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史前中國
中國人文化大一統的綿延不斷的歷史，比世界上任何其它文明的歷史都要長，盡管中國文明絕不是最古老的文明。中國文明形成的時間比印度河流文明、近東文明和埃及文明都要晚得多。然而，中國文化整合為一體的時間早。而且，和其它古老文化不一樣的是，中國文化從未發生崩潰。相反，自從實現整合之后，中國文化始終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繼續發展。它與其它文化的接觸非常之多。中國人曾經被幾個外來的王朝征服過統治過，但是他們總是能夠用自己的文化去影響征服他們的外夷，并且能夠最終同化這些蠻族，以恢復自己血系的王朝。中國文明最早建立了有效而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能夠管理城市和鄉間的龐大人口。中國人從來沒有真正被外族推翻過。
中國歷史學家（原文如此—譯著）孟子認為，中國歷史以500年的周期作循環往復的運動。其格局總是：先是被外來的征服者統治，接著是外族征服者被同化，然后是天下大亂的時期，最后是在一個新王朝統治下實現中國人的重組，這個重組的時期是推行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和對外征服的時期。倘若歷史真會重演，中國應該能夠脫離俄國人的羈絆，在二三百年內變成一個世界強國。認為中國人純樸、友好、不好戰的觀點，離事實相去甚遠。中國在自己的幾個歷史時期曾經是世界強國，曾經把她的征服推進到令人震驚的遙遠地區。
中國可以斷定的最早紀年，是公元前2250年，其根據是《史記》所載的天文觀測。但是中國的發展迅捷。商代初年，約在公元前1750年，中國已經與西方的各種文明并駕齊驅了。自此之后，中國始終保持著令人欽羨的高水平的文化，保持著世間無與倫比的綿延不斷的傳統。
有幾個因素促成了中國文化的優勢，現代的科學農業推廣之前，中國的農作物和栽培方法在世界上大概是最為優秀的。這使中國有能力支持與埃及和兩河流域一樣密集的人口，而且使中國人口密集的地區要遼闊得多。從遙遠的古代起，中國人就關注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早在基督紀年之前很久的時期，他們就形成了一套網羅精英人才參政的技巧。心術不正的男子和女子統治過中國。然而，很少出現過腦子不靈的笨伯統治中國的情況；即使出現這樣的情況，他們的統治也非常短促。由于這一套培養和遴選精英的技巧，在過去的兩千年中，中國的統治體制成功地結合了英國政府公務員制度的長處和美國民主制度對人力資源的廣泛利用。最后的一個因素是，在極為悠遠的古代就創造了文字，這種文字又與口語脫節，所以許多操不同方言的人能夠納入一個單一的民族和單一的文化傳統之中。而且，這種文字使行政官員能利用過去統治者的經驗；西方的行政官員就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因為每個歐洲國家的歷史都發生過頻繁的文字變革。
與印度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人一貫富有歷史頭腦。中國的歷史文獻真可謂汗牛充棟。遺憾的是，他們借古喻今的欲望，他們對系統條理性的愛好，常常導致重修過去歷史記錄的后果。所以，早期竹簡上記載的歷史，不如經典著作里記載的同一時期的社會那樣富有田園詩似的美景。然而，所有史籍記載的文化信息中，有很大一部分有確鑿的事實根據，這倒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階段，顯然是北極圈共生文化傳統的一部分。這個時期的遺址，常包含圓形的地穴，通常被稱之為地穴式居室。但是地穴如此之小，所以它們用做地窖式糧倉或儲藏室的可能性更大。即使被用做居室的話，恐怕也是冬季避寒才用的居室。最早的農作物是一種高大硬桿的粟，叫高梁，就象今天華北栽培的高粱。陶器上一些偶然的印痕被解釋成稻谷留下的印跡。但是，如果真是這樣，至遲在公元前2500年時華北就已經在生產水稻，這就提出了一個令人困惑難解的問題。與粟、稻（？）文化同時出現的，還有豬和狗的飼養業，華北人養豬養狗是用于肉食。早期新石器階段結束之前，綿羊和牛也相繼出現。遺址中偶然能見到的馬骨說明，當時的馬仍然是狩獵的對象，而不是家養的牲畜。
商代以前無文字可考。論述事物起源的《易經》里說，漢字發明之前，古人已在借用繩結記載信息傳遞書信。秘魯印加人使用的結繩記事法說明，繩語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易經》屢次三番經過修改和編纂，故其中所言不能盡信。使情況更加復雜的是，《易經》的編修者均為學者兼哲人，他們認為宇廟自有其邏輯組織；用這樣的方式來思考問題，所以他們認為，遠古半神半人的君王通曉神諭，洞察宇宙的邏輯結構。遠古君王要洞察天理，方能加強并維持天理；只有在洞察天理之后，他們才將自己的才智轉到功利之器的發明上去。
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始于商代（前1766—前1122）盡管商代在經典中常有記載，然而幾年前它仍然被認為是神秘莫測的時期，直到黃河河套地區（原文如此—譯注）前不久發現了很古的甲骨文。自那時起，人們對商代的王陵進行了系統的發掘。《易經》中記載的歷代商王，大部分在當時的甲骨文中得到了證實。出土的商代文物，當時的甲骨文，再加上傳統的文獻，使我們對商代的了解勝過了對其后若干歷史時期的了解。繼商代之后的周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記錄，然而迄今為止，尚未用令人滿意的現代科學考古法發掘出任何周代的遺址。中國人收藏古董的興趣給青銅器和石刻文物提供了市場。最遲在紀元初期，盜墓之事已屢見不鮮，以盜墓為職業已司空見慣，雖然盜墓者聲名狼藉。盜墓者使許多藝術珍奇重見天日，可是孤零零脫離遺址的古物并不能說明多大問題。安陽殷商帝王陵墓的發掘，迄今仍然是科學考古的唯一的孤立佐證。此地發掘的文物中，最能說明上層階級日常生活的文物是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商王對占卜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用幾種方法進行占卜。他們最喜愛的方法是用火燒灼牛的肩胛骨以問吉兇。商代的祭司在甲骨上刻契占人的問題，用火燒灼，然后從甲骨上的裂紋看兆象定吉兇（此為原文所述占卜順序—譯注）。占卜的問題主要是宮廷大事、禮儀良辰、風雨氣候、作物收成、出征吉兇等等。
商代的貴族似乎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證據見之于商王墓葬之中。他們的陵寢被視為死者的居室，其中的鋪陳擺設與宮廷無異。墓中置放著青銅的兵器和甲胄、石刻和玉雕、青銅的禮器。青銅器的造型雄渾精湛，其澆鑄技藝是空前絕后無與倫比的。
商帝國的結構，似乎介于征服性帝國和部落聯盟之間。帝國各部分在政治上是自足的實體，沒有跡象表明存在著皇家參議會或貴族議事會之類的機構。各地區由世襲貴族統治，各地貴族臣服于商王，并且從商王主持的祭禮中分享好處。中央政權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商王的品格。商王弱，貴族就互相征伐。在任何時候，商王都在與華夏族之外的蠻夷交戰。甲骨卜辭中反復提及一個叫做“牧羊人”的部落，這個部落生活在商帝國西部邊陲之外。商王常常襲擊蠻族部落虜掠奴隸，尤其虜掠戰俘用于祭祀的犧牲。在卜辭所列的犧牲之中，可以看見這些“牧羊人”與家畜是相提并論的。
商代文化具有強烈的宗教和巫術取向，雖然它同時又缺乏神秘主義。每個村子都舉行每年一個周期的慶典，都祀奉自己的祖先。各地的貴族還主持其它一些典禮，為本區的人民賜福。顯而易見，各地都有自己崇奉的獨特的二等神衹，亦有其信仰的山精水怪。最后是由商王主祭地位最高的神衹，尤其是天上的神靈，祈求神祇給全國賜福禳災。商王和貴族主持的祭禮均有其嚴格的程式。每一種祭禮各用何祭器祭品，亦有嚴格的規定。毋庸置疑，每種典禮的程序也有嚴格的規約。
商人的族源尚不明確。顯然他們的祖先從西北進入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征服者進入中原時始終遵循的路線。而且，商代的開國年代（約公元前1500年），與亞利安人侵入印度，與草原民族入侵近東的年代頗為接近。亞利安人和北方草原民族和商人一樣，已馴化馬，已在使用馬車。人們廣泛接受的理論是：商人把許多西方的文化成分帶入中國，尤為顯著者有小麥和大麥的栽培、馬的役使、戰車、青銅鑄造和文字。小麥和大麥在商代確已出現，這兩種作物起源于西方是不庸置疑的。但是龍山文化①各部族已經知道馴養馬牛羊。沒有跡象表明，商代的建立導致了畜牧業的大發展。而且，商人亦不利用牛奶；如果說商代文化是由草原民族的共生傳統衍生而來的，那么商人不喝牛奶就成了他們一個令人費解的特征。
①龍山文化（約公元前2800-前2300年）—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首次發現于山東章丘龍山鎮而得名；分布于山東、河南等地；磨制石器發達，制陶已使用陶輪；已出現卜骨；以農業為主，畜牧業亦較發達；早于商代文化。
無論商人的族源是什么，商代建立之初，華北地區有許多獨立的部族，它們的新石器文化變化多樣。可是，到了商代末年，華北已經形成統一的，不容置疑的華夏文化。在許多方面，商代預示著中國后來的歷史進程。商代起始于外族的入侵，隨后是外族被同化；商代使文字的地位上升，此后的中國文化亦重視文字；對學問的尊重亦肇始于這一時期，宗教儀式也形成于商代，在人與超自然力的關系中技術已戰勝了情感；尤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商代使這樣一個模式明確固定下來：將最重要的世俗和神圣兩種職司授予同一個人；有知識的貴族階級也形成于商代，他們兼有祭司、武士和統治者的職能，這樣一個貴族階層的出現使政教成為完全合一，不可分割的整體。
而且，貴族階層的出現根本沒有產生神權政治。中國人辦事的態度是非常實在的，這樣的態度使宗教成為政府的補充。上述商代的文化模式在中國歷史從古至今保留了下來，使中國免受了祭司和君王的傾軋之苦，正是這樣的傾軋使許多別的文明分崩離析。早在商代沒落之時，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宣傳戰的格局，后來歷代的改朝換代者都利用了這樣的格局。周入侵入中原推翻商朝時，把末代商王描繪成罪惡和殘暴的怪物，自稱自己是上天派遣的仁義之師，旨在救百姓于水火，懲罰商朝暴政的罪惡，以便恢復天下太平。
9-2 歷史時代早期的中國
周代建立之后，中國進入了歷史完全明朗化的新階段，中國文化大多數典型的模式此時已呈現出來。其中的許多模式在商代業已形成，但是到了周代它們才結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與其說周朝是一個朝代，毋寧說它是一個時期，在歷代王朝的紀年表中，周朝大約起始于公元前1000年，滅亡于公元前221年，但是周天子對全國的控制時間大約到公元前770年就已經結束了，這一年是都城東遷至洛陽的一年。甚至在此之前，封建制度固有的破壞力量就已經開始削弱周天子的中央集權了。周王朝的成就，是建立起全國徹底整合的社會、政治和宗教制度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之中，中國原已存在的文化模式和從西部蠻族借用的文化模式可以得到發展，可以被組織起來。周朝的開國元勛在把先前業已存在的文化模式整合成一個體系之中，究竟發揮了多大的個人作用，這一點難以判斷。周代初期的幾位天子，在這一整合過程中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為他們曾經有過把夏文化成分與草原蠻族文化成分整合起來的經驗。
據《竹書紀年》①載，歷代周天子的歷史均表現為不可動搖的權力意志，崇尚大治和崇尚禮儀的結合。直到周人對商王稱臣的歷史結束之前，周人對商王的權力、秩序和禮儀在外表上都非常之敬重；然而與此同時，他們逐漸把商王之下的小國越來越多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周文王滅商紂王建立周朝時，他表現出最大的惋惜和遺憾，并且立即著手去整頓社會秩序和國家的秩序；根據竹書記載，他按照嚴格的體制整頓天下的秩序。根據中國歷史學家的記載—中國歷史學家總是篤信偉人理論的—周天子建立的新體制甚至改變了家庭的組織結構。顯然在貴族血統的繼承上進行了變革。然而，改變任何社會的家庭結構都是最艱巨的任務。周代實際的變革可能是這樣的：鼓勵商朝遺民中的貴族改變一些風俗習慣，使商朝貴族的家族制度與周朝貴族的家族制度一致起來。因為農民的主要職能是納稅，所以新王朝曾試圖改變農民家庭的組織習慣，這一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①《竹書紀年》—中國古代的編年體史書，計20篇，敘夏商周三朝（迄至前299年）史事，為戰國時魏國史官所記。
周代貴族組成大的家族，頗象后世歷代王朝的貴族家族。家族的核心，是同一祖先傳下來的一群男子，整個家族住在一起，象一個股份公司，由最年長的男子控制。聯合家庭及由其組成的姓氏群，實行嚴格的族外婚。家族和氏族的控制是強有力的父系控制。大家庭中出生的女子實際上不被當做是本族人。她們不會被引介給祖先的亡靈，而是在出嫁時被引介給丈夫祖先的亡靈，出嫁之后她們就成為丈夫大家族的成員。從理論上說，婚姻是單偶制。但是，貴族家庭的閨秀出嫁時常常帶著一位妹妹和各種女仆，實際上妹妹和女仆自然就成為陪嫁的庶妻。婦女的地位相當高。貴族婦女雖然靜居獨處，但是她們并不被禁錮在后宮之中。這個時期的婦女常常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許多跡象表明，常常有丈夫與妻子共議朝政之事。
在周帝國的組織中，家族內部男子的基本關系被當做仿效的模式。這種關系中最重要的是父子關系。父子關系被認為也反映在天子與上帝、天子與臣民的關系之中。周代創設了帝王的名號“天子”，上帝與天子的關系是親子關系，天子與臣民的關系也是父子關系。據信天子對臣民行使父親對兒子的雙重職責：施之以仁愛、教之以德行。周代著力堅持的第二種家族關系，是輩分之別而形成的長幼關系和兄弟之間的關系，幼者始終應該尊敬和服從長者。這一關系反映在不同等級的貴族之間的關系和義務之中。最后還有一種關系，它并非起源于家族關系，這是互相幫助互相信賴的關系，這個關系可以作為封建領主及其貴族追隨者互表忠誠的基礎。
商代時城市不斷發展，周朝保持了這個發展趨勢。周代貴族住在城里。城市設防堅固，是行政中心，也是集中和儲存實物稅的中心。此外，城市又成為貿易中心和宮廷用品的制造中心。封建宮廷由封建君主的家族、追隨他們的貴族以及他們的謀士和官吏組成；不過，并非所有的謀士和官吏都是貴族出身。城市成為學問和享樂的中心，并且給文明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刺激。
周代的開國君王所創立的高度的中央集權體制，很快就證明為不能運轉。幾個原因促成了中央集權制的迅速瓦解。它賦予天子的責任過多過重；王位繼承的規定又非常僵硬，常常使繼位者的個性聽其自然，以至使虛弱或邪惡的統治者得以登基。帝國處在北方和西部蠻族的持續不斷的壓力之下。周朝貴族日益成為軍事貴族，他們只擅長武功。和他們樂于保衛周朝社稷一樣，他們還樂于兼并相鄰貴族的地盤。晚至公元前700年，周王朝的軍隊仍然沿襲貴族駕戰車和輕裝步兵簇擁戰車的組織兵法。可是，征調未經訓練的農民的老傳統，逐漸被常備的職業士兵所取代。這樣就增加了農民的負擔，農民既要支付王侯府邸的消耗，又要支持領主的軍事設施。這樣的府邸在許多城市里建立起來，它們互相競爭，比奢侈比排場。國境上的諸侯召募越來越多的雇傭兵。這些雇傭兵的軍紀敗壞，他們的搶掠加重了平民原有的苦難。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原因之一，是貴族出獵時給農民的莊稼和財產所造成的破壞。這說明周朝貴族所進行的大規模圍獵和追獵，與元朝貴族組織的圍獵和追獵相仿佛。
在頻仍的戰爭壓力之下，貴族把越來越多的教育和行政事務托付給新興的專業的仕宦階層。過去被貴族階級壟斷的教育，如今被平民化了。許多城市興辦了學校，學校里傳授貴族們過去所學的一切課程，可能只有箭術和駕馭戰車的兵術除外。封建領主的政治顧問提供了有利可圖的前程。學過歷史和政治權術的平民謀求統治者的庇護。他們離開故國游說四方，誰給最優厚的待遇就在誰的門下做食客，他們覺得這很符合自己揚名顯聲的理想。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圣哲，如孔子孟子等等，就出自這個仕宦群體。根據這一背景來看問題，他們的哲學體系關注于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就容易理解了。
長期征戰和動蕩的狀況，越來越多的蠻族被納入中國社會的形勢，看來是削弱了對古代祭獻儀式靈驗度的信仰。因為祭禮是天子的主要職司—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對祭禮信仰的動搖又削弱了中央集權。到公元前700年，帝國分裂為14個互相征戰的諸侯國。周天子的角色變為略似中世紀歐洲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扮演的角色。這一角色聲威顯赫，可它實際的權力和財力卻非常之小。天子在政治上的控制范圍只限于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較小的國家，就是歷代天子直接統洽的那個小國。天子的財政收入僅限于這個小國農民所繳的捐稅。
約在公元前4世紀，出現了一種新的戰術。在此之前，中國軍隊的戰斗力在于用裝甲戰車作戰。公元前4世紀時，西北部各諸侯國開始用騎兵作戰。看來這段時期是有效的騎兵戰所需的裝具和戰術興起的時期，騎兵戰興起的地方大概是在大草原上。樹形馬鞍、馬刺和復合弓，再加上既可以一字排開沖鋒又可以迅速機動的訓練有素的騎兵—這個戰術發明在戰爭中的革命性，與后世坦克飛機的革命性可以匹敵。它改變了中國與大草原接壤的整個邊境線上的力量對比。
隨著蠻族雇傭兵的出現，中國的戰爭帶上了一層新的更加血腥的外觀。頑強防守之后，堅固設防的城鎮還是要落入敵手；破城之后所進行的精心安排的大屠殺，使城里的平民百姓喪失了堅決抵抗的勇氣，本來堅固設防的城市是封建社會防衛上的長處。而且，在過去的戰爭中，戰俘通常在戰役結束之后會被釋放的，他們的遭遇無非就是割去耳朵之類的屈辱；可是現在，他們現在被蓄意屠殺凈盡，以削弱敵方可資利用的訓練有素的后備力量。被屠殺的人數被精心地記錄下來。據說長平城陷之后，被斬首者達40萬之眾。即使考慮東方書籍中常有的夸張，繼續不斷的殺戮一定造成人口銳減的后果，這就給相鄰蠻族移民強大的滾滾洪流騰出了空隙。因為中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依賴于農業人口的納稅，所以這個栘民浪潮很可能受到了封建統治者的鼓勵。入侵者很快被融合，故移民浪潮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盡管中國遭受戰爭之苦—或許正因為她飽經戰禍，戰國之前的一段時期，是精神活動極不平凡的一段時期。私塾興起，與官學并立，并最終接過了官學的主要職能；它們吸收平民入學。私塾造就了古代世界中最龐大的一群知識分子，這是不容置疑的。這群知識分子全都面臨著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找出一種減輕苦難的辦法。苦難的生活顯然是政治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不清明使生活難以忍受。不同的哲人對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由此而生的哲學體系中，以孔子、老子和孟子創立的體系最為重要。前兩家學派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學派的影響尤其深遠。由于官方的支持，它對許多政治格局的形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對于不通漢字的歐洲學者來說，要清楚了解這些哲學派別的情況，是相當困難的。漢語句子象電報一樣精練簡短，可是它們并不象電文那樣語義清晰。我們看到，中國學者自己對古代文獻的釋讀就是見仁見智頗有歧異的。
孔子生于華北，他創辦的私學是在魯國。在他那個時代，統治魯國的仍然是周天子分封的公侯。孔于是當時最偉大的學者，他深切關注歷史先例，堅信周武王建立的組織嚴密的王國是黃金時代。他編修周朝古籍，使之理想化，經他整理的古籍仍以當年的面貌流傳至今。他的學說意在倫理，完全不帶超自然力的痕跡。他的觀念難以翻譯成西方的文字。他相信人與人之間有天生的同情心。這種同情在家族里表現得最為強烈，但是理想的境界是把這種同情宏揚開去，直至它包容全人類為止。為了使同情心發揮作用，有必要首先端正“名分”。在孔子的哲學中，“名分”使人想到柏拉圖的絕對理念。“名分”被視為理念世界中存在的客觀實體。
在實踐中，孔子講究道德并力求精準。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闡明各種社會角色的身分和作用。與同時代的其他仕宦一樣，他到處游說，尋求圣君賢王庇護并貫徹他的學說。最后他被任命為魯國的一位小官。據說他晚年在魯國宮廷供職期間，在跟隨魯公出巡時喟然長嘆日：出巡的隊伍順序說明世風日下，驕與惡（公侯及其寵妃）走在前面，智與德（即孔子）卻遠遠落在后面。
儒學在孔子的兩位追隨者孟子和荀子的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們二人在孔子最初提出的“名分”觀念上意見一致；然而，在德性與人性是否一致上，在“仁愛”是否是善行的動力上，兩人的主張卻絕然相對。孟子信奉人性善。他認為，個人不受干擾會自然趨向善行，亦如水之往低處流一樣地自然而然。因此，他的弟子堅決反對各種社會強制措施。與此相反，荀子認為人性無所謂天生的惡與善。他認為，仁義是習慣使然，唯有通過反復的善舉才能養成仁義的品性。因此，他可以被認為是個性心理學中的學習理論學派最早的代表人物。與此觀點一致，他對遠古的權威持懷疑態度，認為社會發展是一個進步的過程，而當代的圣賢則最能透徹了解并指導這一進程。
孔子學說幾經坎坷沉浮，到漢代后期被接受下來，并尊奉為帝國組織的指針。有這樣一個傳說—也許它并不可信：漢代有一位皇帝看到復活之中的貴族實力對自己的統治構成了日益嚴重的襲擾，于是就召見一位儒生，問他有何良策免除貴族的威脅。儒生答曰；“讓其子平分其封地。”儒生的智謀給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使皇帝決定把儒術尊為漢王朝的官方哲學。
即使上述傳說真有其事，一件事也好，官方施舍的什么恩惠也好，都不足以解釋，何以儒學能在近兩千年內支配中國人的思想。解釋這個問題的線索，或許是弗朗西斯。徐所謂的中國人“隨遇而安”的典型的性格特征。根據這一深刻的分析，中國人很想把握他們所處的許多不同的情景，以便于調節自己的行為。他們看重成功的自我調節。勝過任何抽象的價值體系。儒家哲學把人的各種地位和作用區分得清清楚楚，闡明了各種社會環境；社會環境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極為重要，給人提供了明確界定了的行為模式。
老子的學說實際上在一切方面都與孔子的學說相對立。儒家重人際關系，只是在堅持恰當的禮儀這一點上才注重超自然力。老子的學派不注重人際關系，只注重理解天理，包括我們認為是超自然力的一些東西。儒家謀求使概念日趨明晰，在探求概念明晰的過程中，強調鉆研學問，尤其是強調研究歷史。老子轉向沉思和內省，他樂意讓自己學說中的基本觀念模棱晦澀，滿足于謀求用靈感而不是用先例來解答問題。
有趣的是，這個學派常常被叫做道家，它興起于中國南方。顯然它謀求把華南早已存在的態度和信仰組織成一個體系。顯而易見，道學是從古老的自然崇拜和混亂無序的超自然力崇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統一之前這些原始崇拜就已經出現了。許多民俗傳說進入了道學，產生了強大的影響，以至于我們無法確定老子是否真有其人。道家崇奉的神衹很多，有些是超自然力神，如玉帝和慈悲女神。慈悲女神叫西王母，等同于佛教中的觀世音菩薩，在接受了基督教的地區她又等同于圣母瑪麗亞。道教中的其它神祇是古老的英雄傳說。戰神是公元三世紀戰死的一位將領。有趣的是，是否可以設想，道教的神秘主義和印度的神秘主義是否可以回溯到東南亞古老的共生文化傳統，因為這個共生傳統對兩種宗教都產生了影響。
老子哲學體系的基本觀念是宇宙處在常衡不斷的變化和重組之中；兩條對立的原則陰和陽組成一個動力場，生生不息的宇宙就處在這個動力場中。這位中國賢人并不認為陰陽二原則是矛盾沖突的。它們象一根磁鐵的兩極一樣達到了平衡。兩種力都完全是非人力的、非道德的力量。宇宙是一個戰場的思想（如祆教中的創世神奧爾穆斯與妖魔阿里曼相斗、基督教中的上帝與魔鬼相斗），而且每個人都必須站在其中一邊積極參與斗爭的思想，與道家的哲學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它認為陽陰通常保持著平衡，只是在偶爾之間受到干擾而暫時失去平衡。智者追隨中間道路，此謂之道。個人要靠沉思才能受到啟示而悟道，尤其是要在未受人影響的自然界中去沉思才能悟道。典型的中國山水畫中，高山飛瀑，古木參天，畫面的前景中獨坐一人沉思默想，這樣的畫面表現道家思想最完美的意境。在大自然的面前，在莊嚴肅穆的自然力面前，人確乎是微不足道的；明智的作法就是謀求了解自然力，避免擾亂自然。
作為其學說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道家逃避政治活動，它勸說個人通過沉思冥想以回到自然，并從中求得安穩和滿足；它勸說人要放棄行動，以免打破陰陽平衡。道學初創時不關注社會關系。然而，處在哲學思想最終必將轉向政治問題的社會環境里，道家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政治學說。道家對自然的態度構成了自然人即幸福人觀念的基礎。這樣的人骨骼強壯、肌肉發達、頭腦空虛，這些品質正是獨裁國家所要求的臣民的品質。統治者的職責就是讓臣民吃飽肚子、埋頭苦干、樂天知命、麻木不仁。他不應該教化臣民，不應該開啟民智，這既是為了他個人的利益，也是為了對農民有好處。尤為重要的是，受治于人者應該被剝奪參與政治的機會，應該被剝奪了解政治的可能。這些信條自然激起了儒家的強烈反對。
墨家興起的年代與儒家相同。它的基本原則是兼愛，但是它不注重以關系親疏為基礎來決定愛的程度；以關系親疏來決定仁愛是儒家強烈堅持的主張。墨家主張，個人的愛應該平等地遍及于天下一切人的身上。墨家與儒家和道家相對，它毫無疑問是信奉神的宗教，事實上，它幾乎是一神論宗教。世界不由命定，而是為“天意”所定。它又承認其它超自然力的存在，可是它們處在次要的地位。墨家非常注重來世的真實存在。它教導的兼愛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后天學會的，而是被當做一種宗教義務。墨家信徒的態度帶有強烈的苦行色彩，他們應該犧牲一切安逸和歡樂去為天下人服務。與此同時，他們又把實用的態度和苦行結合起來，根據功利效用來評判各種行為的價值。由于這個原因，他們遣責傳授藝術的行為，尤其是反對教音樂。墨家的哲人以勇敢無畏、忠心耿耿著稱，他們常擔任王侯的謀士。根據他們的教義，他們樂意為了公眾的利益而肝腦涂地。和平主義是墨家教義的突出特征，但是他們講究實際，主張把侵略戰爭和自衛戰爭區別開來。
墨家的教義和基督教教友派的教義有相似之處。墨家依靠嚴密的邏輯，缺少初期教友派癡迷的特色，可是兩家在人與神直接交流這一點上又是一致的；在個人全心全意獻身于人類的同時又保持現實主義的態度方面，兩家也是完全一致的。在二者的和平主義態度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對世代飽受戰爭災禍的人所表現的由衷的同情。
上述儒道墨三個學派并存了幾百年，不但對中國的制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而且彼此之間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在它們的爭鳴駁難中，產生了若干較小的學派。其中對中國文化產生較大影響的只有一家，即法家。法家的主要目標，是提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國家的模式。它的思想在秦國的組織中發展得最為完備。幾百年之后，秦國崛起，完成了中國的統一，當時的中國被頹廢的封建制度所引起的無休無止的戰禍折磨得虛弱不堪。法家的基本觀念是實行法治，并盡量根除人治的因素。他們專注于制定成文法，使法律條文的意義非常準確嚴密，以便使個人的意見無法侵入法律的實施過程。他們大概是世界上首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首批思想家。周朝貴族免受周朝法典的制裁。考慮到這個背景，法家的思想就是一場革命。法家的嚴刑峻法，不徇私情的主張，把秦國鍛造成為一柄可怕的利劍，使之在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中團結一致。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到了新的王朝漢代之時，法家這一學派卻銷聲匿跡了，雖然它的原則涂上了一層儒家的色彩之后仍然保存了下來。有趣的是，主要是由于法家學說與歐洲法制思想相似，所以它在中華民國初期曾得到短時間的復活。
諸子百家的種種思想都不能阻止周朝最后幾百年間天下大亂的勢頭。騎兵戰興起后的戰爭更為血腥殘酷，人口因此而急劇下降。濫殺戰俘的結果，是貴族的人數大大減少。秦國位于黃河上游北岸，這使它幸免于上述的的災難。秦嶺山脈是它的保護屏障，使它幸免無大多數戰禍。秦國的歷代君王及謀士都是卓越的政治家。盡管其終極目標是奪取天下統一中國，然而他們避免打無取勝把握的戰爭。他們自始至終遵循增強實力的國策，充分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秦王的謀士主要是法家；在他們的指導之下，秦國由一般的封建小國轉變為一個面向征服霸業的、極權主義的國家，它所具有的現代性質使人吃驚。
秦國的軍隊據有受寵的地位。人人都可能會終身服役。一切官吏均兼任將領，帶兵打仗。凱旋將領和驍勇士兵受到重賞。敗將懦夫常被處死。法家務求賞罰分明，以嚴厲手段確保上述獎懲條例的嚴格執行。這個獎懲體制的最大弱點是，它給農民的只有懲罰，而沒有獎賞。這樣的體制可以使人服從，但是它不能使人盡忠。它不能激發忠誠。在秦國最杰出的君主—歷史上稱之為始皇帝—的統治之下，秦國終于征服了全中國；此后，秦朝的統治很快就夭亡了。
秦始皇集屋大維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希特勒的自大狂于一身。從長遠的歷史來看問題，他鞏固中國的業績，他為后代統治者創建的模式，是非常顯著的成就，然而他過激的政策給他帶來的卻是千古罵名；他企圖摧毀古典教育和仕子參政的模式，這尤其使他受到后世人的唾罵。始皇帝幼年登基，繼續推行先王開始的擴張偉業。每當征服一個諸侯國或地區之后，他都要將當地的世襲貴族殺戮滅絕，并設置新郡，將其并入日益膨脹的大帝國。征服霸業完成之后，全國共設置了36郡，以后又增加了4郡。每一郡下再設置若干個縣，以便于管理。
始皇帝登基時，北方蠻族匈奴的地位日益加強。為了保衛剛剛并入的疆土，他將原來各諸侯國修建的戍邊城墻和屯兵點聯接起來，筑成了萬里長城。有人認為，萬里長城不僅是用來防御蠻族入侵的，而且也是用來防止農民外逃的。正如后世的情況一樣，秦朝的經濟也是完全依靠龐大的農業人口，依靠他們給國家提供的剩余產品。農民在始皇帝統治之下所受的殘酷壓榨，必定給農民民逃避賦稅和徭役以強烈的刺激。無論修筑萬里長城的目的是什么，無論它包括了多少原有諸侯國的邊墻，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筑工程之一，它永遠是一座紀念碑，它銘刻著名副其實的始皇帝那超人的精力和超人的組織才能。
秦始皇個性太強，不可能鞏固他的江山。他這種個性的人絕不能容忍兒子具有與自己一樣的才華。他剛去世，全國就陷入民怨沸騰的局面。虛弱的秦二世企圖保住江山，但是在幾個月之內（疑有誤—譯注）就被推翻了。王朝統治下的太平讓位給軍閥的混戰，饑餓的暴民蜂擁而起、四處搶奪，饑民所到之處，每每造成災難。經過天下大亂，終于出現了一位強有力的君主。他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才能迅速得到證明，全國很快恢復了太平和大治。這位君主名叫劉邦，即使不是他開創了軍閥奪取天下的模式，至少可以說他奪天下的模式與后世軍閥奪天下的模式一致。他出身于農家，不知書識字，系由流寇起家。后來自封為沛公，最后登基稱帝建漢期。漢代時期的中國，首次成為世界事務中的大國。
9-3 晚期王朝中國
上下兩千年之間，中國在政治上、文化上一直是最大的統一的國家。公元100年東漢年間，人口統計報告已達6000萬人。應該指出，中國的人口統計總是低估了實際數字，因為農民完全有道理認為，任何官員調查人口都是為了征稅，所以他就盡量少報人口。此后的一千年間，中國的人口幾乎靜止不變，說明人口增長已經到了極限，資源和技術只能支持這么多人口。公元1100年至1763年，人口統計顯示出緩慢的增長。1736年的人口統計是1億3500萬。可是，1736年至1881年之間，人口突然躍升至3億8000萬。此后，中國的人口就穩步爬升了。
在這段歷史時期，整個舊世界的人口都突然增加。其原因尚未弄清。歐洲人口的增長，被歸因于機械化的興起和殖民地市場的開拓。然而，人口增長的現象同時還現于中國和印度，當時的中印兩國并不存在以上兩種因素的影響。無論如何，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的龐大人口在文化上的統一性，大大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即使在中央政權崩潰的時期，在天下大亂，內戰不休的時期，中國人也保持了統一的傳統，他們把這樣的時期只當做是歷史的插曲。
龐大的人口對中國大有裨益，因為它使中國確確實實地堅不可摧。外來的征服者凌駕于這個龐大的、文化上統一的、文明開化的人口時，總是要發現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總是要被迫接受中國人的文化，總是要最終同化到這個龐大的人口之中。然而，如此龐大的人口也帶來了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我們在西方遭遇這類問題已有一段時間，我們剛開始解決這類問題。龐大的人口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個較新的問題。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直到18世紀時，還不到2500萬人，大不列顛的人口在此之前從未超出過1000萬。在集中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管理數以億計的人口造成了新的問題，恰當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還沒有找到。
要了解中國政治組織的背景，有必要看一看中國的一般社會模式。除了中國東北部之外—這兒的農民住在孤零零的大農場上，頗象美國農場的模式—單家獨戶獨居的情況極為罕見。真正的居住單位是村莊，許多家庭毗鄰而居，村莊周圍筑有土墻以防流寇襲擊。離村莊很遠的地方有若干城鎮，城鎮的職能是行政中心，是富人的居所（舊中國城里的富人幾乎全都是官僚階級），城里還住著從事服務業的居民，比如制造奢侈品的工匠。
經濟運轉的方式，在某些方面與印度和西方都有一些差別。沒有跡象表明存在著印度那樣的種姓制度，不存在按種姓世襲的行業。也不存在西方那種把制造業集中于城里的模式—只有在極為有限的地方才存在這種模式。事實上只存在地方特產集中的情況；在一個地區，有些村莊生產一種東西，用以與其它村莊交換別的產品。交換在集市小鎮里舉行，鎮的規模介于村子和城市之間。農民上市鎮賣自產的東西，用以換取原料或別人的產品。一個地區生產一種全國使用的籃子，另一個地區集中生產一種鐵，如此等等；這種按地區特產品組織經濟的方式，反映了統一國家組織經濟的模式：強有的中央控制使貿易得以安全進行。即使在天下大亂的時候，當全國貿易不能正常運行時，這種組織經濟的方式依然是人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人口的主體是自耕農。中國社會里有兩條大的分界線。一條界線是有土地的農民（哪怕是一小塊土地）和無地農民的界線。自耕農尤如是船長：無論他占有的是大戰船還是小駁船，他總是一船之長，總是有別于水手的；同樣，自耕農占有小塊土地，他總是覺得要比雇農高出一頭。另一條分界線，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和工匠與仕宦階層之間的分界線。
因為中國農民在不實行長子繼承制，而是讓所有的兒子平分地產，所以他們的地產總是不斷地處在分割之中。這就是說，一部分農村人口總是不斷地被擠出自己的土地而淪為無產游民，到近代則淪為人力車夫之類的城市貧民。每當饑荒和戰爭的控制機制喪失之際，中國的人口就迅速增加，體力勞動的產業就無法支持過多的人口，無業游民就被用來從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勞動。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支源源不絕的勞動大軍，正是因為他們甘愿干最苦最低賤的工作，所以奴隸制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扎住根。大戶人家的女傭是從小買進的，她們可以被認為是奴隸，然而實際上她們是作為家庭成員長大的，她們成年時，主人有責任為她們找婆家。皇宮里使用奴隸，但是中國沒有西方那種非常發達的大規模的奴隸制。西方那種奴隸制在中國不可能發展起來，因為使用無業游民更為價廉合算。直到機器時代之后，他們才因為使用奴隸勞動而受到良心的譴責。在機器生產中，使用雇傭勞動顯然是更為便宜的。把工人的勞動當做商品，等他老弱病殘就把他攆出工廠，顯然是更加便宜的。如果把勞動者當奴隸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殘時給他以照顧，那就反而不大劃算了。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會的縱向流動性很大，理論上是如此，實際上也是如此。這一點與英國的情況很類似；英國的階級劃分雖然明顯，但是平民可以發財并買到爵位。中國社會中的人口關系不斷發生變化，農民的后代可以逐漸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為平民。直到前不久，這種社會流動性是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的：躋身官場的敲門磚，是十年寒窗，在競爭激烈的一系列考試中中舉。
士子在中國的社會地位頗高。比如，最窮的士子鄉村私塾先生的地位，也超過不知書識禮的富商的地位。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兒子讀書的人家，都要讓兒子讀書，指望兒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國，科場考試是營私舞弊現象較少的少數幾件事情之一，因為科舉考試被認為是整個官僚體制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它的一些朝代里，亦有用捐納的辦法買武秀才之舉，武秀才之類的武舉相當于士子的科舉。中國給買武舉的作法取了個名字，叫做“后門及第”。然而，“后門及第”者絕不夠做官的條件。
科舉興起于漢朝，大約自公元前200至公元后200年之間。當時，皇帝與士子階層常有摩擦。據說興辦科舉的皇帝稱：“士子已如朕籠中之鳥。”然而，事實證明，被困入羅網的正是皇帝自己，因為直到近代，中國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縱的。科舉到唐代最后定型，大約是在公元700—900年之間。科場考試通常要求作八股文兩篇，十二行五言詩一首，詩文的題目均臨場指定。此一模式沿襲下來，其形式和內容幾無變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發之后方才廢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須通過鄉試。一般要求取得兩個品第。一共有四級科試：鄉試、府試、會試、御試，御試登科的士子總是極少數。御試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會立即受到御賜恩寵。他們會享受朝廷俸祿，一旦官位出現空缺，就立即由他們補上去。鄉里以上官員均須任命，只有科場及第者才能被委以官職。鄉里一級的管理形式高度民主，由村議事會執掌，這一級議事會與新英格蘭市政會相仿。這樣的管理形式非常有效，因為議事會是由族長組成的，族長的意見具有權威性。然而，鄉里以上的各級政府卻是自上而下進行管理的。
科場得意者，通常被委派到離故里盡可能遠的地方去做官。其原因是，一旦獲悉某人被委任做官，比如楚家有人要做官吧，所有沾親帶故的人就會立即找上門來，希望找個差事。避開這群渴求沾光的親戚，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遠遠離開故土。古時交通不變，被遣至遙遠道府做官的士子，就能安然甩掉親戚的糾纏。然而，機動車和其它便利的交通工具問世之后，新省長到任時，成群結隊的窮親戚就會立即踏破他的門檻，希望利用家族忠孝禮義的模式謀求各種貪污賄賂和庇護關照。
科舉考試涵蓋的范圍很廣，這一設計意在顯示應考士子的智力和能力。此舉背后有一假設：科場中榜者均為聰明人，能很快學會官宦所需的特殊技能。這一設想與美國人的信念截然相對。美國人相信，如果一個人具有本職工作需要的技能，其它的任何東西都無關緊要；我們美國人還認為，政治家個人不僅是在一般興趣上而且是在一般能力上，都要與普通人盡量接近。中國人的觀點，是千方百計尋找德才過人者擔任立法和行政職務。所謂德才過人者，指的是至誠待人、廉潔奉公、獻身公益的人。官吏的俸祿優厚，這與美國的體制不同。訓練有素的美國人不任公職時掙的錢，比擔任公職時掙的錢多得多，除非他濫用職權中飽私囊。
中國的科舉取仕制，與英國殖民地公務員的選拔制非常相似。直到不久前，英國的殖民地事務官員仍然是世界上最為有效的行政管理班子之一。英國的公務員選拔考試，也是旨在發現智力過人、富有教養之士；考試范圍可能從薄加丘的藏書癖好到如何識讀氣象圖。同樣，中國的官吏也是精心遴選出來的、智商很高的人。凡是在滿清強盛時期不得不與中國官吏打交道的歐洲人，無不知道中國官吏的素養好、能力強。科舉制度偶然也會流產；比如，一位不習水性的四品官被委任去統率北洋水師，結果使中國在甲午海戰中迅速敗北。這位官吏遵照士子的優秀傳統，向皇帝呈上一首文字精彩的頌詩，然后自盡。然而，除諸如此類的緊急局勢之外，科舉方法是相當有效的。
六七千學子在鄉試中競爭。鄉試選拔的秀才大概不及應試者的十分之一。鄉試及第者再參加府試，如此等等，直到殿試；殿試金榜題名者不及鄉試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即不到60人。鄉試及第者可以上府城入府學，以便參加第二輪考試（即府試）。凡鄉試登科者已無后顧之憂。他的經濟有了保障。即使他家境貧寒，無錢繼續求學，鄰里也心甘情愿支付他的一切費用，希望他能在府試中再次登科，以謀得一官半職。中國人一向有賭博嗜好，他們樂意為朋友冒險；對于鄉鄰父老來說，資助秀才進入官場，是有所裨益的。
鄉試中榜是一件大事。中榜人的名字鐫刻在祖宗牌位上。電報進入中國之前，有一批人專門以報告此類喜訊為生。他們守候在科場之外等侯張榜。中榜的喜訊立即由他們馳送中榜者家里。光宗耀祖的家人大喜過望，常常要重賞送信人。
第二級考試在道府舉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其程序與初級考試（鄉試）相仿。府試中榜者被飾以綬帶和金花。他們接著準備進京參加第三級考試（即禮部試）。禮部試及第者再留京參加第四級考試（即殿試）。皇帝駕臨科場主持殿試，并用朱筆御覽試卷。殿試及第金榜題名者分為四組。一組賜以俸祿，等待填補高官空缺。一組成為宮廷侍從。再有一組被任命為中央各部大臣，最后一組被派遣到省府做官。
毋庸贅言，最后一組的官位是追逐最緊的熱門，因為省府總督和道臺人人在組織高度完善的中飽私囊的體制中，處于最有利的地位；貪污受賄已成為中國政治體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官職少而不敷分派，所以即使是殿試后金榜題名者，也需要手腕和影響雙管其下，方能爭取到官位。經過科場四級篩選出來的中國官吏才華極為出色。只要中國政治實際上讓這批正大光明地遴選出來的仕宦階層來掌管，那就會萬事大吉的。中國政治體制的弱點是，沒有與科選取仕一樣嚴格的選拔皇帝的制度。中國人不實行嫡長子繼承制，雖然皇位繼承中有嫡長子繼承制的趨勢。一般地說，皇帝在嫡子和庶子中指定一位太子。因為皇帝妃嬪眾多，且皇后及妃嬪均選自豪門大戶，所以圍繞爭奪太子繼位的傾軋和陰謀就可想而知了。太子一經選定，其母必然立即要對他施加影響，竭力為她家族的所有成員謀到高官厚祿。每個朝代行將土崩瓦解的征兆總是這樣的：政府的行政管理從科場選拔的仕宦手中逐漸落入了宮廷的寵臣手里。
宦官在中國歷代王朝的崩潰中，起的是致命的作用。中國的宦官與伊斯蘭國家的宦官絕然不同，伊斯蘭國家的宦官是奴隸。而中國的宦官卻是自愿入宮的。其中許多人中年以后方才入宮，他們已經結婚生子，為家族盡了孝道和義務。他們之所以受閹去勢，是因為入宮以后也許能夠爬上高位。盡管他們已經受過腐術，可是他們宮外已有家室。因此，宦官入宮加重了中國行政機構中家庭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矛盾。毋庸贅言，在這樣的條件下棄家入宮的宦官要不是失意之徒就是唯權是渴之輩。他們之所以甘愿作出任何犧牲，其目的就是為了得到權力。結果使宦官成為一幫危險之徒。他們在宮廷里得勢之后，就會篡奪行政職務，并將其親戚塞入高位、帶進宮廷；此時該王朝就氣數將近、行將就木了。
中國政治體制的弱點是在最上層。不過，只要統治者得力，這個體制尚能有效運轉，而且能培養并募集一個絕頂聰明的仕宦階層：仕宦階層在教育及文化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實上，在迄今推出的體制中，這一體制是維持一個官僚階層的最有效的政治體制。召募確能進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官員，是現代國家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之一。這也是我們美國人處理得很不好的一個問題。
中國政治更突出的弱點，是無處不在的貪污和懲治犯罪方法兩個方面的弱點。中國的貪污不能用西方的標準去衡量。中國的地方官吏俸祿不多，中飽私囊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們究竟能侵吞多少則有一個嚴格的慣例。凡是與他們打交道的人都預先知道究竟要送多少包袱才合適。這是紐約市民主黨人曾經說過的“誠實的貪污”。如果地方官員敲榨太狠，商人和工匠就會進京告狀。京師的檢查官就不宣而至，封帳捉人，然后才開始調查案子。如果調查說明，官吏的勒索超出常理，就迅速對他進行懲處。中國人審案不會象美國人那樣讓案子一拖就是十年，課以他收入的百分之三的罰金，他們迅速將貪官斬首示眾。這種嚴刑對過度的貪污是一種威懾力量。
雖然按我們的標準來看，中國人對付犯罪的方式對罪犯比較嚴峻，可是它不會使公眾感到難堪。而我們的作法并非總是這樣。他們判案迅速，死刑的方法五花八門。罪犯幾無上訴的權利。犯罪現場的目擊者受到拷打，據認為拷打目擊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證據。這一作法當然使現場目擊者逃之夭夭，所以證詞是難以得到的。如果被告是官吏，其罪行不夠死判的標準，他就會被遞解進京城去聽后發落。他在京城被監禁數月數年，周圍的人千方百計對他進行敲詐勒索，直到把他的油水榨干為止。順便需要提及的是，這是位高權重的統治者為了聚斂財富而有意識地采取的一種手段。其模式為：讓小官盡情中飽私囊，等候時機成熟，就一口鯨吞他們聚斂的一切財富。納粹德國就使用了這種方法。凡是極權政治出現的地方，都可能出現這種大官斂財的方法。
在世界偉大文明中，唯有中國有如下獨特之處。在它的悠久歷史中，從未產生過強大的祭師階層。誠然，在中國早期王朝商周漢這三個朝代中，皇帝本人也是祭師，他代表整個王國祭天。但是，帝王的宗教職能總是從屬于親理朝政的職能，至少是從屬于給朝臣理政提供認可的職能。實際的行政管理委托專家即訓練有素的官僚進行。在任何歷史時期，中國都沒有建立過龐大的神廟體系；龐大的神廟體系曾經支配過諸如埃及和兩河流域的精神生活和經濟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支配過印度的精神生活和經濟生活。
中國宗教中最重要的成分是祖先崇拜。任何宗教都有一個趨勢，它折射出社會認為是最重要的價值和興趣。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兩件事，是家庭的組織和香火的延續。重要性僅次于此的是禮儀模式，禮儀在經典中有繁縟的規定。上述兩種最主要的興趣，在中國人的宗教中反映得十分強烈。無論忠于什么教義，他們基本上都實行祖先崇拜。他們對宗教的態度兼有迷信的因素和求實的成分。民間傳說的鬼怪故事是難以計數的。
盡管中國哲學形成之初帶有神秘的色彩，然而中國人的態度是徹底務實的態度。他們對各種宗教一貫抱寬容的態度，宗教中凡是最能使人得利之處他們都甘愿崇拜。他們從來不搞宗教迫害，歷史上很少出現過什么殉教者。即使出現過迫害教徒的情況，尤其是迫害佛教徒的情況，也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害怕佛寺繼續不斷地吮吸國家的財富。中國人十分樂意從信仰一種神衹轉而信仰另一種神衹，只要改宗看上去能使人得利。基督教從未在中國扎根的主要原因，除了由于它是外國列強的宗教因而被認為是對中國領土完整的威脅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基督救傳教士對祖先崇拜的反對。
有錢人的葬禮中，出殯的行列一側常常是由佛教的和尚念經，另一邊常常由道教的道士做道場，道士一面口念咒語驅魔，一面焚燒紙錢賞鬼。據信鬼怪會參加葬禮，所以除非你驅魔賞鬼，安撫它們，否則死者的靈魂進入陰曹地府時就會遇到它們制造的麻煩。
中國是文明發展和傳播的重要中心，這是中國對世界文化所做的最大貢獻。世界各國人民還居住在小村落里的時候，它就已經在維持龐大的城市人口了。它遭遇到了一個龐大的近代國家所面臨的大多數政治問題，找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辦法，甚至找到了如何對付少數統治者的辦法。中國不僅影響了所有的東方文明，給相鄰的文化提供了一個中心，使它們不斷充實，而且還影響了歐洲的文明。中國對相鄰文化的影響，打一個比方來說，仿佛是羅馬帝國與周圍蠻族的關系；它好比是維持了3000年的羅馬帝國，而不是只維持了500年的羅馬帝國，它影響了自己勢力范圍內的一切蠻族文化。
在她的歷史上的許多時期，中國始終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強盛的國家之一。17世紀和18世紀時，歐洲巳進入繁榮昌盛的時期，可是當時中國的富裕程度，是歐洲望塵莫及的。按照大多數標準來說，中國的開化程度都遠遠超過了歐洲。歐洲人與中國進行廣泛的貿易，帶回大宗精美的絲織品和瓷器，使英國人大多數的桌上餐具都帶上“中國”（指瓷器—譯注）的名字。18世紀初葉，中國的商品引進了一種新的風格，成為風靡一時的時尚。墻紙、櫥柜、家俱和書畫都模仿中國的風味，謂之曰漢風（chinoiserie）。法國貴族在自己的庭園里修建中國式的夏季別墅。許多法國耶穌會會士被派到中國，他們指望使乾隆皇帝皈依基督教。他們在清廷受到禮遇，但是乾隆皇帝對他們能在科學、數學和軍事上作出的貢獻更感興趣，而不是對他們的宗教活動感興趣。然而，法國耶穌會會士卻學習中國哲學和經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形成法國革命背景的啟蒙運動思想實際上是源于中國的，是中國思想對法國思想的滲透。受治于人者忠于治人者，反過來治人者又有義務去保護臣民的福利；如果統治者未盡此義務，臣民就有權反抗—這兩種信念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這一思想什么時間進入歐洲思潮，是難以證實的。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它首先露頭的時間，是歐洲人對中國藝術和中國哲學突然發生興趣的爆發期。從我們所知的文化傳播結構來看，至少可以推想，這個思想的源泉是中國。
有趣的是，在盧梭的著作里，自然人的思想頗象道家哲學中的理想。盧梭是耶穌會會士養大的，當時的耶穌會浸透了中國人的思想。然而，道家的自然人建立在對東方農民的實際觀察之上，它與盧梭的自然人不同；盧梭給他神秘的自然人賦予一貫正確的直覺和勝人一籌的道德價值。
當前，中國處在混亂和受人支配的狀態之中。也許，他們要用一百年的時間才能擺脫俄國人的枷鎖，使自己的精力重新聚焦；但是，他們一向有能力融合或趕走外來的征服者。中國人徹底皈依馬克思主義的前景，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文明太悠久了，所以他們不可能以俄國人熱愛共產主義的那種宗教狂熱去擁抱任何一種政治思想。中國人的心理是智慧老翁的心理，他們閱盡了人間世態，飽嘗了人間滄桑，對任何東西都不可能興奮狂熱了。
中國人超過西方人的一個長處是，他們的文明史比起我們的長得太多了。我們西方人只不過是一群鄉下佬，剛剛被引進城市生活之中的鄉下佬。我們還在進行調整，身體上的社會生活上的調整，去適應大群人聚居的生活方式。相反，中國人經歷了三千多年的非常嚴酷的自然選擇過程，經歷了饑荒、疾病和各種各樣的競爭。冷峻的事實是，他們在條件較差的條件下的生存能力比我們強。這是將來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出現以下的局面時又該怎么辦，這個問題更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幾個大洲稀稀落落地住著白人，人口龐大的蒙古人種只占有一個大陸，他們的人口又迅速不斷地增強。我們有相當的理由確信，兩百年之內，中國又會出現一個強大的朝代，中國將象過去一樣，再次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