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登道夫許多書中流傳最廣的這本書的普及本再版——他的其他書有：《被基督教摧毀的人民》、《我們如何擺脫耶穌》、《共濟會因啟示它的秘訣而亡》和《耶穌權力的秘密》等——作為這個無能的時代的標志，它在學說上并無甚重要性。克勞塞維茨在一八二〇年就寫道：“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是政治活動的一種方式，是政治活動以不同方式的繼續……政治總是目的，戰爭是方式。要說方式不從屬于目的是說不通的。”不可思議的是，這些公理激怒了魯登道夫。下面就是他的論點：“戰爭的實質已經改變，政治的實質已經改變。同樣，戰爭和政治的關系也已經改變了。它們應該服務于人民，但是戰爭是人民根本意愿的最高表現。所以，政治——新的極權政治——應該從屬于極權戰爭。”我在第十頁上驚訝地讀到了這段話。在第一百一十五頁上，魯登道夫說得更加明確：“軍事首領應該制定國家政治的領導路線。”換句話說就是：魯登道夫要求的政治獨裁，不僅是在軍人執政的政府的普遍意義上，而且還是在完全以軍事為目的的獨裁上。“最重要是動員靈魂。報刊、電臺、電影，所有媒體應該同此目的合作……歌德的《浮士德》不適合士兵的背包。”然后，他以陰暗的滿足感說：“現在，戰場包括交戰國的全部領土。”
十五世紀的意大利，戰爭達到了許多人稱之為可笑的完美程度。兩軍對峙時，將軍們把雙方的人數、價值和武器裝備作個比較，然后決定哪一方失敗。偶然性和流血全都取消了。這種戰爭方式也許與可敬的“總體戰”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認為它比魯登道夫所稱道的成千上萬人的大屠殺更加謹慎和明智。
徐鶴林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