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1900年）是19世紀的最后一年，辛丑（1901年）是20世紀的最初一年。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義和團運動轟然起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之中。它表現了被侵略者對于侵略者郁積已久的憤怒；同時又包含著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抵抗，包含著舊式小農和手工業者因自然經濟分解而蒙受的痛苦；并與百日維新失敗后的政局變動牽連相結。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時序中，這種愛國反帝的狂飆起落成為介于變法和革命之間的一段歷史。時人稱為“自有國家以來未有之奇變”(1)。
一、三種力量
庚子這一年，有三種不同的力量挾著武器，次第發難于南北之間。
從5月開始，以黃河流域下層群眾為主體的義和團運動高潮勃起，席卷了華北。綿延40年之久的反洋教潮流在義和團的旗幟下急遽地轉向武裝“滅洋”。這是一場自發的運動，“京畿東南各屬，一倡百和，從者如歸。城市鄉鎮，遍設神壇，壇旁刀戟林立”(2)。但“滅洋”成為自發運動里的自覺意識，因之而有“各處喧言：‘洋人進京四十年，氣運已盡，天意該絕，故天遣諸神下界，借附團民之體，燒盡洋樓使館，滅盡洋人教民，以興清朝’”(3)。這種意識溝通了不同的階層、不同的職業，支配了成千上萬人。于是，當義和團由山東進入直隸，由鄉村進入城市之后，便燃成燎原之火。
義和團團民
七八月間，唐才常在長江流域策動會黨，以圖“自立軍”起義。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中的激進者，但他又沒有越出改良派的藩籬。因此，其宣言書中既有立論于“低首腥膻，自甘奴隸”的反滿論，又有“君臣之義，如何能廢”(4)的保皇論。這種矛盾，使他得到過革命派的支持，但當“勤王”成為自立軍宗旨的時候，他又失去了革命派的支持。當時，康有為曾在海外預言：“我南方勤王義軍已分布數路，不日將起，既成方面，可與外國訂約，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光緒——引者）。”(5)他指望唐才常用武力造成一個局面，與動亂中的北方對峙，以實現其失敗了的維新變法。但唐才常以一個書生而指揮“十萬游手無訓練之民”，復窘于餉需，在一再延期之后，遂因事機泄漏而為清軍所掩捕。各地倉猝起事，又先后敗績。他在臨刑之際說：“由中國時事日壞，故效日本覆幕舉動，以保皇上復權，今既敗露，有死而已”(6)，表現了一個維新志士為理想而死的氣概。
10月，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珠江流域領導了惠州起義。這一年夏天，港英當局目睹南北時局，曾有過策劃李鴻章據兩廣“自立”之想，并撮合興中會參與共事。英國人的立場反映了對抗俄國的意圖；李鴻章的態度顯示了洋務派在新局勢下的矛盾和探索；孫中山則著眼于建立一個獨立的南方政府，以謀“改造中國”。這是一種并不同道的合作。它因特定的時局而出現，又因時局的變化而流產。孫中山寄希望于此舉有成，“亦大局之福”，但又“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因此，在謀求與李鴻章合作的同時，他又派“鄭士良督率黃福、黃耀庭、黃江喜等赴惠州，準備發動；史堅如、鄧蔭南赴廣州，組織起事及暗殺機關，以資策應；楊衢云、陳少白、李紀堂在港擔任接濟餉械事務”(7)。于是，在李鴻章奉詔北上兩個月25天之后爆發了惠州起義。它以歷時半個月的血戰留下了自己的影響之后，因“外援難期”、糧械失繼而潰散于圍攻之中。
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偕陳少白（左）、鄭士良逃亡日本，抵橫濱后斷發改裝合影
武裝“滅洋”，武裝“勤王”，武裝革命。不同的階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相近的時間里用暴力斗爭的方式操刀一割，為自己和中國尋找出路。暴力手段是改造社會的最后一種手段。當眾多的人們呼喚這一手段的時候，中國社會便陷入了岌岌乎不可終日的境地。
在這三種力量中，自立軍起義保留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積極內容，又以自己所付出的大量鮮血表現了不同于戊戌年間的新面貌。它在長江流域造成過相當的聲勢，將富有票“散放于湘、鄂、皖、贛各府州縣，為數綦伙，勢力日漸膨脹”(8)。這種聲勢，反映它所代表的政治主張在當日的中國并沒有喪失號召人心的力量。但是，百日維新失敗之后，變法改良畢竟已經越過了自己的歷史頂峰。在19世紀末多變的政治風雨中，它的鮮艷色澤正在消褪和淡化。因此，自立軍慷慨一擊，顯示了改良派在戊戌喋血后的再起，但并未形成牽動全局的浪潮。孫中山組織的惠州起義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滿清王朝的第二次暴力沖擊。它代表了當時中國社會最進步的力量。但這種力量還沒有突破歷史的臨界點。一個西方傳記作者曾這樣描寫孫中山：在1900年下半年，“康有為已不理睬他，梁啟超背叛了他，李鴻章仍不想和他拉關系，劉學詢繼續捉弄他，自立會不買他的賬，哥老會出賣了他。卜力爵士曾在香港為他開了門，但張伯倫又把門關上。日本的騙子使他損失了軍火，而正當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東京政府卻將他棄之不顧”(9)。密謀和流亡生涯使孫中山在世人的傳說和曲解中顯得面目不清。因此，惠州起義的硝煙升起在廣東一隅，又消散在廣東一隅。與這兩種力量相比，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則是影響全國而震撼中外者。民族危機成為一種凝聚力，它引導了沒有人引導的散漫小生產者，使舊的社會力量中深沉蘊藏著的民族斗爭精神噴薄而出。在這個過程里，落后的生產方式和落后的社會意識通過正義的行動奇特地表現了自己的活力。
這三種不同的力量用武裝斗爭結束了19世紀的歷史，迎接20世紀的歷史。
二、義和團的社會相
自清末以來，論義和團源流，主要有三種說法。（一）義和團衍生于八卦教之一的離卦教，而八卦教出自白蓮教，因此，“義和拳一門，乃白蓮教之支流”。此說最早見于勞乃宣所著《義和拳教門源流考》。（二）義和團由團練組織變化而來。國外持此說者尤多。（三）義和團起于論拳習武的民間秘密會社。三者之分歧，以論史的困難說明了義和團組織的復雜性。義和團的本來面目就在于這種復雜性之中。
近代中國，人口的壓力和時勢的動蕩造就了布于南北的種種秘密組織。這是下層社會的一種特色。義和團以大刀會（金鐘罩）、紅拳、梅花拳、神拳為前身，其成員多系貧苦農民、傭工、赤貧無產者、黃河一帶拉船為生者、渡口撐船者、排水為生者、趕腳驢者、木匠、修傘者、廚役、賣燒餅者、賣饃饃營生者、販賣筆墨者、賣竹筷者、賣紅煙者、賣水煙者、習染坊生意者、開鐵鋪者、開客店者、已革糧書、營勇、文生教讀者(10)，還有眾多饑民。因此，它不會不帶有秘密會社的印記和色彩。
義和團的旗幟之一：龍珠長方旗
義和團所活動的地區，是八卦教有過重大歷史影響的地方。在它和白蓮教之間存在著某種淵源或關系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自然的。這種淵源，又使義和團與教門有著相似相通之處：“如欲赴某村訛搶，則分送傳單，先期征召。迨齊集后，逐一吞符誦咒，焚香降神，雜沓跳舞。為首者指揮部署，附會神語，以誑其眾，臨陣對敵，各插一小黃旗，又以紅黃巾帶，裹頭束腰，胸際佩黃紙符；其頭目手執黃旗，或身著黃袍，背負神像，其徒眾分持槍刀及鳥槍抬炮；群向東南叩頭，喃喃作法，起而赴斗，自謂無前。”(11)
但是，義和團并不是教門，也不是秘密會社。它激烈而又執著地反洋人、反洋教，以此把自己同下層社會的其他組織區別開來了。當民族矛盾激生的愛國主義使義和團成為一場反帝群眾運動的時候，它已經遠遠地離開了自己的原始形式。
在義和團之前，曾多次出現過“平英團”那樣的反侵略場面。這是槍炮逼迫下直接觸發的反應。它們用武裝的反侵略對抗武裝的侵略，以阻止異族進入中國社會。在這里，民族的對抗同時又表現為內在之物與外來之物的對立。但義和團是在西方和東方的資本主義勢力深入中國城鄉各個方面之后爆發的。它所抵抗的，是一種滲入自身，而又盤根錯節枝葉相連的異己之物。在這里，外來的東西一部分已經內在化，一部分正在內在化。比之槍炮的逼迫，后者無疑要復雜得多。洋教是一個突破口，由此宣泄出來的仇恨包含著多重歷史內容。
其一，暴烈的排外主義行動中蘊結著經濟意識。李大釗在庚子后二十年說過：義和團對于“西洋人的一切器物一概燒毀，這都含著經濟上的意味，都有幾分是工業經濟壓迫的反動”(12)。1840年以來，西方的大炮運來了西方的商品和機器。在商品和機器的背后，則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它們楔入中國社會，使自然經濟在萬般磨難中一點兒一點兒被撕裂；又以外來的資本主義催發了民族資本主義。這種演變體現了沉默的歷史必然性，但對中國來說，它首先又是民族戰爭失敗所帶來的結果。因此，近代經濟改組的過程，觸目皆為來自西方的機制品奪走了小生產者的飯碗；來自西方的輪船火車奪走了船夫、纖夫、腳夫、驛站夫、水手、店員的飯碗。“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桕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13)據袁昶估計，庚子前后，僅順天府屬州縣的窮民之中，“失車船店腳之利，而受鐵路之害者”即在4萬人以上。(14)對于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來說，這個過程具有原始積累的性質。但原始積累的血污同壓迫民族對被壓迫民族的掠奪又是合一的。成批成批的小生產者在這個過程里破產失業，困苦無告，生計堵絕，不僅反映了舊生產方式解體時的歷史陣痛，而且反映了一個民族在外來壓力下的窒息。比之前者，后者更易為直觀所見。義和團“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后快”。“閑游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15)，正傾瀉了小生產者斷了生路之后的發指眥裂之恨。這種忿恨釀成于饑餓和血淚之中，但這種忿恨所包含的愿望又與舊的生產方式連在一起。他們不認識帝國主義，卻認識洋人洋物，于是，所有的外來之物都成了痛苦的原因。以排外主義反帝，波及輪船、鐵路、電線、機器、洋學堂、洋裝書、洋話、洋服。這種斗爭方式，既表現了那個時代多數人的民族感情，又寄托了舊式小農和手工業者的本來愿望。
晚清織布女工
晚清東北天主教教堂
其二，“仇教”中蘊結著傳統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近代中國，洋教比商品和大炮更多地輸來過“西學”，并以此影響中國的一代知識分子。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曾是中西文化交匯的中介之一。但作為一種外來之物，它本身又是同中國的傳統文化全然相悖的。上帝至尊的教義及其對多神觀念和祖先崇拜的排斥，不僅觸犯道教和佛教，而且直接踐踏了儒學真義；形成于西方民俗和歷史中的布道、洗禮、懺悔儀式，在具有另一種民俗和歷史的中國人眼里卻是全無神圣意義的傷風敗俗之舉。兩者之間，橫隔著幾千年歲月沉積成的不同文化心理。明代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是明乎此者，他以附會儒學而取得了那個時代洋教入中土的成功。但近代傳教士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有著不同的懷抱。19世紀40年代初期，一個經歷過鴉片戰爭的傳教士在書信中描繪了“大炮在天朝呼嘯”，“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陷落”的場面，而后躊躇滿志地說：“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實現的。一次我信步走到一個城門口，城墻上似乎永恒地寫著：‘洋人莫入’。”“我是一個洋人，又是一個傳教士，我看到了墻上寫的那句話，可是我不顧一群在場中國人的驚詫，闖進了城門。時候已經到了，我們已沉默到今天，現在是可以到中國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們的嗓門大喊大叫的日子了。”(16)他的話顯示了一種洶洶之勢，同時又反照出中國人目睹洋教逼入而產生的屈辱感。于是，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國傳播的歷史便成為教案史。一面，是傳教士自覺地與中國傳統文化為敵：“吾非除舊何由布新？將欲求吾道之興，必先求彼教之毀。”(17)在“興”與“毀”的沖突中，洋教成為一種政治化的力量：“遇有交涉之案，但憑教民一訴或教士一言，即簽票傳人，縱役勒索；到案復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圖易結。而教民專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訴，亦難申理。”甚至“教士、教民與地方官并坐公案”(18)。政教分離對于政教合一的否定，曾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性勝利之一。然而，歐洲資產階級在中國卻為教會爭得了世俗權力。另一面，是傳統文化下的中國民眾對洋教日益增長的痛惡：“見自父祖以來素所敬奉悅服之事，素所目為甚美可愿之端，一旦被外國男女學語未成，嘲弄侮詈，其一腔怨恨洋人積火，自爾有觸斯然，不可抑遏”(19)。痛惡的過程，又是以得自傳統的觀念去揣想被痛惡者的過程。庚子年間，拳民搜索教堂，“見蠟人不能辨，以為人臘。遇粵之荔支干，又以為人眼，相與痛詈西人，暴其慘酷”(20)。當西什庫教堂久攻不能克之后，民間又盛傳“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鎮物，故咒不能靈”(21)。這一類記述，不僅反映了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敵意，而且反映了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猜度。1924年，魯迅在《論照相之類》一文中說過：30年前，S城常有人談論洋鬼子挖人眼。一個女工還“親見一壇鹽漬的眼睛，小鯽魚似的一層一層積疊著，快要和壇沿齊平了”。然后他冷峭地指出：在S城，腌漬白菜是一種習慣；而眼光娘娘神座前掛著布制眼睛，“則正是兩頭尖尖，如小鯽魚”一般。(22)30年是一個約數，其實，他所分析的正是義和團運動臨近時期社會心理的一面。洋教在半殖民地中國的政治化，使反洋教斗爭具有無可懷疑的反侵略性質。但這種反侵略性質又正是通過傳統文化的自衛和排他而表現出來的。
其三，民族危機刺激下的“滅洋”意識。《馬關條約》后數年，康有為曾以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血誠一呼再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海水沸騰，耳中夢中，炮聲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悲乎！”(23)刺激了康有為的東西，也同樣刺激了下層社會中人。比之兩次鴉片戰爭之后的“變局”，這個時候的中國正面臨著一種前所未遇的危局。列強競相劃分勢力范圍已成迫來狂潮。他們強暴地打破了閉塞，并使閉塞中的人們直接面對著他們的強暴。“自臺灣之割，日人淫虐殘賊，民不堪命；德之在膠州；英之在九龍；俄之在金州、旅順行徑略同，皆使人無男女之別，身家不保，而稅又奇重。膠州之洋兵，挖剔先賢仲氏眼目，碎毀圣像，百姓飲恨吞聲，痛入骨髓。”(24)民族矛盾的激化促成了民族對抗意識的強化。于是，“滅洋”作為一個口號引人注目地同時出現于中國南北，表現了民眾的認識從個別到一般的深化。在統一的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形成之前，民眾的自發認識并不能產生近代意義的民族主義。但是，這個口號已經超越了個人命運、家族命運、鄉土命運則是一種明顯的事實。瓜分狂潮起于膠州灣事件。山東首受巨擊，也因之成為風暴的起點。“自德人占據膠澳，教焰益張，宵小恃為護符，借端擾害鄉里，民間不堪其苦，以致釁端屢起。”“下流社會尤為急烈，以恨德人者推展而及所有之歐洲人”，“而以仇視歐人，乃并與歐人接近者亦仇視之”(25)。因之而有“義和拳會名目樹旗起事，以‘扶清滅洋’為名”，百姓“云集響應，所在蜂起”(26)。蔡鍔后來說：
甲午一役以后，中國人士不欲為亡國之民者，群起以呼嘯叫號，發鼓擊鉦，聲撼大地。或主張變法自強之議，或吹煽開智之說，或立危詞以警國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國民之志。未幾而薄海內外，風靡響應，皆懼為亡國之民，皆恥為喪家之狗；未幾有戊戌變法自強之舉。此振興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長江一帶之騷動，此奮起自下者也。同時有北方諸省之亂，此受外族之憑陵，忍之無可忍，乃轟然而爆發者也。(27)
他所說的北方諸省“轟然而爆發者”正是指的義和團。他并不贊成義和團，但他縱觀歷史，正確地指出了義和團是外族憑陵之下不愿為亡國之民者用自己選擇的方式直接訴諸行動的結果。
多重的歷史內容，決定了義和團運動的民族正義性，又決定了這種正義斗爭的歷史局限性。瞿秋白曾指出：構成義和團主要成分的“游民階級，失業的勞動階級，因為自己經濟地位及生活條件的緣故，不能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28)。由于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所以，傳統觀念就成為一種自然的意識。日本人佐原篤介輯《拳事雜記》一書，收錄有義和團運動期間衡州“拳匪”代擬的“和約”一件，保留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資料：
一、各國前所索賠款，一概作廢。二、各國應償中國兵費四百兆兩。三、各國兵船已在中國口者，不準駛出。四、各國租價照今加倍。五、將總署交還中國。六、康有為回國治罪。七、所有各國教堂一律充公。八、日本將臺灣交還中國。九、德國將膠州交還中國。十、俄羅斯將大連灣交還中國。十一、所有教士各歸其國，不準再來。十二、中國仍有管理高麗安南之權。十三、中國海關仍歸華人辦理。十四、各國使臣來中國者，照乾隆時所定之例，不許進京。十五、另賠義和拳兵費四百兆。十六、日本亦須照乾隆時例入貢。十七、華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場約束者，歸朝廷治罪。十八、所有東西洋人與中國官場相見，須行叩頭之禮。十九、外人不準在中國游歷。二十、俄羅斯西伯利亞及各處鐵路，均須拆毀。二十一、英國須將新安九龍交還中國。二十二、各國運來中國貨物合應加倍收稅。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者，須先稟明該處守口中國兵官，方準入口。二十四、大米不準出口。二十五、凡貨物運往外國者，亦須加倍收稅。(29)
作為朝廷“和約”，這是一件偽造品。但作為歷史材料，它卻真實地反映了制造者的思想。在這里，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經濟的保守意識連在一起的；抵御外侮的強烈愿望是同陳舊的天朝觀念和華夷之見連在一起的。這種矛盾，顯示了一場正義的反帝群眾運動中落后的封建主義內容。當舊式小生產者自發地充當民族斗爭主體的時候，他們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時又代表傳統。矛盾不是主體選擇的結果，而是歷史規定性的體現。舊的生產力只能找到中世紀的社會理想，也只能找到中世紀的精神武器和物質武器。
義和團破壞鐵路和電線
于是，義和團運動的民族英雄主義便歷史地具有一種非理性的外觀：
習拳者持咒面東南方，三誦而三揖，即昏絕于地。頃之手足伸屈，口作長歔，一躍而興，舞蹈不已……（其咒文有）“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圣，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如冰，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30)
（紅燈照則）皆處女為之，亦安爐奉香。每出行，數十為群，左手執帕右執扇，皆紅色，攔街舞蹈，若跑秧歌狀。前后以黃衣力士護衛，遇行人必使面壁長跪，俟其過盡乃行。其附體之神，則有樊梨花、穆桂英、張桂蘭、劉金定等類，亦摭自說部。(31)
以神道為武器，顯示了群體的愚昧，但卻是當時的紀實。進化論雖東來，然而多數中國人所熟悉和信仰的還是孫悟空、黃天霸之類。在經濟落后的北中國尤其如此。民初文人羅惇曧說：“北人思想，多源于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游記》，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壇，所奉梨山圣母孫悟空等，皆劇中常見者。愚民迷信神權，演此劫運。蓋醞釀百年以來矣。”(32)指出愚昧并不是為了嘲笑愚昧。萬千來自下層社會的人們匯聚在神道觀念之下，手執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勇敢地對抗帝國主義的火炮快槍，在這個過程里，愚昧會升華為悲壯。
紅燈照
義和團運動與戊戌變法一樣，同是民族矛盾激化促成的事變。但就中國社會的新舊嬗遞而言，義和團運動的落后一面又正是戊戌以后的一種歷史回流。庚子年間流傳的一件揭帖，把怒恨“賊子通洋保國會，不久落頭歸陰城”列為“上帝今有七怒”之一(33)，表達了拳民對新黨的憎惡。從這種憎惡中產生的“一龍二虎三百羊”之說，雖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備受反封建的美贊，但其實是“義和團既藉仇教為名，指光緒帝為教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為帝之大罪也”(34)。與光緒并列的李鴻章、奕劻、康有為，盡管品類不一，卻多是用夷變夏的人物。據《庚辛記事》：“奕劻見時事不可，面奏太后，請力行新政。太后曰：‘吾自有我家法度，何必多言！’奕劻默然而罷。”(35)而留學生秦力山“只身至天津，求見拳黨大師兄”，使改扶清滅洋標幟為革命排滿，結果，“拳黨斥力山為二毛子，命牽之出”(36)。義和團因反洋人、反洋教而旁及洋務派、改良派和革命排滿者，一概視為異類。保定地區的拳民更推而廣之，“又恨南人刺骨，意為南人在該處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電報局、鐵路車站等處與洋人聲氣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南人遂被害，逃出者無幾”(37)。南人之可惡，在南人之近洋。
19世紀40年代最早開眼看世界的人物，在民族戰爭失敗后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命題。在這個命題里，反抗西方的侵略與學習西方先進事物是統一的。這種統一，以其所包含的時代內容而代表了近代中國的歷史方向。20年后，地主階級分化出的一部分當權官僚發起的以“洋務”為內容的自強新政；50年后，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士大夫及知識分子群體發起的維新變法，雖因其當事者的不同社會背景而不可同日而語，但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這種統一。于是而有中國社會從中世紀到近代的艱難變革。19世紀40年代、60年代、90年代因之前后相接，成為新陳代謝的三個歷史環節。義和團運動無疑比洋務派、改良派表現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氣，但破產小農和手工業者歸復自然經濟的強烈愿望又使他們的眼界無法越出中世紀。因此，他們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時又會本能地守護兩千年來已經陳腐的固有之物。后一面正是排外主義的內在之義。除了個別例外，當時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對義和團的評論皆多持貶意。這種貶意包含著明顯的偏見，但又并非全是偏見。《中外日報》在當年9月曾論曰：“夫人之所以篤信團匪者，曰以其能扶清也，以其能滅洋也。夫以吾輩居中國之土，為中國之人，豈不愿中國自強，使食毛踐土者，亦蒙其庇蔭，而不為外人所藐視。然欲強中國，亦自有道。”“揣若輩之意，殆謂所謂洋人者不過六七公使，數十商人，數百教士云耳。所謂東西洋各國者，不過區區數島云耳。茍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使歐美諸人之足跡，永不復見于中國，而后可以復大一統之舊觀，而后可以遂閉關獨立之夙愿。”(38)愛國主義永遠是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但從愛國主義出發走向近代化和從愛國主義出發回到中世紀，確乎并不同義。它們區分了近代愛國主義的兩種不同的時代內容，并顯示了歷史的多面和錯雜。
義和團同侵略軍作戰
從愛國主義出發回到中世紀，表現了舊式小生產者在民族自強和近代化變革的重合交織面前所產生的迷惘。這種迷惘又決定了他們會同地主階級中的最頑固者發生感應。一個目睹過庚子之變的官員在書稿中記述說：
初，戊戌上聽康有為言變法，擢用新黨。甫創事，諸王大臣皆懼，構為蜚語，惑慈聽。于是太后復出聽政，立誅新黨數人，捕有為及其徒梁啟超。有為走英，啟超走日本，皆庇焉。遂與王大臣等謀廢立，以上有疾頒示天下……而八國公使合詞以法國名醫某為薦，太后拒不納；又固請，不可已，遂入診。審辨良精，奏言某經當有患，然決于圣壽無慮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為至日本，與啟超為《清議報》，則譏宮闈無所諱。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己亥冬以李鴻章為粵督，謀誅有為等。鴻章至粵，不報，久之，乃奏言有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報！”是冬謀廢立益亟。……乃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載漪子溥為大阿哥。……載漪嗾各公使入賀，因以覘所向。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尤慚忿，日夜思所以報，而山東義和拳時已浸淫入畿輔。(39)
于是有“太后與載漪謀，欲藉（義和團）以遂所志”的局面。這里敘述的栩栩細節未必全部得自所見，但證以別家記錄，它所描繪的前因后果和當事者的種種心理卻是相當真實的。舊黨人物藉義和團“以遂所志”的結果，造成了使人目迷的歷史復雜性：在四次御前會議之后參加戕殺公使、圍困使館、攻打教堂的團民和士兵身上，當權舊黨的仇外之心和他們自身的滅洋之志已發為一種渾然共鳴；而這個時候出現的“龍團”（駐端邸）、“虎團”（駐莊邸）、“仙團”（駐大公主邸）(40)諸種名目，則留下了天潢貴胄們曾經信仰過神拳的確鑿事實。當時的輿論“謂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憤，蓋私仇”(41)。就西太后和載漪來說，確乎言之有據，曲盡其態。但就多數舊黨人物論，他們之借重義和團卻未必全部出于私仇。有個名叫左紹佐的刑部郎中曾在一封信中自述：“佐生五十有四年，目睹洋務之壞，幽憂憤郁，以迄今日。幸得逢圣武天斷，為匹夫匹婦復仇，豁然如沉疴之得蘇也，此本朝臣子吐氣之時，千載一遇也。”他的話表達了一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由來已久的積憤。這種積憤攀附于民族感情，但又代表著極端的頑固：“往者丁日昌、郭嵩燾，敢于著書以夸大洋人，曰船堅，曰炮利，天下習而風靡，士大夫以能誦言洋人之強，自號為知時務。降而康有為之黨，乃至菲詈中國先圣帝王以譽洋人，而變法之議，交哄而不解。佐每覽丁郭二人之言，未嘗不太息痛恨，以為是人者，其棺與尸可剖而戮也！”他鄙視以船堅炮利稱洋人者，但他又找不到一種對抗船堅炮利的現實力量。因此，為一伸積憤而信仰超自然的力量便成為他的心理歸宿：“今之義民，真吾赤子也，真吾先家之令子也，佐初聞亦不信，逐日推求其理，考其行事，真有神奇不可解者。”“神兵之來，理之所有，所謂天之所助者順也，抑亦我圣祖在天之靈，有以監而臨之耶！”(42)比之個別人物的私仇或心術，這種從頑固走向迷信的過程更真切地反映了19世紀末年守舊士大夫的普遍心態。
以理學自命的大學士徐桐，曾在書贈義和團大師兄的一聯中發舒情懷：“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只此精誠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于今怨憤能消”(43)。“攻異端而正人心”和“仗神威以寒夷膽”的前后對應，于贊頌拳民之中，表露了理學“圣道”與義和團“神道”之間的內在聯系。“客或說桐曰：‘拳民藉妖術以圖一逞，寧欲倚之以平寇耶？’桐曰：‘輪車、電郵、機械百出夷人亦妖術耳。譬彼治瘡，以毒攻毒，疾且瘳矣。’‘然則中堂能保拳民之必勝乎？’曰：‘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擊鬼，何勿勝之有！”(44)士大夫階層是壟斷知識的勞心者。他們的非理性化，既反映了傳統社會在民族矛盾面前的倔強和不屈，又反映了傳統社會無可救治的沒落。庚子年間與徐桐齊名的剛毅、毓賢、李秉衡輩，在當日的官場中多非污吏。他們有救國之心，但他們的救國之心又寄托于用封建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群起一決之中。從“撻伐”教士、公使到八國聯軍逼入下的車駕“西狩”，其間不過幾個月之久，由救國而誤國是一種悲劇。這是一代頑固士大夫的共同悲劇。因兵敗而自殺的李秉衡留下過一首詩，敘寫了內心的悲愴：
戰和兩事都無據，一死聊酬高厚恩。
白發孤臣滿腔血，朝朝灑向蹈和門。(45)
三、庚子事變的最后一幕
為革命而斷頭的鑒湖女俠秋瑾，曾在《精衛石》彈詞中說：“（義和拳）闖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46)她省略了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前因，使人意猶未足。但她說出了兩個歷史事件在遞接中的聯系。侵略激起了反侵略。前者代表了橫暴，后者代表了義憤。然而，在歷史的曲折演進中，義憤又常常成為新的橫暴的導因。這種矛盾決定了近代百年民族斗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庚子七月，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奏疏中說：“竊查此次戰事，由于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燒殺，致釀大患，各國亦以剿匪及保護商民教士為詞，調艦增兵，合而謀我。”(47)東西各國之“合而謀我”并非自庚子始。但“合而謀我”見諸八國聯手嘬兵興武卻是借“保護商民教士為詞”的直接結果。于是，從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炮臺開始，中國便面臨著19世紀最后的一場民族戰爭。
不同的階層和人物在八國聯軍攻勢面前表現出來的不同情態，構成了庚子事變的最后一幕。
義和團在老龍頭火車站同日、俄侵略軍作戰
作為一個愛國的民眾群體，義和團曾以血肉搏槍炮的氣概顯示了頑強的民族精神。俄國記者揚契維茨基在《八國聯軍目擊記》一書中記敘了1900年6月2日夜間發生在天津火車站的場面：
每一次齊射之后，我們都聽到了刺耳的號叫聲，只見紅燈掉落了，潰散了，熄滅了。但是團民們仍然揮舞大刀長矛，高喊“義和拳！紅燈照！”向車站前進。
他們中有一位師傅，是個臉色陰沉的高個子老頭。他帶領一群團民徑直向我們連沖過來。走在前頭的小孩子舉著大旗，上面寫著“義和團”三個大字。
月亮照耀著這些喪失理智的莽漢，照耀著他們的大刀和旗幟。
一排子彈射過去，大旗倒下了，又舉了起來，接著又倒了下去。(48)
一個月零三天之后（農歷六月初九），發自威海衛的電稿又報道了當地義和團“遇有戰事，競沖頭陣，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后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皆中彈而倒”(49)的事實。他們在從容赴死時走過的血路是歲月所不能磨滅的。但是，作為下層民眾自發的松散群體，義和團所造成的浩大聲勢又不能不在激烈的軍事對抗和迭速的失敗之中漸趨解體。據當時人所記，8月上旬（農歷七月中旬），京津之間“盡系團匪蹤跡”(50)。但天津陷落10天之后八國聯軍即攻入北京。而40年前英法聯軍走完同一段路程，曾足足花了1個多月之久。這種對比說明：在短時間內從四面八方匯聚起來的人們，在短時間內正在向四面八方散去。至北京失陷前兩天，“義和團外鄉之人，連夜逃遁，在京之人，改裝易服。一日一夜之間，數十萬團民蹤跡全無，比來時尤覺迅速也”(51)。潰散和退卻，既是缺乏統一領導和統一組織的結果，又是槍炮打破神道的結果。它與眾多團民以血肉搏槍炮的一面同樣真實。兩者的共存，反映了舊式小生產者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優點和弱點。在此以后，各地民眾的分散抵抗還時有所見，但它們畢竟已是一場大規模斗爭的裊裊余音了。
“艱難百戰誰分謗，一夜寒星落大營。”(52)淮軍宿將聶士成被義和團目為“二毛子”，并被守舊士人稱為“專攻義民以護洋人”(53)者。但他指揮的軍隊與八國聯軍數度惡戰，“西人謂自與中國交兵以來，從未遇此勇悍之軍”(54)。當聯軍逼近天津的時候，他因忿恨義和團“四處焚掠”，“倡滅洋以釀禍啟釁”而屠戮團民，“擊殺千余人”。團民則“愈恨，乃乘其與洋兵苦戰時，擁其家屬眷口而去”(55)。在深重的外患面前出現這種局面，深刻地說明了庚子年間中國社會矛盾的重重交錯，但是，在深重的外患面前，聶士成又以免胄赴敵，“腹裂腸出而死”的結局，與百千死于聯軍炮火的義和團團民表現了同樣壯烈的民族精神。他生前，一班京官正以“西沽炮臺士成得八十萬金，賣與敵人”(56)的罪名誣劾之。他死后，“朝旨并不優恤，惟責以調度掣肘，傷身誤國，死不足惜而已”(57)。作為一個愛國軍人，他死得其所；作為一個封建臣子，他又死不瞑目。
與聶士成成為鮮明對比的，是被舊黨倚為長城的董福祥。“召對時，孝欽后獎之，福祥對曰：‘臣無他能，惟能殺洋人耳！’”于是徐桐逢人稱譽，以為他日強中國者必此人。(58)其實，董福祥所指揮的甘軍，殺掉的不過是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Akira Sugiyama）。他曾以1萬多人的軍隊圍攻使館，以見其“能殺洋人”的勇敢。但在數百名外國武裝面前相持近兩個月而卒未能下。至天津失陷，董福祥奉命率兵拒敵。結果，“楊村一敗，乘勢直奔，一氣而返京師”(59)。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時候，“炮聲震天，福祥率潰卒出章義門走”(60)。《高枬日記》錄有當時的兩首民謠：“二月街謠云：‘芝麻醬，下白糖，鬼子就怕董福祥。福祥足，兩頭峭，先殺鬼子后拆鐵道。’至今又謠云：‘芝麻醬，下白糖，鬼子最恨董福祥。福祥足，跑得快，未曾開炮就先敗’”(61)。可謂描畫都盡。
曾任美以美會匯文書院教習的中國教民鹿完天，是當日使館區中的被圍困者之一。作為一個教民，他被時勢拋入了一種無可選擇的境地，“乃與各國官民筑壘共守。百余日，晝夜環伺，精神疲倦，腸胃饑渴，死者白骨暴露，生者黃顏疲脊”。作為一個被圍困者，在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之際，他與周圍那些口唱阿利路亞相慶的人們一樣，同有“數月苦毒，一旦盡釋”之感。但作為一個中國人，當他目見西方人“擁大炮升城，對內廷直打”的時候，又悲從中來，掩面而泣。這是一種家國之哀：“我輩食毛踐土十余世，世受國恩，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今睹此變，煤山以前，何堪設想。回憶數月之苦毒，未有若是之甚也。”(62)這種家國之哀表述了一個自稱為“耶蘇人”者的民族感情。但在庚子年間的中國，他與具有同一種感情的義和團民們卻心不相通地成了敵對者。聯軍入京之后，“因洋人得志，奉教之人狐假虎威”(63)是屢見于記述的事。教民之不同類，正說明了教民中的別有肝肺者并不全是西方宗教熏陶出來的產物。就其實質，他們正是外在的侵略勢力積六十年滲透、楔入而在中國社會內在化的結果之一。
被八國聯軍炮火摧毀的北京正陽門
在八國聯軍的炮口下，北京是一個真正的悲慘世界：“居人盈衢塞巷，父呼其子，妻號其夫，闔城痛哭，慘不忍聞。逃者半，死者半，并守城之兵，死者山積。”(64)但當北部中國陷入民族戰爭兵燹之中的時候，南部中國卻在“中外互保”下依然一派舊景。“互保”表現了東南地區當權的洋務人物與西方各國合作以抵制義和團的意向。它保全了西方人在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利益，并因此而成為一場反帝愛國斗爭的對立面。英國人之首先熱心于“互保”，其原因蓋在于此。然而，南方督撫們起勁地致力于“互保”，又包含著審時度勢之后的用心。張之洞說：“京畿驟亂，開釁各國，沿海震動，各國窺伺，沿江若稍有紛亂，洋人必入倨長江，自為保護，東南非我有矣！”所以，“彼此處于鎮靜，嚴密防范，自可相安無事”(65)。他是“互保”的作始者之一，無疑，他所表達的保全疆土之心應當是有代表性的。“東南互保”的這種兩重性，使它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過兩重影響。一方面，它壓抑了南方地區的反帝運動，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國聯軍的南下蹂躪；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強在撲殺北方義和團時的南顧之憂，另一方面，它又使戰勝之后的列強在處置中國時不能不正視駐守東南的幾十萬軍隊。最后，隨著守舊的王公、親貴、官僚在外來壓力下的崩碎，洋務人物又一次進入了王朝的中樞。于是而有20世紀初年的“新政”。
義和團運動的失敗說明：當道義的憤怒仍然同舊時代連在一起的時候，正義者是不可能戰勝非正義者的。但是，在庚子事變的槍炮沉寂以后，自膠州灣事件以來的瓜分狂潮也失去了其滔滔勢頭。這種轉向是多種原因的結果，而列強之見及“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于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66)，正是主要原因之一。它反映了戰勝者對于戰敗者的忌憚。由是，“外人于此，則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議，或涂紅圈綠線于支那地圖謂某地為某國勢力范圍之企圖，亦未膽敢如前之猖獗耳”(67)。
瓜分狂潮的轉向避免了中國社會在肢解中淪為殖民地，但民族戰爭的失敗又急速地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四、半殖民地的深化
《南京條約》之后，中國社會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這是一個量變的過程。但量變中有局部的質變，過程因此而顯出了階段性。庚子和辛丑之交是一個階段的結束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半殖民地的深化在這里表現為半殖民制度的確立。它意味著舊式的民族反抗和斗爭已經難以改變中國的命運了。這種變勢，集中體現于《辛丑各國和約》的12則條款和19則附件之中。概而論之，大約有四個方面：
（一）武力震懾下的變化。辛丑以前，列強已經割去了中國的一部分土地。但外國合法地駐兵于中國國土則自《辛丑條約》始：“各國應分自主，當駐兵隊護衛使館，并各將使館所在境界自行防守。”這是列強對上一年甘軍與義和團圍攻使館的直接回報。其結果是產生了一個武裝化的使館區。它具有租界和附屬地所具有的一切行政、警察、土地、司法權力，并以“中國人民概不準在界內居住”的規定顯示了比租界和附屬地更露骨的侵略性。在同一個理由（保護使館）下，中國被迫撤除了大沽炮臺以及從北京到出海口之間的軍事據點，取而代之的是各國“酌定數處留兵駐守”(68)。這無疑是使館區的一種遙遙延伸。對于列強來說，駐兵中國的意義并不在于數量，而是在于權利。在這種權利下，東交民巷的大炮注視和監督著紫禁城，象征著條約制度的權威和中國的國將不國，一個西方歷史學家說：到了這個時候，“它（中國——引者）已經達到了一個國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階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獨立主權國家的極少的屬性的地步”(69)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公使駐京曾是英法聯軍北上的內容之一。如果說當時西方人的兇悍侵略中還不自覺地包含著近代外交觀念與中國夷夏之見的歷史對立，那么，辛丑以后產生的公使團（外交團）則已由外交代表而成為內政中的一種強力。它代表了列強的集體意志，并因此而左右中國社會的政潮起伏。1918年，陳獨秀寫過一則隨感錄，其中說：“中國人，上自大總統，下至挑糞桶，沒有人不怕督軍團，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團比督軍團還要利害。列位看看，前幾天督軍團在北京何等威風！只因為外交團小小的一個勸告，都嚇得各鳥獸散。什么國會的彈劾，什么總統的命令，有這樣利（厲）害嗎？”(70)這雖是辛丑之后十七年的事，但卻是辛丑以來武力震懾下的變化之一。
《辛丑條約》簽訂情形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班列六部之前”的外務部，是這個時候列入和約的中國政治機構嬗變。這種嬗變不無新舊代謝的意思，然而它的實現又是戰敗之后外力強逼的結果。因此，新舊代謝同時又表現為半殖民地化過程中更深的沉淪，梁啟超在幾年前預言過：“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71)，以辛丑而思戊戌，他的話不能不算是一種言中。
（二）經濟制裁。《辛丑條約》所規定的賠款多達白銀4.5億兩，加上39年期限中應付的年息，總數在9.8223億兩以上（在時勢變遷之后，因種種不同原因，中國對各國的賠款或減免、或停付。因此，庚款的實際總額小于此數），若再加地方賠款，則逾10億。由于支付須用外國貨幣，又逢銀價連年大跌，中國在折算中不得不承受數額之外更多的損失。這種以掠奪為內容的經濟制裁，留給賠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其一，從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里，中國民族資本開設的廠礦共有549家，其中資本在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者，不過17家而已。但截至庚子賠款最后減免或停付為止，中國歷年所付白銀已達6.5237億余兩，折合銀元近10億。以此量彼，可以見巨量資金流失之下民族經濟生機被壓抑的程度。其二，據當時各國調查，中國全年財政收入為白銀1億兩，而支出則需1.1億兩。戶部奏議說：“就中國目前財力而論，實屬萬不能堪。然而和議既成，賠款已定，無論如何窘急，必須竭力支持。”(72)這是一種真實的兩難之境。“竭力支持”不過是外部的壓力轉化為內部的壓力：每年賠款均分攤入省，各省又分攤入州縣，州縣復分攤于各色人等。最后的結果是丁糧加派和舊稅愈重、新稅愈多，以至“凡肩挑背負、日用尋常飲食之物，莫不有捐”(73)。中國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承受了庚子賠款之苦。由此產生的一個結果，正如英國駐漢口的代理總領事法磊斯（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所說：“賠款須向全國征收，但由于禍亂所及各省已被聯軍洗劫一空，實際上這些省應出之款項仍須由那些忠誠的，并已付出自己份額的省份來額外負擔，這樣就使人們更加憎惡外國人”(74)。另一個結果則是抗捐抗稅的斗爭成為民變主要內容之一。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它們促成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為后來武昌起義的猛烈一擊準備了某種現實的條件。這兩種結果，都顯示了經濟之轉化為政治，影響了社會，影響了歷史。
（三）嚴刑懲兇。庚子事變后，戰勝的列強多次指名索取人頭。于是而有懲治首禍諸臣的條約明文：“上諭內及日后各國駐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須照應得之罪，分別輕重，盡法嚴懲，以蔽其辜。”(75)這些人曾是西太后的同道者，但在外國人的意志面前卻變成了刀俎上的魚肉：
端郡王載漪，先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復革去爵職，暫交宗人府圈禁，再行發往盛京，永遠圈禁。次又改發新疆，永遠監禁，末復定為斬監候，因屬懿親，加恩發往極邊新疆，永遠監禁。
輔國公載瀾，先議處停公俸，降一級調用，復發往新疆永遠監禁，末復定為斬監候，因屬懿親，加恩發往極邊新疆，永遠監禁。
莊親王載勛，先革去官職，復交宗人府圈禁，再行發往盛京，永遠圈禁。末復賜令自盡。
怡親王溥靜，先革去官職，復交宗人府圈禁。
貝勒載濂，先革去官職，復著閉門思過。
貝勒載瀅，先革去官職，復交宗人府圈禁。
大學士徐桐，定為斬監候。因已殉難自盡，業經革職撤消恤典，故免再議。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因已病故，追奪原官，復定為斬立決，因已故，免議。
刑部尚書趙舒翹，先議處革職留任，復定為斬監候，末復賜令自盡。
吏（應為“禮”——引者）部尚書啟秀，先革職，復照會各國，交回正法。
前刑部尚書（應為侍郎——引者）徐承煜，先革職，復照會各國，交回正法。
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先議處降二級調用，復革職定為斬監候，末復賜令自盡。
山西巡撫毓賢（前任山東巡撫），先革職發往極邊充當苦差，永不釋回，復傳旨正法。
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定為斬監候，因已殉難自盡，業經革職撤消恤典，故免再議。
甘肅提督董福祥，先革職留任，復即行革職。(76)
這些人是首禍之品位最高者。詔旨屢屢更改而處分逐漸加重，正說明了沒有人能夠抗拒外人的咄咄相逼而挽救他們的命運。頑固官僚代表了中國社會最落后和最腐朽的一面。他們在庚子年因頑固而殺人，以“乘機誣陷，交章參劾”致不同政見的袁昶、許景澄和聯元、徐用儀、立山于大辟(77)；在辛丑又因頑固而被殺被戍。就其本身而言，他們并不是值得惋惜的人物。但由列強指名懲處這些人，并通過懲處這些人以儆其他人，卻是民族的恥辱。近代百年之中，成批成群的高官因外國人的勒逼而受“盡法嚴懲”，這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克林德
（四）心理征服。心理征服的目的是摧毀民族精神。其一，按照條約規定，中國派親王載灃赴德國，以謝公使克林德（Klemens August Katteler）被殺之罪；派親貴那桐赴日本，以謝書記官杉山彬被殺之罪。并在克林德“遇害處所樹立銘志之碑，與克大臣品位相配，用辣丁、德、漢各文列序中國皇帝惋惜此等兇事之旨”(78)。據一個西方人說，建造這座碑坊花費了白銀36萬兩，其壯麗程度超過了皇宮牌樓。(79)但對每個走過這座碑坊的中國人來說，這種壯麗并不是景觀，而是沉重的壓抑。其二，在“諸國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各城鎮，五年內概不得舉行文武各等考試”(80)。舊式士類是傳統教育制度培育出來的精英人物，并因此而常常成為反洋教潮流中的自覺者。停止文武考試五年，顯示了熟知中國社會情狀的外洋諸國對這部分人的精神壓服。“彼以為中邦人士夙重科名，以此示懲，可為大戒。”(81)士人以科舉為生計。因此，這種壓服以奪其出路而深中痛處。然而，時移勢易，“停限未滿，而停止科舉之議，且由邦人倡之”(82)。在庚子事變六年之后，由洋務派發議而實現了維新派的主張，舊式士類自此而趨解體。這種變化又是壓服者始料所不及的。其三，朝廷“永禁軍民人等入仇視諸國各會，違者問死”(83)。作為政府禁令，它同庚子年間高談“民氣”的廟堂議論正是一種鮮明的對比。從后者到前者的轉變，說明了以頑固抗外人者在頑固被壓碎之后的完全屈服。
隨著庚子事變的過去，由傳統意識所維系的民族心理防線在震蕩中的解體便成為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的顯著變化之一。
臨朝“訓政”的慈禧太后
自道光后期以來，清王朝曾在抵御外侮的旗幟下領導過多次民族戰爭。這是一個對抗和失敗交錯的過程。多次失敗導致了屈服；多次對抗又表現了逼來之勢面前的不甘屈服。兩者交錯，反映出晚清當局者在19世紀后60年民族沖突里的矛盾心態。庚子與辛丑之交是一個轉折點。1902年2月3日的《泰晤士報》報道過前此兩天西太后接見各國駐京公使的情況，其敘述頗能傳神：“太后進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國公使夫人）的手，好幾分鐘沒有放開。她渾身顫抖，抽泣哽噎地說進攻使館區是極大的錯誤，她后悔莫及。”(84)“后悔莫及”像是一種反思，但由此產生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表達的則是奴顏和諛態。這種奴顏和諛態是過去所未曾有過的。在她身上，民族戰爭的失敗同時又意味著民族抵抗意識的全部喪失。西太后經歷了八國聯軍之役以后的心理變化，代表了一個王朝的變化。因此，奴顏和諛態并不是一種個人現象。聯軍入京之時，京官朝貴中眾多人“相率戶前掛某某國順民旗”，“鼓樂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師”(85)。這種景象是庚申之變時不可能見到的。據時人記述：在德軍所駐守的順治門外一帶，“其界內新設各店牌號，大都士大夫為之命名，有曰‘德興’，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豐厚’、‘德長勝’等。甚至不相聯屬之字，而亦強以德字冠其首。種種媚外之名詞，指不勝屈。而英、美、日、義諸界亦莫不皆然”。記錄其事者憤慨地評論說：“彼外人詎能解此華文為歌頌之義，而喪心亡恥一至于斯”(86)。“喪心亡恥”刻畫了道德自命的士大夫階層在國難臨頭時的道德淪喪。但透視道德淪喪，可以看到的則是兩千年歷史和傳統所孕結的精神支柱在分崩離析時產生的無所依傍和茫然自失。這是道德蛻變背后的深層內容。它不僅影響了士大夫群體，而且影響了其他社會階層。有人曾對北方下層社會比較而論之曰：“當團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至聯軍入后，則風氣一變而為“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窮袴，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雜糅，拼切舛錯。用以自附于洋，昂頭掀膺，翹若自憙”(87)。要估計下層社會中這類人所占的比例是一件困難的事。但他們的存在卻與士大夫之媚外者一樣，同是確曾有過的事實。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里提到過民國初年北京的一個包車夫。他曾是一個義和團，但其時則已成為熱心的天主教徒了，“房里供有耶蘇和圣母馬利亞的像，每早禱告禮拜很是虔誠”。問他為什么改信宗教，回答說：“因為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菩薩不靈嘛。”(88)庚子年間，傳統意識支撐下的猛烈排外達到了高峰。在它失敗之后，則是傳統意識維系的民族心理防線的解體。舊的社會力量作為反帝斗爭獨立主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梁啟超說過：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是“中國兩異性之大動力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也”(89)。傳統意識所維系的民族心理防線，曾是一道抵抗異族入侵的長城。但在近代中國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之后，它又成為民族精神中陳舊的一面。庚子辛丑之間，陳舊一面的解體，同時又促成了新的民族覺醒：“北上聯軍八國眾，把我江山又贈送，白鬼西來做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90)于是，“自亡清義和團之變，而革命黨始興”(91)。革命代表了民主共和對封建專制的歷史否定。但革命在20世紀開始之后成為時代的主流則又是救亡所喚起的新的民族覺醒的結果。
【注釋】
(1)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冊，66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2)《驢背集》，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二），48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庚子記事》，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78。
(4)《記自立會》，見杜邁之等編：《自立會史料集》，2～3頁，長沙，岳麓書社，1983。
(5)《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同上書，22頁。
(6)《自立會始末記》，同上書，10頁。
(7)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孫中山年譜》，46～4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8)《自立會始末記》，見杜邁之等編：《自立會史料集》，9頁。
(9)[美]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22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10)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山東義和團案卷》，上冊，2頁，濟南，齊魯書社，1980。
(11)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
(12)《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見《李大釗文集》，下冊，18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盛世危言·紡織》，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715頁。
(14)參見《亂中日記殘稿》，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一），347頁。
(15)《天津一月記》，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二），146頁。
(16)《中國與十字架》，見張力等：《中國教案史》，263～264頁。
(17)[英]宓克撰，嚴復譯：《支那教案論》，28頁，南洋公學譯書院鉛印本。
(18)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選集》，60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張文襄公全集》，117、30頁。
(19)[英]宓克撰，嚴復譯：《支那教案論》，30頁。
(20)轉引自龍顧山人：《庚子詩鑒》，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31頁。
(21)陣恒慶：《清季野聞（節錄）》，同上書，下冊，637頁。
(22)參見《魯迅全集》，第1卷，18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3)康有為：《京師強學會序》，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165、166頁。
(24)左紹佐：《悟澈源頭》，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232頁。
(25)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44～45頁；《膠州事件》，《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280頁。
(26)劉福姚：《庚子紀聞》，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222頁。
(27)《軍國民篇》，見毛注青等編：《蔡鍔集》，19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8)《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見《瞿秋白選集》，2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9)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一），259～260頁。
(30)龍顧山人：《庚子詩鑒》，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33頁；《拳變余聞》，見胡寄塵編：《清季野史》，46頁。
(31)龍顧山人：《庚子詩鑒》，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34頁。
(32)羅惇曧：《庚子國變記》，14頁，上海，上海書店，1982。
(33)參見王火選輯：《義和團雜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1頁。
(34)羅惇曧：《庚子國變記》，4頁。
(35)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一），324頁。
(36)《秦力山事略》，見杜邁之等編：《自立會史料集》，241頁。
(37)《綜論義和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61頁。
(38)《論中國欲自立宜先求開民智之策》，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四），211頁。
(39)李超瓊：《庚子傳信錄》，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207～209頁。
(40)參見龍顧山人：《庚子詩鑒》，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25頁。
(41)《綜論義和團》，同上書，196頁。
(42)左紹佐：《悟澈源頭》，同上書，230～233頁。
(43)《拳變余聞》，見胡寄塵編：《清季野史》，56頁。
(44)《驢背集》，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二），506～507頁。
(45)張廷驤：《不遠復齋見聞雜志（選錄）》，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下冊，646頁。
(46)《秋瑾集》，13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7)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四），4530頁，中華書局，1984。
(48)[俄]德米特里·揚契維茨基：《八國聯軍目擊記》，92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49)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一），149頁。
(50)《綜論義和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72頁。
(5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庚子記事》，31頁。
(52)《驢背集》，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二），489頁。
(53)左紹佐：《悟澈源頭》，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234頁。
(54)《綜論義和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57頁。
(55)《綜論義和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57頁。
(56)《驢背集》，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二），490頁。
(57)參見《綜論義和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58頁。
(58)參見《拳變余聞》，見胡寄塵編：《清季野史》，56頁。
(59)《綜論義和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58頁。
(60)李超瓊：《庚子傳信錄》，同上書，219頁。
(6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庚子記事》，173頁。
(62)《庚子北京事變記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二），432、431頁。
(6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庚子記事》，47頁。
(64)劉福姚：《庚子紀聞》，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225頁。
(65)《張文襄公全集》，卷160，12、15頁。
(66)瓦德西語，見范文瀾：《中國近代史》，5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67)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62頁。
(68)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一），981頁。
(69)[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3冊，383頁。
(70)任建樹等：《陳獨秀著作選》，第1冊，42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社，1984。
(7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三），18頁。
(72)1901年9月28日戶部奏，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轉見張力等：《中國教案史》，606頁。
(73)《宣統政記》，卷11，24頁，石印本，沈陽，遼海書社，1934。
(74)[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204頁，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
(75)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一），980頁。
(76)《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二），63～64頁。
(77)參見《拳變余聞》，見胡寄塵編：《清季野史》，66頁。
(78)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一），980頁。
(79)參見[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244頁。
(80)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一），980頁。
(81)龍顧山人：《庚子詩鑒》，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17頁。
(82)龍顧山人：《庚子詩鑒》，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上冊，117頁。
(83)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一），981頁。
(84)[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218頁。
(85)《庚辛紀事》，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一），332頁；狄葆賢：《平等閣筆記（選錄）》，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下冊，666頁。
(86)狄葆賢：《平等閣筆記（選錄）》，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義和團史料》，下冊，667頁。
(87)《拳事雜記》，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一），289頁。
(88)周作人：《知堂回想錄》，155頁，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
(89)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50頁。
(90)《寶刀歌》，見《秋瑾集》，82頁。
(91)《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82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