉書》載記可考。
但為講述的便利起見，還是從北方最先統一之拓跋魏講起，而后北齊、北周。
我們首先要把這幾代的年號及定都地點略說一說：魏人建國，始于晉末，當南方劉宋崛興之時，從開國直到孝文帝，定都在平城；太和十八年（四九四），遷洛陽；西魏又遷長安；東魏亦在洛陽；北齊乃遷至彰德。
今分北朝文學為三期：以由魏開國至孝文帝太和中為第一期；以由太和遷洛至北齊為第二期；以由西魏遷長安，至北周為第三期。
第一期 魏開國至孝文帝太和中
這時期的北方，最先為匈奴、鮮卑等胡族所據，拓跋魏氏亦不通中國文學，只能用胡語；而且從掃定群雄到太和年間，頻年征戰，也談不到什么文學。間或有少數漢人去點綴北地文壇的風景，亦只限于散文家，可以崔浩為代表。
第二期 太和遷洛至北齊
這里所講的第二期，乃真是北朝文學之啟蒙期。此時把原來的平城改稱恒州。魏代自從孝文帝即位（他仿佛像后來的金章宗），渴慕中國文化，定計南遷，以調和南北殊俗為己任。他的宗室權臣，頗有反對他的，他寧愿殺掉不服從他的人，而不情愿犧牲他自己的主張。當太和十二年（四八八），他又改姓為元，同時又禁止百姓作胡語。所以很容易與中國文明同化。就是孝文帝本身也是當代文人，他所作的《吊比干文》及小文小詩等，均可觀。所以以后魏代君王間有能為詩文者，如節閔帝、孝莊帝等。但談到此期的真正文學家的代表，還要推溫子昇、邢邵（子才）、魏收（伯起）三人。在當時一般南方文人的眼光中，很看不起北方的文人。且舉庾子山之言為代表。他說：“自南北來，惟韓陵片石，可與共語，余則驢鳴犬吠耳。”（按：韓陵片石，乃指溫子昇所為《韓陵寺碑文》。）但北方文人，每以崇拜南方文人為風尚，而且他們所舉的標準人物，也正是南人。孝文帝遷都洛陽為太和十七年（四九三），正是南方沈約《宋書》告成之日。此時南方聲律之說正盛，北人眼中最看得起沈氏。濟陰王暉業稱贊溫子昇，以為他“足以陵顏（延年）、轢謝（靈運）、含任（昉）、吐沈（約）”。這列舉的四位，不都是南方的文人么？后來魏伯起入齊修《魏書》，常常與邢子才相爭辯的問題，即是南方任、沈優劣論。邢詆魏模擬彥升，魏又詆邢在沈集中做賊。從這些消息中看來，便知北方文人之不易抬頭，而且不易脫南人之窠臼。然而在魏、晉以來，北方也出了不少的文士（《隋書·經籍志》所收者不廣），但有種趨勢始終與南方不同的：一是他們比較善于持論，擅散文而不能為流連哀思之詩賦。故魏收曾言：“子昇不能作賦，邢子才有一二首，然非其所長。”二是他們中的詩人并不多見，如邢如魏如溫所存的詩均不過各有十余首。但他們作的詩雖不多，頗能絕對服從當時流行的聲律論，倒比南朝尚有少數人反對的純粹些。
談到北魏的散文，大家都能憶起兩位不朽的作者，一為作《洛陽伽藍記》之楊衒之，一為作《水經注》之酈道元。這兩部書不但可以說頗富于文學的趣味，簡直可以稱之曰散文詩。《伽藍記》將洛陽寺宇歷歷繪出，令人追慕中古建筑藝術之美妙絕倫。《水經注》描寫山水之空靈縹緲，與當時南方大詩人謝靈運所發表之山水詩，正是旗鼓相當。到了唐代的柳子厚山水文即學酈，而詩又出于謝。清代王闿運山水詩學大謝而兼以《水經注》。
至于北齊之代表作家，如祖鴻勛、樊遜等人，亦皆能為文而不能為詩，這真是一代的風氣所使然。
第三期 西魏遷長安至北周
此期北朝史跡頗繁復，列簡表如次：
北魏末，宇文泰奉文帝遷于長安，為西魏。建都二十四年，宇文始自立為北周。周立國二十一年，始滅高齊。再過十一年，然后入隋。隋又次滅陳，南北始歸統一。
在梁元帝江陵稱制與西魏開釁后，江陵破，元帝被殺。越三年，宇文始復篡周。在元帝未被殺以前，庾信由南奉使入北，遭梁又與魏開戰，被阻不得歸。后來南北講和，各釋俘虜，唯有庾信與王褒始終未被北朝人放回，所以他們二人均終老于北地。
此期中所發生的兩大事件：（一）為南方文學之反響；（二）為南北文學之合一。
北方的文人心目中所最崇拜的，就是南方的文人，于是以后北方的文人作風也漸漸地“南化”起來，殊與北人之本來的淡素之口味不合。于是有北地憂時之士，苦口婆心，欲挽狂瀾于既倒，此派當以蘇綽為首領。他的文章均為單筆，乏藻采，當時又得宇文泰當國，亦禁斥浮華，令蘇綽為朝廷作《大誥》以訓誡群臣。（按：蘇氏未見北周立國而亡，令狐德棻以宇文當國之日，為北周開國之時，至清代謝啟昆作《西魏書》始改正此誤。）到了稍后，南方又有姚思廉之子姚察修《梁書》，亦深惡當時之駢偶氣習，作文專用單筆。到唐代又有韓、柳等之作古文。其實講古文運動，應以蘇綽為始祖。
聲律說起于南，而北人應之；古文說乃起于北，而南人從之。但在當時積習不易廢掉，故令狐德棻《周書》批評他說：“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
其實此期所最當注意者，并不在單筆古文之崛起，而在南北文學之合一。關于溝通雙方文化的先驅者，當推南朝之庾信與王褒。子山是太平時奉使入北，直至南北開釁，欲歸不得。王褒先與梁元帝同守江陵。江陵既破，元帝憤慨，竟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而且同時他們君臣俱投降北方，這就是當時兩位詩人入北之始。雖說以后兩方媾和，各把俘虜放回。庾、王二人始終被北人死死留住，終究未能還鄉。但北人之尊崇他們二人，亦無微不至。因之北方文學風氣，頗受二人影響。甚至于寫字，原來北方人最崇拜趙文淵的，即到王褒入北，北方人均舍趙從王，連趙文淵自己也從新改學王褒之書法來了。至于庾信更受北人抬舉，無論在朝在野，莫不以能讀子山之文為榮。《庾信傳》說：“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于遺韻，眩精于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可見當時他在文學界上權威之一斑。以下專講庾信。
梁、陳之間文體，每以徐（陵）、庾（信）并稱，這是子山早年事實。那時他們的興致蓬勃，所以能做出許多濃麗的作品出來。及至入北周以后，羈身異域，鄉愁獨多，由柔艷靡綺之什，一變而為慷慨激昂之歌。但他終究又脫不盡南人氣骨，所以他的作品，竟能兼有南人之溫麗與北人之剛勁。因此不能以永明以后浮艷的傳統作風去范圍他。談到作賦吧，他能另開一種境界，如他的《哀江南賦》，外表最善以單筆運用復筆，而內容又加入時事而且夾以議論。照明人賦之分類法，為古賦（漢）、俳賦（六朝）、律賦（唐）、文賦（宋）。子山雖生于六朝之末，他偏不作徘賦，而來作為宋代文賦之遠祖的《哀江南賦》。又如詩，他的最有名的《詠懷詩》二十七首，在子山集中，可算代表作品。論其形式，則為古體過渡到律詩之新體；論內容則為感慨身世，與當時用此等詩體詠嘆宮閨的完全異樣。以此等詩為南北朝文學之結束，似覺可怪。但從現在看來，像《詠懷詩》這樣的作品，非帶有點北方剛勁氣質的人不能作，然而若不是南方的才人羈旅于北方的亦不能作。此詩影響后代詩人倒不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