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論序
三代以后，設科取士之法，莫善于漢之賢良方正，莫不善于唐之詩賦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變法，始專用經義，而詩賦之科，終宋世數起數廢。要其所謂經義者，特安石之新說而已。雖紹興以后王學稍衰，而河南、荊舒對立為兩，則學者猶多蹖駁也。至我明高皇帝，厘正經術，宗濂洛之義理，存先漢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據依，于是釋老莊列影響依附之言廓然盡矣。且其制有論，有詔誥表判，有時務策，三場并重。而科舉之外有辟舉，有歲貢，三途并用。故我國初得人之盛，雄視西京，士子之應科目者，無上書覓舉之弊，無群聚京師之擾，無請謁舉主之隙，規制之善，漢唐宋皆不及也。自憲皇帝以后，所謂三途者遂廢其二，而科舉始獨重矣。近則三場之所重者，止于七義。七義之所重者，止于三義。而科舉之法弊矣。或者議欲廢之，或又以為國家三百年來，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當遵行無變。余竊以為，二者之論皆非也。廢科舉者，其意一出于薦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于科舉也。
然科舉之法則誠弊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誠少變科舉之法，參用辟舉、歲貢之法，何為不可？夫天之有象緯一定者也，然治歷者非隨時修改，則數十年而一差。況人才氣運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極乎？使吾變之而畔違乎祖制，無變可也。其大者適與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質之立法之意而無謬，何為不可？愚不自揆，作為《科舉論》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科舉論上
國家之以經義取士也，將以明經乎？抑以晦經乎？其出于明經也必矣。然吾觀今之經義，則其弊適足以晦經。夫晦經非設科意也，蓋宋人之有帖書墨義也，離其前后之文，以驗其記誦，其事至陋，才士恥為之。至一變而為經義，則剖析義理，不徒記誦矣，故當時名之曰大義。而我國朝因之，蓋其著為功令者，不過以觀士之能通經術與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于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間經義讀之，言約理明，渾厚樸直，亦何嘗剽剝割裂而為無根之辭乎？起昔人于今日，而為其剽剝割裂者，將或有所不能。進今人于洪、永，而為其渾厚樸直者，歲月之間可至矣。惟昔之為經義也易，而上下之好尚出于一，故士子氣完力余，得以究心于天下之實學。惟今之為經義也難，故士子勞精神、窮日夜以求工于無益之空言，而不可施于用。且為之者益多，則其趨益亂。趨益亂，則上之人無所據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趨亂而途惑，則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無暇于實學。實學荒，則其不遇者文質無所底，而其遇者以貪冒為得計，以廉恥為迂疏，且盡舉其所以徼幸于科名者而推之于政事之間，而科舉之法遂大敝。夫科舉之法敝，則郡縣無循吏，疆場無能臣，欲寇盜平而四裔服，不可得也。
然而科舉之敝所以至此者，無他，上之人不知驅士子以出于實學，而聽其所趨，反相率而從之故也。嗟夫！如是而猶以科舉之設為明經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吾故以為，將驅天下之士而使之出于實學，則必宜復祖制五篇之法，于七義中減其二道，而閱卷必三場通較，不以一場為去取。經義取辨析義理而已，浮華者務在必黜，則士子亦安肯故為其難，以出于必不利之途哉？論則求其馳騁經史，表則求其駢麗四六，判則求其明習法令，策則求其曉暢治道。此雖與經義等為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既立經義，尚為宏詞科，以收詞賦之士，以繼古者之制科。今獨不可推其意于二三場哉？
昔黃庭堅在貢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鑒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數十人取一人，又程之于數日之中，日力無余，故所棄之卷，有不及閱二三場者，有不及閱經義者，有并不及閱書義者。所棄如此，則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為，當寬其較閱之期，使得研核再四，以定其去取。至于士子平日所習之書，若經若史，一以頒諸學宮者課之，而盡焚其私刻，使耳目不淆。此數者行，則天下之實學可以漸而復矣。
科舉論中
驅天下之士而出于實學，則制科之弊可革。雖然，所謂實學者，亦止于言詞之間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即用其言詞也。夫宋世偉人如富弼，而猶以科舉文字為難。如司馬光，而猶不長于四六。近世如陳真晟、胡居仁之流，則又不屑為科舉之文矣。使吾無以收之，則天下篤實之士皆格于科舉而不進，而吾之法又敝。將救其敝，非嚴薦舉之法、重歲貢之科不可。
夫薦舉近固行之矣，然而未睹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漢世之舉賢良方正也，天子臨軒親策，至于再，至于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貴戚大臣，下及宦豎，皆直言極論，無所忌諱。不稱者罪坐舉主，有保任之罰。夫人情畏罰，則不敢妄舉，而知上之重己也，則不憚于直言，故兩漢得才為多。然猶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帝行薦辟法，親自較閱，不稱職者輒坐舉主，往往至于謫戍。故當時文武忠孝之士，布滿在位，內自卿宰，外至藩臬，皆是也。今則不然，名為保舉，不復嚴重其事，士之被薦詣闕下者，吏部試以策論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謂策論者何等也。故其愿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愿仕者亦不至，彼豈真不愿仕哉？知薦舉之重不及科舉故爾。而薦人者則仍取諸有聲場屋而不第，與其平日所親幸之人，薦墨未干，而責任已塞矣。夫薦至而不知其稱否，姑試之而姑爵之，而薦人者又不尸其罰，則又安能拒不肖之幸濫，而致奇偉非常之人哉！且不幾以漢世賢良方正之名而居魏晉九品中正之實哉！
今如吾說，不過兩言而已，曰：其求直言也必重，其罰不稱也必嚴。此所謂明薦舉之法者也。按國初歲貢之科，在薦辟之下、科舉之上，儒生之居學校者，先德行而后文藝，歲課月考，其法甚嚴。成材者循序而進之于國學，與察舉之賢并擢為給事中、參政、主事等官，故南北之二雍與郡國之學校表里稱盛。今自歲貢之科輕，而士之廩于學而歷年多者，無賢不肖，皆得貢。既貢，則使之為學官。歷一二遷至縣令，或郡佐，輒注下考罷去之。故士之為歲貢者，齒暮氣衰，榮路有限，其自待甚輕，在學校則壞學校，在州郡則壞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復姑寬之，曰：是齪齪者，為可矜憐而已。夫舉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齪齪可憐之人以塞其無聊，豈理也哉！
竊以為學校所急，在選學官。學官得人，則士子之賢不肖可辨，而歲貢之舊可復。然所謂學官者，不復可求之于今日之貢舉也。或取諸薦辟之中，或擇諸甲科之內，務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其職，以行先之，以學課之。其廩于學者，不可專取文詞。茍孝友忠信發聞于鄉者，學官言于督學，核實而廩之，然后教以文學。而擇其士之尤異者，不待年而貢之闕下，而天子即用薦辟之法親試之。試可，則不待選舉，即為錄用。其次則俟其材成，循次貢之國學，以待甄敘，一如祖宗朝授官之法。有文無行者勿貢，誤貢有罰。此所謂重歲貢之科者也。
薦舉之法明，歲貢之科重，則士之實勝者出此兩科，文勝者出于科舉，不出于此，必出于彼矣。
科舉論下
嗚呼！人才之生于今，其能自立也難矣。上所以成之者未嘗有法，而所以壞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見大比之歲，禮臣申明學制，非嚴限字數，即禁用子書，以為文體士習蓋在是矣。而弊有積之甚久而其實不可以一日安者，則概未之及，然則人材何由而成耶？蓋今有漢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有數十年以來名為革弊而其弊彌甚者，此皆積于學校而病于科舉。吾故盡言之。
今夫太學者，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禮義之宗也。虞周宏遠，吾不暇論，論后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鴻都學生入太學，士類恥之。夫鴻都者，天子之私學，其人本以經術相招，后為尺牘及玉書鳥篆，其在今日，則亦材藝過人之士也。太學之士以其微蔑小道，為天子私人，則恥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朱子、呂東萊皆非之。夫三舍之法，考較藝文，參以行實，而降升其間，其在今日，則亦獎誘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試之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則非之矣。然則太學之重可知也。太學之人才，宜有以長養成就之，可知也。非國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宜入太學，可知也。今自援納例行，百余年來，遂為功令。士以廩、增、附之額分其入粟之等差，而其余則學校之廢棄者入焉，紈绔之不學者入焉，商賈之多金者入焉。此何為乎？入粟之后，掛名其間，有終身未嘗踧胄監之席者。問其人，則國子生也。此何為乎？然而士之貢于學、舉于鄉者，猶施施然與之并列，則使東漢之士復興，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嘆息又當何如也！此吾所謂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
古者較士，有中年、比年之法，蓋掌教之官視有司不同。呂氏謂《周禮》六官，惟學校之官不在官聯官屬，其意所當深思者是也。今者師儒之說既為具文，而督學使者之官，其體尊嚴，與生徒相去遼絕，其所掌有歲試，有科試。其稽考行義也，不過俯聽于學官，而其殿最文義也，雖試有前后，而一人之目，無大相遠。今使督學官于三年之中，科、歲各一試，士方試歸，席未及暖，而繼試者又至矣。是一歲之中常得一再試也。然科試則郡縣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后進于督學，是受試無已時也。以不甚相異之殿最與不甚稽考之行義，而受試無已時，乃欲望其敬業樂群、知類通達，則亦難矣。此吾所謂數十年來名為革弊而其弊彌甚者也。
吾以為，援納之例必當禁絕，而一以勛戚命官子弟及士之貢于學、舉于鄉者實之，妙簡儒臣，以為祭酒、司業。其立教，則當以胡瑗之教湖學及朱子分年立課之法為準。督學則簡其考較，即以科試為歲試，合格者使之試于鄉，否則黜之，而不必又為歲試。使士子得休其力，以從事于學。此二說行，然后薦舉歲貢之法可漸施也。
抑吾又得一說焉。可暫罷而徐議之者，騎射是也。夫射者，學宮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嘗用之以試士矣。然前此不習既久，一旦舉而責之綴文之士，則不便者十九。夫將復古制，固不論其便否也。然吾以為可暫罷者，以其本之未立，則不可齊其末也。
或曰：“考較之簡，其法則誠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訌，泥沙用財，取之援例入貲，足以贍軍。且騎射所以習兵也，在平世猶不可廢，況多難乎？”曰：子以東晉之南渡為盛于今乎？東晉猶能立太學，征生徒，而謂今世不能者，謬也。謂藉此以資財用者，無術也。且學校興，人材盛，則其所得有過于騎射者矣。今雖不罷騎射，騎射其有益乎？
科舉論后語
余既作《科舉論》，向難余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置器然。茍生金玉，必不置之于泥途。茍生賢才，必不使之阨窮于牖下也。科名特寄徑耳，子何患焉？”曰：“金玉之生于山川也，制之而后生焉，范之而后成焉。不遇良工，則沒于丹矸朽石之下而已矣，子何從知之？由今之道而不變，吾慮人材之日沒也。”難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經義能困中人，豈能困奇士乎？”曰：“南宮三歲一試士，士之釋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乎？抑中人雜出其間乎？如中人雜出其間，則其敗天下士多矣。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又曰：“賢良方正之科，固將器人于文辭之外也。信如子說，不過嚴責保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終不能有異于漢世之對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豈獨漢世哉？敷奏以言，雖堯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震動，引見闕廷而親策之，假以言色，通以問難，則人之賢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鳥之追鸑鷟也。”又曰：“學校之官，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乎？”曰：“如東漢之先試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長各自禮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優，所以廣教化、隆儒術也。”又曰：“凡學之掌教者三人焉，試且聘之，則不勝其擾矣。”曰：“固也。吾以為三人者，可省其二也。無已，則虛其二焉以待。教諭之擇賢者而聘之，亦我國初之制也。”又曰：“胄監入貲，不自今日始也。羅圭峰玘嘗以貲入矣，已而為文人，為名臣。近則學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為入貲濫觴者，未必非玘罪也。我國家近有珰禍，獻諂頌功者多出太學諸生，何無一人如范滂、陳東者乎？史推東漢之亂而不亡，歸功于太學數君子。靖康、建炎之間，三學生義聲震天下，彼皆養士之效也。今則非止失養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于場屋、厭于考較，不得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論則美矣，然子之論騎射也，猶謂待學校興乃可徐議。今一旦欲于二三場責經史時務之實學，于薦舉責賢良方正之全材，于太學、鄉學責有道之師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將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葉適有言：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舉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舉法，仍停至十余年，其時人材益出。今能遠采葉適之言，上師我高皇帝通變宜民之意，何為不成？何求不得？余之前論，特平平者爾。雖然，使以余之論告當路，則駭笑而目以為狂者不知凡幾矣。時勢之變，日新月異，而天下大事獨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難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