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泡特金自述之一節
余在西伯利亞所經之歲月，足令余得無限之學識，為他處所不可得者。（克氏本俄之貴族，少年嘗從軍于西伯利亞。）余之拋棄一切謬想，決定國家統治機關，于人民無絲毫之利益，實始于是時。自是不獨深知人與人類之本性，抑且深知人群生活之樞機。此間民族載籍罕道，顧其所建設之事業，及其事業在社會進化中之重要，皆一一顯現于我之目前。既觀彼民族由杜高波爾而遷于阿姆爾之社會狀態，復察彼等共產的、協愛的組織所獲之實效，更由國家的殖民事業之失敗，而證明彼等殖民事業之結果，凡此皆載籍中所不能贊一辭者也。
更與彼土著之居民雜處，而察其社會組織之復雜狀態，實有最大之光彩，足為吾本書生色者。此種僻壤民族所演之偉業，經余之實地觀察，而了如指掌。自是余之思想，變對于治人者(首領)與被治者(人群）之關系，蓋與托爾斯泰所發表于其[戰爭與和平一一書者，吻合無間矣。
余經過貴族敎育，而初入正式生涯之時代，思想與尋常少年無異。心目中所以為不可缺者，即統率、命令、責罰、懲治等字也。顧一經入世，觀察既深，種種謬誤，立時畢露。余乃洞知以號令及規律為根據之作為(即國家統治與以公共意思為根據之作為(即自由協愛之組織），二者之間，其差別實不可以道里計。前者之作用，純以軍隊的性質行之，而于眾意結合之正當生活，全無價値者也。當此之時，余雖未以政治的名詞，表示余之意見，然由今言之，余少年腦中國家統治之觀念，實悉數拋棄于西伯利亞之荒野，而純粹成為無政府黨，即此時也。
余自十九歲至二十四歲間，曾圖謀重要的改革計畫，集百人于阿姆爾河畔，以可笑而渺小之方略，準備實行大冒險之戰鬬。此事卒收多少之效果，余遂可以實事之經驗，證明號令與規律之無用。吾愿凡提倡國家統治之政治學家，于構造其理想國家之先，一游此正當生活之學校（指西伯利亞）。吾知此后主張軍隊的(喻壓制）一金字塔的喩階級之多）社會組織者，必比今較少也。
一九一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