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馬遷的性格之本質
李陵案的悲劇是必然發生的。首先是由于司馬遷的性格。我們試想想看吧，假定司馬遷沒受過儒家的薰陶，十歲時不曾去學孔安國的古文《尚書》，二十歲前也不曾去接觸董仲舒的公羊派《春秋》，壯游時也不曾到齊魯去練習鄉射，后來也不曾到大行禮官去看三代損益的“禮”，甚而根本沒有一個讓他“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的孔子，就是有，他根本也不曾曉得，那末，他將是一個什么人物呢？我想，他恐怕是一個再放誕也沒有的人物，像莊周；他恐怕是一個再多情也沒有的人物，像屈原；他恐怕是一個再任性也沒有的人物，可以超過陶潛了。
不過，事實上，他籠罩于孔子的精神之下了，他的橫溢的天才，已經像泛濫的河流一樣，終于入了一個峻峭的巖壁中了！
雖然如此，他的本來面目還是時隱時現的。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縱然根底上也不盡然；但司馬遷終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現而為雅，這是古典的；但司馬遷的趣味，表現出來，卻是奇，這卻是浪漫的了。
他的情感極濃烈，平常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極苦悶、極寂寞的郁結的煩惱在；德文所謂Leidenschaft，最足以表現他這種心情。
他這種情感，又不止是憤懣的、破壞的而已，卻同時是極為積極，極為同情，對一切美麗的，則有著極度的熱愛，而不能平淡。他對于孔子吧，稱為“至圣”，稱“心鄉往之”，稱“想見其為人”，稱“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對于屈原吧，稱“能無怨乎”？稱“蓋自怨生也”，稱“悲其志”，稱“未嘗不垂涕”；就是對于季札，也稱“何其閎覽博物君子”；對于韓非，也稱“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對于蘇秦，竟也說“毋令獨被惡聲”；對于游俠，更說“自秦以前，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同情，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深摯的懷念！至于他廢書而嘆的時候，更非常多，他讀到《孟子》“何以利吾國”，廢書而嘆；他讀樂毅《報燕王書》，廢書而嘆；他讀到功令，廣厲學官之路，也廢書而嘆；他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樂書》），又未嘗不垂涕——他的情感像準備爆發著的火山一樣，時時會噴放出來！
他之作《史記》，也決不像一個普通平靜的學者似的，可以無動于中而下筆者，看他的《自序》，“嘉伯之讓，作《吳世家》”；“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李耳無為自化，清凈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天下患衡秦無厭，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強，作《蘇秦列傳》”；“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于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勇于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幾乎沒有一篇不是基于一種感情而去著手了的。
情感者，才是司馬遷的本質。他的書是贊嘆，是感慨，是苦悶，是情感的宣泄，總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這就是他之偉大處！不了解情感生活的人，不能讀司馬遷的書！許多責備司馬遷的人，可以休矣！
因為司馬遷是這樣情感的，所以對于李陵的遭遇，不能不大聲疾呼。加之，他的誠坦，使他不會說違心之論，使他不能（也不肯）觀測上峰的顏色；他的正義感，更使他不能怯懦地有所含蓄或隱藏。所以，李陵案便決不是偶然的了！
二 好奇與愛才
李陵案之必然性，還不止上面所說的而已。
原來司馬遷一生最大的特點是好奇——一種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現。
最早提到司馬遷好奇的是揚雄。揚雄生于公元前五二年，死于紀元后十八年。他之生，距司馬遷之死只有三四十年。他的話是好極了：“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法言·君子篇》）多愛不忍，是司馬遷的同情之廣處，愛奇，尤其是司馬遷的浪漫性格之核心。后來唐朝作《史記索隱》的司馬貞也說：“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史記索隱后序》）
因為好奇，所以他在二十歲，在現在也不過一個高中學生的學齡，就遍游全國，而且專門“探禹穴”，“窺九嶷”，“浮沅湘”，“厄困鄱、薛、彭城”，過一種冒險而浪漫的生涯了。因為好奇，所以他的文字疏疏落落，句子極其參差，風格極其豐富而變化，正像怪特的山川一樣，無一處不是奇境，又像詭幻的天氣一樣，無一時一刻不是兼有和風麗日、狂雨驟飆、雷電和虹！
司馬遷愛一切奇，而尤愛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馬遷最愛才。司馬遷常稱他愛的才為奇士。例如：“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馀，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張釋之馮唐列傳》）
他對一切有才能的人，不論古今，一律在愛著。古代的是周公、召公，所以他對于李斯的惋惜，就是沒做到周召，“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對于韓信的同情，也是認為他伐功矜能，不能做周、召，“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于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對于周勃的稱贊，也以周公擬之，“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在近代人中，則蕭、曹、陳平之才，都是他推許的。他說：“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張丞相列傳》）其實這般人在人格上本來未必多末高的，但在才能上，都是不凡的；只要在才能上不凡，就為司馬遷所欣賞了——像欣賞一種奇花異草然。這數人中，尤其是陳平，司馬遷更傾倒地說：“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司馬遷之愛才，是愛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在他所痛恨的人物之中，他也仍抑不下對于“才”的品評。以司馬遷那樣多情的人，當然最恨冷板板的法家，可是他對于韓非仍是極其贊嘆著。以司馬遷身受酷吏之毒手，對酷吏應該是死敵了，可是他的《酷吏列傳》，對酷吏仍按人才的眼光分出了高下：“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后，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仆鋸項，天水駱璧推成，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撲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司馬遷不但在這里忘了仇恨和憎惡，評論起他們的人才來了，而且后來在《自序》中竟說：“民背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簡直也贊許了他們的生存了！司馬遷的心胸又有時這樣廣！
因為愛才，司馬遷常有遺才之嘆。《衛將軍驃騎列傳贊》中引蘇建的話，說衛青、霍去病都不敢招選賢者，怕為天子所切齒，這隱約中就是暗示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了。
因為愛才，所以他對于一切自負其才者也都非常同情而有著共鳴：“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至于司馬遷在所愛的才之中，最愛的是哪一種？一般地說，是聰明智慧，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識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尤其為他所深深地禮贊的，則是一種沖破規律，傲睨萬物，而又遭遇不幸，產生悲壯的戲劇性的結果的人物。夠上這個資格的，就是項羽和李廣。他們的共同點是才氣，而且是超特的才氣。項羽吧，“長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氣過人”；李廣吧，也是“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而且“自負其能”。項羽不肯學書，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不肯學劍，劍一人敵，要學是學萬人敵；他不管什么兵法不兵法，他會自己被甲持戟，出來挑戰，只要一瞋目叱之，那敵人就“目不敢視，手不敢發”，就“人馬俱驚，辟易數里”；他愛馬，愛美人，愛故交，最后自刎而死！這是一個十足的讓人快意的英雄！李廣也不耐煩那些部伍行陣的束縛，也不愿意理會那些幕府文書的瑣事，他之治軍，是讓人人自便；他有的是膽識，是箭法，是急智，他可以把石當作老虎，箭射到石頭里；他可以在四萬人的包圍中，自己四千騎兵只剩了一半，敵人的矢下如雨，自己已彈盡糧絕，到了黃昏，什么人也嚇得面無人色了，但他還意氣自如；他的下場卻也是自剄。又是一個可以讓人拿著酒，而嘆惋他的遭遇的好漢！這都是和司馬遷的精神最相連屬的，所以寫到他們的文章——《項羽本紀》和《李將軍列傳》——也便是《史記》中最精彩的、最炫耀人的文章了！
好奇和愛才是一事，因為愛才還是由好奇來的。這是司馬遷之浪漫的性格所必至，于是李陵案，也就越發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天地間好像有一個好作弄人的造物者似的，好奇的人往往讓他有很奇特的結束。好奇的金圣嘆，最后是殺頭，他說：“殺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圣嘆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這事是在公元一六六一年。好奇的司馬遷，卻也在金圣嘆受刑的前一千七百六十年（公元前九八），有著比金圣嘆還料不到的摧折——因李陵案而受了宮刑了！造物者不是太惡作劇了么？
司馬遷好奇，遂有那末一個奇而慘的磨難。同時，司馬遷愛才，愛奇士，向往李將軍，逢巧李陵就也是在司馬遷眼光中的奇士——“仆觀其為人，自守奇士”，而李陵也就是李廣的孫子，也是“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的，就是漢武帝也認為“有廣之風”，你想，這樣一個人有了不白之冤，司馬遷能夠袖手旁觀么？
三 司馬遷與友情——司馬遷交游考
再說像司馬遷這樣生來就富有情感的人，他之渴望人情的溫暖是當然的。例如從前在衛宣公十八年（公元前七○二）時，因為宣公娶了前妻之子伋的未婚婦，就想趁伋使齊之便，派人在路上截殺他，后來為后妻之子壽曉得了，壽便勸阻伋之行，說：“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可是伋答道：“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果然看見白旄了，就把壽殺了。壽死之后，太子伋又來了，告訴刺客說：“所當殺，乃我也。”刺客便把他也一并殺了。這個故事為司馬遷讀了以后，就說：
余讀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者！
人倫的感慨，立即充滿在司馬遷的筆端了。又如李廣之口吶少言，恂恂然像鄉下人，對士兵則仁愛到“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而且“寬緩不苛”，這又是司馬遷在遭遇里所感覺缺少的了，也便為他夢寐以求而贊嘆著！
友情！是枯燥冷冽的人生中的甘露，司馬遷便更是渴望，而且要求得極為急切！你看他記載管仲、鮑叔的一段是多末動人：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友情到了這個地步，當然也是最難的了，然而不是司馬遷酣暢之筆，也何能達之！假如不是他自己也同樣幽囚受辱而渴望一個了解他之“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的知己，又如何能寫得這樣委宛曲盡？
不過文學的筆墨究竟只是文人的安慰而已，世界上的一般交游，卻太可嘆了！張耳、陳馀是刎頸交，后來張耳隨趙王歇入巨鹿城，被秦將王離所圍，希望陳馀來救，陳馀卻以兵少不敢前，兩人就不能相諒而互怨起來了，最后竟至相攻殺，張耳歸漢，陳馀又竟以殺張耳為助漢擊楚的條件，一到利害之間，友情的維系竟是這樣脆弱！無怪乎司馬遷感慨地說：
張耳、陳馀，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馀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后相背之戾也！豈非以利哉(1)？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利害是真正友情的試金石，經得住一試的未免太少了！漢朝的汲黯，是一個難得的直言敢諫之士，有才能，有眼光，并曾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可是一到無勢時，朋友就十分稀少起來。司馬遷寫道：
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為廷尉，賓客聞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賤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朋友的相知既難，聚散又以利，窮人就不該有朋友的份兒了。馮驩提醒孟嘗君的話：“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夠多末沈痛！更糟糕的是，一到人失敗了，那些從前來依附的人，也便都來投井下石了。主父偃就是這樣的例：“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后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這最慘，到死的時候，連收葬的人也幾乎沒有！可是也最足發人深省，就連治主父偃以罪的漢武帝也竟覺得一般人太刻薄了！司馬遷說：
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這和李陵的遭遇：“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有多末相像！這又和司馬遷自己為救李陵下獄，那時“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情況更多末如出一轍！敘到這種地方，那其中就有司馬遷自己的血，司馬遷自己的淚了！
在渴求與幻想中，他因而寫了刺客和游俠。豫讓為智伯變姓名為刑人，肯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讓妻子都不能認出自己來，也無非是一點“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知己之感而已；這表示什么？不過表明友情太難得，所以一遇到（縱然不十分值得！智伯又究竟高去趙襄子多少？）就已足以犧牲個人的熱血和頭顱了！聶政只為了嚴仲子給母親送了一點禮，夸獎了幾句，就賣了死力，把韓累殺了，剜掉自己的眼，剖出自己的腸子，試想他是多末寂寞！刺客都是太寂寞了！其他像侯嬴，像朱亥，像毛遂，像荊軻，像田光，像高漸離……他們也實在太寂寞了，“相樂也，已而相泣”，這是什么滋味？后來一部《水滸傳》也無非是寫一種寂寞之感而已。你想，平白地一百單八個好漢，還不是都像阮氏兄弟一樣，只要把一腔熱血賣與識貨的（自己認為）么？原因是太寂寞了！司馬遷寫這些人物，更是由于自己的寂寞，不過來消遣自己，正如施耐庵（假若做《水滸傳》的人叫施耐庵）寫一百單八人也是來消遣自己而已！至于司馬遷之寫游俠，更是因為士大夫中有血性有感情的人太少，倒不如這些市井之人，下層社會中，或可有點真味。“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后一句尤其道出了司馬遷的心事。友情，友情，士大夫中既然渺茫了，便只能求之于那些寂寞（或者不意識到寂寞，那就更可哀！）的“江湖”中了！
至于在司馬遷的當時，究竟交了些什么朋友？這也是值得我們清理一下的。大概見于記載的，是這樣：
長一輩的，有唐都、孔安國、董仲舒、蘇建、樊佗廣、馮遂等。
唐都是方士。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即曾學天官于唐都（《自序》）。可是后來司馬遷定太初歷時（公元前一○四），唐都卻也還健在，并且參加。“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天官書》），可知唐都必是頗為人稱道的一個專家。
孔安國為漢武帝時的博士，官至臨淮太守，早卒（《孔子世家》）。他在經學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為“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起發以出）其家逸書，得十馀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儒林列傳》）。這是經今古文之爭的根源。據王靜安先生的考證，孔安國之死，當在元光、元朔間（公元前一三四一前一二三）。司馬遷曾從孔安國學古文《尚書》，應該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的事，那時司馬遷十歲（依我的考證），所謂“年十歲則誦古文”，就是這件事。十歲時的老師，當然是一位長輩了。
董仲舒是廣川人，廣川是現在河北中部冀縣附近。他是孝景時的博士，乃是當時一位《春秋》公羊學的權威。他講學的時候，曾經三年不窺園庭，專心到如此！武帝即位以后，他有著名的《賢良對策》，奠定了大一統思想和養士的政策的基礎。《賢良對策》呈獻于公元前一四○，到了公元前一三八，漢武帝就“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了；到了公元前一三六，就置了五經博士；到了公元前一三四，就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了；這都是他對策之次第實現。所以他不但在學術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即在政治史上也有不可磨滅者在。他曾和位至公卿的公孫弘相摩擦，公孫弘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廷尉張湯曾常向他請教，張湯為廷尉的最后一年是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這些事都在董仲舒的晚年，所以董仲舒大約就是在這時候死去的。以元狩三年計，那時司馬遷十六歲，他之向董仲舒學《春秋》的大義微言，也一定是在少年。《刺客傳》中有一位董生，和秦始皇的侍醫夏無且有來往，曾親自聽到荊軻的故事（公元前二二七），《史記》中卻說，他和太史公很有交情，這必是另一位董生無疑，即所謂“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為余道之如是”之“余”，亦必非司馬遷。假如是司馬談，也必須司馬談活了七十幾歲，而在早年聽到了七十幾歲的董生的話而后可，因為從荊軻之事到司馬談之卒也有一百一十七年。所以那個“余”實不知是何人。
蘇建是有名的蘇武的父親。他曾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跟隨大將軍衛青出云中（現在綏遠的托克托），定朔方（綏遠黃河以南之地），封為平陵侯。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又隨衛青出朔方，大敗匈奴，衛青被拜為大將軍。第二年，蘇建以右將軍資格，再隨衛青出定襄（歸綏以南和林格爾之地），擊匈奴。但蘇建不幸所率領的一部分軍隊失敗，他自己也僅以身免。還好，漢武帝未加誅，贖為庶人。這時司馬遷十三歲。后來蘇建又作過代郡太守，代郡是現在山西北部雁門一帶。衛青死于元封五年（公元前一○六），大概蘇建的卒年和這相去不遠，這時司馬遷三十歲了。蘇武出使于天漢元年（公元前一○○），已經四十多歲（這是由蘇武卒于漢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六○年，《漢書》上說他“八十馀”推知的），則元封五年時，蘇武年三十五六，蘇武是蘇建中子，其時蘇建必已六十以上，所以他死于公元前一○六左右是可能的。蘇建曾告訴司馬遷以活的史料，那便是：“吾嘗責大將軍（衛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愿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霍去病）亦仿此意。”這史料很可珍貴，因為可從而見出漢武之專權來。
樊佗廣則是漢高祖時的功臣樊噲之孫。本來是世襲的舞陽侯，在孝景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廢為庶人。這時距司馬遷之生還有十年，所以他也一定是司馬遷的長輩了。他曾告訴過司馬遷關于漢之初起時的許多功臣的故事。
馮遂字王孫，是馮唐之子，馮唐曾在文帝時為中郎署長，向文帝陳說過從前廉頗、李牧之賢，借以諫正文帝對邊臣應該寬大。是一個敢言的長者。到了武帝初立時，他已經九十多歲，乃以他的兒子馮遂為郎。司馬遷說“馮遂亦奇士，與余善”（《張釋之馮唐列傳》）；司馬遷從他那兒曉得秦滅趙的原故是因為趙王遷的母親是倡女，出身不正，所以輕信讒言，殺了良將李牧，因而大局才不可收拾了的（《趙世家》）。
以上六人，或則為司馬遷的父執（唐都），或則為司馬遷的師輩（孔安國、董仲舒），或則為司馬遷友輩的尊親（蘇建），或則為貴族的后裔（樊佗廣、馮遂），他們給司馬遷的幫助是大都在學業和史料方面。
比司馬遷晚一些的友人則有：壺遂、楊敞、楊惲。
壺遂是司馬遷定律歷時的同事（公元前一○四，時司馬遷年三十二），司馬遷稱贊他“深中隱厚”，說他不愧是梁中的長者；又說他“官至詹事（掌皇后太子的家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韓長孺列傳贊》）。可知是未得施展的一位有操行的政治家。壺遂之死，在司馬遷之前，然而稱司馬遷為夫子（《自序》），請教過司馬遷關于《春秋》的道理，以及司馬遷著《史記》的來由，似乎是在弟子的行輩。他們這一段問答，似乎就在太初元年，因為下面緊接著有“七年而遭李陵之禍”的話，大概就是在定律歷時所談及的吧。長者不過是一個形容詞，壺遂的年事或者根本不高。
楊敞是司馬遷的女婿，陜西華陰人。先在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的幕府中，霍光在武帝末年為大司馬大將軍，后來輔佐漢昭帝，助立漢宣帝，是漢朝大功臣之一。楊敞因霍光之故，官做到大司農、御史大夫并丞相，封為安平侯。他是一個謹慎小心而怕事的人，議立宣帝的時候，他嚇得直出汗。他死于宣帝元年（公元前七三）。
楊惲則是楊敞之中子。楊惲的母親，即司馬遷的女兒，所以他給司馬遷叫外祖。他還有后母，后母卻沒有兒子。楊惲的性格和他父親卻不同了，極有棱角，恐怕是受外祖的遺傳。在宣帝五鳳四年（公元前五四）時，楊惲因口禍被腰斬。他是宰相之子，因報知霍光后人的亂謀，封平通侯（公元前六六），那是在他死前十三年。只要他活了四十歲以上，那就是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以前，那時司馬遷不過四十二歲，他是可以來得及見他的外祖的。據記載，他愛好外祖的《史記》，也致力于《春秋》，并且因為他的熱心，《史記》才為人周知了（《漢書·楊敞列傳》及《司馬遷列傳》）。
以上三人，一個是學生，一個是女婿，一個是外甥，都是晚輩。楊敞和司馬遷的關涉不見記載，但一定是來往頗密的，否則《史記》的副本不會在他家。其他二人，則大多傳受司馬遷的史學，而楊惲在文學上尤受著司馬遷很深的影響，這都是可以隨著司馬遷而永遠在人記憶中的了。
現在說到司馬遷的平輩朋友了，這是：賈嘉、東方朔、摯峻、兒寬、田仁、任安等，之外就是李陵。
賈嘉是賈誼之孫。賈誼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在司馬遷生前三十四年，只活了三十三歲。《史記·賈生列傳》上說：“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或者只是司馬遷通信的朋友而已。武帝所占的時代共五十四年，賈嘉到昭帝時卻還健在，大概是年壽很大的。霍光在立宣帝時（公元前七三），那連名奏表上有長信少府臣嘉，或者也就是賈嘉，那末他所活動的時代就有六十年（武帝元年為公元前一四○，至公元前七三）以上了。
東方朔為司馬遷的好友，是見桓譚《新論》。他是平原厭次（現在山東陽信縣）人，他不只是一個滑稽人物，而且體格魁梧有力，并有直諫的勇氣。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時，他上書自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那末，他應當生于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一五九）。他的死年不詳。我們只知道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時，他諫過漢武帝不要去海上。在這時他年五十，司馬遷年二十六。桓譚雖稱他為司馬遷的好友，可是《史記》并未道及，而且《滑稽列傳》中也沒有他的名字，大概未必為司馬遷所重視罷。
摯峻是一個隱士，長安人，司馬遷為太史令時（公元前一○八），曾勸他出仕，但卻為他拒絕了。
兒寬和司馬遷一塊定過太初歷。他是千乘（現在山東的高苑縣）人，早年也在孔安國那兒受過學，可以說是司馬遷的老同窗呢。他很刻苦自勵，在讀書時，曾為其他學生忙伙食，他對于經典的探研，那基礎都是在耕地之馀打下的。他鋤地，就帶著書。人很平和、聰明，而沒有棱角。擅長的是文學，不能的是口才。曾為張湯所知，曾贊助過封禪，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也曾扈駕到過泰山，這時司馬遷也在內的。他在這一年是御史大夫，過了九年，就是和司馬遷訂太初歷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三），死了。他死時，司馬遷三十三歲，所以他應是比司馬遷年長一些的。
田仁，趙陘城（河北定縣之地）人，田叔之少子。田叔是一個黃老派，在高祖七年（公元前二○○）時露頭角，到景帝時為魯王相，數年才死。魯王是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時才立的，距高祖七年差不多有五十年，可知田叔恐有八十左右的高壽。田叔死時，魯王曾送來百金的賻儀；但為這少子田仁所拒絕了，他說：“不以百金傷先人名！”田仁就是司馬遷的友人。田仁曾隨衛青好幾次出征匈奴，因衛青之故，田仁仕為郎中。后來做到二千石，當過丞相長史，京輔都尉和司直（佐丞相，舉不法）。衛青為大將軍，征匈奴，是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事，那時司馬遷才十二歲。他們之認識，恐是后來同為郎中時的事。田仁很有政治才能，并且有不畏強御之稱。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武帝與太子戾發生誤會，父子大動干戈，前后死了數萬人，當時田仁把守東南門，太子兵敗，他覺得皇帝父子之爭，不便操之過急，便讓太子由東南門逃走了。但武帝在盛怒之下，把田仁腰斬。這時司馬遷四十五歲。
任安即司馬遷那有名的書札《報任少卿書》中的少卿。少卿是字。他也是征和二年時戾太子之變的犧牲者。他是和田仁一同被腰斬的。他死得更冤，他那時是護北軍使者，太子給他節，叫他發兵，他受了節，但沒敢出門。事后漢武帝聽了卻大怒道：“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任安其實是一個很有氣節的人，他本在衛青的門下，后來衛青的勢力漸漸為霍去病壓倒了，許多人都棄衛就霍，到那邊就可以得著官爵，可是只有任安不肯（《衛將軍驃騎列傳》）。他和田仁，也是好朋友。他倆曾同時見武帝，彼此推許。田仁說：“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斗，仁不及任安！”任安也說：“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可知一個長于政治，一個長于軍事。任安又是一個眼明手快的人，他曾為數百人分獵品，不但分得公平，而且到第二日再會合的時候，他能一眼看出有什么人缺了席。他又曾為益州（現在四川）刺史。
最后是李陵，李陵不用說，是關系司馬遷的命運的一人。但關于他，我們卻要留在以后再說了。
以上七人，都是司馬遷平輩的朋友，任安和田仁都是和司馬遷氣味最相投的；兒寬、摯峻、東方朔則和司馬遷的作風有些兩樣，賈嘉未必和司馬遷有太深的交情，李陵則只是因為司馬遷為他仗義直言，所以后來人把他和司馬遷的關系看得密切了，實則司馬遷明明說過“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馀歡”的。可是，就是這樣一個不深交的朋友，已夠司馬遷做了犧牲了！
老輩、晚輩、平輩一塊算起來，見于記載的，是這十六人。此外像當時的老詩人司馬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即公元前一一八，見《史記》馀廣注，時司馬遷年十八），枚乘之子枚皋（他也隨著武帝封禪及塞河，時司馬遷年二十六到二十七），李陵的朋友蘇武（司馬遷和他父親蘇建交好），以及其他在武帝周圍的一部分名臣、大將、文人，恐怕都可能有著友誼的。至于《酈生陸賈列傳》中所稱的朱建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卻在文帝時使匈奴，因罵匈奴而死在匈奴中，和司馬遷的年代頗有距離，這是和《刺客列傳》中所稱的見到刺秦始皇的故事的公孫季功和董生，同樣不可能是司馬遷有所往還的人了。
年代之不相及的不必說了，就是那些和司馬遷可以有著來往的，也何嘗可以填充司馬遷之心靈上的空虛和寂寞？司馬遷對于朋友太熱心了，他一出仕，就勸摯峻也出來立功；為一個不甚有深交的李陵，就肯冒死去救，結果自己被了最可恥的刑罰；但是他所得于朋友的呢？“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這是多么刺心的！他除了“述往事，思來者”，又有什么可說？
感慨于友情的司馬遷，渴望友情并篤于友道的司馬遷，李陵案的一幕，是要逃也逃不掉了！
四 武帝時代之嚴刑峻法
假若不是處在一個嚴刑峻法的時代，司馬遷也不會遭這樣奇慘的命運。
猜忌和刻薄，幾乎成了劉漢家傳的法寶。從漢高祖到漢武帝，中間經過文景，面目雖異，骨子卻都太相像了！黃、老之學，也不止文景為然，高祖是序幕，武帝是馀波，統統有黃、老精神在。說穿了，黃、老精神也不過四個字，這就是“外寬內深”而已，也就是表面馬虎，與人無爭，內心則十分計較，得機即施毒手而已。在這種太極拳式的社會中，最吃虧的，當然就是一般太直性、太熱情的詩人，像司馬遷了。
我們從漢高祖說起吧，漢高祖要廢除秦之苛法，號稱“大度”，號稱“長者”，可是他本人乃是忌刻之極。他對于韓信，即隨路收取其精兵，甚而有一次冒充漢使，趁韓信還沒有起身，便在韓信臥房里把印符奪走了；他對于蕭何，也深怕蕭何得民心，迫得蕭何故意用賤價買民田，才使他放心而且喜歡了。
文帝和景帝，則表面上是最和善，最仁慈的，但其實那真相卻正相反。文帝，不用說，是對于黃、老之術最精的人，他的謙讓和寬厚都只是手段。那時的政治家如晁錯，如賈誼，如張釋之，也都是申商刑名之學的法家，這是他的周圍。周勃出了獄以后，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這時是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可見那時的法也何嘗寬？至于那個直言的老實人馮唐，便曾當面說文帝：“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吳王濞的使者也當面警告過文帝：“察見淵中魚，不祥！”這都是可以看出文帝的真面目的。有著司法精神的張釋之，并且一則對文帝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二則對文帝說：“法如是足也！”可知嚴法重刑本是文帝的傾向。文帝對于削諸侯事，表面上好像不聽晁錯的奏書，可是他對于淮南王就車傳送，“暴摧折之”（袁盎語），后來死在路上；更從賈誼的諫書上看，“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二事均公元前一七四），傅相便明明是派去了監視的；最后，又把周亞夫交給太子，說：“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后來周亞夫卻就是平七國之亂的主將。文帝的表面做得那樣好，其實早已處心積慮，準備收拾一切礙眼的勢力了！晁錯是被稱為峭直刻深的了，實則文帝正似之。他之廢除肉刑，好像是仁政了，其實更滑稽，原來“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資治通鑒》卷十五），這不是太可笑了么？此外，文帝相當荒淫，如寵幸鄧通；也相當褊急，如怒責張釋之；加上對改正朔，易服色的欲望，對封禪的向往（也有方士如新垣平等），對伐匈奴的設計用心；凡此一切，更都太像武帝的先驅了！
文帝如此，景帝也差不多。他在位只有十六年，比文帝還少七年，可是那種外寬內深的作風，酷肖其父。不過他做得沒有文帝那樣圓滑，獰惡的面孔容易被人識破而已。例如把民間許多游俠殺了的是他，把信任的晁錯騙去斬了的是他，把周亞夫逼得絕食五日而死的也是他。這時有名的酷吏已經出現了，在景帝七年（公元前一五○），做中尉（仿佛首都的衛戍司令）的是郅都，他專用嚴酷的刑罰以對待列侯貴戚，外號是“蒼鷹”。到了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繼任是寧成，他也是讓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的一位毒手。這時因為宗室強暴，不用嚴法是不能懾服的，然而自此種下根子，就成了一種相傳的心法了。
于是到了武帝。武帝統治時期最長，一共有五十四年，而酷吏也多。先是“外寬內深，為人所忌”的公孫弘由對策為博士，一年之內，遷至左內史（仿佛首都市長），他以《春秋》之義繩臣下，這是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亦即司馬遷年六歲時的事。同年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一塊改定律令，專主嚴刻，這便是武帝時用法趨于峻烈的開始。但起初還只是守法，后來便慢慢變為舞法，最后是避法。巧于舞法和避法的，也就是張湯這般人。他是一個典型的官僚，他會推薦人，他會裝假，他會逢迎，他用了不少爪牙，作為他實行舞法避法的工具。張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為廷尉，當時司馬遷十歲。他后來樹敵太多，為人排擠，遂于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自殺了，這時司馬遷二十一歲。最險惡的是，張湯在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那時司馬遷十九歲，定出一種腹誹的死罪來，在張湯的任內，有義縱，他就連法也不顧了，專講斬殺，但他卻在張湯死的前一年，被棄市。張湯底下，又有一位王溫舒，更是貪殺的，從前都是冬日才決囚，他于是到了春天便嘆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王溫舒卻因為受賄，在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也自殺了。那時司馬遷三十二歲。更有一個杜周，也曾在張湯的底下，他在元封二年（公元前一○八）時為廷尉，京師的監獄中，逮捕的人有六七萬。他在太始二年（公元前九五）才死去，那時司馬遷已經四十一歲，受過刑罰四年了。中間的酷吏還有無數，總之，都是張湯培養出來的。其初的酷吏也只是酷而已，后來酷就包括貪。我們的大詩人司馬遷就是毀掉在這些貪官污吏的毒手中了！漢武帝本人更是極其忌刻的，不知道有多少大臣在他手下都是畏罪自殺，當公孫賀被拜為丞相的時候（太初二年，公元前一○三），竟不敢受印，跪著不肯起來，勉強受了以后，便說：“我從是殆矣！”至于武帝之多酷吏，又和景帝時的背境不同，那時是由于宗室之強，這時是由于國家經濟力量之膨脹，吏治的龐雜，以及武功的盛大，不這樣便不能統治了，但是司馬遷卻作了這個時代中的犧牲了！
司馬遷處在這嚴刑峻法的忌主之下，身受其禍，所以不能不寫《酷史列傳》，把他們的面譜刻畫一下了。像張湯那樣典型的“詐忠”的官僚，又要以公孫弘為開端，所以他又寫了《平津侯列傳》。更為表示武帝時嚴刑峻法之社會背境起見，他寫了《平準書》。——司馬遷能越過了個人愛憎，而從大處著眼，這是他究竟不失為一個大歷史家處！
可是他到底是受這一方面的打擊和刺戟太深了，所以他在有機會時便抑不住說出自己的感慨來。秦二世時，因為要續作阿房宮，度用不足，也就“用法益刻深”，結果陳勝等便反攻荊地為張楚了；陳勝所用的人也是以“苛察為忠”的，他們的作法是：“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可是“陳王信用之”，司馬遷便道：“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這都是暗諷漢武的。司馬遷在敘《晉世家》時，更說：“靈公既弒，其后成景致嚴，至厲太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后，日哀，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這是尤其明顯地在說漢朝了！文人的筆誠然厲害，可是有什么用？李陵案終于發生了！
五 李陵案的原委
原來當漢武帝對西域的經營告一段落之后，就轉而再注意到匈奴了。本來通西域的動機之一，也就是為的紆回了，好包圍匈奴，并使其孤立的。
在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漢武帝便想以伐大宛的馀威，去從事伐匈奴，因而下詔道：“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漢高祖曾為匈奴困于平城，平城在現在山西大同），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匈奴這時是且疑侯初立為單于，自從有了這個風聲以后確很擔憂，便說：“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更為表示好感起見，又把從前所拘留了八年的漢使郭吉、路充國等也放了回來，自己并派了修好的使臣來。
漢武帝就也在第二年，即天漢元年（公元前一○○）派了蘇武、張勝、常惠等一般人，到匈奴去。蘇武之去也是把漢朝所拘留了的匈奴使臣帶了過去的。可是匈奴的好意并非真誠的，卻仍然很傲慢，又因為漢的降將虞常要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情業已發覺；不幸虞常又把這事早告訴過和蘇武同去的張勝，因此就又牽涉到蘇武了。蘇武要自殺，終于被放在一個大窖里，要不是蘇武用雨雪當水，把旃毛當飯，早餓死了。匈奴這時已不敢加害，便把他遷到北海（現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無人的地方去牧羊。羊是公羊，卻告訴他：羊生了奶，就放他回去！后來把他一直留了十九年。他去的時候不過四十歲左右，回來時卻發須全白了。他活到八十多歲！蘇武是蘇建的兒子，蘇建是司馬遷的朋友。
蘇武使匈奴的這一年，司馬遷年三十六，漢武帝曾到過甘泉，去祭泰乙，又到過河東，去祭后土。次年即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司馬遷年三十七了，在春天，漢武帝又去東海和回中巡幸，大概司馬遷都是陪奉著的了。
就在這天漢二年的夏五月，漢武帝對匈奴再用兵。這次用的大將就是征大宛的貳師將軍李廣利。他帶了三萬大軍，由酒泉出兵，擊左賢王于天山。當時卻有一個自負而要急于單獨立功的人物出現了，這就是李廣的孫子李陵。
李陵是早死了的當戶之遺腹子。當戶即李廣之長子。李陵在年輕的時候當侍中，所以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上有“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的話。李陵長于騎射，謙和而仁愛，人緣極好，武帝覺得他有些像他的祖父李廣，因而很喜歡他。他曾帶著八百騎兵，深入匈奴二百多里，去探察過地形。于是拜他為騎都尉，叫他在酒泉、張掖一帶練五千兵以備胡。當李廣利出發征匈奴了，漢武帝便又想命李陵去管輜重。
可是那有著李廣之風的李陵，極不高興做這樣屈居人下的事，便向武帝叩頭請求，說他所練的兵，都是荊楚之地的奇才劍客，且是力能搏虎，射法奇巧的，他卻很愿意帶他們去獨當一面，到蘭于山前，以為分兵，這樣便可以讓匈奴不致專戰李廣利的大軍了。
漢武帝聽了道：“將士難道怕隸屬于什么人么？現在我發的兵多，分不出騎兵給你！”
李陵說：“也用不著騎兵，臣愿以少擊眾，只帶步兵五千人，去直搗單于的巢穴就是了！”
武帝覺得他的話很壯，便答應了。為萬全起見，卻又派了強弩都尉路博德帶了兵，作為李陵的接應。可是路博德從前曾是伏波將軍，有過伐破南越（現在的兩廣）的大功，也不肯屈作李陵的助手，便奏言現在正是匈奴秋高馬肥的時候，不如待到來春，和李陵各帶五千人，到浚稽山（現在蒙古阿爾渾河與土拉河之間）去夾擊匈奴，那是一定可以大勝的。
漢武帝看了奏書大怒，以為李陵自己后悔了，故意托路博德這樣上書的。于是命令路博德立即出兵西河（綏遠境黃河以西之地），又命令李陵在九月里出發，到達東浚稽山南龍勒河，觀察敵勢，如無所見，即先回到受降城（在綏遠西北），休養士卒。
李陵帶了步兵五千人，便從居延（在現在寧夏北部）向北進軍，行了三十多天，直到了浚稽山。把營安下，把所經過的山川地形都畫了，使他的部下陳步樂來報告武帝。武帝見說李陵的士兵很肯效死，也便很高興。陳步樂也因此拜了郎官。
可是不久李陵就遭遇了六倍以上的敵人，被包圍了。那三萬多敵騎是在山上，用大車做營寨。李陵看見情勢不好，便讓前列的人都拿了戟盾，后尾的人都拿了弓弩，下令道：“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打算突圍而出。敵人看出李陵的兵并不多來了，便更圍上來。于是李陵命他的步兵千弩齊發，匈奴大都應弦而倒，其馀的則逃到山上去了。漢軍又追殺了數千人。單于大驚，又調了八萬多騎兵來攻李陵。李陵一路戰，一路向南退卻。過了好幾天，退到山谷里。因為連戰的結果，士兵多半中了箭傷了。他讓受了三處傷的，就放在車里，受了兩處傷的，扶著車走，只有一處傷的，就仍然接戰，李陵說：“我們士氣有點不旺，怕不是軍中有女人么？”原來出發的時候，有些徙邊的關東強盜的妻子，隨軍藏在車里，經李陵搜出，都斬了。第二天再戰，便又殺了敵人三千多。
李陵又引兵向東南撤退，想沿了到龍城的故道回師。走了四五天，卻走到一個有蘆葦的湖沼地帶，敵人便在上風里放起火來，李陵為自救計，也預先放起火來，為的是先把草燒掉，好免得燒到自己。這樣又往南走，便到了南山（當是阿爾泰山的一部分），單于即在山上，命他的兒子帶兵擊李陵。李陵在樹林里帶步兵肉搏還擊，又殺了好幾千人。李陵更命人發連弩（弩之可連發數矢者，用意有點像機關槍），以射單于，單于只好下山逃去了。
這一天據捕得的俘虜報告：“單于曾說：‘這怕是漢的精兵，攻是攻不下的，只顧引我們南下進塞，會不會有伏兵呢？’匈奴的其他長官卻說：‘單于自己帶數萬騎兵，和幾千漢兵作戰，假若還不能勝，豈不更遭漢人輕視了？現在還可以利用在山谷里和漢兵拼一下，再過四五里，就是平地了，假如到那時打不過，再退兵也不遲！’”
因此戰事又趨兇惡，匈奴仗著騎兵多，每每沖開了，就又圍上，這一天就這樣有數十次。可是敵人又死傷了兩千多，他們看看打得不利，便真正要收兵了。
誰知道李陵的部下有一個刺探軍情的管敢，因為受辱而投降敵人了，他告訴匈奴說，李陵實在沒有后援，箭也快完了，只有李陵和跟隨的校尉韓延年各帶八百人，這是前鋒，分別打著黃白旗子的就是，倘如用精騎把他們射中了，就可以一氣解決。
單于一聽，高興極了，便大膽帶騎兵再圍攻李陵等，一面大叫著：“李陵、韓延年快降！”把李陵攔截了，就立刻加以猛攻。當時李陵處在山谷中，敵人居高臨下，箭從四面射，像急雨似的。在漢兵還沒到鞮汗山的時候，一百五十萬枝箭早已用光了。他們便把軍車放棄了，人還有三千多，于是只拿了車輪的撐子作為武器，只有將官們才有刀拿。他們慢慢走到山谷里了，單于從后面趕上來，檢山路的拐曲處就投石而下，士兵死得更多，走也沒法走了。
到了黃昏，李陵穿了便衣，單獨走出營寨來。叫左右都不要跟隨他，他說大丈夫應當一個人去把單于擒來。可是過了頗久的時間，李陵又回來了，嘆口氣說：“兵是敗了，只有死了！”他的部下就有人向他說：“將軍威震匈奴，現在不過是時運不濟罷了，以后總可以歸還，像浞野侯趙破奴為敵人所得，后來逃回，天子不仍是對他很好么？”李陵答道：“你叫我不死，這是不配稱一個壯士的！”他于是把所有旗子都毀了，把所有貴重物件都埋在地下了，嘆道：“假若再多幾十枝箭，就一定可以突圍了！現在連作戰的東西也沒有了，挨到天明，便恐怕只有受縛了！現在不如作鳥獸散，有跑得脫的，還可以給天子報個信兒。”
他讓士兵每個人都帶二升干飯，一塊大冰，準備支持著到達遮虜障（就是居延城）。他們等到夜半，待要出發，可是鼓也敲不響了。李陵和韓延年都上了馬，跟隨著的壯士有十來個人。后邊追上來的敵人卻是好幾千。
韓延年戰死了！李陵看著這狼狽的樣子，說：“無面目見天子”，便降了。部下則四散而逃，逃到邊塞上來的，只有四百馀人而已。李陵戰敗的地方，隔邊塞不過一百多里，邊塞上便立刻報告了。
武帝本來的意思是希望李陵不成功便成仁的，于是把他的母親和妻子招了來，讓相面的相了相，她們卻沒有家里遭喪的氣色。武帝已很不快，后來聽說李陵投降了，立即大怒。先是責問以前回來報信的陳步樂，陳步樂嚇得自殺了。又問其他群臣，其他群臣也嚇得沒有一個敢說李陵的好話的。
只有問到太史令司馬遷的時候，司馬遷卻覺得李陵是一個“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的奇士，奇士是好奇愛才的司馬遷所放不過的呵，所以雖然彼此平素沒有什么交情，既沒有飲過酒，也沒歡聚過，可是不能不早已在神交著了；加之這一次李陵之冒萬死去赴公家之難，更喚起他的欽敬；而一般自私的只知道保全個人和一家老小的群臣之隨聲誣傷，尤讓他覺得傷心和不平；假若李陵就為一般達官貴人所不齒，倒也罷了，然而在他未敗的時候，凡有信使來，大家都是奉觴上壽，在武帝跟前夸贊李陵的，可是一到敗的消息來了，武帝的興致完了，大家也就不開口了；司馬遷深曉得李陵之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的苦況，也深曉得李陵得士卒愛戴之誠，就是到了那種絕境，只要李陵說一句話，士兵都是個個流著淚，帶著傷，張了沒箭的空弓，去和敵人的刀鋒去拼的，司馬遷為這而感動著；他再不出來說話，是沒有人來說話的了，武帝的憂心也是沒人能給解慰的了。——因此，他便誠坦地答復武帝的垂問了，他說：“現在許多人之說李陵的壞話，只是因為他平日少與人應酬而已，假若有人吹噓，他不減于古代任何名將，他現在雖然敗了，一定是想將來得機會好立功而歸的，況且無論如何，就他現在的功勞論，殺了匈奴那么多，也可以到什么地方都說得過去了！”
出乎司馬遷的意料之外的，是武帝更大怒，認為司馬遷的話只是給李陵講情，尤其疑心他言外在譏諷這一次功少的李廣利——武帝所愛的李夫人之兄貳師將軍。因而武帝立刻把這太熱心，太多情，太愛好正義，太篤于友道，太好奇愛才的司馬遷交給獄吏了！
這一年，司馬遷三十七歲了。他的家是窮的，沒有錢去賄賂出獄；他的所謂朋友是冷血的，沒有人去給他說話；他的地位不高，勢力不大，也驚動不著那些達官貴人去疏通；渴望人間溫暖的司馬遷，自此以后，卻只好時時看一些冷酷的獄吏的面孔，處在冰濕而凄慘的囹圄中了！
更不幸的是第二年。雖然在有一個時候武帝悔悟過來了，他說應該讓李陵先出塞，以后再叫路博德去接應就好了，上次只因為給路博德的命令太早了，所以有了讓一個老將賣弄奸猾的機會，于是一面賞賜逃回來的李陵部下，一面又叫因杅將軍公孫敖去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可是誰料公孫敖毫無成功，并且從一個捕得的俘虜的口里，所說李陵在教匈奴練兵，準備和漢軍對敵了。漢武帝得了這個報告，益發怒不可遏，立刻把李陵的全家，什么母親、弟弟、老婆、孩子，統統殺了。同時叫司馬遷也受了腐刑(2)。
這在司馬遷是再奇恥大辱也不過的了！所以后來司馬遷一再沈痛地說：“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又說：“禍莫慘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宮刑，刑馀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更說：“夫中材之人，事有關于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他現在直然是“閨閣之臣”了，在“身殘處穢”中，孤寂而抑郁，腸一日而九回，臥立都是恍惚的，出了門，也不曉得到那里去，總之，他是陷于最大的悲憤和恥辱中了！
他覺得也未嘗不可以自殺，可是他想到他的文學天才，還沒有表現出來，那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記》，也還沒有脫稿，他于是倔強而堅忍地，“就極刑而無慍色”了！
在這時，司馬遷并轉而悟到古人的一切著作正都是產生在苦痛和寂寞里，在郁結而不通的時候，只好“述往事，思來者”；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只好“垂空文以自見”了！
司馬遷的受刑，在他個人當然是一個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而加上濃烈的苦酒，那味道卻特別叫人容易沈醉了！又像音樂中由之而加上破折、急驟、悠揚的調子，那節奏便特別酣暢淋漓，而沁人心脾了！
司馬遷這一年三十八歲，距他父親之死已有十三年，距他身為太史令恰在十年以上，可知他那慘澹經營的《史記》已有十馀年的時光，恐怕業已成了大半了。但受此刺戟以后，卻恐怕更思如泉涌、筆如奔馬地加速完成起來了。
至于李陵這一次全家被族，事后證明也仍是冤枉，因為那個教匈奴練兵，準備和漢軍對敵的，并不是李陵，乃是另一個降將李緒。李陵痛心于因李緒受禍，便使人把李緒殺了。后來到了武帝死后，昭帝既立，霍光和上官杰輔政當權，他們和李陵素來是不錯的，便派李陵另一個老朋友任立政去招李陵。任立政到了匈奴那里，單于置酒招待，可是沒法和李陵私談，便只好給了李陵幾個眼色，故意用手摩了好幾回刀環，又抓了抓腳，暗示他可以歸還。李陵等也有一次慰勞他們，任立政便乘機大聲說道：“漢朝已經大赦了，中國很安樂，主上也還年少有為，現在霍子孟、上官少叔（霍光和上官杰的字）主持一切呢！”李陵很默然，過了一會，拍著自己的頭發說：“我已經改了裝束了！”又過了一會，座上的降將衛律（本是胡人）退去，任立政便又說：“少卿（李陵字）也太苦了，霍子孟、上官少叔都問候您！”李陵說：“他們兩位還好么？”立政說：“只等你回來，一塊享富貴呢。”李陵叫著任立政的字道：“少公，回來容易，就是怕再受辱！”話沒說完，退去的衛律又回來了，把這話也聽見了一些，便說：“李少卿是能干人，不只在一國立功。范蠡還曾遍游天下，由余不也是由戎入秦么？你們有什么話說得這么親熱！”這樣，席便散了，立政又跟在李陵身后說：“有沒有意呢？”李陵說：“大丈夫不能再受辱。”于是李陵仍然留在匈奴那里（前后二十六年），到元平元年（公元前七四），病死了。
李陵案給司馬遷的印象太深，有意無意間，他的整部《史記》里，都有這件事的影子。在《馮唐列傳》里，馮唐說文帝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那一段話是：“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后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云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云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這里的魏尚，還不是像李陵么？這里的文帝，還不是如武帝么？司馬遷生怕這樣還不大明顯，更在贊里說：“馮公之論將卒，有味哉！有味哉！”直然是責呼武帝而為李陵伸冤了。
又如《王翦列傳》中說：“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其后受其不祥。”這還不是隱約間指李陵么？《穰侯列傳》中說：“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于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于羈旅之臣乎？”人臣之受毀是太容易了，這也有李陵案的馀波在蕩漾著。更如《主父偃列傳贊》中說：“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這和公卿大夫起初為了李陵而向皇帝奉觴上壽，到后來“舉事一不當”，這般“全軀保妻子之臣”，就“隨而媒孽其短”，不也太相似了么？
此外《伍子胥列傳贊》中所謂：“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況同列乎？”不啻是自己受了迫害以后的一種泄忿，所謂“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叟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也正是自己發憤著書的心情的剖解。至于《虞卿列傳贊》中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后世云。”尤容易讓人想到，這里所謂料事揣情之工，是說自己并非見不到要受禍，而不忍魏齊，是說自己對李陵終于不忍不為一言，而窮愁著書，就又是自己越發埋頭寫《史記》了。
大概自從李陵案以后，司馬遷特別曉得了人世的艱辛，特別有寒心的地方（如賞識韓信，勸高祖登壇拜將的是蕭何，騙了韓信，使之被斬的，卻也是蕭何），也特別有刺心的地方（如李同告訴平原君的話：“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得耳”），使他對于人生可以認識得更深一層，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潔，更峻峭，更濃烈，更郁勃，而更纏綿了！——這也就是我們在《史記》里所見的大部分的司馬遷的面目。總之，這必然發生的李陵案，乃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味料了，他的整個性格是龍，這就是睛！
六 兩個英雄的晚年
在司馬遷受刑的這一年，漢武帝六十歲了。這老英雄也已經是到了垂暮了！
到了垂暮之年的人，先是背戾，后是寧靜。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八）的三月，武帝仍巡幸，到了泰山。方士們一般迂怪的話，已為漢武帝所厭倦，不過卻仍然希望能到海里，找到蓬萊，遇到神人，像鴉片的吸食者一樣，一時未能戒絕而已。司馬遷既然入獄受刑，所以這一年，他沒跟著。
天漢四年，又大征匈奴，主將是李廣利，可是沒有什么大成就。
司馬遷入獄后的第四年是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六月有大赦。司馬遷因此便出獄了，這時他年已四十歲。出獄之后，被任為中書令，中書令就是中官——宦官——而任尚書事者，對外是接受尚書之事，對內則奏之于皇帝，一切詔奏機密都要經過他的手。就官說，比太史令還闊一些，未嘗不可稱得起“尊寵任職”（《漢書》本傳）的，但是和宦者同官，也就仍是大大的侮辱了。
司馬遷無論在獄中，或在當中書令，當然不會忘掉他的著述。也許這時正是他寫作最勤快的時候了！
從太始二年到太始四年，武帝又有巡幸之事，司馬遷也又都扈駕相從。二年，到回中；三年，幸東海，登之罘（現在山東的煙臺），浮大海而還；四年，春天三月到泰山，十二月到雍，又到了西邊的安定（現在甘肅固原），北地（現在甘肅東北角環縣）。在這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司馬遷年四十三，有《報任少卿書》。這是因為在司馬遷剛為太史令時，曾有援引朋友出仕的念頭，現在既出獄當中書令，所以任安遂給他信，又叫他推賢進士了。殊不知現在已不是二十八歲時的司馬遷了，他在悲憤之馀，除了著述以外什么心也淡了，他的答書里有：“若仆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馀，薦天下豪俊哉！……鄉者，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他覺得應該薦士的時候早已過了。信中所謂“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就是指春天扈駕泰山之事，所謂“仆又薄從上上雍”，就是指十二月隨從到雍之事。至于信中“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恐卒然不可為諱”數語，卻并非指太子獄，因為那一年并沒有巡幸泰山及雍之事，就武帝的話看，“任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田叔列傳》后，褚先生所記），則任安之抱不測之罪，固不止一次，至于這一回原因何在，我們卻也不能詳悉了。
司馬遷四十四歲這一年（征和元年，公元前九二），武帝已六十六歲了。晚年的武帝，對選擇人的標準已與前不同。這時趙王死了，趙王之子淖子，武帝聽說他“多欲”，便說：“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沒有立。立的是昌，原因呢？是因為他“無咎無譽”。這不啻是開始對過去自己的檢討之反映了。這一年有所謂巫蠱案，據說丞相公孫賀之子敬聲和武帝之女陽石公主私通，他們在路上埋了些木偶人，準備詛咒武帝。這很像大觀園里到了衰敗的時候一樣，一切妖妄便都出現了。
到了第二年，便把公孫賀父子及其全家殺了。陽石公主等也因巫蠱伏誅。不過這事情在后來又牽涉到太子。太子戾是武帝年二十九歲時所生的，本來很為武帝所喜愛，但長大了，因為有些仁恕溫謹，武帝覺得他的才能趕不上自己，太子有些不自安，可是武帝仍然對衛青說：“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后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這樣也就沒有什么芥蒂了。太子又每每諫伐四夷，武帝就笑道：“吾當其勞，以逸遺子，不亦可乎？”大概武帝的作風是嚴刻的，太子的作風是寬厚的，因此素來寬厚的大臣就多半擁護太子，而一般喜歡用嚴刑峻法的大臣就多半加以毀壞了。前者無聯絡，后者有黨羽，于是說太子壞話的便多起來。起初，武帝還不十分相信，到了這時，巫蠱案既起，在宮中的女巫很多，每每叫人埋木偶，作為報仇消恨的手段，當時后宮及大臣因而被殺的已有好幾百人。武帝被這事鬧得身體也很壞，白天便也常做夢有數千木人來挑戰，同時武帝也漸漸多怒善忘了。這時有一個督察貴戚近臣的直指繡衣使者江充，想借巫蠱案排除異己，收捕驗治，因而處以死刑的，多到數萬人。他最后往皇后和太子的宮中去掘地，掘得連放床的位置都沒有了，他說木人最多的就是太子，并且說太子還有無禮的話寫在絹帛上呢。太子也害怕起來，恐怕武帝已在甘泉病篤，所以奸臣才敢如此悖亂，因而親自把江充斬了。這時宣傳著太子已有反心，武帝也大怒。于是武帝的兵和太子的兵在京城里大戰起來，戰了五日，又死傷數萬人。這時武帝也從甘泉趕回來了，太子兵敗出走。司馬遷的朋友田仁和任安，便都是因為這事被腰斬的。太子出走以后，逃到湖縣泉鳩里（現在潼關以東閿縣之地），因為搜捕得急，自縊了。
有太子兵事這一年，是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司馬遷年四十五。次年為征和三年，這一年李廣利帶兵七萬，出五原，擊匈奴，兵敗而降。這是《史記》中所記最晚的可信為出自司馬遷手筆的事，可能司馬遷就是在這一年死去的，那末他只是活了四十六歲而已了。這時距《報任少卿書》已有四年，那時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可知他在就極刑（三十八歲）之前，百三十篇的《史記》組織，雖早已粗具，但到了《報任少卿書》（四十三歲）時，還沒有完成，更沒有藏傳，大概完成就在現在這四年間。《史記·自序》中又說：“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書的字數都計算出來了，書是完成無疑，而且“副在京師”，可見在生時已不止一個抄本。《自序》可能就是作于征和三年（公元前九○）的，那最后的話是：“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大有書稿寫成后，擱筆而躊躇滿志的愉快在！
四十六歲以后的司馬遷如何，我們卻一點也不曉得。他是自殺還是病死？我們也沒有絲毫記錄。以他的倔強，自殺也很可能。他覺得任務已了，或者就不必茍活了的吧。——《史記》的創作，差不多占了他半生！
那活了七十一歲高齡的漢武帝，再過了四年，也長眠了。武帝的最后幾年，理智很澄澈。在征和三年，他的游興并不衰，到了雍，到了安定北地；因為想到太子無辜，蓋了一個思子宮，并在閿鄉太子自殺的地方建歸來望思之臺，這也夠傷心的了！這時武帝六十八歲了。次年征和四年，武帝再到東萊、海上并泰山，舉行最后的封禪。他告訴大臣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最后對方士也不信了，一律遣散。這時有人建議屯田輪臺（在新疆迪化西南），武帝也失掉了興致，認為：“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遂，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為！”自此以后，對國家便只在休息富養，也不再出兵了。再一年是后元元年（公元前八八），武帝到了甘泉、安定。武帝想立鉤弋夫人之子弗陵為太子，因為他年幼，便讓人畫了一張周公負成王朝諸侯的圖給霍光，霍光是一個忠厚老實人，當時并不曉得是何用意。過了幾天，武帝便把鉤弋夫人叫來了，忽然賜死，鉤弋夫人百般請罪，也還是沒赦。別人都很奇怪，立她的兒子，為什么殺他的母親？武帝說，這是因為主少母壯，怕再有呂后之禍！這代表了遠見而慘忍的武帝作風之最后表現，這時武帝年七十。第二年，武帝在甘泉官，朝過諸侯王，又到了盩厔（在長安之西），這是這位老英雄的最后旅行了，即在這里長逝。死以前，以沈靜詳審的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篤慎的金日為車騎將軍，武帝晚年的擇人和以前多末不同！
武帝的長處是聰明、決斷，而且守法。他的妹妹隆慮公主之子昭平君犯了法，終于定了死罪，他說：“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女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所以就在悲哀不能自止之中而行法了。
武帝的確是一個英雄，他的一生像幾幕劇。前幾幕那樣威風浪漫而奇幻，后一幕卻是這樣寧靜而澄澈了！
在武帝這樣一個英雄之旁，卻又有一個可以把武帝譏諷得哭笑不得，玩弄于筆頭之上的，這就是司馬遷！他們的生命，差不多是相為終始的。說是講他們的晚年，這有點錯，司馬遷似乎并沒有到晚年，他是圓滿地在精壯的青春中結束他的生命的，漢武帝在精神上也始終是富有活力，最后還不失為一個大政治家的手腕，最后還在奏那求仙漫游的尾聲，也何嘗有晚年？——這時是浪漫的大時代，他們都是浪漫精神的象征，浪漫精神原是只有青春，而無所謂衰老！
【注釋】
(1)中華書局本《史記》此句作“豈非以勢利交哉”。——編者注
(2)據荀悅《前漢紀》卷十四及王國維《太史公系年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