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先生歿將二十年，其弟子吳子馨君其昌，始撰此傳。其書未成，僅至戊戌政變，而子馨嘔血死。傷哉！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是說也，余竊疑之。嘗讀元明舊史，見劉藏春姚逃虛皆以世外閑身而與人家國事。況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憶洪憲稱帝之日，余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丑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迨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撥云霧而睹青天。然則先生不能與近世政治絕緣者，實有不獲已之故。此則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子馨此書，敘戊戌政變，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變記》。此記先生作于情感憤激之時，所言不盡實錄。子馨撰此傳時，亦為一時之情感所動蕩，故此傳中關于戊戌政變之記述，猶有待于他日之考訂增改者也。
夫戊戌政變已大書深刻于舊朝晚季之史乘，其一時之成敗是非，天下后世，自有公論，茲不必言。惟先生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之始末，則關系先世之舊聞，不得不補敘于此，并明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咸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干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后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后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宏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新會先生居長沙時，余隨宦巡署，時方童稚，懵無知識。后游學歸國，而先君晚歲多病，未敢以舊事為問。丁丑春，余偶游故宮博物院，見清德宗所閱舊書中，有《時務學堂章程》一冊，上有燭燼及油污之跡，蓋崇陵乙夜披覽之余所遺留者也。歸寓舉以奉告先君，先君因言聘新會至長沙主講時務學堂本末。先是嘉應黃公度丈遵憲，力薦南海先生于先祖，請聘其主講時務學堂。先祖以此詢之先君，先君對以曾見新會之文，其所論說，似勝于其師，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許之，因聘新會至長沙。新會主講時務學堂不久，多患發熱病，其所評學生文卷，辭意未甚偏激，不過有開議會等說而已。惟隨來助教韓君之評語，頗涉民族革命之意。諸生家屬中有與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相與往還者。葵園先生見之，因得挾以詆訾新政，韓君因是解職。未幾新會亦去長沙。此新會主講時務學堂之本末，而其所以至長沙者，實由先君之特薦。其后先君坐“招引奸邪”鐫職，亦有由也。
自戊戌政變后十余年，而中國始開國會，其紛亂妄謬，為天下指笑，新會所嘗目睹，亦助當政者發令而解散之矣。自新會歿，又十余年，中日戰起。九縣三精，飆回霧塞，而所謂民主政治之論，復甚囂塵上。余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是以論學論治，迥異時流，而迫于事勢，噤不得發。因讀此傳，略書數語，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當知乃翁此時悲往事，思來者，其憂傷苦痛，不僅如陸務觀所云，以元祐黨家話貞元朝士之感已也。乙酉孟夏青園病叟陳寅恪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