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倫理觀念之進化
中國民族在夏以前，還在過著一種素樸的原人思想，對于宗教的觀念是很簡單的，除了崇拜自然、生物，和已往的偉人以外，并無若何含有高深哲理的宗教信仰，其他學理方面更無規模。現今的《尚書·堯典》、《皋陶謨》諸篇雖然有很秩然的倫理觀念可資研究，但以上諸篇撰作的時代尚待研究，我們與其承認這幾篇書真是虞夏時代的史官所記錄，無寧從梁任公先生之說，認虞夏書為周以后的人所追述者較為可信。其實上古史官與祝卜之類性質相同，并不任秉筆記載之職，堯舜的事跡，當時有何人記載？再以文體而論，《堯典》諸篇文從字順，較之殷盤周誥之詰屈聱牙者不可同日而語，以文體變化的原則而論，《堯典》的時代也決不能早于《盤庚》。就此兩端，就很可啟我們對于這幾篇史料的懷疑性了。
除了以上的幾篇史料以外，我們若想找古代人民哲理思想的材料，就不能不從商朝以后的記載中去找。依我們看來，古代中國人民哲理思想的發達，決不會早于商朝以前。試看商湯即位以后，為著七年之旱，尚有自己翦發去爪，獻于神靈作犧牲的野蠻舉動，倘若虞夏之間已有很完備的哲學觀念成立，則豈有數百年之后，宮庭之上，尚沿習這種野蠻的迷信舉動的道理。可知當商人初代夏而興的時候，尚未脫野蠻迷信的時代，商人固系由游牧民族突起，其文化程度較低，但為商所滅之夏人，雖早已進于農業生活，也不會比商人高至若干程度以上。如此我們假定中國民族———合諸夏族與東夷族而言———自商朝以前，尚在簡單的多神信仰時代，到東夷民族的商人侵入中原，征服夏人以后，始以其本族之一神觀念加入諸夏的宗教思想之中，而信畏上帝的習慣漸漸成立。這時候的一神教，并非嚴格的一神思想，不過于諸神之上設立一至尊之神加以尊奉而已，其諸夏族舊有的諸神及東夷族的諸神依然存在，于上帝之下作一屬員。這就是當時的情形。
因為東夷族的商人迷信鬼神最烈，所以結果產生兩種影響，對于后來的思想界很有關系：第一是信仰天神的風氣漸漸有力，上帝的權威增高；第二是因信鬼而追念死人，祭祀祖先的習慣漸漸流行，養成后來宗法社會的倫理觀念。這二者都是商人所養成的。在最初多神的時代，有沒有天之一神，尚未可知，即有，想亦不過群神之一，位置未必很高。到商以后天才成為唯一的大神，謚之曰上帝，認為有宰制一切的力量。當時社會上對于上帝的觀念一定是很敬畏的，上帝的權力很大，幾乎和以色列人的耶和華相似，詩書之中表現這種思想的很多。[1]
這種信仰到商、周交替之際還是極盛。上帝是一個有人格有意志的尊神，為一切倫理規范所自出。商王武乙的射天正是當時天神崇拜極盛的反映，紂的作惡也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的伐紂也說“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可見當時上帝權威之盛了。但是上帝的崇拜盡管絕對是宗教的，到了民智進步，理智發達之后，這種素樸的思想不足以維持，就不能不逐漸向抽象的、理論的方面進行。于是具體的人格化的天神，漸有變為抽象的規范化的自然法則之勢。這種過渡的情形，在《尚書·洪范》中表示得最明白：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
洪范九疇是一種人事的規范，是抽象的理論，但是怎樣會突然出現呢，他是從上帝頒下來的，他是一種具體的事實，這樣說才能使當時的人明白，才能適合當時的需要。純粹具體的偶像不能壓服當時的人心，純粹抽象的理論也不能使當時的人了解，只有這樣半抽象半具體的哲理性的神話，才能應付當時的事實。
從此以后，上帝的直接命令已經不能生效了，他只有依靠他所頒布的人事法典才能處理人間的事務了，換言之，專制的上帝已經變成立憲的上帝了，慢慢地他的欽布憲法也要依靠人類的手才能敷演執行了，他雖名為上帝其實已經成了人類利用的一個偶像了。這就是從具體的宗教信仰進化到抽象的倫理規范的過渡時代的情形。
鬼的迷信也是東夷族的特色，商湯的獻身犧牲，周公旦的代兄請命，都是從的商俗。直到春秋時代，宋襄公尚用鄫子于次雎之社以屬東夷，宋為商后，其習慣也有所自承的，因為信鬼很深，其對于死者的尊崇紀念也特別利害，所謂慎終追遠的典禮就是從此起的。純粹的宗法社會固然自周以后才成立，但其來源卻是從商代重鬼的風氣起的。因為商人信鬼，所以凡人死之后都認為尚有靈魂存在，猶能為厲，若不時常加以祭祀，則這些鬼餓極了就難免要作怪，所以上至國君，下至私家，都應該有宗廟祭祀之禮。祭祀的時候，在廟前作樂，唱歌，跳舞，且以活人當作偶像，代表死者，謂之為尸。這些風氣都是野蠻民族中所通行的。日久之后，民智漸開，有些聰明的人覺得單是怕鬼的一念不足以解釋祭祀的意思，因之加了一層慎終追遠的高尚意思。從此以后，子孫祭祀祖宗不是因為怕鬼的作怪而祭祀，只是推生時的恩情到死后的一番好意了。既然祭祀的意思改變到如此，因此人死之后只有至親的人如同子孫才有祭祀的義務，倘若死后沒有子孫，就不免“若敖氏之鬼其餒而”了。
《小戴禮·祭義》篇中有一段解釋祭祀的意義很清楚：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凄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圣人以是為未足也，筑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祭祀的意義最初只為著是享鬼神，聰明的政治家利用這著迷信去畏服黔首，后來才更進而發生“反古復始”的意味。研究制度史的人應該留意這種事實，研究思想史的人更應該留意這種事實。
這“敬天”、“敬祖”兩個觀念從商朝發生以后，對于當時的社會一定發生很大的影響。后來維系中國民族的根本倫理觀念就是由這兩個觀念結合演繹而出。這兩個觀念本是兩事，但后來卻結合成為一致，為這兩觀念結合的樞紐者就是祭祀之禮。《小戴禮·禮運》篇說：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將神、鬼、人、物都一并歸納到宗教信仰之內，又替他們各安置了相當的位置，這種有組織的復雜宗教觀念，是人類思想進步的一種表征，在祭祀之禮中最表現得清楚。
但祭祀不過是人類對于神鬼應當盡的一種義務，還不足以推廣宗教的作用，宗教所賴以發施權威直捷干涉人事者，所賴的是“巫史卜筮瞽侑”之類，而所用以溝通人類與鬼神意思的最重要的工具要算卜筮。《小戴禮·表記》篇說：
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卜筮事不知起自何時，但盛于商朝以后卻是可信的，晚近發現的殷墟甲骨，就是當時商朝的君主占卜之用的，從里邊的文字看起來，當時占卜的風氣非常之盛，幾乎每有舉動必要問之于卜，可見一時的風氣了。卜筮之起初起本來全是為宗教的工具，但到后來應用日廣，流傳日盛，竟脫離宗教而獨立成為一種信仰，于是數的思想遂與鬼神思想對立有抗衡之勢，聰明的士大夫竟多有信數而不信鬼神的了。這也是思想史上的一大變遷，其機大約也始自商末，以五行作基礎的《洪范》，以八卦作基礎的《周易》，都是起自商末，可以為證。
總之，自商人興起以后，始將原始粗淺的多神思想演進為有組織有系統的一神思想，以這種思想建立當時政治社會的基礎，以祭祀維系他的信仰，以卜筮幫助他的運用，由此推演而成為紀念祖先的風俗，數千年來的中國社會基礎由此奠基，這是商人對于后代中國最大的貢獻。《表記》篇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夏、周兩代都是“事鬼敬神而遠之”，只有商人是“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可見商人是個最信鬼神的民族了。宗教思想之完成于商代，實在是不足怪的事情。
[1] 關于古代天道的思想可參看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