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之部
甲集敘目
許慎《說文解字敘》
朱筠《重刻許氏〈說文解字〉敘》
江聲《六書說》
章炳麟《小學略說》
章炳麟《理惑論》
姚華《說文古籀補補序》
楊蔭杭《挨及[1]文與華文同源說》
右文六家，所以辨章小學之源流者也。往者南皮張之洞言：“讀古經古子，宜先識古字。下筆宜寫今字，而讀古書必識古字。讀書吟詩可用今音，而讀古書必審古音。語言筆札可用今義，而解古書必用古義。識古字之形，曉古語之聲，乃能明古書之義。大率字類定于形，字義生于聲。知古字之形，則可覺今形之非。知古讀之音，則可訂今音之訛。故形聲為識字之本。”見《軒語》。小學者，蓋識字之學也；故以甲于編首焉。小學之書，本之許慎。今錄許慎《說文解字敘》，所以明小學之所宗。錄朱筠《重刻許氏〈說文解字〉敘》、江聲《六書說》，所以析《許書》之條例。錄章炳麟《小學略說》，所以闡小學之內涵。錄章炳麟《理惑論》、姚華《說文古籀補補序》，所以窮小學之流變。而以楊蔭杭《挨及文與華文同源說》殿焉，將以擴小學之途徑，博意趣于斯文。其詳不可以具論；然而博也嘗聞其略也：言小學者兼文字之形、聲、義三者而言。許慎《說文解字》，則形書也；自敘歷舉古文、奇字、大篆、小篆、隸書、刻符、蟲書漢曰“鳥蟲書”、摹印漢曰“繆篆”、署書、殳書、草書之十一體，而著見者三種：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敘稱“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可見其大體不離古文而改者少也。又稱：“秦始皇帝兼天下，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則所改頗多。然“頗”字之上，加以“或”字；可見小篆之于古籀，或仍或省改，而不必盡省改；其仍者十之七八，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許君書敘篆文，合以古籀。仍，則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省改，則古籀非小篆也；則更出曰“某古文某”，或“籀文某”，如“弌，古文一”，“，籀文蓐從茻”之屬；是也。此外又有所謂奇字者，《說文》厪兩見：“幾”下云：“古文奇字人也。”“無”下云：“奇字無也。”《敘》所稱“即古文而異”者也。然自清儒據出土之金文，籀《說文》之字體，而闡“許學”者乃辟一新途焉！按許君《敘》稱：“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厄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然則考文者，搜山川之鼎彝，證六書之古籀；固許君之家法也！漢以后，彝器之出，自宋始盛；而宋人所錄金文，其書存者，有呂大臨、王楚、王俅、王厚之諸家，而以薛尚功《歷代鐘鼎款識》為最著。然薛氏之旨，在于鑒別書法，而非斠校許書。迨清之乾嘉，言許學者大盛。《說文》十四篇校訂、注釋、考證之作朋興；而研討篆籀，多搜證于鼎彝。儀征阮元遂集諸家拓本，賡續薛書，撰《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南海吳榮光有《筠清館金石文錄》，亦以《金文》五卷冠首而先行世。阮氏所錄既富，又萃一時之方聞邃學以辨證其文字，故其考釋精確，率可依據。吳氏釋文，蓋仁和龔自珍所撰，孤文碎誼，偶窺扃奧，自詡冥合倉籀之指，而鑿空繆，見譏博物，往往有焉！道咸以后，名家者有海豐吳式芬、濰縣陳介祺、吳縣潘祖蔭、吳大澂及福山王懿榮等；而式芬有《攟古錄金文》，介祺有《簠齋吉金錄》，祖蔭有《攀古樓彝器款識》，大澂有《愙齋集古錄》，搜采咸稱精博；而其考釋文字，多一時師友互相賞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惟古器日出，時多異文；而考文者，其初援許以釋器；既乃因器以疑許。于是武進莊述祖撰《說文古籀疏證》，吳大澂撰《說文古籀補》，瑞安孫詒讓撰《古籀拾遺》、《古籀馀論》，以及晚近閩縣林義光撰《文源》，黃縣丁佛言撰《說文古籀補補》，東莞容庚撰《金文編》，所不知者，蓋尚缺如。而依據金文，訂補許書，遂蔚成一時之風尚焉。夫許君得山川鼎彝以證古文；而近儒即據后出彝器以難許書，乃云：“李斯作篆已多承誤，叔重沿而不治。”獨余杭章炳麟博學通人，不憙時論，信許書以不祧，陳彝器之可疑；作《理惑論》，猶曰未足，重著其說于《文始敘例》。自是譚小學者有宗許、訂許之殊。蓋章炳麟者，固宗許之大師；而訂許之名家，并世當推上虞羅振玉、海寧王國維二氏。然羅、王二氏之所以訂許者，又非鼎彝而為甲骨。甲骨者，光緒戊戌、己亥間，河南安陽縣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為水嚙而崩，得龜甲牛骨，鐫古文字。羅氏考其地環洹水三周而居，即《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上”，因名所得曰“殷虛甲骨文”；謂殷商貞卜文字之遺也。福山王懿榮、丹徒劉鶚始收藏之；而劉氏為夥，選拓成書，曰《鐵云藏龜》凡十冊。后鶚死，英人哈同得其所藏八百片，影行《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則又出《鐵云藏龜》之外者也。然尚不如羅振玉所藏之為尤夥！傳者謂有三萬片。其拓墨影行成書者，有《殷虛書契前編》八卷，《后編》二卷，《殷虛書契菁華》一卷。所刻皆殷先王卜占、祭祀、征伐、行幸、田獵之事，其文字之數，比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于文字學者尤大。惟事類多同，故文字亦有重復。《鐵云藏龜》未及別白；而羅氏之編，則分別部居，祛其重復，精審固視《鐵云藏龜》過之！而瑞安孫詒讓先就《鐵云藏龜》考其文字，成《契文舉例》二卷；而《名原》之作，亦多根據甲文；雖創獲無多，而殷虛文字研討之涂，實自孫氏發之！然亦不如羅振玉、王國維之后來居上！振玉有《殷商貞卜文字考》、《殷虛書契考釋》、《殷虛書契待問》。國維有《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而其中足以訂補許書者約有五事：一曰：“甲骨文之不見《說文》者幾及千字，可以補許氏之所未備”也。二曰：“甲骨文之與《說文》形體不同者，可以斠正許氏之謬訛”也。三曰：“甲骨文有與大篆、小篆相同者，可以證籀、斯之或異或頗省改，不過董理前文，而匪師心自用，仍舊貫者亦不少”也。四曰：“甲骨文之象形，恍若圖畫，可以悟象形之所由名”也。五曰：“甲骨文之會意，有殊體而實一字者（例如牢之從牛從羊，或殊體而實一字），亦可以拾許氏之遺”也。論者多以為發千古文字之秘藏！獨章炳麟猶盛疑之；謂：“《周禮》釁龜，未聞銘勒。其余見于《龜策列傳》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禮，梁卵之祓，黃絹之裹，而刻畫書契無傳焉。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壞！堊質白盛，其化非遠；龜甲何靈而能長久若是哉？”見《理惑論》。然則地藏所發，訂許者崇為鴻寶；宗許者疑為雁器。取舍不同，亦勢然也！惟章炳麟之治小學，實以音韻為骨干，通其殊變；然形體或非所長！獨推稱邯鄲淳書《正始三體石經》，謂“通許氏字指，其間殊體，庶可采錄。”見《文始·敘例》、《理惑論》。而其以《三體石經》訂正許書傳寫之訛者，則有無錫丁福保，得洛中新出土拓本六頁，以證許書之“甲”從“十”而非“ㄒ”，“”為“由”而非“”，“四”之古文為“”，“文”之古文從“心”。其大指以為“十為古文甲字，即押字，今田父野老猶習用之。石經《尚書》有‘祖甲’、‘大甲’兩‘甲’字，皆作‘’；而后知《說文》甲、早、卓等字體作‘’不作‘’之為傳寫訛也！《說文》苗、迪、胄、笛、宙等三十一字，皆從‘由’，而正文無‘由’字。今按石經《尚書》‘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天不可信我迪惟寧王德延’，凡‘迪’字中之‘由’，皆作‘’，而后知《說文》卷十二下‘東楚名曰由象形’；由聲近，正合方言音轉而變；而大小徐以‘’作‘’音作‘側詞切’者誤也！孫詒讓《名原》謂：‘《說文》四字，古文作，籀文作。考金文、甲文皆作，要以積畫為近古，未必皆出史籀后。疑為古文，為籀文，許書傳寫誤易耳。’今考《三體石經》古文四字正皆作，而后知孫說之不刊！吳大澂《字說》謂：‘《尚書》寧人之寧，乃文字之誤。’歷舉古文文字有從心者，與寧字相似。今考石經‘寧’之古文，確可為‘文’字之變形，而后知吳說之不刊！”見《說文解字詁林》后序。雖聲名不如羅、王二氏，然亦當代訂許之一家也！然丁氏之所以訂許者，蓋取資于《三體石經》者少，而資之唐僧慧琳、遼僧希麟正續《一切經音義》引許書者多；據以補《說文逸字》，補《說文》說解中奪字，補《說文》說解中逸句，訂正《說文》說解中刪改之句，訂正《說文》說解中傳寫之訛，考訂《說文》某聲，具見《一切經音義匯編自序》。惟丁氏之旨，在讎正許書寫刻之訛奪而已，與莊述祖、吳大澂以下諸人之致難于許者意又有殊。丁氏誦許書三十年，搜藏許學之書，自南唐大小徐以迄晚近章炳麟、羅振玉、王國維諸家，積七百余卷，依許書次第，逐字編注，纂《說文解字詁林》五百余卷，而孜矻未有已。蓋吾鄉人之劬于許學者，莫之或先也！余籀誦許書，未遑博涉，粗述誦覽，以當啟蒙而綴寫目之后。
許慎《說文解字敘》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事，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后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童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征禮等百余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博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悟不諭，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十四篇以下八十二字，本在第十五下篇，今移置此，以便誦解）。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
考證：
黃帝之史倉頡。〇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倉’或作‘蒼’。按《廣韻》云：‘倉姓，倉頡之后。’則作‘蒼’非也。”東莞容庚《金文編自序》曰：“古之作書者，世傳自倉頡始。《荀子·解蔽篇》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五蠹篇》曰：‘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背厶謂之公。公厶之相背也，乃倉頡固以知之矣。’《呂氏春秋·君守篇》曰：‘倉頡作書。’是皆言倉頡作書，而不詳其為何代人也。寖假而《說文敘》言‘黃帝之史倉頡’，《論衡·骨相篇》言‘倉頡四目為黃帝史’矣。考‘倉頡’二字，《說文》：‘倉，從食省，口象倉形。’‘頡從貢，吉聲。’一為會意兼象形字，一為形聲字，皆非初文所宜有，則倉頡之有無其人未可知。”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〇吳縣江聲據此以斷“六書始于造字之初”，詳見所著《六書說》。不惟揆之進化之順序為不可通，且非許君《敘》本意如此。蓋“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句，明與“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句為對文，而指“倉頡以后”，敘意甚明。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倉頡有指事、象形二者之文而已。其后文與文相益而為形聲，為會意，謂之字；如《易》本只八卦，卦與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也。”此說得之。
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〇安邱王筠《說文釋例》曰：“形聲之江、河兩字，工可第取其聲而已，毫無意義，此例之最純者。推而廣之，則有兼意者矣。義寄于聲，誠為造字之本，亦為用字之權。”博按：王氏既謂“義寄于聲，為造字之本”，是固明明知聲義相連，聲中有義，義在聲中；乃謂“形聲字毫不取義者，為形聲最純之例”，斯蓋忽視許君“以事為名，取譬相成”之說而未之思耳。夫事之與名，一理相通，乃賓實之異；義不可通，何能取譬？意不可合，安得相成？準許之言，無聲不義。誠以言語之起，先于文字。文字之起，依于聲音。若事不相通，義不相成，古文又安得取譬同一之聲以為名乎？此聲義不可相離之理也。但義之所涵者廣，猶物形之具六面，故一字引伸得兼多義；相字而合，各有攸宜；然亦殊途同歸，不背其本。江、河從工、可得聲，亦有取譬之義，匪如王氏所謂“第取其聲，毫無意義”也。考“工”訓“巧飾也，象人有規榘”，段玉裁注：“直中繩，二平中準，是規矩也。”然細審其形，有縱橫之象。且匠人飾物而施規矩，其畫式也，必先橫而后縱，核其行事，與象實同。長江之水，一瀉千里，橫亙中國；故江從工得聲，取譬“橫亙”之意也。其他若“虹”、“扛”、“杠”、“”、“項”從“工”得聲者，皆取“橫亙”、“亙直”之義。“訌”從“工”得聲者，取“縱橫不一”之意。工字橫即句，豎即股；凡工之事，一規巨盡之；圓出于方，方出于巨，巨之法，一句股盡之，故“巨”從“工”而訓“規巨”也。河從可得聲；“可”訓“肎”，有委曲相從意。可從ㄛ得聲；ㄛ，反ㄎ也，讀若呵，謂氣之舒也；氣之舒出也，其形詰詘，故“可”有“委曲銜接”之意。黃河九曲，不似長江之橫直，故從“可”得聲。其他若“疴”、“何”、“砢”、“奇”皆取象于“委曲”。“軻”則取“委曲銜接”之意。“妸”則取義于“委曲隨從”。何謂“第取其聲，毫無意義”耶？試再舉例以明之。如“仲，中也，從人，中聲。”《釋名》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衷，里褻衣也，從衣，中聲。”“忠，敬也，從心中聲。”《論語》“忠恕而已矣”，《皇疏》謂“盡中心”。此取譬“中聲”而其義相成者也。“延，正行也，從辵，正聲。”“証，諫也，從言，正聲。”按証亦為證，證必得其正也。“政，正也，從攴，正聲。”《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此取譬“正聲”而其義相成者也。“諏，聚謀也，從言，取聲。”“聚，貪也，從，取聲。”“娶，取婦也，從女，從取，亦聲。”此取譬“取聲”而其義相成者也。然則形聲之聲，取譬同義；而義在聲中，匪無意義也。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〇博按：轉注之說有三：（一）部首之說。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耋，有壽，有耄，又孝子養老是也。‘一首’者，謂此孝等諸字，皆取類于老，則皆從老；若松柏等，皆木之別名，皆同受意于木，故皆從木，后皆象此。轉注之言，若水之出源，分歧別派，為江為漢，各受其名，而本同主于一水也。”此義最古。其后清儒江聲襲其說，以為“‘建類一首’，即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而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即‘同意相受’。”詳見所著《六書說》。自書勒石，謂發千古不傳之秘，而不知為徐鍇所已言。蓋造字之初，苦難孳乳，依類象形以立一部首，而其后同類之字，即依之以形聲相益，而生生不窮矣！此轉注之所以為六書之妙用也。（二）互訓之說。義稍后起。清儒戴震《答江慎修論小學書》曰：“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為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為注，互相為訓，古今語也。《說文》于‘考’字訓之曰‘老也’；于‘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者，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段玉裁注：“轉注，猶‘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交輸互受也。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也。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漢以后釋經謂之注，出于此。”即本戴氏之說。信如所言，則是數字而當一字之用也。古人造字不多，雖必不可缺之字，不周于用，而其體無從生，猶將依聲托事，假借以濟其窮，豈有數字同義而造以當一字之用者乎？此不可通之說也。然近儒儀征劉師培猶盛推衍其說而為之辭，謂：“上古之時，一義僅有一字，一物僅有一名，后因方言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義同而形不同，音必相近。戴氏所謂‘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者也。”劉氏又舉《爾雅》為證；謂：“《爾雅·釋詁》于字之一義數字者，互相訓釋，即為轉注之公例，然音概相近。如哉、基、胎皆訓為始，洪、龐、旁、弘、穹、戎六字皆訓為大，而音多相近。”夫以《爾雅》為轉注之書，本是戴、段舊說。然按之《爾雅》，初、首、肇、祖、元、俶、落、權、輿九字與哉、基、胎三字同訓為始，而音不近于始，且不必互相近。洪、龐、旁、弘、穹、戎六字皆訓為大，而音不必近于大；且龐、旁二字之音，又不必與洪、弘、穹、戎相近。則是義同而形不同者，音不必相近也。（三）聲類之說，最為新義。近儒余杭章炳麟《轉注假借說》曰：“許君‘建類一首’四字，‘類’為‘聲類’，鄭君《周禮序》云‘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老同在幽類，其義相互容受，其音小變；按形體成枝別，審語言同本株，雖制殊文，其實公族也。非直考、老，言壽者亦同；《詩·魯頌·傳》：壽，考也。考、老、壽皆在于幽類。循是以推，有雙聲者，有同音者，其條例不異；適舉考、老疊韻之字以示一端，得包、彼二者矣。”因歷引字之相互訓者，如“霽”與“霋”，《說文》：霽謂之霋。庸與用，標與杪，《說文》：標，木杪末也。杪，木標末也。晏與嚥，《說文》：晏，天清也。燕，星無云也。聾與慴，壵與堯，《說文》：壵，土高也。堯，高也，皆疊韻也。屏與藩，雁與鵝，亡與無，謀與謨，媼與嫗，爨與炊，皆雙聲也。其訓詁相同，而聲音相轉，為一語之變，若是者謂之轉注。類謂“聲類”，不謂“五百四十部”也。“首”謂“聲首”，不謂“凡某之屬皆從某”也。蓋仍推衍戴、段互訓之說而以為“建類一首”者，蓋立一聲類以為之首。“首”者今所謂“語基”，其后雖因雙聲疊韻，輾轉遞變，而總不離此語基也。視戴、段之說為博通矣！然博以為不如部首之說于許君《序》為有據也。許君敘五百四十部部首而卒言之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所以發凡起例，明無背于轉注之法，而重申“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指也。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非所謂“建類一首”者耶？曰“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非所謂“同意相受”者耶？曰“據形系聯”，則非“聲類”可知。故曰“不如部首之說于許君《敘》為有據”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〇海寧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班《志》、許《序》以史籀為周宣王太史，其說蓋出劉向父子。考《周禮·春官》大史職、小史職、內史職，古之書皆史讀之。《說文》云：‘籀，讀也。’又云：‘讀，籀書也。’籀書為史之專職。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此古書之通例。‘大史籀書’，猶云‘大史讀書’；《太史公自序》言‘紬石室金匱之書’，猶用此語。劉、班諸氏不審，乃以史籀為著此書之人，其官為大史，其生當宣王之世。”其說新穎可喜。然博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載“《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舉凡作者之仕歷，篇數之存亡，暨于字體之奚異，罔所不備悉；是豈得曰不審《史籀篇》者？許君《序》稱：“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王氏言：“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見王氏《說文所謂古文說》。則是許君之見《史籀》九篇而審其與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王氏且明言之矣。蓋劉、班、許及見《史籀篇》原書，而王氏則就《說文》所存《史籀篇》遺字而為臆測之辭；其曰“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曰“蓋云”，蓋亦存疑而未敢論定之云焉爾。假如王氏所說“《史籀篇》之首語曰‘大史籀書’”，開宗明義，展卷可知；而“籀”、“讀”互訓，即出《說文》；許君豈如師丹之善忘，而胥待王氏千載以后之提命者？至王氏謂“《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然古人著書，以作者姓名爵謚題目；此亦古代書名之通例。而據《漢書·藝文志》所睹記：六藝則有《易》之《孟氏京房》十一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禮》之《曲臺后蒼》九篇。諸子則有儒家之《子思》二十三篇，《李克》七篇，《寧越》一篇，《公孫固》一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道家之《伊尹》五十一篇，《辛甲》二十九篇，《力牧》二十二篇，《曹羽》二篇；陰陽家之《公孫發》二十二篇，《南公》三十一篇，《張蒼》十六篇，《馮促》十三篇，《周伯》十一篇，《公孫渾邪》十五篇；法家之《晁錯》三十一篇；名家之《鄧析》二篇；縱橫家之《龐煖》二篇，《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由余》三篇，《尉繚》二十九篇，《東方朔》二十篇，《公孫尼》一篇；農家之《董安國》十六篇，《氾勝之》十八篇，《蔡葵》一篇。兵書則有權謀之《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娷》一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韓信》三篇；形勢之《蚩尤》二篇，《孫軫》五篇，《繇敘》二篇，《王孫》十六篇，《尉繚》三十一篇，《李良》三篇；陰陽之《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鬼容區》三篇，《東父》三十一篇，《萇弘》十五篇；技巧之《五子胥》十篇。數術則有五行之《猛于閭昭》二十五卷。凡六十家（龐暖、尉繚、力牧、師曠、伍子胥重出者不計）。八百四十八篇二十五卷。其他著姓而冠以子或氏者，更難以仆數終也。此古書之以作者姓氏名號題篇者也。又六藝則有春秋之《太史公》百三十篇。諸子則有儒家之《魏文侯》六篇，《平原君》七篇；道家之《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陰陽家之《杜文公》五篇；農家之《神農》二十篇。兵書則有權謀之《廣武君》一篇；形勢之《魏公子》二十一篇；陰陽之《黃帝》十六篇，《風后》十三篇。凡九家三百二十五篇。此又古書之以作者爵謚官號名篇者也。至《史籀》十五篇，蓋古書之以作者之名題篇而冠以官位者；如此之類，蓋亦數見不鮮；諸子則有儒家之《周史六弢》六篇，原注：惠、襄王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博按：六弢，疑大弢之訛，史之名也。《莊子·則陽》有“仲尼問于大史大弢”，疑即其人也。《鉤盾兄從李步昌》八篇；宋祁曰：兄當作冗。道家之《郎中嬰齊》十二篇；陰陽家之《宋司星子韋》三篇；墨家之《尹佚》二篇；王國維曰：“尹字從又持丨，象筆形。持中為史，持筆為尹。內史之長曰內史尹，亦曰作冊尹，其職在書王命與制祿，命官；與太師同秉國政。故《詩·小雅》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見《釋史》。然則尹佚即尹佚也。縱橫家之《秦零陵令信》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兵書則有權謀之《大夫種》二篇；陰陽之《師曠》八篇；凡九家六十一篇。此古書之以作者之名題篇而冠以所官者也。曰史籀者，蓋史以著其官；籀以章其名，亦如《周史六弢》、《郎中嬰齊》、《尹佚》、《師曠》、《大夫種》諸家之比耳。奚獨以疑于史籀？考之記傳，言史某者不一：周有“史佚”見《周書·世俘》、《左氏·僖十五年傳》、《周語上》；“史扃”見《文選注》引《六韜》；“太史辛甲”見《左氏·襄四年傳》、《晉語》、《韓非》、《說林》；“太史周任”見《論語》、《左氏·隱六年傳》；“左史戎夫”見《周書》、《史記》；“史角”見《呂覽·當染》；“史伯”見《鄭語》；“內史過”見《左氏·莊三十二年傳》、《周語上》；“內史叔興”見《左氏·僖十六年、二十八年傳》，《周語上》；“內史叔服”見《左氏·文元年傳》；“太史儋”見《史記·老子傳》；“史大弢”見《莊子·則陽》；虢有“史嚚”，見《晉語二》；晉有“史趙”，見《左氏·襄三十年傳》；楚有“左史倚相”，見《左氏·昭十二年傳》；有“史皇”，見《定四年傳》；趙有“史墨”，見《昭二十九年傳》，其他類此者眾，罔不冠“史”以著其官，曰“某”以章其名，皆史籀之比也；奚獨以疑于史籀？使執“籀”、“讀”之互訓，而可望文生義，臆說史籀曰“太史讀書”；使持“佚”有放失之義，而說“史佚”曰“史闕文”；“扃”有“閉關”之義，而說“史扃”曰“史閉門”；“墨”有“書墨”之義，而說“史墨”曰“史書墨”；謂一切無其人，可乎？博按：劉向、歆仍父子相繼領校中五經秘書，見《漢書》本傳；《漢書·固敘傳》自稱“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而許君“以詔書校書東觀”，見許君《序》附《沖書》；豈皆不通古今者；其于史籀，表其官曰“太史”，著其生世曰“周宣王”，詞意鑿然，必有所據，未可以晚出意必之談而廢之也！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〇海寧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史篇文字就其見于許書者觀之，固有與殷周間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復，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篆文極近。至其文字出于《說文》者才二百二十余。然班固、許慎謂《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詛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奓、、四字，則同籀文。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西土之文字也。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后，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于秦之一證。”又《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曰：“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倉頡》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謂‘秦文’，即籀文也。六藝之書，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于秦，猶《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其書皆以東方文字書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謂之古文；而秦人所罷之文與所焚之書，皆此種文字；是六國文字，即古文也。觀秦書八體中有大篆，無古文，而孔子壁中書與《春秋左氏傳》凡東土之書，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識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自秦滅六國以至楚漢之際，十余年間，六國文字，遂遏而不行；漢人以六藝之說，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日所已廢，故謂之古文。此語承用已久，遂若六國之古文，即殷、周之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許叔重《說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博按：王氏謂“秦之小篆，本出大篆”。《漢書·藝文志》暨許君《敘》稱“秦丞相李斯等所作《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省改，或復頗異”，敘次本自明白。而許君《敘》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廁之六書既備之后，著于周宣王之世，而又為秦篆之所本；則王氏所稱“《史籀》體勢，上承石鼓，下近秦篆，與篆文極近”，亦固其所，無足怪者。惟《漢書·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而王氏乃強改之曰：“《史籀》一書，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言何據。博按：保氏教國子六書，著于《周官》，而《禮記·內則》亦載“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書謂六書；則是周制教學童文字六書，典籍有征。而秦人虜使其民，并心于進取，未嘗以文教為意；何有作史籀以教學童之事？斯為不根之譚，奚待論者？至王氏謂“古文籀文，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蓋以“六藝之書，皆書以東方文字，即古文，行于齊、魯，爰及趙、魏而罕流布于秦；猶《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漢人以其用以書六藝，故謂之古文也。”斯尤鑿空無稽。而據博所睹記；則春秋、戰國之間，六藝之書，未嘗不流布于秦；而秦人未嘗艱通六國之文書。迨并天下以后，亦有書以秦篆之六藝，傳之其人，所謂今文家言者是也。何以知其然？按《史記·商君列傳》敘趙良見商君，再引“詩曰”，一引“書曰”；而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歟？”《樂書》：“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則是《詩》、《書》豈罕流布于秦而為所不稱說者耶？然李斯故楚人，而趙良或系六國人之客于秦者，未可為信。博又按之《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載“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注：“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則是秦人卜用《易》而《易》流布于秦之證也。《史記·秦本紀》“由余觀秦。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則是秦人稱說《詩》、《書》、《禮》、《樂》，而《詩》、《書》、《禮》、《樂》流布于秦之證也。又丞相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則是秦禁《詩》、《書》流布民間而故藏博士之證也。且《詩風》采《秦》，康公有刺；《書》終《秦誓》，以休繆公；皆在春秋之世；而《詩》、《書》序刪自孔子，六藝之文，亦有采及秦者；則是秦文流布東方諸國之證；而匪如王氏臆想“秦文《史籀篇》之不行于東方諸國，猶六藝之罕流布于秦”也。使如王氏所云“秦文《史籀》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則是東西二土，文字懸隔，而東方諸國之著書，當非秦人所能通其讀者。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敘韓非善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蠢》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按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其寫定著書，自當用王氏所謂“六國文字”即“古文”者。然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而嗟，未嘗如漢宣帝之以《倉頡》多古字而召通《倉頡》讀者，則是秦人未嘗艱通六國之文書也。且韓非之著書，尚或有人傳至秦，寧有久經流傳之《詩》、《書》、“六藝”而罕流布于秦者？意者王氏生今之世，徒見東西洋文字之不同，遂懸想春秋、戰國之間，東西二土文字之異，當亦如此。不知春秋百二十國，車涂同軌；下逮戰國七雄，合縱連橫，亦壤土犬牙相錯，匪近日東西洋之重洋懸隔可比。而會盟交聘之事，無日不書；亦未聞大夫出疆，國書載聘，有如今日之象鞮寄譯。孔子生春秋之季，尚曰“今天下，書同文”；而七國之所謂“文字異形”，當不過假省別體，大同小異；如后世所見鐘鼎、彝器、刻文之或體耳。許君《敘》稱“李斯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推言外之意，當必有七國文字與秦文合者，不在斯所奏罷之列；以其或有殊體，而推厥所自，同用史籀也。按《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書同文字。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奏：‘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前后相距八年，方當李斯既奏同文字，未奏禁《詩》、《書》之日，《詩》、《書》傳誦民間，自當用秦文寫定之本；功令所在，可斷言者。考漢之今文《尚書》，出故秦博士伏生。《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稱“秦燔書盡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則歐陽、大小夏侯所傳，伏生藏壁二十九篇之無古字，與古文《尚書》不同可知。《史記·儒林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所謂“安國以今文讀之”者，《索隱》說：“安國以今文讎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蓋據古文《尚書》二十九篇之今文所有者，因以推定古文某形之為今文某文，逐字讎讀，明其大較；然后以讀今文之所無，而知二十九篇外之“逸書，得十余篇”；是即伏生壁藏于秦燔書之日，而漢興求之之所亡失，故曰“逸書”也。然則安國之“以今文讀”者，乃據伏生二十九篇今文以考讀《尚書》古文之字，而匪如王氏所謂“句讀之讀”。見王氏《史記所謂古文說》。《漢書·儒林傳》增一“字”字，曰“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意益明顯。又《藝文志》稱“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即《儒林傳》所稱“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者也。“今文”者，伏生二十九篇之寫定以秦篆書者也。則是《尚書》之有秦篆書本也。《藝文志》又敘“秦燔書，而《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則是《易》之有秦篆書本，與古文《易經》不同也。又《藝文志》稱：“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圣、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猶古文《尚書》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是高堂《士禮》十七篇之為秦篆書本，不同《禮古經》也。又《藝文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而“《經》十一卷”之下，注《公羊》、《穀梁》二家。《論語》“古二十一篇”，注“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孝經》“古孔氏一篇”，注：“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孝經》一篇”，注“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敘稱“《孝經》者，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則是《春秋》公羊、穀梁之二家《經》十一卷，《論語》之《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孝經》之長孫氏四家皆用秦篆寫定其書，不同壁中古文也。由是觀之：自李斯奏同文字之后，而孔氏壁中書未發以前，六藝之書，只有秦篆寫本；迨孔氏壁中書發于孝武之世，乃有古文本與秦篆本并行；而秦篆本謂之今文，以別于壁中書之古文；馬《史》、班《書》，臚敘甚明；何有如王氏所稱“漢人以六藝之書皆用古文”之事？王氏又謂“《藝文志·六藝略》諸經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別其家數，非以其文字”。見王氏《漢書所謂古文說》。此尤似是而非之談也。不知經學之所以別今古文者，其初本起于文字之不同而后因以別其學派。《漢志》所稱“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古文《尚書》者，出孔氏壁中，皆古字也”；“《孝經》長孫氏等各自名家，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所謂“古文”者，皆明指文字而言；豈如王氏所言“非以其文字”乎？斯又“遁辭知其所窮”者矣！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〇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博按：秦書八體不言古文者，自以古文之絕。許君《敘》上文明言“古文由此絕矣”。《太史公自序》曰：“秦撥去古文。”此亦“古文自秦絕”之一證。段《注》非是。
《尉律》：“學童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〇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籀文字數不可知。《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此‘籀’字訓讀書，與宣王太史籀，非可牽合。或因之謂‘籀文有九千字’，誤矣！”海寧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序》曰：“張懷瓘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適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解字》猶用其說。此蓋誤讀《說文敘》也。《說文敘》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且《倉頡》三篇僅三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
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征禮等百余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博士。〇博按：此可以證古文之在漢時，非盡人所能通讀。金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藝文志》曰：‘《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按云‘《倉頡》多古字’者，謂《倉頡篇》中大半古文大篆；‘俗師失其讀’者，失其音義也；‘正讀’者，正其音義。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杜業，字子夏，本魏郡緐陽人也；其母張敞女，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從業學問，亦著于世；尤長小學。業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于業、竦。《孝平紀》：‘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小學、《史篇》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王莽傳》曰：‘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庭中。’紀傳所說，正是一事。爰禮等百余人說文字未央庭中，正其時也。禮等通小學《史篇》文字者也。《史篇》，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蓋倉籀古文者，三代之所以，而秦之所廢絕；迨漢，俗師失其讀，故征能通讀者尊顯之以為罕貴也。乃海寧王國維作《史記所謂古文說》，謂：“武、昭以后，古文之書，學者如劉子政父子，皆未聞受古文字學而均能讀；是古文訖于西京之末，尚非難識。嗣是訖后漢如杜伯山、衛敬仲、徐巡、班孟堅、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之徒，皆親見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然未有苦其難讀者。是古文難讀之說，起于王仲任輩未見壁中書者；其說至魏晉之間而大盛；不知漢人初未嘗有是事。”此矛盾無稽之談也！使王氏之言而信，博誠不解《漢書·藝文志》所稱“《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者何指？“孝宣皇帝召通《倉頡》讀者”何事？而“張敞從受”又何為。王氏謂“劉子政父子未聞受古文字學”，獨不思張敞之“好古文字”，美陽得鼎，按其銘勒，而謙曰“臣愚不足以跡古文”。師古曰：“尋其文跡”，言跡古文之難也。見《漢書·郊祀志》；而其“從受通《倉頡》讀者”，則見《藝文志》及許君此敘，固人人之所熟聞也。寧獨張敞！《太史公自序》曰：“年十歲，則誦古文。”《漢書·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司馬遷受古文字學之證。《左氏傳》多古字古言（見《漢書·劉歆傳》），而司馬遷據《左氏》、《國語》見《漢書·司馬遷傳》，成一家之言；亦以古文誦習之有素也。不能以史不言“向、歆父子誦古文”，而沒“司馬遷誦古文”，“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張敞從受通《倉頡》讀者”三事置不提，而遽斷“漢人未嘗有古文難讀之事”。且王氏既謂“漢人初未嘗有古文難讀之事”矣，顧又曰“古文難讀之說，起于王仲任輩，未見壁中書者”。不知王仲任是漢人乎，抑非漢人乎？博按：《后漢書·王充傳》敘“王充字仲任，師事扶風班彪”。其著《論衡·正說篇》，謂：“魯恭王得百篇《尚書》于屋壁中，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自指壁中書初發見而未經孔安國讀以今文字之時而言；或者即本所師班彪之說。班彪者非它，班孟堅之父也；寧有如王氏所稱“壁中書或其傳寫之本”，班孟堅之所得親見；而王仲任與之同時同學，目未經見者？此又不可通之論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〇博按：許君此言，所以明《說文》所收古文之依據有自。其所依據者：一曰“壁中書”，二曰《春秋左氏傳》，三曰“郡國山川鼎彝”。而郡國山川鼎彝之所以可依據者，以“其銘即前代之古文”也。所以知“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者，以許君見“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而郡國山川所得之鼎彝，其銘“皆自”與“壁中書”、《春秋左氏傳》“相似”故也。“自”之為言自然相似，不待考釋也。“皆自相似”之“皆”，即“皆以古文”之“皆”；“皆”之為言，概“壁中書”、《春秋左氏傳》二者而言也；文氣直貫而下，連讀意自明，而鼎彝，漢之所得，史文可征者，《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敘“武帝即位；李少君見”。上有古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寖。”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師古曰：“刻，謂器上所銘記。”又《郊祀志》敘宣帝即位，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旗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又有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一事，以其文鏤無款識，故不識錄。許君《序》所謂“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者，正指此類而言。惟許君《敘》曰“亦往往”，蓋致言郡國所得之多，當不止此二事，而史佚不見。吳縣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序》謂“許君書中古文本于經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其說是也。惟海寧王國維《說文所謂古文說》謂“許君書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未嘗據鼎彝。漢代鼎彝所出無多。”然則許君《敘》稱“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往往”二字，豈“無多”之意，將許君造誑以耀于世者耶？縱來者之可誣，寧時論所得容。曰“郡國于山川得”，當有其物；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必夥其數；耳目畢睹，豈容耀誑？此必不然之事也！王氏謂“許君敘‘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示《說文》所收古文之淵源，最為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別言之，白‘其銘即三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之古文’者，所以別于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與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特王氏斷章取義，不知通貫上下文讀而有云耳！博知許君意不如此也。自其分別而言，則許君《敘》之于《春秋左氏傳》，曰“北平侯張蒼獻”，曰“又”，此亦所以別白于“壁中書”而判其殊出也。寧只鼎彝云爾哉？其述鼎彝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則所以別白于“壁中書”之“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春秋左氏傳》之“北平侯張蒼獻”也。至曰“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則非別白之辭，而所以會其大同。所謂“前代”，即指許君《敘》上文所稱“五帝三王之世”，在漢代以前者，而非別有所謂“前代”。所謂“前代之古文”，即許君上文敘“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所“或異”之“古文”，亦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所“皆似”之“古文”也。易言之，曰“即前代之古文”云者，即“孔子壁中書”之古文。《春秋左氏傳》之“古字古言”在漢代以前者也。故正言之曰“即”。按《史記·項羽本紀》漢王曰：“吾與項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即”之為言“即此無它”也。推許君之意，謂郡國所得山川鼎彝之銘，即“孔子壁中書”之“古文”，《春秋左氏傳》之“古字古言”，皆自相似也。使如王氏所言“山川鼎彝之銘自相似，而非與孔壁古文相似，前代之古文，非孔壁之古文”，然則所謂“即”者何“即”？而許君于“其詳可得略說也”句下續申之曰“而世人大共非訾，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苛字止句’，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此正所以反證“郡國所得山川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之不為“馬頭人長”，“人持十斗”，“蟲屈中”，“苛止句”；而合孔氏古文，不謬于《史籀》之“即前代之古文”；段玉裁注：“鼎彝之銘，則合于孔氏古文”者是也。至王氏引吳縣吳大澂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為某鐘，某為某鼎。字以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征。”此又未然。按王氏言：“拓墨之法。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則三代之無石拓可知。然古者封泰山七十二家之文，歷見《韓詩外傳》、《史記·封禪書》暨許君此《敘》所征引者，豈假石拓而能足征耶？且許君《敘》引“封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而以征“五帝三王之文改易殊體”，儻非目驗七十二家之文者，當不能言之鑿鑿若此！方此之時，寧有石拓耶！況鼎彝銅器，輸致匪難，撫寫益易。許君曾以詔書校書東觀，或藏彝器，如所稱“齊桓公器”、“美陽鼎”者以資臨撫，亦意中事？至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然余不能以數千年后今日所見之不似，而遂武斷許君《敘》稱“山川鼎彝，其銘即前代古文，皆自相似”之出虛造也。不知自其似者而言，后世出土鐘鼎之文，由許君書以考釋者何限？而自其不似者而言，寧只《說文》中古文，與所見鐘鼎有不似，而鐘鼎之文，其體亦互有異，此如魏碑之有別體耳！寧得以所見魏碑之別體，而謂一切字書有謬訛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朱筠《重刻許氏〈說文解字〉敘》
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赍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云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為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于逵作此書，正當逵為侍中之后四年。其后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
夫許君之為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繆于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于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王、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后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后學小生區聞陬見，不得而妄議已！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
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是以徐鍇作《系傳》有部敘三卷，本《易·敘卦傳》為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于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
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博按：《說文》：，從手廾，豐聲。奏、博按：《說文》：，從，從収，從。，上進之義。春、博按：萅，從日、艸、屯。屯，亦聲。秦、博按：《說文》：，從禾，春省。泰博按：，從艸，大聲。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從、、徒是也。賊之從戈則聲，而改從戎；賴之從貝束聲，而改從負，半訛也。之為舜，之為壺，之為曲，之為爵，全訛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氣，于是有俗餼字。以萎飼之萎當，博按：《說文》：，病也；一曰枯死也。而饑餧之餧當萎，于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訛數字者也。匈已從勹而又從肉；博按：俗胸字。州已從川而又從水；博按：俗洲字。既重其類。垔從土而又土，博按：俗堙字。蜀從蟲而加蟲，博按：俗蠋字。又重其從。此并二字以訛一字者也。從者失從，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
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之從辰，囪聲；《玉篇》悤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悤”，徐鍇以為“當從兇乃得聲”，非也。移之從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圣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為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從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為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從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徐鍇等以為當從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
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觢”。“觢，一角仰也。”《爾雅》“皆踴觢”；郭注：“今豎角牛也。”不當作“掣”。《易·睽卦》：其牛掣。《書》“西伯既黎”；“，從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砅”；“砅從水從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亦為鼀，《爾雅》“鼀爾詹諸”。“縞衣巾”，“從系，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垗五帝于四郊”，垗，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則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之甲”；“，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矣。”“，從女，監聲，過也。”《孟子》：“泄泄，猶沓沓。”“呭呭，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汃國，謂之四極”；“汃從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汃，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下當作邠，邠，“周太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
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詁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后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于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從禾以地宜禾。“宋”從木為居。“辥”從辛為辠。“威”為姑。“也”為女陰。“殹”為擊聲。“困”為故廬。“”為日無色。“貉”之言惡。視犬之字如畫狗。“狗”之言叩。“有”曰不宜有。“襄”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會驅禽”。“辱”為失耕時。“臾”為束縛捽抴。“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宰”為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于敘；豈得以剿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江別“汜”、“洍”，舄殊“掔”、“已”，“逑”、“救”各引，載斾為“坺”，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眾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即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鎦當劉，以當由，以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從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從水，劉聲；之從絲，由聲；勉之從力，免聲；具著于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為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為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為粊，訓為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粊誓”；“粊”音“秘”，鄭君說也。童為男有辠。按《易》“喪其童仆”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從人；辠人為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為商星，乃連文書，讀“參商，星也”；即如水部“河水出敦煌塞外，泑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為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古人往往隨事博證，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為卯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從刀，從金，聲。，古酉字，非卯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后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于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為白水耶？《五行志》：“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按“重”字從王，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為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為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于文文武為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從彡從林，為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缺如，不知所從，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為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
附：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一“論《說文》”二條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為大！后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為規矩。而愚以為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眾、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于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余人之說，原注：楊慎《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寧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而以為盡得古人之意；然歟？否歟？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為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原注：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洍”下引《詩》“江有洍”。“逑”下引《書》“旁逑孱功”。“”下引《詩》“旁救功”。“巹”下引《詩》“赤舄兒幾”。“掔”下引《詩》“赤舄掔掔”。后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原注：鄭玄常駁許慎《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即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原注：如《說交》無劉字，后人以鎦字當之；無由字，以字當之；無免字，以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從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從木為居，“薛”從辛為辠；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為“粊”，訓為“惡米”。武王載斾之“斾”，改為“坺”，訓為“臿土”。“威”為“姑”。“也”為“女侌”。“殹”為“墼聲”。“困”為“故廬”。“普”為“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為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日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于剿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為“法古”；“用”為“卜中”；“童”為“男有辠”；“襄”為“解衣耕”；“弔”為“人持弓會驅禽”；“辱”為“失耕時”；“臾”為“束縛捽抴”；“罰”為“持刀罵詈”；“勞”為“火燒門”；“宰”為“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為“十六日月始虧”；“刑”為“刀守井”；不幾于穿鑿而遠于理情乎？武瞾師之而制字；荊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于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亳”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矣！
《王莽傳》：“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原注：《貨殖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為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原注：趙宧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鎦。”今按《漢書》卯金刀之讖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而并作劉，無鎦字。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斌。臣等謹制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原注：徐鉉較定《說文》，前列斌字，云是俗書。
江聲《六書說》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云：“《周禮·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是也。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諧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鄭康成注《周禮》，用先鄭司農說，亦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龤聲也。”聲以為六書之名，見于《周禮》，其說詳于叔重。然其所從來也遠，不始于周，而始于造字之初乎？何言之？《說文解字敘》又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是固有形聲矣。曰“形聲相益謂之字”，則會意、轉注，亦具有焉。然則指事、假借，具有可知，故曰“始于造字之初”也。炎漢以前，代有通人，皆知其誼，故叔重能道其詳，而先鄭、后鄭亦同其說。學者研其誼而反以三隅，則字無不可知者矣。雖然，吾姑推廣言之：蓋六書之中，象形、會意、諧聲三者是其正，指事、轉注、假借三者是其貳。指事統于形，轉注統于意，假借統于聲。
何言乎指事統于意也？指事之說曰：“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則指事者，指其形也。蓋依形而制字為象形。因字而生形為指事。如日月之字：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故從日，象其帀也。月，太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故外郭不，象其缺也。是之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也。故曰“依形而制字為象形”。由此推之：凡山水魚鳥之等，實有其形而字象之者，胥視此矣。若如上下之字，上下本無定形，置一以為準，侸—于其上則為上，綴—于其下則為下，斯上下之形見矣！是之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也。故曰“因字而生形為指事”。由此推之：如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日出一上為旦，日在茻中為莫，王在門中為閏，凡視之而可識，察之而意見者皆是也。然指事之說，猶不盡此也。《說文解字》之中，頗有言象形而實為指事者，不可殫述。姑舉一二言之：如不字，一在上即以為天，象鳥之傅天而遠去，察其不來下之形，則不可之意見。至字，一在下即以為地，象鳥之尾翼向上而首著地，視其下集之形，則來至之意可識。又如垂者，艸木花翼垂也，下垂之形見焉。之數字者，叔重皆云象形，顧其形皆由意造，亦因字而生者，故曰實為指事。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之中，凡有象形字者，或為象形，或為指事，以意求之，皆可知矣。“指事統于形”，此之謂也。
曰“轉注統于意”，何謂也？轉注之說曰：“同意相受”，則轉注者，轉其意也。蓋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為會意，取一意以概數字者為轉注。《春秋左氏》曰：“止戈為武。”《穀梁子》曰：“人言為信。”故武、信為會意。武、信之外，如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韓非曰：“背厶為公。”逯安說：“亡人為匈。”以及“皿蟲為蠱”、“夕為”、“臼辰為農”之等，皆合兩字而成誼者也。亦有合三字為誼者：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是也。皆所謂“比類合誼，以見指”者，是為會意，言會合其意也。轉注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茲”之“注”。即如考、老之字：老，屬會意也，人老則須發變白，故老從人手七，此亦合三字為誼者也。立老字以為部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從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耋、壽、耉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從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概數字，所謂“同意相受”。叔重但言考者，舉一以例其余耳。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即“建類”也；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即“同意相受”也。此皆轉注之說也。
曰“假借統于聲”，何謂也？假借之說曰：“依聲托事”，則假借者循聲而借也。蓋諧聲者，定厥所從而后配以聲，聲在字后者也。假借則取彼成文而即仍其聲，聲在字先者也。如江、河皆水名，故皆從水，從水非聲也，是所謂以事為名，即轉注之同意相受也，配以工、可，乃得聲爾。江，古紅反，故曰工聲。古或以可為何，合戈反，故何得可聲。是以配合之字為聲，所謂“取譬相成”也。故曰“聲在字后”。由此推之，凡《說文解字》所云“某聲”，“某省聲”，“某亦聲”之等，胥準諸此矣。至若假借之令長，令者縣令也，假諸號令；長者官長也，借取修長，是即仍所借字之聲，所謂“依聲托事”也。故曰“聲在字先”。《說文解字》止云“令，發號也”，“長，久遠也”，其借誼則俱未之及。蓋假借壹書，為誼極繁，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者，除本誼之外，皆假借也。學者誦習藝文，行將具曉，叔重故不具解。然亦間有解，如朋、來、韋、西諸字是也。《說文解字》云：“，古文鳳，象形。用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又云：“來，周所受瑞麥來，一來二夆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又云：“韋，相背也，從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為皮韋。”又云：“，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西，故因以為東西之西。”此皆假借之說也。
凡此六者，古人造字之指，具在于斯。許沖有言曰：“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指謂此六書也。盧植云：“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言文字之為實學而愍其詘抑也。然則東漢之季，自諸大儒而外，從事于斯者，固已鮮焉！爰及魏晉，其學益微。唐宋而下，無有識字者矣。其孰能知之哉！即有一二考古之士，求其解而不得，不自咎其不達古人之意，反怪古人之不合于己而疑其誤，不亦異乎！甚者如鄭樵之論，謂：“《說文》止得象形、龤聲二書，蓋六書失其四。”於戲！何謬妄之至于斯也！聲竊幸微言之尚存，患末學之誤解，為之講明其說，豈敢自許為識字哉！庶俾后之學者，有所據依以為稽古之階云爾。
考證：
如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日出一上為旦，日在茻中為莫，王在門中為閏，凡視之而可識，察之而意見者，皆是也。〇博按：象形者，形寫象似，以形定字者也。指事者，形示意識，以字定形者也。惟指事形示意識，江氏乃以與會意滋淆。不知會意之意，乃比類而合之誼，意之孳衍者也。指事之意，乃察識而見之意，意之獨生者也。譬之國，則會意聯邦國，而指事單一國也。譬之家，則會意子孫，而指事其祖父也。如《說文·木部》：“，木下曰本，從木從下；，木上曰末，從木從上。”《旦部》：“旦，明也，從日見一上；一，地也。”《茻部》：“，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茻亦聲。”《王部》：“閏，馀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王居門中終月也。’”此其為“比類合誼”之會意，而不得為“察識意見”之指事也明矣。江氏以為指事，非是。
《說文解字》之中，頗有言象形而實為指事者，不可殫述。姑舉一二言之：如不字，一在上，即以為天，象鳥之傅天而遠去；察其不來下之形，則不可之意見。至字，一在下即以為地，象鳥之尾翼向上而首著地；視其下集之形，則來至之意可識。又如垂者，艸木花翼垂也，下垂之形見焉。之數字者，叔重皆云象形，顧其形皆由意造，亦因字而生者，故曰實為指事。〇博按：象形之書，就其所象之形而言：有象物之形者，日、月、山、水等是也。然亦有象物所事之形者：如“”，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從一，一猶天也；象鳥上翔而見翄尾之形。“”，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不象上升之鳥，首向上。至象下集之鳥，首向下。此象動物所事之形也。又如“”，艸木花葉，象形，象其莖枝花葉也。此象植物所事之形也。許君皆正名之曰象形，其他可以類推。而江氏謂之指事，得無以為指物之所有事而非其形乎？不知象形如圖畫然，人物可圖畫，而圖畫不限于人物之形，凡鳥之飛，獸之走，人之動靜語默，皆可圖畫也。今謂字之象物形者為象形，而象其事者非象形；則是謂繪人物者為圖畫，而繪人物之動者非圖畫也，有是理乎？
章炳麟《小學略說》
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七略》列書名之守于小學。《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此則書、數并稱，而禮、樂、射、御缺焉。蓋六藝者，習之不一時，行之不一歲。射、御非兒童所任。六樂之舞，十三始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禮亦準是。獨書、數不出刀筆口耳，長幼宜之。《說文敘》曰：“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明節次最初也，其與九數容得并習。故劉歆言小學獨舉書、數。若夫理財政辭，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莫大乎文字。自李斯、蕭何以降，專任八體久矣。
《世本》言“倉頡何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倉頡為黃帝史官”。《說文敘》亦同此說。崔瑗、曹植、蔡邕、索靖以為古之王者。張揖言：“倉頡為帝王，生于禪通之紀。”揖所說，蓋本慎到曰“倉頡在庖犧前”。皆見《書正義》引。其時代無以明焉。《說文敘》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鄭康成《注禮》曰：“古曰名，今曰字。”尋討舊籍，書契稱字，慮非始于李斯。何者？人生幼而有名，冠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號，名不可二，孳乳浸多謂之字，足明周世有其稱矣。
六書之次，《說文敘》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世稱異域之文諧聲，中國之文象形。此徒明其大校，非復刻定之論。征尋外紀，專任象形者，有西南天教之國。會意一例，域外所無。至于計數之文，始一終九，自印度、羅甸、亞羅、比耶皆為指事。轉注、假借，為文字繁省之例，語言變異之端，雖域外不得闕也。假借非謂同音通用，見《轉注假借說》。六書所以始指事者，固由夷夏所同，引以居首。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以用并音，亦誠有以。蓋自軒轅以來，經略萬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只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讀雖明，語則難曉。今以六書為貫，字各歸部，雖北極漁陽，南暨儋耳，吐言難諭，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諸國，本土狹小，尋向相投，蝓用并音，宜無疐礙。至于印度地大物博，略與諸夏等夷，言語分為七十余種，而文字猶守并音之律，出疆數武，則筆札不通；梵文廢閣，未逾千祀，隨俗學人，多莫能曉，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風。此則并音宜于小國，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漢字自古籀以下，改易殊體，六籍雖遙，文猶可讀。古字或以音通借，隨世相沿。今之聲韻，漸多訛變。由是董理小學，以韻學為候人，譬猶旌旃辨色，鉦鐃習聲，耳目之治，未有不相資者焉。
言形體者始《說文》，言故訓者始《爾雅》，言音韻者始《聲類》。三者偏廢，則小學失官。自《聲類》而下者，卷軸散亡，今所難理。后出之書，獨有《廣韻》，則其粲然者矣。《廣韻》者，今韻之宗，其以推跡古音，猶從部次，上考《經典釋文》及《一切經音義》，舊音絕響，多在其中。顧炎武為《唐韻正》，始分十部，江永《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孔廣森《詩聲類》分十八部，王念孫分二十一部。大抵前修未密，后出轉精，發明對轉，孔氏為勝！若其悛次五音，本之反語，孫炎、韋昭，財有魄兆，舊云雙聲，《唐韻》云紐，晚世謂之字母。三十六母，雖依擬梵書，要以中夏為準。顧氏稽古有余，審音或滯。江氏復過信字母，奉若科律。段、孔以降，含隱不言。獨錢大昕差次古今，以舌上、輕唇二音，古所無有，然后宮商有準，八風從律。斯則定韻莫察乎孔，審紐莫辯乎錢，雖有損益，百世可知也。段氏為《說文注》，與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勝，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學，非專辨章形體，要于推尋故言，得其經脈不明音韻，不知一字數義所由生，此段氏所以為桀！旁有王氏《廣雅疏證》、郝氏《爾雅義疏》，咸與段書相次。郝于聲變，猶多億必之言。段于雅訓，又不逮郝。文理密察，王氏為優；然不推《說文》本字，是其瑕適。若乃規摹金石，平秩符璽，此自一家之業。漢之鴻都，鳥篆盈簡，曾非小學之事守也。專治許書，竄句增字，中聲雅誥，略無旁通，若王筠所為者，又非夫達神指者也。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畫篆，繳繞文字而已。茍失其原，巧偽斯甚！昔二徐初治許書，方在草創，曾未百歲，而荊舒《字說》橫作，自是小學破壞，言無典常。明末有衡陽王夫之分文析字，略視荊舒為愈。晚有湘潭王闿運亦言指事會意，不關字形。此三王者，異世同術，后雖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聲音，譬瘖聾者之視書，其揆一也！
或言：“書契因于八卦，為坎象，巛則坤圖。”若爾，八卦小成，乾則三畫，何放三畫不為天字？又言：“始一終亥，是即《歸藏》。”循是以推，韻書始于一東，何知非“帝出乎震”，為太一下行九宮之法乎？《爾雅》始于初字，初者裁衣之始，復可云“取諸乾坤，垂衣裳而天下治”耶？或言：“文字之始，肇起結繩，一繩縈為數形，一畫衍為數字。”此又矯誣眩世，持論不根！即如是者，始造一字，繼則有二，二必繼一，宜在諸文之前，何故重累成文，不以一畫紆詘？且倉頡造文，本象鳥獸蹏迒之跡，馬蹏而外，寧有指爪不分，獨為一注者哉！若斯之徒，妄穿崖穴，務欲勝前。不悟音訓相依，妙入無間，先達之所未祛，當推明者尚眾，何為亢越兔蹊，自絕大道！斯所謂攻難之士，求名而不得者也！
大凡惑并音者，多謂形體可廢，廢則言語道窒而越鄉如異國矣！滯形體者，又以聲音可遺，則形為糟魄，而書契與口語益離矣！余以寡昧，屬茲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離，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簡要之義，著在茲編，舊有論纂，亦或入錄。若夫陰陽對轉，區其弇侈；半齒彈舌，歸之舌頭；明一字之有重音，辨轉注之系造字。比于故老，蓋有討論修飾之功矣！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章炳麟《理惑論》
《說文》錄秦、漢小篆九千余文，而古文大篆未備，后人抗志慕古，或趨怪妄！余以為求古文者，宜取《說文》獨體，觀其會通，攝以音訓，九千之數，統之無慮三四百名，此則倉頡所始造也。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今既不獲遠求邃古，《周禮》故書，《儀禮》古文，有《說文》所未錄，足以補苴缺遺。邯鄲淳《三體石經》，作在魏世，去古猶近，其間殊體若虞字作之類，庶可采錄。旁有陳倉《石鼓》，得之初唐，晚世疑為宇文新器，蓋非其實。雖叵復見遠流，亦大篆之次也。按《石鼓》不知作于何時？必云“宣王所作，史籀所書”，固無其征，然大致當不相遠。四者以外，宜在闕疑之科。而世人尊信彝器以為重寶，皮傅形聲，曲征經義，顧以《說文》為誤，斯亦反矣！
彝器之出，自宋始盛，然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王欽若《天書》即出其間，方士詭偽固已多矣！且輕用民力，莫如漢魏，浚深穿堅，時時間作。由晉訖隋，土均尚厲，彝器顧少掊得。下及宋世，城郭陂池之役，簡于前代，而彝器出土反多。其疑一也。自宋以降，載祀九百，轉相積累，其器愈多。然發之何地，得之何時，起自何役，獲自誰手，其事狀多不詳。就有一二詳者，又非眾所周見。其疑二也。古之簠簋，咸云竹木所為。管仲鏤簋，已譏其侈。而晚世所獲，悉是镕金，著錄百數，何越禮者之多？其疑三也。祭饗庸器，匪匹庶之家所有。至于戈戟刀鈹，布在行伍。锜釜耒耨，用之家人。少多之劑，千萬相越。然晚世所見者，禮器有余，兵農之器反寡。其疑四也。刀布勢輕，失則易墜。鐘鼎質重，載之及溺。所以亡國之虛，下有積錢；秦致九鼎，淪入泗水，理之恒也。自余觶、爵、簠、簋之倫，輕不如錢，重不如鼎，其漂流墊陷蓋少。得失之分，未諭其由。其疑五也。然則吉金著錄，寧皆雁器，而情偽相雜，不可審知。必令數器互讎，文皆同體，如丁作丨、祖作且、惟作佳之類。斯確然無疑耳！單文間見，宜所簡汰，無取詭效殊文，相用誑耀。故曰：“索隱行怪，吾勿為之矣。”
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自莊述祖、龔自珍好玩奇辭，文致瑑兆。晚世則吳大澂尤喜銅器。亦有燔燒餅餌、毀瓦畫墁以相欺紿。不悟偽跡，顧疑經典有偽，《說文》未諦。迨孫詒讓頗檢以六書，勿令離局，近校數家，諒為慎密。然彝器刻畫，素非精理。形有屈伸，則說為殊體，字有暗昧，而歸之缺泐，乃云：“李斯妄作，叔重繆。”此蓋吾之所未諭也。又近有掊得龜甲者，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賢儒信以為質，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禮》有釁龜之典，未聞銘勒，其余見于《龜策列傳》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禮，梁卵之祓，黃絹之裹，而刻畫書契無傳焉！假令灼龜以卜，理兆錯迎，釁裂自見，則誤以為文字，然非所論于二千年之舊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壞，積歲少久，故當化為灰塵。龜甲蜃珧，其質同耳。古者隋侯之珠，照乘之寶，珕珌之削，余蚳之貝，今無有見世者矣。足明堊質白盛，其化非遠，龜甲何靈，而能長久若是哉？鼎彝銅器，傳者非一，猶疑其偽，況于速朽之質，易薶之器，作偽有須臾之便，得者非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為法物，不其傎歟！
夫治小學者，在乎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不在信好異文，廣征形體。曩令發玉牒于泰岱，探翮翼于泗淵，萬人貞觀，不容作偽者，以補七十二家之微文，備鑄器象物之遺法，庶亦可矣。若乃奉矯誣之器，信荒忽之文，以與召陵正書相角，斯于六書之學，未有云補。擬之前代，則新垣玉杯之刻，少翁牛腹之書也，寧可與道古耶！
姚華《說文古籀補補序》
文字之學有三術，曰形、聲、義。義析而三：曰詁（一字一義），曰匯（一字數義），曰通（數義而一貫之）。聲析而三：曰聲（本聲），曰音（讀不必本聲，或近或遠），曰韻（類音而部之）。近世學者各有著書，盛已！惟治形之書特少，蓋事近制作，茍非其材，不足與于斯也。愚意肊分亦有三術：曰正，曰省，曰補。形書據許氏，舊傳李少溫有所是正，顧根本未深，無以征信于彼人！其余《六書精蘊》之屬，自詡探賾，實同虛造，至今無稱焉！
余弱冠即治《說文》，積四五年，妄擬著述，成《說文三例表》，不分卷。一凡見經傳者正字，二不見經傳者俗字，三或見經傳或不見經傳者或字。將以存正刪俗并或，一意主省，所以蕩滌繁蕪，歸諸易簡。宜于今而不謬于古者，豈斯作耶？
既而主講興義縣之筆山，游勇犯城，行李盡失，稿亦遂亡！再上公車，世益多故，因不更屬艸。然往常見鄉先生鄭柴翁《說文逸字》而心善之。及得吳愙齋中丞《說文古籀補》，讀而心尤善之。是皆補也。余主省者而又主補，是若矛盾。其實不然。省者所以疏《說文》之壅，補者所以鑒《說文》之固。文字不據許，則如履地于浮漚。不正許，則如仰天于覆盆。是二者不可一廢也。
夫典籍以漢儒而傳，亦以漢儒而亡。文字以漢儒而理，亦以漢儒而亂。乾嘉以來，《說文》十四篇，校訂、注釋、考證之作朋興，推崇許君，幾于無上。其后古器訓辭屢出，初援許以釋辭，既因辭以疑許。及于同光，金石學益昌，益覺許君所見山川鼎彝文字蓋猶不足；不然，何所收古籀之少也？且其說解，雖曰“博采通人”，抑亦泰半鄙俗！“屈中”“止句”之見，議人而己由之者比比而在！是以不觀人戴圓之字，不知一大為天之淺也。不識持主為父之字，不知從又舉杖之謬也。不得不丕二形之互證，不知鳥飛不下，從一不聲之囿也。不探本從，本象形之淵源，不知徒從土聲，胄從月由聲之晚也。如此之類，更難悉數。故非補與省并，不足正許，正許而后得據以正形。若夫文王不為寧王，厥心不為乃心，經典之待正者，又循是可推也。
吳補未盡，猶俟后益。余友黃縣丁佛言乃乘積薪之勢，鼓當仁之氣，取吳補補之，復成書十四篇，附錄一篇。稿數數易，余獲數數讀，時有貢獻，多見采擷。其益我者，更倍蓰于我益也！惜乎！余方有《聲貫》之作，法，先說本義以直通諸義，循本聲以旁通諸聲。例如說公文云：“虛其中而施于外也。”則直通、旁通諸義，皆可貫穿于是矣。不獲為其省焉者與之相輔行焉！或亦期諸將來也乎？佛言不余謬，欲得一言，因立著于端。
楊蔭杭《挨及文與華文同源說》
中華記載言挨及之事絕少。段成式《酉陽雜俎》始言勿斯離國之大石榴，勿斯離即挨及。古者波斯人名挨及曰Meudraya，希伯來人名挨及曰Meizraim，西利亞人名挨及曰Meezraye，皆此字也。趙汝適《諸蕃志》始言勿斯離之江水，即指尼羅河；又言勿斯離屬國遏根陀有大塔，即指金字塔。陶宗儀《輟耕錄》始言木乃伊，即指挨及之孟密Meummy。凡此記載，皆出后世。若挨及上古之文明，則為中華舊史所未言。此雖由于道里隔絕，實亦因挨及建國，更古于中華，故如參商不相值也。然考挨及之文字，與中華六書相同，此不特象形而已，實由形聲參用之制，及文字孳乳之序，與《周官·保氏》舊法，若合符節，則知上古之世，中華與挨及必有交關之處，不能以其地遠而疑之，猶之古世印度亦與歐洲遠隔，然今世博學言者，考知梵文與拉丁、希臘文有極相類似之點，皆屬亞利安文，其例同也。
中華象形文由繁而簡，故大篆變為小篆，小篆又變為隸草。挨及象形文，亦由繁而簡，故圣書Hieroglyphics變為僧書Hieratie，僧書變為民書Demotic。中華文右行。挨及文除圣書可左可右外，僧書民書亦皆右行。中華文有指事，有象形，有會意，有形聲，有轉注，有假借。挨及文有象形Ideographs，有諧聲Phonetics。此二者為大綱。象形分為二類：一曰象物，如日作圓形，月作彎形，口作匾圓形，麻作束形，是也。二曰象意，如子字作鵝形，母字作鷲形，蓋挨及人理想，以鵝為孝鳥，以鷲為女性故也。此外如喜樂字作女子擊鼓形，乳駱字作桶中出氣形，狡猾字作豺形，躁怒字作猴形，皆象意也。象物象意，字皆不多，故為孳乳計，乃以一形括眾意，如人坐形，可以為父，可以為兄弟，可以為君，可以為僧，兩足相并坐，凡足部一切動作皆可用之。一手執杖形，凡手部一切動作皆可用之。作環形者，一切寶石皆可用之。作革形者，一切獸類及革制之物皆可用之。此類字雖有定形，實無定意；必加諧聲，其意乃定；諧聲每加于左旁，讀者一望而先知其聲，非若中華形聲字，其聲無定所也。諧聲亦分二類：或結以體文consonant，或結以聲勢vowel。如狐字，先作兔，又作水形，又作盤形。其實此三形無意義，兔即a，水即n，盤即sh，合此三字，僅成ansh一音耳。又豺字先作椅背形，又作斜鑿形，此亦無意義，合此二者，僅成saf一音耳。其結以聲勢者，共得五十二文，代表十八音，實即字母也。諧聲字可以同音通假。三千年來，書于巴比利Papyri者，其諧聲字往往交換，音同而形不同，故昔人但知挨及為象形文，其后方知為形聲相益之文，蓋自羅賽泰Rosetta發見古文始也。由此觀之，中華所謂六書，亦即挨及舊法。六書所謂象形，本如繪圖，故中華之“日”、“月”，即挨及之“日”、“月”。六書所謂指事，許書亦混稱象形，本不限于上下數字，劉歆、班固稱象事。就其靜而言，謂之象形。就其動而言，謂之象事。故“人”象脛背形，謂之象形；“臣”象屈服形，即可謂之象事，則知六書之指事，亦象意類也。六書所謂假借，如“西”為鳥在巢之形，而以為東西之西；“來”為瑞麥之形，而以為行來之來。此非經曲解，不能知其本意，正與挨及文之以鷲為母，以鵝為子相同，則亦象意類也。六書所謂會意，當然即象意，但會意必復體，此其所異也。六書所謂轉注，本言造字。戴氏互訓之說，實不可通。江氏轉意之說近之。蓋轉注與假借皆孳乳之法。假借者，不造新字，而依舊聲推廣其用。轉注者，不造新形，而依舊形推廣其意。許氏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蓋謂部首之字，可以括眾意，造字者用為偏傍，或取其本意，或取其類似之意。故“狗”、“獀”等字取犬字本意；“玃”、“猴”等字，則以“犬”字用之于猿類；“獪”、“犯”等字，則又以“犬”字用之于人類。此即“同意相受”。挨及文中，凡象物象意諸字，皆由一意轉為多意，亦同意相受也。六書所謂形聲，實居華文之多數；乃求之挨及文字，亦半形半聲；且求諸巴比侖之楔形文字，亦半形半聲。今世學者，皆以楔形文字為出于挨及；然則中華文字與挨及，巴比侖皆同一系統，無可疑也。古配黎謂：“中華人種本自西亞遷移至黃河流域。”并言：“中華文字，出于巴比侖之楔形文字。伏羲所畫八卦，如乾、坤、震、艮、離、坎、兌、巽諸符號，實與楔形文字相似。蓋陽爻成楔形，陰爻為重復之楔形。八卦既為文字之始，即楔形文為華文之始。”然吾謂此說近于臆測。遍考中華鐘鼎文字，多不作楔形，惟天干甲乙丙丁諸文，多類楔形，此或出于偶然，不能遽言天干字出于巴比侖。近日學者考求巴比侖文字尚未深造。據洛林孫研究，僅知其為形聲參用之文字，與挨及文同一系統，且此類磚文在埃及有出土者。則謂中華文與巴比侖之楔形文同一系統則可，謂卦爻、天干等字即楔形文之流入中華者，則嫌武斷矣！
凡象形文，皆不能獨用，其用之而無礙者，皆形聲參用，而世人或疑其陋，或疑其難。吾嘗見美洲紅人之文字矣，其始畫一輪紅日，言昧爽也；其繼畫人眾兵械，言出師也；其中畫一大熊，則言大捷也；其后畫人頭若干枚，則言俘馘之數也。此類文字，誠最初最陋者矣。然中華、挨及、巴比侖之文字，則皆流行歷數千年之久，其書汗牛充棟，無不達之意，不能與最初之象形一例視之。若謂其有象形之遺跡，則A為牛頭形，B為房屋形，出于腓尼基；C為曲尺形，D為三角形，出于希臘。世界文字，固未有不始于象形者也。歐人學華文，以象形為難。然華文中象形，大率皆動物。歐文中動物專門字皆取希臘、拉丁文造成，其字絕長，實更難于象形。如華文犀牛，雖曰牛字象形，究不甚難；歐文犀牛作rhinoceros，既須記四音，又須記十一字母，則更難于犀牛矣。華文河馬雖曰馬字象形，究不甚難；歐文河馬作hippopotamus，既須記五音，又須記十二字母，則更難于河馬矣。又如治外法權之華文四字，無論臺雚為音，本非象形，即水木象形，亦非原意，西文乃作extraterritoriality一字，而錯出九音，多至十九字母。此在吾輩讀之，既詰屈聱牙，即西人讀之，亦未嘗不覺其難。近有建議改為extrality者，則又向壁虛造，搢紳先生難言之矣。
考證：
考挨及之文字，與中華六書相同；此不特象形而已，實由形聲參用之制，及文字孳乳之序，與《周官·保氏》舊法，若合符節。〇博按：楊子云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心聲發于天籟之自然，心畫迫于人事之必然。必非有人焉能為之律令，必循之以為合也。顧發于自然矣，而使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將自有其不可畔者。特以各國所處之地位不同，洋海環之，山嶺障之，斯言文不能統一耳。余讀侯官嚴復《英文漢詁》一書，而知異域之制文，亦有合乎六書者焉，不獨挨及文而已。試廣楊氏之意以說之：（一）文字之初，先有義有聲，而后諧聲以制文字，不論中西一也。蓋氣清而上浮者謂之“天”，“天”音何自生？生自顛。氣濁而下凝者謂之“地”，“地”音何自生？生自低。推此類也，讀“上”字“高”字如張口仰望，讀“下”字“低”字如閉唇下視，讀“吃”字如吞咽，讀“嘔”字如嘔吐。蓋未造字之先，已發其音義矣。英文亦然。如high，高也，讀之張口如仰望。Lower，低也，讀之閉唇如下視。Eat，食也，讀之亦如吞咽。又如吾國有感嘆詞“嗚呼”、“噫”、“嘻”、“唉”及“丁東”、“剝啄”之類，專以諧聲為義，而西文亦有o，oh，ah，ha，alas，hurrah，及boom（爆發聲），click（輕擊聲），crashing（折斷聲），hick（鑿聲）等字。若此類者，不可枚舉。（二）夷考英文有字根，乃有展轉引伸之字。字根，皆拉丁、希臘文也。如以acer（拉丁字有尖利、辛辣、尖酸、苦、刻薄諸義）為字根，而acrid（辣）及acrimony（姜桂之性嚴酷刻薄），acid（酸醋）諸字，即由之引伸而出。以stasi（希臘字有堅持、植立不動、永久諸義）為字根，而ecstasy（顛狂妄動）及ahosstay（背教叛道），system（法則）諸字，由之引伸而出，詳見納氏《文法》第四冊第二十七章三八五——三九二頁。聲相從者義亦相從。而我國文字亦然。如以“中”為字根，而盡中心為“忠”，中衣為“衷”，人次在中為“仲”，其從“中”展轉引伸之字，聲從“中”者義亦從“中”。又如以“戔”為字根，“戔”，小也，于是貝之小者為“賤”，皿之小者為“盞”，竹簡之小者為“箋”。凡從“戔”展轉引伸之字，聲從“戔”者義亦從“戔”。諸如此類，亦不可枚舉。（三）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不足于用，而孳乳成字以濟其窮，此不論中西一也。從成字之法而言，英文亦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曰文primary words，其一曰字secondary words。文者何？原成之字，不可復析者也，如化學之原質然。字者何？孳乳寖多之字，所可更析之以為文者也，如化學之雜質。字分二類，中西皆然。中國之文，如“一”、“人”、“夕”、“馬”、“日”諸字。西國之primary words，如one，man，night，mouth，horse，sun等。中國之字，如“信”、“武”、“證”、“忠”、“娶”、“”諸字，皆合文而成者也。西國之secondary words，如teaspoon，midday，kingdom，beautiful亦可更析為primary words者也。（四）英字之孳乳，其法有二：一曰會合composition。會合者，取分立之文字而合之使成也。如lighthouse（燈塔），inkstand（墨水瓶）等字，謂之compound words。所會合者，自二字，有時至于三字四字。如spend—thrift（豪奢之子）合二字者也。mid—ship—man（海軍學生）合三字者也。Out—of—the—way（非常者）合四字者也。一曰轉成derivation。轉成者，由一字之根，以意義之殊而變化其體，成異字者也。如love（愛）字為根，而loving（愛、中意），lover（情人），lovely（可愛），loveable（可愛者）諸字由之而出。full（富足）字為根，而富于信義者謂之truthfull，甚可畏者謂之fearfull，富有希望者謂之hopefull。ward者，著其物之所趨也，以此為根，而進往者曰forward，向往曰toward，北首曰northward，西南首曰southwestward，不便利曰awkward，凡此之類，謂之derivatives。按許君六書定義：“以事為名，取譬相成，謂之形聲。”“比類合誼，以見指撝，謂之會意。”皆有合義分立之文而孳乳成字。如形聲之中衣為“衷”，正言為“證”，會意之一大為“天”，用口為“周”，即是西文之compound words也。又合三字四字見意者，如會意之“祭”從示以手持肉，“茻”從四“屮”；形聲之“整”從攴從束從正，正亦聲，是也。此與英文之compound words相同。至英文之derivation，則亦猶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例耳，惟derivation之“同意相受”，大抵皆即一字為根，而前后附益之以異字；而轉注則以一字建一部之首，而以它字上下左右從之。又轉注之“從某”主形，而西文derivation之字根主聲，此其異耳。蓋西文諧聲，而中文象形。西文橫行，而中文縱行故也。（五）按中國六書，象形、指事二者。為西國拼切之字所無，間見于記號，如天學以為日，以為月，然非文字。惟會意該形聲而言之以聲，亦兼意也、轉注、假借三者，為用正與中文同，而假借之為用尤宏。如back背也，而backslide，backslider之back則作違背解。way路也，而亦訓為方法。以肩背之“背”，引伸作違背之“背”；道路之“道”，引伸作道術之“道”，即六書“依聲托事”之假借也。西文謂之ambiguity，皆以一字而當數義，如box有二十余詁，皆由本義引伸而假借之。此類最多。如eampant本訓躍者、緣者、獸之立者，而引伸為事勢之方興。patient本訓受事者，引伸之為病者，為忍耐。valiant本訓飛者、傲者、鳥之張翼者，引伸之為流蕩，為輕迅。fluent本訓流者，故言辭之流利，書法之流美，皆用之。patent本訓開者，故事之顯無隱者、涂之通者，皆用之。而制造專利，亦云patent者，以其得國家之明諭，故有此稱也。（六）英文中拉丁字，往往同此一字，在此為名詞，在彼為動詞，其形無殊，但變其所讀之重音accent，而實用之名詞，即轉為動詞之虛用者。同一accent也，accent讀a母，則訓重音；而移之讀第四母e，則為重讀之矣。一collect也，accent讀第二母o，則訓總會；而移accent于第五母e，則為集會矣。一present也，accent讀第三母e，則訓禮物；而移accent于第五母，則為奉獻矣。此其變流之趣，乃與吾國文字正同，蓋即中文之讀破法。如“春風扇微和”，“扇”讀平聲，而名詞轉成動詞。“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下“風”、“雨”皆讀去，亦轉名詞為動詞者。他若“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衣”、“食”二字，“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之“朝”、“夕”二字，皆緣讀破法而名詞轉動，湘鄉曾國藩所謂“實字虛用”者也。蓋不勝枚舉焉。雖然，英文之accent變而后義異者固多，而accent不變而異義者尤夥，此如韓文“人其人，火其居”，而未聞“人”、“火”二字有讀破也。《公羊傳》“入其宮，無人宮焉；入其門，無人門焉”，其第二“宮”第二“門”字，亦不讀破也。此在英文，如help（助）可為名詞，可為動詞。他若water，paper，stuff，dance，book，smoke，fire等，幾無實用之名詞，不可虛用者，亦觀其句中之職何如耳，烏庸變乎？此所以宏文字之用也。但以中文與英文比例為論，有其難者。則西文復音，中文單音，西文常用之名，例為一字，而中文或以數字為一名，故其相似難見。此在學者能以意通之而已。即如英文arise（起），awake（醒），ago（去）諸字起首之a母，正與《書·堯典》“黎民于變”、《大學》“于止”之“于”字合符；而abed（在床），ashore（于岸）兩字起首之a，則又與《易·系辭傳》“其于中古乎”、《曲禮》“于外曰公，于其國曰君”之“于”相當，蓋我之“于”字乃象形，在古正讀為鴉音，與a音近也。中西言語，當上古時，疑本合一，在此可以證見，此不過一事耳。
注解：
[1] 今譯為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