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桂林以后，聽師范學院的老師們談到歷史學的基本功問題。我覺得基本功是要學的，但這個提法不大全面，全面的提法還是要講“三個基本”，即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就我所知道，現在講的基本功，主要的是講如何讀書，如何查字典，如何找材料，不包括基本理論在內。我這個人很喜歡講話，當大家對史料不大十分注意的時候，我曾經提醒過大家要注意史料。現在似乎大家又好象偏重史料，對理論不大注意了，因此，我又想提醒一下大家，理論還是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一 關于基本理論問題
所謂理論，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這種理論去指導研究歷史，是研究不好的。因此，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特別是學習毛澤東思想，在今天，是我們歷史系的學生和老師最主要的一個任務。如果馬列主義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學好，那很有可能在歷史研究中犯錯誤。
對理論，現在我覺得應該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不僅這一點，就是在歷史科學本身來講，這個理論也非常重要。我們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就是替這個人物作總結；我們研究一個歷史時代，就是替這個歷史時代作總結；我們研究一個歷史制度，就是替這個歷史制度作總結；我們研究一個歷史事件，就是替這個歷史事件作總結。作總結不容易吧！我們搞了一年工作和教學，要總結一下我們的經驗。一年的歷史都很難總結，那么總結幾千年的歷史就更難了。我們現在能不能寫出現代史來呀，解放以來的歷史，能不能寫出一本書來總結一下呢？我看很難寫出來，我也寫不出來。那么把五四運動以來的歷史總結一下，要不要理論呢？也要理論吧！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要總結吧！鴉片戰爭以前幾千年的歷史，也要總結吧！這些現代史、近代史、古代史，都要我們來作總結。整個的歷史，要我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重新加以研究。若沒有理論怎么行呢？毛主席告訴我們，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研究。我們打開“二十四史”，有許多歷史人物，都要作總結。毛主席只是告訴我們，這些人要總結，要對他們進行研究，要給他們評價；也告訴我們如何研究，如何評價。但是，他沒有把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間成千上萬的人，每個人都作出總結來。我們也不能把每一個歷史人物的總結都依靠毛主席去做，我們坐享其成，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歷史學家自己的任務。對一個人要作出總結就很困難吧。大家在解放以來經過很多次運動，很多同志都曾經作過總結，對于一個人要作總結尚且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我們要對成千上萬的人作總結，如果沒有理論能行嗎？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現在沒有作出正確的說明，都需要我們學歷史的人來進行研究，來作總結。沒有理論，就不能開步走。馬克思講，學自然科學的人，可以用顯微鏡看微生物、看細菌，也可以用化學反應藥來識別。學歷史的人，用顯微鏡不行，用化學反應藥也不行。你把“秦始皇”這三個字放到顯微鏡底下看，那也看不出他這個人究竟是個好人還是個壞人。所以，研究歷史科學，還是必須學好理論。
學理論不是那么簡單，不管在什么時候，都是很困難的。孔夫子的學生就覺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文章可以學得到，講性命的、講天道的這些理論就不容易學到。理論的學習是比較困難的。
現在忽視理論學習的有這么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就是覺得我只要掌握了豐富的資料，不學理論，也可以成為歷史學家。這很危險，恐怕至多只能做資料工作，不能做歷史學家。退一步說，就是收集資料也要理論的指導。什么資料是重要的，什么資料是次要的；什么資料是典型的，什么資料是非典型的；什么資料是真的，什么資料是假的，這也要理論的指導。所以不學會理論，連資料工作也做不好。學好了馬克思主義，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資料，而且那些真有用的資料就會在你的眼睛里邊凸出來；那些次要的資料就會回避了。研究歷史，一定要學好理論，從收集資料、研究資料到寫成文章、寫成書，都要資料，都要理論。沒有正確的理論，只是史料的堆砌，怎能成為歷史學家？當然，只學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資料，只放空炮，那也不行。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沒有說過搞歷史不要資料，我們是說要重視史實；要掌握大量資料；但是，我們說，更要重視理論。在理論的指導下分析研究資料，從而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來。
第二種情況，就是有些同志學習馬克思主義學到一定程度就再也學不進去了，覺得這個東西難學；但是也懂得一些。凡是講階級關系，罵地主一頓就行了，以為這就是站穩了立場；講到民族關系，罵漢族一頓就行了，以為這就會不犯大漢族主義了；講到國際關系，作一點自我檢討就行了，因為中國古代的某些統治者曾把軍隊越過了今天中國的疆界。這是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我曾經講過，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沒有學好。一直到前年我寫那篇《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又說過：我們很多同志連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都沒有搞清楚，好像歷史上任何時候的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但是，主要矛盾不完全是基本矛盾，有些時候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有些時候，民族矛盾也會成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可以是基本矛盾，也可以不是基本矛盾。對基本矛盾同主要矛盾，有些同志沒有搞清楚。好像講這一段歷史，要不講歷史的主要矛盾是農民和地主的矛盾，就喪失了立場，認為必須如此講；縱然情況不是如此，也要這樣講。這就是簡單化。
還有第三種情況，就是有些同志滿足于自己現在所學到的一些理論，認為自己學得差不多，可以不必再學了。現在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要找一點資料，那就可以成為最好的史學家了。這樣的同志也是非常危險的。最近北京大學召開的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我有一個發言。我說，我看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沒有學好，包括共產黨員在內，也沒有學好，社會發展史都沒有學好。如果有人要是說我這話講得不對，我說我們可以舉行一個測驗，或者舉行一個考試，出幾個題來考一下：何謂奴隸制度？何謂封建制度？何謂資本主義社會？它必須要具備一些什么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它就不能稱為奴隸社會，不能稱為封建社會，不能稱為資本主義社會。怎么樣叫做“資本主義萌芽”？必須具備哪些條件才叫“萌芽”？只出一個題，請大家來答一下，我自己就不能及格。你們可能比我學得好一些，我看也很難得五分。的的確確，現在大學里面應該再好好地學習一下社會發展史。連社會發展的輪廓都沒有搞清楚就去講資本主義萌芽，參加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我覺得是很危險的。這說明了我們的理論很差，并沒有學好。
我們沒有學好，表現在哪些地方？表現的地方很多。我為了檢查《中國史綱要》的編寫，寫了幾條要求，大家說這個要求太嚴格。我說這個要求我自己也辦不到；但是，嚴格一點好。我們現在最大的毛病是把歷史弄得公式化、概念化、表面化、簡單化、片面化、現代化。我們要反對公式化，反對概念化，反對表面化，反對簡單化，反對片面化，反對現代化。不要公式化，要條理分明，脈絡貫通，能夠畫出歷史的輪廓，能夠顯示出歷史發展的傾向；不要概念化，要把歷史問題提高到理論的深度和原則的高度；不要表面化，要通過歷史的現象，揭示出那些隱蔽在歷史背后的本質，不能從本質上來談本質，要從現象中發掘出本質來；不要簡單化，不要繁瑣，不要堆砌，要能扼要地把歷史發展的過程和典章制度的具體內容寫出來；不要片面化，要能分辨清楚主要、次要，有所側重，既不片面的夸張，又要重點突出。還有現代化的問題，寫歷史劇的同志常常有這個問題。既不要現代化，又要為政治服務，這個行不行呢？是不是我們一為政治服務，就把歷史上的古人古事都扯到現代來，我看沒有這個必要。現在很多的歷史劇，都有現代化的傾向，總是正面人物不像共產黨員就像青年團員，甚至比共產黨員、青年團員還要正確。因為共產黨員、青年團員還要犯錯誤，而戲劇里面的正面人物是從來沒有錯誤的。哪怕他是漢朝的也好，唐朝的也好，宋朝的也好，明朝的也好，都比現在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正確；而且他的階級意識，比現在的無產階級還要鮮明。現在的戲劇，有些就是這樣。這些同志的動機很好，應該肯定。他就想要通過這些戲劇來給觀眾一種階級教育。但是，他忘記了一件事情，列寧講過一句話，我們研究任何歷史問題，都要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范圍以內。這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要求。離開了歷史主義，就不是馬克思主義。寫歷史也好，講歷史也好，寫文章也好，寫書也好，教書也好，寫戲也好，是不是要貫徹當前黨和國家的重要政策的精神呢？當然要貫徹。但是歷史首先是科學性，第二就是革命性。科學性和革命性能不能統一呢？有些同志說不能統一，如果要講革命就不能講科學；如果講科學就不能講革命。我看，這個說法不對。我認為完全可以統一，就看你怎么樣去統一。有一個時期，有很多教師同志要把今天的政策貫徹到古代歷史里去。我們黨提出一個什么口號、什么號召，就把這個口號、這個號召塞到古代史里去；提出一種什么政策，也就把這種政策塞到古代史里面去。好像古代的人就提出過這個口號、這種政策，就實行過這個口號、這種政策。我覺得這種辦法太現實主義了，這簡直是強迫封建皇帝來接受共產黨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有人說，評論歷史人物要照毛主席講的六條標準。你說那行不行？那樣，歷史上的人物都是壞蛋？沒有一個好東西。他哪里能夠擁護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呀？秦始皇、漢武帝都不擁護呀！至于講到歷史上的國際關系問題，都要求照萬隆精神，這哪里行呀？萬隆精神是今天提出來的。講到少數民族，自古以來就是民族大家庭；那么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對于這些少數民族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在階級社會是個民族牢獄，共產黨來了才變成民族大家庭。
理論沒有學好，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觀點和材料不能統一。講書的時候，先講一堆史料，然后講理論。或者先引幾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的話，做一個帽子，再拿一大堆史料來解釋這些話，也不管這些話同材料能不能套得上，反正就是這樣。還有人把理論變成歷史學的標簽，變成歷史學的花邊，變成資料的花邊。馬克思講了一句最形象的話。他說，你要找一個雕刻家或畫家的思想，一定要從顏色和大理石中間去找，不是從它的外面去找。一個畫家為什么要用這個顏色去畫畫，這是他的思想。畫家的思想就表現在這個顏色里面。你離開了顏色，離開了這張畫，到哪里去找畫家的思想呢？雕刻家雕出來這塊大理石，他的思想就凝固在這塊大理石里面；離開了大理石的雕刻，你去哪里找雕刻家的思想呢？為什么過去的雕刻家不雕刻勞動人民，現在的雕刻家要雕刻勞動人民？為什么過去的畫家不畫農民，現在的畫家要畫農民？這與雕刻家、畫家的思想有關系。戲劇家的思想要在他的劇本里面去找。他為什么要寫這個人，要寫這些題材，而不寫那些題材？又為什么把這個歷史人物搬到舞臺上，而不把另外的歷史人物搬到舞臺上？這就是他的思想。一個歷史家，你為什么對這個人是這樣的看法而不是那樣的看法？對這件事是這樣的看法而不是那樣的看法？這就是你的思想。要在你敘述這件事、這個人的過程中間去理解你的思想。你的思想要擺在歷史的敘述當中，而不要擺在敘述的外邊。不要講完了一大堆材料以后，再引用幾句馬克思的話；或者先引幾句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話，然后再把自己的話、把材料擺出來。這樣材料是材料，理論是理論，材料與觀點分家，而不是材料和觀點統一。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這要有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
政策同理論要統一，并不是說要我們把今天的政策塞到古代歷史里面去。我們共產黨的政策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制定出來的，如果共產黨的政策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那就要犯錯誤。但是，它還要根據國家和民族的革命的現實、當時的條件、民族的特點等等具體的東西，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結合起來制定的。理論是帶有普遍性的，政策是帶有具體性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只要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應該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同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政策可以不同。政策是有地點、時間的限制。在古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策，一個王朝有一個王朝的政策。同一個王朝，前一個皇帝和后一個皇帝可以有不同的政策；同一個皇帝，他前一段和后一段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比如說漢朝，在漢武帝以前的民族政策是“和親”政策，就是同匈奴人“和親”。到了漢武帝時候，變成了戰爭政策，同匈奴人打了一百年的仗。到漢元帝的時候，又回到了“和親”政策，因此，我們恭維王昭君。王昭君出塞是在公元前33年。她作為一個和平使者到匈奴去，匈奴人最喜歡她。我前年到內蒙古，到處都見有王昭君的墳墓，每一個人都希望王昭君埋在自己的家鄉。直到現在，內蒙古的人民還都很喜歡她。這說明了西漢的民族政策也是有時間性的。我們不能強迫前一個皇帝來接受后一個皇帝的政策，也不能強迫前一個王朝來接受后一個王朝的政策，更不能強迫一個奴隸社會的王朝來接受封建王朝的政策，也不能強迫一個封建王朝來接受共產黨的政策。因此，我們不能把現在的政策塞到古代歷史里面去。用這樣的辦法古為今用，用這樣的辦法讓歷史為政策服務，就幫了倒忙。我們要真正做到讓歷史科學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那就不是僅僅用某幾個歷史人物來服務，也不是用某幾樁歷史事件來服務，而是要從歷史上總結勞動人民生產斗爭的經驗、階級斗爭的經驗，或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用這樣的經驗和歷史的規律性或歷史的傾向性來為政治服務。例如，我們能夠指出，歷史一定要使整個世界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中國的歷史證明了這件事，其他國家的歷史也能證明這件事。我們就是這樣通過歷史研究，宣傳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宣傳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出現、成功、勝利的必然性。歷史上好的經驗我們就加以發展，壞的經驗就引以為戒，不要重復。用這樣的方法為政治服務，這才是真正的服務。現在有很多戲劇家寫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我就有個不同的看法。臥薪嘗膽可以為政治服務，我們現在要刻苦耐勞，建設社會主義。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越王勾踐說成一個那樣了不起的英雄。越王勾踐是不是個英雄？越王勾踐把吳國滅了，是不是為了一個新的原則而戰？我看他是打起一個復仇的旗幟，并不是為著一個新的原則而戰。何況他還曾帶著他的王后，帶著他的大臣，帶著他整個的國家，奴顏婢膝地接受吳國的屈辱。這種帝王我們也要跟他學呀？越王勾踐有些地方可以學，他的刻苦耐勞可以學。但不能因為他刻苦耐勞，他那個奴顏婢膝也變成好的了；當然也不能因為他奴顏婢膝去接受屈辱，他的刻苦耐勞都變成壞的。這個還是要分別來講。我覺得不要把一個歷史人物絕對化了，一好就全好，一壞就全壞。當然寫戲一定要有正面人物，還要有個反面人物。那么就必須盡量地把正面人物寫得好一些，也必須盡量地把反面人物說得丑一些，就是要典型化。戲劇上是允許藝術夸張的。但是，夸張也要有個限度，夸張到什么程度，就再不要向前進了，應當研究。
二 關于基本知識問題
基本知識包括掌握基本的資料。資料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學歷史如果不掌握資料，光有理論，那是不行的。唐朝的史學家劉知幾講過，歷史家有三長：才、學、識。沒有資料光有理論，從理論到理論，從抽象到抽象，從概念到概念，從結論到結論，那是講空話。恩格斯講，專靠幾句空話是解決不了什么問題的，一定要掌握資料。我們要反對輕視資料。有一個時期，有這么一個提法：史料即史學。史料就等于歷史，這是錯的。研究歷史要有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歷史。如同蓋房子要有磚瓦，但是磚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有布帛，但是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磚瓦變成房子，把布帛變成衣服，把史料變成歷史，要經過加工制造的過程。我們找材料，只是歷史研究的準備工作；但是，這是一個必要的準備工作。正像蓋房子必須準備磚瓦，做衣服必須準備布帛。哪怕你是個最好的工程師，要是沒有磚瓦，怎么蓋起房子來呢？最好的裁縫，沒有布帛，怎么做出衣服來呢？最好的歷史家，沒有資料，怎么能寫出歷史來呢？所以資料是重要的。但是必須聲明：史料不等于歷史。我們有一個時候反對把史料當作歷史，有些同志反得過火了，連史料本身也反對了，這是錯誤的。史料不能反對。當時好像這樣講：誰要搞史料那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把史料和資產階級思想畫一個等號，這太恭維資產階級了。史料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任何階級研究歷史都要有史料。封建社會史學家司馬遷、司馬光沒有掌握史料，他就寫不出《史記》、《資治通鑒》來。司馬光不是寫完了《資治通鑒》還剩下幾大房子的史料嗎？資產階級史學家既掌握史料，無產階級史學家更要掌握史料；而且真正忠實于歷史資料的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史學家歪曲歷史，為了辯護他們的階級統治，甚至于歪曲史料，捏造史料。如果說史料就等于資產階級思想，那豈不是說，只有資產階級研究歷史才是有憑有據的，而無產階級研究歷史，反而是信口開河，隨便亂講？這個說法不好，必須改正。我們要有歷史資料，但反對把史料當成歷史。我們在史料的問題上，同資產階級有沒有區別？有區別。區別在什么地方？不是誰占有史料的問題，而是用什么觀點，站在什么立場，用什么方法來研究史料的問題。資產階級的史學家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用唯心論的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方法來對待史料。無產階級的史學家是用無產階級的觀點和無產階級的立場，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對待史料。除此以外，在史料問題上，我們同資產階級沒有別的區別。他要這個史料，我們也要，甚至所用的史料是一樣的。我們的古代史料，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留下來的，過去哪里有無產階級的史料？因此，什么時候留下來的史料，什么階級留下來的史料，它是用什么階級觀點寫的，這沒有關系。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寫《資本論》，用了一千五百多種資料，沒有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在他以前哪里有馬克思主義呀？都是資產階級的、封建的。但是，馬克思就用封建的資料、資產階級的資料，寫出了《資本論》，建立了馬克思主義。這證明了史料的階級性沒有危險。史學家自己的階級立場不穩，才易發生危險。危險不在于史料本身的階級性，而是在于史學家自己的階級立場。資料掌握得越多越好。毛主席講過，列寧也講過，馬克思也講過。對一個人物的評論也好，對一個歷史事件的評論也好，能夠多掌握些資料，做出來的結論的準確性就大一些；少掌握資料，做出來的結論就比較有點危險性。從收集資料到掌握資料，不是一件事情；收集了資料不等于掌握了資料。首先要知道研究哪個問題，到哪里去找資料。因此我們現在年紀大些的同志，應該要給同學們引路，最好把研究某一些問題要用的參考書給他們開出一個書目來。他現在沒有時間看，畢業以后可以去看。找到這些書以后，有哪些資料要抄下來，哪些可以不抄下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別人加進去的，這又是問題。辨別了資料的真偽，辨別了資料的重要不重要以后，工作還沒有完結，還要把資料寫成歷史，那你就必須要把整個的資料在你的頭腦中間完全溶解，變成自己的，那才叫占有資料。否則你就沒有占有，只是從書里抄到你的筆記本子上，資料移動了位置而已。占有了資料，你是不是就掌握了呢？沒有掌握。可見從找資料，到占有資料，到掌握資料，是一個過程。學理論也是一樣的。第一要記得，第二要懂得，第三要會用。記得不等于懂得，懂得不等于會用。馬克思的話，毛主席的話，背得不一定都懂，懂得不一定都會運用。從學理論來講，從記得到懂得，從懂得到會運用，這又是一個過程。我們現在講史論結合，如果理論沒有學好，資料又沒有，那你拿什么東西同什么東西結合呢？不能拿一個零同另外一個零來結合，零加零還是等于零。所以首先要有史料，要有理論，然后才能談到史料和理論的結合問題。
歷史學有理論的問題，有政策的問題。要懂得理論，也要懂得政策，然后才能談政策和理論的關系問題。
我們現在審查教材，第一是資料的審查。資料對了，就有進一步審查的基礎；資料如果錯了，那就一切都錯了。你根據錯誤的資料得出的結論，必定是錯誤的結論。因此我說第一步是要嚴加審查資料。第二，資料對了，根據你的這些資料，能不能得出這個結論來，這是理論的審查。根據這個材料，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也可以得出另外的結論。到底你現在的這個結論對不對？要審查理論。第三，資料、理論都對了，但是你的這個說法現在暫時不說為佳。因為如果說了，可能引起民族之間的誤解，引起國際之間的誤解。這是政策的審查。第四，文字的審查。有的文章，寫得很長，廢話很多，我是反對的。我自己有時候也寫長文章。但是我思想上總是不想把它寫長。文章不是愈長愈好，書也不是越厚越好，而是要解決問題。所以，寫文章也好，寫書也好，自己多看幾遍，看有沒有廢話。有就刪掉，需要加進去的話就加上。
三 關于基本技能問題
基本技能，最重要的是會不會寫文章。現在很多年輕的同學，文章寫得很好；也有些同學，還沒有學會寫文章，或者寫得不好。中國古代是文史不分，史學家就是文學家；現在的同學也要練習怎樣寫文章。基本技能還包括查字典、查辭典、看地圖、制年表這些東西。我們北京大學的學生，一入學就給他們講這個問題：你怎樣到圖書館去借書，怎樣查四角號碼，怎樣查年表，怎樣查地圖，等等。如果是學考古的，還要學會照相，學會繪圖，學會測量。基本技能我們過去注意不夠。學歷史的人，還要學外國文。外國文懂得愈多愈好。當然時間有限，四五年縱然學不了太多，還是要學。恩格斯對學外國文是非常認真的。他為了研究一個東方的問題，學波斯文。他就是為了研究什么問題，而專門去學那種文字。現在外國史學家研究我國歷史的很多，有些人歪曲我國的歷史。因此，現在的歷史科學有國內的戰線，還有國際的戰線。我們不懂得外國文，那就沒有辦法，而且懂少了都不行。我曾經參加過兩次外國的漢學家會議，我到荷蘭去過一次，到巴黎去過一次。有幾百位外國教授，有的反對馬克思主義。我們在那里就要和他們進行爭論。因為他們的報告有德文的，有法文的，有英文的，又有意大利文的。我們晚上不能睡覺，要翻譯。有的外文我也不懂，就去找外國的共產黨員同志幫我們翻譯。譯好了，第二天才好回答他們。這還不行，在開會的時候，他離開講稿，給你提出問題來。有一個人就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你們中國人就不懂寫人物的傳記，因為你要寫傳記的時候，你不會寫蔣介石，不會寫胡適之（胡適）。他是法國人。我等他講完了（他臨時提出來的，他的講稿上沒有），我說你是法國的一位宋史專家，我看你沒有讀過《宋史》。因為《宋史》上寫了岳飛，也寫了秦檜。我們寫好人，也寫壞人；怎么會放過蔣介石和胡適之呀！一定會寫，請你放心。我說，要講到傳記的歷史，中國數第一。你能講出哪一個國家有中國這樣完備的傳記體裁？法國有沒有？沒有吧？他沒有話說了。
我上面講的這三個問題，就是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這是最近我們黨提出的幾個要求。我們要根據這幾條來檢查自己的教學計劃，是不是貫徹了這三個基本的要求，是不是給了同學們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也可以用這三條來檢查一下自己的講稿。當然，要求百分之百地貫徹也很困難。在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事是很少的，只是看貫徹了若干吧。總之，貫徹得愈多一些就愈好一些。這三個問題中間最重要的，還是基本理論。如果你沒有基本理論，只掌握了一些資料，掌握了一些技能，那你還不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史學家。我們現在并不培養書呆子，我們要培養的是歷史科學戰線上的戰士，為無產階級事業而戰斗，為社會主義社會而戰斗！
（1963年3月29日在廣西師范學院所作報告《關于歷史教學和研究的幾個問題》第二部分，張傳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