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于1903年的深秋。我對自己出生的房子幾乎沒有什么印象。房子在一條叫做希爾費爾德街的死巷里，在芬赤利路旁的漢普斯特德板球場附近。在我還是嬰兒的時候我們就離開了那里。我的洗禮名是亞瑟·伊夫林·圣約翰，亞瑟是隨我父親的名字，伊夫林則是我母親奇想出來的。我從沒喜歡過這個名字。在美國只有女孩子才用這個名字，在英國也會時不時地讓人對我的性別產生困惑。在我上的私立學校里，我經常引用先前的陸軍總指揮伊夫林·伍德爵士來壓制嘲弄。（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亞戰爭期間我去了一個兵站，那里沒有一個白種女人，不過在我去那里之前他們就已經接到了“英國作家伊夫琳·沃”要來的通知。這一小隊的所有軍官都手捧花束面容整潔地出來迎接我。我對此感到頗有些倉皇失措，而他們也感到很吃驚。）圣約翰這個名字則更加荒唐，我的高教會教父堅持我應該取一個圣人的名字。他們原本可以取一個普通的約翰作為我的名字，但還是在前面加上了圣字，這樣看上去似乎是在宣稱一種偽造的家庭關系。
在對上一代人心理探索的回流中，有一種對早期童年生活的天真好奇心在掙扎。在開始寫作本書的一兩年前我接受了一個電視采訪。相比起我后來的一些異乎尋常的經歷來說，采訪我的人對我在育兒室里的那段生活更感興趣。可能他的任務是為觀眾呈現影響和經歷對一個作家和他的作品的形成有什么作用。比如，旅行和我在軍隊的服役這些經歷就激發了我的想象力，可這個采訪者卻對這些一點都不關心，相反他似乎更渴望挖掘一些我童年里的一些內心的悲傷和挫折。選擇我是非常讓他失望的。除去一些不確定的閃爍的記憶，在我的大腦里那段文盲的歲月是一片黑暗的；或者除去一些蒼白的陰影外，頗有一些純幸福的洋溢。
我父親的童年里充滿了恐怖，充滿了我祖父對他的強制，無意中聽到的仆人們關于罪犯和鬼魂的流言蜚語更加劇了他心中的那種恐怖；每夜都會懼怕保姆合上她的《圣經》，關了燈下去吃飯；甚至會懼怕祖父鐘表的走動，鐘表就在父親的門廳里，我對它感覺很熟悉也很好，在敲響之前會發出一聲隆隆的聲音。我祖母則是充滿了對世界末日到來的期待以及對地獄的恐懼。她會小心地防止我父親受到鐘聲的驚嚇，但她卻無法讓父親擺脫咖啡杯摔碎聲的驚嚇，這種聲音我從沒聽過，但據說在前任的考斯利教區長突然去世一周年紀念的時候總在不斷地回響。
我完全沒有受過這種折磨，但是我也沒有什么小時候快樂的記憶，比如說第一次看到大海，看到下雪，而對于那些比我更敏感的人，這些回憶都詩一般地美麗。
我的第一個視覺記憶來自濱海威斯頓碼頭，陰霾般揮之不去。家人告訴我那一天我經受了一次荒唐甚至險些致命的事故。我正在吃一個煮老了的雞蛋，突然蛋黃從蛋白中被擠了出來，卡在了我的喉嚨里，令我無法呼吸，快要窒息了。臉上有中風狀，我被頭朝下倒過來，拍打后背，使勁搖晃。當時情況非常緊急，那個蛋黃要么是出來了，要么被我咽下去了，不然就繼續卡在那里像掐住我脖子要殺死我一樣。最后我把蛋黃咽下去了。家里其他人經常提醒我這件事是多么令人后怕。我對那次野餐唯一的記憶是那個黑暗小屋里發亮的圓桌面上閃過一個個度假者神秘的身影。
我記得寵物兔死的時候自己有一種特別的失落感。它的下頜上長了個瘤子，于是就被送到了獸醫那里給殺了。家人這樣對我解釋，我也順其自然地接受了它的離去。但獸醫當時卻決定給兔子做手術。一周后他把兔子送了回來，說它被治愈了。我心里狂喜，對它特別好，結果它那天晚上就死了。
家人還告訴我，在我四五歲的時候，我對父親產生了一種不敬的情感，那時他在漢普斯特希思游樂園縱容了我整整一上午后，想著帶我回家吃午飯。我在沙土路上打滾，還罵他是“野獸，畜生，丑八怪”，這句話成了我們家庭語言的一部分了。這些只是我小時候的一些不幸的事，但這些事卻為我留下了天堂般的溫暖、陽光、安詳但卻相當平淡無奇的快樂，這快樂是存在于兩個令人敬慕的神的法則里的，她們是我的保姆還有我的母親。
雖然我很少想起這些，但我的保姆在我眼里的確非常年輕漂亮。她來自米德爾威奇諾頓附近的一個名叫奇康普頓的小村莊。她妹妹是我兩個表姐妹的保姆，我大部分的假期都是和這兩個表姐妹一起度過的。我的保姆經常穿著當時很普遍的保姆服，但我們都經常叫她的基督教名露西。直到1914年，我們的仆人都是我祖父傳教時招募來的，他們中除非結婚沒有一個人離開我們家。他們大多數人都上過我姑姑們的圣經課，但露西不是，因為她是絕對的非國教信徒。我覺得我母親打橋牌、父親喝酒，這些讓露西感到很傷心，但她并不用對他們的救贖負責。我并不容易受這些東西的誘惑。但在她照顧我期間她帶我去了戲院，回家時她對我對看戲激動的描述毫無反應。她父親從工人升為了小業主，并有一份送奶的差事，我和她哥哥經常一起陪著他，在他從奶罐往奶桶里倒奶的時候在前面扶著馬韁繩。我毫不懷疑地相信露西的父親從不犯錯誤，也從沒將她父親和我父親做過比較。露西的父親是個圣人、英雄。對于他來說所有的比較都是那么的輕薄。只有一次他生氣了，因為那次他弟弟把一批雞蛋弄爛了，而且僅僅因為那些雞蛋是一個鄰居的。像所有的保姆一樣，露西經常給我讀《圣經》。她并沒有研究過經文，只是一字一句地讀，從家譜、法律到小先知，像生活必需品一樣接受這些東西的存在。這樣讀下來花了她六個月的時間，然后她又回到《創世記》這一章讀第二遍。許多年以后，在二戰期間，我發現自己和另外兩個乏味的英國人被大雪困在了克羅地亞，陷入了一場爭辯。我們僅有的幾本書里面就有一本《圣經》。我們中有一個人很絮叨，也很喜歡與人辯論。為了安靜，我們跟他打賭他絕對不可能讀完整本《圣經》，因為他對《圣經》了解得很少。在接下來三天被神賜福的日子里他埋頭苦讀，只是偶爾停下來把自己新發現的真相講述出來。但是還是被《利未記》打敗了，他放棄了并且付清了輸的錢。露西不會這樣。對她來講這本書本身就是一份值得尊敬的東西，需要她特殊的照顧，而她從沒對其他的書這樣過。
我覺得露西補償了我所缺失的愛。她從不生氣，從不忽視我。我只記得我們吵過一次架。我們經常去一個離家不遠的封閉式花園，不久前為了擴建漢普斯特希思公園，它被遺贈了。我的哥哥還有他的幾個朋友經常在這里搞惡作劇，把我藏起來，告訴露西我掉進了花園池塘里了。露西立即就變得特別焦慮起來，后來她把我找到的時候我也會跟著小朋友們一起大笑。她直接把我帶回家，但是令我大為吃驚的是她哭得淚流滿面。當她向我母親匯報這件事的時候，她強調的不僅僅是她自己的羞辱，更有我也參與撒謊的這個事實。
露西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她與一個年輕人訂了婚，這個人既是個嚴肅卻世俗的傳教士，又是個木匠。他從索美塞過來看過露西一兩次。他總是從倫敦的住所步行過來，而不是在周日乘巴士或地鐵來。我八歲的時候露西離開了我們，去和那個人結了婚。他們定居在奇康普頓，在那里他發展成了一名富裕的建筑商和木材商。
我母親個子不高，衣著整潔，少言寡語，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她都非常地活躍。她對文學沒有什么特別的興趣，但是兩周就會讀一本書，而且總是讀好書。她更愿意住在鄉下，從她那里我了解到城鎮是流放者的地方，不幸的人在那里集合，以一種不健康不自然的方式謀生。她很喜歡在漢普斯特德荒地遛狗，在花園里工作，經常在那里待幾個小時，完全被那里吸引，不僅僅是把枯枝爛葉剪掉，而且還給花草移盆，澆水，除草。（有個人每周有一兩天來這里翻土、割草、將草坪推平。）和家里許多人一樣，我父親在中年的時候為他和母親選好了墓志銘，他指示道在墓碑上他那邊應該刻上：“另一本名叫生命的書打開了”，在我母親那邊刻上“我親愛的去花園里摘百合花去了”。但是相比花來講，母親更喜歡蔬菜水果。母親沒有一點前拉斐爾派的特點。提到她我想到更多的是沾滿泥土的洗革手套，還有一籃球形洋薊，黑、紅醋栗，而不會想到太多的百合花。
她那種鄉土的品味是小時候就在希爾漢普頓形成的。她和妹妹在還記不住出生地的時候就被從印度送到了那里，由兩個未婚的姑奶和一個原來做水手的單身叔爺照顧。在這座小隱修院的房子里，正是這兩個姑奶發現了祖父的念珠。希爾漢普頓現在是布里斯托爾的郊區。那座小隱修院已經變成了一個教區牧師的住宅了，其草坪的修建已經遠遠超出了實際的所需。在我母親小的時候那里是農村，她在那里特別開心。她一輩子回想起那里的老家都覺得那里是最理想的家了。后來她繼父又建立的幾個家庭都比不上老家。他從他在印度那邊部隊里的牧師職位上退休了，在我母親的青少年時期家庭一直不穩定。隨著收入的減少以及家庭人數的增加，他們分別搬遷到過克利夫頓、保頓、濱海威斯頓。我的繼外祖父在教堂“任職”，因為那里沒有定期的牧師。幾年以后我外祖母感覺每座房子都不利于健康。家具被收了起來，訂購了新的窗簾和地毯，全家人繼續搬遷。直到我母親結婚，她的繼父才定居在了陶頓的畢曉普山上，也就是在那里我的后叔叔繼承了他的遺產。
我的外祖母在印度長大，那時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人們在那里過著慵懶的生活。外祖母也不例外，她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坐在沙發上，對家務一竅不通，過著一種回想起來在我母親看來持續不斷、可以避免的不舒適的生活。我母親很早就對家務有了自己的原則，那就是“想想媽媽會怎么做”，然后做和她相反的事情。她自學了家務這門藝術。我記得她的手總是閑不住，縫紉、做果醬、沐浴，給她的卷毛狗剪毛，那些狗當時的個頭要比現在大得多，用錘子、起子把一些包裝箱做成兔子窩。
正是我母親給我上了第一堂課，后來我把這些講給鄰居家跟我同齡的紅頭發小女孩斯特拉聽。斯特拉的父親歐內斯特·里斯是一個留胡子的文人、詩人，他是《大眾文庫》的第一任主編，這一系列書在他任主編的時候還用非常好的紙做封底，而現在卻不再用了。里斯家是凱爾特人。里斯來自威爾士，他妻子來自愛爾蘭，也是一名作家。斯特拉對音樂很有天賦。我母親在這方面幫不了她，因為我們家沒有鋼琴，而且母親和露西從不對我唱歌。我小時候學過的僅有的韻律是詩句，而不是歌曲。我和斯特拉最初是從《讀書沒有眼淚》和《小亞瑟的歷史》學起的。我們死記硬背地記住了九九乘法表，做了些簡單的加法運算；在散步的時候，我們學會了各種野花的名字。七歲的時候，我上學了，我覺得那時我比現在的很多孩子更有準備，當然也就比我同時代的孩子準備得更充分了。
七歲之前我父親是一個不太重要也不太有意思的人。我記得他為了緩解自己的哮喘而燒的一種制劑的味道，記得他在冬天的早上咳嗽哽咽的聲音，記得他從倫敦回來后叫我母親從育兒室下來的聲音，記得他煙斗甜甜的味道，記得他在家時周六早晨寫作時的安靜。
我想他每天傍晚都去育兒室看看，經常還想娛樂娛樂大家，但我卻從沒特別地歡迎過他。事實上，我覺得他的出現是一種搗亂，在我認為是完全正常的方式中，他那樣做就是為了搶奪我母親的注意力。
我哥哥在假期和我一起住，但很少進入日間育兒室。我們小時候分開的那五年成了我們之間永遠的隔閡。在我那時小小的世界里也出現過一些其他的慈善可愛的成年人，但在我從嬰兒到預備學校的這五年期間，本應是充滿愛的時光，我卻只從母親和露西那里感受到了愛。
二
在前面我已經不止一次提到英國的鄉村正在緩緩地消逝。這過程雖然備受指責，但卻是不可避免的。勸告是無用的，哀悼是乏味的。這只不過是英國本世紀冷酷掠奪經歷中的一幕而已，除非你能認可這種對安閑視覺盛宴的剝奪是必要的，有時是出于無能的憤恨，有時是源于情感的冷漠，有時甚至是對國家、鄰里愛恨交織的糾結，否則便無法全面理解這段剛剛過去的歷史（想必這正是閱讀此書的初衷）。在美好的世界中降生、丑陋的世界里離去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命運。
“對地點的描寫”是老式的關于忠實的書籍中所推薦的初步的冥想之一。它應該是作家為讀者所提供的最基本的東西，但是要在這魔法提燈上聚焦“逐漸消融的觀點”，簡單地看這世界五十年前的各個方面，這些對于年輕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對上了年紀的人則是比較困難的。那些曾經與其他一些團體能聯系起來的地名，現在卻多半成為了陌生的名字。影響人的感情很容易，但要想影響人的視覺想象力卻不那么簡單。父親在漢普斯特德當時叫做北角的村子里建房子的時候我才四歲。實際上父親是第一個掠奪者。我們搬遷到那里時，地鐵剛剛只通到了漢普斯特德。戈登·格林是一個長滿草的十字路口，那里有指向倫敦、芬赤利和亨頓方向的路標；在這里偶爾還能遇到“白衣女人”(1)。在我們家周圍有奶農的牧場，菜農果農的農場，以及幾座占地二十多英畝的漂亮的老房子，都是磚瓦灰泥建造的。離那不遠有片樹林，我們在那里采摘野風信子，林邊有條小溪，是我們經常野餐的地方。北角路是一條很陡的土路，路兩旁有白色的柱子和欄桿。讀者也許會記得，比爾·賽克斯在殺害南希之后逃跑的第一個晚上就是在這條路上度過的(2)。
父親為了慶祝房子的建成，特意寫了篇文章，在文中他說道：“我們這些在農村牧場里長大，在西部那座金色修道院里接受教育的人們，都要像在一個有著路燈和路緣石地方的朝圣者和旅居者一樣……一個人被關在城中擁擠地段的一間陰暗的房子里，對面臟兮兮的菩提樹開始掉葉子的時候，他卻依然能夠感覺到自己血液中那種春天般的力量在跳動，如果這本書到了這樣一個人的手中，就讓他來漢普斯特德吧，在這里學學如何為自己營造一個家。
“哦，我無私地告訴了他這些！因為我知道他渴望做巴爾布斯的工作，或許他會將自己像柳樹一樣種在草地上，就像今天我書房的房門一樣有春天的氣息。不管怎樣，人都不能抱怨。我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做完了。巴爾布斯已經建好了他家的圍墻。雖然墻修得很簡單，但是沃賽先生和巴利·斯科特先生能用筆尖作畫將墻裝飾得好看一些，至少墻上已經有了一個爐床，能讓人感覺到家的舒適，在綠色的樹蔭下留有綠色的思想。”
他所預期的得以實現。種有柳樹的草地賣給了建筑商。我們蓋完房子不久，周圍就蓋起了許多新房。在我們家對面是一座很大的名叫常春藤的后維多利亞式別墅，鋪有木地板，巴甫洛娃(3)去世前最后幾年就是在這里度過的。這些房子建起來之后不久，留給芭蕾舞女演員的私人空間就只剩下花園和池塘了。之后地鐵修到了戈爾德斯格林，地鐵站附近出現了商店、戲院、電影院，以及一片迅速建成的房子，根本沒法和我們的鎮子相比。最后大概在一戰以后，我們的郵政地址從漢普斯特德變成了戈爾德斯格林。我父親對這一變化堅決反對，并且盡可能地不理會這些，因為對他來說，漢普斯特德和他有著歷史的聯系，和濟慈、布萊克、康斯特勃爾都有聯系，而戈爾德斯格林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地鐵站而已。而我在那個忸怩的年歲里對此比較介意，因為我知道這一地區有一些滑稽的感覺。但是新的命名系統足夠恰當，因為那時候我們在戈爾德斯格林購物，乘汽車、火車。但是我們在那里最初的幾年，北角還是個與漢普斯特德鎮分開的村子，中間隔著漢普斯特希思公園的一角。我們常常找種種借口去漢普斯特德鎮玩耍。
它的核心部分包括一個弓形前部的旅館，布爾及布什老店，倫敦街頭小曲中常常提及的名字，就立在路旁的啤酒公園里，那里的桌子設在爬山虎和蔓藤玫瑰的蔭涼處；一幢名叫“房間”的建筑是一所幼兒學校也是村辦公大樓，在周日的時候這里是朝拜的地方。郵局和村商店是由一個火爆脾氣、名叫寶利先生的人經營著。他對顧客總是很粗暴，對孩子也很兇，直到郵局工作人員給他施加壓力他才有所改觀。不論他賣郵票還是飛鏢盤，他都把錢放在一個錢柜里，而且從不記賬。關于他被解雇的事情有一些問題，并且我父親能替他說話來延緩對他的解雇。在那之后他變得至少對我們非常和藹。我父親拒絕在家里裝電話。在極少數情況下，當我們需要請醫生來家里時，就會去寶利先生那兒打電話。這里還有托利一家開的牛奶場，托利夫人賣的牛奶裝在一個大的陶瓷箱里面，同時她還賣無脂軟面包和姜餅。托利的父親在附近的一塊地上放養奶牛，坐著一輛小輪車轉圈巡視。小車和奇康普頓的那輛一樣。他留著白胡須，唱歌非常有力，周日時經常在“房間”那里唱一些副歌。在這些機構附近集中著一些農舍，他們的花園里種滿了花，人們在里面洗衣服、聊天八卦，就像斯坦利·斯賓塞(4)在庫克姆中描述過的情景一樣。所有的這些都沒有留下什么痕跡，除了布爾及布什這個名字，而這里現在已經被瀝青鋪設的停車場替代了原有的草坪和花叢，仿佛是為了強調它的荒涼，釀酒商們在外面豎了塊木板，將這首老歌的第一句歌詞寫在了上頭。
兩棟巨大的建筑俯視著整個村子，分別是北角宅和北角苑，房子的主人都是未婚女子。莊園的女主人是個上了年紀但又憤世嫉俗的人，我們和她沒有什么交往，只有在她未經允許進入我們的莊園的時候才會給她寫封抱怨信。她家的草坪面朝著北角路，草坪后面是她的菜地，而我則也經常不經她允許闖入進去，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把球撿回來。我父親就是從這兒買了一塊地皮，事實上是買了兩塊，因為這塊地已經成為建筑用地了，后來花園也被征用了，所以我母親也就有了盡夠她打理的地方。在我們家和北角苑的大門之間是一片荒廢的空地，在我整個童年里那塊地成為了建筑商存放建筑材料的地方，因此我們把那里叫做“倉庫”。房主去世后那里建立起了一座附屬學校。一戰期間那里是一所軍隊醫院。那里現在還有一部分能看出是醫院，并且受到社會主義者的鼎力惠顧。
北角宅的女主人霍爾女士是個非常與眾不同的人。當我讀E·M·福斯特關于一個世紀前的那些福音慈善家的描寫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她，悉尼·史密斯曾給他們起了個綽號叫“克拉彭教派”。她來自一個銀行家的家庭，家里人是貴格會教徒，支持諾福克郡的蓋尼和巴克斯頓家族。就像克拉彭教派一樣，她在政界有關系（塞繆爾·霍爾，坦普爾伍德勛爵都是她的外甥），和主教關系也不錯。但是她決不搞幕后操縱，一生都致力于在村子內外的慈善行為。我們認識她的時候她一定有六十歲了，臉色紅潤，滿頭銀發，口齒雖不太伶俐但卻能給人帶來歡笑。她第一次來拜訪我們的時候是乘坐馬車來的。除了那次之外，我記得她只在去倫敦的時候坐車，平時都是步行，穿著大而不成樣子的靴子，衣著樸素，領著兩只蘇格蘭獵犬。我倒覺得她來拜訪我母親只不過是走走過場罷了。她不和新來的移民聯系，因為除了位于戈爾德斯格林的都會區以外，另外一個建筑規劃即將在漢普斯特德城郊花園興起。那里的房子有更好的設計，就連住戶們花園圍欄的高度都有特別的限制。他們不是怪人，也不是波希米亞，而主要是一群具有藝術興趣的非傳統的資產階級。那時的《笨拙》周刊里全都是住在那兒的湯森所畫的城郊花園的圖畫。這個烏托邦里有著它自己的天才主管，巴奈特夫人，后更名為漢麗埃塔夫人。我父親和她有些不和，會時不時地漫游閑逛，唱著他自己編的小曲，小曲的開頭是：
“該死的她！見鬼的她！
漢麗埃塔·伊麗莎白·巴奈特(5)……”
因此我將現在我認為堪稱模范的這位女士當作了可笑的怪獸。父親后來是通過去教堂禮拜以及長時間的業余戲院演出和社區里的人有了些聯系。這些都是霍爾女士影響力之外的。
母親說霍爾女士讓她想起了她在奇康普頓的姑姥姥。雖然父親對霍爾很憤恨，但是母親對霍爾女士很欽佩，并且和她在各種活動中成為了非常親密的伙伴。她們一起組織了一個“服裝俱樂部”，并且倡導節儉，倡導一種私人存款銀行，其中包含每周去拜訪附近貧困的居民，在一些亮閃閃的黑色小賬簿上記賬。在農舍附近客棧的周圍就是北角路，離我們家有幾百碼遠，一排陳舊的無產階級式的建筑叫做“臺地”。我母親對這些是特別關心的，并且我確定她是那里很受歡迎的訪客。母親和霍爾女士還在索迪治有一塊兒共享的“區域”，她們定期去那里拜訪比北角地區更貧窮的家庭。在漢普斯特希思游樂園的時候，她們在那里為走失的兒童建立起了一個避難所，還建立一個急救站，為那些搖船的、開瓶子時碰破手的人，不論年紀，提供急救。霍爾女士周日時在“房間”演奏腳踏式風琴，她是一個很冷靜虔誠的女人，并沒有把自己限制到慈善工作中。我們經常在北角宅前的草坪上玩板球。搖手鈴的訓練也從不間斷，以前在圣誕節的時候，架起貨架，擺上提燈，我們花園前經常上演頌歌表演。除了我父親以外，北角附近的人都沒有去倫敦工作的。似乎是倫敦離我們的村子太遠了。除了在去索美塞的路上路過帕丁頓車站以外，我記得在我們搬到這里最初的八年間自己去那里的次數不超過八次。在議會山上可以看到那里的煙霧，夏天的時候那山上的望遠鏡應該是對著圣保羅大教堂的。一個便士就可以朝黑漆漆的鏡頭里瞧一瞧，不過我從來也沒見過什么吸引我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自己和斯特拉·里斯會做多長時間的作業，但我卻記得許多天早上和露西一起購物。比較吸引人的店鋪在芬赤利路上，而那些家庭生活常用的物品都是從希思街和高街上購買。去那里的那段路是我這一生中最熟悉的一段路，因為之后我每天上學放學都是走的這條路。我們過馬路時很少會左右看車，因為路上幾乎沒有車。去往倫敦的司機，不論開的是大貨車還是長途車，都選擇要么從東走海格特那里，要么從西邊走芬赤利路到圣約翰伍德。從我們這里路過的唯一的車都是去老漢普斯特德的，這其中好大一部分好像都是在我們家門對面出事故。在我回顧這段往事的時候，發現經常有四輪馬車突然失控，向前猛沖，直到有人拉住韁繩，一個人坐到馬頭上才將馬車控制住；自行車向下滑行時經常翻到溝里面。每到周六母親就會經常忙著給這些受傷的人們包扎傷口，提供茶水。
正如我前面所說，常春藤莊園就在對面，地面還沒有毀壞。有一次翻修柵欄，我在低墻上未干的油漆上寫上了自己名字的縮寫，五十年之后我在一叢青苔下面發現了它們，已經遭到腐蝕，變成了“FW”，在所有事物都發生變化的地方這依然是一個極小的地標。
我想我們經常走右邊那條路的原因是露西不想走離布爾及布什老店和旁邊的酒吧太近的路。在北角路兩旁種滿了樹之后，路邊的草坪都有了木樁子做成的柵欄。路的一邊是希思街，另一邊是一座破舊的房子，老皮特就是在這里獨自居住的。有一間塔樓房間，兩邊各有一個門，老皮特就是在這里被人贍養著，那時正值春季，松鼠大量繁衍后代，而他卻極度悲傷憤怒。事實上我聽說松鼠的泛濫最初是由從攝政公園動物園里逃出來的一對松鼠不斷繁殖引起的。這條路上有個上了年紀的盲人乞丐，經常坐在路邊的凳子上拿著一本盲文《圣經》大聲地誦讀。他的背后是一棵倒下的大樹，這樹的名字叫“絞刑架榆樹”。大人們告訴我，那些劫路的強盜就是在這棵樹上被吊死的，后來我了解到這并不是真實的。1673年一個名叫杰克遜的兇犯在他犯罪的地方被處死，這棵樹就種在這個地方。
之后是一棟意大利式建筑，當時正在建造之中，房子的主人是日光肥皂的制造商利華。大人們告訴我，在樹林和高墻后面那兩棟巨大的十八世紀建筑背后，以及杰克·斯特勞城堡的后面就是叛亂軍兩次被擊敗的地方，一次是在瓦特·泰勒時期，叛軍正往倫敦行進；另一次是在戈登暴亂時期，叛軍出動去攻擊肯伍德。最近的也是最真實的一次就發生在小旅館的后面。奸詐的鐵路投機商薩德利爾，狄更斯小說中的人物“莫多爾”(6)的原型，在旅館后面用銀壺喝下了氫氰酸，后來被發現時一條腿還從沙坑中伸出。我覺得露西沒有告訴過我這些聳人聽聞的歷史碎片，這些一定是一兩年之后父親每天早上送我上學時講給我聽的。
再往后就是白石湖，湖面寬闊而且多風，因此經常有人在湖邊放風箏。從湖邊到希思種滿了參天大樹，樹冠一邊伸向哈羅，另一邊伸向海格特。那里除了幾套新建但卻很丑的公寓以外，其他依舊如故。湖岸被整修過，并且現在沒有從湖里面引出來的水槽來飲馬了。這個湖在我小的時候就已經頗有歷史感了。每到夏天在希思山谷里就有馱貨物的驢可以出租，周日的時候經常有木偶戲表演，人員稀少的政治會議以及一隊基督教救世軍。人們經常帶著狗來這里鍛煉，扔出短棍再讓狗去從水中撿出來，因此狗叫聲也是常有的。
從這里延伸出好多條窄窄的小路，有的通往弗羅格納爾的老房子那里，有的通往我們常去的小商店。這里很少有裝飾門面，除了在圣誕節期間，那時里面有紙環鏈和彩紙做成的飄帶。糧店的櫥窗里有一個板，上面擺有各種各樣的谷物。珠寶店的櫥窗里有一個鐘表，鐘表上有一個螺旋玻璃，似從銅獅子口中流出的一股水流一般。但整體來說，吸引我的不是那些商品，而是店主和店員們熟練的操作，他們粘有黃油的手熟練地擺弄著秤、尺子、小鏟子、罐子、紙還有細線等各種各樣的東西。藥商有一個煤氣爐，他在上面融一些蠟用來給我們買的東西封口。在我早期的記憶里我就喜歡看別人把事情做得很完美。
漢普斯特德在我童年的記憶里依然是十八世紀末的那種平淡的樣子；一座充滿快樂的花園；那里不僅僅是人們去倫敦工作所要經過的地方，更是倫敦人在仲夏夜以及周末納涼度假的好地方。
在復活節、圣靈降臨節以及8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這些趕集的日子前，各式各樣五彩斑斕的旅行展覽隊伍會從我家門前經過。有裝滿了帆布和腳手架的大型兩輪貨車，有吉卜賽式的樣式詭異的大篷車，有裝有野獸的大籠子，以及旋轉木馬上笨重的蒸汽機。一夜之間沿著希思路兩邊的沙道上搭滿了貨攤。
漢普斯特德的其他居民都會在這時候鎖好房門，關上百葉窗，而我們家卻經常去趕集，有時候全家集體出動，有時候只有我和露西去。我之前提到過，母親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急救站的帳篷里度過。早上或者午飯后他們會帶我去那里，因為晚上那里太吵了，小商販們比我們去得要早，駕著馬車或者驢車大聲地叫賣，許多人穿著有珍珠紐扣的禮服戴頂帽子，幾乎所有的女人穿的衣服都是節日慶祝后典當剩下來的，絲絨上衣、裙子，以及菲爾·梅(7)經常畫的那種羽毛裝飾的女式禮帽。我欣喜地從人群中擠過，他們說的話不太易懂，但能看出他們都有一種圣靈降臨節的勃勃生氣，充滿好意地交流。他們手拉手站成幾排，隨著風琴的樂聲快步起舞；放聲歌唱；在草坪上打滾；用水槍互相噴水，拿著羽毛給別人撓癢，我從沒見過打架，也許那些在吵鬧的時段過后才有。我記得對衛生方面唯一的限制就是禁止去買那亮閃閃的手推車賣出的冰淇淋。人家給我說過一些很惡心的事，意大利人把奶油放在床下面，既然我的床下面放著夜壺，故我猜測意大利人賣的冰淇淋是尿做的。我也就再沒吵著要求通融通融。
馬戲也是常有的。猴子在大手搖風琴上跳來跳去，拿著土耳其帽收錢；還有一個鼻子上穿著繩子的狗熊跳舞，但是大家告訴我這個不一定有。價錢也不貴，我記得沒有超過一便士的收費；通常兩先令就能看上好幾個小時的表演。馬戲場里的味道也是什么都有：橘子皮、糖果、啤酒、椰子、草料還有馬的味道。我的第一場電影是在漢普斯特希思看的，內容并不是一個故事，也不是特別有激情，只是塑造了幾個會動的人物形象，且動作極不協調。比起馬戲和胖女老板來說，電影相當沒有意思。
集會結束之后，這些商販就像當時到來的時候一樣，一夜之間就全走了。他們去了山下別的地方繼續這樣的展覽。留下的垃圾有的收走了，有的裝在垃圾簍中了，微風又毫無阻擋地從荊豆叢中吹過。
說到這里我還沒有描述過我們家的樣子。我們家非常適合父親的生活方式和需求，他在那里住了二十五年，直到他承受不了窗外交通的吵鬧，搬到了海格特的一個安靜的窮鄉僻壤的地方。那里有一座那個時代非常典型而且樸實的房子，建造那樣的房子當時大概只要花上一千多點英鎊的錢就夠了。他以米德爾威奇諾頓附近的一條小巷的名字給房子命名為昂德希爾。后來郵局堅持要給房子編上一個門牌號，他還因此感到很受傷害。每次提到這個房子，他總會說：“你什么時候來昂德希爾？”并且直到他搬家之前，他在名人錄里面的地址一直都留的是這里。
我的日間育兒室里面有畫報貼的墻紙，上面畫有穿著中世紀服裝的人物；那里通向陽臺，陽臺下面是花園。而夜間育兒室就在上面的那一層樓上，面對著馬路。我醒著的時候很少在那里，因此對那里也就幾乎沒有什么印象了。小時候我很健康，但稱不上是強壯，很少待在床上睡覺。偶爾生過幾場小病，也并沒有讓我受到折磨，甚至是我難得的樂事。當體溫超過九十九華氏度時，我就可以吃到一種叫做“白蘭氏精華”的美味增香果凍。
母親和露西從不縱容我，每當我裝病逃避上學時，她們都會教我改正的。我摔倒擦破手和膝蓋時，她們給我擦洗傷口，但沒有消毒。除了爬屋頂瓦和樹枝以外，她們不會阻止我去嘗試危險的攀爬。我不像其他小孩那樣，會被警告小心利器、動物、細菌、毒物以及污垢，這些煩惱我從來都沒有過。小時候吉卜賽人經常在我們家附近露營，她們從來沒有教過我吉卜賽人會給小孩胡桃汁喝進而拐騙他們。那些吉卜賽人似乎有好多孩子，他們那種有狗、有馬駒還有蒸煮鍋的住大篷車的生活看起來是那么誘人。
家里有一間空余臥室，經常是有客人或者親戚來的時候會住在那里。母親有一間小的起居室，有時我經常坐在那里陪她。那里面最吸引我的東西是一個她伯祖母給她的印度產的象牙針線箱，里面用檀香木分成了好多盤和隔間，里面放有許多象牙線軸上面纏有絲線，還放有針盒，以及各種大小非常精致的刺繡剪刀。我在餐廳吃午飯，另外兩頓飯都是在樓上的育兒室里吃的，這樣主要是為了不影響父親。房子的主要房間是書房，我很少在那里，除了穿過落地窗、走廊再下幾級臺階去花園時會從書房經過。
家里所有的家具幾乎現在都還在我和我哥哥家使用，大部分都是橡木或者紅木做的，質量非常好。家里面到處都是書柜，因此很少有空余的墻壁用來掛照片或是水彩畫。房子給人感覺明亮、歡快、溫暖，每次回到家我都心情愉悅，但是與我對家的愛截然不同，我對房子并沒有太多的感情，并且從我對父親變得挑剔開始，我就覺得父親對房子結構的設計有一點點荒唐。他有時把房子描述成一艘船，提到它那些“粗壯的船骨”。他對房子有著感傷的情感，但并不做作。他一共打過我兩次，都是因為我故意在房子里搞破壞，一次是用一把新弄來的刀把壁爐架的角給削了，另外一次則是我在行李柜下面挖了一條地道，一直挖到了地基，他們發現時地道已經足夠我在地板托梁下面爬行了。
房子唯一吸引我的是我們剛搬來時花房后面老菜園那里的一片狹窄的區域。那里雜草叢生，足有一人多高，以及一條通往廢棄鍋爐間的光線昏暗的臺階。這個地窖以及這片荒地都被我看做是我獨有的領地，如此我身上很早就有普遍的英國式古舊和高尚的混亂。我一生都在追求黑暗冷清的隱居，就像是一個準備產崽的動物一樣。
這種特殊的品味在我姑姑家位于米德爾威奇諾頓的房子里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我祖父母去世后，這三個未婚女子都選擇繼續待在她們的老家，據我所知那里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就沒什么大的變化了。事實上我記得自己每年在那里的時間不超過兩個月，但那里卻要比我自己的家更讓我迷戀，有人告訴我這其中有一個原因“有人在那里去世了”。
從外面看去，那只是一座普通而又平淡的住所，靜靜地隱藏在墻與灌木叢的后面。我猜想外面涂了灰泥的前屋在前維多利亞時期是一間農舍，因為里面完全是雜亂無章，房間和石頭小路布置混亂，還有一個內部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一個泵。另外在花園里、馬廄里，以及廚房后面還有幾個別的泵，這些養育孩子長大的泵都是一些神秘的東西。祖父以前的馬車夫就經常用他那旺盛的精力從泵里取水，他現在已經不做車夫了，而是在花園里清洗靴子和陶器。
房子有著古色古香的風格。一間遠離吸煙室的房間叫做“黑暗食品室”，房間只有一塊紅色玻璃窗能夠透進去光線，那里以前是用來沖洗照片的。另外幾間房子以前是保育室，現在是木料間。這幾間房前面有非常陡的樓梯，房門在樓梯上面，里面分成了兩層。其中有一間有一個貼近地面的小窗戶，窗戶通往一個大的雨水池，水池上面漂滿了厚厚的綠色浮游生物。
藏書室里面并沒有幾本書，對于年少的我來說那些書沒有一本吸引我的，但里面有一排玻璃柜，柜子里放著礦工送給我祖父的各式各樣的化石。
我對房子里的燈很感興趣：樓下房間里的油燈，走廊上的煤氣燈，臥室里的蠟燭，這些都是我所喜愛的。威妮弗蕾德·派克記錄了羅納德·諾克斯和他的兄弟在第一次引進電的時候的興奮，而我自己也有著相同的經歷。
我對浴室既感到震驚又很興奮，因為整棟房子里只有一個，因此要想洗澡的話就要至少提前半個小時準備。浴室是一間高而窄的房間，沒有窗戶，只有一點天光。那時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燒火的熱水鍋爐，現在應該被稱為“古董”式樣了。要不了多久屋里就充滿了水蒸氣和煙氣，因此那個魚尾狀的火爐里的火光也不怎么明顯了。火爐里僅有的一點微光照在猴子標本的牙齒上，這個猴子好像是我一個伯祖父去英格蘭時給我買的，但后來在科斯利的一次學校游樂會上展出時中暑死了。水蒸氣凝結在標本外面的玻璃上，猴子被高高地放在頭頂，所以對一個在下面用涼水快速淋浴的孩子來說，只能看到猴子的牙齒。我當然很害怕這個動物，但是比起來我更害怕康妮姑姑唱歌，我會堅持讓她唱“蘭德爾爵爺”民謠。眾所周知，這個劇目有很多種版本，但康妮姑姑唱的發音上完全是英國化的，音節長而跳動，讓我聽了心里發顫。她坐在客廳里的直立式鋼琴前，在柔和的燈光下，在濃重的深影中，她陶醉著演奏著鋼琴，頭時而前時而后地擺動，但看上去就像是個女巫的咒語一樣。
“啊！蘭德爾，我的兒，劇毒下進了你的碗兒，”
“就快踏進生死門兒，舍不得你我英俊的人兒！”
毫無疑問蘭德爾爵爺是被他的“真愛”所殺，而不是像一些版本里的那樣，死于食物中毒。歌中提到食物中毒的獵犬死之前身體會膨脹，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因為那段時間我很喜歡狗。在我聽了這首民謠之后，我每天晚上都要聽，我會真誠地躺在床上，非常樂意地等待著被驚嚇，手里玩著蠟燭上滾落下的一粒粒像珍珠一樣的蠟油，然后慢慢地睡著了。
餐廳里光線很暗，墻上掛滿了油畫。客廳里凌亂地放有小桌子、布料、屏風以及雕刻精美的托架上面擺的裝飾物。有兩個貯藏柜，里面裝滿了“古玩”：有扇子、鼻煙壺、雕刻的堅果、古錢幣和獎章。有些是很普通的，被小心地塞成一團、裝在盒子里，貼上標簽；一根拐杖，上面有燒焦的痕跡，正是這根拐杖，助人爬過意大利的維蘇威火山，還有一綹據說是華茲華斯本人的頭發。旅游紀念品還沒有標準化，阿利克叔叔從海上給我帶的禮物要比巡游的戰利品更加稀奇古怪，而且質量更好。這些東西都被很好地保存起來，只有在天氣潮濕的時候才會被拿出來看一看。其中最吸引人的是“白血”，是我祖父從一個死于嚴重貧血癥的病人身上保存的樣本。它被裝在一個玻璃藥瓶中，瓶口被一個乳白色的螺旋瓶塞封住，上面還貼有我祖父手寫的一些看不懂的注釋。它以前也許真的是白色的，但現在早就凝固變成棕色的了。許多年以后，當我最后一個姑姑去世時，我來負責處理她們的財產，那時我還徒勞地尋找過那一段快樂的孩童時光。
在米德爾威奇諾頓的這棟房子里有非常好聞的味道，因為這里不像我家，窗戶總是敞開，這樣父親抽的煙就不會吸入引發哮喘病，甚至在開花的旺季即使母親的風信子花開無數也不會在屋里留下香氣。諾頓這里沒有煙草，但屋里面卻有一些煤氣味兒、油味兒、霉菌味兒和水果味兒；有些時候這棟房子的味道聞起來像是一座廢棄了的教堂，也有些時候像是一個擁擠的集市。姑姑的狗要比母親的狗身上味道重，另外還有一只兇悍的老美冠鸚鵡，它前面的空盤子沒有清洗，發出一股惡臭味兒。盡管姑姑們只有一匹小馬駒拉馬車，但馬廄里依然是皮革和馬匹的味道。有幾年里馬車房里停了一輛有蓋馬車，它的味道非常芳香。
我的外祖母拉本住在赫爾主教住宅里，我也曾經常去那拜訪她。她那里非常愜意，因為那里有著和米德爾威奇諾頓一樣的馬廄的味道，墻邊上有即將成熟的杏樹、無花果樹，還有印度的手工藝品。我的繼姥爺有著長長的白胡子，他的聲音低沉，給人印象很深；他的女兒們對我也非常友好、和藹，他的兒子看起來有些古怪，花了八年時間拿到劍橋的學士學位，經過多次失敗后他終于成為了一名教區牧師，并且繼承了這一生計。但是這個家庭從沒有讓我喜歡過。
我的幾個姑姑對待自己的財產都各有方式。就像麥考利不屑地提及草莓山時說的那樣，“有一個關于信號鈴拉繩的故事”。埃爾希姑姑晚年開始鬼鬼祟祟地將那些并不是她的合法財產分發給她的朋友、親戚，并且對那些不在乎這些財產的人，她分給的少之又少。
這里面沒什么值錢的東西，但是我憑直覺知道那些都是屬于我上一代人的。家里的大部分家具都很舊了，但是和米德爾威奇諾頓那里同時期買的家具比起來，這些舊家具在新環境中并不顯得破舊。其中有一件，在我小時候一直被它欺騙，認為它是真的，那是一件銅碗的銀器復制品，是在格拉斯頓伯里湖邊村落里發現的。大人告訴我這個碗很特別，是當時負責發掘這一區域的考古學家布利德博士專門為我祖父制作的。它的設計很精美，但后來我才得知，陶頓的銀匠生產了大量的復制品。我想我的幾個姑姑可能一直還認為這是真品，有很高的價值。她們出去的時候總要把它鎖在吸煙室里一個小保險箱里面，里面除了這個碗什么都沒有放。
這里不是雷尼紹或者康奈，而僅僅是富裕的維多利亞時代一個鄉村醫生的簡陋住所。但孩子是不會考慮門市部的價錢的，當然也不需要特別大的空間。櫥柜里擺著的古董、謝菲爾德的盤子、無名藝術家的畫像，這些對我這一個孩子的審美來說，已經足已達到世界著名展覽的效果。那條窄窄的走廊就像一條古老的畫廊一樣在我眼前展開。可以肯定我很喜愛姑姑家的房子，因為我被那種氣氛所吸引，現在我知道那是一種維多利亞中期的氣派，而并不像心理學家所說的我喜愛那一時代的東西是因為它們讓我回憶起我的姑姑們。
我經常和姑姑們在一起，她們也都非常寵我。未婚的姑媽如今已經很少了，就我這一代人來說我能說出的也不超過六個。（我知道許多未婚女子都已經有了侄子侄女，但是侄子侄女都已經拋棄了自己的處男處女時代，建立起了自己獨立的社交圈。“未婚姑媽”真正的意義應該是沒有從家庭中脫離出來的人。）也許她們是被門羅（筆名“薩基”(8)）所影響。被遺棄的母親現在成了孤獨無依的女性的一種新的流行趨勢。上一代人幾乎家家都有未嫁出去的未婚姑媽，雖然很荒謬，但她們在最大程度上發揮著自己仁慈的力量。北角的霍爾女士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盡管聽起來會比較異常，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我的姑媽們都是未婚。兩個年齡稍大些的，康妮和特蕾西都有著成為賢妻良母的潛質。康妮姑媽年輕時是遠近聞名的漂亮女孩，而且人到中年依然很漂亮。特蕾西姑媽雖然相貌一般，但卻有著和藹的面龐。有不少人向康妮求婚，但都被她拒絕了。女孩在這里很難遇到中意的男子。如果她們住在有軍隊駐防的城鎮里或者是海軍基地附近，或者如果她們像我的祖先那樣被送往印度，她們肯定會找到合適的丈夫的。但是在北薩默塞特這樣一個分層的社會里，像姑媽這樣的人只占有非常少的一部分，比農民和商人的地位要高，但又比久居郡里的望族地位低。她們很少去我祖父打獵的房子那兒，也很少有人把她們介紹給外面更多的人，于是她們就一直待在自己出生的房子里面，過著忙碌而快樂的生活，一直到她們離開人世。
埃爾希姑媽年齡最小，也是我最喜歡的，她年輕時經常生病，年齡大了以后也越具高雅氣質。她自私、任性、說話尖刻，而且特別嬌生慣養。二戰結束之后，仆人都走了，她們的收入也減少了許多，康妮姑媽依然細心照顧她。我記得當時在藤蔓覆蓋的走廊下埃爾希姑媽躺在一張躺椅上，白色的頭發上扎著藍色絲帶，身穿帶花邊的短上衣，一只手炫耀著自己的戒指和胸針，另一只擺弄著康妮姑媽放到她邊上的茶具。她說：“見到康妮時我總是努力不去想痛苦的事情，比我年齡大那么多，卻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都可以做。”
這三個女人都很聰明。當然，她們都沒有接受“高等教育”。在1914年以前她們還去旅行過，但是游覽的地方十分有限。直到晚年她們才得以舒適地休息，收入主要是來自摩根在泰勒克的煤礦收入。當婦女也有資格擔當地方治安官的時候，康妮姑媽就開始為她所見到的不公而苦惱。她們三個都有著未婚姑媽所獨有的拘謹，但埃爾希姑媽在晚年也開始慢慢接受一些輕微低俗的小說。
教區教堂就是她們生活的中心。康妮姑媽是個非常有熱情的人，她在早期的圣餐式的祭祀時會特別激動。三個姑媽每周日下午都有圣經課，康妮在餐廳教歲數較大的女孩，埃爾希在客廳教年輕女孩，特蕾西在藏書室教幾個男青年。每次課都以圣歌開始又以圣歌結束，有意思的是客廳里圣歌總是開始得最晚，結束得最早。幾年之后埃爾希教的女孩們和康妮教的女孩們合并到了一起，由埃爾希姑媽下午給她們朗讀。
我的兩個在奇康普頓的表姐經常在米德爾威奇諾頓陪我玩兒，她們的父母并沒有在一起居住。周日下午的圣經課，因為不讓我們上，所以很吸引人，我們經常暗中窺探她們。本來我們應該是在吸煙室里玩兒，但那里的一個游廊通向男廁所，還有一條通往溫室的路，小時候那里面只有一些蕨類植物還有一個搖椅，溫室有一扇彩色玻璃門可以通往餐廳。我們可以留一條門縫，偷偷聽康妮姑媽講述，而她如果是在講壇上講那些東西，我們絕對不會有興趣去聽的。更有意思的是特蕾西姑媽和那些年輕礦工們的集會。我們經常從側門那里觀察他們，在周日這天他們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聚集在那里。我們都知道他們是“健美男”，因為一次一個來訪的教區牧師把他們稱作“健壯的小伙子”，這樣說其實并不準確。姑媽對這些小伙子們的影響甚至要高過教區的牧師和副牧師。他們組成了一個社會體育性質的俱樂部，許多人在成年結婚后依然非常虔誠地來參加這里的活動。姑媽去世時他們一個接一個整夜地在她靈柩前為她守靈。
除了那兩個表姐，我還有其他的玩伴。最要好的是考古學家布利德博士的孩子。他是一個跟我同歲的男孩，在我看來他有著不同尋常而且非常令人羨慕的童年經歷，在我保證不向他提起的前提下，他把那些經歷講給了我聽。那是他父親在印度服兵役時候的事情，一次一個印度兵進入到了育兒室里面，殘忍地將他的奶媽殺害了。后來人們告訴他說那只是一場噩夢，這么說現代心理學家會認同嗎？我從沒就此問題問過他，但是卻想象著自己如果遇上這樣的事，那該是件多么自豪的事啊。
這些就是我的朋友圈，與我在漢普斯特德的朋友有很大的不同。每周我們都會吵吵鬧鬧地聚在一起玩兒，但在我們的一生中，特別是我這一生，姑媽們各式各樣的活動對我們影響十分深刻。在米德爾威奇諾頓，每次姑媽都會為我們準備一些活動，而她們自己則充當著指揮者的角色。現如今教堂的義賣主要是靠一些好心人來維持，他們購買一些普通的商品然后再在教堂義賣，為的就是能讓組織者高興。還會有一些藝術品、縫紉、浮雕細工、枝編花瓶和特蕾西姑媽擅長的木雕等手工藝品在這里出售。當時還流行過一段一種已經消失了的藝術“鋼筆畫”。先從平紋細布上面裁出幾塊碗碟墊和小布巾大小的部分，然后再用粗的金質鋼筆沾上速干油漆在上面畫出花的形狀。埃爾希姑媽特別擅長這種鋼筆畫，但她很快就感覺厭倦了。姑媽們經常會在喝茶時做這些。“女友社”演出的服裝、道具、舞臺背景以及彩排都是在我們家這里準備的。現在女子學院里做的事當時都是在家里面做的。
康妮姑媽手頭經常會有一些大型的基督教刺繡作品，她默默地推動著教區的人民從事各種儀式。有一次講壇的前部是她用金線鉤邊又用絲綢填充出的復雜圖案設計。我曾想效仿她，但還未能夠熟練掌握，就又為這是女孩子家的追求而感到氣餒。
這些長而且頻繁的游訪中我還記著些什么呢？一系列我在家從沒見過的古董物件的靜物畫：有電池；帶桃木底座的接線筒，上面有兩個銅把手，通過拽一個棒電流可以從這里通過，直到能夠握緊把手，這東西在我祖父那時曾經是醫療器械的一部分，當時特別流行，對于治療痙攣特別有效；有一個幻燈機；一個立體鏡，通過它人們可以看到以令人吃驚的浮雕效果呈現的《圣經》所述歷史中的場景；一份處死查理一世的死刑執行令復制品，我在模仿弒君者簽名的時候把一瓶印度墨水灑上去了。我還發現了一個圓桌，上面有一塊打磨得很光滑的化石。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所有這些對我童年的影響，經過歷史和記憶的檢驗，都要比人的影響更大。
我們經常去教堂，對此我并不感到無聊，因為周日的晚禱絕對是一種樂事。
祖母去世后父親就不常來了。他在米德爾威奇諾頓這里總是受哮喘病的困擾。他天生就是主人，在別人的家里總感到煩躁。在我快到十一歲的時候有一次我們都在那里，我記得當時他在哀嘆這里比起我祖父那時候要差了很多，而他這樣說也是有著充分的原因的。外屋看上去快要塌了一樣；家禽飼養場的門鉸鏈已松；馬廄的頂樓，每一次我來了都會在梁上面劃一些字以表示自己的到來，那里已經不安全了；暖房的窗玻璃都已破碎（里面也不再加熱），無人修理；葡萄藤上也不再產果實了。
但是這些衰敗對我并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相反，我非常享受其中的樂趣。后來當我姑媽年齡大了以后，房子的內部變得更年輕了，我也不再從中發掘樂趣了。隨著時光的推移，二十世紀漸漸到來。擦光印花布取代了長毛絨；電燈取代了煤氣燈；原來老的熱水鍋爐也不再用了；水泵生銹了，我們用上了自來水；貨架和臨時茶幾還有瓷器都被分散安置在了不同的地方；墻紙被剝掉，換成了涂料；老式的金屬大理石鐘表也被換成了亮閃閃的掛鐘。埃爾希姑媽覺得那些鳥類標本和蝴蝶標本已經不再具有審美價值，將它們都搬到“黑暗食品室”里面了。相反，她愛上了瓷器動物，因為她的朋友給了她好多這樣的東西，有前迪士尼的小狗、小貓，還有猴子。郵局的官員要求這棟房子應該被命名為“米德爾威奇諾頓，巴斯”，而她卻不管康妮姑媽的強烈反對，將其命名為“路邊小屋”，并且在信件分揀室也都被稱作是這個名字。
家里的小馬跑進了花園里面，因為吃了太多未熟的杏子死了，于是家里原有的馬車也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輛“女士伴侶”的雙座轎車。
像所有靠股息生活的人一樣，姑媽們雖然沒有到貧窮的地步，但她們的生活已不如以前了。菜園被賣掉了，上面蓋上了房子。最后，二戰以后藏書室和仆人的屋子也都被當做住房一間間租出去了。我依然經常過去，但從不在那里過夜，只是開車路過時在那里待上一兩個小時。我對這里最后一段的記憶有些模糊，而在我十五歲之前在這里的那些記憶卻非常地牢固。三個姑媽中殘疾的埃爾希活得最長，在她去世后，這里就被賣了出去，變成當地政府的辦公室了。
從此之后我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三
特殊的款待非常稀少。我父親安排的那些總要比母親的揮霍。我并不喜歡那樣，但我把這看作是男性生活中更奢侈的一面。父親帶我去戲院的時候，我們坐在唱詩班和牧師的座位上，先在倫敦的索霍區(9)吃午飯，許多美味的菜肴我們都吃過。而和母親一起出去時，我們在萊康茶室吃飯，要排隊候座。但這些都是圣誕節時的事情，一年才有一次。
和母親一起時我們去博物館總是坐公交車。小時候我對畫廊不感興趣，卻很喜歡埃及木乃伊、泥金寫本、中世紀兵器。父親帶我去過倫敦塔、圣奧爾本修道院之類的地方。他會生動地給我講解我們看到的所有東西，他會讓自己顯得和皇家衛隊衛士以及教堂的司事關系很好，大方地給小費，從而給我們營造一些重要人物的氣氛，這一點在我和母親單獨出去的時候是沒有的。羅蘭先生帶著我和他的孩子們一起去看了位于奧林匹亞的軍事比賽。他在陸軍部的職位使得我們能夠坐上最奢華的座位。霍爾女士在周日時不時會開車帶我們去動物園，她自己也會帶一籃子食物給動物吃。她知道什么樣的動物喜歡吃什么樣的東西。她認識所有的管理員，因此她可以帶我們去籠子后面去親手撫摸那些溫馴的動物。
我記得在我小時候只有一次我們四個曾想全家一起去海邊拉姆斯蓋特那里度假。我們租了一小間帶家具的房子，這也是我第一次體驗男仆的服務。他是一個長得不太體面的德國人，但卻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從狹窄的樓梯上摔了下來，碰傷了眼睛，大人們給了我櫻桃派來安慰我。后來我得知那是多么恐怖的經歷。我很開心但父親對這次旅行心有余悸，之后我們就再沒去過那里了。在那之后父親和母親經常在6月份去國外。每年夏天母親都至少帶我去一次海邊，在那里過上兩三天沒有云霧的日子，通常是去布萊頓、艾塞克斯的西崖或者布羅德斯泰斯。我們住在小型私營旅店里，白天去碼頭、沙灘還有礫灘那里。在這些旅行中我從沒認識過其他的孩子，甚至也沒有想過要去認識一些。
父親是薩維爾俱樂部的，當時俱樂部在皮卡迪利大街。在國王愛德華七世的葬禮和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時他都在俱樂部里給我們安排了座位。但兩次我都錯過了，一次是因為得了麻疹，另一次得了水痘。正如我所說，我很少生病。唯一一次環境對我的影響是在1912年的夏天，那時我得了闌尾炎，在家里廚房的桌子上做了手術。當時那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父母都很著急，在家療養的好日子被一個護士的出現打破了，我給她起綽號叫“無賴”，因為她和家人、仆人都對著干。我對自己的情況一無所知。手術的前一天晚上露西睡在我的臥室里，在我睡著之后她想起了各種瓶瓶罐罐的燒開了的水沒有蓋蓋子，于是下樓去了，我問她去哪兒了，她說她去“蓋東西”了。母親問她為什么不說去廁所了，她說她不應該撒謊。第二天早晨一個奇怪的人來到我的臥室，他不是家庭醫生，對我說：“你來聞聞這種宜人的氣息。”然后把一塊浸滿氯仿的紗布蓋到了我的臉上。之后我感覺特別難受，雙腿被綁在床上，口中干渴。之后我就不知道了。后來“無賴”用濕紗布給我擦嘴和舌頭。那也是我第一次也幾乎是最后一次我感覺生病了。他們把我的腿在床上又綁了一周或者十天左右。隨后人們紛紛帶著禮物來看我，夸我勇敢，而我心目中的勇敢則是用劍砍倒一片帕坦族人或普魯士人，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勇敢。我不知道自己像這樣被麻醉、開刀、手腳被縛的時候還會怎么樣表現。我享受著一種自己很重要的感覺，但這整件事情都非常令我厭惡。在這段時間，我又開始寫日記了，將自己在刀下一幅幅生動的畫面記錄下來。
當我傷口愈合，健康也逐漸恢復之后，我下床了，但是雙腳卻扭曲了。長期的捆扎使得我的腿像殘廢了一樣，也正是為了使我的腿恢復，我第一次被轉移到了我家附近的圈子里。
我不知道父母是怎么聽說這個地方的，一個位于泰晤士河河口的很大的女子學校，那時學校正放假。當時唯一和我做伴的是一個名叫水仙的孤獨的小女孩，她父親正在印度服兵役。女校長有一個非常好玩兒的綽號叫“鳥冠毛”或者是類似那樣的東西。她住在學校。還有一個德國的主婦，我因為具有所有的民族偏見，對她非常憎恨，她也很少溫柔地對我們。她用德語教了我一首韻詩，內容是關于一個獅子狗偷牛奶的事，這首詩雖然沒什么意思但至今依然能夠回蕩在我的腦海里。
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覺自己被拋棄了。我們有很吸引我的無花果花蜜。不定時地能夠和男生學校有聯系，也有幾個生病了的孩子在那里度過他們的暑假。水仙和我隱約覺得那幾個男孩子和傳達室的人有著下流的秘密聯系。有一次水仙把床弄濕了，被罰把手綁上一天。我怎么也找不出這次恥辱的原因。這里并不是不近人情，只是少了同情和魅力。房子又大又空又丑，但是臨近海邊，這也算是一件高興的事情吧，多少有些辛辣的諷刺意味。
在這里每周都會有一個胖而和藹的女人騎著自行車帶著蓄電池三次來到這沙漠里，她把電池連到我的腳上。在那里、在淺水的淤泥灘里我每天都可以戲水幾個小時。這是一種恢復我的腿部功能的辦法，效果非常好。我向這位給我按摩的人吐露了自己被遺棄在這學校里的痛苦。她向我母親建議我應該和她住在一起。她有一個年齡比我大一點的女兒名叫穆里爾，她的丈夫是一名老兵。他們的房子孤獨地坐落在一些溝渠和鹽沼之中。周日經常會有一些看著見不得人的賭徒在這里集會。我和穆里爾被告知不允許接近他們。我們就在遠處看著他們，等他們散去后，我們發現地上散落著一些磨破了的紙牌。在這排房子盡頭，當時有一些未婚女人在那里辦了一所小學校，我，穆里爾以及其他三四個孩子就去那里上學。學校課程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伴著鋼琴音樂圍著客廳行軍。很多年之后我收到了來自這幾位女士們的圣誕賀卡。穆里爾有時會把她的秘密告訴我，我也會把自己的告訴她。她告訴班里的其他孩子，說我來自倫敦的一個百萬富翁的家庭。
穆里爾的父親晚上經常喝得爛醉。這樣他非常高興。他唱歌，大力稱贊我。雖然他在一棵老樹上給我們做了一個平臺，但穆里爾不喜歡他。當我父母給他們按周付的錢到了的時候，他們取了錢，帶回來了滿滿一推車奇怪的家具和裝飾品。她告訴我說這些都是她買的。我現在才意識到它們來自典當鋪。那些東西里什么都有：一把以前穆里爾父親彈的班卓琴，一些在印度軍營里照的相片的相冊，一臺留聲機，瓷器，還有幾件大衣。家里是典型的狄更斯式的，對我來說是一個既古老又新奇的世界。我在那里非常開心，開心到忘記了給家里寫信，父親寫信斥責了我一頓。他寫道，或者說是口述，因為信是打字機打出來的，告訴我母親在我手術那天晚上是多么的焦慮。他回憶起那些被耶穌治好了的麻風病患者只有一個回來向他表示感謝。我被打動了，但并不后悔，并且還對這封信很憤恨。
在我的腳和腳踝恢復力量之后不久，我就回家了，這一次看到的另外的世界就此結束了。
四
在我六歲的時候，上學之前我都是自己交朋友。和露西從家里走出幾百米，我們見到了三個孩子，一個和我大小差不多的男孩，以及他的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他們在一個黏土堆上玩兒。挖出來這堆土是為了給當時一座孤宅鋪路、填排水溝以及打地基的。不管是當時還是不久以后，他們都邀請我去和他們一起玩兒，而且在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們都是我假期最親密的伙伴。我叫他們羅蘭。
這個有一大堆土的房子是漢普斯特德郊區花園的一部分。前面我提到這里居住了大量有藝術傾向的、留大胡子的、穿燈籠褲的、穿法蘭絨襯衫的，甚至有時有穿涼鞋的人。羅蘭先生不是那樣的人，他衣著整潔嚴肅，是陸軍部的高官。他有一把具有無限魅力的左輪手槍，和一條強壯的艾爾谷犬。那一地區當時特別偏僻，照明不好，很少有巡邏隊。父親只有一只報警用的警哨，但就像羅蘭先生的手槍一樣，從來沒有用過。
羅蘭兄妹成為了我一直的伙伴。我們一直期待著德國的入侵。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使得我們有這樣的想法。我們的父母并沒有驚慌。1909年P·G·沃德豪斯發表了小說《俯沖》，講述了童子軍擊敗侵略者的故事。我們中沒有人看過那本書，但那本書的主題當時一定經常掛在年輕人的嘴邊。為了保衛王國，我們把土堆變成了城堡，修的形狀就像一個真的機槍掩體一樣，上面我們用旗桿插上了英國國旗。黏土堆起來很容易，我們把中間掏空，堆到周圍作為壁壘，在下面留下儲存的東西：裝滿水的瓶子，一罐鯡魚醬，還有黏土飛彈。我們聯合了另一個小男孩，我記得他總是處在一種下級地位，組成了一個名叫“手槍隊”的愛國主義聯盟。只有很少的成年人會被允許加入這個組織的。我們用心良苦，推選羅蘭先生出任“軍需部長”，這個職位賦予了他許多為我們掏腰包的表現機會。我們制定了游戲規則，肉體懲罰措施，當然這些都沒有真的實施過。我們還想出了一些折磨的辦法，算是對勇氣的考驗，比如光著腿走過一片大蕁麻，爬又高又難爬的樹，用自己的血簽名，等等，這使得我們都飽受折磨。我們和那些試圖要進入我們城堡的人有過一些打斗。他們被我們用拳頭、土球和木棍趕走了，但我們并不是主動挑釁的。我們為了跟普魯士衛隊作戰保存自己的體力。我們相當自負地品格高尚。“榮譽”是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欺詐、世故和殘忍對我們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我覺得我們在那個年紀，在還沒參加幼童軍之前，我們就有了自己對貧民窟街頭暴徒的天真且富有想象的看法。
手槍隊興盛了大概三年時間，從沒有正式解散過。它是我們家庭生活的產物，我們從不在學校里提到它，同樣也很少在不同的世界里招募新成員。1912年我們出了一份雜志，是我父親的秘書幫忙打印的，裝幀精美。我的作品是一個關于尋找寶藏的故事，相當地無趣。
后來，在我習慣了我的新朋友們之后，很長時間以來羅蘭太太都對她的孩子說我作為家里唯一的孩子是多么的不幸。“不，不是那樣的，”一個孩子回答道，“他有一個哥哥在上學，他很討厭哥哥。”這是對我和亞歷克關系的曲解，但他的確對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很冷漠，覺得自己比我們要高一級別。然而他卻被邀請為手槍隊雜志寫過一篇故事。他的那片關于愛情故事的文章并沒有預示出他之后會成為一名有名的作家，文章只是模仿當時比較流行的作家奈特·古爾德寫出來的，此君專寫賽馬場上的各種罪行。
1912年的秋天是我和羅蘭兄妹們關系最近的時候了。那時我剛做完闌尾炎手術，在家快快樂樂地度過一個學期，在女家庭教師的指導下和他們一起做功課。
我們的王國的防御遠遠不是我們唯一關心的問題。我們還排出了一些短劇，自己寫劇本，自己穿自己做的服裝在家表演。我也不是所有的娛樂事情都離不開朋友。小時候大人就教育我不要去問“我該怎么做？”我一分鐘的厭倦都沒有。要是將我干過的各種工作都列出來的話，那將是一個小男孩所喜歡的所有興趣愛好的總和。我在繪畫方面不是很有天賦，但我畫了很多畫，從沒嘗試過畫個物體畫個風景，但是能照著書和雜志上的畫制作生動的裝飾和猛烈的戰爭場景。肖氏的《字母表》，展示了字母如何從中世紀的手稿演變生成的。還有一卷傅華薩《聞見錄》中的蝕版插圖，這兩本書很吸引我的眼球。我對《密友》雜志格外著迷，通過閱讀我學會如何識別出各式各樣的插圖畫家的風格。我將有用的東西都整理起來：硬幣、郵票、化石、蝴蝶、甲蟲、海藻、野花，還有“古玩”。我還玩過化學，一次我用酒精燈、試管和試劑瓶在花園的小屋里做了一個既不規范而且相當危險的“實驗”。我將幾個鉛質的玩具士兵熔化，然后又用家里的模具重新給這些亮閃閃的金屬定型。斷斷續續有大約一年的時間，我對魔術特別著迷，經常出沒于萊斯特廣場附近的一家商店，那里有硬幣，有橫著切開上面裝有橡膠鉸鏈的柜子，是用來表演大變活人用的。這就意味著店里面總會有一位專業的魔術師，并且在商店后面有一個裝備齊全的戲院，在那里可以讓顧客“不花錢買東西”便可以觀賞魔術。我從沒鉆進那個戲院里面去，并且我發現店里的魔術師很快就厭倦了在柜臺前為我表演，但是我自己造出了一些魔術道具：一個用紙筒和四分之一英寸長的蠟油和燈芯做成的蠟燭；一副撲克牌是由兩張牌沿對角線剪開然后放在一起，這樣如果把牌像扇形那樣展開的話，就可以通過收起再展開時將它們倒轉，從而轉移到另一個手上。我對觀眾來說一定特別單一無趣，特別是在自己模仿著兒童聚會上的專業魔術師那樣開玩笑的時候，總是嘗試著將自己要做得神秘化。我記得有一次在米德爾威奇諾頓的一個聚會上表演時，當地的醫生也在觀看，我嚇得差點要哭出來了。我借用他的大禮帽，本打算從中變出手絹、飾帶和紙花的，我問他：“先生，您的帽子上有洞嗎？”“有啊，”他回答道，“有一個洞我可以把頭放進去。”
我的這些興趣愛好，除了繪畫和表演，在我快到十二歲的時候都漸漸沒有了。
我有一臺顯微鏡和一把氣槍。我被大英博物館里面的銘文深深吸引，嘗試把它們臨摹下來，還想臨摹哈欽森《各國歷史》中的插圖。當時的《少兒百科全書》我很喜歡讀，除此之外，沒有什么像現在或像中維多利亞時期常見的那些介紹流行文化的書了。或者說，也許的確有這樣的書，只是我沒有遇見而已。1912年父親給了我一本沃利斯·巴奇的埃及象形文字語法書，這本書遠遠超過了我的閱讀能力。
我寫了很多東西，斷斷續續地記些日記，寫一些帶插圖的故事。這些都是我閱讀中最差部分的模仿，我從未想過去模仿一些父親早期介紹給我的經典作品。《密友》和《男孩之友》是我模仿的對象。我早期的作品里只有最早的一篇有一些想象的成分。那篇故事的名字叫做《賽馬的詛咒》，上面沒有注明寫作的日期，我覺得從字跡來判斷，應該是寫于1910年，當時我還不到七歲。文章開頭寫道：
第一章
賭注
我跟你賭五百磅，我會贏的。說話的人是魯珀特，他是一個大約二十五歲的人，有著深而濃密的胡子，閃亮的眼睛。
我不會太信賴你的馬的，湯姆說道，因為他的錢數不夠。
故事有十頁那么長，最后結尾處是：
第九章
絞刑
湯姆穿好衣服，把魯珀特帶到治安法庭，魯珀特因為殺害警察而被處以絞刑。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不要賭博。
毫無疑問這里面的道德觀念是從露西那里獲得的，但是這個故事完全是虛構的，兩個人都裝備著刀劍，其中并無可辨識的受到閱歷或是閱讀影響的痕跡。
在“環境”這一章里我記述了童年時期所有的記憶，以及少年時代在家里居住時的事情。1910年9月我被送到了學校，在這之后的八年里，學校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有時令人感覺愜意；更多時候是感覺別扭。因為身居其中的孩子仿佛完全變了一個人，甚至頗有些令人厭惡，他的生活完全與現實脫節，絲毫不像他三年級在家度過的那一年那樣安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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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與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威基·科林斯的名著《白衣女人》的主人公類似的女性。
(2)狄更斯《霧都孤兒》中的情節。
(3)俄羅斯最負盛名的女芭蕾舞蹈家。
(4)英國早期現代主義畫家。
(5)英國著名社會改革家、教育家和作家。
(6)狄更斯小說《小杜麗》中的人物。
(7)英國著名漫畫家。
(8)英國著名短篇小說家。
(9)倫敦一區，以法籍、意籍等外國人經營餐廳多而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