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研究中國鄉約制度的進展，一定先要了解整個農村組織的進展；我們要研究鄉約制度在中國鄉治里面的地位，在中國鄉治里面的貢獻，尤其要了解整個農村組織的進展。中國農村數目那么多，歷史那么久，自然不容易有詳細的分析，準確的了解。不過從大體上說起來，我們可以把中國農村組織，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是周以前的傳說時期，第二是秦漢以后的破壞時期，第三是北宋熙寧以后的補救時期。周以前的農村組織，據《周禮》《管子》各書所載，非常完整，非常嚴密，不特中國后代不能恢復舊觀，就是東西后進也無可比擬。這就使我們懷疑周以前的制度是后人假造，至少是紙上空談；不然我們就得承認中國文化是倒退的，中國農村是下降的。秦漢以后，那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的精密組織，事實上是沒有了，剩下來的只有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的鄉亭制度。東晉南渡以后，戶口版籍完全喪失，農村組織根本推翻；雖然元魏、北齊、隋唐都曾按照古法，稍為有一點規定，然而為的是征收賦稅，執行法律，和鄉治實在沒有多少關系。宋初也是依照唐制，因循茍且，沒有什么發展；一直到了熙寧年間，王安石的保甲青苗，呂和叔的鄉約鄉儀先后成立，才展開中國近代鄉治局面。至于熙寧以后的進展情形，自然是十分復雜；我們只能在這個地方簡單敘述。因為本章的目的，不是討論中國農村組織的自身；而是從中國農村組織的進展，去觀察中國鄉約制度的地位、貢獻和進展。
周以前的農村組織，最滑稽的是關于黃帝時候的記載：“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中。一則不瀉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斗訟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七為州。夫始分于井則地著，計之于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文獻通考》卷十二首段。殷以前的民族，多半是游牧民族，殷以前的社會，也多半是游牧社會，哪里會有這樣嚴密的鄉里制度，這樣整齊的井田制度。何況黃帝只是傳說里面的人物；黃帝的鄉里制度和井田制度，自然也只是傳說里面的制度。
《周禮》里面所記載的農村組織，比較黃帝時代的傳說更加嚴密；然而可靠的程度還不很高。當然《周禮》不是周公的手筆，也不是周公的政書，而是后人所編輯；不過里面的東西，或者有一部分是事實，或者有一部分是法規。從北歐古代農村的研究，我們已經知道原始農村社會的組織和田制，是比較完備的；封建農村社會的組織和田制，尤其是十分完備，簡直有一點像我們中國的鄉里制度，井田制度。(1) 因為原始農村社會的主要問題是食糧，封建農村社會的主要根據是土地，所以田制自然成了中心問題；土地分配的平均，尤其為社會所注意。周家是一個農業民族，周朝是一個封建國家，或者真正實行過井田制度，以及類似井田制度的土地平均分配制度，也是可能的事件。就是《周禮》里面的制度，完全是子虛烏有，《周禮》在中國農村進展的影響，還是不可漠視。因為元魏以后的里制，以及什么保甲鄉約，都是依照古法——《周禮》里面的法制——所以不是古制復活，便是理想實現。《周禮》的最小貢獻，可以相當于柏拉圖的《理想國》，摩爾的《烏托邦》。我們本來沒有工夫討論《周禮》的真偽問題，周制的真偽問題；我們也不必討論《周禮》的真偽問題，周制的真偽問題。因為周制在秦漢以后，早已不復存在，失去歷史上，文化上的繼續性。《周禮》卻在后來學者的思想里面，占有一個最大的地位，在后來社會的制度里面，也有不少的貢獻。真的《周禮》固然可以顯示過去民族的光榮，假的《周禮》還能引起后世農村的改善。理想國，烏托邦可以受盡國人的膜拜；難道比理想國還理想，烏托邦還烏托的《周禮》，便一錢不值嗎？
依照《周禮》的記載，六鄉的農村組織，和六遂稍為有一點不同；六鄉是指王城百里以內，六遂是指王城百里到二百里的地方。六鄉的組織，是“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周禮·地官·大司徒》。上面的組織，除了族以四閭構成，湊成百家整數以外，其他階級都是以五進位，真是十分整齊，十分嚴密。每一級組織，有一個鄉官，主持一切調查，教化，軍旅的事情，把政治和教育，文事和武事打成一片，完成所謂“政教合一”，“文武合一”的理想。鄉的鄉官叫作鄉大夫，州的鄉官叫作州長，黨的鄉官叫作黨正，族有族師，閭有閭胥，比有比長，都由本他人民充當，所以叫作鄉官。秦漢郡縣長吏皆為地方官吏，只有三老，孝弟，力田仍是鄉官；秦漢以后便只有官吏而無鄉官，只有差役而無鄉老，鄉村自治永遠沒有跑到縣的那個階級。
六遂的農村組織，和六鄉相差不遠；不過名稱不同，官階也要稍為低一點。六鄉是五家為比，六遂便是五家為鄰；六鄉是五比為閭，六遂便是五鄰為里；六鄉是四閭為族，六遂便是四里為酂；六鄉是五族為黨，六遂便是五酂為鄙；六鄉是五黨為州，六遂便是五鄙為縣；六鄉是五州為鄉，六遂便是五縣為遂。然而每階級所包含的戶口，是完全一樣。六鄉鄉大夫每鄉一人，官階為卿；六遂則只有遂大夫每遂一人，官階為中大夫。六鄉的州長為中大夫，六遂的縣正為下大夫；六鄉的黨正為下大夫，六遂的鄙師為上士；六鄉的族師為上士，六遂的酂長為中士；六鄉的閭胥為中士，六遂的里宰為下士；六鄉的比長為下士，六遂的鄰長便沒有官階。所以六鄉鄉官的官階，總是比六遂鄉官的官階高一級《周禮·地官·遂人》。
除了普通戶籍組織以外，還有卒伍組織，也是農村組織的一部分；因為那個時代兵農不分，農民就是兵士，兵士就是農民，一方保護鄉里，一方捍衛國家，不像現在的募兵制度，兵士受農民供給，農民反被兵士騷擾。《周禮》里面所記載的卒伍制度，和普通組織并行，不惟階級相同，進位的數字也是相同的。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每伍五人，每兩二十五人，每卒百人，每旅五百人，每師二千五百人，每軍萬二千五百人，都由同級的鄉官統率《周禮·地官·小司徒》。
周朝是中國封建制度盛行的時代，《周禮》似乎是王畿里面的法制；諸侯采邑里面的情形，不見得和王畿一樣。現在我們找出的材料，只有《管子》立政，乘馬，小匡各篇的記載，或者可以代表齊國的情形。(2) 《管子》這書自然也靠不住，不過關于農村組織這一點記載，似乎還有一點可靠。小匡篇用的是談話口吻，合乎齊國實情，或者實際曾經辦理也未可知。齊國共有二十一鄉，管子按照職業分離原理，要劃成工商六鄉，士農十五鄉；又按照高國勢力支配，要劃成公家十一鄉，高子五鄉，國子五鄉。談話以后并且注有“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表示這種制度是曾經實行過的。
小匡篇所載的組織階級，是“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不過那是指三國里面（公家，高子，國子）的組織階級；五鄙里面的組織階級，又要稍為不同一點。五鄙雖然也是五家為軌，軌有長。不過是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長；十卒為鄉，鄉有良人；名稱有一點改變，戶數也稍為少一點。《管子》所載的制度，和《周禮》所載的制度一樣，也是主張兵農合一的政策，在普通組織的旁邊，又加上一個軍旅組織。一方是五家為軌，一方是五人為伍，由軌長統率；一方是十軌為里，一方是五十人為小戎，由里有司統率；一方是四里為連，一方是二百人為卒，由連長統率；一方是十連為鄉，一方是二千人為旅，由鄉良人統率。
立政篇所載的制度，和小匡篇所載的相差頗遠；誰真誰假，我們也無法判斷，只好引在這里作為參考。按照立政篇的制度，一國分為五鄉，每鄉有鄉師一人；一鄉分為五州，每州有州長一人；一州分為十里，每里有里尉一人；一里分為十游，每游有游宗一人。游宗下面有什長，管理十家；什長的下面有伍長，管理五家。不過多少家為一游，立政篇也沒有明白記載；大約不是五十家，便是一百家，我們也不必去追求了。
除了這兩種基本組織以外，乘馬篇里的士農工商段，又有幾個特別的組織，也可以引在這里作為參考。在官制的下面，六里為暴，五暴為部，五部為聚，五聚為鄉，四鄉為方，這大約是指區域的劃分。至于戶口的編制，是五家為伍，十家為連，五連為暴（同官制的暴不同），五暴為鄉，四鄉為都，稱為邑制。最難了解的莫如事制，事制同官制、邑制是互相連串而成的，所以官成而立邑，邑成而制事。不過那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的制度，便難以解釋，或者竟指當時的田制也未可知。
上面講的都是春秋以前的可能組織，戰國社會經過那種急劇的變化，農村組織自然也會有相當的更改。我們可以推論的，只有商鞅變法那一點，在上面廢了封建，立了郡縣；在下面廢了井田，立了阡陌。但是戰國農村組織改變到怎么一個程度，我們一點沒法知道。一直到了秦末漢初，我們才有了一點證據。秦末的農村組織，大約是鄉亭制度——五里一郵，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只拿地方作標準，而不拿家數作標準。井田制度在戰國漸次毀滅以后，人民的居處不像從前的固定，人民的數目不像從前的清楚，所以五五進位的農村組織，便不容易實行。這個鄉亭制度，大約是創始于戰國，完成于秦代，到了西漢時代，已經是十分普遍，并且有統計的證據。按照歷史的記載，西漢時代共有二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亭，六千六百二十二鄉，一千六百八十七縣或和縣相等的道（蠻夷曰道）、國（列侯所食曰國）、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文獻通考》卷十二。平均計算起來每縣（或是道、國、邑）約有四鄉，每鄉約有四亭半，并不是真正的十亭一鄉，十鄉一縣。里郵的名稱雖然存在，里郵的統計卻是沒有，大約不是一個重要的單位。秦漢鄉治的主要單位自然是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等領袖；亭只有亭長，郵只有郵長，里也許連領袖都沒有的。
鄉三老是秦漢以后鄉治里面的最高領袖，他的年齡要在五十以上，他的人格要為民眾所敬仰，才能被選為鄉三老，才有感化民眾的能力。假使《周禮》的德化主義是真的，鄉三老可以說是德化主義的最后余波；假使《周禮》的德化主義是假的，鄉三老可以說是德化主義的最先試驗。鄉有鄉三老，縣亦有縣三老，由鄉三老中選任，幫同縣令丞尉辦理縣政。三老不惟下可教化民眾，并且上可直達朝廷，把人民的鄉治和政府的專制打成一片；假使因而發展，中國民治的進程，一定不會像唐宋時代那樣衰頹的。漢王違約出關，新城三老遮說漢王，漢王乃舉哀發義帝喪，邀同諸侯討伐項羽。戾太子發兵誅亂，謠傳以為謀反，壺關三老竟能上奏天子，挽回帝意。王尊是一個賢明的京兆尹，政府無故免職，三老竟可奏聞天子，復任徐州。三老的魄力真是不小！以上俱見《文獻通考》卷十二。
同三老相仿佛的德化領袖是孝弟，農業領袖是力田，高后時代才有的。孝弟力田，秩高至二千石，恐怕不能每鄉都有，只和縣三老一樣，每縣一人。三老、孝弟、力田的功用，都是鄉治的正面；至于鄉治的反面，便寄托在嗇夫，游徼和亭長手里。鄉三老、嗇夫、游徼是鄉制里面的三角領袖，亭長便是亭制里面的單頭領袖。嗇夫的職責，是聽訟和收稅兩種，游徼便要巡行鄉里，查禁盜賊；照現在的官吏比起來，嗇夫是一個法吏兼稅吏，游徼便是一個巡官。亭長的功用，和游徼相差不多，要演習武藝，捉拿盜賊，漢高祖微時便是這樣一位鄉治領袖。《文獻通考》卷十二。
東漢的鄉治制度，仍然和西漢一樣；不過鄉小的縣，每縣只有嗇夫一人，因為訴訟賦稅比較清簡，一個人便足應付。亭長的制度和功用，還是和從前一樣；不過亭長下面的郵長沒有了，另外增加里魁、什長、伍長之類。里魁管理百家，什長十家，伍長五家。西晉雖然經過三國的變亂，還可尋出一點銜接的痕跡——嗇夫照舊存在，里魁改成里吏；不過德化中心的三老便從此和中國鄉治永別了。因為人口稀疏，五百戶也可成為一縣；不過一縣只有一鄉，所以實際縣就是鄉。三千戶以上的縣有二鄉，五千戶以上的縣有三鄉，萬戶以上便有四鄉。最小的鄉只有五百戶，最大的鄉或有五千戶；不管戶口多少，每鄉都有嗇夫一人。千戶以下的鄉有治書吏一人；千戶以上的鄉有史一人，佐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戶以上的鄉，佐增至二人。鄉的下面，大約是百戶為一里，有里吏一人；不到百戶的地方，也可成為一里，不過至少不得低于五十戶。《文獻通考》卷十二。
自從東晉南渡以后，農村組織大受摧殘，北方的人民固然是流離失所，南方的農村也主客錯雜，組織不易。加以蘇峻作亂，把南方的戶口版籍一齊焚化，戶籍尚且弄不清楚，哪里談到組織。大約南朝在這二三百年的中間，仍然保存著一種有名無實的里制，而事實上都是雜亂無章。范寧上孝武的表，頗能證明戶口雜亂，閭伍不修情形：“……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狹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隴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劉裕上安帝的表，也說“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文獻通考》卷十二。
北朝元魏對于農村組織，稍為有過一點工作，不像南朝各代專門注意土斷戶籍問題。太和十年（公歷四八六年）的時候，距拓跋珪開國的時候，已經有百年光景，還是沒有鄉里組織。所以給事中（或稱內秘書令）李沖上言，宜依照古法，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取鄉人疆謹者任之，謂之三長制度。經過幾次的反對和辯論，他的主張卒經采用；最初因手續煩難，人民多不歡迎，后來漸次相習，也還滿意。北齊農村組織，規定十家為鄰比，有鄰長一人；五十家為閭，有閭正一人；百家為族黨，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隋文帝受禪后，改為五家為保，五保為閭，四閭為族，皆有正；畿外稍為不同一點，有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等名稱。開皇九年（公歷五八九年）依蘇威的奏呈改定百家為里，長一人，為唐宋里長名稱原始；五百家為鄉，正一人，處理本鄉訟訴爭議。開皇十年虞慶奏稱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于民，并且有黨與愛憎，公行貨賄的事實，所以就把鄉正拿來廢了。以上俱見《文獻通考》卷十二。
唐代雖然號稱政治修明的一個黃金時代，然而鄉治制度，還是依然故我，沒有什么新的設施。組織方面大約是依照隋制，百戶為里，五里為鄉；不過里的下面，又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的說法，不知道怎么樣湊成百戶的里。每里有里正一人，職責是“按比人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說得也還冠冕堂皇，不過實際恐怕是專管“催驅賦役”。除了里正以外，又有坊正和村正的設立；坊正設在市鎮，村正設在鄉村，專“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百家以上的大村，除了里正一人，村正一人以外，另外可添加村正一人；十家以上的小村，便并入鄰近大村，不另置村正。《文獻通考》卷十二。
五代時候又經過一個長時間的變亂，農村組織的破碎，我們可以想見。從歷史的記錄，我們只知道周顯德五年（公歷九五八年）曾令各地歸并鄉村，大率以百戶為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團的下面還有什么組織，團的上面還有什么組織，并沒有明白規定。耆長的職務倒還十分重要；一種是普通的查察奸盜，一種是特別的平均地權。察盜自然是日常工作，均地便是每三年實行一次《文獻通考》卷十二。宋代的基本組織，仍然是唐時遺留的里制，里的上面有鄉；城市仍然是唐時遺留的坊，坊的上面有廂。譬如江陰城關在宋時有南北兩廂：南廂統善政、永安二坊；北鄉統升俊、北布政、南布政、欽賢、應和、北能仁、南能仁等七坊。鄉村共有順化、來春、昭聞等十七鄉；遷鶯、千秋（屬順化），懷仁、守節、遵大、青山（屬來春）等五十五里。《江陰縣志》卷二，疆域篇頁二至三。
自黃帝至周末是一個傳說時期，傳說的制度雖然是十分精密，然而究不可靠。秦漢至唐宋是一個混亂時期，農村組織屢次更改，鄉治精神根本喪失。一直到了熙寧以后，保甲、鄉約、社倉、社學才逐漸推行，鄉治精神和事業兩方，都有改善的趨勢。保甲組織最初為程顥所創，曾經在晉城縣實行過，成績極佳。當時叫作保伍法而不叫作保甲法，“度鄉里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管殘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疾病皆有所養”。(3) 王荊公大約是看見晉城的實例，想起《周禮》的兵農制度，便訂了一種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五百家為都保的新法，先在開封附近試行，然后在各路推行。王荊公的保甲制度里面，并沒有甲的名種，不知何以叫作保甲法？甲的名稱恐怕是明代里甲制度里面才開頭采用的。(4)
保甲制度并不是一個基本的農村組織，只是一個兵農混合組織，所以保甲行使的地方，里制也還可以照舊存在。荊公以政府的力量，極力推行保甲，然而上受朝廷大臣的反對，下受地方官吏的蒙蔽，結果還是不能普遍。荊公下臺以后，自然無人維持；到了哲宗時代，便連舊有的也漸漸放棄，保甲制度并不是怎么一個壞制度，不曉得當時的大臣，為什么要死力反對？當時的官吏，為什么不實心奉行？大約前者是荊公求功太切，以致觸怒舊臣；后者是荊公用人不當，以致敷衍了事。南宋以后，保甲制度漸為學人所稱道，成為《周禮》比閭族黨的副本，有名的政治家，都是奉為金科玉律。朱熹、真德秀在學術上，在政治上的地位何等顯著，他們都是提倡保甲的；明代的王陽明、呂新吾、劉蕺山、陸桴亭都是提倡保甲的學者。明末和清代簡直列入憲章，成為重要國法之一；現代的自衛組織，又何嘗不是王荊公保甲制度的遺意；時代真是冤人！
農村自衛的保甲組織，是在熙寧三年（公歷一〇七〇年）實行，誰知六年以后的熙寧九年，又發現了一個新奇的鄉約組織。鄉約是一種鄉里公約的意思，不過也附帶有相當的組織，相當的事業；因為空洞的約文，是不易實行，也不易持久的。鄉約的發明，大約是汲郡呂大鈞（字和叔）的手澤；在他的本鄉藍田實行，普通叫作“呂氏鄉約”，也有人稱為“藍田鄉約”。鄉約的條目，只是“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款，我們以后自然會有詳細的解釋。鄉約組織頗為簡單，每約有約正一人或二人，由大家推舉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他們的責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約眾，在具體方面是主持禮儀賞罰，仿佛秦漢的三老。除了約正以外，還有直月一人，由全約人士按照年齡大小輪流充任。每月有月會一次，公同聚餐，公舉善行惡行，記之于籍，以示勸勉或警戒。第三四兩章有詳細討論，及材料來源。
呂氏鄉約在北宋自然是名重一時；不過懷疑的人很多，反對的人也不少。康王南渡以后，關中文化根本消失，鄉約制度自然也是掃地無余。假使沒有朱子出來大事整理，恐怕以后的發展也是沒有的。朱子把呂氏鄉約鄉儀，從支離錯誤的材料，編輯成為一個完善的原本；又因原本的根基加以修改，成為朱子增損呂氏鄉約。我們現在所看見的呂氏鄉約，多半是朱子增損的呂氏鄉約，而不是朱子編輯的呂氏原約，這是談鄉約的人所不可不知的。朱子不惟提倡鄉約，并且對于保甲、社倉、小學的工作，也分別提倡——尤其是對于社倉和小學方面貢獻尤大。倉庫制度和學校制度發達已久；不過農村自立的社倉，兒童基礎的小學，恐怕朱子是首創的人，至少是提倡最力，功績最大的人。可惜朱子沒有看出鄉約、保甲、社倉、社學四者相互的關系，主客的關系，虛實的關系，沒有把它們打成一片，完成農村的組織，實現《周禮》的制度。第五章有詳細討論及材料來源。
中國農村組織的進展，一直到了朱子手里，才有一點相當的把握。呂氏鄉約不用說只是一種空洞的制度，只是一種地方的試驗，在朱子以前并沒有多大實力。何況金人入主中原，關中文物完全消滅，這個前程遠大的鄉約制度，也就隨著時代的潮流，無形中犧牲了。保甲的實行，因為有政府的后盾，自然比較普遍；不過也從沒成為一個全國的制度，實際的制度。荊公罷相以后，各種新法漸次取消，保甲也是其中之一，所以熙寧年間雖然有保甲，鄉約兩個新的農村組織出現，熙寧以后便又恢復以前的狀況，并無所謂真正農村組織。不過保甲自衛的組織雖然取消，保甲自衛的功用雖然剝削，而保甲的名義在南北宋都是若斷若續的存在著；只是領袖變成差役，工作變成催賦。兩漢以后賦役尚輕，弊端尚少，雖經過南北兩朝的連年變亂，民間尚不見得十分困苦。唐代初稱小康，人民頗能安居樂業；玄宗天寶以后，連年征戰，賦役問題日趨嚴重，居鄉的困于賦，外出的困于役。一直到南北兩宋，賦役問題更鬧得天昏地黑，沒有法子解決。農村社會里面，沒有旁的事件，也沒有旁的問題——窮民一天到晚應付租賦，富民一天到晚應付催役；在這種環境的下面去提倡保甲，提倡鄉約，提倡社倉，提倡社學，沒有極賢明的守令，沒有極能干的領袖，是不會有偉大的成效，是不易維持長久的。所以我們在這里所討論的農村組織，并不是流行的組織，而只是特出的組織——并不是保甲鄉約的推行，而只是保甲鄉約的試辦。
元代的基本農村組織，大約沒有重大的變動；里正的名稱，嘗見于正史，廂坊鄉里的區劃，也散見各種縣志。譬如江陰縣志說元代南北兩廂增淳和、太平、耆德三坊，其余鄉里都是照舊存立；然而新昌縣志說元時改廂為隅，改鄉為都，改里為圖，不用名詞而以一二次序，似乎近代的都圖制度是從元代開始的《新昌縣志》卷一，頁二。此外元代還有一個特出的社制，和鄉里制度是并存的。每社五十家，無論何色人等，都要加入；五十家以上，百家以下只有一社，百家以上可另行組織，五十家以下附屬鄰社。社長是由人民公舉，一要年高，二要通曉農事，三要有兼丁，才能被舉為社長《元典章》卷二三，頁三。社長的職務很多，除了賦役歸里正催辦以外，其余的地方自治事業，像農事、水利、社倉、救恤，都歸社長管理。不過后來里正常有規避差役的事情，以致賦役也弄到社長身上，雖經三令五申，結果還是不能滿意。
元代的社制是秦漢以后最完整的農村組織；雖然對于保甲、鄉約沒有特別提倡，然而鄉約、保甲的根本精神，也都包含在里面。社長主要職責是勸課農桑，不聽勸誡的惰民，社長可以用書面報告提點官處罰。當然不敬父兄及兇惡的人民，也要報呈處罰。犯法的農民，社長在他們門上，大書所犯事項，以示羞辱，俟其改過自新，乃毀之；其不改者，罰充本社夫役，頗有鄉約勸善懲惡的意思《續文獻通考》卷十六。可以謀求水利的地方，由社長率領農民自動辦理，由政府加以補助；蝗蟲的防除，也是由社長率領農民辦理。蟲旱成災，社長可以呈請政府驗明，減免賦役。乃至開辟荒地，保護禾稼，都由社長主持，農民合辦。社學附設本社，聘請通曉經書者一人為學師，在農閑的時候，教授本社子弟的孝經、小學、大學、論孟、經史之類。社倉又叫義倉，也是每社一所，在豐年每家按口一斗，存儲倉中，歉年又可按口領用，以備荒災。
明代所立的糧長和里甲制度，純粹是為賦役而設，和鄉治沒有什么關系。基本農村組織，恐怕還是依照宋元的舊制；不過鄉里日少而都圖日多。譬如《平陽縣志》所載明時共有一隅，二鎮，五十五都；隅指縣城，鎮指市鎮，都指鄉村。他們的等級相同，他們的下層組織都叫作圖，全縣共有二百五十二圖。每圖的下面又分為甲，每甲轄地三百畝。有充里一名，而沒有糧長和里長的名稱。《江陰縣志》所載明時組織，仍是南北兩廂，廂下仍是坊，坊下卻新添了圖的一級；鄉村仍是十七鄉，舊有五十五里改為五十都，都下又有三百六十五圖。又引舊日蔡志，說每圖分為十甲，每甲實田二百七十畝，和平陽情形相差極少。《象山縣志》所載，也是鄉都圖三級；政實鄉有八都二十一圖，歸仁鄉有九都十二圖，游仙鄉有七都十二圖。糧長制度是在洪武四年（公歷一三七一年）頒行的；以萬石為率，設長副各一人，以督其鄉之稅糧。一直到了洪武十四年（公歷一三八一年）才詔天下編賦役黃冊。凡一百一十戶為一里，里有里長；十戶為甲，甲有甲首；一年一周，輪流應役。
此外農村各種事業組織，自從經過明太祖，王陽明君臣的提倡，在明代也逐漸發達。到了嘉靖年間，鄉約、保甲、社倉、社學都經政府的提倡，都有正式的規條，幾乎成為一個整個鄉治系統。洪武開國不久，天下太平，人民豐富，明太祖對于保甲，社倉沒有什么設施。社學是教化子弟最重要的工具，明太祖對于儒家教化主張，尤其是十分相信，洪武八年的時候，即已下詔天下，設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鄉約在呂氏和朱子手里，還只是人民的公約，人民的友助，所以沒有正式采用。不過明太祖對于民眾教育，也有兩種新的設施，后來竟和鄉約打成一片。這兩種設施：一個是圣訓六諭，和呂氏四條差不多的規條；一個是申明旌善亭子，和朱子善簿惡簿差不遠的辦法。六諭：一曰孝順父母，二曰尊敬長上，三曰和睦鄉里，四曰教訓子孫，五曰各安生理，六曰無作非為。自從嘉靖正式采入鄉約宣講以后，一直傳到滿清康熙年間，還是鄉約的根本。不過洪武六諭初頒的時候，并沒有鄉約的名稱，也沒有宣講的辦法，只在每里選一耆老，手持木鐸，巡行鄉里，且擊且誦，以警悟民眾。申明亭為的是宣布惡行，使惡者有所儆；旌善亭為的是宣布善行，使善者有所勸；后世的鄉約亭所，便是由這個制度出發的。此外還有一種里社制度，一種鄉厲制度，是關于鄉村宗教方面的設施。里社鄉厲是一個自然的宗教，在中國鄉村通行已久；不過洪武又加入什么“抑強扶弱之誓”，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完全是神道設教的意思。參考第六章。
王陽明巡撫南贛，正是兵荒人亂的年頭，所以提倡一種十家牌的保甲法，來維持地方的治安。不過他對于鄉約和社學，也忘不了儒家教化的政策，在那里極力提倡。可惜他沒有提倡社倉，也可惜沒有把鄉約、保甲、社學打成一片，完成元代那種整個鄉村組織。他的南贛鄉約是呂氏鄉約和洪武六諭的一種混合產品，約文采取圣訓六諭，組織采取呂氏鄉約，洪武六諭才正式加入鄉約，鄉約名稱才正式采入鄉治。不過陽明所提倡的南贛鄉約，比起和叔主持的呂氏鄉約來，又是一種精神。呂氏鄉約是人民主持，南贛鄉約是政府提倡；呂氏鄉約是根據約言，南贛鄉約是根據圣訓。鄉約效力或者因為官府的提倡可以增加，鄉約精神也許因為官府的提倡愈加喪失，所以官府提倡并不是鄉約之福。他在南贛所提倡的十家牌法，是寓教化于保甲之中，和王荊公的純粹保甲法，頗有一點不同。所以十家牌法除了清理戶口，查察奸宄以外，也還能從積極方面盡一點勸導的職責。此外他對于社學也十分留意，起初頒布“興舉社學牌”，后來又頒行“社學教條”，令府縣官吏極力提倡，以謀兒童教化的普及。《王文成全書》卷十六、卷十七。
至于明代社倉的設立，不知始于何時。我們所知道的是在嘉靖八年（公歷一五二九年，在陽明提倡社學和鄉約以后十一年）政府曾有明文規定，每二三十家為一社，擇家道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為社首，處事公平者一人為社長，能書算者一人為社副。每朔望會集，列戶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加耗五合。命令雖然說得很好，不過實際上每二三十家辦理社倉的很少，一縣里面多半是由縣令設法建造幾個，點綴風景而已。見《明史》卷七十七食貨志和《平陽縣志》卷十三食貨志。
明代農村組織的發展，社學、里社、鄉厲最早，在洪武年間已經有了。鄉約的基礎，雖然也在洪武年間立定，然而鄉約名稱正式的采用，王陽明的南贛鄉約還是第一次。保甲社倉起初大約是沒有；保甲到陽明手里才有，社倉到嘉靖年間才有。他們演進的秩序雖然不一致，然而到了嘉靖年間，都已有了相當的基礎；不但有相當的基礎，并且已經有了正式的規條，成了國家的功令了。《圖書編》里面的保甲規條、鄉約規條、社倉規條、社學規條，便是在這個時代頒布的。從前提倡鄉約的時候，只提倡鄉約；提倡保甲的時候，只提倡保甲；提倡社倉的時候，只有社倉；提倡社學的時候，只有社學；完全是個別提倡，局部工作。一直到了這個時候，才有一套整個的規條，才有一個整個的系統，不能不說是一個新的貢獻。他們四個的關系，《圖書編》已經說得很好：“是故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盜賊也，而不知比閭族黨之籍定，則民自不敢以為非；鄉約之法，人知足以息爭訟也，而不知孝順忠敬之教行，則民自相率以為善；由是社倉興焉，其所以厚民生者為益用；由是社學興焉，其所以正民德者為有素；可見四者之法，實相須也”《圖書編》卷九十二。嘉靖時代不但鄉約保甲成為中央法令，成為地方要政，并且風聲所及，連藩屬的朝鮮，也在那里提倡，也在那里仿行。(5)
嘉靖時代的農村組織，是四位一體制度，四而一，一而四的制度。不過這四個東西，并不是一樣的性質，一樣的重要，鄉保根本而社倉社學枝葉，鄉保主要而社倉社學次要，所以自然而然的，產生一種二正二副的理論，二正二副的制度。鄉約保甲互相表里的理論，可以說是明末鄉治主要的理論；鄉約保甲打成一片的辦法，也可以說是明末鄉治主要的制度。呂新吾的鄉甲約，便是一個著名的例證。他以為“鄉約之所約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但約主勸善，以化導為先，保主懲惡，以宄詰為重，議將鄉精保甲總一條編”。所以他的鄉甲約制度，便拿鄉約為主，保甲為輔；社倉社學，在名稱上，在實際上都只占一個小小的地位。劉蕺山的“保民訓要”，“鄉保事宜”，也是一個鄉約保甲為主，社倉社學為副的制度。“保民訓要”又以保甲為主，所以里面分成“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禮”“保甲之養”，“保甲之備”各條。“鄉保事宜”是以鄉約為主，所以里面分成“約典”，“約誡”，“約禮”，“約制”，“約備”，鄉約漸次變成主體，保甲漸次變成附屬。后來劉蕺山隱居田園，因為捍衛鄉里，圖謀恢復，又草成了《鄉書》，《廣鄉書》各篇；內容大約和“保民訓要”，“鄉保事宜”相差不遠，可惜沒有機會實行。至于呂新吾和劉蕺山他們兩位先生的詳細辦法，實際效果，我們將來會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自然不必多說了。
除了鄉約保甲混合組織以外，鄉約制度在明末還有一特殊的組合，那就是高忠憲（名攀龍，為東林主角之一，在劉蕺山之先）的同善會。高忠憲的同善會，并不是現在的同善會，現在的同善會是宗教和慈善的聯合，高忠憲的同善會只是鄉約和慈善的聯合。同善會的意思，只是大家共同為善，共同行善；為善是勉勵自己，行善是扶助他人。在高忠憲原有同善會規例里面，只能看見行善的辦法，而沒有為善的舉動；在高忠憲自己的“同善會講話”里面，才把勸善的意思弄得清楚，鄉約的旗幟弄得分明。同善會規例，每季仲月望日有會，每會有人主講勸善。會齏（即捐納）每人自九分至九錢，各依經濟高下量力捐助。捐得的款項，普通分作三分，二分助貧，一分給棺，完全是慈善的工作，同鄉約沒有什么關系。“同善會講話”是高忠憲在仲月望日講演的底稿，里面講到“善是決當為，惡是決不當為”的道理，并且提到洪武六諭，以為“若是人人肯向善，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如此便成了極好的風俗”。其他“為子弟者，愈孝親敬長，為父兄者，愈思教子訓孫；各思勤儉生理，各戒非為浪費”，還是洪武六諭的底子。“人人有父母，人人隨分孝順他；人人有長上，人人隨分尊敬他；人人有鄉里，大家要和氣些；人人有子孫，大家要教訓他；生理是該做的，人人做自己該做的事，各有過活；非為是不該做的，若做不該做的事，各有罪名”，豈不是在那里替洪武六諭作注解嗎？高忠憲是同善會的祖宗，他的徒弟陳幾亭先生（名龍正，字惕龍）也是十分熱心，大有當仁不讓于概，所以提倡同善會的人們，往往并稱高陳，可見幾亭在同善會里面的地位。他不惟在各處提倡，在各處講演，并且親自建筑同善會館，同善社倉，以立定同善會將來的基礎。《得一錄》卷六。
嘉靖年間的鄉治系統是四而一、一而四的均等制度；他們內部的關系，他們各個的地位，一點沒有說明。呂新吾的鄉甲約以鄉約保甲為主，社倉社學為輔；鄉約保甲之中，又以鄉約為主，保甲為輔；他們彼此的地位，彼此的關系，還是不大清楚。一直到了陸桴亭手里，才把鄉約、保甲、社倉、社學各個的地位，彼此的關系，弄得清清楚楚。他直截了當以為鄉約是鄉治的綱領，可以包含保甲、社倉、社學，所以他說“夫何以謂之鄉約也？約一鄉之眾，而相與共趨于社學，共趨于保甲共趨于社倉也。四者之中，鄉約為綱而虛；社學、保甲、社倉為目而實”。他的治鄉三約系統，更能充分表現他的主張：一個約長的下面，有教長、保長、恤長三個約副，受約長的指揮，去辦理一切鄉里的事業。可惜桴亭先生沒有機會試驗他的主張，所以治鄉三約不能見諸實行；更可惜清代諸帝支離破碎的去提倡鄉村建設，所以連明末那一點基本理論，也埋歿在故紙堆里，永久沒有實現的可能。
清代各帝對于鄉約、保甲、社倉、社學的提倡，都是十分努力。不過單有稱孤道寡的皇帝提倡，而沒有名高德重的疆吏提倡，在社會里面的效果，自然又不如王陽明、呂新吾他們的工作了。并且清代各種農村組織，各有專部分別提倡，整個的鄉治，便從此分而不合，系統破碎，精神頹喪，真是清代各帝始料所不及的。基本農村組織在順治元年（公歷一六四四年）曾頒行一種村甲制度，十家置一甲長，百家置一總甲，凡有逃人奸宄竊盜事件，鄰佑以報甲長，甲長轉報總甲，頗有一種保甲的意味。順治十七年（公歷一六六〇年）又覆準設立里社，令民或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聚居，每遇農時，有死喪疾病者，協力耕助，又有一點鄉約友助的意思。此外順治五年（公歷一六四八年）因為攢造黃冊，曾編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有甲長，里有里長。
不過清代各縣鄉村的名稱，實際上是復雜已極，毫無統一辦法。我們只消舉出幾縣的鄉村名稱作為代表，便可想見一斑：
一、江陰縣——鎮下為保
二、平陽縣——都或鎮下為莊
三、象山縣——鄉下為都，都下為村
四、通縣（南通州）——鄉下為都，都下為里
五、寶山縣——鄉下為都，都下為圖
六、忻州——鄉下為都，都下為村或莊
七、淮寧縣——里下為甲
八、尉氏縣——甲下為村
九、縣——社下有莊或村
十、臨潁縣——保下為里
十一、定州——約下為村
（以上參考各該縣志）
我們只都看了這幾個例子，便可找出十幾個名稱來——鎮、保、都、莊、鄉、村、里、圖、甲、社、約；此外長城一帶的縣分，還有什么堡、寨之類。可惜我們這里篇幅有限，不能作一個詳細的分析。鄉約在明末清初交替的時候，還是照舊存在；不過正式的提倡，恐怕是從順治九年（公歷一六五二年）頒行六諭臥碑文起。這六諭臥碑文，就是明太祖的洪武六諭，不知清世祖何以不加更改？所以后世還有人以為是清世祖的六諭。一直到了康熙九年（公歷一六七〇年），清圣祖才新頒上諭十六條；后來轉輾發達，康熙十六諭便代替了洪武六諭，而成為清代的鄉約宣講主文。這個十六諭在康熙十八年（公歷一六七九年）浙撫某曾經有過一種直解，二十年（公歷一六八一年）梁延年有一種像解，雍正二年（公歷一七二四年），清世宗有一種廣訓，嘉慶二十年（公歷一八一五年），又出來了一種廣訓直解。不過這都是為講約用的，而講約又多限于縣城及大鎮，所以達到鄉民的影響是很少的。當然小規模的地方鄉約，乃是自動鄉約，在清代也可找得出來；然而宣講圣諭到底是清代鄉約的主要工作。詳見清代鄉約章。
順治元年的甲長總甲，雖然也有一點保甲的意味，然而不是真正的保甲。保甲法律在戶部有戶部則例，在刑部有刑部條例，不過不知是什么時代頒行的。我們知道于成龍在康熙十三年（公歷一六七四年）便已實行保甲見于清《端公政書》。康熙三十三年黃六鴻所編的《福惠全書》，里面還有保甲一部；可見至少在康熙時代已經有了。此后屢朝都有上諭，或令地方官吏斟酌辦理，或令地方官吏切實施行。大約清代實行保甲的人比鄉約多，清代保甲的效果也比鄉約大；行鄉約的人沒有不行保甲的，行保甲的人便不一定行鄉約。尤其是咸同各朝，保甲的需要十分迫切，保甲的功效十分明確，所以保甲的聲勢也十分偉大。除了戶部、刑部的保甲法規以外，各省常有各省的單行法規，甚至一縣都有一縣的保甲章程，內部情形十分復雜，我們無從討論。大約徐棟的《保甲書》，對于保甲的議論和辦法，可以代表當時的情狀，我們只消稍為翻閱一下，便可得其大概。(6)
清代社學的提倡頗早，順治九年（公歷一六五二年）便已題準，每鄉置社學一區，擇其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補充社師，免其差役，量給廩餼養贍。后來每一個朝代，每一個皇帝，都有一兩道上諭，專門提倡社學。尤其是土司苗民設學，政府非常重視，希望從社學下手，可以同化苗人。不過實際上一縣里面的社學，實在是不多的：好的地方市鎮都有社學，壞的地方只有縣城一二所，鄉村兒童的教育，當然是談不到了。譬如《祥符縣志》在順治初年共有社學十九區，六區在城，十三區在鄉，似乎也還普遍。后來漸次廢棄，只有新建三所，還有什么普及鄉村的可能。不過乾隆二年（公歷一七三七年）又有一種“社會”的組織，因學立社，每縣五社，每社約八十人，有社長上下兩名，齋長若干名，倒是一個新奇的組織。見《祥符縣志》。
清代社倉在康熙十八年（公歷一六七九年）便已下令設立；在鄉村叫作社倉，在市鎮叫作義倉，由官紳士民捐輸，由本地善良管理。康熙四十二年（公歷一七〇三年）又重申前令，注重村莊社倉；大約是從前多重市鎮義倉，而不管鄉村社倉，所以才特別提倡。乾隆十八年（公歷一七五三年）編成的畿輔義倉圖，合若干村莊為一倉，并且叫作義倉而不叫社倉，便是表示義倉的普遍，社倉的稀少。不過村莊距離義倉還不算遠，所以雖然設在市鎮，鄉村也有相當利益。共計畿輔一百四十四州縣里面，有三十三縣附倉村莊，都在十五里以內，七十三州縣在二十里以內，三十三州縣約二十余里，雖然不是真正的鄉村組織，也還比鄉約社學普遍一點。
清初各帝頗能勵精圖治，所以鄉約、保甲、社倉、社學都能積極提倡；雖然是各自為政，有一種支離破碎的毛病，然而也有相當的成績。咸同以后，朝局日非，保甲或者因為匪患的原故，又有一番振作，其余的都是因循茍且，敷衍了事。到了滿清末年，鄉約空有宣講，保甲空有門牌，社倉少而無谷，社學少而無人，中國鄉村組織，幾乎是退化到一個無組織的狀況。好在華南的家族組織，還十分健全，可以替代正式的鄉治；華北也有種種自然的組織產生——青苗會、義坡會、大社、小社、公會、官會，以及其他種種水利組織、倉庫組織、自衛組織、宗教組織、娛樂組織，勉強渡過了這個過渡時代的難關。(7) 從滿清末年，民國初年的鄉村自治運動看起來，似乎外國的制度不一定可以實行于中國，中國的制度也許還可以存在于中國——社學成了小學，保甲成自衛，社倉在調節糧食提倡合作一方面，似乎有復生的可能，鄉約在教育民眾，振作精神一方面，也似乎有復生的可用。我們自然不愿意抄襲東西，拾人牙慧；我們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我們要用歷史的方法，分析的眼光，冷靜的頭腦，去看一切的中國鄉治制度；我們更要用歷史的方法，分析的眼光，冷靜的頭腦，去看鄉治基本的鄉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