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世紀之初荷爾德林的信中，幾乎沒有一封信不含有各方面不比他留下的詩歌遜色的語句。但是選集的價值并非它們的最高的價值。相反，它們的最高價值是其獨特的透明性，多虧它們的這一特性，這些樸實無華、無私忘我的信件為審視荷爾德林工作間的內景提供了便利。“詩人工作間”——難得比一種用壞了的隱喻更多——在此出現了其意義的轉變：對荷爾德林而言，語言性的工作——就是他拋棄后期詩歌創作熟練而精準的技巧所致力于的日常生活的通信往來——在那些年中不復存在。由此進入他即興寫作中的緊張關系就使得那些最不引人注目的商務信函——更別提那些寫給親近之人的書信——逐漸變成如此獨特的文獻，正如下面這封給伯倫多夫的信這樣。卡西米爾·烏爾里希·伯倫多夫（Casimir Ulrich Böhlendorf，1775—1825）[1]是庫爾蘭人。荷爾德林曾有一次對他寫道“我們同命運”（Wir haben ein Schicksal）[2]。只要涉及外部世界與一種狂熱而敏感的情緒之間的關系，這句話就適用。雖然在詩歌方面兩人間只有極小的相似微弱地存在，但是下面這封信所保存的居無定所、流浪漂泊的荷爾德林的形象痛苦而粗糙地在一份拉脫維亞報紙獻給伯倫多夫的悼詞中浮現出來：“上帝給予了他一份格外卓越的天賦。但是他患上了精神病，而且因為到處擔心人們想要奪走他的自由，所以在超過20年的時間里四處漫游，很多次徒步穿越整個庫爾蘭，有幾次也穿越利弗蘭[3]。尊敬的讀者……大概見到過他帶著裝著書的行李包在公路上漫步。”——現在，荷爾德林的信完全充滿著那些統治著后期頌歌的語詞：“故鄉”的與“希臘”的風格，“大地”與“天空”，“大眾性”與“心滿意足”。在那語言光禿禿的巖石已經到處暴露出來的陡峭山峰上，它們——等同于三角信號——是“最高的一類標志”，詩人憑此惦念那些作為希臘世界的省份為他打開“心靈與生計之困苦”的國家。并非繁盛且理想的那個希臘世界，而是那荒蕪且現實的那一個，它與歐洲尤其是德意志的民族性結成的苦難聯盟是歷史變化的隱秘，是希臘精神之實體轉變的隱秘，是荷爾德林最后的頌歌的主題。[4]
尼爾廷根（Nürtingen）[5]，1802年12月2日
我親愛的朋友：
我很久沒有給你寫信了，在此期間我在法國，看到了悲哀而孤獨的大地、南部法國的小茅屋、零星的美景以及在對愛國主義疑惑與饑餓的憂懼中長大的男子和女子。強大的自然力、天空的似火光澤、人們的安靜沉默、他們在大自然中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狹隘貧乏和心滿意足，不斷地感動著我，就像人們跟著英雄們重復的那樣，我真的可以說，阿波羅擊中了我。
在那些與旺代（Vendée）[6]毗鄰的地區，當地人的野蠻與好戰性以及他們純粹的男子氣概讓我感興趣。這種男子氣概體現為，生命之光在眼睛和四肢中直接被感覺到；對于這種男子氣概而言，死亡感覺猶如一種藝術鑒賞，滿足了它求知的渴望。在古典精神的廢墟上，南部人民的身強力壯讓我對希臘人原本的特質更為熟知。我認識了他們的天性和他們的才智、他們的身體、他們在當地氣候下成長的方式，以及他們在自然力面前保護縱情的天賦使其免遭暴力所憑借的規則。這決定了他們的大眾性以及他們接納陌生人并與之推心置腹的方式。假使在希臘式的意義上最高的理智是沉思的力量，那么他們就此擁有自己看上去充滿活力的獨特個性；而且當我們領會希臘人無畏的身軀時，這一點對我們來說變得可以理解。沉思的力量是脈脈溫情，一如我們的大眾性。
荷爾德林
帕斯泰爾·馮·弗蘭茨·卡爾·希默（Pastell von Franz Karl Hiemer）繪于1792年
古典藝術品的外貌給我造成了一種印象，這種印象對我而言不單是讓希臘人變得更為易懂，而且總的來說讓藝術的最高形式變得更為易懂。在概念和所有嚴肅意圖的最高級的運動與現象化中，藝術還是讓一切保持靜止、保有自我。結果就是，安全是最高的一類標志。對我而言，依照心靈的一些激動和同情暫時落腳是必需的，在這期間我生活在我出生的城市。
我越是研究故鄉的大自然，它就越是有力地感動我。雷暴，它不僅僅有表現最為激烈的那種，而且還有在天空的其余樣子中作為權力和形象表現出來的那一種；在雷暴作用下產生的光線，它合理地作為原則和命運方式形成：某些事物對我們而言是神圣的。神圣之物到來和離去的過程、森林中的獨具特色之物以及在一個地區中大自然之不同特點的同時產生：地球上所有神圣之地正共同圍繞一處，而我窗戶周圍的哲理之光現在是我的快樂。我如何來到此地，但愿我可以將此保留！我親愛的朋友！我想，我們大概不會對直至我們這個時代的詩人加以評論，但是我認為，歌唱的風格一般將會具有一種新的特點，而我們對此承擔不起，因為我們在希臘人之后重新開始愛國地、自然地、其實是本源地歌唱。
快點給我寫信吧。我需要你純粹的聲音。對藝術家而言，朋友當中的精神與談話和書信中思想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否則我們沒有任何屬于自己之人，而這個人是屬于我們塑造的神圣圖景。再見！
你的H.
* * *
[1] 卡西米爾·烏爾里希·伯倫多夫，作家、詩人和歷史學家，荷爾德林在耶拿大學的同窗。伯倫多夫的姓氏應寫作“Boehlendorf”，原著在此處出現的這種不準確性，是由德語正字法的歷史演變造成的。
[2] 引文出自荷爾德林1801年12月4日致伯倫多夫的一封信，參見《荷爾德林全集：法蘭克福版》（Sämtliche Werke：Frankfurter Ausgabe）第19卷，法蘭克福1995年版，492頁。
[3] 利弗蘭（Livland）是庫爾蘭（參見p.12注釋②）周邊的一個舊地名。
[4] 荷爾德林（參見p.20注釋①）將希臘諸神看作真實存在的力量，以希臘文化為典范，認為詩人的職責就是在神與人之間搭建溝通的橋梁，所以對古希臘的不懈追求是他創作的永恒主題。
[5] 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地名。
[6] 旺代是法國西部盧瓦爾河下游地區的一個省份。法國大革命后建立的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統治政策與旺代農民的傳統情感之間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導致1793～1796年間在該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史稱“旺代叛亂”，戰爭最后以旺代軍的慘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