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最普遍的貨幣，大約是貝。所以凡貨財之類，字都從貝，這是捕漁的民族所用。亦有用皮的，所以國家以皮幣行聘禮，婚禮的納征，亦用鹿皮，這當是游獵民族所用。至農耕社會，才普遍使用粟帛。
交換是現今社會重要的經濟機構，貨幣則是交換所借之以行的。所以貨幣制度的完善與否，和經濟的發達、安定，都有很大的關系。中國的貨幣制度，是不甚完善的。這是因為（一）中國的經濟學說，注重于生產消費，而不甚注重于交換，于此部分，缺乏研究。（二）疆域廣大，各地方習慣不同，而行政的力量甚薄，不能控制之故。
中國古代，最普遍的貨幣，大約是貝。所以凡貨財之類，字都從貝，這是捕漁的民族所用。亦有用皮的，所以國家以皮幣行聘禮，婚禮的納征，亦用鹿皮，這當是游獵民族所用。至農耕社會，才普遍使用粟帛。所以《詩經》說“握粟出卜”，又說“抱布貿絲”。珠玉金銀銅等，都系貴族所需要。其中珠玉之價最貴，金銀次之，銅又次之，所以《管子》說：“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國蓄》。古代的銅價，是比較貴的。《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志》，說當時的糶價，都是每石自二十文至八十文。當時的衡量，都約當現代五分之一。即當時的五石，等于現在的一石。當時量法用斛，衡法稱石，石與斛的量，大略相等。其價為一百文至四百文。
漢宣帝時，谷石五錢，則現在的一石谷，只值二十五文。如此，零星貿易，如何能用錢？所以孟子問陳相：許行的衣冠械器，從何而來？陳相說：都是以粟易之。《滕文公上篇》。而漢朝的賢良文學，說當時買肉吃的人，也還是“負粟而往，易肉而歸”。《鹽鐵論·散不足篇》。可見自周至漢，銅錢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觀此，才知道古人所以有許多主張廢除貨幣的。若古代的貨幣使用，其狀況一如今日，則古人即使有這主張，亦必審慎考慮，定有詳密的辦法，然后提出，不能說得太容易了。自周至漢，尚且如此，何況夏殷以前？所以《說文》說：“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漢書·食貨志》說貨幣的狀況：“自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實在最為確實。《史記·平準書》說：“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平準書》本非《史記》原文，這數語又附著篇末，其為后人所竄入，不待言而可明了。《漢書·食貨志》又說：“大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函即俗話錢眼的眼字。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輻，長四丈為匹。大公退，又行之于齊。”按《史記·貨殖列傳》說：“管子設輕重九府。”《管晏列傳》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則所謂九府圜法，確系齊國的制度。但其事起于何時不可知。說是太公所立，已嫌附會，再說是太公為周所立，退而行之于齊，就更為無據了。古代的開化，東方本早于西方。齊國在東方，經濟最稱發達。較整齊的貨幣制度，似乎就是起于齊國的。《管子·輕重》諸篇，多講貨幣、貨物相權之理，可見其時貨幣的運用，已頗靈活。《管子》雖非管仲所著，卻不能不說是齊國的書。《說文》說周而有泉，可見銅錢的鑄造，是起于周朝，而逐漸普遍于各地方的。并非一有銅錢，即各處普遍使用。
古代的銅錢，尚且價格很貴，而非普通所能使用，何況珠玉金銀等呢？這許多東西，何以會與銅錢并稱為貨幣？這是因為貨幣之始，乃是用之于遠方，而與貴族交易的。《管子》說：“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于其重。”《國蓄》。又說：“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山權數》。此等大批的賣買，必須求之于貴族之家。因為當時，只有貴族，才會有大量的谷物存儲。如《山權數篇》又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于此，可悟古代商人，多與貴族交接之理，而珠玉金銀等的使用，亦可無疑義了。珠玉金銀等，價均太貴，不適宜于普通之用。只有銅，價格稍賤，而用途極廣，是普通人所寶愛，而亦是其所能使用的。銅遂發達而成普通的貨幣，具有鑄造的形式。其價值極貴的，則漸以黃金為主，而珠玉等都被淘汰。
錢圜函方，一定是取象于貝的。所以錢的鑄造，最初即具有貨幣的作用。其為國家因民間慣用貝，又寶愛銅，而鑄作此物，抑系民間自行制造不可知。觀《漢書》“輕”“重”“以”“銖”四字，可見齊國的銅錢，輕重亦非一等。限制其輕重必合于銖的整數，正和限制布帛的長闊一樣。則當時的錢，種類似頗復雜。觀此，銅錢的鑄造，其初似出于民間，若源出國家，則必自始就較整齊了。此亦可見國家自能發動的事情，實在很少，都不過因社會固有的事物，從而整齊之罷了。到貨幣廣行以后，大量的鑄造，自然是出于國家。因為非國家，不能有這大量的銅。但這只是事實如此。貨幣不可私鑄之理，在古代，似乎不甚明白的。所以漢文帝還放民私鑄。
《漢書·食貨志》說：“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可見當時的社會，對于珠玉、龜貝、銀錫等，都雜用為交易的媒介，而國家則于銅錢之外，只認黃金。這不可謂非幣制的一進化。《食貨志》又說，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高后本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按既經鑄造的銅錢，自與生銅不同。但幾種貨幣雜行于市，民必信其重者，而疑其輕者；信其鑄造精良者，而疑其鑄造粗惡者；這是無可如何之事。古代貨幣，雖有多種并行，然其價格，隨其大小而不齊，則彼此不會互相驅逐。今觀《漢書·食貨志》說：漢行莢錢之后，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漢初雖有戰爭，并未至于白骨蔽野，千里無人煙，物價的昂貴，何得如此？況且物價不應同時并長。同時并長，即非物價之長，而為幣價之跌，其理甚明。古一兩重二十四銖。八銖之重，只得半兩錢三分之二；四銖只得三分之一；而其文皆曰半兩，似乎漢初貨幣，不管其實重若干，而強令其名價相等。據此推測，漢初以為秦錢重難用，似乎是一個借口。其實是借發行輕貨，以為籌款之策的。所以物價因之增長。其時又不知貨幣不可私鑄之理。文帝放民私鑄，看《漢書》所載賈誼的奏疏，其詒害可謂甚烈。漢武帝即位后，初鑄三銖錢。又鑄赤仄。又將鹿皮造成皮幣。又用銀錫造作白金三等。紛擾者久之。后來乃將各種銅錢取銷，專鑄五銖錢。既禁民私鑄，并不許郡國鑄造，而專令上林三官鑄。謂水衡都尉屬官均官、鐘官、辨銅三令丞。無形中暗合貨幣學理。幣制至此，始獲安定。直至唐初，才另鑄開元通寶錢。自此以前，歷朝所鑄的錢，都以五銖為文。五銖始終是最得人民信用的錢。
漢自武帝以后，幣制是大略穩定的。其間唯王莽一度改變幣制，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銀、龜、貝、錢、布為六名。錢布均用銅，故為五物。其值凡二十八等。然旋即過去。至后漢光武，仍恢復五銖錢。直至漢末，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然后錢法漸壞。自此經魏、晉、南北朝，政治紊亂，幣制迄未整飭。其中最壞的，如南朝的鵝眼、綖環錢，至于“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其時的交易，則多用實物做媒介。和外國通商之處，則或兼用金銀。如《隋書·食貨志》說：梁初，只有京師及三吳、荊、郢、江、襄、梁、益用錢。其余州郡，則雜以谷帛。交、廣全用金銀。又說：陳亡之后，嶺南諸州，多以錢米布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都是。直到唐初，鑄開元通寶錢，幣制才算復一整理。然不久私鑄即起。
用金屬做貨幣，較之珠玉布帛等，固然有種種優點，但亦有兩種劣點。其（一）是私銷私鑄的無法禁絕。私鑄，舊說以“不愛銅不惜工”敵之。即是使鑄造的成本高昂，私鑄無利可圖。但無嚴切的政令以輔之，則惡貨幣驅逐良貨幣，既為經濟上不易的原則，不愛銅，不惜工，亦徒使國家增加一筆銷耗而已。至于私銷，則簡直無法可禁。其（二）為錢之不足于用。社會經濟，日有進步，交易必隨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籌碼必多。然銅系天產物，開礦又極勞費，其數不能驟增。此系自然的原因。從人為方面論，歷代亦從未注意于民間貨幣的足不足，而為之設法調劑，所以貨幣常感不足于用。南北朝時，雜用實物及外國貨幣，幣制的紊亂，固然是其一因，貨幣數量的缺乏，怕亦未嘗非其一因。此等現象，至唐代依然如故。玄宗開元二十二年，詔莊宅口馬交易，并先用絹布綾羅絲棉等。其余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并用。違者科罪。便是一個證據。當這時代，紙幣遂應運而生。
紙幣的前身是飛錢。《唐書·食貨志》說：貞元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這固然是匯兌，不是紙幣。然紙幣就因之而產生了。《文獻通考·錢幣考》說：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戶主之。其后富人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堿嘗守蜀，乞禁交子。薛田為轉運使，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交子務于益州。《宋史·薛田傳》說：未報，寇堿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食貨志》說：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三說互歧，未知孰是。總之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總是事實。一交為一緡，則為數較小，人人可以使用。以三年為一界，則為時較長，在此期間，即具有貨幣的效用，真可謂之紙幣，而非復匯兌券了。然云廢交子則貿易不便，則其初，亦是以搬運困難，而圖借此以省費的。其用意，實與飛錢相類。所以說紙幣是從匯兌蛻化而出的。
交子務既由官置，交子遂變為官發的紙幣。神宗熙寧間，因河東苦鐵錢，置務于潞州。后又行之于陜西。徽宗崇寧時，蔡京又推行之于各處。后改名為錢引。其時唯閩、浙、湖、廣不行。推行的區域，已可謂之頗廣了。此種紙幣，系屬兌換性質。必須可兌現錢，然后能有信用。然當時已有濫發之弊。徽宗時，遂跌至一緡僅值錢數十。幸其推行的范圍雖廣，數量尚不甚多，所以對于社會經濟，不發生甚大的影響。南宋高宗紹興元年，令榷貨務造關子。二十九年，戶部始造會子。仍以三年為一界。行至十八界為止。第十九界，賈似道仍改造關子。南宋的交子，有展限和兩界并行之弊。因之各界價格不等。寧宗嘉定四年，遂令十七、十八兩界，更不立限，永遠行使。這很易至于跌價。然據《宋史·食貨志》：度宗咸淳四年，以近頒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會子，貴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準關子一，同現錢行使。此時宋朝已近滅亡，關子僅打七七折，然較諸金朝，成績好得多了。
金朝的行紙幣，始于海陵庶人貞元二年。以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為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為小鈔。當時說是銅少的權制。但（一）開礦既非易事；括民間銅器以鑄；禁民間私藏銅器及運銅器出境；都是苛擾的事。鑄錢因此不易積極進行。（二）當時亦設有鑄錢的監，乃多毀舊錢以鑄。新錢雖然鑄出，舊錢又沒有了。（三）既然錢鈔并行，循惡貨幣驅逐良貨幣的法則，人民勢必將現錢收藏，新鑄的錢，轉瞬即行匿跡。因此，銅錢永無足時，紙幣勢必永遠行使。然使發行得法，則紙幣與銅錢并行，本來無害，而且是有益的。所以《金史·食貨志》說：章宗即位之后，有人要罷鈔法。有司說：“商旅利其致遠，往往以錢買鈔。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這話自是事實。有司又說：“止因有厘革之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厘革之限，令民得常用。”歲久字文磨滅，許于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作《食貨志》的人說：“自此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浸輕之。”其實收斂和厘革，系屬兩事。茍能審察經濟情形，不至濫發，雖無厘革之限何害？若要濫發，即有厘革之限，又何難擴充其每界印造之數，或數界并行呢？所以章宗時的有司，實在并沒有錯。而后來的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卻是該負極大責任的。平時已苦鈔多，宣宗南遷以后，更其印發無限。貞祐二年，據河東宣撫使胥鼎說，遂致每貫僅值一文。
鈔法崩潰至此，業已無法挽救。銅錢則本苦其少，況經紙幣驅逐，一時不能復出。銀乃乘機而興。按金銀用為交易的媒介，由來已久，讀前文所述可見。自經濟進步以后，銅錢既苦其少，又苦運輸的困難，當這時候，以金銀與銅相輔而行，似極便利。然自金末以前，訖未有人想到這個法子，這是什么理由呢？原來貨幣是量物價的尺。尺是可有一·，不可有二的。既以銅錢為貨幣，即不容銅錢之外，更有他種貨幣。（一）廢銅錢而代以金銀，固然無此情理。（二）將金銀亦鑄為貨幣，與銅錢嚴定比價，這是昔人想不到的。如此，金銀自無可做貨幣的資格了。難者要說：從前的人，便沒有專用銅錢。谷物布帛等，不都曾看做貨幣的代用品嗎？這話固然不錯。然在當時，金銀亦何嘗不是貨幣的代用品。不過其為用，不如谷物布帛的普遍罷了。金銀之用，為什么不如谷帛的普遍，須知價格的根源，生于價值，金銀在現今，所以為福斯所歡迎，是因其為交換之媒介，既廣且久，大家對它，都有一種信心，拿出去，就什么東西可以換到。尤其是現今世界各國，雖然都已用紙，而仍多用金銀為儲備。金銀換到貨幣最為容易，且有定價，自然為人所歡迎。這是貨幣制度替金銀造出的價值，并不是金銀本身自有價值。假使現在的貨幣，都不用金銀作儲備，人家看了金銀，也不當它是直接或間接的貨幣，而只當它貨物。真要使用它的人，才覺得它有價值。如此，金銀的價值必縮小；要它的人亦必減少；金銀的用途，就將太狹了。如此，便可知道自金末以前，為什么中國人想不到用金銀做貨幣。因為價格生于價值，其物必先有人要，然后可做交易的媒介，而金銀之為物，在從前是很少有人要的。因為其為物，對于多數人是無價值。金銀本身之用，不過制器具，供玩好，兩者都非通常人所急。
到金朝末年，經濟的情形，又和前此不同了。前此貨幣紊亂之時，系以惡的硬幣，驅逐良的硬幣。此時則系以紙幣驅逐硬幣。漢時錢價甚昂，零星交易，并不用錢，已如前述。其后經濟進步，交易漸繁，貨幣之數，勢必隨公鑄私造而加多。貨幣之數既多，其價格必日跌。于是零星貿易，漸用貨幣。大宗支付，轉用布帛。銅錢為紙幣驅逐以盡，而紙幣起碼是一百文，則零星貿易，無物可用了。勢不能再回到古代的以粟易之，而布帛又不可尺寸分裂，乃不得已而用銀。所以銀之起，乃是所以代銅錢，供零星貿易之用的，并非嫌銅錢質重值輕，用之以圖儲藏和運輸之便。所以到清朝，因鑄錢的勞費，上諭屢次勸人民兼用銀兩，人民總不肯聽。這個無怪其然。因為他們心目之中，只認銅錢為貨幣。儲藏了銀兩，銀兩對銅錢漲價，固然好了，對銅錢跌價，他們是要認為損失的。他們不愿做這投機事業。到清末，要以銀為主幣，銅為輔幣，這個觀念，和普通人說明，還是很難的。因為他們從不了解有兩種東西可以同時并認為貨幣。你對他說：以銀為主幣，銅為輔幣，這個銅幣，就不該把它看做銅，也不該把它看做銅幣，而該看做銀圓的幾分之幾，他們亦很難了解。這似乎是他們的愚笨，其實他們的意見是對的。因為既不看做銅，又不看做銅幣，那么，為什么不找一種本無價值的東西，來做銀圓的代表，而要找銅幣呢？銅的本身是有價值的，因而是有價格的，維持主輔幣的比價，雖屬可能，究竟費力。何不用一張紙，寫明銅錢若干文，派它去充個代表，來得直接痛快呢？他們的意見是對的。他們而且已經實行了。那便是飛錢、交子等物。這一事情，如能順利發達，可使中國貨幣的進化，早一千年。因為少數的交易用銅錢，多數的授受，嫌錢笨重的，則以紙做錢的代表，如此，怎樣的巨數，亦可以變為輕赍，而伸縮又極自由，較之用金銀，實在合理許多。而惜乎國家攫取其發行之權，以濟財政之急，把這自然而合理的進化扭轉了。
對鏡理妝 作為貨幣，黃金在市面上的流通很少，但其價值高且不容易貶值，古代的富貴人家一般將其做成工藝品或首飾來保管。圖中的婦女頭戴的黃金發簪就是非常值錢的。
于此，又可知道紙幣之敝。黃金為什么不起而代之，而必代之以銀。從前的人，都說古代的黃金是多的，后世卻少了，而歸咎于佛事的消耗。顧炎武《日知錄》，趙翼《廿二史札記》、《陔余叢考》，都如此說。其實不然。王莽敗亡時，省中黃金萬斤為一匱者，尚有六十匱。其數為六十萬斤。古權量當今五之一，則得今十二萬斤，即一百九十二萬兩。中國人數，號稱四萬萬。女子當得半數，通常有金飾的，以女子為多。假使女子百人之中，有一人有金飾，其數尚不及一兩。現在民間存金之數，何止如此？《齊書·東昏侯紀》，謂其“后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涂”。這幾句話，很可說明歷史記載，古代金多，后世金少的原因。古代人民生活水平低，又封建之世，服食器用，皆有等差。平民不能僭越。珠玉金銀等，民間收藏必極少。這個不但金銀如此，怕銅亦是如此。秦始皇的銷兵，人人笑其愚笨。然漢世盜起，必劫庫兵。后漢時羌人反叛，因歸服久了，無復兵器，多執銅鏡以象兵。可見當時民間兵器實不多。不但兵器不多，即銅亦不甚多。所以賈誼整理幣制之策，是“收銅勿令布”。若銅器普遍于民間，亦和后世一樣，用什么法子收之勿令布呢？銅尚且如此，何況金銀？所以古代所謂金多，并非金真多于后世，乃是以聚而見其多。后世人民生活程度漸高；服食器用，等差漸破；以朝廷所聚之數，散之廣大的民間，就自然不覺其多了。讀史的人，恒不免為有明文的記載所蔽，而忽略于無字句處。我之此說，一定有人不信。因為古書明明記載漢時黃金的賞賜，動輒數十斤數百斤，甚且有至數千斤的，如何能不說古代的黃金，多于后世呢？但是我有一個證據，可以折服他。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千，則金價五倍于銀。《日知錄》述明洪武初，金一兩等于銀五兩，則金銀的比價，漢末與明初相同。我們既不見古書上有大量用銀的記載，亦不聞佛法輸入以后，銀有大量的消耗，然則古書所載黃金大量使用之事，后世不見，并非黃金真少，只是以散而見其少，其事了然可見了。大概金銀的比價，在前代，很少超過十倍的。然則在金朝末年，社會上白銀固多，黃金亦不甚少。假使用銀之故，是嫌銅幣的笨重，而要代之以質小值巨之物，未嘗不可舍銀而取金，至少可以金銀并用。然當時絕不如此。這明明由于銀之起，乃所以代銅錢，而非以與銅錢相權，所以于金銀兩者之中，寧取其價之較低者。于此，可見以金、銀、銅三品，或金銀二品，或銀銅二品為貨幣，并非事勢之自然。自然之勢，是銅錢嫌重，即走向紙幣一條路的。
金銀兩物，舊時亦皆鑄有定形。《清文獻通考》說：“古者金銀皆有定式，必鑄成幣而后用之。顏師古注《漢書》，謂舊金雖以斤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吉字金錠之類。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鑄為麟趾馬蹄之形，以易舊制。然則麟趾馬蹄，即當時金幣式也。漢之白選與銀貨，亦即銀幣之式。《舊唐書》載內庫出方圓銀兩千一百七十二兩，是唐時銀亦皆系鑄成。”按金屬貨幣之必須鑄造，一以保證其成色，一亦所以省秤量之煩。古代金銀雖有定形，然用之必仍以斤兩計，似乎其分量的重輕，并無一定。而其分量大抵較重，尤不適于零星貿易之用。《金史·食貨志》說：“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每錠百貫，其不能代銅錢可知。章宗承安二年，因鈔法既敝，乃思乞靈于銀。改鑄銀，名承安寶貨。自一兩至十兩，分為五等。每兩折鈔二貫。公私同見錢行使。亦用以代鈔本。后因私鑄者多，雜以銅錫，浸不能行。五年，遂罷之。宣宗時，造貞祐寶券及興定寶泉，亦皆與銀相權。然民間但以銀論價。于是限銀一兩，不得超過寶泉三百貫。按寶泉法價，每二貫等于銀一兩。物價在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此令既下，“商旅不行，市肆晝閉”。乃復取消。至哀宗正大間，民間遂全以銀市易。《日知錄》說：“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其時正值無錢可用的時候，其非用以與錢相權，而系以之代錢，顯然可見了。
元明兩朝，當開國之初，都曾躊躇于用錢、用鈔之間。因銅的缺乏，卒仍舍錢而用鈔。元初有行用鈔，其制無可考。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寶鈔。分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五百、一貫、二貫。此據《食貨志》。《王文統傳》云：中統鈔自十文至二貫凡十等。疑《食貨志》奪三百一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分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五等。每兩同白銀一兩，未曾發行。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鈔。分一文、二文、三文三等。十五年，以不便于民罷。二十四年，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每一貫當中統鈔五貫，二貫等于銀一兩，二十貫等于金一兩。武宗至大二年，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厘，共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罷至大銀鈔，其中統、至元二鈔，則終元世常行。按元朝每改鈔一次，輒準舊鈔五倍，可見當其改鈔之時，即系鈔價跌至五分之一之時。貨幣跌價，自不免影響于民生。所以“實鈔法”實在是當時的一個大問題。元初以絲為鈔本，絲價漲落太大，用作鈔本，是不適宜的。求其價格變動較少的，自然還是金屬。金屬中的金銀，都不適于零星貿易之用。厘鈔及十文五文之鈔，行用亦實不適宜。所以與其以金銀為鈔本，實不如以銅錢為鈔本。元朝到順帝至正年間，丞相脫脫才有此議。下詔：以中統鈔一貫，權銅錢一千，準至元鈔二貫。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并用。這實在是一個賢明的辦法。然因海內大亂，軍儲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計。遂至“交料散滿人間”，“人視之若敝楮”了。明初，曾設局鑄錢。至洪武七年，卒因銅之不給，罷鑄錢局而行鈔。大明寶鈔，以千文準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后因鈔價下落，屢次鬻官物，或稅收限定必納寶鈔以收鈔。然終于不能維持。至宣宗宣德三年，遂停止造鈔。其時增設新稅，或加重舊稅的稅額，專收鈔而焚之。鈔法既平之后，有些新稅取銷，稅額復舊，有的就相沿下去了。鈔關即是其中之一。自此租稅漸次普遍收銀，銀兩真成為通用的貨幣了。
外國銀行在中國發行的鈔票在鴉片戰爭后不久，西方列強就開始在中國設立銀行并發行紙匝流通于市，用來賺取大量利潤，控制中國金融市場。圖為外國各銀行在中國發行的紙匝。
主幣可以用紙，輔幣則必須用金屬。因其授受繁，紙易敝壞，殊不經濟。所以以銅錢與紙幣并行，實最合于理想。元明兩朝，當行鈔之時，并不鑄錢。明朝到后來，鑄錢頗多，卻又并不行鈔了，清朝亦然。順康雍干四朝，頗能實行昔人不愛銅不惜工之論。按分厘在古代，本系度名而非衡名。衡法以十黍為累，十累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因其非十進，不便計算，唐朝鑄開元通寶錢，乃以一兩的十分之一，即二銖四累，為其一個的重量。宋太宗淳化二年，乃改衡法。名一兩的十分之一為一錢，一錢的十分之一為一分，一分的十分之一為一厘。錢即系以一個銅錢之重為名。分厘之名，則系借諸度法的。依照歷朝的成法，一個銅錢，本來只要重一錢。順、康、雍、干四朝所鑄，其重量卻都超過一錢以上，鑄造亦頗精工。可謂有意于整頓幣制了。惜乎于貨幣的原理未明，所以仍無成效可見。怎樣說清朝的貨幣政策，不合貨幣原理呢？按（一）貨幣最宜舉國一律。這不是像郵票一般，過了若干時間，就不復存在的。所以郵票可以花樣翻新，貨幣則不宜然。此理在唐朝以前，本來明白。所以漢朝的五銖錢，最得人民信用，自隋以前，所鑄的銅錢，即多稱五銖。唐初改鑄開元通寶，大約是因當時錢法大壞，想與民更始的，揣度當時的意思，或者想以開元為全國唯一通行的錢。所以后世所鑄的錢，仍系開元通寶。高宗的干封泉寶，肅宗的乾元重寶、重輪乾元等，雖都冠之以年號，然皆非小平錢，當時不認為正式的貨幣。不過其統一的目的，未能達到罷了。宋以后才昧于此理，把歷朝帝皇的年號，鑄在銅錢之上。于是換一個皇帝，就可以有一種錢文。年號時有改變，則還可以不止一種。貨幣形式的不統一，不是事實使然，竟是立法如此了。甚至像明朝世宗，不但鑄嘉靖年號的銅錢，還補鑄前此歷朝未鑄的年號。這不是把銅錢不看做全國的通貨，而看做皇帝一個人的紀念品嗎？若使每朝所鑄的，只附鑄一個年號，以表明其鑄造的年代，而其余一切，都是一律，這還可以說得過去。而歷代又不能然。清朝亦是如此。且歷朝所鑄的銅錢，重量時有出入。這不是自己先造成不統一嗎？（二）雖然如此，但得所鑄的錢，不至十分惡劣，則在專制時代，即但以本朝所鑄之錢為限，而禁絕其余的惡薄者，亦未始不可以小康。此即明代分別制錢和古錢的辦法。明天啟、崇禎間，括古錢以充廢銅，以統一幣制論，實在是對的。但要行此法，有一先決問題，即必須先使貨幣之數足用。若貨幣之數，實在不足于用，交易之間，發生困難，就無論何等惡劣的貨幣，人民也要冒險使用，禁之不可勝禁，添出整理的阻力來了。自明廢除紙幣以后，直至清朝，要把銅錢鑄到人民夠用，是極不容易辦到的。當此之時，最好將紙幣和銅錢相權。而明清皆不知出此，聽任銀銅并行。又不知規定其主輔的關系。在明朝，租稅主于收銀，銅錢時有禁令，人民懷疑于銅錢之將廢，不敢收受，大為銅錢流通之害。清朝則人民認銅錢為正貨，不愿收受銀兩。而政府想要強迫使用，屢煩文告，而卒不能勝。而兩種貨幣，同時并行，還生出種種弊竇。如租稅征收等。不明經濟原理之害，真可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了。
外國銀錢的輸入，并不始于近代。《隋書·食貨志》說南北朝時河西、交、廣的情形，已見前。《日知錄》引唐韓愈《奏狀》，說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說自嶺以南，以金銀為貨幣。張籍詩說：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以銀。《集釋》說：順治六、七年間，海禁未設，市井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禁海之后，絕跡不見。這可見外國貨幣之侵入，必限于與外國通商之時，及與外國通商之地。前此中外交通，時有絕續；又多限于一隅；所以不能大量侵入。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外國鑄造的貨幣，使用的便利，自勝于我國秤量的金銀。其秤量之法，且不劃一。外國銀圓，遂滔滔輸入，而以西班牙、墨西哥兩國為多。中國的自鑄，始于光緒十三年。廣東總督張之洞所為。重量形式，都模仿外國銀圓，以便流通。此時銅錢之數，頗感不足。光緒二十七年，廣東開鑄銅元，因其名價遠超于實價，獲利頗多。于是各省競鑄銅元，以謀余利，物價為之暴騰。小平錢且為其驅逐以盡。民生大感困苦。光緒三十年，度支部奏厘定幣制，以銀圓為本位貨幣，民國初年仍之。其時孫文創用紙幣之議，舉國的人多不解其理論，非難蜂起。直到最近，國民政府樹立法幣制度，才替中國的貨幣，畫一個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