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阿鶻產與阿疎
《遼史》卷二七《天祚紀》天慶二年（1112年）九月載女直稱兵之始曰：
初，阿骨打混同江宴歸，疑上知其異志，遂稱兵，先并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后數召，阿骨打竟稱疾不至。
天慶三年三月又有記載曰：
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突至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上，謂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
按此兩條與《契丹國志》卷一〇所載文意相同，要之起釁由于阿鶻產也。顧《遼史》于天慶四年又出一構成戰禍之阿疎，而《契丹國志》則絕不見其姓名，《天祚紀》天慶四年正月曰：
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秋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
據此，則不從阿骨打而奔遼者，阿鶻產之外，別有一阿疎矣。然試以《金史》考之，則知《遼史》所云阿疎事實隱括《金史》所載也。《金史》卷一《世紀》曰：
（穆宗三年），紇石烈部阿疎、毛睹祿阻兵為難，穆宗自將伐阿疎，撒改以偏師攻鈍恩城，拔之。阿疎初聞來伐，乃自訴于遼。
卷二《太祖紀》二年六月又曰：
康宗嘗以不遣阿疎為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節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為言，終至于滅遼然后已。至是，復遣宗室習古乃、完顏銀術可往索阿疎……遼復遣阿息保來詰之。太祖謂之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以阿疎輿我，請事朝貢。茍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
阿疎，《金史》卷六七有傳，所載略同。顧《金史》乃絕無一言及阿鶻產，適與《契丹國志》有阿鶻產而無阿疎相反。夫此兩人皆以女真而不從阿骨打相同，奔遼相同，因之而起釁相同，更以《金史》與《契丹國志》之有無互見證之，(1)其為一人必矣。至其旁證則又有二。
《遼史》卷二八《天祚紀》天慶五年（1115年）載耶律章奴之叛曰：
章奴……趨廣平淀犯行宮。順國女直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而勝。
此條亦見于《契丹國志》卷一〇，而《遼史》卷一〇一《耶律阿息保傳》曰：
六年，從阿疎討耶律章奴。
阿疏即阿疎，其事相同一也。(2)
《遼史·天祚紀》天慶五年載女真之議和條件。一曰歸我叛人阿疎，二曰遷黃龍府于別地。首以阿疎為言，然天慶八年和議，乃不及此。據《遼史》卷二八《天祚紀》曰：
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至七月，女真又改寬其條件為“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但求一“以兄事朕，冊用漢儀”。按此次和議為遼、金開戰后最具體亦最有成功希望之一次。《金史》卷六七《阿疎傳》云：“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罪告于天地，而以阿疎亡命，遼人不與為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到天慶八年之獨遣阿疎，疑有遺漏。今考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所記，乃知其全文蓋有十條：
乞徽號大圣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匹兩，大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鶻產、趙三大王十也。
按此蓋七月修改后之條件也。一至五及七可視為包括“冊用漢儀”一語中。六即“以兄事朕”，八則裁減歲幣也，九但求長春路，是時金已盡得東京，此不過欲遼之承認，亦即免割上京、興中府也。獨十無所附麗，不能不認為《遼史》之缺脫。姑退一步言之，《三朝北盟會編》所記，未必可信，然至少可以證明原作者必習聞金人索阿鶻產之事乃無可疑。夫金人所索者在《金史》則阿疎也，而宋人所聞者在《契丹國志》和《三朝北盟會編》則阿鶻產也，其事相同，可證者二也。
夫阿疎與阿鶻產不過一音之轉，《金史》是也，宋人諸書亦是也，其誤乃在于《遼史》編者但務博采而不知比附耳。
二 蕭奉先與蕭得里底
《遼史》卷二七《天祚紀》乾統四年（1104年）見西北路招討使蕭得里底，天慶二年（1112年）見樞密使蕭奉先。蕭奉先《遼史》卷一〇二有傳，所述唯四事。一為混同江頭魚宴諫殺阿骨打事；(3)二為護其弟嗣先敗逃罪；三為讒殺晉王，逼反大將耶律余睹；四則述其死狀。按此四事皆見《天祚紀》，今考其文皆與《契丹國志》同，蓋出于《亡遼錄》諸書也。蕭得里底則《遼史》卷一〇〇亦有傳，顧其名絕不見于《契丹國志》，今以事跡校之，知是一人兩傳，宋人稱其漢名，遼、金人則稱其契丹名耳。
考《天祚紀》天慶二年之前，絕不見奉先名，是年二月忽書樞密使蕭奉先，雖不言南北，而以下文考之，知是北院樞密使。按《天祚紀》乾統四年七月，“以西北路招討使蕭得里底……知北院樞密使事”，六年正月又書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使宋，(4)官雖微異而《遼史》知院與樞密使互稱，故是一官耳，如卷一〇一《蕭陶蘇斡傳》即稱蕭得里底為北院樞密使也。
蕭奉先者誤國之庸臣也，《契丹國志》稱自天祚兵敗，中外歸罪蕭奉先，乃考《遼史》則女真兵起，奉先初未嘗涉征伐大計，其輕敵致敗，養癰貽患者蕭得里底也，無緣咎責奉先，《遼史》卷一〇〇《蕭得里底傳》曰：
女直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得里底獨沮之，以至敗衄。
而卷一〇一《蕭陶蘇斡傳》曰：
時金兵初起，攻陷寧江州。天祚召群臣議，陶蘇斡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為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5)足以拒之。”
審此則得里底誤國之罪不可逃，故天慶五年七月天祚親征，九月即書“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出為西南面招討使”，而《蕭得里底傳》亦云“天祚以得里底不合人望，出為西南面招討使”。然天祚猶寵信之也，故于八年四月復內召為樞密使。至于蕭奉先則據《遼史》當親征之始方為御營都統，嗣后亦不聞貶謫，固似截然為兩人也。乃考《契丹國志》卷一〇天慶六年紀文曰：“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于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為北樞密使。”又云“是歲，止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乍讀其文，一似罷而復召皆在六年者，然復召書于燕王（即秦晉國王淳）東征之后，則至早亦當在七年以后。《契丹國志》本亦薈萃眾說以成書，其有抵牾，不足深辯。要之兩人之貶西南招討間，其罪則一曰不合人望，一曰中外歸罪，語氣亦同，罷而復召更無不同，而《遼史》但有蕭得里底之貶，不及奉先，《契丹國志》則但有奉先而不及得里底，其故可長思也。
至于《遼史》于得里底被貶之時，奉先固儼然都統，似有可疑而其實無可疑也。五年親征諸將《遼史》糅雜諸書而載之，奉先之為都統，出于《亡遼錄》和《契丹國志》，《遼史》不書奉先之貶，而采《亡遼錄》和《契丹國志》之文以見其為兩人，似有剪裁，而其實大謬。蓋奉先未嘗為都統也。(6)
又考《蕭得里底傳》曰：“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斗志。”《契丹國志》卷一一天慶九年（1119年）紀曰：“金人攻陷上京路……蕭奉先皆抑而不奏。”此與《得里底傳》所謂“飛章告急，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即上聞”，可為互證。
奉先誤國之又一事為逼反余睹，冤殺晉王，其事紀與本傳皆詳載，而紀尤詳。卷二九《天祚紀》保大元年（1121年）正月曰：
初，金人興兵，郡縣所失幾半。上有四子：長趙王，母趙昭容；次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皆元妃生。(7)國人知晉王之賢，深所屬望。元妃之兄樞密使蕭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文妃，次適余睹。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駙馬蕭昱及余睹等謀立晉王，事覺，昱、撻曷里等伏誅，文妃亦賜死；獨晉王未忍加罪。余睹在軍中，(8)聞之大懼，即率千余騎叛入金。
二年正月又書：
聞余睹引金人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曰：“余睹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睹自回矣。”上遂賜晉王死。（《契丹國志》卷一一同）
知此似晉王之死，全由奉先，乃考《蕭得里底傳》則曰：
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會耶律撒八、習騎撒跋等謀立晉王敖魯斡。事泄，上召得里底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竟無一言申理。
又但言得里底而不及奉先何邪？試考之《金史》卷一三三《耶律余睹傳》，則尤有可資證明者。傳曰：
余睹作書，具言所以降之意……又言：“樞密使得里底本無才能，但阿諛取容，其子磨哥任以軍事。”又言：“文妃長子晉王素系人望，宜為儲副。”得里底以元妃諸子，己所自出，使晉王出繼。(9)文妃（按此二字疑衍）又言：“晉王與駙馬乙信謀復其樞密使，來告余睹共定大計，而所圖不成。”又言：“己粗更軍事，進策遼主，得里底蔽之，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疆土日辟，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與耶律慎思等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得里底、高十捏等欲發，(10)倉卒之際不及收合四遠。”
夫據《遼史·天祚紀》、《奉先傳》及《余睹傳》，《契丹國志》紀傳皆以沮立晉王，逼反余睹為奉先罪，顧出之余睹自言則不及奉先一字，而怨毒所中獨在得里底，若非以奉先、得里底為一人，此傳殆不可解矣。
而其他又有可證者則兩人之歸宿同也。卷一〇二《蕭奉先傳》曰：
當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搗云中，計無所出，惟請播遷夾山。天祚方悟，顧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11)殺之何益！汝去，毋從我行。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為左右執送女直兵。女直兵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于其國主。道遇我兵，奪歸，天祚并賜死。（《天祚紀》同）(12)
而卷一〇〇《蕭得里底傳》則曰：
金兵逾嶺，天祚率衛兵西遁。元妃蕭氏，得里底之侄，謂得里底曰：“爾任國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為！”得里底但謝罪，不能對。明日，天祚怒，逐得里底與其子么撒。得里底既去，為耶律高山奴執送金兵。得里底伺守者怠，脫身亡歸，復為耶律九斤所得，送之耶律淳。時淳已僭號，得里底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卒。子么撒，為金兵所殺。
按此兩段皆言受責被逐，責之之人雖異，而皆以為應負誤國之責任則同也。且被逐同，被逐之時亦同（紀皆系于保大二年（1122年）三月），父子為左右執送金人同，父得脫而子被殺同，所異者唯在死狀。或云賜死，或云自殺，或云被殺，同一奉先而史與《契丹國志》異，《天祚紀》又絕不言得里底之死，則亦終歸疑案而已。至于其巧合處固可證為一人也。此又得以《金史》作反證，《金史》卷二《太祖紀》曰：
天輔六年（遼保大二年，1122年）五月，先是，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節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都統杲使阿鄰護送赴闕。得里底道亡，阿鄰坐誅。
卷七六遼王《杲傳》曰：
撻懶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
卷七七《撻懶傳》又書：
宗翰使撻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以還。
所載與《遼史·蕭得里底傳》合。(13)按此事《金史》一見于紀，兩見于傳，獲則以為功，逃則戮其將，金人之重視得里底為何如！反觀奉先據《遼史》諸書固亦為金人所獲也，而《金史》乃寂無一言，同一樞密使，同一為遼尊寵用事之大臣，夫何輕重之不同如此？則知奉先與得里底初非兩人矣。
要之《遼史》言得里底事皆本之金皇統中陳大任所修《遼史》，故其言皆與《金史》合。蕭奉先事則本之史愿《亡遼錄》等書，故多與《契丹國志》合。金修《遼史》但知博采，而不知考核，至有一人兩傳之巨謬，昔人譏《元史》一人兩傳，而《遼史》則無人為發其覆，不知其中亦有兩傳同陷此誤也。(14)
三 耶律章奴與耶律張家奴
《遼史》卷二八《天祚紀》曰：
（天慶五年，1115年）九月乙巳，耶律章奴反。
其下即列敘章奴謀立魏國王淳，而淳不從，章奴乃侵掠上京路諸州，兵敗，為遼兵所得，腰斬而死，其事皆書于九月。卷一〇二章奴有傳，所載略同。《契丹國志》卷一〇于本年亦有此記載，與《遼史》幾于一字不易，知同出一源也。
章奴既平之后，紀于是年十二月乙巳又書：
耶律張家奴叛。
其下列敘其戰事，至次年四月親征，敗之，饒州、渤海平而止。
按本紀以章奴之叛在五年九月，其平亦在是年，而張家奴之叛則在五年十二月，亂事綿延至次年四月始平，似截然為兩事，然細察之，則固一事兩紀也。
考章奴之名始見于紀天慶四年（1114年）十一月，云：
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斡里朵為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
《金史》卷二《太祖紀》收國元年（1115年）正月亦有同樣之記載：
遼遣都統耶律訛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奴、都監蕭謝佛留，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
《金史》之張奴即《遼史》之章奴，固不待言。而《宋元通鑒》政和五年記此事則作耶律張家奴，王宗沐敘阿婁岡之戰，全本《金史》，何故忽改張奴為張家奴，雖不可知，然不能遽視為妄改也。《遼史》卷二八《天祚紀》于天慶五年（1115年）三月書：
遣耶律張家奴等六人赍書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五月，張家奴等以阿骨打書來，復遣之往。六月壬子，張家奴等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諭之使降。
其說張家奴與章奴為二人，亦不待言，顧考《金史》則初無分判。《太祖紀》收國元年四月曰：
遼耶律張奴以國書來。上以書辭慢侮，留其五人，獨遣張奴回報，書亦如之。六月己亥朔，遼耶律張奴復以國書來，猶斥上名。上亦斥遼主名以復之，且諭之使降。
審此則知《遼史》之張家奴，《金史》固仍呼之為張奴，與四年之都統章奴初未視為兩人也。若考之《遼史》卷一〇一之《耶律阿息保傳》，則即《遼史》之中亦有未加分判者。傳曰：
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等赍書而東，冀以脅降。
夫《天祚紀》明言赍書而東者張家奴也，而此作章奴，則亦視章奴與張家奴為一人矣。其證一。
復次，《天祚紀》于天慶五年十二月書：“錦州刺史耶律術者叛應張家奴。”(15)而卷一〇〇《耶律術者傳》曰：
術者……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數人往會之。
紀言應張家奴而傳云應章奴，非亦以章奴與張家奴為一人乎！其證二。
紀于六年二月書：
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概等萬余人，攻陷高州。三月，東面行軍副統酬斡等擒侯概于川州。
而卷一〇〇《耶律章奴傳》云：
時饒州渤海及侯概等相繼來應，眾至數萬。
夫侯概所應者據紀為張家奴而又書之于《章奴傳》，(16)則其為一人之證三。
紀稱耶律章奴之侵擾地域，為上京所屬之祖州、慶州、懷州、饒州，而書張家奴之侵擾地域，亦為上京道之祖州、(17)饒州及中京道所屬之川州、高州。區域大抵相合，其證四。
蓋《遼史》之記章奴事，全出于宋人書，故與《契丹國志》合。因原書之不著月日也，亦遂于九月下牽連書之，一若章奴旋起旋滅同在此一月內者，不思章奴說魏王，轉戰上京，結群盜，犯行宮，然后受擒，爾許大事，豈得于一月中了之，而又別書一張家奴以亂之，可謂無識之甚。
四 天慶五年親征諸將辨
《遼史》卷二八《天祚紀》天慶五年正月下詔親征，八月趨軍中，記其從征諸將為：
以圍場使阿不為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為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為副，以精兵二萬為先鋒。余分五部為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睹姑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為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
至十一月又云：
遣駙馬蕭特末、林牙蕭察剌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
按以上書分遣諸將，凌雜無次，由于采取諸書而未加考核，今為釋之，則中軍都統阿不即蕭胡睹姑，亦即卷一〇一有傳之蕭胡篤。《胡篤傳》云：
五年，從天祚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剌離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卻……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獵，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本傳雖不言其為圍場使，然云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此固圍場使之作用矣。又其都監為耶律張家奴，前已證張家奴與章奴為一人，今以《章奴傳》考之，則云：“及天祚親征女直，蕭胡篤為先鋒都統，章奴為都監。”張家奴與章奴既是一人，阿不、胡篤亦不容有二。
然此疑是舊史原文，阿不或為胡篤別譯，或為別名，其誤不過名號之不統一爾，其下又別取宋人書以補之，而益茲糾紛。《契丹國志》卷一〇曰：
天慶五年（1115年）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余萬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余分五部為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余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亙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睹姑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赍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
試閱此文，即知《遼史》之記載不過沿襲雜抄諸書的《契丹國志》而已，其間偶有小異則《遼史》亦未必一字不易也。以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為副，考之奉先、得里底、章奴三傳均無是語，其為訛傳無疑。而其致誤之故，則亦自有由。奉先之契丹名為得里底，已如前述，而奉先之弟嗣先，則名敵里，(18)敵里與得里底本為一名兩譯，是奉先與嗣先之契丹名同也。故《遼史》卷一〇〇《耶律棠古傳》曰：“會蕭得里底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棠古請以軍法論。”本文所指之得里底實為嗣先，以出河店之敗，嗣先為都統也。以兄弟同名，故一誤而以得里底當敵里，再誤則以奉先當嗣先矣。其實天祚親征在八月，而奉先之貶在九月。《契丹國志》所謂天祚兩敗之后，以奉先為不知兵者，一指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一指耶律訛里朵達魯古及白馬濼之敗也，事皆在親征之先，故親征之初，奉先已不為天祚所信，不容復以為都統也。其出寧江州之一軍，都統為蕭胡睹姑亦即胡篤也，其為一人甚明。
至于十一月一條則又出自《金太祖實錄》，故與《金史》合。《金史》卷二《太祖紀》收國元年（1115年）曰：
十一月，遼主聞取黃龍府，大懼，自將七十萬至駝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剌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鄰濼。
按此文甚明白，而《遼史》改自將為親軍，義已費解，又不書特末一軍之至斡鄰濼，遂若俱至駝門，與原文亦不合。考《金史》言遼軍之分配，但此一條，蓋所云遼主自將七十萬至駝門者，即《契丹國志》之五部正兵扈從百司等出駱駝口者也，是為天祚自將之大軍。其云特末所將之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鄰濼者，即《契丹國志》之步騎三萬，蕭胡睹姑率之南出寧江州者也，是為別將之一軍，(19)要之，此次親征實不過兩道而已。
然則《遼史》如但承用舊史，或但采《契丹國志》及《亡遼錄》，或但錄《金太祖實錄》，均無不可，其失未至甚謬，今乃兼收并蓄，遂如屋上架屋，重復乖忤而不可理矣。
五 結 論
以上述四篇訖，按《遼史》簡略，昔賢所譏，今考其失，更以雜糅。蓋元修《遼史》，據脫脫所上表則合遼耶律儼之《皇朝實錄》，金陳大任之《遼史》，而更“發故府之櫝藏，集遐方之匭獻”，冶之一爐，勒為專史。夫天祚而上，舊史足征，室昉之《統和實錄》，至明猶存，而史稱興宗重熙中（1032—1054年）曾修《起居注》，道宗欲觀《起居注》，則史官所職，至是差備。爰自統和（983—1011年），迄于壽昌（1095—1100年），三朝史實，載筆易詳。天祚蹉跌，乘輿播遷，乾統（1101—1110年）之前，當仍前軌。天慶（1111—1120年）而后，缺失可知。陳大任金人也，則采《金史》以補之，其所關涉，止及兵戈，治亂之跡，度難博贍。于是至正（1341—1370年）重修，兼采野史。其曰“遐方之匭獻”，則宋人書矣。然遼制書禁至嚴，傳書境外者罪至大辟，天祚覆國，圖書入金，中秘所藏，不傳于宋。南渡諸人，蒿目世變，推本亂源，頗言北事，而文獻無征，紀載缺略，不無誣罔之辭，稍依口耳為說，是猶曹瞞之傳，出自江東，海陵之紀，修于大定（1161—1189年），足廣異聞，實為典要。雖然，言東事者詳于金，言燕事者詳于宋，是皆境壤相接，耳目所及，遼人既不能自言，則舍此亦無以為史，雖云蕪累，義難求全。顧其失也，則顛倒錯亂，重文復出，于是天祚一紀，卒不可讀。夫《金太祖實錄》雖亡，而《金史》現在，《亡遼錄》諸書雖逸，而《三朝北盟會編》、《契丹國志》、《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頗存涯略，茍加覆按，痕跡不掩；以《金史》還《金史》，宋人書還宋人書，去其重復，梳其糾紛，整齊之道，固亦非難也。抑天祚而上亦不云完書也，景、穆之前事涉五代，今亦以兩《五代史》、《資治通鑒》校之，其顛倒錯亂，亦猶《天祚紀》，而有時亦可訂兩《五代史》之失，則以耶律儼、蕭韓家奴所修，遼人之所自言也。至于一書之中，紀表志傳各不相謀，數行之隔，名字別號，隨事而異，全書皆然，更仆難數，此則人事之不盡，不得以書缺有間為辭，治之者能審其源，證其同異而校其實，則庶乎其可也。至于清宮本考證，每引《宏簡錄》以證《遼史》，而不知《宏簡錄》之即出于《遼史》，既昧其源，安能核實，其陋妄不足論矣！
（原載1942年國立師范學院史地系編《史地教育特刊》）
附記：我在四十余年前曾治遼、金、元史。那時初讀《遼史》，感到記載抵牾重復，很想仿照汪龍莊《元史本證》之例，對《遼史》作一點整理工作。紀傳部分大致作了校勘考證，而羅繼祖先生的《遼史校勘記》已出，輾轉覓得此書，發覺校勘上有很多相同，羅書既出，我就沒有必要繼續下筆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作為“孤島”的上海淪陷，我應前國立師范學院之聘，間道入湘。我的《遼史校記》寫在一部局刻本上，留在上海，沒有帶走，后來也丟失了。幾年來治遼、金、元史，深感自己對古少數族語言一無所知，實在缺乏治此三史所必需的條件，很難取得較大成就。到國師后，由于教學需要，讓我開中國中古史課，講的是秦漢魏晉隋唐，我對遼金元史既有內怯之感，因而興趣就轉到了魏晉隋唐這一段歷史時代上去了。1942年，國師史地系學生創辦《史地教育特刊》，征求文稿。那時我對魏晉隋唐史只好算初學，寫不出像樣的論文，因而就記憶所及，寫成《遼史天祚紀證釋》一文，指出《遼史》中某些重復紀載和一人二傳。本文發表后才知道，約在同時，傅樂煥先生有《遼史復文舉例》之作，卻未得見（后來閱讀，知拙文沒有重復）。1944年，我應聘到四川樂山武漢大學，開的課除通史外，便是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史，遼金元三史從此擱置，但也還發表了幾篇舊稿。這回輯錄我已發和未發表的舊作，將這一組論文也收錄在內，只不過留下我早年治史的塵跡而已。
————————————————————
(1) 按《契丹國志》以女真之伐阿鶻產在阿骨打混同江宴歸后，而《金史》紀伐阿疎遠在穆宗時，當從《金史》。
(2) 按《阿息保傳》又言阿疎其后叛遼，考阿疎后為金所擒，未嘗叛遼，而天慶六年以后亦無阿疎叛事，則此文必有誤。
(3) 按混同江頭魚宴，阿骨打不肯起舞，天祚欲殺之，奉先諫而止。此事亦甚可疑，《金史》既所不載，而考其年月，是時阿骨打尚未襲位，完顏部之酋尚是烏雅束也。洪皓《松漠紀聞》卷上曰：“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阿骨打憤甚，拔小刀欲剚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甚柄杙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后害為言，亦不聽，卒歸之。”此當為一事之兩傳，而言在道宗時，又以雙陸起釁，所言絕異。要之當時自有此一種傳說，所聞則各不相同也。余考《金史》，天祚時阿骨打實未嘗入朝，而《世紀》于揚割嗣節度之九年（遼乾統二年）書穆宗（揚割追尊號）朝遼主于漁所，十年二月歸。而《遼史》卷二七《天祚紀》于乾統三年（1103年）正月書如混同江，女直函蕭海里首，遣使來獻，與《金史》合。疑天慶二年（1112年）釣魚混同江云云，即由此致誤也。此事固不能證其必無，然其可信之程度，僅當視為一種傳說而已。
(4) 按《契丹國志》卷一〇乾統六年書“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保先為奉先弟，疑誤，當作“奉先”。
(5) 按《遼史》卷二七《天祚紀》天慶四年（1114年）七月作“遂發渾河北諸軍”。
(6) 見下親征諸將辨。
(7) 按卷六四《皇子表》天祚六子：文妃出晉王敖魯斡第一。元妃出梁王雅王第二，燕王撻魯第三。趙王習泥烈第四，秦王定第五，許王寧第六，皆不詳所出。而《后妃傳》云撻魯為惠妃出，亦不言秦王、許王為元妃所出，與此不同。
(8) 《遼史》卷一〇二《耶律余睹傳》出于宋人書，與后《蕭奉先傳》合。
(9) 按《遼史》卷六四《皇子表》晉王敖魯斡出繼大丞相耶律隆運后。
(10) 審此知擁立晉王之謀非誣，而余睹降時，其事猶未發，紀言文妃賜死，余睹聞之大驚，亦誤。《遼史》卷六四《皇子表》曰：“保大元年（1121年），南軍都統耶律余睹以敖魯斡有人望，與文妃密謀立之，不果。余睹降金，文妃伏誅。”正與《遼史》卷一〇二《耶律余睹傳》及《金史》卷一三三《耶律余睹傳》合，可證紀之誤。
(11) 按此云父子，甚可思。凡言奉先之奸，初未嘗及其子，《金史·余睹傳》言得里底子磨哥任軍事，亦為罪狀之一，可以互證。
(12) 按《契丹國志》卷一一言奉先行二十里，為左右所殺。《遼史》與《國志·奉先傳》其他皆合，唯此為異，史、志所本之書，今已無可考，則不能知孰為合于原本，然即使原本為被殺，《遼史》改為賜死，亦必有所本，要之奉先之死，但以疑案視之可也。
(13) 《撻懶傳》之磨哥，即《蕭得里底傳》之磨撒。
(14) 按《遼史》卷八九有傳之楊晳與卷九七有傳之楊績為一人，余別有考。
(15) 按《遼史》卷一〇〇《耶律術者傳》錦州應為銀州之誤。
(16) 按紀書章奴事，但言結渤海群盜，眾至數萬，而不舉其名，似亦疑同一侯概而忽應章奴忽應張家奴，故疑不書，至《章奴傳》則遙隔數十卷，不復憶改矣。
(17) 紀于六年二月書“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而卷九八《蕭兀納傳》云：“兀納一名撻不也，（天慶）六年，耶律章奴叛來攻京城（按是上京），兀納以死拒戰，章奴無所得而去。”疑此撻不也即兀納。祖州故上京國也，然官號不同，不敢妄斷。然傳言章奴之攻上京在六年，若如紀言，則章奴在五年九月即已覆滅，六年擾上京地者，乃張家奴也。此亦為章奴與張家奴實為一人之證。
(18) 《遼史》卷二七《天祚紀》：“天慶四年十月，以守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蕭嗣先軍潰……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于斡鄰濼東，又為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眾。”而《金史》卷二《太祖紀》則云：“十一月，遼都統蕭糾里……會于鴨河北……俄與敵遇于出河店……遼兵潰，逐至斡論濼。”出河店之役，《遼史》以嗣先為都統，而《金史》則以蕭糾里當之。日本箭內亙氏疑為遼易都統而金人不知，故以后之糾里（敵里）當前之嗣先（見箭內亙《遼金糾軍考》），王靜安先生駁之，以糾里或敵里為嗣先之契丹名，其言甚是。
(19) 蕭特末《遼史》無傳，似不能與蕭胡篤為一人，此《金史》與《遼史》、《亡遼錄》皆不合，然云至斡論濼，則即南出寧江州之一軍無疑，特其統帥既互見，未知孰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