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讓我們假定，危機是新理論出現所必需的前提條件，然后問科學家們對危機的存在怎樣反應。首先要注意，當科學家們面臨甚至很嚴重而長期的反常情況時所決不去做的事情，就能發現一部分回答，這是很重要的，也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他們會開始失去信心，然后去考慮另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但他們并沒有拋棄把他們引進危機的規范。那就是說，他們并沒有把反常情況看成是逆事例，不過在科學哲學的詞匯里，這就是逆事例。這種概括在某種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陳述，其基礎就是象上面提出的和下面更廣泛地提出的那些事例。這些事例暗示，以后我們對規范的考查、拋棄將更加充分地表示什么？一個科學理論一旦達到了規范的地位，只有當一個更迭的候補者適合于取代它的位置時，才被宣布為站不住腳的。然而，科學發展的歷史研究根本沒有揭示變化過程，正象直接與自然界比較不足以證明這種方法論框框無根據一樣。那種議論并不意味著科學家們不拋棄科學理論，或者說經驗和實驗在他們這樣做的過程中是不必要的。但是它確實意味著，那種把科學家們引向拋棄一種以前接受了的理論的判斷行為，始終不止是以那種理論同這個世界相比較為依據的，這最終將成為一個核心論點。拋棄一個規范的決定，始終是同接受另一個規范的決定同時發生的，導致那種決定的判斷，既包括規范同自然界，又包括相互間的比較。
此外，對科學家們因為面臨反常現象或逆事例而拋棄規范抱懷疑態度還有第二條理由。在發揮這條理由時，我的論據本身將預示這篇論文的另一個主要論點。上述抱懷疑態度的理由純粹是事實；那就是說，它們本身是一種流行的認識論的逆事例。因此，如果我的觀點是正確的，它們最多只能有助于造成一種危機，或者更準確地說，有助于加強一種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危機。它們本身不能也不會證明那種哲學理論是錯誤的，它的辯護人會去做我們已經看到科學家們在面臨反常情況時所做的事情。為了消除任何顯而易見的沖突，他們會想出許多銜接方式和對他們的理論的特定限制。事實上，在文獻中已經有許多恰當的限制。因此，如果這些認識論上的逆事例是要構成一種比較次要的刺激物，那就會因為他們的幫助而允許有一種新的不同的科學分析出現，在這個范圍內，他們就不再是困難的來源。而且，如果有一種典型可以適用于這里，那么這些反常現象就不再被認為僅僅是事實了，我們以后將在科學革命中評述這種典型。在科學知識的一種新理論的范圍內，他們似乎很象同義反復，對形勢的陳述不能想象有另外的方式。
例如，人們往往已經注意到，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盡管承受了幾個世紀，事實上和理論研究上的困難才達到，但對于那些交給牛頓理論的現象來說，卻表現得很象一個純邏輯的陳述，再多的觀察也不能駁倒。①在第 X節里，我們將看到，化學上的定比定律，在道爾頓（Dalton）以前，是一種偶然的實驗上的發現，很含糊的概括，在道爾頓的工作以后，成了化學化合物的定義的組成部分、靠實驗工作本身已不可能推翻了。這種概括很象科學家們面臨反常現象或逆事例時不能拋棄規范那樣也是會發生的。他們不能這樣做，但仍然是科學家。
雖然歷史大概不會記錄他們的名字，有些人因為他們不能容忍危機，無疑已經被迫拋棄科學。有創造性的科學家，象藝術家一樣，必須能偶然在混亂的世界里生活，我在別處把這種必要性描述為科學研究中固有的“必要的壓力”。②但是，我想，拋棄科學以支持另一種職業，是僅有的一種規范，靠逆事例本身就能導致拋棄這種規范。一旦發現了第一種并用來觀察自然界的規范，就再也不會有那種缺乏任何規范的研究工作。拋棄一種規范而不同時以另一種去代替，就是拋棄科學本身。那種行動不僅在規范上，而且在人上都有反映。他不可避免地會被他的同伴著成是“責備他的工具的木匠。”
① 詳見 N.R.漢生（Hanson：《發現的模式》（劍橋，1958）；第99～105頁中的討論。
② T．S.庫恩：《必要的壓力；科學研究的傳統和創新》，猶太大學第三屆（1959年）識別有創造性的科學人才研究會，卡爾文· W·泰勒（Calvin W．Taylor）編（鹽湖城，1959年），第162～177頁。對于藝術家中間的可以比較的現象，見弗藍克·巴倫（Frank Barron）：《想象的心理學》，《科學美國人》，第CXCIX卷（1958年9月）；第151～166頁；特別是 160頁。
相反，同樣的論點至少可以是等效的；沒有逆事例就不會有研究工作。因為把常規科學同處在危機狀態中的科學區別開來的是什么？當然不是前者沒有面臨逆事例。正相反，我們前面所說的構成常規科學的難題，只是因為沒有規范才存在，規范為科學研究提供基礎，并完備地解決它的全部問題。曾經有很少數似乎是這樣做的學科（例如，幾何光學），不久就完全不再發生研究問題，而成為工程的工具。除了那些唯一起作用的問題外，常規科學觀為難題的每一個問題都可以從另一種觀點一種逆事例，因而是一種危機的來源。哥白尼看成是逆事例的，在托勒密的大多數其他繼承者看來則是觀察和理論之間相適合的難題。拉瓦錫看成是逆事例的，在普利斯特列看來則是在燃素說中成功地解決了的難題。愛因斯坦看成是逆事例的，在洛倫茲·菲茨杰拉德和其他人看來則是牛頓和麥克斯韋理論中的難題。而且，危機的存在本身并沒有把一個難題轉化為逆事例。并沒有這樣鮮明的分界線。而由于規范形式的激增，危機通過最終允許一種新規范的涌現而使正常的解題規則松弛。我認為，只有兩種可能，或者是沒有一種科學理論曾面臨逆事例，或者是所有科學理論一直面臨著逆事例。
這種情況怎樣才能被看成不是那樣呢？那問題必然導致對哲學的、歷史的和批判的解釋，而那些題目在這里是被排斥在外的。但是我們至少能指出兩條理由，為什么科學被認為如此易于為這個一般原則提供一種說明，即真理和謬誤唯一地和明確地由陳述和事實的對抗決定的。常規科學務必而且必須不斷地力求使理論和事實更緊密地一致起來，那種活動很容易被看成是檢驗，或尋求證實或證明是錯誤的。它的目的是要解一個難題，因為它的存在就必須假定規范有效。只有這個科學家而不是這種理論不相信不足以得到一個解。在這里，甚至比上面更可以用那句諺語。“蹩腳的木匠責備他的工具。”此外，科學教育把討論一種理論同評論它的典型應用糾纏在一起，這種方式有助于加強一種主要是從其他來源證實了的理論。人們提出要這樣做的最不重要的理由是，讀科學教科書的人能容易地把這種應用理解為這個理論的證據，為什么應當相信它的理由。但是學科學的學生是因為教師和教科書的權威，而不是因為證據接受各種理論的。他們有什么選擇余地呢了或者有什么能力呢？教科書中提出的應用并不是作為證據，而是因為學習它們是在流行的練習的基礎上學習規范的一部分。如果應用是作為證據提出的，那么教科書的失敗本身就使人想起另一個可供選擇的解釋，或者去討論科學家們不能產生規范的各種問題，使他們的極端偏愛的作者相信各種解決辦法。這樣一種指控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
那么，怎樣回到最初的問題呢？科學家們對意識到理論和自然界之間相適應方面的一種反常情況是否有反應呢？剛才所說的情況表明，即使不一致比理論的其他應用中經驗到的大得多，也不需要引出很深刻的反應。始終有某些不一致。即使是最難對付的不一致，最后也會對正常的實踐有反應。科學家們往往愿意等待，如果有許多問題在這領域的其他部分中有用時尤其如此。例如，我們已經注意到，在牛頓最初的計算以后六十年間，預言的月球近地點運動仍然只有觀察到的一半。當歐洲最優秀的數學物理學家繼續毫無成就地努力要解決這個著名的不一致時，偶而也有人建議修改牛頓的平方反比定律。但是沒有一個人很認真地對待這些建議，而且實際上已經證明容忍一個嚴重的反常現象是正確的。克萊勞特（ Clairaut）于
1750年已能證明，反而是應用的數學錯了，而牛頓的理論象以前一樣仍然有效。①甚至在許多情況中似乎很可能沒有一點錯誤（或許因為所包含的數學是比較簡單的或者是熟悉的在別處是很成功的一種），堅持和認識反常，并不總是引起危機。沒有一個人因為來自牛頓理論的預言和聲速及水星運動兩者之間的早已認識了的不一致而對牛頓的理論認真地表示懷疑的。第一個不一致最后幾乎完全出乎意料地是因為根本不同的目的而進行的關于熱的實驗解決的；第二個不一致是在一次危機以后隨著廣義相對論消失的，它在創造中并沒有作用。 ② 顯然兩者都沒有被看成足夠根本去引起同危機—起起作用的不適。它們可能被認為是反例，并且在今后工作中仍舊被放在一邊。
①W．惠威爾：《歸納科學的歷史》（修訂版；倫敦。1847年），第II卷。第220～221頁。
② 關于聲速；見 T.S.庫恩，《絕熱壓縮的熱理論》《愛西斯》；第XLIV卷（1958年）。第136～137頁。關于水星近日點的長期移動，見E．T．惠泰克：《以太理論和電的歷史》；第II卷；（倫敦，1953年），第151～179頁。
因此，如果一種反常現象是會引起危機的，它通常必須不僅是一種反常現象。而在適應規范性質方面總會有各種困難；其中大多數或早或遲常常是靠不能預見的辦法弄姿的。科學家停止考查他所注意到的每一種反常現象，就很少會做成有影響的工作。因而，我們必須問，是什么使一種反常現象看來值得一致努力去考查，對于這個問題，可能沒有完全一致的回答。我們已經考查過的情況是很獨特的，但決不是根據傳統獲得的。有時，一種反常現象會清楚地使這規范的明確而基本的判斷發生問題，就象以太阻力問題對于那些接受麥克斯韋理論的人們所做的那樣。或者，象在哥白尼革命中那樣，一種反常現象并沒有明顯的基本重要性，只要它所禁止的應用在實踐中特別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對日歷設計和占星術，就會引起危機。或者，象在十八世紀的化學中，常規科學的發展會使以前僅僅是一種使人煩惱的反常現象改變成危機的源泉：重量關系問題，在氣體化學技術發展起來以后，就具有十分不同的狀況。大概還有其他情況能使一種反常現象特別緊迫，通常幾種情況會互相結合。例如，我們已經注意到，哥白尼面臨的危機的一個源泉是時間的長短，在此期間，天文學家們同減少托勒密體系中殘留的不一致所作的斗爭頗不成功。
為了這些理由或其他類似的理由，當一種反常現象達到看來是常規科學的另一個難題的地步時，就開始轉化為危機和非常科學。于是這種反常現象本身就這樣被同行們更為普遍地認識了。這領域的越來越多的著名人物對它越來越注意。如果它仍然繼續反抗，雖然通常它并不反抗，許多人就會認為它的解決是他們學科的主要問題。對于他們，這領域看來不再和早先一樣了。它的部分不同的外表僅僅是科學考查的新的固定點。改變的一個甚至更為重要的來源是許多部分解的發散性質，使這問題已取得一致的注意。對反對問題的早期攻擊會十分緊密地引起規范規則。但是隨著連續不斷的反對，對它的越來越多的攻擊會包括某些小的或不那么小的規范的連接方式，它們中間沒有兩個是完全相象的，每一個有一部分成功，但是沒有一個足以被這個集體當作規范來接受。由于這種發散的連接方式激增（他們會越來越頻繁地被描述為特定的調正），常規科學的規則變得越來越模糊了。雖然仍然有一個規范，但只有少數實踐者證明完全同意它是什么。甚至以前已經解決了的問題的標準解也成了問題。
當尖銳化時，有關的科學家有時就認識了這種形勢。哥白尼抱怨說，在他的時代，天文學家們“在天文學研究中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他們甚至不能解釋或觀察季節年的長度。”他繼續說，“關于他們，就好象一個藝術家從不同的模特兒身上為他的象收集手、腳、頭和其他部分，每一個部分都畫得很好，但是與整個身體不符合，因此它們一點也不能互相協調，結果將是魔鬼，而不是人。”①愛因斯坦，由于受現在運用的不那么華麗的語言的限制，只是寫道：“它好象地基已經從下面被抽掉了，無論哪里看到的都沒有牢固的基礎，人們能在它上面建設。” ② 沃爾夫干·鮑利（Wolfgang Pauli）在海森伯關于矩陣力學的論文指明新量子理論的道路前幾個月，給一個朋友寫道：“在這時刻，物理學又混亂得可怕。無論如何，它對我來說是太困難了，我希望，我曾是一個電影喜劇演員，或者某種類似的東西，而且從來沒有聽到過物理學。”如果同鮑利不到五個月以后的話對比，那種說明就給人以特別深刻的印象：“海森伯型的力學又一次給了我生活中的希望和快樂。當然它并沒有提供謎底，但是我相信，它又有可能前進了。” ③
①引自 T.S.庫恩，《哥白尼革命》（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1957年），第138頁。
②愛因斯坦：《自傳》，載《愛因斯坦：哲學家 -科學家》，P.A.希爾潑（Schilpp）編（依利諾斯州，伊文斯頓，1949年）。第45頁。
③ 臘耳夫·克朗尼希（ Ralph Kronig）：《轉折點》，載二十世紀的理論物理學：《沃爾夫干·鮑利紀念文集》，M·菲爾茲（Fierz）和V．F·韋斯科夫（Weisskorf）編（紐約；196O年），第22、25～26頁。這篇文章的大部分在描述1925年以前幾年量子力學中的危機。
如此明確的認識上的崩潰是很少見的，但是危機的效應并不完全取決于對它的自覺的認識。我們能說這些效應是些什么呢？它們中只有兩條看來是普遍的。一切危機都是從一種規范變模糊開始的，接著就使正常研究的規則松弛了。在這方商，危機時期的研究很象前規范時期的研究，但前者不同的地方比較小，而且是更清楚地規定了的。同時一切危機都隨著規范的新的候補者出現。以及隨后為接受它斗爭而告終。這些都是以后幾年要考慮的問題，但是為了完成關于這種危機狀態的進化和解剖的評述，我們必須預先說一點在那兒要說的話。
從一種處在危機中的規范過渡到一種新的規范，由此而能出現常規科學的一種新傳統，遠不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不是靠老規范的分析和推廣而達到的。不如說它是這領域按新原理的一種重建，是一種改變這領域的某些最基本的理論推廣，以及它的許多規范方法和應用的重建。在過渡時期，會有一大批問題，既能由老規范解決，也能由新規范解決，在這些問題之間決不會完全重迭。但是解決的方式也會有決定性的差別。當過渡完成時，同行會改變對這領域的觀點、方法和目的。一個有洞察力的歷史學家在考察由于規范改變而重定科學方向的經典情況時，最近把它描述為“拾起拐棍的另一頭，”象以前一樣處理同一堆數據的一種方法，但是，要給它們一個不同的框架，而使它們處在一個新的相互關系的體系中。①其他注意到科學進展的這個方面的人們強調了它在改變形象化方式方面的同一性：“紙上的這個符號最初看來象一只鳥，現在看來象一只羚羊，或者反過來也是這樣”。②那種類似的事物可能是使人誤解的。科學家們沒有看到某些東西象其他一些東西；相反，他們僅僅看到它。我們已經考慮了某些由于說普里斯特利把氧看成非燃素氣體而造成的某些問題。還有，科學家們并不保持這種方式的主體在各種觀察方法上來回變換的自由。然而，方式的變換，特別因為它在今天是如此熟悉，因而對全面的規范變換中發生什么，是一個有用的基本的樣板。
①赫柏特·勃特菲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現代科學的起源；1300～18O0年》（倫敦，1949年），第1～7頁。
②漢生；前引書。第 1章。
前面的預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危機是新理論涌現的一種適當的前奏，特別因為我們已經在討論發明的出現中考察了同一過程的小型版本。正因為新理論的出現破除了科學實踐的一種傳統，并引進了一種在不同規則下和在不同論述領域中實施的新傳統，很可能只有當第一種傳統已經感到嚴重地走入迷途時才會發生。但是，那種議論僅僅是研究危機狀態的前奏，而且，不幸它所導致的問題要求心理學家的能力甚至比要求歷史學家的能力更多。非常研究象什么？反常現象是怎樣成為定律似的東西的？當科學家們還只意識到某些東西已經不行了，在某個水平上根本錯了，而他們的訓練還沒有使他們準備去討論這個水平時，科學家們怎樣繼續前進呢了那些問題需要深遠得多的研究，它應當不完全是歷史的。隨之發生的必然會是比以前所進行的更加有試探性和更加不完備。
一個新規范出現，至少在醞釀時，常常在危機前已經發展到某種程度，或者已經被明確地認識到了。拉瓦錫的工作提供了一個恰當的例子。他的莫明其妙的筆記在第一次徹底研究燃素說中的重量關系以后和在普里斯特利的著作已經全面地揭示了氣體化學中這次危機以前不到一年已經存放在法國科學院里了。或者再舉一個例子，托馬斯·揚（ Thomas Young）關于光的波動理論的第一個報告，在光學危機發展的很早時期就已經問世了，這個問題，沒有揚的幫助，人們幾乎不會重視，只是在他寫成以后的十年期間，它已經成長為國際性的科學上的流言。在這類情況下，人們只能說，規范的次要的瓦解和常規科學規則的最初的模糊，都足以促使某人用新方法去觀察這領域。插在最初感到困難和認識到一個有用的候補者之間的必然是基本上無意識的。
然而，在其他情況下，例如，哥白尼、愛因斯坦和現代核理論那些情況下，在最初意識到崩潰和新規范出現之間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當那種情況發生時，歷史學家至少可以抓住幾個象非常科學那樣的暗示。科學家們在理論上面臨一種公認的根本反常現象時，最初的努力常常是把它更加明確地孤立出來，并給予它結構。雖然意識到它們不可能完全正確，他會更加努力地推進常規科學的規則，去觀察在困難領域里，恰好在哪里和在什么范圍內它們能做工作，同時他會尋求擴大崩潰的方法，使它比以往更顯著，或許也更有啟發，當它在實驗中發揮作用時，其結果被認為是預先知道的。而在以后的努力中，比科學發展的有規范以后的其他任何部分，他會更象我們的科學家的最流行的形象，常常象一個隨便探索的人，試做各種實驗就是要看會發生什么，期待一種效應，它的性質則是他所不能完全猜到的。同時，由于沒有實驗能被沒想為沒有某種理論的，科學家們在危機中經常會試圖導致各種思辯的理論，如果成功，就可以揭示通向新規范的道路，如果不成功，就能比較安逸。
開普勒關于他同火星的運動所作的長期斗爭的報告，和普里斯特利關于他對新氣體激增的反應的描述，是意識到反常現象所產生的比較混亂的那種研究的經典例證。①但是，來自場論和基本粒于現代研究的一切也許是最好的說明。在危機不存在時，使它必須考察常規科學的規則能伸展得多遠，探測中微子所需要的巨大努力會不會被認為已經證明是正確的？或者，如果這規則在某些未發現的點上還沒有明顯地崩潰，會不會提出或者檢驗宇稱不守恒這個激進的假說？在過去的十年期間，象物理學中的其他許多研究一樣，這些實驗部分地試圖把一組仍然在擴散的反常現象局部化和規定它的來源。
①開普勒關于火星的工作報告，見 J．L．E．德萊伊（Dreyer）：《從泰勒斯到開普勒的天文學史》（第2版；紐約，1953年），第38O～393頁。偶爾的不準確并不妨礙德萊伊的摘要為這里提供所需要的資料。關于普里斯特利；見他自己的著作；特別是《對各種空氣的實驗和觀察》（倫敦；1774～1775年）。
這種非常研究，雖然并不一般地，而常常是伴隨著另一種研究。我想，特別是在公認的危機時期，科學家們必須轉向哲學分析，作為解開他們的領域中的謎的工具。科學家們并不一般地需要或希望成為哲學家。確實，常規科學通常同創造性的哲學保持一定距離，也許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正常的研究工作能用規范作為一個模型、規則和假設去處理的范圍內，并不需要弄得很明確。在第 V節中我們注意到，哲學分析所追索的一整套規則甚至用不著存在。但是，這不是說，尋求假設（甚至為不存在的一種傳統）不可能是使思想上緊緊掌握的一種傳統變弱并為一種新的傳統打基礎的一種有效方法。牛頓物理學在十七世紀出現以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在二十世紀出現，并不是意外事件，兩者都以現代研究傳統的哲學分析為先導和伴隨。①這種所謂思想實驗在這兩個時期里應當在研究的進展中起批判性的作用。正如我在別處已經指出的，分析性的思想實驗在伽利略、愛因斯坦、玻耳（BOhr）和其他人的著作中顯得如此重要，完全是想要用把危機的根源同實驗室中不能達到的明晰性分離開來的方法對現存的知識暴露出陳舊的規范。②
①關于伴隨著十七世紀大學的哲學上的轉折點，見雷奈·杜加思：《十七世紀的力學》（納沙特爾， 1954年）；特別是第XI章。關于十九世紀類似的插曲，見同一作者的早期著作《力學史》（納沙特爾，1950年），第419～443頁。
② T．S庫恩：《思想實驗的作用》，見《亞歷山大·咖依列雜文集》，R．塔頓（Taton）和I·B·柯亨編，1963年由海爾曼（巴黎）出版。
隨著這些非常程序單一地或集合地展開，另外一件事情也可能發生。由于把科學上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狹窄的困難地區上，和準備使科學上有才智的人去認識實驗上的反常現象是什么，危機常常會產生出新的發明。我們已經注意到，對危機的意識怎樣把拉瓦錫關于氧的工作同普里斯特利的工作區別開來；而且氧并不是意識到反常現象的化學家們在普里斯特利的著作中所能發現的僅有的一種新氣體。或者再舉一個例子，新的光學發現正好是在光的波動理論出現以前和出現期間迅速地積累起來的。某些象由反射造成的偏振問題，則是偶然事件的結果，那種偶然事件是把工作集中在一個困難地區上很可能引起的。（馬勒斯 [Malus]做出了這個發明，他正好開始在為科學院關于雙折射的得獎論文工作，一個眾所周知處在一種不能令人滿意狀態中的問題。）其他象在圓盤陰影中心上的光點等問題，則是來自新假說的預言，一旦成功就幫助把它轉化成為以后工作的規范。還有其他一些問題，象亂涂的和厚底片的顏色，則是以前常常看到和偶然注意到的，但是，象普里斯特利的氧一樣，已經成為和著名效應相同的東西，以各種方法阻礙它們被看出他們是什么。①大約從1895年起，可以提出這多重發明的一個類似的報告，那就是出現量子力學的經常的伴隨物。
非常研究還必須有其他表示和效應，但是在這種地區，我們很少發現那種需要問的問題。然而，也許在這一點上再也不需要了。前面的評述應當足以表明，危機如何同時打破了舊框框，并為規范的根本轉移提供了必須的日漸增長資料。有時新規范的形式在非常研究給予反常現象的結構中是有預兆的。愛因斯坦寫道，在他有經典力學的任何代替品以前，他已能看出黑體輻射、光電效應和比熱等已知的反常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②更經常的是預先沒有自覺地看出這樣的結構。相反，新的規范，或者以后環節容許的充分暗示，有時是在午夜，在深深地處于危機中的一個人的思想里突然出現的。那最后階段的性質是什么？一個人是怎樣發明（或者發現他已經發明了）一種新方法的？它給予那時聚集起來的全部資料以秩序，這一切在這里仍然是不可思議的，也許永遠是這樣。讓我們在這里只注意有關它的一件事。達到一個新規范的這些基本發明的人們幾乎總是很年輕的，或者對于他們改變規范的領域來說是很新的。 ③ 而且，也許那問題不需要加以明確，因為，很明顯，這些人很少把以前的實踐提交給常規科學的傳統規則，而是特別想要看出那些規則已不再適用了，并設想另一套可以代替它們的規則。
向新的規范過渡是科學革命，這是我們長期準備直接探討的一個問題。然而，首先要江意一個最后的和顯然難以捉摸的方面，在這方面，最后三章的材料已經準備了這條道路。直到第 VI節，首先引進了反常現象這個概念，“革命”和“非常科學”這種術語可以看成等效的。更重要的是兩個術語沒有一個比“非正常的科學”有更多的含意，這種迂回性至少會使少數讀者困擾。事實上不需要這樣做。我們將要發現，類似的迂回性是科學理論的特征。然而，不論是否麻煩，迂回性不再是不受限制的了。這一節和前兩節已經在常規科學活動中引出了崩潰的許多準則，這種準則根本不依賴于崩潰是不是繼革命之后發生的。科學家們面臨反常現象或危機時，對現有的規范采取不同的態度，而且他們的研究的性質也相應地改變了。產生競爭的連接方式，愿意嘗試任何事情，表示明確的不滿，求助于哲學和對基本原則開展爭論，這一切都是從正常研究過渡到非常研究的征兆。常規科學的觀念就依賴于它們的存在，而不是依賴于革命。
①關于新的光學發現，一般見 V．隆契：《光學史》（巴黎，1956年）；第VII章。關于這些效應的一個較早的說明，見J．普里斯特利：《有關視覺、光和顏色的發明史和現狀》（倫敦，1772年），第498～52O頁。
②愛因斯坦，前引文。
③ 關于青年在基礎科學研究中的作用這種概括是如此普通以至于成了一種陳詞濫調。而且，看一看對科學理論作出基本貢獻的任何一張名單都會提供印象深刻的確證。然而，這種概括非常需要系統的研究。哈維· C·雷曼的《年齡和成就》[普林斯頓，1953年，英文版]）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料；但是，他的研究并沒有試圖選出包括重新提出基本概念方面的貢獻。他們也沒有查問特殊情況，即使有；也伴隨著科學上較晚的生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