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想寫一篇關于史料的論文，但總是沒有著筆。月前復旦大學文學院約我作一次學術講演，我就講《史料與歷史科學》這個問題。惟講演時，為時間所限，不能作較詳之發揮。近因書店之約，要我寫一本關于史料學方面的小冊子，我就開始把這次的講演稿加以整理，計有三篇：一、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二、中國考古學上的史料；三、與收集整理史料有關的各種學問。現在我還只寫成《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一篇；其余兩篇，假如我的生活不發生變動，也想繼續寫出來。
伯贊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
一 導言
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真是浩如煙海，學者往往窮畢生之力，而莫測涯際。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論，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興嘆。而況廿四史尚不過是史部 [1]諸史中之所謂正史。在史部中，除正史以外，尚有編年史、紀事本末、別史、雜史、實錄、典制、方志、譜牒及筆記等，其數量更百倍千倍于所謂正史 [2]。
又何況用歷史學的眼光看，不僅史部諸書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獻，都含有史料。章實齋曰：“六經皆史”，此說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范圍。我們若更廣義地說，則何止“六經皆史”，“諸子亦史”，“諸詩集、文集、詞選、曲錄、傳奇、小說亦史”，乃至政府檔案、私人信札、碑銘、墓志、道書、佛典、契約賬簿、雜志報紙、傳單廣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記錄，無一不是史料。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計之，其數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獻。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之豐富，正如一座無盡的礦山，其中蘊藏著不可以數計的寶物。這座“史料的礦山”，在過去，雖曾有不少的人開采過，但都是用的手工業方法，器械不利，發掘不深，因而并沒有觸到史料之主要的礦脈。例如史部以外之群書上的史料，特別是歷代以來文藝作品中的史料，并沒有系統地發掘出來，應用于歷史的說明。至于四部以外的文字記錄，則更不曾把他們當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價值而論，則史部以外之群書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諸史上的史料。因為史部諸史，是有意當作史料而寫的，其寫作的動機，則抱著一種主觀的目的。例如對某一史實或人物執行褒貶，所謂“春秋書法”（通稱“春秋筆法”——編者注）就是主觀意識之發揮。這種主觀意識之滲入，當然要使史實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減少了史料的真實性 。[3]至于史部以外的群書，則并非有意為了保存某種史料而寫的，而是無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料，這樣無意中保留著或反映出的史實，當然要比較真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書中，其行文記事，也夾雜著主觀的意識，特別是各種文藝作品，如詩詞、歌賦、小說之類，甚至還具有比史部諸書更多的主觀意識。但是，在這一類書籍中所表現的主觀意識之本身，就是客觀現實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壞史料的真實，反而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更真實的史料。
再就史部諸書而論，則正史上的史料，較之正史以外之諸史，如別史、雜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則因為所謂正史，都是官撰的史書。中國之設史官，由來已久。[4]但自東漢以前，史書撰著，皆出自一家。如司馬遷之著《史記》、班固之著《漢書》，雖以史官而著史，尚屬一家之言。自東漢開東觀，大集群儒，遂開集體官撰之始。自唐以降，歷代政府，皆設置史館，派貴臣為監修；史官記注，皆取稟監修，始能著筆。自是以后，修史者在政治的限制之下，完全喪失了記錄史實的自由。而所謂正史，幾乎都是歷代政府監督之下寫成的，至少也是經過政府的審查，認為合法的。雖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后代編前代之事，但其資為根據的史料，則系前代的實錄及官書，此種實錄及官書，皆成于當代人之手。以當代之人，記錄當代之事，當然不允許暴露當時社會的黑暗，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罪惡，否則就要遇到危險。如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而吳之韋曜、魏之崔浩，且以觸犯時諱而喪失生命。所以歷代史官，大抵變亂是非，曲筆阿時。見皇帝則曰“神圣”，見反對皇帝者則曰“盜賊”，簡直變成了統治階級的記功錄。像這樣專捧統治階級而以人民為敵的歷史，當然不可信。至于正史以外之別史、雜史等，則系私家著述，這一類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審，他能盡量地寫出所見所聞，所以較為真實。
總之，就史料的價值而論，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諸史，正史以外之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書。為了要使中國的歷史獲得更具體更正確之說明，我們就必須從中國的文獻中，進行史料之廣泛地搜求，從正史中，從正史以外之諸史中，從史部以外之群書中，去發掘史料，提煉史料。只有掌握了更豐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國的歷史，在史料的總和中，顯出它的大勢；在史料的分析中，顯出它的細節；在史料的升華中，顯出它的發展法則。
二 正史
首先說到廿四史，即中國史部群書中之所謂正史。
這部書，既非成于一時，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歷代積累起來的一部官史。其中成于漢者二，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是也。成于晉者一，陳壽《三國志》是也。成于南北朝者四，宋范曄《后漢書》、梁沈約《宋書》、梁蕭子顯《南齊書》、北齊魏收《魏書》是也。成于唐者八，房玄齡《晉書》，姚思廉《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征《隋書》，李延壽《南史》、《北史》是也。成于五代者一，后晉劉昫《舊唐書》是也。成于宋者三，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是也。成于元者三，脫脫《宋史》、《遼史》、《金史》是也。成于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成于清者一，張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書的年代而論，大抵皆系后代撰前代之史。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劉宋撰《后漢書》、唐撰《晉書》，則朝代隔越。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上溯殷周，遠至傳說時代之五帝，更系以后代之人而追溯遠古。
即因這部書是歷史積累起來的，所以在唐代只有三史，即《史記》、《漢書》、《三國志》，而成于南北朝的諸史，尚未列入正史。到宋代，始將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諸史列于正史，合為十七史，而《舊唐書》、《舊五代史》，尚不在正史之內。至于明，又加入宋、遼、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舊唐書》、《舊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謂廿四史。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為廿五史。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國歷來皆稱為正史。但在我看來，與其稱之曰史，不如稱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體裁而論，雖皆為紀傳體，而且其中最大多數皆系紀傳體的斷代史，但其中亦有紀傳體的通史。如司馬遷的《史記》，則上起五帝，下迄漢武；李延壽的《南史》，則系宋、齊、梁、陳四朝的通史；《北史》，則系北魏、北齊、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通史與斷代史雜湊，以致體裁不一。
第二，即以紀傳體而論，亦不盡合于規律。所謂紀傳體，即以本紀、世家、列傳、書志、年表合而成書。但《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皆無書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而《后漢書》、《三國志》、《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舊《五代史》，皆無表。
第三，以史實的系列而論，則重復互見。其中有全部重復者，如《南史》之于宋、齊、梁、陳書，《北史》之于魏、齊、周、隋書，《新唐書》之于《舊唐書》，《新五代史》之于《舊五代史》是也。亦有局部重復者，如《漢書》記漢武以前的史實，完全抄錄《史記》原文是也。又如于朝代交替之間的史實，前史已書，而后史必錄。如東漢末群雄，《后漢書》有列傳，《三國志》亦有列傳。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之事跡，已見于《魏志》，而《晉書》又重為之記。此外，當割據或偏安之際，同時并世的諸王朝，各有史書，而同一史實既見此史，又出彼史。如宋、齊、梁、陳書之于魏、北齊、周、隋書，《南史》之于《北史》，《宋史》之于遼、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見之史實，不可勝舉。至于論夷狄，則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于槃瓠；高句麗以鱉橋復濟，吐谷渾因馬斗徙居等語。前史已載，后史再抄，重床疊被，千篇一律。因而以時間系列而論，亦未能前后緊密相含。
第四，因為廿四史都是用紀傳體的方法寫的，所謂紀傳體，即以事系人的體裁。這種體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為方法之一。若用以寫著歷史，則記一史實，必至前后隔越，彼此錯陳。因為一人不僅做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做，若以事系人，勢必將一個史實分列于與此事有關之諸人的傳記中，這樣，所有的史實都要被切為碎片。所以我們在廿四史中，只能看到許多孤立的歷史人物，看不到人與人的聯系。只能看到無數歷史的碎片，看不到一個史實的發展過程。既無時間的系列，又無相互的關系。所以我說廿四史不能稱為歷史，只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當作歷史，則班馬之書，亦不敢妄許。即當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只能當作代數學上的x。是否正確，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證明。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說來，不外如次的幾點：
第一，循環論的觀點。這種觀點，在《史記》中，已經彰明其義。《歷書》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高祖本紀》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天官書》曰：“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又說天變則依五星周轉，應于世變則為五行輪回。所謂五行者，即土、木、金、水、火，亦曰五德。中國的歷史，就是三五往復，五德終始，循環古今。所以歷代受命之君，必于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五行又配以五色，如蒼、赤、黃、白、黑，故以某德王者，則必尚某色。如漢以火德王，色尚赤。像這一類循環論的說法，充滿廿四史，并以此而演化為天命論。如歷史家以秦之祖先為金德，色尚白，漢為火德，色尚赤，于是把漢高祖斬白蛇之事，附會為赤帝子斬白帝子。又如劉秀繼西漢而王，其德不改，其色亦不改，故當其即位之際，有《赤伏符》自天而降。又如公孫述，他根據王莽的新五德系統（五行相生）以為土生金（王莽自謂以土德王，色尚黃）。劉秀繼王莽之后，應為金德，金德王者色尚白，故自稱白帝。這一類的鬼話，當然不可信。
第二，正統主義的立場。廿四史，是以帝王為中心的歷史，帝王本紀，是全部歷史的綱領。所以在任何時代，都必須要找到一個皇帝，而尊之曰“神圣”，替這個皇帝作本紀，替屬于這個皇帝的貴族作世家，官僚、地主、商人作列傳。任何人，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只要反對這個“神圣”，他就被指為叛逆，為盜賊。“神圣”可以反道敗德，荒淫無恥，乃至殺人放火，史書上不過說他“略有遜德”，甚至美之曰“為民除暴”。反之，反對“神圣”的人民，如果殺了幾個貪官污吏，史書上便大書特書，說他們不僅是殺人魔王，而且是吃人大王。但是他們有時也自相矛盾，即當他們找不到“神圣”的時候，則他們認為是盜賊、叛逆乃至夷狄，皆可以奉之為“神圣”。如朱溫在《唐書》為盜賊，在《五代史》遂為“神圣”。燕王棣在同一《明史》，前為叛逆而后為“神圣”。北魏、北齊、北周之君，《南史》指為索虜，而《北史》則尊為“神圣”。五代之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皆沙陀之裔，在《五代史》上皆尊為“神圣”。遼、金、元初諸帝，《宋史》稱之曰賊、曰虜、曰寇，而在遼、金、元史中，則皆為某祖、某宗、某皇帝了。趙爾巽主編之《清史稿》，對于清朝諸帝，亦無不稱為祖、宗，尊為神圣；對于太平天國，則曰發匪；對于幫助清朝屠殺中國人民的漢奸曾國藩，反而恭維備至。至于某一時代神圣太多，則于諸神圣中，擇一神圣，而曰此乃正統之神圣，其余則指為僭偽。如《三國志》以魏為正統，而以吳、蜀為僭偽 [5]；新舊《五代史》以梁、唐、晉、漢、周為正統，而以其余為僭偽 [6]。像這樣今日叛逆，明日帝王；今日盜賊，明日神圣；今日夷狄，明日祖宗，以及甲為正統、乙為僭偽的胡說，充滿廿四史。而且由此而展開“成王敗寇”的“書法”。如楚漢之際，項羽實曾分裂天下而王諸侯，但以結局失敗，而史家遂謂司馬遷不應列項羽于本紀。如西漢之末，劉玄實曾為更始皇帝，亦以結局失敗，而《后漢書》遂不列劉玄于本紀。此外，如李世民之與竇建德、王世充，朱元璋之與張士誠、陳友諒，清順治之與李自成、張獻忠，其相去實不可以寸計；徒以成敗之故，而或為太祖、太宗，或為盜賊、流寇。按之史實，豈為正論？所以我以為讀廿四史者，萬勿為正統主義以及由此而演繹的“成王敗寇”的“書法”所迷惑。我們應該從假神圣中去找真盜賊，從假盜賊中去找真神圣。
第三，大漢族主義的傳統。“內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來發生的一種狹義的種族思想。這種思想，也充滿了廿四史。一部廿四史，都是以大漢族為中心，對于國內其他諸種族的歷史活動，或列于四夷列傳，或完全沒有記錄，如《三國志》之《蜀志》、《吳志》，以及《陳書》、《北齊書》，皆無四夷列傳。其有四夷列傳者，記錄亦極疏略，必其種族與中原王朝發生戰爭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現。至于對各種族之淵源及其自己的發展，則無有系統之記載；有之，則不是把各種族拉扯為漢族的支裔，以圖否定其種族，便是對其他種族加以侮辱。前者如謂匈奴為夏桀之后，朝鮮為箕子之裔；后者如謂北狄為犬羊之族，南蠻為蟲豸之屬。又如述漢族之侵略四國，則曰王化廣被，聲教遠播；反之，若其他種族向中原發展，如匈奴只要越過長城，西羌只要轉入甘肅，東胡只要西向遼東，南蠻只要走出崇山峻嶺，便指為叛變，為入寇。又如漢族明明向外族獻美女，納歲貢，乃至稱臣稱侄，而美其名曰“懷柔”；反之，其他諸種族，明明是來至中原進行貿易，而必曰“四夷來王”。諸如此類的偏見不可勝舉。假使真能堅持到底也好，但又不然，只要其他種族，一旦走進黃河流域或入主中國，如北魏、北齊、北周及遼、金、元等，則又歌德頌圣，充分表現其媚外求榮之奴性。當清順治三年，議歷代帝王祀典，而禮部上言，竟謂遼對宋曾納貢，金對宋曾稱侄，均應廟祀，侵侵乎幾欲正遼、金而偽宋。其所以尊遼、金者，即所以逢迎清統治者。結果不但遼、金諸帝與宋朝諸帝并坐祭壇，而魏、元諸帝亦同享廟祀。這種入主出奴的心理，應用于歷史的記錄，必然要混淆事實。或曰：廿四史中，有《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遼史》、《金史》、《元史》，皆系記錄少數民族或以少數民族為中心之史書，故廿四史，不能說是以漢族為中心。但是這些史書，雖不以漢族為中心，而仍以某一支配種族為中心，因而仍是狹義的種族主義。我們之所以反對大漢族主義，就是因為他是一種狹義的種族主義，它把漢族當做中國這塊領域內的天生的支配種族，而敵視其鄰人，以致使歷史的中心偏向一個支配種族；而其他中國境內諸種族的歷史，遂疏漏簡略，歪曲不明。同樣，以任何一個支配種族為中心的歷史，都是大種族主義，其作用，同于大漢族主義。
第四，主觀主義的思想。一部廿四史充滿了主觀主義的成分；而其主要的表現方式，則在每篇終末的評語之中。這種評語的命名各書不同，如《史記》則曰“太史公曰”，《漢書》則曰“贊”，《后漢書》則曰“論”，《三國志》則曰“評”，其他或曰議，或曰述，或曰史臣，或自稱姓名，其名不一，其實皆史家發揮主觀主義之地盤。此外，在史實敘述中，亦夾雜批判。更有一種，則系歪曲史實，以適應其主觀的觀念。只有這一種，最足以變亂史實的真相而又最難辨識。在廿四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任意褒貶之處，如《漢書》貶王莽。但我們讀《王莽傳》，觀其行事，雖亦有奸偽可貶之處，而其托古改制，知道當時的政治非變不可，尚不失為一個開明的貴族。《宋書》、《南史》貶范曄，但我們讀陳澧《讀書雜志》中的《申范》篇，而后知范曄之被誣。《宋史》貶王安石，但我們讀陸象山《王荊公祠記》、蔡元鳳《王荊公年譜》、梁啟超《王荊公傳》，而后知王安石之被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外曲筆阿時，以取媚權貴者，更顛倒是非，任意屈伸。他若貪污者，則更無論矣。劉知幾曰：“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7]班、陳尚如此，等而下之，當更有甚焉。
最后，便是政治的限制，忌諱多端。即因如此，對于皇帝的記錄，特別是開國皇帝的記錄，最不可信。例如劉邦本是一個好美姬、貪財貨的流氓，而《史記·高祖本紀》謂其一入咸陽，便變成了“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的圣人。漢成帝嘗白衣袒幘，從私奴客，奸淫人民的妻女，而《漢書·成帝紀》謂其“臨朝淵嘿，尊嚴若神”。曹髦之死，實司馬昭派賈充刺殺，而《三國志·魏書》但書“高貴鄉公卒”。蒼梧王之死，實蕭道成派楊玉夫刺殺，而《南齊書》但書“玉夫弒帝”。楊廣實弒其父，而《隋書·煬帝紀》但書“高祖崩”。李世民實弒其兄，而《唐書·高祖紀》反書建成謀害其弟。趙光義實弒其兄，而《宋史》不書。燕王棣實逐其侄，而《明史》不罪。諸如此類，舉不勝舉。其他對于皇帝以及權貴之一切無恥的罪行，大抵皆因忌諱而不許記錄；其間有記錄者，則為萬人皆知不可隱蔽之史實。這種忌諱，當然要變亂并湮沒許多史實。不但如此，而且在忌諱的反面，又產生逢迎，如史書上替那些開國皇帝大半都制造一些神話。這些神話，完全是憑空扯謊，決不可信。
此外或因后人竄亂，真偽相雜，如《史記》自褚少孫始，竄亂者不下十余輩。或因根據不同，同一史實，而兩書互異。如《史》、《漢》之于武帝以前的史實，《南史》與《宋書》、《齊書》、《梁書》、《陳書》之于南朝的史實，《北史》與《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之于北朝的史實，《宋史》與《遼史》、《金史》之于同時的史實，多有歧異。或因倉卒成書，訛誤不免，如沈約《宋書》紀、志、列傳共一百卷，而撰書時間不過數月。元撰《宋史》、《遼史》、《金史》三史，不及三年，即告完成。明撰《元史》，六月成書。或因文字不通，隨便照抄官書檔案。如元撰《宋史》、《遼史》、《金史》，明撰《元史》，其中人名地名，譯音不確，竟至一人化為二人，二人并為一人，其于地名亦然。他若由于撰史者的疏忽，以至同一書中，前后自相矛盾者，各史皆有。以是之故，所以我說廿四史上的史料，只能當作代數上的x。
雖然，只要我們知道了它的毛病，廿四史中，還是有很多寶貴的史料，可以用于歷史的說明。例如人皆謂《魏書》為穢史，但除去偏見，仍為史料。人皆謂《宋史》繁蕪，但當作史料，則患其不繁。人皆謂《元史》猥雜，但其中所錄官牘鄙俚一仍原文，更為實錄。反之，如陳壽《三國志》字字錘煉，過求簡凈，若無裴松之的注解，史實幾至不明。如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史》，下筆行文，褒貶隨之，同樣是滿紙偏見；而且由于過分模仿《春秋》，以至變亂史實。如《新唐書》本紀書“安史之亂”，必書逆首；但在事實上，有若干行動，并非逆首所為，而系逆黨所為。故吾于《唐書》及《五代史》，寧取薛著之繁瑣直敘，而不取歐著之總核簡嚴。又如宇文氏本為少數民族，文字言語、生活習慣，異于漢族；以漢字記少數民族歷史，已屬隔靴搔癢；而《周書》又行文必《尚書》，出語必《左傳》，則史實真相，一誤于翻譯，再誤于文字玩弄，結果，必然走樣。故吾于記錄少數民族之史，寧取《元史》之猥雜存真，而不取《周書》之古雅失實。總之，當作史料看，則寧取其繁瑣、存真、直敘，而不取其簡括、典雅與褒貶之辭。明乎此，然后才能讀廿四史，用廿四史。
三 正史以外的諸史
其次，說到正史以外的諸史。正史以外的諸史，種類繁多，如前所述，有編年史、紀事本末，及通典、通考等。這些書，或以事系年，通諸代而為史；或標事為題，列諸事以名篇；或以事為類，分部類以成書。他們在寫作的方法上，都能自成一體；但在史料方面，則并不多于正史，而且大半皆由正史中網羅搜括而來。因此我們如果為尋找新的史料，以補充和訂正正史，就必須求之于史流之雜著。
史流雜著，由來甚古，早在所謂正史出現之前，即已有之。如《山海經》、《世本》、《國語》、《國策》、《楚漢春秋》之類的古史，論其體裁，皆系雜史；論其著書之時代，皆在《史》、《漢》之前；且為《史》、《漢》之所取材。自漢、魏以降，此類著作，仍與所謂正史，殊途并騖，平行發展。南北朝初，已蔚為大觀。僅就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之雜史，即有一百五十余種。至于宋代，由于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私家著作得以刊行，而史部雜著，亦日益繁富。降至明清，則此類著作，洋洋乎浩如煙海了。
史部雜著，種類甚多，體裁不一，要之，皆與正史有別。論其體裁，既不一律皆為紀傳體；論其性質，亦不如《史記》、《南史》、《北史》通諸代而為史，又不如《漢書》、《后漢書》等斷一代以成書，而皆系各自為體之隨手的記錄，故其為書，皆零碎斷爛，非如正史之有系統。關于史部雜著，劉知幾曾為之別為十類：“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8]這樣的分類，雖過于瑣碎，但卻可以顯出史部雜著的諸流別。徇此流別以觀史部雜著，則紛亂一團之史部雜著，亦能類聚流別而形成其自己的系統。
劉知幾所謂偏紀，即其書所記錄的史實，并非始終一代；換言之，非斷代的專史，只是記錄某一朝代中的一個段落，或即當時耳聞目見之事。這種史實，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記載并不詳盡，于是有偏紀之作。劉知幾曰：“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山陽公，即漢獻帝禪魏后之封號）、王韶《晉安帝紀》、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謂偏紀者也。”[9]這一類的著作，以后最為發展，或截錄一時，或專記一事。前者如五代王仁裕之《開元天寶遺事》，宋李綱之《建炎時政記》、《靖康傳信錄》，明李遜之《三朝野記》、錢《甲申傳信錄》之類皆是。后者如宋曹勛《北狩見聞錄》、蔡《北狩行錄》、洪皓《松漠紀聞》、辛棄疾《南渡錄》、明歸有光《備倭事略》、吳應箕《東林本末》、清吳偉業《復社記事》、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李秉信《庚子傳信錄》、王炳耀《中日甲午戰輯》等，不可勝舉。
小錄所以記人物，但并不如正史總一代之人物而分別為之紀傳，而是僅就作者自己所熟知的人物為之傳記。小錄上傳記的人物，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于其平生事跡不詳，故有小錄之作。劉知幾曰：“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梁元帝）《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10]這類著作，后來亦繼有撰著，如明朱國楨《皇明遜國臣傳》、張芹《建文忠節錄》、黃佐《革朝遺臣錄》、清陸心源《元祐黨人傳》、陳鼎《東林列傳》、李清臣《東林同難錄》、吳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彭孫貽《甲申以后亡臣表》等皆是也。
逸事記事亦記言，但不是重復正史，而是補正史之所遺逸，故其所載之事或言，皆為正史所無。劉知幾曰：“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璅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11]這類著作，后來向三個方向發展：其一為輯逸，即從現存的文獻中，搜集古書的逸文，輯而為書。其二為補逸，即根據其他書類增補史籍上的遺漏，或就原書注釋另為史補一書。其三則為存逸，即作者預知此事，若不及時記錄，后來必然湮沒，故因其見聞而隨時記錄之。輯逸與補逸，其性質已屬于逸史之收集與補充，惟存逸則屬于逸史之創造。此種存逸之書，明、清之際最多，如明應喜臣《青燐屑》，史惇《慟余雜錄》，無名氏《江南聞見錄》、《天南逸史》，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夏允彜《幸存錄》，夏完淳《續幸存錄》，清陳維安《海濱外史》，鄒漪《明季遺聞》，羅謙《也是錄》以及搜集于《荊駝逸史》及明季《稗史》中之各種野史，都可以列入逸史之類。
瑣言所以記言，但并不如正史所載皆系堂皇的詔令章奏及君臣對話，而是小說卮言，街談巷議，民間言語，流俗嘲謔。故其所記，亦系正史所無。劉知幾曰：“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12]此類著作，在宋代最為發達，如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朱彧《萍洲可談》，張知甫《可書》，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劉績《霏雪錄》，洪邁《夷堅志》，曾敏行《獨醒雜志》，張師正《倦游雜錄》，無名氏《續墨客揮犀》皆是也。
郡書記人物，但不如正史所載，網羅全國；而僅錄其鄉賢，故其所錄人物或不見正史，或即見正史而不詳。劉知幾曰：“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13]此種著作，后來亦續有撰述，如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句廷慶《錦里耆舊傳》，元劉一清《錢塘遺事》、王鶚《汝南遺事》等皆是也。但更后則發展為地方志，如省志、府志、縣志之類，從史部中獨立出來，成為方志之書。
家史記一家或一族之世系，但并不如正史上之世家，僅記貴族之世系；而是作者追溯其自己之家世，或任何不屬于貴族者之譜系。劉知幾曰：“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14]這種著作，淵源甚古，如司馬遷作《三代世表》所根據之《五帝系諜》就是記錄氏族世系之書。自魏、晉迄于六朝，學者多仿《史記》“世家”遺意，自為家傳。齊、梁之間，日益發展，郡譜、州諜并有專書。《通志·氏族略·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歷代并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訂詳實，藏于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若晉之賈弼、王宏，齊之王儉，梁之王僧孺等，各有百家譜，又如劉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宮氏志》，都是譜系之書。譜系之學，至于唐而極盛。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沖撰《大唐姓氏錄》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略》，張九齡有《麹林》，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自是以后，迄于今日，民間望族，大抵皆有其自己之譜牒。此外與族譜并行，尚有后人考證古人家系之書，如羅振玉《高昌麹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以及許多個人的年表，不可勝舉。這些，都是屬于家史之類。
別傳所以傳人物，但并不如正史列傳，僅錄其大事，而是委曲細事，詳其平生。亦不如小錄，僅傳其所熟知之人，而是認為其人有作別傳之價值。也不如郡書，僅錄其鄉賢，而是就全部歷史人物中，選擇其別傳之主人。一言以蔽之，別傳是從全部歷史人物中，選擇一種在歷史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為之作專傳。這種人物，或不見正史列傳，或即見正史列傳而不詳，或已見于小錄、郡書，或不見于小錄、郡書。劉知幾曰：“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15]這種著作，在史部雜流中，也很發達。如唐鄭處誨《明皇雜錄》、李德裕《明皇十七事》、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宋王偁《張邦昌事略》、 曹溶《劉豫事跡》，明楊學可《明氏（明玉珍）實錄》、吳國倫《陳（友諒）張（士誠）事略》、王世德《崇禎遺錄》、邵遠平《建文帝后記》，清錢名世《吳耿尚孔四王合傳》以及美人林白克《孫逸仙傳記》等，皆屬于別傳之列。
雜記所以錄鬼怪神仙，但并不如正史五行志專載征祥災異，符瑞圖讖，拉扯天變，附會人事；而是記錄閭巷的異聞，民間的迷信。劉知幾曰：“若祖臺《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16]雜記之書，后亦續有撰著，然以事涉荒唐，不被重視，故作者較少，然亦常散見于各種筆記、野史之中。更后則發展為神怪小說如《封神》、《西游記》、《聊齋志異》之類。
地理書所以志地理，但并不如正史地理志（或郡國、郡縣、州郡、地形、職方諸志）皆千篇一律，總述一代之疆域、郡國、州縣、人口、物產。而是有各種各樣的體裁，其中有總述一代之疆域者。但其最大的特點，則在專志一地；其所志之地，或為其本鄉，或為其曾經游歷之異域。而其內容，則側重于山川形勝、風俗習慣。劉知幾曰：“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17]地理書以后向三個方向發展：其一衍為方志，如唐之《元和郡縣志》，宋之《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明、清《一統志》之類是也。其二為游記，如晉法顯《佛國記》，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元長春真人《西游記》、耶律楚材《西游錄》、馬可·波羅《游記》，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嚴從簡《殊域周咨錄》、黃衷《海語》、顧玠《海槎余錄》、朱孟震《西南夷風土記》，清徐弘祖《徐霞客游記》、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楊賓《柳邊紀略》、洪北江《伊犁日記》、《天山客話》、陸次云《峒溪纖志》、魏祝亭《荊南苗俗記》、《兩粵傜俗記》等是也。此外，則為地理之歷史的考證，此類地理考證之書，在清代著述最多，不及列舉。
都邑簿所以記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按歷代都邑，正史無專志，故都邑簿，是所以補正史之所不及。劉知幾曰：“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馬溫之《鄴都故事》），此之謂都邑簿者也。”[18]此類著作，以后各代亦有撰述，如宋周密《南宋故都宮殿》及《武林舊事》、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清余懷《板橋雜記》、雪樵居士《秦淮見聞錄》、捧花生《秦淮畫舫錄》、許豫《白門新柳記》、西蜀樵也《燕臺花事錄》等書，雖其目的或非專為記述都邑，而皆能保存若干都邑狀況之史料。
總上所述，可知中國史部雜著之豐富，其中自記事、記言、記人，以至記山川物產、風俗習慣、宮闕陵廟、街廛郭邑、神仙鬼怪，無所不有。自一國之史以至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無所不備。以上十類，雖尚不足以概括史部之雜著，但大體上，已可由此而挈其要領。此等雜史，雖其寫作體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統，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典雅；但因雜史所記，多系耳聞目見之事，而且其所記之事又多系民間瑣事，故其所記，較之正史，皆為真切，而皆足以補正史之遺逸缺略，乃至訂正正史之訛誤。特別是因為雜史不向政府送審，沒有政治的限制，能夠盡量地暴露史實的真相。所以有時在一本半通不通的雜史或筆記中，我們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
例如正史記事，限于政治，不確；限于篇幅，不詳；而偏紀之類的書，則能正其不確，補其不詳。如《宋史》載徽、欽北狩，不詳；讀辛棄疾《南渡錄》等雜史，則徽、欽二帝北狩的行程及其沿途所受的侮辱，歷歷如見。《明史》載倭寇之戰不確；讀朱九德《倭變事略》等書，則知當時商人勾引倭寇，明代官兵望敵而逃之實情。清兵入關對中原人民的大屠殺，將來清史，未必全錄；但是有了《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等書，則知清兵入關，其屠殺之慘是嚴重的。
正史記人，皆根據其政治地位，為之紀傳；其于草野之士，雖亦間有別為隱逸列傳者，但被錄者少而被遺者多。有了小錄、郡書、家史、別傳之類的書，或記其熟知之人，或記其鄉土之賢，或自敘其家族之世系，或詳記一人之平生，則正史所遺者因之而傳，正史所略者因之而詳。例如《三國志》上的許多人物紀傳，大抵皆以此種雜史為藍本而記錄出來。如以小錄而論，則有魏文帝《典論》、魚豢《典略》、孫盛《魏略》、王隱《蜀記》、張勃《吳錄》等。以郡書而論，則有《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益都耆舊傳》、《冀州記》、《襄陽記》、《江表傳》等。以家史而論，則有《孔氏譜》、《庚氏譜》、《孫氏譜》、《稽氏譜》、《劉氏譜》、《諸葛氏譜》等。以別傳而論，則有吳人《曹瞞傳》、《陳思王傳》、《王朗家傳》、《趙云別傳》、《華佗別傳》等。《三國志》如此，其他各史，大抵皆然。總之，凡正史列傳中所不載或不詳的人物，我們有時可以從雜史上找到。例如《宋史》載宋江的暴動，合《徽宗紀》、《侯蒙傳》、《張叔夜傳》三處所載，不過百余字，簡直看不出宋江是怎樣一個人；但我們讀《宣和遺事》、周密《癸辛雜識》及龔圣與《三十六人贊》，則梁山泊上的三十六個英雄，有名有姓有來歷了。
正史載言，多錄詔令章奏，至于街談巷議，則很少收入；而詔令之類的文字，又最不可信。《史通·載文》曰：“凡有詔敕，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詞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是以行之于世，則上下相蒙；傳之于后，則示人不信。”這就是說，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為歷代的統治者，都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但是有了瑣言一類的雜史，則民間言語，亦獲記錄，而此種民間言語，則最為可信。例如《宋史》載宋、金戰爭，只記勝敗，讀周密《齊東野語》，其中載宣和中，童貫敗于燕薊，伶人飾一婢作三十六髻，另一伶人問之，對曰：“走為上計（髻）。”由此而知宋代官軍，只知向后轉進。又張知甫《可書》有云：“金人自侵中國，雅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劇戲云：‘若欲勝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由此又知當時南宋政府對付金人，只有憑著天靈蓋去領略金人的敲棒。此外如曾敏行《獨醒雜志》諷刺宋朝政府濫發貨幣，洪邁《夷堅志》諷刺宋朝宰相的貪污，岳珂《桯史》諷刺南宋的統治階級把徽、欽二帝拋在腦后等等，都是以瑣語而暴露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內容；而被暴露的事實，又都是正史上所沒有的。
正史記事，多有遺逸、逸事之類的書，即所以補正史之遺逸。如武王伐紂，《尚書》、《史記》只說武王伐罪吊民，讀《逸周書》“克殷”、“世俘”諸篇，始知“血流漂杵”的內容。又如《三國志》記諸葛亮南征只有二十字，讀《華陽國志·南中志》（有七百余字記載此事）才知道這一戰爭的經過始末。此外，若無夏允彝父子之《幸存錄》、《續幸存錄》，我們便不知亡國前夕的明朝政府之貪污腐敗與荒淫無恥。若無鄧凱《求野錄》、羅謙《也是錄》，便不知明桂王亡國君臣在緬甸之流亡情形及其最后的下落。
正史載四裔及外國皆甚簡略模糊，地理書即可以補其不及。如《晉書》無外國志，但我們讀法顯《佛國記》，則自當時甘肅、新疆、中亞以至印度之山川形勢、氣候物產、藝術建筑、風俗信仰，便如身臨其境；而且又知當時自印度經海道至中國的航線和海船的大小。讀玄奘《大唐西域記》，則唐代的西域和印度的情形即了如指掌。讀范成大《吳船錄》，便知宋時印度之王舍城已有漢寺。讀馬可·波羅《游記》，便知自地中海以至中國之間這一廣大領域在元時的狀況。讀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便知明代中國商人在南洋之活動，以及當時南洋各地之風土。此外，如清人所著關于苗瑤之書類，又為研究西南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之最好的參考書。
正史對都市，特別是都市生活不詳；都邑簿之類的書，即可補其不足。例如北魏時的洛陽是怎樣的情形，從《魏書》上看不出來；我們讀《洛陽伽藍記》，便知當時的洛陽有多少城門，街道如何，而且城內城外有一千多個佛寺。宋代的汴梁是怎樣的情形，從《宋史》上也看不出來；但我們讀吳自牧《夢粱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等書，不但宮殿的所在、街道的名稱，可以復按，而且當時的都市生活、商店、茶樓、酒館、書場、妓院的地址，以及過年、過節、廟會等風俗，亦瑣細如見。明末的南京，是怎樣的情形，從明史上，也看不出來；但我們讀《板橋雜記》等書，則知亡國前夕的南京，“燈火樊樓似汴京”；莫愁湖上的茶社，秦淮河中的游艇，都擠滿了貧窮的妓女和腐化貪污的官僚。
劉知幾曰：“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欲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茍如是，則書有非圣，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19]
四 史部以外的群書——經、子、集
再次，說到史部以外的群書，即群經、諸子和集部諸書。這些書，雖不如史部諸書專記史實，但其中皆有意無意保存了一些史料，甚至比之史部諸書上所載更為可靠的史料。
首先說到群經。提起群經，就會使人頭痛，今日流行的一部《十三經》，古往今來不知消磨了多少學者的精力。一直到現在，仍然是一種令人不能接近的怪物。
實際上，所謂群經，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天書，只是幾部七拼八湊、殘缺不全的古書。固然，由于其中文字的古奧、訛誤、脫漏，致使義理不明，但這是一般古書的通病。這幾部古書之所以令人頭痛，一般的說來，是由于它們在經的尊稱之下，被神秘化了。
因為一尊為經，則其中一言一句，皆被認為圣人垂世立教的微言大義。于是自漢以降，歷代的經師皆以“說三字至二十萬言”的著作來注釋這幾部古書。因而注疏之書，盈千累萬。即一部《十三經注疏》而言，就有四百一十六卷，而其中所收之注疏，每經尚僅一家；又唐宋以后之注疏，且不在內。
這些著作，或注釋名物，或訓詁音義，或疏通經說，其中固有不少佳作。但亦有若干著作，繁辭縟說，節外生枝，以致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甚至“飾經術以文訐言”者，亦往往而有。因之，愈注愈疏，就愈繁重，愈玄妙，愈使人頭痛；此古人所以皓首窮經而至死不通也。
經書令人頭痛之最主要的原因尚不在此，而是今古文之爭。本來在漢初，中國的經書，只有一種用當時流行的文字寫定的本子，即所謂今文經。至哀、平之際，又出現了一種所謂古文經。這種古文經，系當時學者劉歆等偽撰而托為《孔壁遺書》。自是以后，今古文并行，以致真偽相亂，時代不明。于是而門戶之見，流派之別，紛然雜起。今古文之爭，糾纏了兩千余年，難解難分。直到清代，才算做了一個結束。
當作史料看，我們對于今古文問題，似乎可以不管；但這個問題攸關群經的真偽，和它的時代，所以仍然不許我們逃避。在下面，我們對于今日流行之所謂《十三經》，分別給予以說明。
（一）《易經》，本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書，其著作年代，說者不一。顧頡剛氏謂在西周，郭沫若氏謂在春秋以后，孔子所不及見。這部書，原來只有卦爻辭，后來儒家學者加入了《易傳》，于是變成了儒家宣傳教義的圣經。
在西漢中期，《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是為今文三派。其后又出現費氏（直）的古文，京（房）、高（相）的別派，自魏王弼之注盛行江左，唐人因之以作正義，自是漢《易》諸家俱廢。今《十三經注疏》所收者，王弼之《易》。
《易》自漢儒即加入了燕、齊方士之說。至王弼注《易》，《易》學遂與老、莊之道家言混合。五代、北宋間，道士陳摶又以道教中丹鼎之術，附會《易經》。至邵康節、周濂溪，于是而有先天、太極諸圖，《易經》至此，達到了神秘的頂點。
自程伊川作傳，少談天道，多言人事，始稍凈化。其后朱熹綜周、程之說，作《易本義》，明、清宗之。首先反對道士《易》的是黃宗羲，他著《易學象數論》，攻擊周、邵，跟著其弟宗炎又著《圖書辨惑》，指出太極圖說出于道士陳摶的無極圖之秘密。同時，毛奇齡又著《河圖洛書原舛》，與二黃之說相應，道士《易》便開始動搖。至胡朏明著《易圖明辨》，于是蒙罩在《易經》上的神秘云霧，遂一掃而空。
（二）《尚書》，本是一部殘缺不完的殷、周雜史。其產生的時代，各篇不同，有殷代之文，有西周之文。相傳最古的《尚書》有三千余篇，孔子刪為百篇。百篇《尚書》有序，其序見于《史記》，但僅傳二十八篇。其后，河內女子獻《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泰誓》旋佚，仍為二十八篇，是為今文《尚書》，亦即西漢中期的歐陽、大夏后（勝）、小夏后（建）三派所傳之《尚書》。
平帝時，出現了偽古文《尚書》，比今文多十六篇，是為漢偽古文《尚書》。
東漢末，漢偽古文《尚書》亡佚。至東晉時復出，但比漢古文多九篇，為二十五篇，還附有一部偽孔安國傳，是為晉偽古文《尚書》。自是以后偽《孔傳》流行。今日“十三經”中的《尚書》，就是東晉偽古文《尚書》。
東晉的偽古文《尚書》，自宋以來，就有人反對，朱熹就是第一個反對者。以后元吳澄、明梅鷺、清姚際恒繼起響應。至清初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便宣告了東晉偽古文《尚書》的死刑。
（三）《詩經》，是西周至春秋時期的一部詩歌集。西漢前期，今文經只有魯（申培公）、齊（轅固生）、韓（嬰）三家，但西漢末又出現了毛氏的古文經。自鄭康成依《毛詩》作箋，以后《毛詩》孤行，而三家俱廢。（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僅存《外傳》）今《十三經》中之《詩》，即鄭箋之古文《毛詩》。
《毛詩》自唐中葉以后，即浸生異議，韓愈對《毛詩》序即表示懷疑。至于宋，學者群起反對，如鄭樵作《詩辨妄》、王質作《詩總聞》、朱熹作《詩集傳》、程大昌作《詩論》、王柏作《詩疑》，于是《毛詩》遂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元、明以降，學者宗朱說，而《毛詩》不行。到清代，姚際恒作《詩經通論》、崔述作《讀風偶識》、方玉潤作《詩經原始》，而《毛詩》遂受最后之清算。
（四）所謂《禮經》，在西漢初只有高堂生、徐生兩家。其后武帝至宣帝時，有后（蒼）氏、大戴氏（德）、小戴氏（圣）、慶（普）氏之《禮》，是為《禮經》的今文。但以后又出現了《儀禮》、《周禮》、《禮記》，是為“三禮”。“三禮”自鄭康成作注，唐人因以正義以后，亦儼然成為圣經，而漢初《禮經》遂廢。
《周禮》，多數學者皆以為劉歆偽作，為西漢末之著作。但亦有謂為晚周人所作者，如何休謂《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郭沫若謂為“趙人荀卿子之弟子所為”。
《禮記》，《漢書·藝文志》已經注明是七十子后學者所記 。鄭玄《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圣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然則《禮記》即《小戴禮》也。但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后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由此而知《禮記》之成，蓋在東漢時。
《儀禮》為晚周之書，毛奇齡、顧棟高、崔述、牟庭皆有此說。姚際恒《儀禮通論》有云：“《儀禮》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禮》皆述春秋時事，又多用《左傳》事，尤可見。”又云：“《祝詞》多用《詩》語，便知《儀禮》為春秋后人所作。”又云：“前后多觀摹鄉黨之文，而有意別為簡練刻畫以異之。”
（五）《春秋》，可以說是一部編年的“春秋”史，但這部書，過于簡單。如果沒有傳，就令人看不懂。所以后來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傳，但這三傳并不是同時產生的。在西漢初，只有《公羊傳》一種。不久《谷梁》出來，《春秋》遂有兩傳，是為今文《春秋》（一說《谷梁》亦系偽古文）。西漢末，古文《左傳》出現，于是《春秋》才有三傳。東漢時，三傳同行，《公羊》為盛。六朝后，《公羊》、《谷梁》同廢，《左傳》孤行。至于唐代，啖助、趙匡之徒，力詆三傳，于是“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以后，學者多撰新傳，而宋人胡安國之傳，在明代立于學官，至是三傳皆廢。至清代，學者始再復三傳，但以《公羊》為盛，而《左氏》、《谷梁》不振。今《十三經》中的春秋三傳并錄。
《公羊》為今文，似無可疑，《谷梁》暗襲《公羊》、《左氏》，雜取《周禮》、《毛詩》，義理乖戾，文辭不通。近人張西堂以此而疑其為漢人偽作。至于《左傳》之為西漢末的偽書，劉逢祿在其《左氏春秋考證》一書中，辨之甚詳。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亦謂《左傳》乃劉歆分《國語》之大半，再綴拾雜書而成。故《國語》之所略者，即《左傳》之所詳；反之，《左傳》之所詳者，亦即《國語》之所略。此外，《左傳》中，常雜有戰國時代的辭句，如“不更”、“庶長”、“臘祭”等戰國的官名或制度，由此而知《左傳》之成書，乃在西漢之末。
（六）《論語》，是孔門弟子所記之孔子的語錄。西漢初有齊、魯二家，《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是為今文。西漢末，又出現古文《論語》。古文《論語》與今文沒有什么分別，只是把《魯論》的二十篇變為二十一篇，即將《魯論》之末一篇“堯曰”分為“堯曰”與“子張”二篇。自張禹合《齊》于《魯》而《齊》、《魯》相混，鄭康成復合《齊》、《魯》于古文《論語》，于是真偽不辨。今《十三經》中之《論語》，即今古文混合以后的《論語》。
（七）《孝經》本是漢人所撰的一部修身教科書，但亦有古文。古文經與今文不同者，即今文為十八章，古文則分為二十二章。《孝經》之偽中出偽，不僅一次，而是至再至三。第一次，出于西漢末葉；第二次，出于隋之劉炫；第三次，出于日本之太宰純（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集中）。鄭玄注《孝經》是用的今文本，但是唐注出而鄭注微；至宋初，鄭注遂亡。今《十三經》中的《孝經》，是唐注本。
（八）《爾雅》，本是秦漢時代的一部名物辭典，與圣道并不相干。其出現在平帝時，又有與《毛詩》、《周禮》訓詁相合者，故近人亦有謂此書為劉歆偽撰者，但我以為劉歆沒有理由偽撰此書。
總上所述，我們知道，今日流行的《十三經》，其中除《爾雅》、《孟子》以外，都有偽古文。此種偽古文經，大多數出于西漢之末，但亦有出于東晉者，如《尚書》；更有出于隋代者，如《孝經》。然而皆謂為圣人的真經，這樣，就真偽相亂，時代不明了。
以上我簡略地說明了群經的今古文之分，產生的時代及其演變的源流。從這里，我們知道在今日流行的《十三經》中，除《爾雅》、《孟子》外，其余或全為古文，或今古文并出。我們既從群經中辨別了今文和古文，是不是凡今文皆真、古文皆偽呢？不然。這里所謂真偽，只是今文經對古文經而言。因為古文經對今文經作偽，所以說古文經是假的，今文經是真的。實際上今文經中也有偽文，古文經中也有真史。
例如今日被證實為今文經之《詩》三百零五篇、《書》二十九篇、《禮》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論語》（魯論）二十篇、《孝經》一篇十八章，并非古人自己的記錄，而皆為周、秦間學者所纂集，其中固有不少真為古代的實錄，亦有儒家托古的偽作。有西漢時加入之篇，如《書》之《泰誓》，《易》之《說卦》等。此外甚至有全為漢人偽撰之書，如《孝經》。他如《尚書》中之《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近人亦有疑《洪范》、《梓材》、《胤征》、《康誥》者），《論語》中之后五篇（《季氏》、《陽貨》、《微子》、《堯曰》、《子張》），都是后人的偽作，固不能因其為今文而即認為真史也。
古文經對今文經而言，雖為偽經，但亦并非憑空杜撰，而為西漢末許多學者根據今文經及其他古典文獻纂集而成。近來疑古學者往往站在今文家的立場，把古文經的纂集歸之于劉歆一人的偽造，而且完全為了一種政治目的，即辯護王莽改制。這種說法，未免過火。假如劉歆真能一手偽造群經，則他不僅可以稱圣人，而且可以稱為超圣人了。
實際上，古文經中，還是含有真實的史料。例如，《左傳》，雖為《春秋》古文，但其所記，為《春秋》的史實，而且糾正了今文《公羊》上的若干錯誤。只要我們不為它的八股式的“書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會歷史的最好史料。《毛詩》是古文，但其所錄，為西周、春秋的詩歌。只要我們不為那種武斷《詩》的時代、歪曲《詩》的本義之《毛詩序》所蔽，則《毛詩》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會的最好的史料。《周禮》雖偽，但其中有一部分仍可以認為戰國史料。《孝經》雖偽，但由此可以看出漢人的倫理觀念。古文《尚書》雖偽，但由此可以看出西漢末葉對古史的傳說。關于這些，我們又不能因其為古文而遂認為偽史也。
至于群經中間關于沒有文字時代的記錄，如虞、夏之文，不論其為今文，為古文，為西漢人所偽，抑為東晉人所偽，說是真的，都是真的，因為都是記錄傳說；說是假的，都是假的，因為都不是古人自己留下來的記錄。故關于虞、夏之文，只要有考古資料做根據，無論今文和古文，都可以引為旁證。
其次說到諸子。當作史料看，諸子之書，是研究先秦學術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記述前代史實及反映或暗示當時社會內容的記錄，故又為研究先秦社會史最好的資料。
諸子和群經相反，不但沒有被尊為圣經，而且在儒家學說的教義獨裁之下，被指為“異端”，為“邪說”，為“奸言”，為“愚誣之學”、“雜反之辭”。即因如此，所以也就沒有蒙上神秘的云霧。雖然如此，諸子之書，派別分歧，真偽雜出，所以一提到諸子，也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
關于諸子的學術思想的流派，戰國時即有著錄。
《莊子·天下》篇所舉者有九家：曰墨翟、禽滑釐（附相里勤、五侯、苦獲、已齒、鄧陵子），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駢、慎到，曰關尹、老聃，曰莊周，曰惠施（附桓團、公孫龍）。
《 尸子·廣澤》篇所舉者有六家：曰墨子（即墨翟），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即田駢），曰列子，曰料子。
《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舉十二家：曰它囂、魏牟，曰陳仲、史鰌，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駢，曰惠施、鄧析，曰子思、孟軻。《天論》篇所舉者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解蔽》篇所舉者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莊子。
《韓非子·顯學》篇所舉者兩家：曰儒，曰墨。“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又于儒分八派，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于墨分為三派，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此外并附有宋榮子曰：“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所舉者十家：曰老耽（聃），曰孔子，曰墨翟，曰關尹，曰子列子，曰陳駢（即田駢），曰陽生（即楊朱），曰孫臏，曰王廖，曰兒良。
以上諸書，皆系戰國時代的著作，其所著錄，當系時有其人（唯皇子、料子、它囂無可考），實有其學。關于上述諸家，據近人考證，除孔子、史鰌、鄧析為春秋末年人外，余均為戰國時人。即孔子的學說，經其門徒纂集，其成書，當亦在戰國時。在這里，只有老子的時代，近來成為問題。以前，皆以老子為孔子的前輩，晚近梁啟超著《論老子書成于戰國之末》一文，辨證《老子》是戰國末年的著作，我同意這種說法。所以諸子之書，大概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
關于諸子的學術思想，在上述諸書中，我們只能看到個別的敘述。雖其中亦隱約可以見其流派，但并無整然之劃分。自劉歆《七略》，創為九流出于王官之議，班固因之以作《漢書·藝文志》，于是諸子之書別為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陰陽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縱橫家，曰雜家，曰農家，曰小說家。本為十家，而又曰：“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蓋以此而符合于劉歆之所謂九流也。
按九流出于王官之說，顯系后起之義。不但在戰國諸子的著作中，看不見此說之蹤影；即漢初《淮南子·要略》論諸子的學說之起源，亦無此說。《要略》之言曰：
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后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后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謬），而后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后商鞅之法興焉。
《要略》所論，雖不必盡對，但在原則上，他認為諸子學說的興起，都是時代的產物，這是很正確的。
關于諸子學說的淵源，這里不及多說；這里要說的是諸子的著述之存佚和真偽問題。
據《漢志·諸子略》所錄，諸子十家，凡作者一百八十九家，書四三二四篇，其著述之繁富，可以想見。唯《漢志》所錄，不限于先秦諸子，漢人的許多著作，也著錄在內。而且其中偽托之書，占最大多數。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漢志》中竟錄有黃帝、神農、風后、力牧等神話人物之著作，可以推知。
不論《漢志》所錄，是真是偽，而其所錄各書，大都皆已亡佚；今所存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而且這十之一二的存書中，還有很多偽書。先秦的著作，實在屈指可數。
據梁啟超《〈漢志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偽表》所列，《漢志》所錄，儒家之書五十三家，已佚者四十五，僅存者八家，即晏子、孟子、孫卿子、賈誼、董仲舒（即《春秋繁露》）、《鹽鐵論》、劉向所序四種之三（《新序》、《說苑》、《列女傳》）、揚雄所序四種之三（《太玄》、《法言》、《州箴》）。道家之書三十七家，已佚者三十四，僅存者三家，即《老子》、《莊子》、《管子》。法家之書十家，已佚者八，僅存者二家，即《韓非子》、《商君書》。名家之書七家，已佚者五，僅存者二家，即《公孫龍子》、《尹文子》。墨家之書六家，已佚者五，僅存者一家，即《墨子》。雜家之書二十家，已佚者十八，僅存者二家，即《呂氏春秋》、《淮南子》。此外，陰陽家之書二十一家，縱橫家之書十二家，農家之書九家，小說家之書十五家，皆已全佚，僅能于他書中見其遺說。
但是傳世的子書，卻不僅此數，例如儒家中有陸賈《新語》，道家中有《鬻子》、《文子》、《關尹子》、《列子》、《鹖冠子》，法家有《慎子》，名家有《鄧析子》。此外并有《漢志》所無之書，如儒家中之《孔叢子》、《六韜》，道家中之《陰符經》、《子華子》、《亢倉子》，縱橫家之《鬼谷子》，雜家之《于陵子》等，這些書近來已經證明是后人偽托的。
關于諸子中的偽書，姚際恒《古今偽書考》曾列舉全偽之書三十七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曾于諸子書目之下，一一注明“全偽”、“疑偽”及“疑撰人”等字樣。據晚近學者研究，諸子之書，已決定全書皆偽者有《孔子家語》、《孔叢子》（現已公認為魏王肅偽撰）、《陰符經》、《六韜》（漢以后人偽撰）、《鬻子》、《關尹子》、《子華子》、《文子》、《亢倉子》、《鹖冠子》、《鬼谷子》、《尉繚子》（魏、晉至唐陸續偽撰）、《于陵子》（明人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老子河上公注》（晉以后人偽撰）、《吳子》、《司馬法》、《晏子春秋》（大約西漢人偽撰）、《列子》（疑為晉張湛撰）。至于凡托名神話人物之著作，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風后握奇經》等，其為后人偽托，更無可疑。此外如《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原書皆佚。今傳者或由近人輯出；但原書是否為本人所作，抑為秦漢人依托，也是問題。
又如《管子》、《商子》、《孫子》，其書不偽，但絕非管仲、商鞅、孫武所撰，而為戰國末年人之書。
《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是真書，但其中亦雜有偽篇。如《老子》中“佳兵者不祥”一節，《墨子》中“親士”、“修身”、“所染”三篇，《莊子》中之外篇及雜篇之一部，《韓非子》中“初見秦 ”一篇，都是后人竄亂之作。
總之，諸子之書，都是先秦古書。兩千年來，由于傳抄傳寫而發生訛誤，已屬不少，而又不斷有人偽托，竄亂，所以幾乎沒有一部完全的真書。因而我們從諸子采用史料時，就要用一番工夫去判別它們的真偽。但這不是說偽托之書就完全沒有史料的價值；偽托之書，只要我們知道它們作偽的時代，它還是那個時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經》，當作周公作則錯；當作周末漢初人作，則仍然是這一時代的古算書。《素問》、《難經》，當作黃帝及秦越人作則錯；當作秦漢間人作，則仍然是這一時代的古醫書。
再次說集部諸書。集部諸書，在四部中問題最少。因為它們既不如經書之被神化，亦不如子書之多偽托，又不如史書之有竄亂。如果說它們也有問題，那就只是間有傳刻的錯誤而已。
集部之書，并非專記史實之書，大抵皆系純文學的，至少亦為含有文學性的著作，其為研究文學史之主要的資料，盡人皆知。章實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實，何止文集如此？詩詞歌賦、小說劇本，又何嘗不是歷史資料？而且又何止是一人之史？在任何時代的文學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作者對當時社會所涂繪的陰影；不過他們所涂繪的陰影，有濃有淡而已。所以我以為集部之書，當作史料看，它們正是各時代的社會縮寫，正是各時代的人民呼聲，正是千真萬確的歷史記錄。而且其中的歷史記錄，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來的。
例如《楚辭》，在集部中是最古的一種，其中《天問》，記錄著戰國末葉楚國流傳的許多神話傳說。在《離騷》中，記錄著當時楚國的黨爭。其他各篇，描寫戰國末年楚國流行的風俗。這些在戰國時的史書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在漢賦中，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對于兩漢的都市、宮室以及許多瑣碎的掌故之記錄，是兩《漢書》中找不出來的。
在三國時的五言詩中，如王粲的《七哀詩》，描寫大混戰中之難民逃亡的情形。曹植的《名都》篇，描寫當時有閑階級的生活。而這些，又是《三國志》中找不出來的。
在唐詩中，如杜甫之《石壕吏》、《潼關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描寫“安史之亂”中唐代政府捆綁壯丁的情形；《哀江頭》，描寫淪陷以后的長安。白居易的《重賦》，描寫唐代農民之被收奪；《輕肥》、《歌舞》、《買花》、《傷宅》，描寫唐代統治階級之驕奢淫逸；《鹽商婦》描寫唐代商人之豪富。韋莊的《秦婦吟》，描寫黃巢入長安的情形。此外，在唐詩中，詩人之記述其所身歷的事變和目睹的社會狀況的詩歌，尚不知有多少。其所暴露的事實，又都不是新、舊《唐書》上所能找出來的。
在宋詞中，歐陽修的《漁家傲》，描寫北宋時一年十二月的節日。秦觀詠汴州，謂當時汴州充滿了“珠鈿翠蓋，玉轡紅纓”。王與之詠杭州，謂當時杭州“千門繡戶笑歌聲”。柳永詠錢塘，謂當時錢塘“參差十萬人家”。此外如辛棄疾、陸游的作品，都反映出故國山河之感。這些關于風俗、都市和知識分子的情緒，又都不是《宋史》上所能找到的。
在元曲中，如《竇娥冤》、《鴛鴦被》，描寫元朝統治者的高利貸，以人抵賬。《朱砂擔》、《馮玉蘭》，描寫元朝統治者之強奸殺人。《陳州放糧》，描寫元朝統治者的貪污腐化。《凍蘇秦》、《薦福碑》，描寫在元朝統治下知識分子之陷于饑餓。這些，又都是《元史》上找不出來的。
在明代的傳奇中，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寫南明福王政府之任用宦官黨、投降派，放逐忠良，排斥賢士大夫，貪污無恥，內戰第一，以及清兵南下時望風而逃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而這在將來的清史中，對于這一段歷史，也未必寫得這樣生動。
此外，在明、清的章回小說中，也反映出不少的史實。雖然在小說中的人物事實，大半都是假設；但在作者當時，則必須有這一類型的人物和事實。例如《水滸傳》中寫史進、林沖、魯達、楊志，都是逼上梁山。不管有無史進等其人，而在明代政府的暴虐政治之下，人民之被迫而暴動，則為事實。又如《儒林外史》寫士大夫周進、范進那樣熱衷可恥，寫戲子鮑文卿那樣忠厚可愛。不管有無周進、鮑文卿其人，而明代士大夫的風格，不如戲子，則為事實。同書寫一個秀才倪老爹，后來竟至修補樂器為生，而且賣了自己的四個兒子。不管有無倪老爹其人，而明代知識分子窮到賣兒賣女的，一定不少，則為事實。又如《金瓶梅》寫西門慶的荒淫無恥、武斷鄉曲、奸淫人民的婦女。不管有無西門慶其人，而明代有這樣的豪紳則是事實。又如《紅樓夢》寫大觀園里的穢史。不管有無大觀園，而在清代的貴族中有這樣豪奢、腐敗、淫穢的家庭，則是事實。
總之，自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至明、清之傳奇小說，乃至現在的許多文藝作品，它們表現出中國文學自己發展之一系列的歷史過程，也反映出歷史上所不載的社會發展的內容，所以它們是文學，同時也是史料。
五 四部以外的各種文字記錄
不僅四部之書皆為史料，即四部以外之任何文字的記錄，都有史料的價值。誠如韓愈所云：“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無遺。”只要我們善于抓梳，廢紙堆中，往往可以找到比經史子集中更可寶貴的史料。
例如原藏內閣大庫之清代檔案，民國以來，人皆視同廢紙，以后竟當成廢紙，廉價拍賣（以檔案四分之三，售與故紙商，數九千袋，得價四千元）。但是這龐大的廢紙堆中，卻含有極其珍貴的史料。例如其中有關于鴉片戰爭之文件，即有四五十卷。又如其中之康熙年間與俄皇大彼得、法王路易十四往來的文件，更是研究清初的外交寶典。關于檔案之整理，只有羅振玉曾就其所得之一部編為《史料叢刊》 十冊。此外王芷章曾就檔案中有關于清代宮廷戲劇者，編為《清升平署志略》二卷。其有待于我們整理者，其數量至為龐大，其工作亦至為艱巨。
又如碑銘墓志，看起來，似乎與歷史無關，但是其中也往往有珍貴的史料。例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唐建中二年）記基督教始入中國事。開封“挑筋教人所建碑”（明正德六年）記猶太人及猶太教始入中國事。“九姓回鶻可汗碑”（唐刻無年月）記回鶻的歷史及與唐朝的關系事。“唐蕃會盟碑”（唐長慶間刻）記唐與吐蕃會盟事。而且在有的碑文上還保存了古代外國文字。如“大秦景教碑”有古敘利亞文，“九姓回鶻可汗碑”有古突厥文、粟特文。“唐蕃會盟碑”則有古吐蕃文，因而這些碑銘又是研究古外國文字和古吐蕃文字的資料。此外，私人的墓志，也有時足以補史籍之缺失。如楊家將在《宋史》中并不重要；但我們讀歐陽修所作“供備副使楊君（琪）墓志”，而后知楊業父子，在當世就有“無敵將軍”之稱。又如七下西洋的鄭和，讀《明史》，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宦者。但自昆明發現“馬哈只墓志”，而后知鄭和的父親是阿拉伯人。他若碑碣的捐款數目，足以推知立碑時的物價和人民的生活程度。
私人的函札，似乎無關大局；但其中也有些足以補史籍之缺失。例如司馬遷《史記·自序》，述其遭受腐刑，幾不知其故；但讀其《報任安書》，則詳知其事。又如三國時，中國大疫，《三國志》僅書某年大疫，而不記其程度。但讀魏文帝《與吳質書》，而后知“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又如讀多爾袞《致史可法書》，而后知清兵在征服中國的戰爭中，曾執行誘降的政策。讀明桂王《致吳三桂書》，而后者知桂王求為藩封。此外如清朝的曾、左、李、胡諸集所載的信札，都是研究近代史最好的史料。
宗教經典，看起來似乎是一種迷信的說教，但其中也有史料。例如《釋氏要略十誦律》云：“以佛塔物出息，佛聽之。”僧祇云：“供養佛華，多聽轉賣入佛無盡藏中。”這就反映出唐代的僧侶打起佛教的旗幟大放高利貸。此外在各種佛典中都充滿了古印度的神話傳說。又如基督教的《創世紀》中有“羅得和他女通奸”、“亞伯拉罕和他妹子結婚”等故事，這些都是猶太最古的傳說。
又不僅以上的文字記錄中皆有史料，誠如梁啟超所云：“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積年流水賬簿，以常識論之，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倘將‘同仁堂’、‘王麻子’、‘都一處’等數家自開店迄今之賬簿及城間鄉間貧富舊家之賬簿各數種，用科學方法一為研究整理，其為瑰寶，寧復可量？蓋百年來物價變遷，可從此以得確實資料；而社會生活狀況之大概情形，亦歷歷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譜家譜，又寧非天下最無用之物？然茍得其詳瞻者百數十種，為比較的研究，則最少當能與人口之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壽數，得一稍近真之統計。舍此而外，欲求此類資料，胡可得也？”（《中國歷史研究法》）
又豈僅如梁氏所云賬簿、家譜可以當作史料，即雜志、報紙、傳單，亦無一不是史料。假使我們把抗戰以來，各種雜志中主張民主與反對民主的論文匯集起來，就可以寫成一部抗戰以來的政治思想史。又假如我們將抗戰以來報紙上所載的貪污事件匯集起來，就可以寫成一厚本貪污列傳。將報紙上所載的兵役故事匯集起來，就可以寫成若干新《石壕吏》的詩歌。將報上所載之敵人暴行匯集起來，就可以寫成無數的新《屠城記》。在相反的方向，假如我們把報上所載的淪陷區域的人民起義事件匯集起來，又可以寫成無數的英雄傳記。總之，只要我們耐煩去搜集，則無往而非史料。
* * *
[1]. 文字的記錄，始于記事。故中國古代，文、史不分，舉凡一切文字的記錄，皆可稱之曰史。直至漢代，尚無史部之別，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雖將富于史實記錄之文獻，并入《春秋》之屬，但并未獨立。史部諸書從文獻中分別出來而為一個獨立部門，始于晉代。晉荀勖撰《中經新簿》，始分中國文獻為甲、乙、丙、丁四部，而史為丙部。至李充撰《四部書目》，重分四部，經為甲部，史為乙部，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而中國的文獻遂別為經、史、子、集四部。以后歷代因之，至于今日。
[2]. 諸史《經籍志》或《藝文志》，對于史部分類，各不相同。少者分十類，多者分十六類。而其最初的范本，則為阮孝緒《七錄》，阮《錄》分史部為十二類，即國史、注歷、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偽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是為史部最初之分類。《隋志》因之，分為十三類，曰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分十三類，其目相同，曰正史、編年、偽史、雜史、起居注、故事、職官、雜傳、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宋史·藝文志》亦分為十三類，曰正史、編年、別史、史鈔、故事、職官、傳記、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霸史。《明史·藝文志》則分十類，曰正史、雜史、史鈔、故事、職官、儀注、刑法、傳記、地理、譜牒。清《四庫全書總目》則增為十六類，曰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此外尚有許多別錄，其分類有多至三十七類者，不及備舉。
[3]. 例如《左傳》宣公二年載趙穿攻殺晉靈公于桃園。當時晉國的太史董狐，在晉史上記載此事，不曰“趙穿弒其君”，而曰“趙盾弒其君”。趙盾提出質問，董狐曰：“子身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4].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即有專司史實記錄之人。殷契、周金之鏤刻，皆非具有專門技術之人才不可。自春秋以至戰國，各國皆有史官。如趙鞅，不過晉之一大夫，而有直臣書過，操簡筆于門下。田文，不過齊之一公子，而每坐對賓客，侍史記于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會盟澠池，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擊缶。《左傳》昭公二年，謂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是魯亦有史官。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章》，是秦亦有史官。漢興，武帝又置太史令，以司馬談及其子遷為之，以后歷代皆置史官。
[5]. 關于三國的正偽，史家看法不同。在晉，則陳壽正魏，習鑿齒正蜀；在宋，則司馬光正魏，朱熹正蜀。陳壽生于西晉，司馬光生于北宋，西晉與北宋，皆據中原，與魏相同，茍不以地望為據，則晉、宋為僭，故其所以正魏者，即所以正晉、正宋也。習鑿齒生于東晉，朱熹生于南宋，東晉與南宋，皆偏安江左，若不以血統為據，則東晉、南宋為僭，故其所以正蜀者，亦所以正東晉、南宋也。
[6]. 宋人之所以正梁、唐、晉、漢、周者，以宋之天下篡自周。由周而漢而晉而唐而梁，實為一篡奪系統。因正宋而遂不能不正周，因正周而遂不能不正周之所自出。由此上溯，以至于梁，遂上繼唐代。故五代史之正梁、唐、晉、漢、周，亦所以正宋也。
[7]. 《史通·內篇·曲筆》。
[8]. 《史通·內篇·雜述》。
[9]. 《史通·內篇·雜述》。
[10]. 《史通·內篇·雜述》。
[11]. 《史通·內篇·雜述》。
[12].《史通·內篇·雜述》。
[13]. 《史通·內篇·雜述》
[14]. 《史通·內篇·雜述》。
[15]. 《史通·內篇·雜述》。
[16]. 《史通·內篇·雜述》。
[17]. 《史通·內篇·雜述》
[18]. 《史通·內篇·雜述》。
[19]. 《史通·內篇·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