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辯與別墨
墨學的傳授，如今已不能詳細考究（參看孫詒讓《墨子間詁》附錄《墨學傳授考》）。《韓非子·顯學篇》說：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
《莊子·天下篇》說：
相里勤子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譎，崔云決也。訾，通呲。《說文》：“呲，茍也”。苛與訶同。摛即奇。《說文》：“奇，不耦也。”《釋文》：“仵，同也。”應，《說文》云，“當也”。又“讎，應也”。相應即相爭辯）。以“巨子”為圣人，皆愿為之尸，冀得為其后世，至今不決。
古書說墨家傳授派別的，只有這兩段。兩處所說，互相印證。今列表如下：
最重要的是《天下篇》所說，墨家的兩派“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細看這幾句話，可見今本《墨子》里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是這些“別墨”作的。有人說這六篇即是《天下篇》所說的“墨經”；別墨既俱誦《墨經》，可見墨經作于別墨之前，大概是墨子自著的了。我以為這一段文字不當如此解說。
《墨經》不是上文所舉的六篇，乃是墨教的經典如《兼愛》《非攻》之類。后來有些墨者雖都誦《墨經》，雖都奉墨教，卻大有“倍譎不同”之處。這些“倍譎不同”之處，都由于墨家的后人，于“宗教的墨學”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學的墨學”。這一派科學的墨家所研究討論的，有“堅白同異”“觭偶不仵”等等問題。這一派的墨學與宗教的墨學自然“倍譎不同了”，于是他們自己相稱為“別墨”（別墨猶言“新墨”。柏拉圖之后有“新柏拉圖學派”。近世有“新康德派”，有“新海智爾派”）。“別墨”即是那一派科學的墨學。他們所討論的“堅白之辯”（堅屬于形，白屬于色。兩種同為物德，但一屬視官，一屬觸官，當時辯這種分別甚明），“同異之辯”（名學一切推論，全靠同異兩事。故當時討論這問題甚詳），和“觭偶不仵之辭”（《釋文》說：“仵，同也。”《集韻》：“仵偶也。”《玉篇》：“仵，偶敵也。”《漢書·律歷志》注：“伍，耦也。”是伍仵兩字古相通用。中國文字沒有單數和眾數的區別，故說話推論，都有不便之處。墨家很注意這個問題，《小取篇》說：“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也。此乃一是而一非也。”這是說“觭偶不仵”最明白的例），如今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很有許多關于這些問題的學說。所以我以為這六篇是這些“別墨”的書（《天下篇》僅舉兩派，不及相夫氏，或者相無氏之墨仍是宗教的墨學。“別墨”之名，只限于相里氏及南方的墨者如鄧陵氏之流）。晉人有個魯勝，曾替《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作注，名為《墨辯注》。我如今用他的名詞，統稱這六篇為《墨辯》，以別于墨教的“墨經”（我對于“別墨”“墨經”“墨辯”三個問題的主張，一年以來，已變了幾次。此為最近研究所得，頗可更正此書油印本及墨家哲學講演錄所說的錯誤）。
至于這六篇絕非墨子所作的理由，約有四端：
（一）文體不同。這六篇的文體、句法、字法，沒有一項和《墨子》書的《兼愛》《非攻》《天志》……諸篇相像的。
（二）理想不同。墨子的議論，往往有極鄙淺可笑的。例如《明鬼》一篇，雖用“三表”法，其實全無論理。這六篇便大不同了。六篇之中，全沒有一句淺陋迷信的話，全是科學家和名學家的議論。這可見這六篇書，絕不是墨子時代所能做得出的。
（三）“墨者”之稱。《小取》篇兩稱“墨者”。
（四）此六篇與惠施公孫龍的關系。這六篇中討論的問題，全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哲學家爭論最烈的問題，如堅白之辯，同異之論之類。還有《莊子·天下篇》所舉惠施和公孫龍等人的議論，幾乎沒有一條不在這六篇之中討論過的（例如“南方無窮而有窮”，“火不熱”，“目不見”，“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之類，皆是也）。又如今世所傳《公孫龍子》一書的《堅白》《通變》《名實》三篇，不但材料都在《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之中，并且有許多字句文章都和這四篇相同。于此可見《墨辯》諸篇若不是惠施、公孫龍作的，一定是他們同時的人作的。所以孫詒讓說這幾篇的“堅白同異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又說：“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指。”
這六篇《墨辯》乃是中國古代名學最重要的書。古代本沒有什么“名家”，無論哪一家的哲學，都是一種為學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這一家的名學（邏輯）。所以老子要無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說“言有三表”，楊子說“實無名，名無實”，公孫龍有《名實論》，荀子有《正名篇》，莊子有《齊物論》，伊文子有《刑名》之論：這都是各家的“名學”。因為家家都有“名學”，所以沒有什么“名家”。不過墨家的后進如公孫龍之流，在這一方面，研究的比別家稍為高深一些罷了。不料到了漢代，學者如司馬談、劉向、劉歆、班固之流，只曉得周秦諸子的一點皮毛糟粕，卻不明諸子的哲學方法。于是凡有他們不能懂的學說，都稱為“名家”。卻不知道他們叫作“名家”的人，在當日都是墨家的別派。正如亞里士多德是希臘時代最注重名學的人，但是我們難道可以叫他做“名家”嗎？（《漢書·藝文志》九流之別是極不通的。說詳吾所作《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太平洋第一卷七號。）
如今且說這六篇《墨辯》的性質。
第一，《經上》《經說上》。《經上篇》全是界說，文體和近世幾何學書里的界說相像。原文排作兩行，都要“旁行”讀去。例如“故，所得而后成也。止，以久也。體，分于兼也。必，不已也”。須如下讀法：
（1）故，所得而后成也。 （50）止，以久也。
（2）體，分于兼也。 （51）必，不已也。
《經說上》篇乃是《經上》的詳細解釋。《經上》全是很短的界說，不容易明白，所以必須有詳細的說明，或舉例設譬使人易曉，《經說上》卻不是兩行的，也不是旁行的。自篇首到篇中“戶樞免瑟”一句（《間詁》十，頁十七至二十二下），都是《經上篇》上行的解釋。自“止，無久之不止”（頁二十二下）到篇末，是《經上篇》下行的解說。所以上文舉例“故，所得而后成也”的解說在十七頁，“止，以久也”的解說卻在二十二頁上。若以兩行寫之，可得下式。
第二，《經下》《經說下》。《經下》篇全是許多“定理”文體極像幾何學書里的“定理”。也分作兩行，旁行讀。《經說下》是《經下》的詳細說明，讀法如《經說上》。自篇首（頁三十一下）到“應有深淺大常中”（適校當作“大小不中”頁四十六止），說明《經下》上行的各條。此以下，說明下行各條。
第三，《大取》。《大取篇》最難讀，里面有許多錯簡，又有許多脫誤。但是其中卻也有許多極重要的學說。學者可選讀那些可讀的，其余的不可讀的，只好暫闕疑了。
第四，《小取》。《小取篇》最為完全可讀。這一篇和前五篇不同，并不是一句一條的界說，乃是一篇有條理有格局的文章。全篇分九節。
（一）至“不求諸人”，總論“辯”。
（二）至“吾豈謂也者異也”，論“辯”之七法。
（三）至第一個“則不可偏觀也”，論辟、侔、援、推四法之謬誤。
（四）至“非也”共四十八字，衍二十二字。總論立辭之難，總起下文。
（五）論“物或是而然”。
（六）論“或是而不然”。
（七）論“或不是而然”。原文作“此乃是而然”，似有誤。
（八）論“一周而一不周”。
（九）論“一是而一非”。
墨學結論
我們已講了墨學的兩派：一是宗教的墨學，一是科學——哲學的墨學。如今且講墨學的滅亡和所以滅亡的原因。
當韓非之時，墨學還很盛。所以《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當西歷前二三三年。到司馬遷做《史記》時，不過一百五十年，那時墨學早已消滅，所以《史記》中竟沒有墨子的列傳。《孟子·荀卿列傳》中說到墨子的一生，只有二十四個字。那轟轟烈烈，與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消滅得這樣神速呢？這其中的原因，定然很復雜，但我們可以懸揣下列的幾個原因：
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對。墨家極力攻擊儒家，儒家也極力攻擊墨家。孟子竟罵墨子兼愛為“無父”，為“禽獸”。漢興以后，儒家當道，到漢武帝初年竟罷黜百家，獨尊孔氏。儒家這樣盛行，墨家自然沒有興盛的希望了（參看《荀子》攻擊墨家之語，及《孔叢子·詰墨篇》）。
第二，由于墨家學說之遭政客猜忌。其實墨學在戰國末年，已有衰亡之象。
那時戰爭最烈，各國政府多不很歡迎兼愛非攻的墨家。《管子》（是戰國末年的偽書）《立政》篇說：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又《立政九敗解》說：
人君唯毋（唯毋二字合成一語辭，有唯字義。說詳《讀書雜志》。）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語略同《兼愛上》）。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又《韓非子·五蠹篇》說：
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這都是指墨家說的。可見那時墨學不但不見容于儒家，并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這也是墨學滅亡的一個大原因。
第三，由于墨家后進的“詭辯”太微妙了。別墨惠施、公孫龍一般人，有極妙的學說。不用明白曉暢的文字來講解，卻用許多極怪僻的“詭辭”，互相爭勝，“終身無窮”。那時代是一個危急存亡的時代，各國所需要的乃是軍人、政客兩種人才，不但不歡迎這種詭辯，并且有人極力反對。如《韓非子·五蠹篇》說：
且世之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又《呂氏春秋》說，公孫龍與孔穿論“臧三耳”（本作藏三牙。今據《孔叢子》正），明日，孔穿對平原君說：
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
又《韓非子·問辯篇》說：
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是以……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
這都是說別墨與公孫龍一般人的論辯，太“微妙”了，不能應用。墨學的始祖墨翟立說的根本在于實際的應用，如今別家也用“功用”為標準，來攻擊墨學的后輩，可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這不但可見墨學滅亡的一大原因，又可見狹義的功用主義的流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