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曾完整地敘述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這次瘟疫危害巨大，影響深遠，毫無疑問是我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事實上，直到最近，人們對大瘟疫仍沒有多少關注。
一般書籍都將14世紀中葉看作英格蘭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當時，愛德華三世[1]聲望正隆。1346年，英格蘭在克雷西重創法蘭西。1347年，英格蘭攻占加來，這使愛德華三世的名聲達到頂峰。1347年10月14日，愛德華三世頭戴著那個時代最輝煌勝利的桂冠，駕臨桑威奇，整個國家的人們或者說至少是英格蘭的王公貴族們正陶醉在愛德華三世的軍事勝利之中。編年史作者托馬斯·沃爾辛厄姆[2]寫道：“好像一輪新日在人群中冉冉升起，一片祥和，萬物豐饒。這樣的勝利，無比榮耀。隨便誰家的女人都擁有幾件從卡昂、加來等海對岸的法蘭西城鎮得來的戰利品。”英格蘭主婦們用從異國搶來的華麗服裝、昂貴首飾驕傲地打扮著自己。這更是騎士精神的黃金年代，愛德華三世為了使自己的軍事勝利流芳百世，特設嘉德勛位。全國各地紛紛舉行騎士比武來慶祝這一難得盛舉。一般歷史敘述常將現在稱為“黑死病”的大瘟疫擱置一旁，好像黑死病并非歷史發展中的一部分，只是歷史進程中的旁逸斜出一般。考慮到黑死病發生在克雷西大捷和普瓦捷大捷[3]之間，發生在嘉德勛位設立之際，這并不令人奇怪。
于是，從大衛·休謨[4]堪稱經典的英國史，到其他老先生們寫的英國史，都將這次災難幾筆帶過，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盡管已故的約翰·理查德·格林[5]對歷史事件因果關系的分析勝前人一籌，但在敘述黑死病時，他僅將其作為14世紀農業變化的一部分略加提及。讀者閱讀至此，可能會略感詫異。約翰·理查德·格林雖然提到大約有一半人口死于此次瘟疫，但很明顯沒有意識到此次瘟疫的巨大影響。無論是對宗教的影響還是對社會的影響，都可以追溯到此次巨大災難上來。
確實有人已經做了許多工作，發表了許多精彩的論述，吸引了我們對這個重要話題的注意，如弗雷德里克·西博姆[6]教授、奧古斯塔斯·杰索普[7]博士的文章，以及已故索羅爾德·羅杰斯[8]教授及威廉·坎寧安[9]博士的政治、社會、經濟著作中的若干章節。但就我所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將黑死病當作一個整體專門論述，或者說，還沒有一個人能利用目前的資料對黑死病造成的災難做一個相對精確的估計。查爾斯·克賴頓[10]博士將目前的研究收錄到其編著的《英國瘟疫》一書中，但此書卻少人問津。查爾斯·克賴頓的書出版后，人們發現，該書雖然以瘟疫為研究主題，并以大量的篇幅論及1348到1349年的瘟疫，但并沒有使用瘟疫時期的各類文獻，并且他處理黑死病這一問題的角度與本書完全不同。
因此，這里要說明一下，本書為什么要詳細論述這個并不吸引人的主題。就1348到1349年黑死病本身而言，由專業人士將這次瘟疫作為一系列瘟疫中的一個題目來處理，是非常必要的。但僅從歷史學家的視角來看，為什么從來沒有人詳細敘述這次瘟疫，其中原因很多。但充分了解一下此次瘟疫所造成的結果，對正確理解英格蘭中世紀末期的歷史，是至關重要的。“黑死病”使社會遭受重創，給人的情感及行為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對人們的宗教情感及行為的影響，絲毫不亞于一場革命。我們只有設身處地真正理解這場瘟疫，才能夠正確解釋瘟疫過后英格蘭歷史的發展，否則就會走上“邪路”。確實，這次大瘟疫是英格蘭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真正終結了中世紀時代，真正開啟了我們的現代時期。它割斷了與過去的聯系，帶來了新時代的曙光。瘟疫使人口劇減，進而造成勞工缺乏。人們認識到，底層人有了新的、過高的期望。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勞動人民開始理解自己的價值并維護自己的利益了。
但黑死病的一個重要結果尚未引起人們充分注意。對大多數人而言，回望過去，中世紀時期的英格蘭教會持續穩定地發展著。然而，可以毫不夸張的說，1351年時，整個教會系統因瘟疫而全盤打亂，一半以上的教堂、修道院因瘟疫而毀，一切必須重新開始。大瘟疫對教士造成的災難無法估計，對教育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了保證不可或缺的公共宗教儀式能有人主持，教會不得不讓許多不合格的人充任其事，但即便如此，人手仍然缺乏。大瘟疫對普通人最直接的影響是他們的宗教意識麻痹了。無論是英格蘭還是歐洲，災難并沒有使人們仰賴上帝，反而使人們陷入絕望。無論哪個國家，都有人記錄道，人們的行為因瘟疫而放蕩不羈。同時，人們的宗教意識和宗教感情復興了，但在許多方面，這是一種以新頻道顯示的新聲音。如果將這種變化簡單地描述一下，我認為與以前相比，英格蘭人對宗教更虔誠了，更愿意自我反思了。自大瘟疫時期到宗教改革時期，這種情況就存在了。在當前的宗教復興中，這種情況也顯示了出來。特別是一批宗教作家的出現，就是最好的證明。漢姆波爾的理查德·羅爾[11]的作品堪稱此類作品的開端。理查德·羅爾本人便因瘟疫而死。瓦爾特·希爾頓[12]等作家及無數手抄本小冊子的匿名作者后來發展了這一傳統。這些作品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般都被歸入威克利夫派[13]。這是一種誤導人的歸類，其成因很容易理解。一方面，這些小冊子充滿了深深的宗教精神，另一方面，當時的人們深信宗教只是一系列的形式。直到現在，為數不多關注這一主題的人還會毫不猶豫地將宗教作家歸為“羅拉德派[14]的宗教復興”。他們自然不會相信宗教作家是受到一個“世俗神父已經淪落到追逐私利的教會”[15]的啟發的。那些熟悉教導人們對天主教虔誠的作品的人，對這些作品的基調、精神及教義有著豐富的經驗。于是他們就會意識到，上文中的小冊子在基調、精神及教義上完全是天主教式的，這些小冊子與那些受約翰·威克利夫影響而生的小冊子有著根本不同。
新的宗教精神既體現在此時涌現出來的眾多行會上，也體現在人們對宗教表達虔誠的種種行為上。這些對宗教表達虔誠的行為發展勢頭實在太迅猛了，致使一些人覺得夸張。新的宗教精神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面，即個人更加信仰圣體、圣母瑪利亞、五傷[16]、圣名等平易近人、令人熟悉的表象，這樣的表象更容易讓人虔誠。這種信仰發展迅速。即便是這個時期與眾不同的教堂裝飾，也見證著這些變化。從14世紀末到15世紀，教堂的裝飾、家具、器皿、雕像或描以圖案，或鑲以花邊。教堂裝飾日見復雜多樣，與以往簡單明了的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另外，這些財富及精雕細琢作品的來源，也反映了整個國家所發生的變化。教堂所得的捐獻，再也不是完全由大貴族提供了，至少不是主要由大貴族提供了。現在教堂的捐獻主要由城鎮居民和中產階級提供。按照當時的思想感情來看，這種慷慨大方是與人們擁有豐富的物質享受緊密相關的。從19世紀末到現在，這種豐富的物質享受是現代英國家庭的顯著特征。事實上，15世紀是一場偉大的中產階級運動的開始，其源頭可以明顯地追溯到大瘟疫的影響上來。16世紀時，這場運動因宗教領域的變化而停止。
本書僅簡單提及英格蘭人宗教生活的改變及其新趨向。如果想搞清楚英格蘭宗教后來的發展史，那么將這次社會和宗教上的巨大災難作為起點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黑死病在英格蘭歷史上的地位。
本書如果僅僅敘述英格蘭的疫情，就會導致讀者對其真實性產生懷疑。因此本書簡略回顧了一下瘟疫從歐洲東部發展到歐洲西部海岸的過程。相隔百里甚至千里之遙的敘述者，所述之悲慘疫情幾無二致，甚至描述疫情的語言都如出一轍，這種現象有力地證明了這場災難的真實性。
本書對英格蘭疫情敘述最詳盡，展現了瘟疫從南到北一直傳播到蘇格蘭高地的過程。
最后，本書簡略敘述了瘟疫結束后英格蘭的情況，以期引起讀者對瘟疫所造成的直接影響的注意，尤其是瘟疫對英格蘭教會生活所產生影響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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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愛德華三世（1312—1377），1327到1377年在位。——譯者注
[2]托馬斯·沃爾辛厄姆（？—1422），英格蘭編年史家。——譯者注
[3]1356年，英軍在普瓦捷大勝法軍，俘虜法王約翰二世。——譯者注
[4]大衛·休謨（1711—1776），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譯者注
[5]約翰·理查德·格林（1837—1883），英國歷史學家。——譯者注
[6]弗雷德里克·西博姆（1833—1912），英國經濟史學家。——譯者注
[7]奧古斯塔斯·杰索普（1823—1914），英國傳教士、作家。——譯者注
[8]索羅爾德·羅杰斯（1823—1890），英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譯者注
[9]威廉·坎寧安（1849—1919），英國經濟史學家。——譯者注
[10]查爾斯·克賴頓（1847—1927），英國醫生、醫學史家。——譯者注
[11]理查德·羅爾（1305？—1349），英格蘭隱修士、宗教作家。——譯者注
[12]瓦爾特·希爾頓（1340？—1396），英格蘭奧古斯丁會神秘主義者，其作品在15世紀非常有影響。——譯者注
[13]威克利夫派是中世紀基督教改革派，因追隨約翰·威克利夫的學說而得名，14世紀形成于英格蘭。約翰·威克利夫（1328—1384），英格蘭神學家、翻譯家、宗教改革的先驅。——譯者注
[14]羅拉德派是中世紀晚期威克利夫的追隨者。羅拉德一詞源自丹麥語，意為“說話含糊不清的人”，實為貶稱。——譯者注
[15]約翰·理查德·格林：《英吉利人簡史》，第216頁。——原注
[16]指基督被釘十字架上兩手兩足及肋旁之傷。——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