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領事
我朝今日擬遣使臣、立領事于泰西各國，誠千古一時之創舉也，而論者或以為輕重失宜，后先倒置，而于睦鄰之道猶未探其原也。豈以中朝之所謂睦鄰者，不過在無事則羈縻之，有事則彌縫之而已耶？因此有不愜于西人之心歟？今在內者，措施未極其宜，辦理未極其當，而即欲馳域外之觀，則以后中外交涉之事，更臻繁劇，此不宜遽遣者一也。華民之羈旅于外者，悉遵其國之地方官約束，或有平時受土人之虐遇者，無可伸雪，今立領事，則控訴有門，吁呼有路，案牘之繁，勢所必然。茲于蒞臨之日，不為之挽回申救，則不足以張中國之聲靈，伸華民之憤抑。若領事許為之經理，則不獨日不暇給，亦且力有未逮，此不宜驟遣者又一也。睦鄰之道無他，首在自強，而自強尤以得人為先，得人必先以總理衙門始，所謂由內以及外，由近以及遠也。今洋務一切未明，而遽欲長駕遠馭，逞其雄圖，吾未見其必有裨乎國是也。嗚呼！洋務亦易明耳，不外乎以情喻之，以理折之而已。事有可行則許之，事不可行則明告之，務期于必信必速，毋卑毋亢。茍自問情無可疑，事無不直，則雖因此以得罪，亦無所憾。總之，凡事以一身任之，無貽朝廷之隱憂而已。茍徒以委曲周旋，逢迎接納，以為彌縫之至道，羈縻之長策，則吾未見其可也。夫在今日非無通悉洋務之人，其在上位者亦未嘗懵不知西情，無如身家之念重，利祿之情深，臨事不敢擔持大利害，惟虛與之委蛇而已。中朝之情，西人了然若指掌，陰為播煽，陽為恫喝，以肆誅求而行要挾者，無所不至。而西人究不得逞志于中朝者，非中朝之禮義可以優柔之，中朝之甲兵足以震懾之也，蓋在乎泰西各國之互相牽制也。然將來強弱大小必有所歸，其執牛耳而為盟主者，乃惟其所欲為矣。封豕長蛇，恣其薦食，雖在日后即在目前，然則我中朝自強之術曷可緩哉？惟能自強，則遣使臣、設領事，一切皆有實用，否則亦不過以虛文相縻而已。夫有國家者，在乎舉賢任能，敬教勸學，通商惠農，所謂本也；練兵選士，制器造舟，開礦理財，所謂末也。睦鄰柔遠，一視同仁，破除畛域，相見以天，此以盡乎內者也；遣使臣、設領事，通文告之詞，浹往來之誼，此以盡乎外者也。本末兼備，內外交修，則庶乎可矣。
傳教上
嗚呼！自泰西諸國議和立約以來，通商、傳教，二者并行，而中外交涉之事，變故多端，齟齬迭至，近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普國晏拿帆船被劫，英國探路人員見戕，此事之出于通商者也；川省之肆虐教民，大通之慘戮教士，此事之由乎傳教者也。顧中國之民往往不仇夫通商，而深嫉夫傳教，則以傳教之士深入內地，足以搖動人心，簧鼓世俗，其害至于漸漬而不可治。故近者如閩之建寧不許其建立會堂，皖之大通不許其宣傳福音，蜀之重慶，不許其習教傳徒，潛滋暗長，紛然與教為難，而且群起而肆其掊擊。其間因教以滋釁者，大抵天主教居多。夫天主教之囂然不靖，不獨在中國為然，即在歐洲諸國何莫不然。溯自天主教之興，始于羅馬，即今意大利國是也。此外，如法蘭西、澳地里、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皆崇奉天主教者也。若耶穌之教，創猶未久，行猶未遠，三百年前路德崛起乃創行之。如英吉利、普魯士、瑞典、荷蘭、甸麥皆信耶穌教者也。天主、耶穌教各半者，則如瑞士、日耳曼列邦是也。當法國之強，天主教最盛行于泰西，幾于出主入奴，與耶穌教各立門戶，互相水火，窘逐焚戮，無所不至，而又主持國是，總攬朝綱，國君之廢立更易，得以為政。逮乎法蹶普興，教王失地，而普相俾思麥又設法整頓，隱為之制，于是氣焰漸衰，而教士亦漸知斂跡。蓋奉教諸國亦漸悟其教之非，如意大利則以教王之久據羅馬都城也，深為痛嫉；西班牙則以慫誘亂黨，從中翼助也，而惡之，屢謂政教二者勿相兼攝；法國之現任總統，英國之前任宰臣，無不欲削其權，俾其無侵國政。此近日歐洲裁抑教士之新章也。惟耶穌一教，不與天主教同日而語，其守己奉公，繩趨尺步，蓋有與天主教同源而異流，殊途而別轍者。而其入中國傳教，自華民視之，一若無所區別也。足跡所至，異言異服，因之滋事生釁者亦有之。況中國所守孔孟之道，往往為所詆毀，聽其宣講者，必至強者怒于言，弱者怒于色。前時發逆之變，逆首洪秀全假其教名以倡亂，而耶穌教傳道之士，不但不昌言斥絕，反與之通問言情，時出入其中，視為同教。薄海士民以其昧于順逆，良深痛憤，此招物議之所由來也。議者以為誠如是也，將來易約之時，可否將傳教一款刪除，實可消無端之萌蘗，而絕無限之葛藤。如向者日本與泰西立約，教士但可旅居而不能傳教，我中國何不可援此以行？不知此恐不能也，蓋泰西諸國有所不許也。議者又謂如許教士深入內地，則事變繁興，中西以此斷不能言歸輯睦。且中國何以不將前后情形遍告歐洲，誠以和約之立，有所利益，固宜謹守，而有時多所妨礙，亦可刪除。即如蒲晏臣所立華民往美傭工之約，今美廷何以不守，而反擬請中國刪除也？豈彼可行之于我，而我不可行之于彼乎？此屈臣公法二百六十三款中所有也。然而我恐其不能行也。議者又謂數年前，天津擬換和約之時，我朝廷已力請改除此款，而諸國皆謂，傳教之士如遇有事，可交最近領事辦理。然如四川一省教士殊多，而最近者為漢口領事，相距甚遠，往返維艱，此中必多掣肘。夫保護天主教者法國也，法國今昔異形，與之妥商，或者可從。即法人仍蹈從前之積習，歐洲諸國斷不代為之左袒，以興戎而滋禍。顧以事理揆之法人，亦斷不能從也。蓋通商英為重，傳教法為亟，法人自傳教以外，別無所事。近來中廷一切措置，時為西人所藉口，謂中國惟欲閉關自守，不喜與諸國通往來，不然，何以遣使駐都，久未見其行之也？不知此皆臆測之詞。總之，天下事與其求諸人，莫如盡諸己。傳教之士則為西人，而入教之人則皆我民也。嗣后凡遇入教之民，則異籍貫，編門牌，給匾額，稍以示其區別。有事則歸地方官懲辦，教士無得袒護，而無事地方官民亦無得苛待。教士所至，須問民之愿否，毋得以勢力相強。此皆各盡其分所當然而已，而又何齟齬之有？
傳教下
邇來民教相涉，輒致中外齟齬。推求其故，大抵一由于愚民之無知，一由于教民之有恃。由泰西至中土傳道者，一曰天主教，一曰耶穌教，雖曰同源而異流，而教中規儀迥判。自西人言之，不獨有新舊之殊，亦且有邪正之別，在泰西本國中久相水火，惟在中土則分道揚鑣，兩不相涉，所謂各行其是而已。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遠，內地鄉落無所不至，耶穌教則不過通商口岸耳。而近時傳道宣教者，輒以華人，雖西人足跡所不能至，而華人則無不可深入也。所至之處，久之必至互相駁詰，此積憾生釁所由來也。西國奉教之士，其來也由于考授，非世家子弟，亦彼國俊髦，于西國書籍既通，而又肄習中國之語言文字，其學問之深者，亦卓然可稱為專門名家，其性情品詣，有時亦復藹然可親，純然有異。惟華人之進教者，大抵愚者多而智者少，明者寡而昧者眾，理趣既未能深造，言語亦未能圓融，動輒詆孔孟為不足師，程朱為不足道，悍然宣播于眾。夫其言而出諸西人，聽者尚能少忍，至出自華人，則強者弱者必群起而攻之矣，此事變之所以生也。至于華人之疾憾西人，蓋亦有故。西人在其國中，無不謙恭和藹，誠實謹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為，竟有前后如出兩人者。其周旋晉接也，無不傲慢侈肆。其賾指氣使之概，殊令人不可向邇。其待仆隸下人，頻加呵斥，小不遂意，輒奮老拳。彼以為駕馭中國之人，惟勢力可行耳，否則不吾畏也，且欺我者隨其后矣。其游歷內地也亦如此，所以動至取禍。又華民之所講者，尤在順逆之分。曩者發匪之亂，彼則以為此乃君民相爭，無預我西國人事，探賊所近之處，私售以槍炮藥彈，載運接濟，不絕于道，而教士中尤先為通問，喜其為同教也，民間由是切齒痛心。何不思立約通和乃出自朝廷，發匪乃朝廷叛民，豈宜私與之往來，潛為之翼助，使華人在西國者易地而為之，西國朝廷其能不問乎，西國民人其能不怨乎？此即所謂恕道也。西人或者其未嘗反復思之歟？不然，西人至此以貨易貨，自鴉片漏卮之外，其余未嘗不有無相易，貴賤相征，自可耦俱無猜，同沾夫利益，而何銜憾蓄憤之有？或者謂唯唯否否，不然，此特小焉者也。自通商以來，索口岸、索酬餉，輒以兵力從事，據我名城，俘我大臣，而又連檣北上，謂將入告，以至國步多艱，所不忍言，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憤者耶？故言乎我國家之待西人至為深厚矣。恩意纏綿，禮文渥摯，無區畛域，悉予懷柔。即如經過關卡，出入城垣，獨示優崇，異于常等，豈西人未之知耶？故今日之為西人計者，要當尊朝廷，守和約，而中外交涉，一切開誠布公，相見以天。其通商也，以片言括之，曰不欺；其傳教也，以二字賅之，曰無強；其彼此往來也，曰毋驕毋肆，如是而中外安有不輯睦者哉？昔春秋列國之相約曰：“爾毋我詐，我毋爾虞。”今亦當益之以四言曰，毋尚勢力，毋恃兵戎，各泯意見，共矢和同。
達民情
天下雖大，猶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猶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氣充足，血脈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國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捍格，呼吁必聞，憂戚與共，然后弊無不革，利無不興。故禮樂刑政，可因時以為變通者也；寬猛張弛，可隨俗以為轉移者也。而獨至民志之孚，民情之洽，則固有其道焉，初非智術得而馭之，權勢得而驅之也。中國地大物博，生其間者，莫不沐浴先圣之教，知所以尊君而親上。而世變日新，其君子則多狃于因循，其小人則漸趨于澆薄，以致寡廉鮮恥，各懷一心。此非運會之使然，天良之盡汨也，其故皆由在上者，視民間之疾苦，忽不加減于心；斯在下者，視長上之作為，原非有利于己。如人之一身，其手足則麻木不仁，其耳目則冥頑無覺，而心腹潰瞀，終莫知其所以然，故一舉一動，悉聽命于人，惟喚奈何，究不能自立也。今圣君垂拱于上，群賢翼襄于下，勵精圖治，以期掃除積習，漸臻富強，此正大有為之時，不易逢之會，而民風尚頑梗如故，民情尚游惰是耽。其不幸猝遇兇荒，則哀鴻載道，遷徙流離，莫保朝夕，此非上天之不仁愛也。竊嘗究其得失，揆其由來，即委窮原，參觀互證，蓋以為上下之情，不能相通而已矣。欲挽回而補救之，亦惟使上下之情，有以相通而已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不甚相遠也，而上下之分既殊，則上下之勢相隔。其賴以略分忘勢，愛戴維深，嫌疑不起者，則恃乎情之聯屬焉耳。試觀泰西各國，凡其骎骎日盛，財用充足，兵力雄強者，類皆君民一心。無論政治大小，悉經議院妥酌，然后舉行，故內則無苛虐殘酷之為，外則有捍衛保持之誼，常則盡懋遷經營之力，變則竭急公赴義之忱。如心志之役股肱，如手足之捍頭目。所以遠涉重瀛，不啻本境，幾忘君民之心，惟期國運之昌，數十年來，中原之大，皆其足跡所及，此其明效大驗也。中國則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與之也；民之所惡，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任司牧之權，于簿書、錢谷、刑戮、鞫訊外，已無他事矣。其民之生計若何，困苦若何，為撫字，為鞠謀，貿貿然不暇計也。夫天地之生，人為貴，竭其手足之力自足以贍身家，運其心思之靈自足以成事業，特無有為之倡率，斯或狃于積習，不知振奮耳。即如傭工外洋之徒，其迫于饑寒者半，習于游惰者亦半，然一至其地則竭蹶從事，能耐勞苦，反有出乎土人之上者。故西人觀此情形，每謂中國之人賦性靈敏，勤于作事，且自奉儉約，凡墾辟荒蕪必藉其力，國家有意經營，宜廣為招徠，以收后效，是西人亦知中國之民之大可用也。故即嘉邦埃利士人，視同仇敵，而美廷猶思有以保存之焉。由此觀之，中國欲謀富強，固不必別求他術也。能通上下之情，則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閭閻自饒，蓋藏庫帑無虞匱乏矣。由是而制器則各呈其巧，練兵則各盡其材。上下同心，相與戮力，又安見邦本既固而國勢不日隆者哉？
保遠民
東南洋諸島國，久為歐羅巴洲諸國東來之逆旅，兼并剪除，殆無遺蘗。而在曩時，固中朝貢獻之邦，預共球之列，備藩封而登王會者也。閩、粵之人慣于航海，不憚涉波濤，歷險阻，以遠販于東南洋。三百余年來，往者日眾，多有購田園，長子孫，建室廬，以此為樂土者，其數散布于新嘉坡、檳榔嶼、噶羅巴等處，幾不下百數十萬。嗚呼！何其眾哉。顧其人雖久旅不歸，而猶奉正朔，守法制，語言文字不改其常，服御衣冠無殊其素。雖在遐裔，而猶翊戴王靈，眷懷故土。竊嘗謂此百數十萬中，豈無為之魁為之杰？如昔日吳元盛其人者，是亦海外之扶余也。故欲收拾人心，莫如我朝設立領事，以約束而維系之，而惜乎其遲之又久而不行也。乃觀于今日則有不然者，而未嘗不慨想乎昔之盛也。異俗殊方，無不喁喁向慕，梯山航海，弗憚其難。至于今，凡茲遠旅東南洋海島之人，何莫非圣代之蒼生，盛朝之赤子，而乃一離版籍，遽昧本來。于何見之？于郭筠仙侍郎銜命出使英京，道經新嘉坡、檳榔嶼而知之。當星使旌節之遙臨也，閩、粵諸商人擇其耆碩公正者，恭迓于江干，星使爰進而謂之曰：“庶矣哉，我民之旅于茲土也，耕作食力，樂業安居，幾若海外別有一天。然我圣朝膏澤涵濡，恩德汪、，眷彼南荒，愛茲黎庶，未嘗不念汝眾之寄處于遐陬絕嶠也。保衛之思，勞于宵旰。不久擬即設立領事，以撫綏而教導之，想亦汝眾之所樂聞也。”時有一人，彼眾之所推為巨擘者也，起而對曰：“我儕托處于茲，受庇于英國宇下。英之官吏保護有加，我儕固安之久矣。今中朝欲設領事，竊謂徒多此一舉也。”噫！由此言觀之，東南洋旅處之人心渙散久矣，其尚能收拾乎哉？西入之論是事者，謂華商之不愿設立領事，實恐中國領事官或習于貪婪也。簠簋不飭，苞苴公行，誅求無藝，悉索難堪，適足為中國玷耳。嗚呼噫嘻！是何言歟？乃說者猶謂是亦別具見解，殆不可以盡非，豈以我國之所謂官者，皆不能稱其職歟？竊謂事勢至于今日，設立領事固有所甚難，我民之旅居于其地者雖眾，而悉歸西官所轄治，一切訟獄主自西人，彼以居我地即我民也，中國雖有領事，徒擁虛名而已，實不能治一人也。其所理者，華商至彼之船舶而已，事簡刑清，直可臥治成之。若其設領事于香港，亦猶是耳。英國雖無入籍之例，托居境內，即屬編氓，且我民為其所治久矣，豈肯以中國設一領事，一旦盡舉百數十萬之眾，而歸隸于中國也哉？按歐洲諸國之例，凡他國商民行賈于其國中者，犯事則歸其國懲辦，然不能視同己國之民也。獨于華民，一若私為己有，亦以中國自二百余年來，未嘗一過而問之也。蚩蚩之眾，猶羊無牧，亦可哀已。至于今日，根深蒂固，實難驟以挽回。顧其道則惟在自強而已矣。自強之道奈何？曰：治戰艦，練水師，商舶賈艐，繹絡海外。凡閩、粵商人之貨舟往來，悉以中國旗幟，以兵力佐其商力，如是始可惠保遠民而收拾人心。嗚呼！亦惟需之以漸而已矣。
禁游民
三代以上之所以治者，士農工商四民，各事其事，各務其業，而絕不聞其游手好閑，玩日而愒時者。降至戰國，游說之士興，挾策以干人主，立談之間可以取富貴，登卿相。此風一開，互相慕效，而于是世多惰民。邇來中國之所以不古若者，以游民眾而務士農工商之正業者少也。今日之所謂游民者，凡四，其一曰官。自捐納之例開，稍有貲財者，納粟即可筮仕，其貧而略有材干者，多方告貸，以官場作利場，狗茍蠅營，靡所不至。及既指省需次，聽鼓應官，絕無所事，惟仆仆奔走于上司之門，否則浮沉于僚幕中耳。一省中所有閑員冗官，蓋不知其凡幾，此皆有官之名而有民之實者也。如是則仕途何以肅，官方何以澄？況乎捐納之外，其夤緣保舉，浮冒軍功，以幸登于仕版者，又不知其凡幾。豈不足為地方之深累，而至病國殃民乎？其二曰士。今之所謂士者，皆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者也。字義不明，句讀未知，僅誦四子，即讀八比，列名試籍，遂囂然自稱曰士。其實筋力脆弱，材智凡庸，既不能負販，又不能操作，特借士之名以掩其所短，而得以置身教讀，訓誨童蒙，歲取束脯養其生。況自學額既廣，其在膠庠者愈眾。歲科兩試，大縣取至數十人，十年之間，所見無非士也。于是士日以賤而士之品益壞，流弊之極，為師者日多而為弟者日少，師道亦因之不尊，其足以誤子弟，敝風俗。人心世道之隱憂，未必不系乎是。其三曰醫。古者設有醫官，須歷試之有驗而后可醫人，故醫術相傳，具有精意。古語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今則不然，稍知字義者，偶閱方書，即居然自命為能醫。懸壺市上，其門如市。而問以脈理之浮沉遲速，不知也；問以病證之虛實死生，不知也；問以藥性之寒涼溫熱，不知也。徒以指下殺人，草菅人命而已。此則名為醫，而實則藉醫以自活，徒足以害人而已。其四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建寺則占有用之地。凡寺有田，食其租稅，以國家之田賦，而養無益之廢民，又以布施福田之說，簧鼓世眾，人死則鐃鈸喧闐，藉以取利，其所以惑世誣民者，不一而足。其尤甚者，焚香聚眾，習教傳徒，足為地方之隱患。此當如韓昌黎之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俾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凡此四者皆游民也。今欲天下之治，盡驅而歸之于四民之中，使之各務本業。教讀之事，一使士為之，而取士之數有定額，寧少而無多。郭侍郎星使銜命至泰西，駐居英、法，而嘆英之風俗猶為近古。即以倫敦言之，不下五十余萬眾，而其為游民者，千百中止一二人，其余各力作以糊口，從未有舍業而嬉者也。即其所設機器各局，雖事半工倍，而無不需人焉為之料理。英民恃機器以生者，蓋難以僂指數。故其民情之醇厚，風俗之敦龐，盜賊不興，劫奪無聞，骎骎然可幾乎三代之盛也。嗚呼！英國善于治民，又長于治兵。今中國所設兵勇，亦猶之游民而已。是于四游民之外，又增一席也，可不力為整頓也哉？
練水師
國家慎守封疆，經略區宇，可百年而不用兵，不可一日而或撤防。防之之道有二，一曰防陸，一曰防海。今海外大小諸國，皆叩關入境，通商互市于國中，而自北至南，又皆瀕于大海，故海防為尤重，是則水師、戰艦要不可不亟為講求矣。或曰，善用兵者，在知其所短而用其所長。中國在今日，與其戰于外洋，則不如守內河。誠以火琯風輪，其勢綦捷，奔霆激電，其威異常，中國之船艦兵卒，無一可以當之者。是不如暫避其鋒，誘之深入，然后我集而攻之，庶得以盡我技之所長而奏效焉。此言也，誠可謂之知彼知己矣。顧近今二十年來，其所以整頓措施者，又一變矣。上海、福州皆設立機器制造局，所建火輪軍艦，實繁有徒，雖沖波涉浪而不畏，是豈不能決戰于海外哉？惟此等之船，皆可統謂之貨艘，而不得謂之戰艦，僅可裝貯軍裝，載運兵士，以取便捷而已，不能駛至外洋，縱橫于洪濤巨浸中，與泰西諸國爭一日之長也。何則？船身高聳，機輪遲鈍，式樣陳舊，材質窳下，兼以駕駛乏人。無事之秋，悉恃西人為之指揮，一旦西人辭職而去，倉卒之間，欲求善于駕駛之人，豈可得哉？且戰陣之際，波濤沖激，炮火飛揚，煙障目而塵蔽天，其能于倉皇急遽之中，有鎮靜從容之度乎？其能轉舵隨流以據上風，燃炮縱擊，操必中之技，而決必勝之權者乎？恐未有也。顧聚南北之輪艦言之，要不過數十艘而已。而今時水師日所操演者，則皆炮艇拖船也，一出外洋，驟經風浪，顛覆傾簸，救死之不暇，而何暇于出戰乎？嗚呼！即以輪艦與西人相持，尚不值西人之一噱，此則如摧枯拉朽，只消一鐵甲戰艦臨之，悉成齏粉。以有用之財而造此無用之船，是驅水師而納之于死地也。今即在西國造鐵甲，購戰艦，而不知所以用，亦徒糜財餉而已。蓋鐵甲有宜于守者，有宜于戰者，鞏固高大則守艦也，靈捷輕敏則戰艦也。西國船制日有變更，精益求精，新益求新。向時帆舶可戰于大洋之中，今則航海亦不復用；向時輪艦但以高固為先，今則戰時船身皆沒于水中；向時置炮以多為貴，凡侈言其船之巨者，必曰載炮若干門，今則炮以巨為尚，船之首尾僅載兩炮，藉以收功于一擊。若是則我國在今日所有沿海水師，亦必一變矣。一曰演練。凡屬水師，必精加遴選，雖遇風浪而不驚，震雷霆而弗畏。燃放大炮，具有定準，能隨船之東西而為炮之轉移。一曰駕駛。宜簡老于航海之舵工，入西國塾中精加習練，而擇其最優者以備用。水師舵工既已得人，而船制亦必盡更。凡今所有一切炮船拖船，悉廢為民船，而專用火輪戰艦，其守口則用英國根缽之制，使大小互相聯絡。于沿海地方，設立水師館舵工館，日加講肄，少而習之，壯而用之，自不患其無人，而又何必取材于異地哉？或曰，如是則更張太甚，且需積日曠時，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不知不如是，則水師不強，海防同于虛設耳，徒糜費朝廷之餉糈，而無濟于實用，一旦海疆有事，束手以待斃而已。予之以戰艦而不能駛行，予之以大炮而不能燃放，望洋驚嘆，空切躊躇，上之損國威而墜國體。此有識之士所以撫膺而發憤，奮筆以陳詞者也。嗚呼！茍于水師、戰艦二者，不亟改新章，大加整頓，則請廢海防而勿復講矣。
設電線
中國急務在于裕商力，修兵備，固邊防，造戰艦，筑車路，設電音。六者難以一時并舉，要當次第倡行。留心時事者，已不憚詞費，刺刺不休，而聞者抑亦耳熟能詳，幾目為老生常談矣。雖然，時未至而議籌辦，則嫌過于張皇也；時既至而猶有待，則將坐失事機也。過于張皇則勞民傷財，反貽譏于作無益以害有益；坐失事機則縱敵玩寇，終必至于進難戰而退難守。譬如弈棋，一子錯下，則全局俱失。所關非小，不可不察也。我國家近擬于各省整頓海防，誠卻敵之謀，安邦之策，然亟宜籌辦者則莫如電線。夫電線傳遞信息，最為神速，夫人知之，然亦知海防非得此，無以偵寇蹤而集戰舶乎？夫沿海險隘，有炮臺而無戰舶，則炮臺亦成鈍物；有戰舶而無電線，則戰舶亦屬玩器。何則？中國海疆遼闊，各省險要之區，即分兵駐守，而每苦于勢分而力薄。若與敵國構釁，彼得窺探我之虛實，猝來攻擊，所恃者有戰舶以往來游奕，分途救護耳。然購造一戰舶，動費十數萬金，各省只可籌設三五艘，藉資防守，又必分泊各處，期秉其厄塞，壯其聲勢。若是則敵人何難偵知我船舶在何處，潛約其船，猝出不意，合而攻我。茍無電線以報警，則各省無由得知，何能倍道來援？一船有失，所費不貲，而各處為之奪氣，此則事之最可危者也。且無電線，而敵船窺探海道，倏忽出沒，亦難以追蹤而躡跡，不能預約水師為遏防，陰有以銷其覬覦之心，顯有以沮其侵伐之計，是又非所以弭患于無形，防害于已著也。歐洲之國，英、俄形勢可稱勁敵，論巧則俄不如英，量力則英不如俄，兩相當亦兩相忌也。兩國水師當無事時，彼此躡后，互相窺伺動靜。倘俄以兩艘兵舶出海，英亦以兩艘或三艘隨而綴之，英之兵舶出海，俄亦如是，隨時以電線傳報信息，刻刻預備，隱如開仗者然。故兩國雖不相下，而均無罅隙可乘，終不能得所藉手以求逞志也。今者中國時局日異而歲不同，倭則狙伺于東南，俄則虎視于西北。若不設法，亟使中原各處勢成常山之蛇，率然首尾相應，腹背相護，則一處有驚，將全省震動，一省有事，將天下驚惶，何以使海波不揚，烽煙永熄也哉？津沽為水道入京門戶，宜先由海底建一電報，通于兩江、吳淞等處，由是而浙、閩，由是而粵東，凡屬海疆重地，莫不建設周密，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務期消息瞬息可通。無事則各國戰船駛進入口，立刻報知督撫大員，以便速派師船偵其何往，察其何為；有事則專報軍情，或往援以殲敵，或犄角以壯威，或要截其來助之船，或襲擊其撤退之卒，則敵雖勇悍善戰，而深入重地，未必遽能得志也。且各國公使皆聚于京師，遇有交涉之事，辦理稍形齟齬，動輒下旗決戰，立發電音回國，調取兵船，專事恫喝。若無電線，則各省大吏茫未有知，即知亦難刻期集事，而倉猝之際，被其蹂躪者必多矣，觀于道、咸年間故事，即可恍然悟矣。然則電線一事實關至要，不當乘時亟設也哉？
制戰艦
戰艦為水師所必需。自泰西輪船之制行于中國，而濱海之區，守御之具，又別開一生面矣。然中國向以文德致郅治之隆，武功非其所尚，故武備即經講求，究不如泰西之精益求精，無器不備，即無器不利也。泰西各國多瀕大洋，陸兵雖經訓練，究非所重，惟戰艦則各運匠心，其船質必求敵炮不能洞穿，其火器必求敵兵不能抵御，雖過于重大，不免進退之間未極靈捷。然式樣日新，制造日巧，防守海口，不啻金城湯池，駛進敵境，不啻奔雷激電，其為用固有足多者也。惟建造一船，所費浩繁，故泰西各國戰艦雖多，而求其杰然特出，無與比倫者，即在英、法、普、奧素稱雄國，亦不過各得一二艘而已。蓋需貲既巨，多建為難，但得收鎮守之效，助聲勢之雄，斯已足矣。我中國慎固海防，留心武備，近多購造，然如泰西之鐵甲戰艦，雖經購受一二于外洋，究非登峰造極，足以縱橫于洪濤巨浸之中，而操必勝之券。故西人每謂以中國之大，水師之眾，尚不知變更舊制，講求新法，而求所以稱雄，是亦難矣。豈知為政貴審乎時宜，而用兵必明于地利。中國幅員既廣，不必以兼并為心；河道紛歧，原自有險隘可守。凡所設戰艦，無事則資巡緝，有事則壯聲威，惟期分守險要，出入河道，便于往來，宜于守御，斯足以固邊陲而衛社稷矣。故近日所制炮船，惟取其多，不貴乎巨，蓋幾經審度，期于講武之中而盡美善之法也。善乎！英國議局人員布拉斯之言曰：“當今之世，若裝水師戰艦，鐵甲之外，以小者為佳。蓋裝大船則所費既多，以一大船之資，可分造小船數艘，駕駛既便，攻擊復捷，其利一也。大船所發之炮，不能擊盡小船，以數小船圍攻大船，炮彈無有不中，其利二也。大船猝遇水雷，微有損壞即難御敵，小船為數既多，彼此可以互相救援，更番進戰，敵計難以猝施，其利三也。小船所費既少，即有事亦易建造，其利四也。小船既眾，置炮亦多，較諸大船倍能命中及遠，其利五也。船小則食水亦淺，凡焚毀城郭，轟擊炮臺，大船不能駛進者，小船自可近岸，其利六也。兩軍接戰，勝則可追襲深入，敗則可退守河汊，其利七也。若以水雷炮置于小船中，進迫敵船，又可乘機施放，其利八也。”布君所論如此，亦足見戰艦惟宜求精，不必求巨矣，所謂精騎三千，可敵羸牛數萬也。方今留心時務者，每欲事事效法泰西，即各省河道，亦議浚而深之。然河道既浚，雖屬便于輪船，而不幸禍變猝興，究不知何險可守也。則不若多造炮船，精練水師之足以鞏苞桑之固，而奠磐石之安也。
慎用兵
兵兇戰危，故圣王不得已而用兵。或釁非我啟，事至乃應，端非我開，迫而后起，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誠所謂出于不得已也。然而兵鋒一交，不可終弭，即幸而勝，所傷已多，況至于敗北奔亡乎？其害實有難言者已。嘗觀英京日報所核，歐洲各國戰爭之時，勞民傷財，統計其數，刊為清單，不禁閱之而慨然也。夫用兵之際，傷人民，糜帑餉，固不待言，而其中因積勞成疾，殞命軍營，歿于王事者，其數更無可稽。倫敦《泰晤士報》內載，泰西各大國軍興以來各款節目，據稱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此二十五年中，各國兵興，其戰死疆場者凡一百九十四萬八千人，度支庫項凡一萬二千六十五兆圓，軍士之逃亡死傷，房屋貨物之焚燒毀壞，概所勿計。其中俄、土兩國于十二年前構兵之時，計兵士戰死者七十萬人，所費帑金一千七百兆圓，此即英、法助土攻俄之役也。而我中朝，自道光末年粵西始亂，發、捻、回、苗相繼并起，薄海云擾，蒼生鼎沸，蔓延十數省，搶攘二十年，陷城邑以千百計，殺人民以億萬計，亦可謂禍極而慘至者矣。是則此二十五年中，中西皆有兵事，其殺戮之數，多寡不可計極，財殫力痡，幾于相同。然而用兵之故，則有異焉者。中國以王師征叛民，名正而言順，其自外生成，妄思篡踞，毋論不容于堯、舜之世，抑亦徒取死亡耳。惟我國家深仁厚澤，浹洽人心，殲厥渠魁，協從罔治，以天地祖宗之靈，社稷人民之福，出民于涂炭，救民于水火，其事雖勞，其心彌苦，而其衷可大白于天下。若西國則不過為爭地爭城起見耳。子輿氏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如英、法與俄爭土，普之伐嗹、伐澳、伐法，皆志在幅員，割土地，擴版圖，而驅人民于死地。其一時鶚視鷹瞵，狼吞虎顧，惟知樹威克敵以相雄長，執歐洲之牛耳，至于糜爛其民，弗顧也。夫保民與殃民，其心孰善？守土與益土，其事孰公？必有能辨之者。況乎歐洲各國之戰，與朝廷之進征亂黨情形不同，器械亦異。中朝雖亦不廢槍炮，而弓矢戈矛，長器與短兵相間。西國則惟恃火器而已，雷轟霆擊，岳撼山摧，無堅不洞，無銳不糜，以骨肉之軀當之，未有不為尸山而血海者也。是以普、法蔑士外之戰，一日而至十萬人；師丹之戰，一朝而至數萬人；即近日俄、土加里布之戰，亦頃刻而死傷三萬二千人。倘歐洲諸國一旦并起而爭雄角勝，其猶等性命于蟲沙，委膏血于草莽，不至人類胥泯而不止也，而謂仁者為之乎？嗚呼！近日戰禍之烈，固未有如歐洲者也。夫古今來好大喜功之主，每思窮兵黷武，而弗戢自焚，必至顛覆。非惟人事，抑亦天道。語云：三代為將者不祥。”歐洲之善用兵者，如法王拿破侖、英將穵林鄧，每戰輒勝，然較之于今，則有間矣，以火器日精而益巨也。嗚呼！兵兇戰危，至今日而可侈談武略，輕尚戰功也哉？以故圣王在上，必先慎于用兵。
英但自守
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弗備，此言兵之不可廢也；兵猶火也，弗戢自焚，此言兵之不可逞也。古今來雄才大略之主，好大喜功，往往窮兵黷武，而其后卒至于不振；尚武功之國，以甲兵稱雄，而其強必不能久。日中則昃，月滿則虧，盛極而衰，其勢然也。夫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縉紳先生以干戈為兒戲，朝廷之上但知粉飾張皇，以僥幸茍且于無事。甲胄之士，錦衣玉食，優游嬉戲，而憚歷甘苦于戎行，故觀其外則彪然，而究其中則薾然，此間消長之機，間不容發。英雖屹然三島，峙于海外，而實歐洲之雄國也，其以強著稱者數百余年矣。水師之精，尤為無敵，歐洲大小諸國無不畏之，奉以牛耳。歐洲有事，英無不預，仗義執言，慷慨喜戰，其兵出無不勝，以此虎視六合，鷹揚八荒。顧近來持盈保泰，漸有厭兵意。即如法為普所覆，英國近在咫尺，且素為唇齒之邦，自助土攻俄以來，捐棄夙嫌，締結新好，凡有兵事，無不并出而齊驅，幾有輔車相依之勢，而此役也，按甲息兵，竟袖手為壁上觀。卒至王禽國蹙，名都蹂躪，割地議和，竭蹶萬狀。不知法既不振，英勢亦孤，外失大援，內慚不武，論者未嘗不追咎其失策也。議者謂英之兵力，近亦略可見矣，即如伐俄之役，非法為之助，英亦不能以獨力支俄，然且慬而后克，用兵之費不敢責償，英之國帑緣此而絀。嗣后伐阿比西尼，伐亞山的，不過蕞爾小邦耳，以英臨之，奚啻虎豹之驅犬羊，而載筆者揚厲鋪張，若臨大敵，賞功之典，至再至三，銘勛告眾，夸示弗遑，外強中槁，夫亦可睹一斑也已。今者俄、土交兵，俄人分道進攻，其渡多惱河而南也，幾有投鞭斷流之勢，戰士龍驤，三軍虎步，長驅疾搗，直逼土京，土至此已岌岌乎殆矣，而英猶置之弗顧也，曾未嘗以一旅之師助土。其所言調遣戰舶，簡選甲兵，往駐土境以保土京者，數月以來，徒托空談，曾無實效，其曰助土，猶如以餅餌哄小兒，直不值歐洲諸大國一噱也。夫俄、土之爭，歐洲大局之所關也。俄強而土弱，俄大而土小，俄眾而土寡，其勢之不敵，夫人而知之矣。必俟土國之糜爛而后出師援之，則俄之所得已多，土之所失獨大，論事者猶以為遲，而況至此而仍寂然也。嗚呼！俄能并土，而土斷不能支俄，前者英、法相聯，不俟俄之入土，而反轉而攻俄，其遲速之間不能以寸，而制勝之方不可以道里計矣。是則英何昔勇而今怯也，昔智而今愚也？豈前日之土應助，而今日之土不必援耶？論其大勢，夫亦猶是。徒以法不肯為英用，英又不能合法，故遲回審顧，觀望徘徊，以至于此。然則英之強非真強也，必聯法而后得逞耳。今者歐洲諸大國，兵皆百數十萬，一時調集數十萬之眾，可以頃刻而出境。而英國中可調之兵僅四萬而已，雖號稱精銳，而必不能當十倍之眾，有可知也。英國養兵之費獨多于諸國，而調兵之難獨少于諸國，則以不能寓兵于民也。英每歲度支出入略相當，而庫帑時虞其支絀，一遇變故，勢不得不告貸于民間，而民每以不戰為尚，此戰事之所以不能遽興也。抑知畫疆自守，境外之事不敢預聞，此積弱之漸也。諸侯守在四鄰，天子守在四夷，故保境必先保鄰。土雖距英遠，而關系于歐洲之安危者獨巨，英即不能以一國支持其間，亦當聯合諸國以謀之。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無關疴癢，吾竊謂其計之左矣。或曰，英至今日，屬土已遍天下，志愿已盈，但務自守，不遑他求，故邇來禮樂雍容，專修文教而不尚武功。
洋務在用其所長
嗚呼！天下大矣，人才眾矣，未得以囿于一方，限于一國，稍有所知，輒囂然而自足也。泰西諸國，通商中土四十余年，其人士之東來者，類多講求中國之語言文字，即其未解方言者，亦無不于中土之情形了如指掌，或利或弊，言之無不確鑿有據。而中國人士，無論于泰西之國政民情、山川風土，茫乎未有所聞，即輿圖之向背、道里之遠近，亦多有未明者。此固無足深怪，獨不解其于中國之事，如河漕、兵刑、財賦諸大端，亦問之而謝未遑焉。何則？時文累之也。即有淹博之士，亦惟涉獵群圣賢之經籍，上下三千年之史冊而已。故吾嘗謂，中國之士博古而不知今，西國之士通今而不知古。然士之欲用于世者，要以通今為先。今日中國之所以治內者，在練兵法，達民情；所以治外者，在御侮而睦鄰。此四者要不過綜其大綱，其余如通商、理財、制器成物，亦當次第舉行。夫我中國乃天下至大之國也，幅員遼闊，民族殷繁，物產饒富，茍能一旦奮發自雄，其坐致富強，天下當莫與頡頏。顧富強之效，則在開礦辟地，造電氣通標，筑輪車鐵路，俾中國之大，遠近可以互相聯絡，倉卒有變，調兵遣舶，數日而可至。其險要之處，則以重兵扼守，汰冗軍，練勁旅，通中國之地，以雄兵三十萬守之，可以無敵于天下，強鄰悍國雖有覬覦，亦不敢發。自此，可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致苞桑之固。今歐洲諸國，通商中土，跋扈飛揚，幾不可制，凡有所要求干請，強以必從，其驕凌桀驁之氣，常若俯視一切。何則？以交際之道未得也。茍能開誠布公，可者予之而不可者拒之，即至萬不得已而用兵，亦可有恃以無恐。能如是，諸國亦誰敢侮我者？雖然，睦鄰之道亦不可不講也。遣使駐都，設立領事于貿易之地。民間往來內河，盡許用輪船。有出洋販運于諸國者，華官皆為之保衛，或為先路之導。此外開礦務，墾曠地，筑鐵路，皆與民共其利，務俾民情得以自達，而不至于上下隔閡，則民間忠義之氣自能奮發于無形。泰西各國制造電線，由其國都以達中土，郵筒傳遞，頃刻可通，而中國獨無之，未免相形見絀矣。故中國而有志振興，及今尚未晚也。近日一二西人以其所知教導我國之人，不可謂非熱心銳志者，茍能師各國之所長，兼收并蓄，悉心致志，務在探其閫奧，而勿徒襲其皮毛，安見其遽出西人下哉？美為泰西之雄國，其所建電氣通標，獨多于各邦，而美國總統尚以大西洋海底雖有電報相通，往來香港，然乃英國所設，報貲甚重，不若新筑電線于太平洋，通日本以達中土，則美邦獨擅其利，而秘事不至于外聞，又豈復受英人之所制。由是觀之，美人之謀國，思深慮遠如此。其欲造電線也，計自嘉厘符尼亞邦而至哈維島約六千二百四十里，由哈維島至般寧島約九千七百二十里，自般寧島至日本之橫濱約一千五百里，自橫濱至上海約三千七十五里，其道之紆回遼遠，總計二萬一百九十里，工程浩大，可謂不憚其難者矣。然則我中國，即于電線一節已遠不及泰西，復何論其他？乃猶鰓鰓然侈口夸示于人，謂能仿效西法，采取眾長，不且貽笑于遠方也哉。嗚呼！何不返而自思，以力圖振作也歟。
辦理洋務在得人
我國家于辦理洋務一節，雖于各省通商口岸設立專員，無如僅有空名而無實效，徒糜廩祿而已，西國官商亦以其無權也，視之有若贅旒。其為是官者，遇大事固不能自主，即一二瑣屑小事亦不能獨斷獨行，必且稟承上命，需之以時日而虛與之周旋。領事官以其如是也，即小事亦必見道憲，謁撫院，或且直陳之制軍之前，稍或遲回審顧焉，則立稟其國之駐京公使，而與總理衛門為難矣。然則，通商口岸雖有洋務人員亦何裨于大局哉？況乎今日之為洋務人員者，大半因循懦玩，不自振作，而畏蜀如虎，徒見盈廷之諾諾，而未見一士之諤諤。即如西人凡報失竊之案至，官則必追緝原物，如或不然，則必如數賠償。所聞近事一二端，殊有可發一噱者。夫使失物必償之而后了事，則以后正復償之不勝償矣，由是推之，華官道經香港，如有失物，報官查緝而已，港官能舍貲償之乎？即如中國星使駐扎西土，若有失竊之案，亦從未聞有賠償者，設使華官星使強欲其償，西國人士必大以為不然，而執法之吏，且持萬國公法新定和約以相從事矣。語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國所不可行者，何為行之于中國耶？至若奪民間之利，販犯禁之物，擅以小火輪船深入內港，任意詆毀中國崇奉之教，昌言眾前，凡此皆與我禁令條教相違而于例不可行者也，而彼在中國行之，悍然無所顧忌也。顧此非西國商民遽敢如是也，在由辦理洋務人員畏葸縱弛，日復一日，以至于此，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吾嘗謂中國之事，事事為西人窺見其隱，洞燭其微，幾于無遁情，無遁形。吾中朝官吏，即欲粉飾夸張以相掩蔽，亦徒貽笑端，適足自點耳。辦理中外交涉之事，惟有可者可，否者否，是則是，非則非，決之以一言，折衷于一是耳。誠能持之以大公，折之以至理，可從則從，不可從則官可休，頭可斷而議終不可搖，請終不得允。西人要未嘗不熟思而審處也，無如身家念重，爵祿戀深，遇事則諉之于人，縣則諉之于府，府則諉之于道，道則諉之于督撫，督撫則諉之于總理衙門，辦理愈遲，頭緒愈棼，言詞愈繁，而事愈決裂，至總理衙門則無可諉，不得已乃委曲遷就之。此近日洋務之大凡也，西人盡已知之深而稔之久矣。平時即或遇有大事，龂龂以爭，一若斷不能從者，而色厲內荏，彼早識之，以故爭愈力則請愈堅，恫喝要求，無乎不至，逮無可如何，而曩之所謂不可從者，今已無不如命以行矣。若夫各省通商口岸，近日洋務愈多，辦理愈難，當軸者頗形棘手，吾則謂此由任之者未得其人耳。夫西人豈無耳目？茍其人而居官清正，持躬謹飭，平日與西人交際，開誠布公，臨事必斷必速，西人未嘗不采諸輿評，證諸公論，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己先有不可告人之隱，平日已為西人之所輕，即使善于逢迎結納，出言斷事正復不能見重耳。如有大事，則當以國體爭之。如更定厘稅，我朝廷自有制度，非鄰國之所宜預聞。其重輕所系，斟酌盡善，國家當自具權衡，即寓有體恤遠人之意，亦關朝廷德意之所流布，初非強我而為之也。若事事由西人挾制其間，委曲相從，則國不可以為國矣。嗚呼！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在局外者盡不妨侃侃以談，而在局中者正復大費躊躇耳。時事難為，杞憂甚大，此宣尼之所以致嘆于才難，而富強之術所以為國本計者，要不可不亟講也哉。
建鐵路
電氣通標，輪車鐵路，西國以為至要之圖，而中國以為不急之務，且以為中國斷不能行，亦斷不可行。或謂愚民惑于風水之說，強欲開辟，必致紛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擾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謂輪車之路，鑿山開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費浩繁，將何從措，即使竭蹶而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國，此不宜者二也。嗚呼！是殆中國未之行耳，中國之民未之見耳。設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遠，暫行試辦，安見其必多窒礙乎？吳淞車路之成，英國大臣聞之，設宴相延，為中國捧觴稱慶，以為此不過小試其端，而往來之盛，馳行之捷，俾民間見之，知其意美法良，所愿將來推行盡利，中國十八省中無不皆遍，則四通八達，商賈之轉輸無阻，信音之郵遞匪遙，其為裨益于民生國計，豈淺鮮哉？蓋開通鐵路，既為中國之利，而通商于其地之諸國，亦無不利，豈獨英一國為然哉？今計英國一國之中，所有鐵路里數，回環曲折，各處相通，約略五萬余里。建造之費計金錢七百十八兆鎊，每歲往來之客計不下五百有七兆，其所收之貲約金錢六十兆鎊，而除經費之外，可溢余利二十五兆有奇。西國之例，鐵路屬于公司者則余利歸于公司，屬于國家者則歸于國家，而賃地之項，公司當按歲輸于國庫。或國家有軍旅之事，鐵路歸于國家統轄，若為敵國所毀，則事平償其所值。且地屬國家，國家欲出貲購諸公司，亦無不可。故輪車鐵路之利國利民，莫可勝言。且鐵路之所至，亦即電線之所通，其消息之流傳，頃刻可知。況乎輪車載客之利少而載貨之利多，一歲中貿易場中所獲之利，不知凡幾，公司所得贏余不過二十五兆，若較之客商，百分中之一耳。且國家于有事之時，運餉糈，裝器械，載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則？以兵警軍情傳遞甚速，彼此應援，捷于呼吸也。然則，輪車鐵路安見其不可行哉？英國、中土，易地皆同也。況乎今日泰西通商中土，驟增口岸，輪舟之利已窮矣。外海則自潮瓊而達于沈遼，長江則自鎮江而迄乎重慶，凡輪舟所能至之地，無不至焉。吾謂創建輪車鐵路，即權輿于此矣。何則？長江一帶，許其建埠頭載貨物者凡六城，則以后小火輪船必將絡繹于長江，或將伺間乘隙，請入內港。所設領事遠在云南，由大理而至重慶，相距尚遙，非以車路通之不能捷達，勢必由云南以至重慶，由重慶以至漢口，由漢口而分南北兩途以達于各處。十余年前，輪車鐵路公司早已繪圖貼說，志在必行。英國駐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驟，故未代為之請，明知請之必不能行也。今則凡可以用輪船者，無不為英商足跡之所已經，而所專心致志者，則在輪車而已。使其小為經營，必先試行于通商口岸，以利往來，上海吳淞其已事可援也。夫天下事，未有不受之以漸而圖之以豫者，惟明者能料之于先，識者能見之于著。三十年之后，其事機又將一變乎？或者謂輪車鐵路未嘗不利于國家，便于商賈，與其因西商之請而為之，不若我中國之自為。然而執持成法，拘泥憲章者，恐其議格不能行也。審勢揆時，非出自西人，則中國斷不自為之耳，此賈生所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除額外權利
嗚呼！今日者，中外交際，云為繁變，亦正多故矣。西國凡有所請，務在必行。中朝每謂其要挾，議其恫喝，時思所以裁抑之，由是齟齬之故，率起于此，而究之彼之所請，我又不得不允也，徒多往來煩瀆而已，徒見紛紜＋，而已。彼惟以許之難，故索之奢，以為此日之所得，由于力請而致，非然者恐難如愿以償也。其實中外交涉之事，不外辨其公私、分其曲直而已。即如開埠一款，中外既已立約通商，依泰西各國之體制，則遍至內地貿易，亦例之所當然。而中朝不能盡開內地者，以西人不歸中官管轄也。西人來中土貿易，其立論命意，蓋亦極為廣大而曠遠，動以地球一家、中外一人為言。故見我中國因循自域，以外交為恥，而時作深閉固拒之計，彼亦恒從而姍笑其間，以為識見之甚隘，襟懷之不曠。夫中國不欲盡開內地者，蓋只見夫西人之日來，而不思華人之可往也。不知既已開埠通商，至一處無異于至各處，我之所宜與西國爭者，額外權利一款耳，蓋國家之權系于是也，此后日仁人杰士之所宜用心也。倘因通商內地而與之爭，徒示外國以不廣，而彼反得有所藉口矣。夫我之欲爭額外權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沖于壇坫之間，雍容于敦槃之會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計也，而要在執持西律以與之反復辯論，所謂以其矛陷其盾也。向者英使阿利國以入內地貿易為請，總理衙門亦以去額外權利為請，其事遂不果行。夫額外權利不行于歐洲，而獨行于土耳其、日本與我中國，如是則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傳道之士、旅處之官，茍或有事，我國悉無權治之。此我國官民在所必爭，乃發自忠君愛國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內地則可不爭，而額外權利則必屢爭而不一爭，此所謂爭其所當爭也，公也、直也。又往者領事一官，雖與我府道并行，而一旦齟齬，亦得調遣兵舶，權宜從事，此通商口岸辦理洋務者所以益形掣肘也。今我朝廷已準英使所請，增埠各口，蓋以見中國并無自域之心，而深具柔遠睦鄰之意。彼于增埠之后，而請減厘金，蓋欲以加惠于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許，我朝廷于是亦酌加稅項，因時制宜，以示一朝之規制。蓋加稅一款，乃我國家自有之權，或加或減，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強與我爭也。于是宜與者與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權衡，我朝之從容駕馭，不遠出于尋常萬萬哉？夫我中國不能以有益者盡與英人，猶英國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間，蓋在當軸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