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兩位禪僧在論禪，名叫長慶棱（長慶慧棱，853—932）的和尚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從展曰：“作么生是如來語。”長慶棱曰：“聾人爭得聞。”保福從展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卻問：“作么生是如來語。”保福從展曰：“吃茶去。”（《景德傳燈錄》之卷十九）
喝茶一事本身非常簡單，每個人（特別是東方人）天天都會喝。但于禪宗，喝茶就是大事，可讓人直接進入自身佛性、證悟真理。一般人無法明白：為何在禪宗，喝茶就變成可讓人開悟的話語？真相是：禪師們的世界與被俗事束縛的凡夫們的世界是不一樣的。這不是在說此世界的樹不是樹，到了另一世界才是樹，雖然在禪的世界里確也有“此地之樹非樹，它地之樹才是樹”的情況存在。在禪的世界中，此事物既是此事物，亦非此事物。你我前面的山既是山，也不是山；我手中的筆既是筆，也不是筆。禪人的視角就是如此。因此，對禪人而言，喝茶就不只是喝茶：喝茶直接來自存在之源，又徹底地回歸存在之源。按埃克哈特（德意志神學家，1260—1327）的話來說：“在上帝眼中，虱子的地位高過天使。可見，在上帝看來，一切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上帝。”
唐代的松山和尚一日請龐蘊居士吃茶。居士舉起托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么道不得。”師云：“只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為什么卻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
對二位禪者而言，茶托子不只是茶托子，其中之意遠超常人的想象。
正是這樣，日本人才如此看重喝茶，似乎喝茶就是一件可觸及實在之本的神秘之事。或許，用“似乎”一詞來形容喝茶一事并不恰當，喝茶其實就是實在。因為，在茶道中，人們可體會東方文化的精神。
二
茶道不只是喝茶，而是包括與喝茶相關的事與物，如，茶具、泡茶時的氣氛，最重要的是，整個過程中不知不覺生起的心境。
因此，茶道并不只是普通的喝茶，而是一門培養“精神世界”的藝術，一門培養心理環境，或內在意識世界的藝術。與尋常的房間不同，用作茶道的房間很小，天花板低、沒有樣式，茶碗粗糙不平卻盡顯制造者的雅致風格。坐在這樣的屋子里，拿起這樣的茶碗喝茶，聽著炭火上鐵壺傳出的開水聲，一種內在的感覺便油然而生——就讓時間暫時消逝吧。漸漸地，當你靜下心來時，另一種聲音便傳入耳朵：它來自窗外，是竹管子從山上引下的泉水滴下來的聲音。水聲不疏不密，恰到好處地把心領至安靜不動的狀態。然而，心靜并非心死，此時之心能明明了了地覺知屋內屋外的一切。
如此造就的心境或“精神世界”即是達到了“貧”的精神狀態，不再有任何形式的二元對立：主體與客體、善與惡、對與錯、榮與恥、身與心、得與失等等。香嚴智閑是中國晚唐的禪師，在一首詩中，他對“貧”作了如此解釋：
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
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
今年貧，錐也無。
此“貧”無物可立，哪怕是一根針，這即是般若的“空性”哲學。茶道的理念即基于此，因為，不管是“寂”或是“侘”，都不過是絕對貧的一種美學展示。
三
附帶一提，埃克哈特對于“貧”的思想闡述，與上述香嚴智閑的詩歌完全一致。在一次布道中，埃克哈特提到了“神圣的貧者”：“在此人身上，上帝實無用武之地”；“此人已恒時遠離物質……世間上有兩種物：一個是他物，一個是自我”。此人已從物上解脫出來，無有物我之分，就是一位“無處可住之人”，常處于空性之中。在埃克哈特看來，“真正的精神貧窮要求此人心中沒有上帝和上帝所造之物的分別。這樣，若上帝想在靈魂中有所行動，他就必須是靈魂自身”。
茶道的哲學與埃克哈特所崇尚的絕對貧窮非常相似。的確，在空性中不僅沒有上帝創造的萬物，連上帝也不存在，因為空即是上帝，上帝即是空。也就是說，耶穌、保福從展、龐蘊居士和其他禪師們無時無處不在喝茶。茶的精神即是“貧”的哲學，或是空性的哲學。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日本人對茶道的欣賞與喜愛源于何處了。
四
在這方面，藤原定家寫的一首古詩常為茶士們所看重而引為座右銘：
舉目四顧，
不見花艷楓紅。
灘上茅屋，
兀兀獨立秋暮。
這種荒涼之境的描述，并不只是沙灘或是荒野，詩人并非以無邊的汪洋大海為背景。在廢棄的漁船上，在海邊晾曬的破舊漁網里，已有春天蘇醒的跡象：
深秋盼花人
且看雪中綠
對洞察力很強的人來說，晚秋的荒無人煙預示著春天已不遠了，每片落葉，每片枯草（草下曾有許多昆蟲啾啾吟唱），都在準備迎接新生命的到來。正如千利休所說，水壺中的水源于無底的心田，空的概念經常被人誤解為一無所有，其實空蘊藏著無限可能。在晚秋的荒蕪中，我們已約略覺察到了宋代禪詩人重顯（雪竇重顯，980—1052）所言：“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
獨自坐于茶室中的茶士，即是雪竇重顯禪詩中描述的這種人——“幾人窮極到無心”。
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孤獨的，猶如百丈所說——“獨坐大雄峰頂”。酒與茶不同，它用于社交，大多在歡宴上出現，往往不離喧鬧的氣氛。茶是貴族，酒則是平民。茶不似酒那樣具有廣泛性和群體性。茶是內斂，是自省。唐時的李白沉醉于酒，沒有酒，就寫不出好詩。當茶士有了靈感時，他的作品一定是同心式或向心式的，充滿了沉思。因此，酒最好和一群知心朋友同飲，而茶則是在一個六平方英尺的古屋中、一個安靜的角落里獨自飲啜。
五
以下為拙作《文化的東方》（1945）中一篇描繪日本茶室的文章：
茶室象征東方文化（特別是日本文化）的某些特性。進入茶室，日本思想中的靜態因素便沖擊著你的視覺，而動態的因素卻不多見。在茶室，一舉一動都有節制，這就使得原本很安靜的氣氛更加靜謐。
房間很小，天花板也不高——相對普通日本人的身高而言，天花板也略顯低了。屋子里沒有任何裝飾，除了壁龕——那里掛著一幅字（畫），字（畫）前面則有一個花瓶，瓶中裝著一支尚未完全盛開的花。環顧四周，盡管房子裝修簡單，卻無處不折射出設計者的精心：窗戶在墻壁上隨意開設著，天花板的樣式多變；裝修的材料看起來簡樸無華，但材質卻不單調；房子中間立著一根柱子，把房間的功能一分為二：柱子一邊放有茶具，另一邊則用于燒水，燒水的壺是鐵做的，很精致。
障子（窗戶）上糊著紙，這樣，透進來的光線就不會太亮，倘若茶士仍覺得光線不夠柔和，則窗戶外還有一個仿古簾子，可放下來擋光。我在火爐前靜靜地坐著，慢慢地，聞到了燃香的味道，香味令人神安；瓶中的花散發出的香氣則可提神。主人告訴我，這香木來自熱帶之地，取自一棵長久泡在水里的古木。
心靜下來了，我聽到微風穿過松葉發出的沙沙聲，還有水從竹管滴進石盆里的滴答聲。水聲風聲相互照應，如同音樂，客人聽聞后，心變得安詳。確實，這樣的聲音能使茶士進入冥想狀態，進而回歸本原。
由此可見，茶道的精神深深地浸染著禪宗所教授的空性之般若哲學。或許對于端著手制茶碗、啜著綠色飲料的茶士而言，空性太抽象了，但空性其實就是實實在在的客觀現實，這取決于人們對事物本質的體認。如果一個人對世界的認識只停留在現實的表面中，他就無法超越現實；只會用眼看、用耳聽的人，所看所聞就是事實的表相。若無法做到用眼去聽、用耳去看，一個人只會被感官束縛；只有當他不再被感官所累時，他才可能進入空性的領域中，獲得其妙用，因為，空性中有著無數的可能。大燈國師是京都大德寺的創建人，曾經就此說過：“耳見目聞無疑處，檐前玉水目成滴。”（圣印法師譯）
六
我們還可從茶道的發展史中清楚地看到茶道與禪宗的關系。12世紀末，一位禪門和尚把茶籽從中國帶到日本。此禪師在中國對茶頗有研究，他帶來日本的并不只是茶籽，還有中國禪師供奉其祖師達摩大師的供茶儀式。從此，茶就與禪緊密聯系在一起了。其實，茶的味道總讓人想起禪的超越性。如前所述，酒是社會活動的常用品，給人帶來歡樂，甚至會導致亂性——讓人如動物般地釋放出野性能量。
在足利將軍時代，喝茶作為一門藝術從禪院里傳了出來，人們（主要是武士階層）開始能夠欣賞這一門藝術。當幕府政權失勢時，織田信長（1534—1582）變得非常強大，就在他準備將日本國土納入自己統治之下時，不幸遇難。后來，他最得力的助手豐臣秀吉繼位，統一天下的大事就由豐臣秀吉來完成。豐臣秀吉和織田信長都極力提倡茶藝。茶藝在這階段（特別是在豐臣秀吉時期）便有了很大的發展。對茶藝發展貢獻最大的、被譽為茶藝之祖的，則是千利休。
也許有人會說，這只不過是歷史上的偶然。但在我看來，千利休已證得甚深空性，其一生既有矛盾和悲劇，也寫滿了唯美主義與英雄主義，是荒謬與理性的統一體。大師的出生正值政治動亂、體制無序，處于戰爭中的封建領主意識到商人的重要性，于是，千利休（出生商人世家）以其藝術天才和非凡的人格秘密地登上了政治舞臺，成為豐臣秀吉的一位重要朋友。豐臣秀吉用其高超的軍事才能和政治天分獲得了權力，他雖然是一介武夫，卻能欣賞茶藝。奇妙之處在于，盡管在整個安土桃山時代，戰爭氣氛極其緊張，武士們卻喜歡上了品茶。他們不時會去茶室，使自己與世隔絕，而后若有所思地喝上一杯，呼吸安詳的空氣，體會心靈的升華，讓心暫時進入空靈的境界。這一切似乎與茶道大師千利休有關：他喚起了這群好戰武士對茶的興趣，讓這些大部分沒有受過教育的武士樂意接受傳統藝術的熏陶。另一方面，出生于商人階層的千利休，也慢慢受到武士道精神的影響。因此，他成為安土桃山時代日本生活的一面鏡子。
權力所在之地，若掌權者對手下的忠心稍有懷疑，便會即刻將之清除。當有人向豐臣秀吉密告（或真或假）千利休想要謀反，獨裁者就做出了如下的裁決：千利休必須自殺——這是給尊貴武士的殊榮。岡倉覺三（1862—1913）在其《茶之書》中對千利休之死的場景作了戲劇化描述：
自我了結性命的日子來到了，千利休請其大弟子們喝最后一次茶。在約定的時間，弟子們悲哀地走到了門廊，他們看著院子里的花園小路，樹在震顫，樹葉婆娑聲中似有孤魂野鬼低語。懸掛于大門上的灰色石燈像是冥府的肅肅哨兵。茶室開始飄出陣陣異香：來者可以進屋了。弟子們一個一個地走進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壁龕掛著一幅字軸——這是古代一位大和尚警示塵世無常的精湛書法。爐上的水開了，發出聲響，如同知了在對漸去的夏日悲歌。不久，主人（千利休）進來，給每位弟子都奉上茶。在弟子們默默地喝完后，大師也喝完了自己的那一份。按照既定的儀式，弟子們開始請求觀看茶器。千利休把各式茶器和那幅字軸一起放在他們面前。所有弟子都對茶器之美表示贊嘆，大師將這些器具一一贈予他們，茶碗則自己留著。他說：“此碗已被不幸之唇染污，我不會再用了。”說完，就將茶碗摔碎。
儀式結束了。弟子們強忍著悲痛與大師告別，離開茶室。千利休大師只留下一位最親近的弟子來目睹他的最后時刻：他脫下了茶衣，仔細疊好，放在席上，穿上了之前就放在席子下的白色長袍。他溫和地望著即將取其性命的亮閃閃的短劍，對它吟唱道：
今汝來兮，
寒光犀犀。
佛法吾依，
煩惱劈熄。
面帶微笑，千利休進入了涅槃。
這位茶道大師的悲劇命運是如何與茶道的避世精神連在一起呢？人們又怎能想象這樣的空性之劍飛上天，殺卻佛陀和魔鬼、朋友和敵人、暴君和奴隸？曾經，秀吉想看看千利休的牽牛花，利休便砍下花園里所有的花。但當秀吉進入茶室后，卻見到花瓶中只有一枝花——其他的都為這一枝犧牲了。如今，這唯一的一枝也將為掃殺成千上萬枝花的人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這枝花真的逝去了嗎？它是不是真的從日本文化史上消失了呢？不，依然有把劍，它“毅立空中，寒光冽冽”。
七
如前所說，茶的精神是貧，是獨，是絕對主義，它使空性的思想具體化。因此，當茶室有人時，哪怕人數很少，茶的精神也就不再單純了。此時，茶室就開始“訂規立矩”，正如老子所言：“大道廢，有仁義。”茶室其實只適合一人獨處，其獨坐時擁有的精神境界應如佛陀剛出生時所作的偉大宣言那樣：“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茶室有第二個人時，一體的人就分裂成兩個，由此產生了二元化的萬物。于是，茶室就需要規矩來維護原先的平和。茶藝或是茶道已是空性的退化，但這卻是戰國時代（1467—1590）日本武士們得以一瞥心靈或是空性的方法。那時的茶室就是精神訓練所，茶藝成了武士們必要的一項技術訓練。
茶室規矩一般有四條：和、敬、清、寂。前兩條是社會性的，屬倫理范疇，第三條則是身體和心理上的規定，最后一條是精神上或玄學上的要求。
讀完這四條規定后，可以發現，這四個規定實際上代表了東方哲學的四個宗派：前兩條規定代表儒家，第三條代表道教和日本的神道教，第四條代表佛教和道教。
第一條之“和”也可看作與道教有關，因為道教的一個基本教言即是與自然保持和諧，即陰陽平衡。因為陰陽平衡，世界才得以生生不息。嬰兒可能哭上一整天，但其聲音并不會變沙啞。按老子的觀點，這種哭泣并非不和之象。因此，“和”又稱為永遠，或是無限。（《道德經》第五十五章曰：“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在圣德太子頒布的十七條憲法中，“和”被認為是“最可貴、最有價值的”。當然，這種說法也有其政治目的，反映了其所在時代的社會環境。
第三條的“清”無疑是神道教的內容：洗手和漱口讓人想起凈身禮。若拋開表面現象，進一步察其深層意義，這一條也與道教有關——“天得一以清”。凈心則是佛教的教言。然而，茶道這方面的教法更多指的是洗塵、整潔，旨在使心遠離無謂的心理干擾。
茶道的第四條規則“寂”最為意味深長，因為沒有這一條，茶道就全然失去其存在的意義。茶道的每一過程都要給人寂靜的氣氛，這才可稱得上成功。隨意堆放的石塊、潺潺的流水聲、草庵、高過屋頂的古松樹、長了青苔的石燈籠、水壺里的嘶嘶水聲、透過紙屏風的柔弱之光，所有這些都是要創造出一種能讓心靈沉思的氛圍。然而，現實中，寂的境界源于內心之自覺，這是茶道人士的獨特理解，也是禪宗精神在茶道的反映。由此，茶道的一切便與探究萬物本源——心——有密切的關系了。茶室是茶士借以表達自我的感官：茶士使茶室中的事事物物與自己的主觀意志相呼應。人與室歸一，卻并不相互混淆。進入茶室的人瞬間即可感受到這種人茶一體的妙境。這就是茶的藝術。
基本上，茶士對環境中不調和的因素非常敏感，在這一方面，他的神經系統受過極好的訓練。然而，要賞茶、享受喝茶的樂趣，也并非得吹毛求疵地去苛求外在的環境。茶士只需將心從細節中脫開，讓心處于開放狀態，這樣，潺潺的流水聲、松針葉的婆娑聲便能入耳，從周圍的一切外物便能感受到心之寧靜。若論外表的一塵不染，人與物都可以達到，但內在的寧靜或安祥卻只能是精神上的境界。洗手、漱口、凈身，這一切都做完后，茶士便具備了進入茶室的外在條件。然而，身之潔凈并不代表茶士已達到心的安詳狀態。環境對人的性格和性情的塑造有很大的影響，但，人又是性格的締造者和環境的創造者，因為人就是被造物和創造者的合一。因此，安詳源于人之心，再從心輻射到外在環境。茶室、花園、石盆、小屋周圍的常青樹，甚至每一細節都極其精心地布置著，以創造出一種完全安詳的效果，盡管如此，茶士還有可能心思外飄，心不在焉。若心無法專注，則茶藝只是一種擺設了。
八
茶道是足利將軍時代（1338—1568）、安土桃山時代（1568—1615）和德川幕府時代（1615—1867）等時期多個哲學思潮的共同結晶。在德川幕府時代，茶道之藝達到了頂峰。
雖說日本缺少獨立的本土哲學體系，但她卻善于拮取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將其運用于現實生活上，并使其成為精神升華和藝術欣賞的食糧。可以說，日本人并不是把印度傳至中國的思想（佛教思想）全面發掘出來，以由此顯示自己的學術能力。相反，他們將來自異國的思想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把工作和生活變成一種有較高藝術特質的愉悅之物。直到現在，日本的天才們還沒有將其能力運用于知識和理性的層次上，而是更多地運用在生活藝術上。難道不是嗎？在我看來，日本人之偉大，在于能把哲學變為藝術，把抽象的思維變成活生生的生活，變心靈之超越特質為內在的經驗。因此，可以說茶室就是東方三大宗教哲學思想的結晶。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與日本人迥然不同。當他們與佛教里的印度思維模式接觸時，他們感觸到了其哲學的深奧之處：一方面，創造出華嚴思想、天臺思想、三論思想；另一方面，他們也創造了宋代的理學（理學是中國哲學對基于大乘思想的禪宗、華嚴宗思想的反動）。雖然現在有很多跡象表明，或許理性哲學在日本有更好的前景，但日本思想家們并沒有吸取異國思想的純哲學內容。不幸的是，狹隘民族主義特性阻礙了日本原創性思想的發展。日本人不愿通過自由地探索生活、反省生活來表現自己，而是尋求歌舞、茶道、文學和其他社會藝術娛樂形式，使自己從封建思想壓迫中解脫出來。我想，日本天才哲學家的“無能”或跛足發展，應該歸于其政治體制。
九
“寂”是佛教最典型的特性。漢字的“寂”一詞在佛教中含義特殊。“寂”的原意及當代的意思為“安靜”或“孤獨”，但在佛教（特別是禪宗）里，它具有更深的精神層面上的意義：它導出一種超越純粹世俗的生活，或是超越生死的領域，而那樣的領域只有心志極利、定力極足的人才能居住。正如一大乘佛典后面所附之詩所說的：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佛教里，“寂”總是與“滅”一起連用，“寂滅”意為絕對“寂”。一般人經常把寂滅當成完全的湮滅或是絕對的虛無，佛教也因此不斷受到批評。不過，對佛學有較深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是由于批評家們不清楚佛教思想之精髓所致。然而，這一問題并不在本書的討論范圍內，對此我就不多做評論了。
我曾說過，日本人發現，茶道是人們逃避封建統治的一種手段。但，無論是生活在封建政治制度，還是自由民主的國家里，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種超越自我的欲望：無論政治和社會環境如何，我們總是在尋求某種未來的、隱隱呈現的新生活。在這種動機的驅策下，我們從未滿足現狀，總在尋求一個新的文化時代，并為創造這樣的時代而不斷努力。當尋到的新文化無法適應我們的精神需求，同時又看不到其未來的發展前景時，這樣的文化就會消亡。
如果茶道只是停留在儒家和道家的層面上，那么它只會是某種消遣、某種有錢人用于靜態娛樂的方法，我們也就無法從中找到幫助提升精神生活的東西了。這就需要茶士來為茶道注入一些佛教的哲學因素。于是，茶士便在佛法里找到了“寂”的思想。“寂”不是環境特質，而是每一位想獲取高遠境界的茶士應該培植的理想品格。
因此，在茶道里，寂是一種超越生與死的精神特質，而非僅僅是身體因素或心理因素。一定要謹記：茶道將人們導向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在那個精神領域里，我們既生活在這個世界，又仿佛不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下面是日本德川時代后期禪師誠拙（1746—1820）關于茶道的觀點：
我的茶非茶，不是與茶相對立之非茶。這種非茶是什么樣的？當人達到非茶之境時，他將意識到非茶即是道之本身。
如此，生與死、愚與慧、正與誤、是與非，都不再有壁壘。達到這種無阻礙境界即是非茶之道。
有一個故事說道：一位禪僧遠道而來，參見趙州禪師。禪師問：“你來過這兒沒有？”答：“未曾來過。”禪師說：“喝茶去”。之后，又來了一位禪僧。禪師又問道：“你來過這兒沒有？”答：“來過”。禪師說：“喝茶去。”
趙州禪師讓兩位禪僧都“喝茶去”，也不管他們之前來過與否。為什么？若我們能明白它的深奧意義，我們就進入了禪師內在的圣境，就可以欣賞用甜味之鹽調出的茶之苦味了。嗯，我聽到某處響起了鈴聲。
十
誠拙的非茶是茶的神秘變體，他想通過否定的方式達到藝術的精神境界。這是禪師們所采用的般若哲學的邏輯法。只要我們用某個概念來規范、描繪“茶”，它必然會阻礙我們的視野，使我們無法深入茶的本來面目。這在茶之心理方面的表現尤為明顯。若茶藝表演者一直非常在乎茶藝的演示，其意識就會妨礙其表演的每一步驟，結果是，他在人為地制造“壁壘”。他總是感覺自己一直面對著一個相互對立的世界：正與錯、生與死、茶與非茶，等等。若茶士陷于這樣二元對立的世界里，他就遠離了道，永遠無法進入“寂”的境界里。因為，茶道通向“大道”，茶道也即是“大道”本身。
茶的這種超越性概念不應被當成是某種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東西。若這樣理解茶道，就沒有明白它的實質。茶士將茶葉從茶罐中取出，放在碗里，用竹制攪拌器攪動，此中的每一動作都有“寂”的特質存在。寂是動態的，否則，它就會把心一分為二，把茶士的心與身分開：茶士的意識與茶士泡茶的行為分裂開來，茶不再是非茶。只要意識到行為與行為者之間存在著間隙，這樣的對立將產生矛盾，矛盾就會造就壁壘。般若大師們說：“茶非茶時，茶才是茶。”只要存在著絲絲的壁壘，就不會有“自如的流淌”。構成茶道的寂的原則就被嚴重破壞了。
普羅提諾在表達這一思想時如此說道：“觀者即是被觀者，他們并非兩個不同的人；這并非是幻覺，而是一個統一體。這樣與超我成為一體的人，在自身上展現了超我的形象：他們成為一體，除了超我，身內身外都不再有其他形象——那時，沒有動作，沒有激情，沒有欲望；理性被擱置，所有的推理、思考，甚至自我也沒有了，與上帝合而為一。在不動中他達到了寂靜的境界：身心安詳，不會左顧右盼，甚至不會向內在尋求什么；他完全正確地安住下來，他即是安住自身。”普羅提諾的“安住”也就是茶士的“寂”。
《薄伽梵歌》在表達這一境界時，鏗鏘有力，散發著利休生命最后時刻擲劍于天時所喻示的精神：
彼心不再執，
沒有我與他。
彼雖殺千人，
卻一人未殺。
客觀而言，這可能讓一些讀者非常吃驚，但我們要記住，薄伽梵的觀點，不是我們有限的智力所能理解的。愛默生在寫其《梵天》時一定也受其影響，以下是《梵天》的一段：
染血的殺者認為殺了人，
被殺者以為已被殺，
唉，
他們都不得妙道，
我只繼續、超越，然后回家。
我的眼前，
沒有了過去與遺忘，
陰影與日光也沒有兩樣，
消失的神祗為我而現，
榮耀與恥辱自成一體。
利休自殺所用之劍也是一把殺向佛陀、主教、圣人和罪人、造物者和被造者之劍。當茶道達到了這樣的悟境時，禪師的“非茶之茶”就實現了。
按埃克哈特的話來說：
“怎么樣去親近上帝呢？”
“愛上帝自己：非上帝、非神靈、非人，非形象；一位純粹的天真的溫馴之人，沒有自他之別。讓我們永遠地依偎在這種非無的懷抱里。”
若要我再隨意補充一些評論，那么，就像禪師誠拙所建議的以非茶之心來喝茶那樣，其實就是“以親近非上帝來愛上帝……永恒地倚在非無的懷里”。要知道，所謂的“寂靜”的原則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理解的。
十一
一些讀者們可能會說我小題大作：“喝茶不過是小事一樁，把它描繪成人之靈性境界這種高度是完全不適合的。假如生活中每件小事都要從遠離煩惱這樣的角度去看待，那我們生活就沒有什么樂趣可言。畢竟，喝茶與令人討厭的玄學思辨有何聯系？茶就是茶，還能是什么？渴了，就喝，這就足矣。把茶變成某種奇怪的藝術有什么意義呢？東方人太小題大做了。我們西方人實在沒有時間去擺弄這些瑣細之事。”
那么我問一下你們：與喝茶相比，葬禮一事是不是更大？與喝茶相比，婚禮的道德意義和精神意義是不是更深？從事物本來面目的角度來看，有生必有死，死亡無可避免，那死亡還有什么不吉祥的呢？婚慶也是如此。那么，為什么我們要小題大做呢？若我們愿意的話，可以把二者視作吃頓早飯和上個班那樣簡單。但我們卻把它們視為莊重之事，為之舉行隆重儀式，只是因為我們想這樣做。當我們認為生活太單調時，我們就把它分成一個個場景，有些場景讓人激動，有些讓人沮喪。我們都喜歡轟然大事，大起大落的那種。禪宗有一則公案說道，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隋云：“壞。”僧云：“恁么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后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云：“為什么不壞？”主云：“為同于大千。”（《碧嚴錄》第二十九則）一樣的問題，相反的答案，哪一位是對的？都對。禪宗的回答就是這樣：按自己的方式去慶祝或是悼念這一結束的時刻，或對事物的成住壞空持超然態度。
就生命自身而言，時間和空間對其產生不了多大影響，盡管從人類的角度而言，生命需要通過時空來闡釋：人類的感官和智力的構造需要借用時空觀來理解外部世界。在此意義上，我們所感興趣的，其實就是對數量的估計。我們認為，超越我們的感官量度能力即是永恒之物。但從生命的內在意義而言，一分鐘、一秒鐘和一千年，其實都一樣長、一樣重要。夏日上午的陽光只持續數小時，但它和傲立風雪中的古松樹有著一樣重要的意義。顯微鏡下的生物和大象、獅子有同樣的生命意義。其實，這些微生物具有更強的活力。即使是其他形式的生命從地球上消亡了，微生物的生命仍在繁衍、持續不斷。那么，當我坐在茶室中喝茶時，我是在把整個宇宙喝進肚子里，我舉起茶杯之刻即是超越時空的永恒。誰說不是呢？茶道所要告訴我們的，遠比保持萬物的平衡，使它們遠離污染，或是單純地陷入寧靜深思的狀態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