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于周秦，后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為主。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學肇興。明世推崇朱氏，過于素王。陽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猶云朱子晚年定論。孫奇逢輩遂以調和朱、陸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
惟周秦諸子，推跡古初，承受師法，各為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亦在其列。或云子張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詬詈嘲弄，無所假借。《韓非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誰使定世之學乎！此可見當時學者，惟以師說為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蓋觀調和獨立之殊，而知古今學者遠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為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為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見《成唯識論》）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
或曰：黨同門而妒道真者，劉子駿之所惡，以此相責，得無失言。答曰：此說經與諸子之異也。說經之學，所謂疏證，惟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跡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記，而漢世太常諸生，惟守一家之說，不知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黨同妒真，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書不觀也。雖異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義趣，惟往復辯論，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諸子，必以周秦為主。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仆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為其宦寺也；所謂御者，謂為其仆御也。故事師者，以灑掃進退為職，而后車從者，才比于執鞭拊馬之徒。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夫子者，猶今言老爺耳。孔子為魯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猶是主仆相對之稱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為學？所謂宦于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爾。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學優則仕之言，出于子夏。子夏為魏文侯師。當戰國時，仕學分途久矣，非古義也。）秦丞相李斯議曰：“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亦猶行古之道也。惟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傳之子孫，故謂之疇人子弟。（見《史記·歷書》。）疇者，類也。漢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之謂也。（近世阮元作《疇人傳》，以疇人為明算之稱，非是。）其后有儒家、墨家諸稱，《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學，所以惡儒者。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子弟，而猶稱為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史記》稱老聃為柱下史，莊子稱老聃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問禮老聃，卒以刪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后墨翟亦受學于史角。陰陽家者，其所掌為文史星歷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雖無征驗，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漢·藝文志》論之曰：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
此諸子出于王官之證。惟其各為一官，守法奉職，故彼此不必相通。《莊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學二術者，如儒家多兼縱橫，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體，互為經緯者也。若告子之兼學儒、墨，則見譏于孟氏，而墨子亦謂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其弟子請墨子棄之。（見《墨子·公孟篇》。）進退失據，兩無所容，此可謂調和者之戒矣。
今略論各家如下：
一論儒家。《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司徒之官，專主教化，所謂三物化名。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之謂。是故孔子博學多能，而教人以忠恕。雖然，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為經師；由后之道，其流為儒家。《漢書》以周秦、漢初諸經學家錄入《儒林傳》中，以《論語》、《孝經》諸書錄入《六藝略》中，此由漢世專重經術，而儒家之荀卿，又為《左氏》、《穀梁》、《毛詩》之祖，此所以不別經、儒也。若在周秦，則固有別。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寧越、孟子、荀卿、魯仲連輩，皆為當世顯人，而《儒林傳》所述傳經之士，大都載籍無聞，莫詳行事。蓋儒生以致用為功，經師以求是為職。雖今文古文，所持有異，而在周秦之際，通經致用之說未興，惟欲保殘守缺，以貽子孫，顧于世事無與。故荀卿譏之曰：鄙夫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捭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見《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當時之經師也。由今論之，則猶愈于漢世經師，言取青紫如拾芥，較之戰國儒家亦為少愈，以其淡于榮利云爾。
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蓋孔子當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張敞皆有其說），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觀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楊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是則大儒之用，無過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譏丈人，謂之不仕無義。孟子、荀卿皆譏陳仲，一則以為無親戚君臣上下，一則以為盜名不如盜貨。（見《荀子·不茍篇》。）而荀子復述太公誅華仕事（見《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是儒家之湛心榮利，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學，約處窮身，必求得讎，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則吾道窮矣。
《藝文志》說儒家云，辟者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不知嘩眾取寵，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莊周述盜跖之言曰：“魯國巧偽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者也。”此猶曰道家詆毀之言也，而微生畝與孔子同時，已譏其佞，則儒家之真可見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開游說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縱橫者。（見下。）其自為說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時者也。”荀子曰：“君子時絀則絀，時伸而伸也。”（見《仲尼篇》。）然則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從事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譏孔子曰：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為烹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汝為茍生，今與汝為茍義。”夫饑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則偽行以自飾。污邪詐偽，孰大于此。
其詐偽既如此。及其對微生畝也，則又以疾固自文，此猶叔孫通對魯兩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所謂中庸，實無異于鄉愿。彼以鄉愿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愿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愿人。所謂中庸者，是國愿也，有甚于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
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俗諺有云：“書中自有千鐘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貫于征辟、科舉、學校之世，而無乎不遍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論議止于函胡之地。彼耶穌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術之害，則在淆亂人之思想，此程、朱、陸、王諸家所以有權而無實也。雖然，孔氏之功則有矣，變禨祥群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絕千古。二千年來，此事已屬過去，獨其熱中競進在耳。
次論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為儒家之先導。（道家如老、莊輩皆無祟信鬼神之事，列子稍近神仙，亦非如漢世方士所為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等語，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說，推為教祖，實于老子無與，亦以怵于利害，膽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無為權首，將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獨取后者，實以表其膽怯之征。蓋前世伊尹、太公之屬（《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皆為輔佐，不為帝王。學老氏之術者，周時有范蠡，漢初有張良，其位置亦相類，皆惕然于權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學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謂不背其師說矣。
老子非特不敢為帝王，亦不敢為教主。故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大抵為教主者，無不強梁，如釋迦以勇猛無畏為宗，尊曰大雄，亦曰調御，而耶穌、穆罕默德輩，或稱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奮迅，有愍不畏死之風，此皆強梁之最也。老子膽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膽怯者權術亦多，蓋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勢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論老、莊諸子，以為歸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義諦，由其博覽史事，而知生存競爭，自然進化，故一切以放任為主。雖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群龍無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權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詐取人，使彼樂于從我，故曰：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老氏，學術，盡于此矣。
雖然，老子以其權術授之孔子，而征藏故書，亦悉為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于老子者。孔學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崇奉以為本師（亦如二程子之學本出濂溪，其后反對佛老，故不稱周先生，直稱周茂叔而己。東原之學，本出婺原，其后反對朱子，故不稱江先生，直稱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懼老子發其覆也，于是說老子曰：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見《莊子·天運篇》。意謂己述六經，學皆出于老子，吾書先成，子名將奪，無可如何也。）老子膽怯，不得不曲從其請。逢蒙殺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舉發，而孔氏之徒，遍布東夏，吾言朝出，首領可以夕斷，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無儒，而孔氏之無如我何，則始著《道德經》以發其覆。借令其書早出，則老子必不免于殺身，如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并，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見《論衡·講瑞篇》），猶以爭名致戮，而況老子之凌駕其上者乎！嗚呼！觀其師徒之際，忌刻如此，則其心術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
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抨彈前哲，憤奔走游說之風，故作《讓王》以正之；惡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胠篋》以絕之。其術似與老子相同，其說乃與老子絕異，故《天下篇》歷敘諸家，已與關尹、老聃裂分為二。其褒之以至極，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說，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權術自污也。或謂子夏傳田子方，田子方傳莊氏，是故莊子之學，本出儒家，其說非是。莊子所述，如庚桑楚、徐無鬼、則陽之徒多矣，豈獨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謂其學所出必在于是，則徐無鬼亦莊子之師耶？南郭子綦之說，為莊子所亟稱，彼亦莊子師耶？
次論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與孔、老絕殊者也。儒家公孟言無鬼神。（見《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無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災之術，似為宗教。道家則由方士妄托，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于清廟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論道必歸于天志，此乃所謂宗教矣。兼愛、尚同之說，為孟子所非；非樂、節葬之義，為荀卿所駁。其實墨之異儒者，并不止此。蓋非命之說，為墨家所獨勝。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于持論者，神怪妖誣之事，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則不能破，如《論衡》有《命祿》、《氣壽》、《幸遇》、《命義》等篇是也。其《命義篇》舉儒、墨對辯之言曰：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于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事，死者數萬，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于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于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躒時見，往往昔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并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并災，四國之人，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臨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凡言祿命而能成理者，以此為勝。
雖然，命者孰為之乎？命字之本，固謂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則天命亦無可立。若謂自然之數，數由誰設，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說，使其偷惰，故欲絕其端耳。其《非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能其頰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纴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謂于事有害而已。
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無命，此似自相刺繆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謂其能福善禍淫耳。若言有命，則天鬼為無權矣。卒之盜跖壽終，伯夷餓夭，墨子之說，其不應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傳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樂莊嚴之具感觸人心，使之不厭。而墨子貴儉非樂，故其教不能逾二百歲。（秦漢已無墨者。）雖然，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
次論陰陽家。陰陽家亦屬宗教，而與墨子有殊觀。《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于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蓋墨家言宗教，以善惡為禍福之標準，陰陽家言宗教，以趨避為禍福之標準，此其所以異也。或疑《七略》以陰陽家錄入諸子，而《數術》自為一略，二者何以相異？答曰：以今論之，實無所異，但其理有淺深耳。蓋數術諸家，皆繁碎占驗之辭，而陰陽家則自有理論，如《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奭子》十二篇，觀《史記·孟荀列傳》所述，鄒衍之說，窮高極深，非專術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雖三盧，亡秦必楚”者，是為豫言之圖讖，亦與常占有異。如揚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邵雍之《皇極經世》、黃道周之《三易洞璣》，皆應在陰陽家，而不應在儒家六藝家，此與蓍龜形法之屬，高下固殊絕矣。
次論縱橫家。縱橫家之得名，因于從人橫人，以六國抗秦為從，以秦制六國為橫，其名實不通于異時異處。《漢志》所錄，漢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蒯勸韓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鄒陽仕梁，值吳、楚昌狂之世，其書入于縱橫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倉馬聊蒼》一篇，身仕王朝，復何縱橫之有。然則縱橫者，游說之異名，非獨外交顓對之事也。
儒家者流，熱中趨利，故未有不兼縱橫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記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于是厚其禮，留其封，數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歸于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于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
《越絕書》內傳《陳成恒篇》亦記此事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是則田常弒君，實孔子為之主謀，沐浴請討之事，明知哀公不聽，特借此以自文。此為詐諼之尤矣。便辭利口，覆邦亂家，非孔子、子貢為之倡耶？《莊子·胠篋》云：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舉其圣知之法而盜之，故竊鉤者死，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此即切齒腐心于孔子之事也。
自爾以來，儒家不兼縱橫，則不能取富貴。余觀《漢志》儒家所列，有《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此外，則有酈生，漢初謁者，稱為大儒。而其人皆善縱橫之術。其關于外交者，則魯仲連說辛垣衍，酈生說田橫，陸賈、終軍、嚴助諭南越是也。其關于內事者，則劉敬請都關中是也。吾丘壽王在武帝前，智略輻輳，傳中不言其事，壽王既與主父偃、徐樂、莊助同傳，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則為辟陽侯審食其事，游說嬖人，其所為愈卑鄙矣。
縱橫之術，不用于國家，則用于私人，而持書求薦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謁于季布，樓護傳食于五侯。降及唐世，韓愈以儒者得名，亦數數騰言當道，求為援手。乃知儒與縱橫，相為表里，猶手足之相支、皮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隱輩又以此術自豪。及滿洲而稱理學者，無不習捭闔，知避就矣。孔子稱達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聞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由今觀之，則聞者與縱橫稍遠，而達者與縱橫最近，達固無以愈于聞也。程、朱末流，惟是聞者；陸、王末流，惟是達者。至于今日，所謂名臣大儒，則聞達兼之矣。若夫縱人橫人之事，則秦皇一統而后，業已滅絕，故《隋書·經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補闕子》與《湘東鴻烈》二書，不知其何所指也。
次論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種，其一為術，其一為法。《韓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然為術者，則與道家相近；為法者，則與道家相反。《莊子·天下篇》說慎到之術曰：椎拍 斷，與物宛轉，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此老子所謂圣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也。此為術者與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太史公《酷吏列傳》亦引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之說，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此為法者與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術法者，則管子、韓非是也。《漢志》，《管子》列于道家，其《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皆其術也，《任法》、《法禁》、《重令》諸篇，皆其法也。韓非亦然，《解老》、《喻老》，本為道家學說。少嘗學于荀卿，荀卿隆禮義而殺詩書，經禮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韓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說，亦與管子相類。（惟《管子·幼官》諸篇，尚兼陰陽，而韓非無此者，則以時代不同也。）后此者惟諸葛亮專任法律，與商君為同類。故先主遺詔，令其子讀《商君書》（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諸葛亮集》），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蘇綽、唐之宋璟，庶幾承其風烈。
然凡法家必與儒家、縱橫家反對，惟荀卿以儒家大師，而法家韓、李為其弟子，則以荀卿本意在殺詩書，固與他儒有別。韓非以法家而作《說難》，由其急于存韓，故不得不兼縱橫耳。其他則與儒家、縱橫家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內篇》曰：奚為淫道，為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此兼拒儒與縱橫之說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此專拒儒者之說也。《韓非·詭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奸軌以幸偷世者數御。《六反篇》曰：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語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此拒縱橫家之說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顯學篇》曰：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此拒儒家之說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此拒一切學者之說也。至漢公孫弘、董仲舒輩，本是經師。其時經師與儒已無分別。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術；仲舒為《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以應廷尉張湯之問，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則法家專與縱橫家為敵，嚴助、伍被，皆縱橫家，漢武欲薄其罪，張湯爭而誅之。主父偃亦縱橫家，漢武欲勿誅，公孫弘爭而誅之。而邊通學短長之術，亦卒譖殺張湯。諸葛治蜀，賞信必罰，彭羕、李嚴，皆縱橫之魁桀，故羕誅而嚴流。其于儒者，則稍稍優容之。蓋時詘則詘，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縱橫家，皆以仕宦榮利為心，惟法家執守稍嚴，臨事有效。儒家于招選茂異之世，則習為縱橫；于綜核名實之世，則毗于法律。縱橫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學。由是懦者自恥無用，則援引法家以為己有。南宋以后，尊諸葛為圣賢，亦可閔已。然至今日，則儒、法，縱橫，殆將合而為一也。
次論名家。名家之說，關于禮制者，則所謂“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也。關于人事百物者，則所謂“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也。《莊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貶損益而已。《穀梁傳》曰：隕石于宋五，先隕而后石何也，隕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后數，散辭也，耳治也。六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石、 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說曰：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 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 ，徐而察之則退飛，是關于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術，儒、道、墨、法，必兼是學，然后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經說》上、下，皆名家之真諦，散在余子者也。若惠施、公孫龍輩，專以名家著聞，而茍為 析者多，其術反同詭辯。故先舉儒家荀子《正名》之說，以征名號。其說曰：
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郁、腥、臊、灑、酸、奇臭，以鼻異；疾、養、瘡、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征知。征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然后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又共，至于無共然后止。有時而欲遍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又別，至于無別然后止。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
按此說同異何緣，曰緣天官。中土書籍少言緣者，故當征之佛書。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緣：一曰因緣，識種是也；二曰所緣緣，塵境是也；三曰增上緣，助伴是也；四曰等無間緣，前念是也。緣者是攀附義。此云緣天官者，五官緣境，彼境是所緣緣，心緣五官見分，五官見分是增上緣，故曰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能感境，故同時有五，俱意識為五官，作增土緣。心非五官不能征知，故復借五官見分為心作增上緣。五官感覺，惟是現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覺，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覺時，猶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征之而無說。征而無說，人謂其不知，于是名字生焉。
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級：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觸，此能令根（即五官）。境識三和合為一；三曰受，此能領納順違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齊；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與觸，今稱動向，受者今稱感覺，想者今稱知覺，思者今稱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謂口呼意呼者也。繼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謂考呼者也。凡諸別名，起于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諸共名，起于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狀異所，如兩馬同狀，而所據方分各異；異狀同所，如壯老異狀，而所據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狀異所者，謂為一物；亦不能以異狀同所者，謂為二物。然佛家說六種言論，有云眾法聚集言論者，謂于色、香、味、觸等事和合差別，建立宅舍，瓶衣車乘軍林樹等種種言論，有云非常言論者，或由加行謂于金段等起，諸加行造環釧等異，莊嚴具，金段言舍，環釧言生。或由轉變，謂飲食等于轉變時，飲食言舍便穢言生。（見《瑜伽師地論》。）然則同狀異所者，物雖異而名可同，聚集萬人，則謂之師矣。異狀同所者，物雖同而名可異，如卵變為雞，則謂之雞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鑒有未周也。
次舉《墨經》以解因明。其說曰：
故所得而后成也。（《經上》。）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經說上》。）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術，要待墨子而后明之。何謂因明？謂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為三支，于喻之中，又有同喻異喻。同喻異喻之上，各有合離之言詞，名曰喻體，即此喻語，名曰喻依，如云聲是無常（宗），所作性故（因），凡所作者，皆是無常，同喻如瓶。凡非無常者，皆非所作。異喻如太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后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大故，皆簡因喻過誤之言，云何小故，謂以此大為小之因。蓋凡“因”較宗之“后陳”，其量必減，如以所作成無常，而無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電光，無常起滅，豈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則無一不是無常。是故無常量寬，所作量狹，今此同喻合詞。若云凡無常者，皆是所作，則有“倒合”之過，故曰“有之不必然”。謂有無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于異喻離詞，若云凡非無常者，皆非所作，則為無過，故曰“無之必不然”。謂無無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體喻寬量，以端喻狹量，故云“體也若有端”。云何大故？謂以此大為彼大之因。如云聲是無常不遍性，故不遍之與無常，了不相關，其量亦無寬狹。既不相關，必不能以不遍之因，成無常之宗，故曰“有之必無然”。二者同量，若見與見，若尺之前端后端，故曰“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近人或謂印度三支，即是歐洲三段。所云宗者，當彼斷按；所云因者，當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體者，當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順，彼此相反，則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歐洲無異喻，而印度有異喻者，則以防其倒合，倒合則有減量換位之失。是故示以離法，而此弊為之消弭。村上專精據此以為因明法式長于歐洲。乃墨子于小故一條已能如此，是亦難能可貴矣。若雞三足、狗非犬之類，詭辯繁辭，今姑勿論。
次論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本出于議官。彼此異論，非以調和為能事也。《呂氏春秋》、《淮南》內篇，由數人集合而成，言各異指，固無所害，及以一人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此《漢志》所以譏為蕩者也。《韓非子·顯學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儉、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斗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舉，安得無亂乎？韓非說雖如是，然欲一國議論如合符節，此固必不可得者。學術進行，亦借互相駁難，又不必偏廢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俛仰異趨，則學術自此衰矣。東漢以來，此風最盛，章氏《文史通義》謂近人著作，無專門可歸者，率以儒家、雜家為蛇龍之菹，信不誣也。
次論農家。農家諸書，世無傳者，《氾勝之書》，時見他書征引，與賈思勰之《齊民要術》、王楨之《農書》義趣不異。若農家止于如此，則不妨歸之方技，與醫經經方同列。然觀《志》所述云：“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猶有存者。《韓非·顯學篇》云：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是即近世均地主義，斯所以自成一家歟！
次論小說家。周秦、西漢之小說，似與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壽周紀》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與近世雜史相類，比于《西京雜記》、《四朝聞見錄》等，蓋差勝矣。賈誼嘗引《青史》，必非謬悠之說可知。如《伊尹說》二十七篇、《鬻子說》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則其言又兼黃老。《莊子·天下篇》舉宋钘、尹文之術，列為一家，荀卿亦與宋子相難。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只入小說，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說下教，強聒不舍（見《莊子·天下篇》），蓋有意于社會道德者。所列黃老諸家，宜亦同此。街談巷議，所以有益于民俗也。《笑林》以后，此指漸衰，非芻蕘之議矣。
上來所述諸子，凡得十家，而《漢志》稱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觀，蓋小說特為附錄而已。就此十家論之，儒、道本同源而異流，與雜家、縱橫家合為一類，墨家、陰陽家為一類，農家、小說家為一類，法家、名家各自獨立，特有其相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