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第一次發表我差不多十五年以來的構思。十五年前，我還是一個就要完成學位論文的理論物理學研究生。我有幸參加了一門為非自然科學家講述物理科學的實驗大學課程，這才第一次使我對科學史有所了解。完全出乎我意外的是，這種對過時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的說明，竟徹底摧翻了我對科學本質及其所以能夠獲得特殊成就的某些基本想法。
我的這些老的想法的形成，一部分來源于以前的科學訓練本身，一部分則來源于我對科學哲學的歷久不衰的業余興趣。這些想法，不管什么樣的教育作用，也不管理論上怎樣言之成理，卻怎么也不足以說明歷史研究中所呈現出來的實際情況。但它們歷來都是許多科學問題討論中的基本原則，這就需要徹底揭穿它們貌似有理的假象。這么一來，我的專業計劃就完全變了，先是從物理學轉到了科學史，以后又從更直接的歷史問題逐步回到了同哲學有更大關系的問題，而起初正是這些問題把我引向了歷史。在我已發表的著作中，除少數幾篇文章以外，本文還是第一次注重談我早期關心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我也想通過本文向我自己和朋友們交代一下，最初我是怎樣脫離科學的研究而走向科學史的研究。
我第一次有機會深入探索下面提出的某些思想，是因為我在哈佛大學研究班中當了三年研究生。沒有那一段自由時期，要轉到一個新的領域就困難多了，甚至于根本辦不到。那幾年我把一部分時間用到科學史上。特別是我連續研究了亞里山大·柯依列（ Alexandre Koyre）的著作，并第一次接觸到愛彌爾·梅耶遜（Emile Meyerson）、海倫奈·邁茲熱（Helene Metzger）和安奈里斯·麥爾（Annelies Maier）的著作。①這些學者出近年來其他大多數人更清楚地表明，在科學思想準則同今天大不相同的時期中，科學的思維可能是怎樣的。雖然我愈來愈懷疑他們的某些歷史解釋，但他們的著作同A.O.勒沃喬伊（Lovejoy）的《偉大的存在之鏈》一起，對于我的科學思想史概念的形成，仍然是主要的動因之一。
那幾年我還化了很多時間探索其他方面的一些問題，它們表面上同科學史沒有什么關系，但現在卻也象科學史一樣提出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問題。我曾偶而從一條腳注中知道了讓·皮亞瑞（ Jean Piaget）的實驗，他用這些實驗闡明了成長中的兒童所感知的各個世界，以及他們從一個世界轉到另一個世界的過程。②我的一位同事要我讀一讀感覺心理學、特別是格式塔心理學③的文章。還有一位介紹我看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是怎樣考慮語言對世界觀的作用。W．V．O.
奎因（Quine）則為我解開了區別分析和綜合的哲學之謎。④這是研究班所容許的自由探索，只有通過這樣的探索我才能看到路德維克·弗萊克（Ludwik Fleck）的幾乎沒有人知道的專題著作《科學事實的出現和發展》（巴塞，1935年），此文先于我而提出了我的許多想法。弗萊克的著作同另一位實習生弗朗西斯.X.薩頓（Francis X．Sutton）的評論一起，使我意識到需要把這些想法置于有關科學界的社會學之中。讀者將發現我在下文很少涉及這些著作或談話，但我對它們的感激之情都超乎我現在所能復述或估價的。
①影響特別大的是柯依列：《伽里略研究》（ 3卷本，巴黎，1939年）；梅耶遜：《同一和現實》，凱特·勞溫伯格（Kate Loewenberg）譯（紐約，1930年）；邁茲熱：《法國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化學學說》（巴黎，1923年），《牛頓、斯塔耳、波爾哈夫和化學學說》（巴黎；193O年);以及麥爾：《十七世紀的先驅者伽里略》（《后期經理哲學的自然哲學研究》；羅馬，1949年）。
②這些實驗所反映出來的觀念和過程，也是直接從科學史中涌現出來的，因此皮亞瑞有兩組研究特別重要：《兒童的因果性概念》，馬喬利·加貝因（ Marjorie Gabain）譯（倫敦，1930年），以及《速度觀念和家居幼兒》巴黎，1946年）。
③格式塔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y），也有時譯為“完形心理學”，心理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它認為心理現象的基本因素不是感覺，而是某種心理結構的“完形”，由個體內部固有的組成簡單圖形的能力所形成，即以主觀的內在規律解釋心理現象。這個學派最初在1912年產生于德國，后來擴展到物理、生物、經濟等領域。——譯者注
④后來約翰· B·卡洛耳（Job B.Carroll）收集了沃夫的文章編成《語言、思想和現實——本杰明·李·沃夫著作選》（紐約，1956年）。奎因的觀點見于《經驗主義的兩個教義》，在他的《從邏輯觀點看》（馬薩諸基州，坎布里奇，1953年）一書中再版；第20～46頁。
在我作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中，波士頓的洛厄爾研究所（ LowellInstitute）請我去講演，這使我第。次有機會測驗。下我這個正在形成之中的科學觀。于是產生了1951年3月間連續發表的八篇公開講演，題目是《探索物理學理論》。第二年我開始講授科學史本身，以后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中，在一個我從未系統研究過的領域中講課所帶來的問題，使我沒有什么時間把我最初產生的各種觀點準確地表達出來。幸而這些觀點證明，它們可以暗暗指明方向，也可以為我進一步講授提出一套問題。因此，我得感謝我的學生來聽這些寶貴無比的課，在這里既肯定了我的觀點的生命力，同時也是一種卓有成效的交流方式。研究班結業以后，我所發表的絕大部分主要關于歷史方面的研究，盡管表面上似乎各不相同，卻都由這些同樣的問題和方向統一起來了。有的課討論了某一種形而上學在創造性科學研究中所起的必要作用。另外一些則檢查了一種新理論的實驗基礎是怎樣被人們積累起來并吸收進去的，這些人本來信奉一種絕不相容的舊理論。在這個過程中，這些課描述了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我在下文將稱之為新理論或新發現的“涌現”。此外還討論了其他一些這一類的問題。
1958～1959年間我應邀到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由此開始了這個專題研究的最后階段。這時我又一次有可能集中到以下所要討論的問題上。特別重要的是，在一個主要是由社會科學家組成的團體中呆了一年，使我碰上一些預料不到的問題：這樣的團體同培育了我的自然科學家團體有什么不同呢？特別使我吃驚的是，各個社會科學家對于合理的科學問題和科學方法的本質，竟有那么多、那么深刻的顯著分歧。無論從歷史上或者從現在的認識上看，我都懷疑，自然科學工作者對這些問題是否就比他們社會科學界的同事們掌握更可靠、更穩定的答案。但今天似乎只是心理學家或社會學家們所特有的根本原則的爭論，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或生物學的實踐不知怎么總是激不起來。為了要找到分歧的根源，我認清了此后我稱之為“規范”①的東西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我是把“規范”作為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在一段時期中它為科學工作者團體提出典型的問題和解答。一旦我的這個難點得到了解決，此文的草稿就迅速涌現了。
①規范，原文是 paradigm。這個字來自希臘文，原來包含“共同顯示”的意思，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義。特別是用在文法中，表示詞形變化規則，如名詞變格、動詞人稱變化等。作者在這個基礎上用這個字來說明科學理論發展的某種規律性，即某些重大科學成就形成科學發展中的某種模式，因而形成一定觀點和方法的框架。“規范”的譯法比較接近于作者的原義。——譯者注
這份草稿產生的經過，這里不需要再說了，但是對這種歷經修改，而仍然保存的形式，還必須再說幾句。在完成第一稿并大加修改之前，我還一直期望手稿會單獨成為《統一科學百科全書》中的一卷。這部先驅著作的編者們先是請求，后來使我明確地承擔了義務，最后又以非凡的機智和耐心等待結果。我很感謝他們，特別是查理士·毛里斯（ Charles Morris），他揮動著那根必不可少的刺棒，說服我完成了手稿。但限于《百科全書》的篇幅，我必須以極度濃縮的綱要形式表述我的觀點。后來發生的一些事情雖使這個限制有所放松，而且手稿也有可能同時獨立出版，但這一著作仍然作為一篇文章，而不是這個題目所最終要求的那樣一本完整的書。
我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人們改變對熟知材料的理解和評價，因而對這第一次說明的綱要性決不能動搖。相反，如果讀者自己的研究工作使他們對這里所提倡的新方向已有所準備，他就會感到本文這種形式不但更有啟發，也更容易接收。但也有不利的方面。這證明我在開頭所說的還有必要從各方面加以擴大和深入，我希望最后能有這樣一個更詳細的版本。歷史上的有利證據，要比下面有限篇幅中所能容納的多得多了。而且，既有物理科學史的，也有生物科學史的。這里我決定只用前一種證據，一方面是為了文章更為緊湊，一方面也是根據現有的力量。此外，這里所提出的科學觀還對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包括歷史領域和社會學領域，都可能有作用。例如，反常現象也即不合預想的現象是怎樣愈來愈引起科學界的注意，就需要仔細加以研究；同樣，一直無法解釋的一種反常現象所引起的危機，也需要研究。再說，每一次科學革命都要改變經歷革命以后科學界的歷史面貌，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這種改變也會影響革命以后教科書和科學出版物的結構。其后果之———改變了研究報告腳注中所引用的文獻——應作為發生革命一個可能的標志而加以研究。
因為要大大壓縮篇幅，我只好放棄許多重要問題的討論。例如，對科學發展中的前規范時期同后規范時期的區別，我就說得太簡要了。一個學派的競爭如果表現出初期的特點，就是由于某種很象是規范的東西引導的結果，而晚期則有兩種規范和乎共處的情況，盡管我認為這是罕見的。只掌握一種規范還不足以成為第 II節所討論的過渡的準則。更重要的，除了偶而作簡要介紹以外，我從沒有談過科學發展中技術進步的作用，或者外部的社會條件、經濟條件和精神條件的作用。但只要看著哥白尼和歷書的關系就可以知道，外部條件也可以使單獨一種反常現象成為一場嚴重危機的根源。這個例子同樣可以表明，人們如果想找到某種革命的辦法以結束危機，可供他們選擇的范圍就要受到科學以外條件的一定影響。①仔細分析這一類的后果，我認為決不會改變本文所提出的主要論點，卻肯定會增添一個對了解科學進展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分析方法。
①在 T·S．庫恩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發展中的行星天文學》（馬薩諸塞，坎布里奇，1967年）一書第122～132、270～271頁討論了這些因素。關于外部的精神條件和經濟條件對科學實際發展的作用，我在下列文章中有所闡明：《同時發現能量守恒之例》，載《科學史中的關鍵問題》，馬歇爾·克萊杰特（Marshall Clagett）編（威斯康星，麥迪遜，1959年）；第321～356頁；《沙迪·卡諾工作的技術先驅》，載《世界科學史成就》第XIII卷（1960年），第247～251頁；以及《沙迪·卡諾和卡格納（Cagnard）熱機》，《愛西斯》（Isis）雜志，第III卷（1961年），第567～574頁。因此，只是從本文所討論問題的角度看，我才把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比較小。
最后，也許最重要的是，篇幅的限制大大影響了我處理本文中由歷史所指明的科學觀的哲學含義。顯然存在這樣的含義，我已試圖指出并論證了其中一些主要的。但同時，我總是回避詳細討論當代哲學家們對相應問題的各種不同主張。我所懷疑的，往往更多針對一種哲學態度，而更少針對任何一種首尾一貫的表述。結果，有些人如果不能跳出這種～貫的立場來看待問題和認識問題，他們就會覺得我沒有領會他們的意思。我想他們錯了，但本文并不打算說服他們。要說服他們，必需另外寫一本更長得多的不同類型的書。
對于曾經幫助我形成我的思想的學術著作和研究機構，這個序言所敘述的一些自傳片段可以為我表示感謝。我還想通過后文的引證償還其余的債務。但是無論在上文或下文，我只能暗示一下對許多人的深切感激，他們的批評建議都在一定時期支持并指導了我的思想的發展。從本文這些想法開始形成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太久了，如果把所有那些字里行間受到他們某種影響的人都—一列舉出來，那就差不多成了一張我的朋友和相識的總名單。因此我只好限于列舉少數對我影響最大的，即使這樣，記憶的錯誤也在所難免。
詹姆士· B·柯南特（James B．Conant），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第一個引導我轉向科學史，由此開始改變了我對科學進展本質的看法。從那時以來，他就慷慨地給以意見、批評和時間——包括閱讀我的草稿并建議作重大修改的時間。留納德·K、納什（Leonard K．Nash）同我一起教了五年由柯南特博士開始的歷史方面的課程。在我的思想最初成形的那幾年中，他更積極地參加了籌劃，但在最后發展階段上他卻錯過去了。幸虧在我離開坎布里奇以后，我在伯克利的同事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起了富有創造性的共鳴作用。卡維爾是一個主要研究倫理學和美學的哲學家，他得出的結論同我的十分一致，一直是一個激勵和鼓舞我的源泉。而且，他還是唯一的一個可以同我只用一言半語探索思想。這種交流方式表明，他的理解力足以為我指出怎樣通過或繞過我在準備第一個手稿時所遇到的主要障礙。
那還是一個草稿，許多別的朋友幫助我重新系統化。我想他們會原諒我的，如果這里我只舉出貢獻最廣泛、最關鍵的四個名字：伯克利學院的保爾· K·費耶雷本（Paul K．Feyerabend）、哥倫比亞大學的厄奈斯特·納格耳（Ernest Nagel）、勞倫斯放射實驗所（Lawrence Radiation Laboratory）的H·庇爾·諾埃斯（H．Pierre Noyes）和我的學生約翰· L·海耳布隆（John L． Heilbron），在準備最后付印時他經常密切配合我一起工作。我發現，他們的一切保留和建議都極有幫助，但是沒有根據可以使我相信（倒有根據使我懷疑）無論是他們還是上面提到的其他人會全盤贊同最后的手稿。
最后我還得感謝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們，當然是完全另外一種感謝。也許最后我還得在許多方面承認，他們每個人也都對我的著作貢獻了一些思想片斷。但他們還以各種不同的程度作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們保證了這個工作的進行，甚至鼓勵我獻身于它。任何一個同這樣一項工程搏斗過的人都會承認，有時的確是要付出這樣的代價的。我不知道應當怎樣感謝他們才好。
T.S.庫恩
加利福尼亞
伯克利
196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