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首陽歷山涂山
張翠微云：南岳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于廬江，今土俗皆號為南岳。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灊山，為漢之南岳。一名天柱山，即漢武登滿天柱山是也。仆謂南岳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岳，即廬之南岳，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縣，漢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天柱亦為霍山。”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岳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為夷齊所餓之地。以仆考之，洛陽者為是。阮瑀吊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吊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遺跡。《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涂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鐘離縣、四宣州當涂縣，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宣之當涂，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稽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余斛。”安有一畝收百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仆嘗以二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稽之所謂斛，《漢》之所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為斗字，文絕似升字。漢史書斗字為〈豆斗〉字，字文又近于斛字，恐皆傳寫之誤。左太沖《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注謂有蠶一歲八育。仆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地暖故爾。俞益期箋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于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仆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工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則知伯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后來耳，孰謂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為揚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粗朗反，而茫字，上聲[此處有脫誤]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俟博聞。仆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注并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臘，江上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馬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仆考邕集，當時答詔問凡有八事：一虹蛻；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定，然后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為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于眾，宜以為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啟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仆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稹破，報至，公出聲嘆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蘗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仆又觀韓云卿所撰《徐昕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貽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即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于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于其兄，失于其弟也。
誤引畢萬后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揚聲也。仆按王粲系畢公高之后，畢封于魏，后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后。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后。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為畢氏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媯、陳、田、王氏五姓為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為婚，而己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沉女，皆不以為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杰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已
童烏，舊說謂揚子云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嘆聲也，似亦理長。仆觀后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云未遠，所舉想不謬。于是知童烏為子云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為我后”，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后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仆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為名，或以名為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顯然著于史策者，尚爾不可辨，況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今謂此體魯直創見。仆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夸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闥，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于君，故謂黃閣。然名為黃閣，初非用黃。仆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涂雌黃以厭火災，遂為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床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通等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征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赦書用涓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
晉鄭焉依
《左傳》“晉、鄭焉依”，焉今讀為延字，非嫣字也。然觀庾信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為嫣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嫣。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嫣，如“于焉嘉客”，“于焉逍遙”，“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為二音，河北混為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范》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為寶也。其后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仆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為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為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為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為此說。仆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為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仆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于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于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爐，右仆射裴寂一爐。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遍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為相后，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并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于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于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于廉頗；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于秦太后；日暮涂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于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于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于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為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歡。此類至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此處疑有脫誤]誤以施字為旅字，多于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愿婿漢氏。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后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于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后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后漢，匈奴傳》載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襄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己而行。如《后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后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后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后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后漢》為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仆得毗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余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兇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于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 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后漢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于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狐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周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后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后，《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為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個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為是言，非真以錢為阿堵也。今直稱錢為何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必錢邪？此與王子猷以竹為此君之意同，裴迪詩曰“竹君”者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