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的戲曲開始得極早；公元前5世紀時，即已有極宏大的公共劇場，即已有極偉大的悲劇作家與喜劇作家，即已有永久不朽的使今人讀之猶為之愉悅的偉大劇本。中國戲曲的開始卻較希臘的遲得多。
當中國的詩歌已改變了好幾種的形式，當中國的散文已經歷了好幾次的新潮，且當中國的小說已發生了之后，她的戲曲才第一次出現于文壇；她的偉大的戲曲作家，她的不朽的劇本才有得產生出來。這時在12、13世紀，即金、元等外族相繼侵入中國內部之時。離開希臘戲曲的開始，已有1800余年了；離開中國第一詩歌總集《詩經》的產生時代已有2000余年了。
戲曲的發展
中國戲曲的發展為什么如此地遲緩呢？春秋之時，即有關于優伶的記載。如楚有優孟，憐賢相孫叔敖后裔之窮困，因在楚王之前，為孫叔敖衣冠，王大感動，即欲以他為相，他不欲，說了好些諷諭的話。楚王因此大悟，便給孫叔敖子以贈賜。后來類此的記載甚多。大約所謂“優伶”，都為娛樂帝王貴族之人，以愉快的、滑稽的行動，鋒利機警的言談，引帝王們發笑（有時則使他們自省其非）為目的。雖往往裝扮成古人的形狀，但其目的似不專在于搬演故事，而在于假此以使人發笑，乃是所謂“弄人”之流，而非所謂正式的演劇家。
北齊時，有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大面”（亦稱代面）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見《舊唐書音樂志》）。此為戴假面的歌舞劇的開始，其后類此者尚有所謂“撥頭”“踏搖娘”“參軍戲”等。
“撥頭”者，《樂府雜錄》言：“昔有人父為虎所傷，遂上山尋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發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
“踏搖娘”的起源，據《舊唐書音樂志》謂：“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歌，為怨苦之辭。河朔演其聲而被之弦管。因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郎中之狀，乃“著緋帶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據《樂府雜錄》，其題為《蘇中郎》，蓋即《踏搖娘》。）
“參軍戲”，則似為不戴假面之戲。趙璘《因話錄》言：“（唐）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
像這一類的零碎記載甚多，俱可為中國戲曲在13世紀之前已發生之證。但在13世紀之前，我們卻不能找到一本流傳于今的劇本，不能找到一個著名的戲曲作家。《宋史樂志》言：“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為雜劇詞，未嘗宣布于外。”蘇軾的詩有言：“搬演故人事，出入鬼門道。”則當北宋時已有劇本與具有演者出入之門——鬼門——的劇場了。周密的《武林舊事》載宋官本雜劇段數，多至280本，陶九成的《輟耕錄》載金人所作院本690種，大約那時的戲曲必甚發達，劇本作者也必已很多了。但這900余種的雜劇院本無一傳于今者，故不知其體裁之何若，其作者的姓名也都無可考。至今可考知的戲曲作者，且至今尚得讀其劇本者，乃始于金末元初之時，即13世紀的前半之時。
大約中國戲曲的發展之所以如此地遲緩，其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一是文人以戲曲為下等的藝術，為以娛樂他人為業的“弄人”們的專業，不屑去顧問它；二是詩賦策論為歷來文士得官的階梯，故他們注全力于此，自無暇注意到與科舉功名全無關系之戲曲了。到了金、元之時，科舉久停，文士無所用心，適值當時民間演戲之風甚盛，于是許多文學者便移他們的注意于科舉功名之心而注意于民眾的藝術上，而戲曲的偉大作家因此便產生了許多出來。臧晉叔謂元朝以劇本取士，所以元劇作者特盛，且俱為當時才智之士。實則他的話是沒有什么確據的。“以雜劇取士”的話，在歷史上并無記載，在別的書上也并無記載，且大作家關漢卿、王實甫等俱為由金入元者，早已以作劇著名，更與元之“舉科”無關。臧晉叔的話想必是他對于元劇特盛之因由的“想當然”之解釋。
中國戲曲的組成，由于下面的三個部分：一為“科”，即指示演者在舞臺上的動作；一為“白”，即演者的說話；一為“曲”，即演者所唱的辭句。三者之中，以曲為最重要。近來影刊的《元劇三十種》系依據于元時的坊間刊本，其中“科”“白”俱極簡略，有時僅在“曲”前注明“孤夫人上云了，打喚了，旦扮引梅香上了，見孤科”，并不寫出他們的對話；有時則竟在全劇中連一點“科”“白”也不寫出，全部都是“曲”，如《關張雙赴西蜀夢》即為一例。這可見當時戲曲所注重的全在于唱，至于舉作與對話則并不重視，可以由伶人自己去增飾表演。（《元曲選》中科、白俱全，有的人說這是明人所加的，有的人則說是作者原來所有的。以后說為較可靠。大約作者當初原都有很完全的科、白，坊問刊印劇本時，圖省事，每都將它們刪去。）但到了后來，則所刊印的劇本大概都把所有的科、白刊上了。
宋時，伶人所唱者都為當時盛行的新體的“詞”。后來金人占據了中國北部，“舊詞之格，往往于嘈雜緩急之間，不能盡按，乃別創一調以媚之”（王世貞《藝苑卮言》）。這就是“北曲”的起源。12、13世紀中的劇本都是用這種新體的詩寫的。到了14世紀的前半，即元末明初之時，“南曲”又漸漸地發達。南曲為南方的人改變詞調所創造的，在宋時已有之。當北曲極盛時，南方也被收入了它的勢力范圍之內，寢至南方的詩人亦俱善于作北曲。在13世紀的后半，善作北曲的詩人大都為南方的人，或北人而流寓于南方者。然北曲究竟不大諧適于南人的耳官。所以不久南曲便發達起來，漸漸有占奪了北曲的地位之傾向。16世紀之時，即為南曲最發達之時，當時北曲雖然未全消滅，然其勢力已甚微弱了。但這是后話，本章所述，止于中世紀，即15世紀之末，僅能述至南曲初起之時。
最初的一個最偉大的北曲作家是董解元。董解元的名字是什么，我們已無法知道，大約因為他在金時中過解元，所以人便稱之為董解元。他的生年約在12世紀的后半。著名的《西廂彈詞》便是他的大著。論者每以此書為中國的第一部劇本。鐘嗣成的《錄鬼簿》著錄戲曲家也以他為第一人。實則此書并非劇本，乃是一個人用琵琶彈的。他一面念唱曲調，一面彈奏琵琶，頗類現在流行各地的說書或夏夜在婦女叢中一面敲鼓，一面念唱的彈詞。不過，其中有“白”，有“曲”，除了為一人唱而非多人表演，為敘事式的一人代言的說唱之書而非直接由伶人扮演說唱的劇本之外，其他各點，對于后來劇本的結構上都很有影響，尤其在“曲”的一方面。這部書的題材是完全根據于元稹的《會真記》的，但加了不少的人物及穿插等。王實甫之著名的《西廂記》劇本，其事實及情節即完全依照于它而寫的，它實可算是一部極偉大的史詩。像這種體裁的著作，在中國只有這一部，離開它的別種重要之點不說，即以它本身的文藝價值而論，也可以使它在文學史上占一不朽的地位。它寫人物的個性，翩翩如活，詩句也有許多是極好的。如：
要酒后廚前自汲新泉，要樂當筵自理冰弦，要絹有壁畫兩三幅，要詩后卻奉得百來篇，只不得道著錢。（卷三，38頁，《暖紅室本》）
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卷四，1頁）
等是其例子。
雜劇的鼎盛
繼《西廂彈詞》之后的，便為結構很完備的劇本了。13世紀時的劇本，都是用北曲寫的，前面已經說過，它們的結構都是很相同的；全部分成四折，所謂“折”便是現在的所謂“幕”，便是南劇里所謂“出”的意思。有的時候，于四折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楔子”，大約在四折不夠敘演盡某種故事時，才添加上這種楔子。這種例子在《元曲選》里極多，如馬致遠的《漢宮秋》，無名氏的《衣錦還鄉》《合同文字》等，俱是有楔子的，北劇（現在名它們這種劇本為北劇，或謂之雜劇）所用的角色不少，但卻只有兩個主要角色可以唱曲，即正末與正旦，其余的角色都僅可說“白”，以幫助主角。而這兩個主角在同一劇中又不能并唱，如此戲為正末主唱的，則須由他一人從楔子或第一折直唱到第四折之最后，旦角不能唱一句；如果是正旦主唱的，則須由他一人從楔子或第一折直唱到底，正末——如果劇中有這個角色——也不能唱一句。如《元曲選》中的《漢宮秋》等，即為正末主唱之一例——此例最多——而同書中的《風光好》（戴善夫作），則為正旦主唱之一例。但在同一劇中，主角如正末等，又可以一個角色裝扮好幾種人物。如在第一折中他扮書生，在第二折中他又可以改扮神道。因此，唱的雖只有他一個人，而在劇場上，卻可以在不同折里有不同的人物在唱著。譬如元無名氏的《硃砂擔》，在楔子里，在第一折及第二折里，正末俱扮王文用，后來王文用被白正所殺，正末便在第三折里改扮東岳太尉（神）而出唱。到了第四折，正末又扮了王文用的鬼魂而出場歌唱，而東岳太尉在這一折里則不唱，另由一人扮之。舉此一例，可以概知其他。
這種結構，那時的戲曲作家都守之極堅，無一人肯出此范圍之外者。雖然王實甫的《西廂》，嘗破全劇由末或旦一人獨唱之例，但他對每劇必以四折為限之成例仍始終不敢打破，寧可使很長的《西廂》故事分成為四個劇本，卻不愿使它連為一氣而為一部具有20折的長劇。而除王實甫的此劇外，他人也無有破例者。
但像這種結構簡單的劇本，后來究竟漸漸地不足以使人滿意了。因為每種劇本只限四折，在劇情簡短的時候原可以適用，而一到了采取長的故事為題材時，便不夠應用；且在短的故事里也不能將人物性格、事實背景描寫得詳盡，雖然可以加上了一個楔子，但究竟還是不夠；且全劇僅由一個角色唱，未免太單調了，聽者也覺得乏味。于是后起的南劇（或謂之傳奇）便把這些北劇的成例全推翻了。在南劇里，無論哪一個角色，都可以唱，就是最不重要的角色也可以唱幾句。因此，在戲曲上有許多大進步：
第一，聽眾見了許多不同的人在唱，有時一人獨唱，有時數人合唱，自然較之始終僅見同一人在唱者為更覺得有興趣。
第二，當僅以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之時，唱者自易疲倦，萬不能繼續演唱長部的劇本，元劇之以一部四折為定例者，其原因未始不源于此。
現在，一切角色都可以唱了，正末及正旦唱的負擔便輕得多。大家輪流唱著，劇本自可拉得很長了。所以南劇的出數，大都有30~50之數。如《琵琶記》有42出，《幽閨記》有40出，《荊釵記》有48出，《白兔記》有33出。如此，劇情便可以描寫得盡致，不致因限于篇幅之過短而有強行截去作者之情思之患了。南劇之與北劇不同者尚有一點，即在南劇之開始（第一出），總有一段敘述全劇大意與情節的引子，由一個“副末”在劇場上報告出來，這個引子，名稱很不相同，有時稱之為“家門始終”，有時稱之為“家門大意”，有時稱之為“家門”，有時稱之為“開宗”，有時稱之為“副末開場”，有時稱之為“先聲”，有時則稱之為“楔子”。但這種楔子與北劇所謂楔子的內容完全不同：北劇的楔子則全劇情節的一部分，而此之所謂楔子或家門大意，則為全劇中的一個小引，為將全劇的大綱先括述出來的一種“提要”之類的東西。又南劇的楔子必須最先，北劇則或在最先，或在各“折”之中間，俱不一定。
自南劇打破了北劇的成規之后，北劇的作家，也便不復再堅守以前的死規例了。明人作雜劇者，如朱有燉，如汪道昆，如徐渭他們，都已把北劇的四折的制度推翻，而成為一種“獨幕劇”的體裁。同時，正末、正旦主唱的舊規例也完全被破壞了。這在北劇本身一方面，實是一種大進步。
但當戲曲的結構進步到很完美的時候，戲曲的文辭，卻又由“本色”的、新鮮的、活潑的，而漸漸地被文人們粉裝珠飾而成了非民眾的，只供文人貴族賞玩的失真趣的文藝作品，與五七言詩、詞、古駢文同一類的陳腐東西了。這是后期的話，在第一期中，這種雕飾艷辭腐語的傾向，尚未見很顯著。
元之戲曲家
元代的戲曲作家甚多，見于鐘嗣成的《錄鬼簿》者，凡117人。鐘嗣成是元末的人，此書初作于公元1330年（至順元年），（據他的自序）大約此后他尚時時加以修改，所以書中所敘的時代卻遲至公元1345年（至正五年，喬吉甫的死年），離開初作書時已有15年之久了。因此，此書所敘的作家與作品頗為完全。他在此書里，將元曲的作家分為三個時期來說：一、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于世者；二、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他所相知的，及已死才人他所不相知的；三、方今才人相知的，及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的。
王國維在他的《宋元戲曲史》上，以鐘氏的第一期為蒙古時代，自太宗窩闊臺取中原至世祖忽必烈統一南北為止（1234—1279）；第二期為統一時代，自此后至至順及后至元間（公元1340年以前）為止；第三期為至正時代（1341—1367），即元末之時代。茲將鐘氏所舉作者的時代及生地列表于下：
續表
續表
續表
○注一：表中各作者姓名后所注之數字，乃表示他們作曲之數。
○注二：此表完全依據《錄鬼簿》，故所載作曲之數與現在所知者略有不同，如關漢卿，今知他的劇本共有63種，但《錄鬼簿》僅載58種。現在仍依《錄鬼簿》所載。
○注三：作者姓名后未注數字者，乃《錄鬼簿》不載他們的作曲之數者。
○注四：表中作者的姓名用粗黑字印者乃表示他們的劇本尚有傳于今者。孔文卿姓名下所以注一“疑問號？”者，乃表示他的所僅存于今的一個劇本與別一作者所著的劇本同名，未知是否即他所著。
○注五：元曲作者有劇本存于今者，尚有二人，一為羅本，一為楊梓，為《錄鬼簿》所未載，故此表亦未列入，特附注于此。
在這個表里，我們可以看出元曲變遷的大勢。第一期里的作者共有56人，其生地大都為北方，江浙等處未有一人；僅有馬致遠、尚仲賢、張壽卿諸人作吏于南方，他們當系傳播北曲于南方的最有力量者。這時作者的中心集合地大約系大都。大都即今之北京。然在第二、三期里，我們便可看出一個大變動的時局了；第二期的作者僅30人，而南方的人已占了17，尤以杭州為最多；北方的作者則僅有六七人，且尚系與南方都有若干關系的，如曾瑞則后半生居于杭州，鄭光祖及趙良弼俱為杭州的官吏，喬吉甫與李顯卿也住于杭州（只有宮天挺一人未到南方來）。到了第三期，則北方的戲曲家僅有高君瑞一人為南方所聞知，其余的許多作者都是南方的人。由此可見，在這兩個時期，南方的杭州竟已代大都而為戲曲作家的中心集合地了。但在戲曲的本身講來，則第一期的作者最多，且其作品流傳于現在者也最多，到了第二、三期則作者似都已疲乏，無復有第一期一人而作30劇、50劇的魄力了，他們的作品傳于今的也較第一期少得許多。
在這110余人的作家中，最有名者，為第一期的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王實甫，及第二期的鄭光祖、喬吉甫，世稱之為“六大家”。現在將較重要而有劇本留傳于今的作家依次敘述一下。
關漢卿
關漢卿為最先出的一個戲曲作家，他是大都人，號已齋叟，曾做過太醫院尹。他的生年大約在公元1234年（金亡之年）以前。他的戲曲作品，據《錄鬼簿》所載僅有58種，而據今所知的則有63種。大多數俱已散佚，僅有《玉鏡臺》《謝天香》《金線池》《竇娥冤》《魯齋郎》《救風塵》《蝴蝶夢》《望江亭》（以上俱見《元曲選》），《西蜀夢》《拜月亭》《單刀會》《調風月》（以上俱見《元刊雜劇三十種》）及《續西廂》（附于王實甫的《西廂記》后）等13種尚存于今，尤以《竇娥冤》及《續西廂》為最著名。
《竇娥冤》連楔子共五折。楔子里敘楚州蔡婆生了一個男孩，家里頗有些錢。有一個竇秀才名天章的，向她借銀數十兩，不能償還，便把他的女兒名端云的給了她為媳婦，改名竇娥，這竇娥便是此劇中的女主人公。蔡婆收下了媳婦，便送了些盤纏給竇天章上京應舉去了。第一折的開端敘一件意外的遭遇。賽盧醫借了蔡婆的錢，不能還，便把她誘至郊外，欲用繩絞死她，恰值張驢兒與他的父上場救了她，賽盧醫逃去了。全劇的波瀾便由此掀起。張驢兒與他的父依仗著救死的恩惠，隨蔡婆回家，欲父娶了蔡婆，而他自己娶了竇娥（那時蔡婆的兒子已死去了）。竇娥執意不肯嫁他。第二折敘張驢兒遇見賽盧醫，強迫他給些毒藥，欲毒死蔡婆而將竇娥做妻；不料被他的父誤吃了而死。張驢兒強指系竇娥下藥毒死的，告了官，將她定了死罪。第三折敘竇娥被殺的情景，這一折是世界上最凄苦的文字之一，什么人讀了都要戰栗起來，是全劇的最高點。竇娥臨死時說，如她是冤枉的，頸血便都將飛濺在丈二白練上，當時雖是六月，也將下雪，且那個地方也將亢旱三年。果然，一切都應了她的預言。第四折敘竇天章做了廉訪使，到了楚州，調閱案卷，竇娥的鬼魂向他訴冤。他便捉了張驢兒、賽盧醫，各給他們以相當的罪名，報了竇娥的怨冤。雖然如此結束，然而我們為竇娥的屈死而引起的悲憤心還不能寧謐下去；這個題材原太悲苦了，而漢卿的敘寫又緊張之極，迫切之極，自然使人讀后更難于忘記了。中國的悲劇本來極少，這一劇可算是所有悲劇中之最偉大的。
王實甫
《續西廂》是續王實甫的《西廂》四劇的。王氏的《西廂》止于草橋店夢鶯鶯，關氏所續則為“張君瑞慶團圓”之一幕劇情。董解元的《西廂彈詞》原有這一段事實，《西廂》是全依據于它而寫的，故關漢卿也要做了第五本的《西廂記》以補足王氏未完的四本。《西廂記》與《續西廂》的作者為誰，從前曾爭論了許久，或以為關著而王續，或以為王著而關續，或以為全部是王著，或以為全部是關著，到了現在，則“王著而關續”的話，差不多成了定論了。關的續本，金喟曾極力施以攻擊，以為“狗尾續貂”，這是他未見《董西廂》，不知原本本是如此之故。且續本里的好詞句，也未必少于前四本，如：
我這里開時和淚開，他那里修時和淚修。多管閣著筆尖兒未寫，早淚先流。寄來的書，淚點兒兀自有。我將這新痕把舊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兩重愁。（《暖紅室刊西廂十則》第三冊3~4頁）
即是一例。
王實甫也是大都人，他的生年也與關漢卿約略相同。他的著作的開始在金朝未亡之前。《麗春堂》一劇敘的是金代的事，而最后言“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可為一證。所作劇本凡14種，存于今者僅《麗春堂》（見《元曲選》）及《西廂記》2種，而《西廂記》尤為流傳最廣之作品。如果他什么都不作，僅作了《西廂記》一書，則此書已足使他不朽。
《西廂記》系依據董解元的《西廂彈詞》而改作劇本的，共分四本，凡16折；第一本為“張君瑞鬧道場”，第二本為“崔鶯鶯夜聽琴”，第三本為“張君瑞害相思”，第四本為“草橋店夢鶯鶯”。在第一本里敘崔家寄寓于普救寺。張珙來游，偶然見了鶯鶯，大驚羨，便也寄寓于寺之西廂，想覓一個機會與她通殷勤。借著做道場，又與鶯鶯相見了一回。第二本敘孫飛虎率軍圍寺，欲劫了鶯鶯去。大家驚惶無措。崔夫人說：“但有退得賊兵的，將小姐與他為妻。”于是張珙草了一書遞于鎮守蒲關的大將杜確，統軍來解了圍。不料老夫人又反悔了說：“鶯鶯幼昔許與鄭恒為婚”，只以兄妹之禮使鶯鶯與張生相見。張生大失望，鶯鶯也很凄楚。第三本則敘他們二人互相戀慕的感情，為他們傳遞消息的人為一個婢子名紅娘的，在這一本里，這紅娘是一個最重要的角色。靠了她，鶯鶯與張生終于私自成了婚。第四本便敘他們的戀愛成功的情形。后來，這事被老夫人發覺了。她無可奈何，只得又許了張生的婚姻，著他到京應舉。熱戀的二人的分別，是全劇故事中最凄楚的一節。他的所寫即止于此。后來的張生與鶯鶯團圓的事，在關漢卿的續本里寫出。在這個劇本里，人物的個性分得十分清楚；老夫人是有老夫人的個性，張生是有張生的個性，鶯鶯是有鶯鶯的個性，紅娘是有紅娘的個性，其他幾個和尚與孫飛虎等也各活潑潑地現在紙上。在這一點上，王實甫的描寫能力似較董解元為更進步。中國的戲曲小說，寫到兩性的戀史，往往是二人一見面便相愛，便誓訂終身，從不細寫他們戀愛的經過與他們在戀時的心理。《西廂記》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地、細膩地在寫張生與鶯鶯的戀愛心境的。似這等曲折的戀愛故事，除《西廂記》外，中國無第二部。董解元的《西廂彈詞》也是著力從這一點上寫的，但沒有王實甫寫得膩婉。全劇中又充滿了詩意的描寫，在各支“曲子”里，我們又可以找到不少的極好的抒情詩，如：
我和他乍相逢，記不真嬌模樣，我到索手抵著牙兒，慢慢地想。
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里，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想人生最苦離別。可憐見千里關山，獨自跋涉。似這般割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絕！
等便是其例子。
王實甫的《麗春堂》一劇，其重要性便遠不如《西廂記》。《麗春堂》的題材很簡單，系敘金朝右丞相完顏，在賜宴時與李圭相爭，被皇帝貶于濟南，后因盜賊蜂起，復召他回朝。百官們在他家的麗春堂設宴賀他，李圭也來謝罪。以如此簡短的故事衍為四折，卻并不見其拖牽繁累，且還具有戲曲的趣味，這也可見作者的藝術的高超。
馬致遠
馬致遠，號東籬，也是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務官。他的生年略后于關、王二人。《錄鬼簿》載其戲曲共12種，今知共有14種，其中的一半（7種）尚傳于今，即《漢宮秋》《薦福碑》《岳陽樓》《黃粱夢》《青衫淚》《陳摶高臥》及《三度任風子》，俱見于《元曲選》中。他的戲曲喜敘神仙的奇跡，如《岳陽樓》《黃粱夢》《三度任風子》等俱是，這是他與關、王二人不同的一點。他的作品的風格，俱甚瀟灑自然；不像關之凝重，也不像王之婉曲。《漢宮秋》可謂他的諸劇的代表。
《漢宮秋》系敘漢時的美姬王昭君遠嫁的故事。這個故事曾感動了不少的詩人。然馬致遠此劇的描寫中心乃不在昭君而在漢元帝，這是它與別的以此同一故事為題材的作品大殊異的一點。故事的起點為匈奴求婚于漢室。先此，毛延壽曾為漢元帝的使者，往各處搜求美女，以實后宮，并圖其形以備臨幸。有名王嬙字昭君的一個美女，因不肯賄賂毛延壽，被他在圖上點破，因此久不得臨幸。后元帝偶然見了她，大驚其美，便十分地寵愛她，問知毛延壽的舞弊，即欲斬他，毛延壽逃到匈奴，說單于指名要王嬙為閼氏。漢廷官吏怕動刀兵，便極力勸元帝割舍了王嬙，送給匈奴和親。元帝不得已而許之。昭君與元帝的相別，是全劇的極高點，寫得極凄涼。番使護著昭君漸漸地去遠了，元帝還立在那里凝望著。這里的一段曲，是寫他那時的心境的：
呀，俺向著這四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搠起纓槍，馬負著行裝，車運著糇糧，打獵起圍場。她，她，她，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她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墻；過宮墻，繞回廊；繞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螀；泣寒螀，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后半段的音節是如何地迫切！自昭君去后，元帝抑抑無歡，一夜在夢中見了昭君，醒來時正聽見孤雁在叫。這個情境真足使任人都為之感動。后來，昭君走到了黑龍江，投水死了，匈奴便拿了毛延壽，送回漢廷治罪。全劇便如此結束了。
白樸
白樸，字仁甫，后改字太素，真定人，生于公元1226年（金正大三年），號蘭谷先生，贈嘉議大夫，掌禮儀院太卿。他也是后于關、王的作劇家。所作劇本共15種，存于今者僅2種，即《梧桐雨》與《墻頭馬上》，俱見《元曲選》。《梧桐雨》是敘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戀史的，《墻頭馬上》是敘裴少俊與李千金的戀史的。
《墻頭馬上》是一篇有趣的喜劇，描寫得很大膽，里面有許多好的抒情詩，如：
榆散青錢亂，梅攢翠豆肥。輕輕風趁蝴蝶隊，霏霏雨過蜻蜓戲，融融沙暖鴛鴦睡。落紅踏踐馬踏塵，殘花醞釀蜂見蜜。
之類。
《梧桐雨》是一篇極高超的悲劇。無數的中國悲劇，其結果總是止于團圓或報仇，即關漢卿的《竇娥冤》，馬致遠的《漢宮秋》也是大圓滿、快人意的結束；無數的敘唐明皇、楊貴妃的故事的文字，其結果也都是止于幻造的大團圓之境地，如陳鴻的《長恨歌傳》乃有葉法善的傳語，洪昇的《長生殿》乃以天上的重圓結束全劇，全失了悲劇的意境；獨王仁甫此劇，則為最完美的悲劇，其全劇乃在唐明皇于楊貴妃死后的悲嘆聲中而收局。他寫唐明皇的悲懷，甚為著力，使人讀完了此劇，也為之感傷無已。試舉其一段。
（正末扮明皇，做睡科，唱）【倘秀才】“悶打頦，和衣臥倒，軟兀剌方才睡著。”
（旦上云）“妾身貴妃是也，今日殿中設宴，宮娥，請主上赴席咱。”
（正末唱）“忽見青衣走來報道，太真妃將寡人邀宴樂。”
（正末見旦科，云）“妃子你在那里來？”
（旦云）“今日長生殿排宴，請主上赴席。”
（正末云）“吩咐梨園子弟齊備著。”
（旦下）（正末做驚醒科，云）“呀，原來是一夢。分明夢見妃子，卻又不見了。”（唱）【雙鴛鴦】“斜軃翠鸞翹，渾一似出浴的舊風標，映著云屏一半兒嬌。好夢將成還驚覺，半襟清淚濕鮫綃。【蠻姑兒】懊惱，窨約。驚我來的，又不是樓頭過雁，砌下寒蛩，檐前玉馬，架上金雞；是兀那窗兒外梧桐上雨瀟瀟。一聲聲灑殘葉，一點點滴寒梢，曾把愁人定虐。”
這一場夢境，這一陣滴落于梧桐上的雨點，使全劇增添了不少的活氣。
元曲其他作家
高文秀，東平人，府學生。他雖然死得很早，但他的戲曲作品卻不少，據《錄鬼簿》所載有32種，據今所知有34種，存于今者僅《須賈誶范雎》《黑旋風雙獻頭》（以上2種見《元曲選》），及《好酒趙元遇上皇》（此1種見《元刊雜劇三十種》）3種。
《誶范雎》（“雎”，《元曲選》作“叔”）系敘戰國時范雎為魏齊及須賈所辱，偽死，得脫奔秦，做了秦的丞相，因得報復了他的舊怨。此劇《元曲選》作無名氏撰，茲據《錄鬼簿》，知為高文秀所作。
《黑旋風雙獻頭》（“頭”《元曲選》作“功”）系他所作的“水滸”劇本之一。他善于寫“水滸”故事，尤喜寫黑旋風李逵。此類劇本，所作不下8種，存于今者僅此1種。此劇敘宋江的舊友孫孔目欲偕妻郭念兒赴泰安神州廟燒香。他到梁山泊請一個“護臂”（即今所謂保鏢的人）。李逵自己出來要擔任這個差事。他們同到了泰安。有一個白衙內原與郭念兒相戀著，這時便乘機在飯店里拐了郭念兒回去。孫孔目到大衙門去告他，不料這衙門的官正是白衙內，便把孫孔目下在死牢。李逵進監牢用蒙汗藥把禁子迷倒了，救了孫孔目出來，夜間又去殺了白、郭二人，把雙頭帶上山去獻功。此劇里的李逵，雖然形狀生得黑怪，性格生得烈憨，然尚知道用計，心思也很精細，且殺人后曾題詩在墻上，與《水滸傳》的一部小說中所描寫的完全憨直愚魯的李逵不同。
《好酒趙元遇上皇》系敘一酒徒，因飲酒常醉而為家庭所棄，卻也因飲酒而遇到了微行的上皇，認作兄弟，反得了好結果。
鄭廷玉，彰德人，所作劇本共23種（據《錄鬼簿》），存于今者有《楚昭公》《后庭花》《忍字記》《看錢奴買冤家債主》等，俱見于《元曲選》，又有《崔府君斷冤家債主》1種，《錄鬼簿》未著錄，《也是園書目》以為系鄭廷玉作，今亦見于《元曲選》。
《楚昭公》系敘戰國時，伍子胥伐楚，楚昭公戰敗，賴申包胥向秦國求得了救兵，又恢復了楚國的事。其中還雜著些神怪的故事：一、這次戰事的開始，此劇說，系因吳國的一柄寶劍名湛盧的飛到楚國去，吳向楚王索取不得之故。二、當楚昭公兵敗時，逃難過江，船小人多。艄公說須疏者下船，以救此船的傾覆，于是昭公的妻與子都跳入水中去了，但龍神把他們都救上了岸。楚國恢復時，他們又得團圓了。
《后庭花》系以“包公故事”之一為題材。
《忍字記》系敘貪狼星被貶下凡，后復回原位的故事。
《看錢奴》，《元曲選》作無名氏撰，《錄鬼簿》及《也是園書目》俱以為廷玉作，系敘周秀才因窮賣子，后復得復聚的事，其中也雜有神靈的奇跡。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也是敘幽明果報的故事。從鄭廷玉現存的幾篇戲曲看來，差不多沒有一篇不有神道在內的，大約他很喜歡以神靈的奇跡來緣飾他的故事，也許他自己竟是一個迷信果報、相信神靈的奇跡的人。
尚仲賢，真定人，為江浙行省務官。他所作的戲曲，《錄鬼簿》載有10種，今知共有11種，存于今者有《單鞭奪槊》《柳毅傳書》及《氣英布》3種，俱在《元曲選》中。
《單鞭奪槊》有兩種不同的本子，俱系敘尉遲敬德的事，而事實不同。在《元曲選》中的一種，系敘尉遲敬德初投唐，單鞭打了單雄信，救了李世民的事；在《雜劇三十種》中的一種，系敘唐初諸國都削平了之時，李建成及元吉，欲奪太子之位，因世民有猛將尉遲敬德不敢下手，便在高祖面前說敬德的壞話，高祖便將敬德拿下，后又得赦免的事。這兩種不同的劇本，也許是尚仲賢一人所作，將尉遲恭的前后二事分開二本寫的，也許一種是尚仲賢作的，而其他一種是別的人作的。在這兩個假定中，似以前說為較可信。
《柳毅傳書》系敘龍女被她夫家棄在涇河岸邊牧羊，請柳毅為她傳書于母家。她叔叔錢塘君大怒，便去與她丈夫爭斗，將他吞入腹中，而以龍女許了柳毅為妻的事。
《氣英布》，《元曲選》作無名氏撰，《錄鬼簿》所載尚仲賢所作劇目，有此1種，黃文旸《曲目》也以為此劇系尚仲賢所作，系敘楚漢相爭之際，隨何說降了楚將英布。漢高祖初于濯足時接見他以挫折他的銳氣，后又十分籠絡他的事。
武漢臣，濟南府人，所作戲曲共11種（《錄鬼簿》僅載10種），存于今者有《老生兒》《玉壺春》《生金閣》3種。
《老生兒》系敘60歲的劉從善，家甚富有而無子，后散了家財，便得了一子的事。
《生金閣》也是以“包公故事”之一為題材的，包公在當時，已是一位中國古來最有名的審判官了，所以許多“故事”都附著于他的名下。即使在元曲中，敘述他的故事的也不在少數。
《玉壺春》系敘妓女李素蘭誓志欲嫁李玉壺，二人終于團圓了的事。
吳昌齡，西京人，所作戲曲凡11種，存于今者有《風花雪月》及《東坡夢》2種，俱在《元曲選》中。
《風花雪月》系敘八月十五月明之夜陳世英與桂花仙子相戀著，一宵過去，仙子別去了，世英戀念著她而病了的事。
《東坡夢》系敘蘇軾攜妓白牡丹去見佛印禪師，欲誘他娶了白牡丹而還俗，終于不成的事。
楊顯之，大都人，是關漢卿的一個最好的朋友，所作戲曲凡8種，今存2種，即《酷寒亭》與《瀟湘雨》，俱見于《元曲選》。
《酷寒亭》敘鄭孔目救了宋彬，二人結為兄弟。后孔目娶一妓為妻，她又與李成相戀。孔目知道這事后，乘夜殺了妻，李成逃去了。孔目因殺妻事被刺配于沙門島，李成恰是解差，欲害他，到了酷寒亭，被宋彬救去，并殺了李成報仇。
《瀟湘雨》敘張商英被貶到江州去，在淮河中船沉了，與他的女兒翠鸞失散。翠鸞為漁父崔老所救。后來與他的侄子崔甸士結婚了，甸士中了舉，又與考官的女兒結了婚。翠鸞去尋他，卻被他當作逃婢，押配遠地。她在臨江驛遇見了父親，這時商英已做了廉訪使，便去捉了崔甸士來欲殺他。因崔老的懇求，而赦了前罪，他與翠鸞復成了夫妻。這劇里的甸士，直不似一個有心腸的人，事實較之高明的《琵琶記》略略有些相同，然《琵琶記》中的蔡邕較似崔甸士好得多。在描寫人物的心理與性格方面，《琵琶記》也較這部《瀟湘雨》進步了千百倍。
李壽卿，太原人，將仕郎，曾除縣丞。他的劇本共有11種（《錄鬼簿》僅載10種），存于今者有2種，即《伍員吹簫》與《度柳翠》，皆在《元曲選》中。
《伍員吹簫》即敘費無忌害了伍員全家，伍員逃出楚國，沿途受了許多苦，后做吳國的相國，攻楚，拿住費無忌報仇的事。鄭廷玉也有一劇敘此故事，但他系從楚昭王方面寫，此則從伍員方面寫。
《度翠柳》，《元曲選》作無名氏撰，但《也是園書目》則題李壽卿作，《錄鬼簿》載他的所著劇名，也有此劇在內。此劇系敘月明和尚因妓翠柳本是如來法身，便去引渡她成了正果的事。
石君寶，平陽人，所作戲曲凡10種，存于今者有《秋胡戲妻》及《曲江池》2種，俱見《元曲選》。又有《風月紫云亭》1種，見于《元刊雜劇三十種》，《錄鬼簿》載君寶及戴尚甫的戲曲名目俱有此一種。不知現存的這一部究竟為何人所作。
《秋胡戲妻》敘魯大夫秋胡初時家甚窮苦，與羅梅英結婚才三日，便被迫去從軍。梅英為他守貞，不肯別嫁。十年之后，秋胡官至中大夫，請假回家，他走到近家的地方，見一女子在采桑，便以黃金挑引她，這女子不肯。他回家了，他的妻子隨后也歸來，發現原來她就是那采桑的女子。她大罵了他一頓，欲與他離婚，結果，因秋胡的母的勸慰，便復和好了。
《曲江池》敘少年鄭元和因戀著妓女李亞仙，墮落為“與人家送殯唱挽歌”的人。他父親鄭府尹知道了這事，便把他打得死去。他蘇醒后又淪落為乞丐。幸得李亞仙救了他，勸他讀書，后成為知縣。
這兩個故事都是民間流傳得最廣、最久的，至今尚有無數的人在重述著，尚有無數的伶人在演唱著。大約這些故事之所以傳播的范圍如此之大者，石君寶的劇本是有很大的力量的。有許多古代的故事，為民間所盛傳者，大半都是因元、明小說、劇本取了它們為題材之故。
戴尚甫，真定人，曾為江浙行省務官，所作戲曲共5種，今存者，除《紫云亭》1種不知是否即他所著的外，尚有1種《風光好》，見《元曲選》。《風光好》敘宋高祖時陶谷奉使南唐，被宋齊丘等以妓秦弱蘭誘惑他，因此不能畢其使命，只得逃依故人杭州錢椒王處。不久，宋兵滅了南唐，秦弱蘭避難來杭，因與陶谷結婚了。
張國賓，一名酷貧，大都人，為喜時營教坊勾管，即當時人所稱為倡夫的。他所作的戲曲凡4種（《錄鬼簿》作3種），存于今者有3種，即《合汗衫》《羅李郎》及《薛仁貴》，皆見《元曲選》。當時與他同道的人，以戲曲家著稱的，還有趙文敬、紅字李二及花李郎。他們的劇本，皆不傳。國賓諸人雖為士大夫所看不起，然他們的作品在當時卻流傳得極廣、戲曲的藝術價值也不見得比所謂士大夫的壞。
以上諸人皆為第一期戲曲家中作品留傳于今稍多的，至于僅余1種作品的戲曲家，則尚有王仲文、紀天祥、孫仲章等10余人。
王仲文，大都人，作曲10種，僅《救孝子》一劇傳于今（見《元曲選》）。
紀天祥，是大都人，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作曲6種，今傳《趙氏孤兒》1種，見《元曲選》。
孫仲章，是大都人，或以為他是姓李，作曲3種（《錄鬼簿》作2種），有《勘頭巾》1種傳于今，見《元曲選》。
石子章，大都人，作曲2種，今存《竹塢聽琴》1種于《元曲選》中。
王伯成，涿州人，作曲2種，今存《李太白貶夜郎》1種，見《雜劇三十種》中。
李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作曲3種，今傳《張生煮海》1種，見《元曲選》。
李文蔚，真定人，曾為江州路瑞昌縣尹，作曲12種，今僅存《燕青博魚》1種，見《元曲選》。
岳伯川，濟南人，或云鎮江人，作曲2種，今傳《鐵拐李》1種，見《元曲選》。
康進之，棣州人，或以他為姓陳，作曲2種，皆敘黑旋風李逵事，今存其一，名《李逵負荊》，見《元曲選》。
張壽卿，東平人，浙江省掾吏，作曲1種，名《紅梨花》，今存于《元曲選》中。
狄君厚，平陽人，有《晉文公火燒介子推》一劇，見于《雜劇三十種》中。
孔文卿，是狄君厚的同鄉，有《東窗事犯》一劇，亦見于《雜劇三十種》中。在第二期戲曲家金仁杰的戲曲目中，亦有與此劇同名的1種。不知此劇究竟是誰作的？
李行甫（一作行道），絳州人，有《灰闌記》一劇，見《元曲選》中。
李直夫，女真人，住于德興府，作曲凡12種（《錄鬼簿》作11種），存于今者僅《虎頭牌》1種，見于《元曲選》。
孟漢卿，亳州人，作曲1種，名《魔合羅》，亦見《元曲選》中。
第二期的作家，有作品之存于今者，較之第一期少得許多。在30個作家中，僅有曾瑞、宮天挺、喬吉甫、鄭光祖、金仁杰及范康等6人，我們現在尚能讀到他們的劇本，至于其余的人，則所作都已散佚無存了。
曾瑞，字瑞卿，大都人（亦作大興人），從北方遷于南方，定居在杭州，不愿仕，自號褐夫。他死的時候吊者有千余人。他所作曲僅有1種，即見于《元曲選》中的《留鞋記》。
宮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為釣臺書院山長，死于常州。他所作劇凡6種，存于今者2種：《范張雞黍》見于《元曲選》，系敘范巨卿、張元伯的生死不渝的友情的；《嚴子陵垂釣七里灘》見于《雜劇三十種》，系敘嚴子陵、劉文叔（即漢光武）不以富貴易操的友情的。
喬吉甫，字夢符，太原人，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旅居杭州，卒于至正五年二月。他所作曲有11種，今傳其3種，《金錢記》《揚州夢》及《玉簫女》，俱見于《元曲選》。喬吉甫為元六大劇作家之一，與同時的鄭光祖及第一期的關、王、馬、白齊名。
《金錢記》系敘韓翃的戀愛故事。
《揚州夢》系敘杜牧的戀愛故事。
《玉簫女》系敘韋皋與韓玉簫的戀愛故事。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他與喬吉甫同為第二期最負盛名的作家。鐘嗣成謂他：“名聞天下，聲振閨閣；伶倫輩稱鄭老先生，皆知其為德輝也。”所作劇本凡19種（《錄鬼簿》載17種），傳于今的凡4種：《王粲登樓》《倩女離魂》《梅香》3種見《元曲選》；《輔成王周公攝政》1種見《雜劇三十種》。
《王粲登樓》敘王粲辭母出游，所至不遇，后到荊州，登高樓而思鄉，最后則做了大官，與蔡邕女結婚，復與母重聚的事。
《倩女離魂》敘倩女與王文舉相戀，文舉赴京應舉，倩女的魂離了軀體隨他同去的事。
《梅香》敘白敏中幼與裴度之女小蠻訂婚，后裴夫人不提起婚事，而敏中卻與小蠻熱烈地相戀，由一個梅香樊素在中傳信。全劇的結構極似《西廂記》，《西廂記》里的紅娘便是這劇里的樊素。
《周公攝政》敘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但后來周公與成王終于諒解的事。
金仁杰字志甫，杭州人，曾為建康崇寧務官，天歷二年卒。所作凡7種，今存《蕭何追韓信》1種，見于《雜劇三十種》中。尚有《東窗事犯》1種，亦見于《雜劇三十種》中。但孔文卿亦有與此同名的一劇，不知究為何人所作。
《蕭何追韓信》系敘楚漢之際的大英雄韓信，流落不遇，后終為蕭何所力舉，得成滅楚的大功業的事。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作曲2種，今傳《竹葉舟》1種。鐘嗣成謂他：“編《杜子美游曲江》，一下筆即新奇。”惜此劇今不傳。
《竹葉舟》系敘呂洞賓點化陳季卿成仙的事。
在第二期的初時，尚有楊梓及羅本。
楊梓曾作《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諸劇，但《錄鬼簿》并未敘到他。他是海監人。至元三十年（1293年）時，元師征爪哇，他以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以500余人，船10艘，先往招諭之。元兵繼進，爪哇降。后為安撫大使，官至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元曲作家都為末官小吏，為大官者，僅楊梓一人而已。他的劇本，存于今者有《霍光鬼諫》1種，見于《雜劇三十種》中，又有《豫讓吞炭》1種，見于《元明雜劇二十七種》中。
羅本，字貫中，武林人，作小說甚多。近來尚流行之《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殘唐五代》，俱相傳為他所著。所作劇本，有《宋太祖龍虎風云會》存于今，見于《元明雜劇二十七種》中。
第三期作家的作品，存于今者尤少。在25人中僅有秦簡夫、蕭德祥、王曄、朱凱4人各有作品一二種流傳下來而已。
秦簡夫作劇5種，存于今者有《東堂老》《趙禮讓肥》2種，俱見于《元曲選》。
《東堂老》敘趙國器因子不肖，將死時，托孤于李實，實有君子風，人稱為東堂老，果然不負所托，使敗子終于回頭。
《趙禮讓肥》敘趙孝、趙禮兄弟孝于母，在虎頭寨被馬武所捉，欲殺之，兄弟爭死，馬武因釋放了他們。后馬武助劉秀打平了天下，又舉薦趙氏兄弟二人為官。
蕭德祥，杭州人，以醫為業，號復齋，善于作南曲。所作劇本共5種，今僅存《殺狗勸夫》1種，見《元曲選》（原作為無名氏作）。此劇為后來南劇中有名的《殺狗記》所本，敘孫榮與弟孫蟲兒不和，反去親近鄉里小人。他的妻楊氏欲勸諫他，便將一狗殺了，去了頭尾，穿上人衣。孫榮見了，以為殺死了人，便大驚起來，欲請朋友幫助拿去埋了，但他們都不肯去，只有他兄弟孫蟲兒肯。后來，他們反到官去告孫榮殺人。開了土看，卻原來是一只狗。孫榮無事回家，自此他便與兄弟和睦起來。
王曄，字日華，杭州人，作劇3種，今有《桃花女》1種，存于《元曲選》中（原作為無名氏撰）。此劇敘洛城算卦的周公因知桃花女有妙道高法，甚嫉妒她，因此，托詞娶她為媳婦，欲陷害她。不料桃花女道法更高，周公只得屈伏，以兒子得到一個高明的妻自慰。
朱凱，字士凱，籍貫不詳。他作小曲極多，劇本有2種，今傳《昊天塔孟良盜骨》1種，見《元曲選》中（原作為無名氏撰）。
《孟良盜骨》系敘宋初“楊家將”故事之一則。“楊家將”的故事至今尚盛傳于中國民間，楊令公、楊六郎及孟良之名差不多連婦孺都十分熟悉。
《錄鬼簿》所不載的戲曲作家，尚有李致遠、楊景賢二人，其作品俱見錄于《元曲選》中。他們的真確時代，我們不能知道，大約是第三期的人。
李致遠所作，為《還牢末》一劇，敘的是“水滸”故事之一。李逵奉令下山邀劉唐、史進入伙，因打死人入獄，賴李孔目救之，得以免死。李孔目的第二個妻，與趙令史相戀，便去告他私通梁山泊，以李逵給李孔目的金環為證。他被捕下獄，幸得李逵又下山救了他，并捉了趙令史及孔目的第二個妻回山殺死。
楊景賢所作，為《劉行首》一劇，系敘仙人馬裕奉師命度脫一個女子名劉行首的故事。
在這三個時期中，還有許多無名作家的劇本流傳于今。在《雜劇三十種》里的，有《諸葛亮博望燒屯》《張千替殺妻》及《小張屠焚兒救母》3種；在《元明雜劇二十七種》里的，有《漢鐘離度脫藍采和》《龍濟山野猿聽經》《蘇子瞻醉寫赤壁賦》3種；在《元曲選》里的，有《馮玉蘭》《碧桃花》《貨郎旦》《連環計》《抱妝盒》《百花亭》《盆兒鬼》《梧桐葉》《漁樵記》《馬陵道》《神奴兒》《小尉遲》《謝金吾》《凍蘇秦》《硃砂擔》《來生債》《鴛鴦被》《風魔蒯通》《陳州糴米》《合同文字》《隔江斗智》《舉案齊眉》及《三虎下山》23種。其中有好幾篇是不下于關、馬等6大家的作品的。他們的題材，一部分是“水滸”的故事，一部分是“包公”的故事，也有取“三國”“戰國”及其他流傳的故事的；而以取“包公”故事為題材的為最多，如《合同文字》《神奴兒》《盆兒鬼》《陳州糴米》等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