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堂是禪宗僧人修禪辦道的地方。了解禪堂的規式，也就得窺禪門實修實證的面向。這是個很獨特的制度，在日本，大部分的禪宗寺院都奉行它。從禪堂里的僧侶生活，我們可以聯想到印度僧團的生活。
禪堂僧侶的生活準則
該體系是由一千年前中國的百丈懷海禪師（720—814）創設的。他留下一句名言并以此作為他的生活準則：“一日不作，一日不食。”[1]百丈的弟子們不忍年邁的他還在莊田里工作（出坡是他最喜歡做的事），卻屢次勸不動他，于是把耕具藏起來，百丈卻因而拒絕進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2]禪堂里的工作，尤其是被認為低下的事，是僧侶生活的重要元素。其中包含大量的體力勞動，例如掃地、清洗、煮飯、撿柴、耕地或是到遠近村莊沿門托缽。他們認為工作不會損及其尊嚴，并且在其中培養手足情誼。他們相信體力勞動是神圣的，無論工作多么辛苦低下，他們決不推卻，而盡己所能去勞動，因為他們不是懶漢，不像印度某些比丘或托缽僧一樣。
從心理學去看，這是非常好的事，因為體力活動是調伏因久坐不起而心識昏沉的最好藥方，昏沉是很常見的禪病。大部分隱修者的麻煩，是他們的身心并不調和，他們身體和心靈總是一分為二。他們以為身體在這里，心靈在那里，卻忘了這個分別只是觀念作用，因而是人為施設的。習禪的目的就在于止息這個根本的分別心，很小心地避免任何可能偏于一邊的修行。所謂的開悟，其實就在于止歇一切分別妄念，但是它絕對不是空的狀態。心的疲怠經常是耽著靜境的結果，我們也會看到，那絕對無益于開悟。精進禪修的人自然要避免心識困于枯寂。這也是禪門弟子反對終日坐禪的原因。身體忙起來，也會讓心忙起來，并因而活潑、健康、清醒。
真理必須以生活經驗為基礎
在道德上，身體力行可以印證觀念的正當性。在禪里頭尤其如此，無法有效反映在實證上的抽象觀念，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信念是得自體驗而非抽象思考，道德主張應該總是高于知性判斷，也就是說，真理必須以生活經驗為基礎。禪門弟子說，枯坐冥想不是他們要做的事。當然，他們也會靜坐禪修，但是前提是他們必須把工作里學到的東西融會貫通。正如他們反對終日“反復咀嚼”，他們會把在靜坐里的反省付諸行動，在現實環境里驗證它們的有效性。我深信如果禪宗寺院沒有以工作當作其信念，讓僧侶的血液保持循環，那么習禪就會落入耽空滯寂的體系，而中國和日本的古德們辛苦積累的寶藏，也就成了一堆腐敗的廢物。
禪堂是根據僧眾多寡而大小不一的方形房舍。以鐮倉的圓覺寺來說，約莫為寬三十五英尺[3]、長六十五英尺，可容納三四十名僧侶。每個僧人分配到約一席大的寮房，可以打坐、睡覺。每個人的被褥不超過五英尺寬、六英尺長，無論冬夏皆然。他們沒有制式的枕頭，總是以隨身的東西將就著使用。不過他們隨身的東西也非常少，包括袈裟、海青、幾本書、剃刀、缽，全部裝在一個長十三英寸[4]、寬十英寸、高三點五英寸的漆器箱子（行笈）里。在行腳時，以寬帶子把漆器箱子掛在脖子上，懸掛在胸前。他的所有家當就這樣隨身帶著走。“一衣一缽，樹下石上”生動地描繪了印度的比丘生活。相較于此，現代的禪僧的生活可以說充裕得多。盡管如此，他們的需要仍然降到最低，每個人都得過著最簡樸的生活。佛教認為占有欲是凡夫容易執著的貪念當中最不好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煩惱是因為貪求無厭。人們貪求權力，就會有強凌弱，眾暴寡；人們垂涎財富，有錢人和窮人便總是爭執不休，彼此對立。除非完全舍棄占有和控制的欲望，否則國際戰爭就會持續蔓延，社會動亂不斷升高。我們不能如遠古時代那樣以不同的基礎去重建社會嗎？我們不能停止那僅僅為了個人或國家的擴張而貪求的財富聚斂和權力累積嗎？佛教僧侶對于世間法的非理性感到很失望，于是走到另一個極端，就連生活里合理且完全無害的喜悅都要舍棄掉。然而，禪宗把僧侶的家當裝到一個小箱子里的理想，只是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的無聲抗議，雖然不是很有效果。
印度的比丘是過午不食的，他們一日一食，在英美世界的人們眼里，他們的早餐根本不算是早餐。禪僧本來不應吃晚餐，但是由于氣候寒冷，他們好歹得吃一點，為了減輕心里的不安，于是稱之為“藥石”。他們在大清早天亮以前就吃早餐，內容是稀飯和醬菜。主餐在上午十點，主要有米飯（或是摻大麥）、蔬菜湯和腌菜。到了下午四點，他們就吃剩菜剩飯，不再特別煮什么東西。除非出外做客，或是接受供養，他們的餐點大致如上所述，年復一年。守貧和簡樸是他們的規定。
然而我們不能就此推論說苦行是禪僧的生活理想。就禪的究竟旨趣而言，它既不是禁欲主義，也不屬于任何其他的道德體系。如果說它似乎在擁護壓抑或厭離的教法，那只是表象而已，因為禪宗畢竟是佛教一脈，多少有一點印度苦行主義的傾向。但是僧侶生活的核心觀念，不是浪費而是善用身邊的事物，那也是處處可見的佛教精神。其實，知性、想象和其他心識作用，以及我們周遭的事物，包括我們的身體，都是要用來開展并增長我們自身擁有的最高貴的能力，而不只是滿足個人的沖動和欲望，那些欲望當然也會抵觸甚至侵犯到其他人的利益和權利。這些是在僧侶生活的簡樸和守貧底下的內在理念。
禪的基本原理就是“做中學”
過堂時會敲云板，僧侶魚貫走出禪堂，帶著自己的缽具到齋堂去，但是要等到維那師打魚梆以后，才可以坐下來。每個人執持的食器多為木制或紙制的漆器。其數通常為四只或五只，并且可以套迭收納。誦讀《心經》并“食存五觀”[5]以后，負責大眾用齋的“行堂”僧人就會盛飯盛湯。現在他們準備舉箸了，但是在他們享用奢侈的晚餐前，他們要觀想諸寒林餓鬼，自缽里盛七粒米飯，撒給諸鬼眾生（稱為“出飯”或“生飯”）。用餐時要寂靜，輕取餐具，不可以出聲，也不可以講話談天，想要什么東西，則以合十摩掌示意。過堂對他們而言是非常嚴肅的事。想要添飯時，僧人合掌向前伸[6]，行堂注意到了，就提飯桶來添飯，僧人則拿起缽，輕輕摩挲缽底，拭去塵埃，以免弄臟行堂的手。盛好飯時，僧人繼續合十，摩掌則意味缽里的飯和湯已經夠了。
按規定，每個僧人都必須吃完盛給他的飯菜，“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糟蹋的”[7]，因為這是他們的宗教。添過三次到四次飯以后，就差不多用完齋了。維那敲云板，行堂僧送熱水來。每個僧人都用最大的碗盛水，用以洗凈其他的碗，以隨身攜帶的手巾拭干。然后行堂提木桶把污水收回，每個僧人疊好他們的餐具，把它們裹好。現在桌子干凈如前，除了用齋前施食諸鬼眾生的飯粒以外。接著再次打云板，僧侶們如進堂一般的靜默魚貫出堂。
僧侶的勤奮是眾所周知的。如果當天不是要在禪堂參禪，他們通常要“出坡”，一般在早飯后，夏天約在五點半，冬天則是六點半，到禪寺的莊田去耕作。其中有些僧人也會到鄰近的村落去乞食。他們把禪寺里里外外打掃得整齊干凈。當我們說“這就像禪寺一般”時，就意味著那里是個非常清凈的地方。通常每一座禪堂附近都有些施主，僧人會固定去他們家乞討米飯蔬菜。乞食時，他們總得走好幾里路，人們經常會看到他們在鄉間小路拉著拖車，上面滿載著南瓜、馬鈴薯或白蘿卜。他們有時候會到林子里去撿柴火。他們也懂得修葺房舍，因為他們得自給自足，必須身兼農夫、工匠和仆役。他們必須在師傅的指導下自己蓋禪堂或其他房舍。他們的勞作可不是敷衍了事的。他們和一般的工匠一樣認真工作，或許更認真，因為勞作就是他們的宗教。
僧侶們是個自治的團體，他們有自己的廚子（飯頭）、自己的訓導長（維那）、經理（監院）、仆人（侍者）、司儀（知客）等等。盡管住持和尚是禪堂的靈魂，他卻不直接管理寺務，而交給叢林里的執事去處理，他們的資格都是經過多年修行驗證的。在談論禪的原理時，我們或許會驚艷于他們深刻細膩的“形而上學”，并且想象這些和尚大概是一群孜孜矻矻、面無血色、眼睛低垂而且遺世獨立的家伙吧，但是在現實生活里，他們卻是多能鄙事的平常人。他們開朗活潑、喜好詼諧、樂于助人，而且決不推辭許多文明人認為卑下的工作。百丈的精神就體現在這里。僧侶的各種能力都得到全面性的發展。他們沒有正式的或語文的教育，那種教育多半來自書本或抽象思考的教學，但是他們得到的卻是實證和各種才能，因為禪的基本原理就是“做中學”。他們瞧不起柔性教育，認為那種教育只是給預后病患的營養配方。當母獅子生下小獅子，我們一般相信三天后她會把他叼到懸崖上，看看他是否能夠爬回來。沒有通過考驗的，就不再被關注。無論是真是假，禪師們的想法大概類似于此，他們經常對他們的弟子不假辭色。僧侶經常吃不飽、穿不暖、睡眠也不夠，尤其甚者，他們有做不完的工作，無論是勞心或勞力。這些外在需要和內心的渴望，一起垂手鍛煉僧侶的性格，最后成就了一種叫作“羽翼豐滿的禪師”的新人類。這個獨特的教育體系在臨濟宗里古風猶存，但是俗家眾并不很熟悉，雖然現在有許多信息可以讓他們知道禪堂的生活。但現代重商主義和機械化的無情潮流蔓延整個東方世界，幾乎沒有什么地方可以避靜修行的，沒有多久，連“禪”這座孤島可能也會被卑鄙貪婪的物質主義給淹沒。就連僧侶自己也開始誤解古德們的精神。盡管我們不能否認叢林的教育仍有改善的空間，但是如果禪要能夠永久流傳，它對于生活的宗教性的、虔敬的精神，就應該好好保存下來。
理論上，禪涵攝整個宇宙而且不受限于對立性的法則。然而這是個非常難以捉摸的地方，很多人都無法順利地走過去。就在他們跌倒的地方，有很可怕的陷阱。正如某些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習禪者也開始放浪形骸。歷史本身就是個見證，而心理學則可以解釋整個墮落的歷程。有一位禪師曾說：“向上一路，直踏毗盧頂上行；向下會取，只在兒孫腳底事。”禪的生活規定非常講究，所有細節都必須遵守以上的精神。這使得禪不致落入中世紀神秘主義者的窠臼，這也就是為什么禪堂在禪的教學里如此重要。
唐代的丹霞天然禪師有一次路過京城的慧林寺：
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丹霞）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8]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后眉須墮落。[9]
不過佛陀似乎沒有降怒于丹霞。
盡管我很懷疑它的歷史真實性，但是這個故事卻膾炙人口，也沒有人懷疑這個褻瀆佛陀的丹霞的精神成就。后來有一位僧人問天竺子儀禪師說：
“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天竺）曰：“寒即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即竹林溪畔坐。”[10]
無論我們如何從禪的純粹觀點去論斷丹霞的行為，那無疑被認為是非常不敬的，正信的佛教徒也不應為之。那些沒有完成悟道的人，或許會以禪為名恣意妄為，甚至違法犯禁。因此，禪堂的規定非常嚴格，務使調伏我慢，信守忍辱行。
明代的云棲袾宏大師著書討論比丘的十種善行，有個自以為是的僧人問他：
“吾法一塵不立，十行何施？”
予（云棲）曰：“五蘊紛紜，四大叢沓，何謂無塵？”
僧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
予與一掌曰：“學語之流，如麻似粟。未在，更道！”
僧無對，色然而起。
予笑曰：“蔽面塵埃，子何不拭？”[11]
頓悟的力量
在習禪當中，頓悟的力量總是得自對于忍辱心和隨順心的甚深思惟。
在禪堂的生活里，有一個時期是特別安排給僧侶修心的，除非絕對必要，否則他們不必受勞務的干擾，該時期稱為“接心”。每年都會舉行若干次，每次為期七日，分別在兩個季節期間里，一為“雨安居”，一為“雪安居”。一般來說，雨安居是從四月到八月，雪安居則是從十月到次年二月。所謂“接心”，就是“攝心不亂”。接心期間，僧侶都只能待在禪堂里，比平常早起，而且一直打坐到深夜。每天會有“上堂”開示。教材則可以是任何禪宗典籍，例如《碧巖錄》《臨濟錄》《無門關》《虛堂和尚語錄》《槐安國語》。《臨濟錄》是記錄臨濟宗祖師臨濟義玄言行的語錄。《碧巖錄》，如前所述，則是百則公案的評唱。《無門關》也是公案選集，共四十八則，包含禪宗特有的評論，也比《碧巖錄》簡單扼要許多。《虛堂和尚語錄》收錄宋代虛堂和尚的語錄、開示、偈頌和其他作品。虛堂是大應國師的師父，他的法脈在日本仍然很興盛。《槐安國語》是白隱的作品，記錄大燈國師[12]的開示以及評論古德的偈頌。對于一般讀者而言，這些書有點像是“以晦澀的語言解釋難懂的問題”。除非僧人見性，否則聽了一連串的開示，或許像以前一樣，仍然如墮五里霧中。如此的莫測高深，并不一定是因為典籍的晦澀難解，而是因為聽眾的心仍然被計執分別的意識硬殼裹住。
在“接心”期間，除了開示以外，僧侶們還得“參禪”。所謂“參禪”，是面見師父，提呈他們對于公案的見解，讓師父評定。在“大接心”以外的日子里，一日或許會“參禪”兩次，在大接心期間（結制），則每日要入室四五回。面見師父不是公開舉行的活動，僧人必須個別到師父的方丈里去，并且以最正式且莊嚴的方式對話。僧人在入室前必須三頂禮，到了室內，則合十胸前，到了師父跟前，再頂禮一次。禮拜完畢以后，就不必再管什么世間法。如果從禪的觀點有需要的話，掌摑相向也無妨。誠心開顯禪的真相，是唯一關心的事，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呈示見解以后，僧人和入室時一樣行禮退出。這個功課對禪師而言也是極大的考驗，因為每次三十個僧人的“參禪”都要花一個半鐘頭左右，而且要全神貫注。
僧人對于師父的見地要有絕對的信心，但是如果僧人自認有理由懷疑師父的能力，也可以在獨參時和師父分個高下。因此，無論是對于師父或僧人，呈示見解絕不是無聊的把戲。的確，那是極為嚴肅的事，正因為如此，這種禪修也就有極大的倫理價值。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且以白隱（現代日本臨濟宗的創立者）的一則軼事為例。
在一個夏天傍晚，白隱去面見他的師父正受老人要呈見解，師父正在玄關乘涼，很粗魯地說：“胡說！”白隱不甘示弱，大聲回嘴說：“胡說！”于是師父抓住他，拽他的耳朵，把他推出玄關。當時下著雨，可憐的白隱昏倒在泥濘的水灘上，當他醒了過來，回到玄關向正受老人稽首，老人說：“這鬼窟里死禪和子！”
又有一天，白隱認為師父不明白他的悟境深淺，很想和師父法戰一番。當白隱入老人之室，決心拿出本事和師父一較高下，決不讓步。老人氣壞了，抓住他掌摑幾下，又把他推出玄關外。他跌到數尺外的石墻腳下，幾乎不省人事。老人低頭看著他開懷大笑，這時白隱恢復意識，他滿身大汗地回到老人跟前，但是老人不放過他，仍然像以前一樣罵他說：“這鬼窟里死禪和子！”
白隱萬念俱灰，想要離開這個老和尚，有一天他到村里頭乞食，一個小插曲[13]讓他頓然省悟以前不曾見的道。他喜不自勝，得意洋洋地回到師父那里。他還沒踏進前門，老人就知道他有所變化，于是向他招手說：“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嗎？快快進來！”白隱告訴老人當天發生的事，老人便輕拍他的背說：“現在你會得了，你終于會得了！”自此以后，老人就不再呵斥他。
這就是日本現代禪宗的祖師所經歷的訓練。正受老人把他狠狠推到石墻腳下，這不是很粗魯嗎？但是白隱在這么多辛苦難堪以后破繭而出時，他又是多么的慈祥！的確，在禪里頭做功夫不可以不冷不熱，將心待悟。不冷不熱就不是禪了。它要我們澈照自性，但是除非放下知見妄念的葛藤，回到赤裸裸的自己，否則是無法領悟的。正受老人的每一次掌摑，都在褪除白隱的妄想和虛偽。的確，我們都活在妄想和虛偽的外衣里頭，而看不見我們內心深處的自性。為了讓學生悟道見性，禪師經常使用看似很不人道的手段，的確，完全說不上是慈悲心腸。
在禪堂的生活里，沒有像學校教育那樣有固定的畢業時間。有些人待了二十年仍然畢不了業，但是以一般的根器，加上發長遠心，不放逸懈怠，約莫十年的光陰，習禪者應該可以一窺禪門宗風的堂奧。然而，在生活的每個彈指間去做工作，也就是完全融入禪的精神，卻是另一回事。一輩子的時間恐怕也不夠，經里說，就連釋迦牟尼和彌勒菩薩都還在自修呢。
除了解悟，還要經歷“長養圣胎”的時期
要成為合格的禪師，僅僅解悟是不夠的。他必須經歷一段所謂“長養圣胎”的時期，“長養圣胎”這個詞源自道教，但是在現在的禪學里，則意指解行相應。在合格的禪師指導下，一個僧人或許可以完全把握到禪的奧秘，但是那至多只是知見上的解悟。僧人仍然要在生活里就一切境緣以所悟之理去實修實證。因此，自我訓練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在禪堂習得的，都只是以手指月，終究還得要他努力向它走去。但是如此他就不一定要待在禪堂里，相反，他的解悟必須放在世間生活里去驗證。而“長養”的功夫并沒有固定的規則，每個人必須就觸境逢緣自行調適。他或許會隱居山林，或是在市廛里隨順一切世間法。據說六祖向五祖辭別以后，和山里的獵人隊共處了十五年[14]。在他下山聽印宗法師講經時，他還是默默無聞。而慧忠國師在南陽四十年，不曾到城里去。但是他的清凈梵行卻遠近馳名，由于皇帝下詔延請，他才離開草廬[15]。溈山則隱居山里七年，以橡栗充饑，和猿猱為伍[16]。然而，山下村民知道了他，便在他草庵旁興建梵宇，此后禪風大盛，僧眾有一千五百人。京都妙心寺的開山祖師關山慧玄禪師（1277—1360），以前在美濃伊吹山結庵修行多年，和村民一起務農，沒有人認識他，后來因為偶然而被發現身份，朝廷便詔請關山任妙心寺第一任開山。[17]白隱早年曾在駿河一座破落的古寺擔任住持，那座寺廟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財產。我們可以從以下的文字想象它荒廢的景象：“這里可以說沒有屋頂，夜里星光灑進來，也沒有像樣的地板。下雨的時候，如果要到大殿，必須著雨帽和高跟木屐。所有廟產都在債主手里，僧物也都質押給商人。”
在禪宗的故事里，可以看到許多偉大禪師隱居一段時間后再回到世間的例子，他們不是要苦行，而是要“長養”自己的德行善根。玄關外有許多蛇蝎窺伺，如果不踩死它們，它們就會再度抬頭，夢想中的整個道德架構就會毀于一旦。對于禪門弟子而言，反律法主義也是個危險的陷阱，必須時時警惕。
當然，從某個方面來說，在禪堂里盛行的叢林教育，已經不合時宜了，但是其宗旨，例如簡樸的生活、節制欲望、珍惜光陰、自給自足，以及他們所謂的“陰德”，都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尤其是“陰德”的概念，更是禪門修行的特色。它意味著不浪費自然資源，無論在經濟或道德上，珍惜眼前的一切，對自己和世界都心存感恩和尊敬，它也意味著“為善不欲人知”。一個孩子溺水，跳下去救他，而孩子也獲救了。所作已辦，就這樣離開，決不回頭看，再也不去想它，猶如白云飄過，碧空廓然依舊。禪宗稱之為“無功用行”，并且以“擔雪填井”比喻之。[18]
耶穌說：“你施舍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19]這就是佛教所謂的“陰德”。但是當他繼續說“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佛教和基督宗教之間的深層差異。無論心里想著任何人，管它是上帝或魔鬼，知道我們的行為而且會回報我們，這時候禪就會說“汝非我輩，不與我同類”。由這種念頭產生的行為，會留下“蹤跡”和“影子”。如果有鬼神追蹤你的行為，他隨時會抓住你，要你解釋它，禪則不會如此，猶如天衣，里外皆無縫，那是完美的作品，沒有人知道哪里是線頭。在禪里頭，行善以后絕對不會有任何驕慢或自夸的蹤跡，更不會去想什么賞報，即使是上帝的也一樣。
列子曾經生動地描繪這種境界：
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干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20]
德國神秘主義者把這種德行稱為“神貧”，陶勒（Tauler）[21]定義說：“當無論有誰受惠于你或虧欠你的，你都把它忘記，那么你就擁有絕對的貧窮，正如在死亡的最后旅程里，你會忘記一切。”
在基督宗教里，我們似乎太在意上帝了，盡管我們說我們在他內里居住行走，并且擁有我們的存在。禪要把這最后一點“上帝意識”都給抹去。這就是為什么趙州禪師說：“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22]
禪堂里對僧侶的所有訓練，無論是實證或理論的，都是基于這個“無功用行”的原則。云峰志璇禪師以詩偈描繪如下：
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23]
總而言之，禪非常重視個人體驗，如果有什么東西可以稱為“極端的經驗主義”[24]的，那非禪莫屬。無論看經說教，或是靜坐觀想，都無法造就一個禪師。生命必須在它的流動當中去體會，為了審視或分析它而阻斷它，無異殺了它而抱著冰冷的死尸不放。因此，禪堂的一切事務，以及修行功課的每個細節，都是要突顯這個理念。在整個東亞佛教史里，禪宗能在中國和日本的所有佛教諸宗里占有獨特的地位，無疑要歸功于“禪堂”的制度。
注解：
[1] 比較《圣經》之《詩篇》128：2。“你要吃勞碌得來的。你要享福，事情順利。”
[2] 見《五燈會元》卷第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
[3] 1英尺=30.48厘米。
[4] 1英寸=2.54厘米。
[5] “五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忖己德行，全缺應供；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正事良藥，為療形枯；為成道業，應受此食。
[6] 或將碗往前推。
[7] 《圣經·約翰福音》6：12。
[8] 舍利（sarira）意譯為“所依之身體”，但是在佛教里，則是尸體荼毘后留下來的礦物質。佛教徒認為這種遺物的價值和圣者的成就相應。
[9] 見《五燈會元》卷第五。
[10] 見《五燈會元》卷第八。
[11] 見《緇門崇行錄》序下。
[12] 大燈國師即宗峰妙超（1282—1338），為日本南北朝時期南朝國師，與北朝夢窗國師齊名。
[13] 他在沿門托缽時，被一個老婆婆莫名其妙地痛打一頓，遽然省悟。
[14] 見《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
[15] 見《五燈會元》卷第二。“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余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孫朝進赍詔征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
[16] 見《五燈會元》卷第九。“是山峭絕，敻（xiòng，遠）無人煙，猿猱為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絕無來者。”
[17] 見梁曉虹《日本禪》。
[18] 見《五燈會元》卷第十二。“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人。”
[19] 《圣經·馬太福音》6：4。
[20] 《列子·黃帝篇》。“夫子”：指老商氏；“若人”：指伯高子。
[21] 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德國神秘主義神學家，受埃克哈特大師影響甚深。
[22] 見《五燈會元》卷第四。
[23] 見《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24] 極端的經驗主義（radical empiricism），為實用主義者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提出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