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以上各章，可以知道春秋戰國的確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也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最燦爛的時代。當時思想界五光十色，各放異彩。但是一到秦漢時代，忽然暗淡下去了。于是乎有人說，古代學術的滅絕，全壞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又有人覺得這樣講法未免把歷史看得太簡單，于是另提出許多理由來解釋先秦諸子為什么滅絕，如“懷疑主義的名學”啦，“狹義的功用主義”啦，“專制的一尊主義”啦，“方士派的迷信”啦。（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總而言之，東拉西扯，專在枝葉上、表面上轉圈子。其實先秦諸子果然滅絕了嗎？我以為他們并沒有滅絕，而只是轉化；并且這轉化的原因，既不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同樣也不是專就思想論思想所能說明的。看第一章所講，我們可以知道諸子學說是從周末社會大轉變中自然涌現出來的。那末，隨著秦漢間社會局面的穩定，而思想界也逐漸穩定下來，這不是當然的推論嗎？諸子學說本來都各以某一個社會階層的代言人而出現，那末，隨著階級關系的變化，它們的地位，它們的內容，也都起了變化，這不也是當然的推論嗎？所以要考察先秦諸子的結局，必須從當時整個社會局面的變化，從當時階級關系的變化上著眼。
（一）在新社會局面下諸子學說的升沉
我們應該知道秦漢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是以新興地主作支柱的。當春秋時代，秦國還是個落后的部落，中原諸國都以夷狄視之。可是一到戰國，它忽然強盛起來了，攻打各國如摧枯拉朽，山東諸侯完全失掉抵抗能力，這是什么緣故呢？自然，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乎商鞅變法。我們知道，商鞅的政策是：“強公室，杜私門，明法令，務耕戰。”它一方面摧毀了氏族貴族的勢力，一方面為新興地主開辟了發展的前途，他的政權性質顯然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這些政策本不是商鞅所獨創，李悝、吳起等早已施行于魏、楚諸國。但是因為這些先進國中傳統的舊勢力太大，所以新政策不能徹底推行。倒是落后的秦國，痛痛快快地來了個大改革，反而跑到前面去了。新政策施行的結果，使秦國生產力大大發展，而軍隊的成分亦大大改變。生氣潑辣，一意進取，比著山東諸國輾轉纏繞、腐化魚爛于舊貴族勢力中而不能自拔者迥然不同。秦國對六國的戰爭，是一個新社會對一個舊社會的戰爭，是新興的地主階級對舊氏族貴族的革命戰爭。如同拿破侖憑借法國新興資產階級的勢力鞭撻舊歐洲一樣，商鞅、李斯、秦始皇等亦憑借秦國新興地主階級的勢力鞭撻了氏族貴族統治的舊中國。秦國之所以轉弱為強，山東諸國之所以由盛而衰，不僅由于幾個政治家的活動，而是和當時社會階級關系變化的整個形勢相關聯的。
自秦朝統一以后，新興地主階級統治的局面已經確定了。秦始皇、李斯等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觀點，“別黑白而定一尊”，積極地來了個文化統治。在這種局面下，最得勢的學術思想，當然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法家學說。試以韓非的學說和秦朝實際政治相對證，就知道秦朝所走的完全是法家路線。“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極端至于焚書坑儒，這可以說是法家思想的完全勝利。但是法家思想獨占的局面是不能常保的。當秦朝末年，新的社會矛盾，引起了農民大起義，顛覆了以法家思想為指導的秦朝政權。繼起的漢朝統治者，乃“王霸雜用”，由法家而轉向了儒家，終于造成了一個儒術獨尊的局面，它支配著中國封建社會約兩千年的歷史。這個從法到儒的推移過程該怎樣解釋呢？難道說漢朝的政權變了性質，不是地主階級統治的政權了嗎？為什么秦朝尊法而去儒，而漢以后反而獨尊儒術？我以為要解答這個問題須從地主階級的地位變遷上著眼。當春秋戰國間，中國東方型的奴隸制社會正在崩解，而向來占統治地位的氏族貴族還有很大勢力。所以那時候的新興地主是和舊有的氏族貴族對立的。他們想爬上統治地位，就必須和這些氏族貴族作斗爭。他們對于傳統的貴族文化持破壞態度。他們是進取的、革命的。試看法家，反對德化，反對仁義孝弟，那樣的猛烈大膽。秦朝采用這種學說，就想把傳統的貴族文化一掃而空，他們的措施是富有革命意義的。但不久秦朝的革命任務完畢了，新興地主的統治地位確定了。現在他們當前的問題，不在于怎樣戰勝各階級以取得統治地位，而在于怎樣馴伏各階級使他們安心受他的統治；不在于破滅傳統的貴族文化，而在于吸收古代統治者的文化遺產以供自己的利用。從這種意義上說，法家的武斷政策就不盡適用了。賈誼論秦朝的滅亡原因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過秦論》）這個攻守異勢，我們可以說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會的、文化的。秦朝正因為不知道形勢的變化，一貫執行法家的政策，其結果不僅沒有緩和了階級矛盾，反而更促使階級矛盾尖銳化，終于爆發為農民大起義。漢朝的統治者學乖了，雖然“以馬上得天下”，卻知道“不能以馬上治天下”，知道“詩書”也有很大的用處。在這種時勢推移下，為古代貴族文化保持者的儒家，居然又受到新統治者的垂青了。從春秋到漢武帝時代，這個社會上的大轉變，是以氏族貴族統治的政權崩潰開始，而以新興地主階級統治的政權的勝利為終結，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則以百家爭鳴始，而以儒術獨尊終。儒家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常占統治地位不是偶然的，它是以貴族化了的地主統治作為支柱的。（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英文版序文上，曾詳細論證英國資產階級怎樣貴族化，以及法德兩國的資產階級怎樣終于拋棄了自己的無神論，轉而追隨在他們的英國伙伴之后，皈依了宗教，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可以參考。）
除儒法兩家外，在秦漢間占相當勢力的還有道家和陰陽家。道家深明盛衰消長進退存亡之理，自有一套“君人南面之術”，所以新興的統治者也用得著。特別是當各階級經過殘酷斗爭之后，大家正好相安無事，來個休戰，道家那種清靜不擾的政策是很適合這種要求的。陰陽家本來是儒家的別派，是代表新貴族利益的學說，它和儒家合流而為統治者所采用，亦無足怪。周末顯學到秦漢大一統以后消聲匿跡的，除農家曇花一現外，還有墨家和名家。農家、墨家都是下層社會的代言者，和新興地主統治階級的利害根本相反，其不能得勢是不難理解的。至于名家，是市民思想的反映，自周末以后，商業都市日漸繁榮，市民勢力日漸增長。照這樣說，名家似乎該繼續發展了。然而事實上并不如此。秦漢以后，統治中國社會的是地主階級，而并不是市民階級。那班統治者雖然往往是“以末致富”（語見《史記·貨殖列傳》，意思是說從工商業上發財），但終究還是歸到“用本守之”（本指農而言，意思是說發財了買田地，這是最可靠的老本）。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只是攪亂了中國古老的自然經濟，卻并沒有把這個社會推進到一個由市民統治的更高的歷史階段。因此，反映市民思想的名家學說，只能在摧毀舊貴族文化時顯示其革命的破壞的作用，一旦地主階級統治的局面確定后，這種破壞性的學說就難于存在了。總之，各學派盛衰消長之故，復雜微妙，而都和整個社會變遷有關系，好象歷史上有一種自然的滲濾作用一樣，并不是偶然的。
（二）諸子學說的蛻變與混合
如上節所述，先秦各學派在新社會局面下，有的興盛了，有的衰微了。這還只是大略的說法。其實這些學派并不是簡單地一興而一衰，乃是適應著當時大一統的社會局面，各自蛻變其原形，而逐漸接近，逐漸混合起來了。我們知道先秦諸子主張都極鮮明，彼此尖銳地對立著。但經彼此摩蕩的結果，各自的鋒棱，各自的極端性，都逐漸磨掉，遂形成思想界的混一局面。首先由《呂氏春秋》作一次大綜合。其后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如《漢書·藝文志》，雖然它們也未嘗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但總都持一種調和折衷的態度。我們試把這幾種著作的內容分析一下：
（1）《呂氏春秋》 這是由呂不韋集合眾門客在整個計劃下編制成的一大思想體系。書中對于各學派，兼容并包，斟酌去取。大體說來，吸取道家的自然主義，而并不絕禮棄學，主張法家的變法哲學，而并不反對仁義孝弟；于儒家取其修行，而不取其法古，于墨家取其節葬，而不取其偃兵；辟名家之“淫辭”，而仍時時稱述其巧辯；用陰陽家“五德終始”之說，卻未嘗大作“怪迂”之談；乃至宋、白圭等的學說，亦都各有所采摘。例如：《本生》《貴生》《情欲》等篇，分明是道家全性葆真、貴我賤物的學說，但是在《為欲》篇卻又大講不可以使民“無欲”，還要利用人的“欲”以行其賞罰而統治天下，這分明是法家的看法。至于象《察今》和《樂成》等篇的變法哲學，是極鮮明地站在法家方面，而反對儒家的泥古，可是《順民》和《達郁》等篇的開明政策，卻又極鮮明地站在儒家方面，而反對法家的專制。還有：既講“重己”，又講“愛類”，是一楊而一墨；既講“節喪”，又講“大樂”，是一墨而一儒。如此等等，不必縷舉。總之，《呂氏春秋》對于先秦各學派，都有所取，亦都有所去。務求學說經一種“消毒”作用，互相調和，而與新社會秩序相適應，百家爭鳴的局面從此告終了。
（2）《論六家要旨》與《漢書·藝文志》 這是總結批評先秦諸子最重要的兩篇文章。《論六家要旨》作于儒術獨尊以前，當時黃老思想正盛行。這篇文章雖然把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平列起來，而實以道家為中心。他說道家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極口稱贊，有褒無貶。至于對其他各家，則長處和短處都分別指示出來。表面上看，他批評各家，瑕瑜不相掩，似乎很公平。但實際上，他所指為某家的長處者，往往不是那一家的要義。例如他論墨家，單取一個“尚儉”，而稱其長處為“強本節用”。至于“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等大義，則一概不提，這講的算什么墨家呢？他論道家最精彩，但也不是全面地講。如“絕仁棄義”一類話，他都撇開，反而說：“……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論儒家》）“……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論法家》）分明接受儒法兩家的主張，這就和原始道家“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迥不相同了。由此可知，在《論六家要旨》中，不僅是拿道家折衷各家，卻也拿各家來修正道家。它們是互相遷就，互相調和的。《漢書·藝文志》是儒術獨尊后的作品，其批評各家全以儒家思想為標準。什么“此其所長也”，即因其合于儒家；什么“及放者為之”，“及刻者為之”，“及鄙者為之”……即因其不合于儒家，這樣一來，各家的特色完全失掉，也就不成其為各家，而一概消納在儒家中了。但是這樣的儒家，畢竟已網開三面，對各家的殘余顯示其恢宏大度。最有意味的，《藝文志》和《論六家要旨》，雖然是一用儒家觀點，一用道家觀點，但兩者之間，也并不見有什么根本沖突的地方。這也是當時各學派互相接近，互相調和的一種表現。
觀以上所述，秦漢思想界大混合的形勢可以概見。總而言之，先秦思想界的局面，既為當時社會條件所決定，那末，現在社會條件變動了，思想界的局面亦自當隨之而變動。各學派有的銷聲匿跡，有的蛻變其形貌而與他派相混合，都和當時整個社會變遷、整個階級結構有關系。單拿秦朝一把火，或者單就思想論思想，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