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集》十四卷 梁釋僧佑撰
僧佑即撰《出三藏記集》之人，見《梁高僧傳》十一。天監十七年卒，年七十四，黑白門徒，一萬一千余人。東莞劉勰為撰碑。
《出三藏記集》十二有《弘明集目錄序》，以《牟子理惑》始，以佑自撰《弘明論》終，凡十卷。其後續有增入，為十四卷。兩《唐志》、晁氏《讀書志》皆著錄。
《四庫》著錄釋家類第一部，《提要》謂：“梁以前名流著作，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賴以存”云。
本書之體制及內容
本書為總集體，頗類《昭明文選》，故《舊唐志》入總集類。然以六朝佛教之盛，全部《文選》，關涉佛教者僅王簡棲頭陀寺一碑。此編所錄，則概皆闡揚佛教之文，中以書啟論述為多，鏗然可誦。作者百人，又僧十九人，單第十卷作者已有六十三人，為嚴可均《全梁文》增益人數不少。序稱：“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以今本輿《出三藏記集》所載目錄互校，原本十卷，皆梁以前文，後
所增人，多梁代文。今本第九、第十卷之梁武帝，高麗本作“大梁皇帝”，當是僧佑原文，稱武帝者，後人追改也。
本書板本及學人利用
本書現在通行者，大別為兩種本：一藏本，一單刻本。
藏本又大別為兩種：一嘉興藏本，即所謂支那本；一頻伽本。
單刻本又大別為兩種：一吳惟明刻本，即所謂汪道昆本；一金陵本。
《四庫》所著錄者為吳刻本，《提要》言：“末有僧佑後序，而首無前序，疑傳寫佚之。”以是知為吳刻本也。
藏本有前序，惟吳刻本無前序。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所著錄者為支那本，即嘉興藏本。記中所引者，亦即前序中語，然仍襲《四庫提要》之說，謂“是書前無自序”，大可異也。
《四部叢刊》所影印者，即吳氏兩《弘明集》合刻本，封面題汪道昆本，循《郘亭書目》以來之誤也，因卷首有萬歷十四年丙戌汪道昆序故。
汪氏在隆、萬間頗有名，然序中以梁裴子野為唐人，可謂一言不智。序中康虞之名凡數見：一則曰：“二集并入大藏，如海一漚，康虞抔而出之，易梵莢為儒莢。”再則曰：“二集所輯，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為之臚傳。”三則曰：“康虞之為是舉也，殆將發墻面之蒙，解兩家之難。”末則曰：“康虞得師達觀，抑或可以語此，是集固將流通無間，惡用不佞之言。”
康虞即吳惟明，與焦竑、馮夢楨友善，見《藏書紀事詩》三，紫柏老人弟子。汪序所謂達觀者，即紫柏也。紫柏於萬歷八、九年間倡刻方冊藏，改梵莢為方冊，即後來所謂嘉興藏。汪序所云。易梵莢為儒莢”，亦受紫柏影響。嘉興藏《弘明集》刻於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吳氏捷足，先刻三十年，故萬歷間流通之《弘明集》，大半為吳刻。梅鼎祚輯《釋文紀》、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釋文紀》二十八載僧佑《弘明集》前序，云：“見《出三藏記集》，《弘明集》不載。”知所據者為吳刻也。
《四庫提要》撰者既未見藏本，又未見《出三藏記集》，故不能補僧佑自序。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所收為嘉興藏本，而所錄之自序，則為後序，此自是張氏之疏，非嘉興藏本無前序也。陸心源《麗宋樓藏書志》因之，乃亦以佑後序為自序。其實今《弘明集》卷末所載僧佑後序，本名《弘明論》，不名後序。《出三藏記集》載《弘明集》目錄，明題此為《弘明論》，本論前數行亦自稱《弘明論》，藏本前序亦謂附論於末，則此非後序明矣。然自《四庫提要》以來，諸家均莫能正之，奇也。一誤吳刻為汪刻，二誤後序為自序，三後序固非自序，亦非後序，實乃《弘明論》。
《牟子理惑》問題
《弘明集》卷一載《牟子理惑》，撰者失名，今本有題漢牟融撰者，蓋本之《隋志》。《隋志》儒家類有《牟子》二卷，題後漢太尉牟融撰。然太尉牟融乃後漢初人，著《理惑》之牟子乃後漠末逸士；太尉牟融所著之《牟子》是儒家，後漠末逸士
所著之《牟子理惑》是釋家。《隋志》著錄太尉牟融書，何以置於後漢末人荀悅、魏朗之後。《舊唐志》著錄《牟子》，出之儒家，入之釋氏，何以仍循《隋志》題牟融撰，與《出三藏記》所載《弘明集》目錄不合，因《三藏記集》目，只作《牟子理惑》，不著撰人名字。宋咸淳間，志磐撰《佛祖統紀》二十六，猶云“牟子不得其名”，則今本《牟子理惑》題漢牟融撰，實不可據。
梁任公以此論為偽，見《任公近著》第一輯；周叔迦、胡適以此論為真，見周著《牟子叢殘》，《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據吾所考證，今所傳《牟子理惑》，本名《治惑》，如揚雄《解嘲》之類，初無“論”字，唐人改為《理惑》，後人又加“論”字。牟子為後漢逸士，失其名，今本《理惑》前，有蒼梧太守《牟子傳》，題曰：“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頗疑“博”者誤文，“傳”譌為“博”，回改為“傳”，而未去“博”字，後人因牟子無名，遂題曰：“蒼梧太守牟子博傳。”但《出三藏記集》十二已如此，其來已古。蒼梧太守《牟子傳》者，蒼梧太守所撰之《牟子傳》也，故以此為牟子自傳者非，稱牟子為牟子博者亦非，直以牟子為蒼梧太守者尤非，以為漢有兩牟融，則調停之說也。
《牟子傳》所言時、地、人事，皆見於史。
一、笮融與豫章太守朱皓，見《後漢書》列傳六三《陶謙傳》、《吳志》四《劉繇傳》。
二，笮融與劉彥及交州牧朱符，又見《吳志》八《薛綜傳》。
三、豫章太守朱皓，又見《後漢書》列傳六一《朱儁傳》。
四．交州牧朱符，又見《吳志》四《士燮傳》。
可見此傳不偽。但《理惑》文中數稱佛經、佛道，佛之名稱為後漢末所無，當時概稱佛為浮屠。假定今本《牟子理惑》為真後漠時作，亦必經後人改竄，不盡原文也。明末天主教人著書，恒譯天主為上帝，自康熙時，教廷禁稱上帝，教會翻刻明末書籍，遂悉將上帝等字改為天主，亦其例也。
孫星衍得此篇於《弘明集》，以為漢魏舊帙，錄出別行，刊入《平津館叢書》，屬洪頤煊考校其事，頤煊以為非牟融作，是也。然卷首仍題漢太尉牟融撰，以為因隋、唐之舊，不知僧佑采此，未嘗作牟融撰，有《出三藏記集》及《大唐內典錄》可證。宋、元藏亦云未詳作者，明藏始題牟融撰，故謂因明藏之舊則可，謂因隋、唐之舊，則《隋、唐志》之《牟子》，未必即今本《牟子理惑》。且此篇在明萬層間梅鼎祚輯《釋文紀》時，已從《弘明集》中錄出，亦不始於孫星衍也。
《廣弘明集》三十卷 唐釋道宣撰
道宣即撰《續高僧傳》之人，《宋高僧傳》十四有傳。
宋、元、麗藏皆三十卷，明南北及清藏四十卷。《四庫》著錄者三十卷，與《弘明集》同為紀昀家藏。《弘明集》《四庫》用吳惟明刻本，知此書亦用吳刻，因吳氏兩《弘明集》合刻也。吳刻出於宋、元藏，時在萬歷十四年丙戌，嘉興藏出於明北藏，《廣弘明集》先刻，在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弘明集》后刻，在萬歷四十四年丙辰。
本書體制及學人利用
本書體制與《弘明集》略異，故不曰“續”而曰“廣”。《弘明集》不分篇，此則分十篇：一歸正，二辨惑，三佛德，四法義，五僧行，六慈濟，七戒功，八啟福，九悔罪，十統歸。每篇前各有序。
又《弘明集》皆選古今人文，自撰僅卷末《弘明論》一首。此則每篇恒有道宣敘述及辯論列代王臣對佛法興廢等事。故《弘明集》僅選輯而已，此則敘述辯論輿選輯并用者也。
作者緇素共一百三十余人，內南北朝一百余人，唐近三十人，尚有在道宣敘述中所引用者未計。如卷六例代王臣滯惑解》，列舉興隆佛教者十四人，毀滅佛教者十一人，皆佛教史上重要史料。明馮惟訥編《古詩紀》，梅鼎祚編《古文紀》，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三書皆自上古至隋。《四庫提要》于此書卷三搜得阮孝緒《七錄序》，矜為瑰寶，實則明人早巳見及，特明人纂述，不盡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數，方法不如後人之密，故每為清人所輕，而嚴可均《全漢魏南北朝文》遂稱獨步矣，此時代風氣之賜也。
本書板本及兩本卷數對照
本書板本，通行者大別為兩種：一、三十卷本，吳刻及頻伽本屬之；一、四十卷本，嘉興方冊藏及常州本屬之。
《鄭堂讀書記》著錄者為嘉興藏本，而稱三十卷，二者不相應，亦沿《四庫提要》而誤耳。《四庫》用吳刻本三十卷。《全南北朝文》引《廣弘明集》，除《全宋文》用四十卷本、《全南北齊文》用三十卷本外，余皆兩本參用。
《全晉文》一五七，支遁《八關齋會詩序》引《廣弘明集》三十上，用三十卷本。《釋伽文佛像贊》引《廣弘明集》十六，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簡文帝文引《廣弘明集》，皆用三十卷本。獨十三《菩提樹頌》引《廣弘明集》十七，用四十卷本。
《全梁文》五七，劉孝標《與舉法師書》引《廣弘明集》廿四，用三十卷本。《金華山棲志》引《廣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全後周文》廿二，釋慧命《詳玄賦》引《廣弘明集》廿九上，用三十卷本。《酬濟北戴先生書》引《廣曠弘明集》廿七，用四十卷本。
此事《全南北朝文》曾自言之。《全後周文》廿二，釋曇積《諫沙汰僧表》引《廣弘明集》二十七，云：“一本在二十四。”又《全陳文》十八，釋惠津《與瑗律師書》及曇瑗《答津律師書》引《廣弘明集》三十二，云：“一本在二十七上。”此兩本參用之證。不明乎此，必以為所注卷數有誤矣。應將兩本卷數對照，列表如後，今從略。
《全南北朝文》拾遺
《全南北朝文》於《廣弘明集》作者緇素一百三十四人中，除唐二十八人及《後漢書·郊祀志》、《魏書·釋老志》、齊竟陵王子良《凈住子》等有專書行世者外，幾於全部收入。然亦偶有遺漏：
如丘道護撰《支曇諦誅》，見《廣弘明集》二十六，《全晉文》一四二目有而文闕。
又《全齊文》二十五有虞羲文，而《廣弘明集》二十三虞羲撰《廬山景法師行狀》，凡千字，獨闕。
又《全北齊文》七有樊遜文，而《廣弘明集》二十四樊孝謙撰〈答沙汰釋李詔表》，凡五百字，亦闕。
又《廣弘明集》十九有梁都講法彪《發般若經題論義》一首，凡二千三百余字，《全梁文》亦闕。
右四文當補。
又梁僧法云《與王公朝貴書》，見《弘明集》十，《上昭明太子啟》，見《廣弘明集》二十一，《全梁文》七四均重出。
右二文當刪。
沙門同名易混例
沙門同名，事所恒有。《廣弘明集》二十三有《法綱法師誄》，宋釋慧琳撰，又有《玄運法師誄》，南齊釋慧琳撰，二人同名，同在一卷。卷二十五有《福田論》，隋釋彥琮撰，又有《沙門不應拜俗總論》，唐釋彥悰撰，琮、悰不同，而刊本通作“琮”，亦同在一卷。慧琳未見有誤，彥琮則《全唐文》、《全隋文》皆混，此不可不注意者也。今分別說明之：
彥琮，隋上林園翻經館沙門，《續高僧傳》二有傳，大業六年卒。所著今存者有《辯正論》，見《續高僧傳》二；《通極論》，見《廣弘明集》四；《福田論》，見《廣弘明集》二十五；《合部金光明經序》，見頻伽本黃九。
彥悰，唐京兆大慈恩寺沙門，《宋高僧傳》四有傳，玄奘法師弟子。所著今存者有《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序》，見頻伽本成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見頻伽本陽二；《法琳別傳》，見頻伽本致八，“悰”誤作“琮”。《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見頻伽本露七，《廣弘明集》二十五所引者，即此書之總論。
唐《藝文志》釋氏類，彥琮凡二見：
一、載彥琮《崇正論》六卷，《集沙門不拜俗議》六卷，《福田論》二卷。按《沙門不拜俗議》，唐彥悰撰，何以夾在隋彥琮所撰《崇正論》、《福田論》之間，此《唐志》之誤也。
二、《唐志》又載彥琮《大唐京寺錄傳》十卷，《沙門不敬錄》六卷，注云：“龍朔人，并隋有二彥琮。”按此說是也。然《沙門不敬錄》即《沙門不拜俗議》，何以分為二書而重出之。
且隋彥琮從“玉”，唐彥悰實從“心”。據《宋高僧傳》四《彥悰傳》：“或有調之曰：‘子輿隋彥琮相去幾何？’對曰：‘賜也何敢望回，雖長卿慕藺，心宗慕於玉宗，故有以也。’”然則彥悰與隋僧同名，當時已有人注意，不知《唐志》既知之，何以復混之也。
《全唐文》九O五以《合部金光明經序》及《通極論》、《福田論》為唐彥悰作，官書之誤，不足奇。《全隋文》三十三以《沙門不應拜俗總論》為隋彥琮作，則殊可異，蓋因《廣弘明集》兩彥琮同卷，而刊本又通作“琮”，偶未細考耳。
近人孫德謙撰《漢書藝文志舉例》，有人名多混加注條，引《唐志》《大唐京寺錄》注隋有二彥琮為例，此又誤解《唐志》者也。《唐志》言“并隋有二彥琮”，謂并隋計之耳，今省略
“并”字，則是隋有二彥琮。試思隋僧也，何能撰《大唐京寺錄》耶！一字之不可省如此，亦學者所宜注意也，彥悰撰《大唐京寺錄》，見《內典錄》五及《開元釋教錄》八之末。
《四庫提要》正誤
《四庫提要》謂：“道宣隋末居終南白泉寺，又遷豐德寺、凈業寺，至唐高宗時乃卒。”其說未為大誤。然宣公一生居止，前在終南，後在京師西明寺。西明寺初就，即詔宣充上座，玄奘法師至止，又詔與翻譯，遇敕令僧拜王者等事，宣上啟爭持甚力，又所撰著及刪補律儀等，二百二十余卷，皆在西明寺。故不言豐德、凈業二寺則已，如言豐德、凈業，則不可不及西明寺。《新唐志》先著錄道宣《大唐貞觀內典錄》十卷，後又著錄《大唐內典錄》十卷，云；“西明寺僧撰”，即不知道宣為西明寺僧故，則西明寺一節，不可省也。
《提要》又謂：“其書采摭浩博，如梁簡文帝《被幽述志》詩，及《連珠》三首之類，頗為泛濫。”按詩及《連珠》見卷三十上，然應采與否，純屬主觀，實無標準。惟其書於梁簡文《與廣信侯書》，《與慧琰法師二書》、《答湘東王書》，既載於卷十六，復載於卷二十一及卷二十八，是為重出。撰《提要》者不于此糾正，而批評其應采與否，未免輕重倒置。《提要》又引《神僧傳》六，稱道宣為僧佑後身。按《神僧傳》乃明初撰集之書，其《道宣傳》全采自《宋高僧傳》十四，《宋高僧傳》《四庫》著錄，《提要》何以不引宋傳而引明傳，可知其隨手翻檢，未嘗一究史源，實為疏陋。
《提要》又稱：“道宣卒於乾封二年，而書末有《游大慈恩寺》詩，乃題高宗之溢，殊不可解。”不知此乃《提要》所據刊本之謬，與道宣無涉，猶《史記》之有《武帝本紀》云爾。原本《廣弘明集》唐高宗皆作“今上”，頻伽所據麗本尚可為證。且不始於卷末，卷二十二《述三藏圣教序》及《答法師玄奘謝啟書》，卷二十五《沙門致拜君親敕》及〈停沙門拜君詔》，原本皆稱“今上”，有何不可解，而致其譏評耶！
《法苑珠林》百卷 唐釋道世撰
本書《大唐內典錄》五著錄，《開元錄》不載，慧琳、可洪兩家《音義》亦無此書。此書之入藏，實自宋始，見紹興初周敦義《翻譯名義集序》。然宋、元、明、清藏皆百卷，獨嘉興藏改為百二十卷，《四庫》著錄者即嘉興藏本，《四部叢刊》影印者亦嘉興藏本。道光間，常熟蔣氏刻本回復為百卷，常州天寧寺刻本、頻伽本亦百卷。
道世略歷
道世《宋高僧傳》四有傳。字玄惲，避太宗諱，以字行，《內典錄》著錄是書，稱沙門玄惲撰，《宋高僧傳》始回復為道世，而著明其稱字之由焉。《越縵堂日記》十六冊謂：“道世之名，不避太宗之諱，殊不可解。”蓋未見《宋高僧傳》也。唐時譯經不避諱，僧名仍避諱。
儀鳳四年正月，譯進《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廟諱、國諱皆隱避，如“世尊”為“圣尊”，“世界”為“生界”，“大勢”為“大
趣”，“救治”為“救除”之類。上讀訖，曰：“既是圣言，不須避諱。”見永淳元年五月沙門彥悰序，頻伽本成五。此初唐故事也。
道世早歲出家，貞觀未曾預玄奘法師譯事，後又召居西明寺，與道宣律師同居止。道宣《大唐內典錄》成於麟德元年，《法苑珠林》成於總章元年，相距才四載，故《內典錄》五具載道世所著之書，《珠林》卷百亦具載道宣所著之書。《續高僧傳》早成，《珠林》引據尤眾，即所稱《唐高僧傳》是也。
《珠林》卷百《傳記篇》述意部言：“吾少習周、孔之文典，晚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為佛教，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跡，歸斯正道，拔自沈泥。”似道世之出家在暮年，然《宋高僧傳》明云：“道世年十二出家。”《珠林》總章元年李儼序亦謂：“道世幼疑聚沙，落飾彩衣之歲。”知《傳記篇》云云，蓋托詞耳。
本書之體制及內容
本書為類書體，將佛家故實，分類編排，凡百篇。篇各有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為題。總六百四十余目，引經、律、論分隸之。
每篇前有述意部，述意猶言敘意，以儷體行之。每篇末或部末有感應緣，廣引故事為證，證必注出典，與其他類書體例同。除引經論，必以書名在前，曰“依某經某論曰”。引傳記則書名或在前或在後，在前者如卷四《日月篇》引《河圖》、《禮統》、《帝王世紀》、《三五歷紀》等三十余種，卷二十八《神異篇》引《述徵記》、《臨海記》、《地鏡圖》、《述異記》等十余種，卷三十六《華香篇》引《異苑》、《幽冥錄》．《許邁別傳》、《扶南傳》等三十余種，皆書名在前，曰“某書曰”；其在後者，則注曰“出某書”，或“見某書”；數條同出一書者，則云“右若干條同出某書”。間有失載，則傳寫脫落也。
凡近代耳聞目擊之事，無記載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說。如卷五《阿修羅部》引《西國志》，云：“余見玄策具述此事。”玄策者，王玄策也。又引玄奘法師云：“其人具向奘法師述此。”卷十四《觀佛部》引麟德二年事，卷四六《思慎篇》引龍朔三年事，皆云：“京城道俗共知，不別引記。”卷十八《敬法篇》引貞觀五年事，云：“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又引曇韻禪師事，云：“西明寺道宣律師以貞觀十一年曾至彼中，目睹說之。”卷五七《諍訟篇》引永徽五年事，則云：“左近村人同見說之。”卷六五《救厄篇》引武德初年事，則云：“道年幼自見琬師說之。”卷七六《綺語部》引永徽六年事，則云：“因向僧懺，具說此言。”皆表示其說有徵，不為虛構，甚合史法，故清代漢學家特重其書。
本書之流行輿漢學
本書在類書中，與《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同時。所引據典籍，除佛經外，約有百四十余種。其中徵引最多者，為王琰《冥祥記》，凡百四十次，干寶《搜神記》百余次，唐臨《冥報記》七十次，顏之推《冤魂志》四十次，郎余令《冥報拾遣》三十五次，《續搜神記》及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異苑》、祖沖之《述異記》各十余次。其徵引三五次者，當另撰《法苑珠林》引用書目。
《四庫提要》釋家類於《廣弘明集》後即著錄此書，謂：“佛法初興，惟明因果，達摩東邁，始啟禪宗。因果如漢儒之訓詁，悉求依據，其學核實而難誣；禪宗如宋儒之義理，可以臆測，其說憑虛而易騁。此書作於唐初，去古未遠，在彼法中猶為引經據典，較後來侈談心理者固有間”云。
自《四庫》著錄以來，此書遂為漢學家所注意，各家藏書志亦漸有其書，然所收者悉為支那本，即嘉興藏本，與古本卷數不合，常熟蔣氏乃有百卷本之刻，《書目答問》亦以其有關考證而著錄之矣。
劉毓崧《通義堂文集》十二有《書法苑珠林後》，云：“陳隋以上舊籍，唐初存者較多，其無傳書者，可以為搜討之用；其無足本者，可以為校補之資，於藝苑學林，自有裨益，不得因異端當斥，而遂不節取之”云。書之顯晦固有時，然茍不與漢學家氣味相投，亦焉能登之儒藏也。
本書板本及兩本卷數對照表
本書通行者有二本：一、百卷本，常熟蔣刻及常州本，頻伽本是；一、百二十卷本，嘉興藏本及《四部叢刊》本是。
本書《傳記篇》及《大唐內典錄》著錄此書，均百卷，明南北藏亦百卷，獨萬歷十九年嘉興藏刻本改為百二十卷，此最無理之舉。今《嘉興藏目錄》仍作百卷者，目循明藏之舊，而書巳析為百二十卷也。然《四庫》著錄者即此本，蓋當時方冊本，舍此別無他本故。
此本以目錄二卷為第一、二卷，以第一卷為第三卷，變亂古法，《提要》猶以《經典釋文》比之，不知《經典釋文》第一卷乃敘錄，非目錄。敘錄猶總論，當然可作第一卷，今乃目錄，豈可謂輿《釋文》同例，此《提要》之謬論也。
道光七年，常熟蔣氏回復為百卷，最為有識。蔣名因培，山東齊河縣知縣，道光元年以事遣戍，其妾董姝，發愿刻此，冀得佛力護持，并普告閨人，共襄是舉。今每卷後題出貲重刻者姓名，皆婦女也，故可稱為閨閣本。卷末有琴川申林女子董姝跋，卷首有萬善花室女弟子呂琴姜駢體序文。萬善花室者，大興方履簽，卷三十二題方履簽母馮氏刻，知方氏輿此本有緣也。《越縵堂日記》十八冊言呂為方繼室，陽湖人。此文見《萬善花室文集》六序言：“世所行舊槧本，曾經明人改竄，妄析為百二十卷，全輿新書《藝文志》著錄百卷不符，以致簡葉違錯，章段崩離，字句之間，亦多脫誤。清信女士董申林，因披藏本，用勘此書，始知萬歷之訛，曾非惲上之失，遄發宏心，謀貲眾悅，同時名閨淑儀，咸分華鬘襄助，共得百人，費凡干鎰，校讎精察，鏤造精嚴。”
夫與《新唐志》不符，未為大病，因《新唐志》誤者多也；若簡錯章離，則真大病矣，如卷十一《乳糜部》言：“宣律師感應因緣，在第十卷《灌帶部》述之。”今第十卷已改為第十六卷，幸猶有《灌帶部》目可尋。卷三十五《法服篇》言：“西明寺道宣律師感應因緣，具在第十卷。”卷次既亂，所謂第十卷者，從何檢之？無怪女史呂琴姜斥之為妄也。
然今蔣氏本仍時有脫誤，未滿人意，恐所據藏本已如此。卷一百後題奎文閣典籍，元和顧千里妻韓道映刻，顧君為校勘學名家，疑此本曾經顧君策畫。惟此書卷帙巨，徵引繁，自唐以來，校讀者即少，且非儒、釋兼治，未易問津，其不
足為善本宜也。
蔣刻之後，常州天寧寺本及頻伽本，皆百卷。最可惜者，《四部叢刊》影印此書時，未能上溯摺子本，仍以嘉興藏本為佳本而采用之也。今當以一九三六年上海影印磧砂藏本為最古，兩本卷數對照表從略。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唐釋玄應撰
《新譯華嚴經音義》二卷 唐釋慧苑撰
二書自《開元錄略出》以來，即二部同帙，宋、元、明北藏，亦二部同函，今故合論之。惟清藏及頻伽藏二書獨闕。
玄應略歷
玄應，清人多寫作元應，與道宣、道世同時，而先卒。劉毓崧《書法苑珠林後》謂：“唐代僧徒，能讀儒書者，為元應、道世二人，而元應年輩稍後。”以卷一百《傳記篇》道世之書列前，元應之書列後為證。然《大唐內典錄》五著錄玄應《眾經音義》則在道世書前，稱：“應博學字書，統通《林》，《苑》，周涉古今，括究儒、釋。昔高齊沙門釋道慧為一切經音，不顯名目，但明字類，及至臨機，搜訪多惑，應憤斯事，遂作此音。徵覈本據，務存實錄，即萬代之師宗，亦當朝之難偶也。恨敘綴才了，未及覆疏，遂從物故。”
《內典錄》撰於麟德元年，則應卒在麟德以前矣。《續高僧傳》撰於貞觀十九年，以玄應附卷三十《智果傳》，云：“京師沙門玄應，亦以字學之富，皂白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而未言其卒，本書序言“法師以貞觀末歷，敕召參傳”，則應當卒在貞觀以後。
《開元錄》八著錄此書，改名《一切經音義》，其略傳悉據《內典錄》及本書序。清人敘述玄應者，乃不據《內典錄》及本書序，而多據《開元錄》。《內典錄》其所未見，本書序則未得撰者之名也。
唐《藝文志》載僧彥琮《大唐京寺錄傳》，玄應《大唐眾經音義》，玄惲《法苑珠林》，玄范《注金剛般若經》等，四人所撰，凡十二部。其書名、人名次第，與《大唐內典錄》所載，悉數相符，可為《唐志》此四節采自《內典錄》之證。然乾隆間莊炘刻本書序，開口即云：“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唐《藝文志》改名《眾經音義》”，豈非倒果為因。玄應懲高齊釋道慧一切經音之失，乃作此音，僅得其半，四百四十余部，未可稱一切。《內典錄》稱為《眾經音義》，甚有分寸，《開元錄》復以《—切經音義》名之，似未會宣公之意也。
本書序署名終南太一山釋氏，此即道宣也。今麗本《釋迦氏譜》，《釋迦方志》，猶署是名，然清儒知者極鮮。《學海堂初集》七黃子高《一切經音義跋》言：“方氏《通雅》卷首小學大略，稱焦弱侯引釋廣宣《諸經音義序》，語與今本合，廣宣當即太一山釋氏之名，疑焦氏當日亦嘗見之。”不知明季士夫，類喜談佛，曾見《一切經音義》，自不足奇，特不解何以誤道宣為廣宣耳。《鄭堂讀書記》亦誤作廣宣。《全唐文》九百九本有道宣文，而《眾經音義序》特附於九二二僧人之末，題曰“終南山僧”，此清儒之陋也。
劉申叔生近代，然《左盒集》四《書華嚴經音義後》，亦只據《全唐文》終南山僧所作《眾經音義序》，知玄應為貞觀時人，而不知終南山僧即道宣。則諸儒之引《開元錄》，而不引本書序，亦固其宜也。
慧苑略歷
慧苑《新譯華嚴音義》，《開元錄》九著錄，云：“慧苑，京兆人，華嚴藏法師上首門人。勤學無惰，內外兼通，華嚴一宗，尤所精達。以新譯之經，未有音義，披讀之者，取決無從，遂博覽字書，撰成二卷，俾讀之者，不遠求師而決於字義也。”《宋高僧傳》六《慧苑傳》即本於此。
《華嚴經》開元以前有二譯：一、東晉義熙末佛陀跋陀羅譯，六十卷，玄應《音義》卷一所音者是也；二、唐武后證圣間實義難陀譯，八十卷，慧苑所音者是也。曰新譯，即對東晉舊譯而言。而有清諸儒，多忽略“新譯”二字，不考所謂新譯者何時譯，遂并不知慧苑為何時人。
臧鏞堂嘉慶四年刻本書序云：“慧苑無考，此書引李善《文選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則在元應之後，蓋生唐之中葉者。”若知《新譯華嚴》為武后時譯，則在玄應之後，又何待言。
本書慧苑自序稱：“少翫茲經，索隱從師，十有九載。”其師何人，亦應注意。《開元錄》、《宋僧傳》，皆《四庫》所著錄，清儒不考，故不知慧苑為華嚴藏門人。華嚴藏者，今稱華嚴宗三祖，《宋僧傳》五有傳。名法藏字賢首，康居人，以唐先天元年卒，年七十。同時有凈域寺法藏，姓諸葛，吳縣人，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八，塔銘見《金石萃編》七十一，《全唐文》九百十四載華嚴藏文，而冠以凈域藏傳，閱〈釋氏疑年錄》四之五葉、六葉，即知其謬。慧苑既為華嚴藏門人，則盛唐時人也。
守山合錢熙祚本書跋謂：“《杜牧之集》有敦煌郡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苑、牧同時，則在元應後。殆見應《華嚴音義》，寥寥數簡，故別為專書。”《徐星伯小集·華嚴音義跋》，曾有此說。此制見《樊川文集》二十，苑作別體菀。杜牧生中晚唐之間，與盛唐相距百年，何得混為一人；玄應所音《華嚴》是東晉譯，慧苑所音《華嚴》是唐譯，又何得混為一本。
劉申叔《書華嚴經音義後》，譏徐星伯以《杜牧之集》之慧菀為著《音義》之慧苑，是也；然又循《全唐文》之謬，以凈域寺法藏為華嚴藏，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沙門同名易混，即此可得二例。慧苑之苑，《開元錄略出》四亦作菀，難怪徐君之誤也。
粵雅堂伍崇曜本書跋仍謂：“慧苑事跡未詳，俟考。”惟同時《鐵琴銅劍樓書目》已知慧苑《宋高僧傳》有傳，特未知《宋僧傳》實本諸《開元錄》耳。
慧苑於《華嚴音義》外，尚有〈華嚴疏刊定記》二十卷，不盡守師說，故每為澄觀之《華嚴玄談》所訶，《佛祖統紀》言：“法藏既亡，慧苑悉叛其說。”指此也。今《刊定記〉見影印續藏，不全。
二書之體制及內容
二書為《經典釋文》體，將經文難字錄出，注音訓於其
下，并廣引字書及傳記以明之，故比《經典釋文》為詳。其所引書，自釋典外，百數十種，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異文，足備讎校。以故清代小學家、校勘家，輯佚家，皆視此二書為瑰寶，此亦時代風氣使然。譬之裴注《三國》，前此本無盛譽，劉知幾且詆為煩蕪，延至清朝，其價值遂輿陳壽書等。
嘉慶初，阮元撫浙，采購《四庫》未收書，各撰提要進呈，賜名《宛委別藏》，貯養心殿，凡一百六十種，《一切經音義》即在其中。自此以後，各家書目多著錄，不以釋典視之矣。《[硏/手]經室外集》二有《一切經音義》提要，云：“元應通曉儒術，著書該博，所引群籍，如鄭康成《尚書注》，《論語注》，《三家詩》，賈逵，服虔《春秋傳注》，李巡，孫炎《爾雅注》，以及《倉頡》，《三倉》，葛洪《字苑》，《字林》，《聲類》，服虔《通俗文》，《說文音隱》，多不傳之秘冊”云。
同時張秋水監有手抄《華嚴經音義跋》，見《冬青館甲集》五，云：“辛酉春，纂修《兩浙監法志》，開局於西湖昭慶寺，寺故有藏經，因借得《華嚴經音義》，愛之，錄其副，為亡友劉疏雨假去未還。乙丑夏，在瑯嬛仙館覩是本，復竭四晝夜之力錄之。所引書如張揖《埤蒼》，楊承慶《字統》，李彤《字指》，阮孝緒《文字集略》，世不經見，說經家如《孝經》鄭注，《孟子》劉熙注，《國語》賈逵解詁，《月令》蔡邕章句，《周易》劉獻義疏，《尚書》王肅傳，《詩》韓嬰傳，《莊子》司馬彪注，尤足寶貴。此書出，其為當世見重宜何如。”辛酉，嘉慶六年；乙丑，嘉慶十年。玩其詞意，似未見臧氏所刻之書，而瑯嬛仙館即阮元齋號，不知此書何以不偕玄應書進呈也。今考其書，與玄應書略異，玄應書兼音群經，故其書簡；此書專音一經，故其書較繁。光緒初，張之洞撰《書目答問》，以二書附經部小學類，曰：“二書所引古書及字書，古本甚多，可資考證，故國朝經師多取資焉，於彼教無與也。”
玄應書板本
玄應書板本，可大別為藏本與儒本。
藏本二種：一、二十五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屬之；一、二十六卷本，明北藏及嘉興藏屬之。莫友芝《郘亭遺文》二，有《一切經音義》寫本序，謂：“此書乾隆以前，淹在彼教，不過梵典視之。《四庫》釋家，僅取內府之儲，不搜釋藏，故未與《宏明》、《法苑》著錄文淵。後此諸儒，益盛小學，廣求唐以前書，始偕慧苑《華嚴》，大顯於世。自玉林、子田諸家徵引後，重之殆中允《釋文》，崇賢《選注》等。道光庚子，假觀西來寺正統北藏本。癸卯夏，主者趣歸，乃命寫官多錄，復假禹門寺萬歷南藏本，諸弟分校一過。南本第三卷，北本析為二，故北本二十六卷，南本二十五卷。乾嘉諸老，引證記卷，悉是南本，知北本之不足據也。聞貴筑黔靈山更有支那本，遠不能借校。”
南藏洪武刻於南京，北藏永樂刻於北京。序中所謂正統北藏者，謂正統刻成時所頒；萬歷南藏者，謂萬歷續刻時所頒。支那本方冊藏，亦萬歷間刻，但非官板耳。
此序所舉人名，有大誤者，玉林是臧琳，與閻百詩同時，臧在東鏞堂之高祖，鏞堂曾刻《華嚴音義》，故誤在東為玉林。至謂南藏本二十五卷，北藏本二十六卷，不誤。謂南本
第三卷，北本析為二，亦誤，實則南本第三、四卷，北本析為三、四、五卷也。
《日本訪書志》四言：“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自《開元釋教錄》以下，至明北藏皆同，南藏始分第三、第四、第五三卷為四卷，遂為二十六卷。嘉慶間武進莊氏以北藏本校刊行世，臧氏言從咸寧大興寺得善本，不言何本，今據其本校之，實北藏本”云。楊氏所志，誤點尤多，最誤者以南藏為北藏，北藏為南藏，志中“南”“北”字，均須互易。又莊氏刻是書，在乾隆五十一年，非嘉慶；莊氏亦非臧氏；大興善寺非大興寺；南北藏分卷，亦非分三卷為四卷也。
藏本之外有儒本，儒本者，以其非為佛教而刻，若孫淵如者，且曾撰《三教論》，反對佛教，故特名之為儒本，《書目答間》所謂“於彼教無與也”。儒本三本，皆二十五卷。
一、武進莊圻本，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刻。莊炘序云：“唐釋元應撰《一切經音義》，今存釋藏中，自唐以來，傳注類書，皆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見。閱千余年而吾友任禮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孫明經星衍集《倉頡篇》，始見此書，成其撰述，予聞而美之。頃宰咸寧，至大興善寺，求其卷帙，善本猶存，乃施五百金刊而行之。”注中有莊炘及錢坫、孫星衍諸人校語，所據蓋南藏本也。乾隆丙午，下距道光庚子已五十四年，莫氏竟未見其本，而求之各寺，可見前人得書之難，何如吾輩今日得書之易也。
二，海山仙館本，道光末刻。海山仙館刻書，例無年月及序跋，據其書總序，撰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只可稱為道光末刻，其所據者即莊刻本。在儒本中，此最通行，而多謬誤，如卷一《華嚴音義》，即闕五十四以下數卷也。
三、杭州曹籀本，同治八年刻。《越縵堂日紀》十三冊言：“曹據莊氏校證本，授杭州尼明凈翻刻。曹本妄人，又年老不知校勘，故貤謬滿紙。”《日本訪書志》言：“近日杭州曹籀重刻是書，言漢陽葉氏有影宋本，為某所乾沒，竟不出，至疑之雷擊，不知宋藏原本，猶在天壤間。”此即同治間撰《龔定盒文集》題詞之曹籀，《定盒續集》四有“縱難送曹生”，即其人。
慧苑書板本
慧苑書板本，亦大別為藏本與儒本。
藏本二種：一、二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屬之；一、四卷本，明北藏及嘉興藏屬之。此書自《開元錄》著錄，以迄明南藏，皆二卷，明北藏始以一卷分作兩卷，嘉興方冊藏因之，故有四卷。
臧鏞堂刻本書序言：“鏞堂寓吳門時，故友王西林為畢秋帆宮保掌經典，從借唐以前遺書，西林以《華嚴經音義》四卷寫本見示，蓋宮保撫陜右時所得釋藏本也。讀之如獲一海外奇珍，旬日間盡錄之。後宮保撫山左，招鏞堂課孫，學使阮蕓臺一見首問此書，并出北藏板二卷，屬為校讎。始知西藏本為後人改竄，遠不及北藏之真，茲悉以北藏為正。”
此序以四卷本為南藏，二卷本為北藏，大誤。又生造一西藏之名，亂人耳目。夫所謂南北藏者，指刻板之地，非指藏書之地，若其書得自陜右，即稱之為陜右本可也，豈能謂之西藏，況所謂西藏者即北藏耶！自鏞堂刻此書以來，竟播
其誤於眾，誠為可惜。
守山閣錢熙祚刻此書跋亦謂：“陳氏所校二卷本為北本，未見遠勝西藏，此為嘉興楞嚴寺所刊支那本，卷目輿西藏同，視北本尤完善。”
南北倒置輿臧同，今守山閣所刻者實嘉興本，而云“卷目與西藏同”，益可證臧所謂陜右本者即北藏也。故凡臧、錢序跋中“南”“北”字樣，均須互易，而西藏之“西”字，亦須改為“北”也。
鐵琴銅劍樓藏者二卷，當為南藏，亦誤稱為北藏。惟粵稚堂所刻四卷本為北藏，伍崇曜跋獨不誤，且聲明二卷本為南藏焉，此伍氏之特識也。聞伍跋多出譚瑩玉笙手，故其誤尚少。
慧苑書儒本五本：
一、臧鏞堂本，二卷，敘錄一卷，嘉慶四年刻。所刻者為南本，而序誤為北本。敘錄又有乾隆五十八年錄此書序，時所錄者為北本，曰：“《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四卷，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撰，近同里孫淵如編修輯《倉頡篇》，興化任幼植主事輯《字林》，徵引《一切經》、《華嚴經音義》，而二書始見知於世。《唐志》載元應《眾經音義》，而慧苑書未著錄，余見而嗜之，手自纂錄，凡屬梵言，悉從省節，有涉儒義，并列簡編，仍存其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
此序與莊炘《玄應書序》，實相呼應，惟將孫、任二君名次互易，知孫淵如曾爭此二書發見權也，將於下文述之。臧本與藏本及諸儒本大異者，凡音譯之文，悉被刪削，僅存義譯之文，故諸家稱此本為刪節本，以其變亂古書也。惟此本刻於粵，板式甚精，最近日本京都研究所將《拜經堂叢書》影印，此本在焉。
二、陳氏叢刻本，二卷，道光間江寧陳宗彝刻。
三、守山閣本，四卷，道光間刻。出自嘉興藏本，而跋以為視北本尤完善，不知嘉興藏本即北本也。全書案語均誤以二卷本為北本。
四、粵雅堂本，四卷，咸豐四年刻。自言出北藏本，似尚未見臧氏、錢氏之書也。
五、曹籀本，二卷，即取臧氏節錄本與玄應書合刻。
二書新印古本
二書板本，現以磧砂藏本為最古。磧砂藏者，蘇州陳湖延圣院所刻之藏也。藏刻於宋、元之交，其板久廢，一九三一年發見西安開元、臥龍兩寺有藏本，上海影印宋板藏經會乃集資二十五萬，改梵莢為方冊印行之，一九三五年出版。
先是莊炘宰咸寧，得大興善寺明南藏本玄應書刻之；畢秋帆巡撫陜西，又得明北藏本意苑書傳之。曹籀言：“漢陽葉潤臣有影宋本玄應書，為人所乾沒，遂不傳。”不知西安開元、臥龍二寺，與咸寧大興善寺同在一城，而陜撫又即駐西安城內，其中即有宋、元佳本，乃瞠目而不之見，必待百余年後，始獲見之，豈非吾人大幸。
此本之佳處，在一語一行，朗若列眉，最為清楚。二書原編“階、納，陛、弁”四號，即今影印本之四五八至四六一等四冊，弁冊之後半，即為慧苑書。惜磧砂藏無影印單行本，不可謂非失察。
二書之流行及利用
二書久在釋藏，然未有人注意。焦竑《國史經籍志》釋家類收羅釋典最多，二書獨不著錄；乾隆初，翻刻全藏，二書亦獨被遣落。乾隆四十七年，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始利用之，然任書出後，歸安丁小疋杰謂曾著是書，稿存任子田處，子田竊而刻之，作書遍告同人，事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六。然《字林考逸》為誰作，乃另一問題，最初利用兩《音義》者為《字林考逸》，則尚無異議。
乾隆四十九年，孫星衍刻《倉頡篇》輯本序，言：“頃禮部儀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彌月，始獲一見。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瓦官寺合，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為多，隨加鈔摭，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
據此序，孫君之意，以為發見兩家《音義》者自我，非得之《字林考逸》也。然所謂戊辰者何年，謂乾隆十三年乎？則孫尚未生；謂嘉慶十三年乎？則序作於乾隆四十九年。序中所謂閱五年者，無非顯明其在《字林考逸》之先，而未察“戊辰”二字之無著也。岱南閣本《倉頡篇序》如此，《問字堂集》四載此序亦如此，二者均孫君所自刻，何謬誤若此！吾欲為孫君解釋，謂戊辰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訛，則在《字林考逸》之前矣，而輿閱五年之說不合。張紹南為君撰年譜，以閱藏事隸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與五年語合矣，然何解於自序之戊辰。《倉頡篇》輯本初稿，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曾篆刻於西安，其本今罕見。其自序則北平圖書館印《孫淵如外集》收之，中有“獵於儒書，以及異端”之句，疑曾采藏經音義，然吾未見其本也。北平館跋語誤以乾隆四十六年為二十二年，孫君以乾隆十八年癸酉生，是時才五歲，何能著書？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辛丑為丁丑也。然對戊辰之解釋，終無所補益，則姑以疑案存之可也。
乾隆四十九年孫君序又謂：“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應麟，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輿陸德明《經典釋文》并垂於世，星衍又嘗揄揚其實，屬友刊行焉。”則其後兩書之刻，孫君亦自以為功，可見其念念不忘兩書之發見權也。平情論之，兩《音義》之流行，《字林考逸》、《倉頡篇》輯本，均不可謂無功。然自宋以來，兩《音義》具存，未嘗亡佚，儒家諸本，迭經寫刻，終不如藏本之古。今後學人所當致力者，一則慧琳《音義》復出，已將兩《音義》收入其中，可資校勘；二則麗本所傳兩《音義》，與宋、元、明本大異，亦堪互證。日本縮刷藏，支那本與麗本并收，最為有見，惜乎頻伽本以兩《音義》外間多有，竟將麗本削而不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