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體
康有為 附簡朝亮、廖平、徐勤 梁啟超 附陳千秋、譚嗣同
當代之文，理融歐亞，詞駁今古，幾如五光十色，不可方物，而要其大別，曰古文學、曰今文學二者而已。譚古文學者，或遠祧中古以上，或近禰近古而還。王闿運、章炳麟、李詳、孫德謙、蘇玄瑛之文與詩，蓋遠祧中古以上者。其近禰近古而還者，文則有林紓、馬其昶、姚永概之為桐城派焉，詩則有易順鼎、樊增祥之中晚唐，陳三立、鄭孝胥、陳衍之宋詩焉，詞則有朱祖謀、況周頤之為常州派焉，曲則有王國維、吳梅之治元劇焉。此古文學之流別也。論今文學之流別，有開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為、梁啟超。有創邏輯之古文者，曰嚴復、章士釗。有倡白話之詩文者，曰胡適。五人之中，康有為輩行最先，名亦極高，三十年來國內政治、學術之劇變，罔不以有為為前驅。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為啟其機括焉。
有為，康氏，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世以理學傳家，為粵名族。祖贊修，官連州教諭，治程朱之學，多士矜式。父達初，早卒，乃受教于大父，授以書，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志于圣賢之學。里黨傳以為笑，戲號之曰“圣人為”，蓋以其開口輒曰圣人、圣人，故冠于名以為謔也。有為以十九歲喪大父。年十八始游同縣朱次琦之門，受學焉。次琦，粵中大儒也，湛深經術，其學根柢于宋儒，而以經世致用為主，窮理治事，刮磨漢宋紛紜之見，惟尚躬行。一出為山西襄陵令，出則徒步，入則齏鹽，朝饔夕飧，皆三十錢。終身布袍，樸學高行，學者翕然宗之。其弟子有名者，厥稱順德簡朝亮及有為。朝亮堅苦篤實，壹慕其師，所注《論語》、《尚書》，折衷漢宋而抉其粹，最為次琦高弟。而有為則詭誕敢大言，異于朝亮，言學雜佛、耶，又好稱西漢今文微言大義，能為深沉瑰偉之思，實思想革新者之前驅。而發為文章，則糅經語、子史語，旁及外國佛語、耶教語，以至聲光化電諸科學語，而冶以一爐，利以排偶，桐城義法，至有為乃殘壞無余，恣縱不儻，厥為后來梁啟超新民體之所由昉。學問、文章，不盡類次琦也。然生平言學必推次琦。次琦著書，晚歲皆自焚之，既卒三十年，其子之紱輯佚，凡詩二十卷，文數十篇，而有為乃序之以顯大其學。其辭曰：
以躬行為宗，以無欲為尚，氣節摩青蒼，窮極問學，舍漢釋宋，原本孔子，而以經世救民為歸，古之學術有在于是者，則吾師朱九江先生以之。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撫某為某親王嬖人，拂衣歸，講學于其九江鄉禮山草堂垂三十年。先生為先祖連州公之友，先君知縣公與伯叔父兩廣文公皆捧杖受業。有為未冠，以回、參之列，辟咡受學，則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岳，即之溫溫如醇酒，碩德高風，不言而化，興起奮發于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之遠也。先生授學者以四行五學。四行：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尚名節，三曰變化氣質，四曰檢攝威儀；五學：一曰經，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義，五曰詞章。日一登堂講學，諸生敬侍，威儀嚴肅。先生博聞強記，不挾一卷，而征引群書，貫穿諷誦，不遺只字，學者錄之，即可成書一卷，今所傳《禮山講義》，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至夫大義所關，名節所系，氣盛頰赤，大聲震堂壁，聽者悚然。為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圣人為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先生天才敏雋，少以神童聞于粵。方十三齡，儀征阮文達督粵而召之，試詩而大驚。辟學海堂，授為都講，沉浸經史、掌故、詞章之學，凡吾粵長老，若曾勉士之經，侯君謨之史，謝蘭生之詞章，皆翕受而自得之，旁及金石、書畫，罔不窮經極微。當是時，漢學方盛，饾饤為上，獵瑣文而忘大誼，矜多聞而遺躬行。先生夐識高行，獨不蔽于俗，厲節行于后漢，探義理于宋人，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一以孔子為歸，其行如碧霄青云，懸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琴瑟彝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黎洲精矣，而奇佚氣多；船山深矣，而矯激太過。先生之學行，或于亭林為近似，而平實敦大過之。著書滿家，以為所知，有《國朝學案》、《國朝名臣言行錄》凡百卷，《蒙古記》、《晉乘》各數十卷，詩文數十卷，晚歲皆自焚之，世多疑焉。意者先生疾世之嘩囂，多以文學炫寵，而以身為法耶？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文人之亡實多矣。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遂以陵夷，人心遂以熄絕，則其書必當存也。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亡大損，人心未至滅，則先圣先哲之遺書具在，循而行之，大道可宏，生民可救，則何以著作炫世乎？孔子曰：“予欲無言。”子思述《中庸》之末曰：“聲色之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先生之德，于是至矣。后之人受不言之教，以躬行為歸，何必遺書，何必遺書。否則著書等身而中心藪慝，其書愈多，其名愈章，其壞風俗、敗國家愈甚，是毒吾民也，奚取焉。予小子稍有所述作，每念先生焚書之旨，未嘗不反省而悚然曰：“吾豈有心歟！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歟？其昔人曾發之而亡待己之喋喋歟？否則宜焚之也。”先生卒于光緒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詩文既盡焚，無一傳，同門友營祠墓畢，議遺文。簡廣文竹居、胡茂才少愷皆博學高行，以先生惡表襮嘩囂，紹述遺旨，相約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矣。雖然，令先生無一字流于后世，于先生至人之德、不言之教則不背矣。于后人思慕之意，則非也。先生嗣子之紱明敏克家，搜輯先生佚詩文于鄉里中，得《是汝師齋詩》一卷，《大疋堂詩集》一卷，皆三十歲前作，及佚文數十篇，皆書札為多，蓋皆流傳于外，先生無從焚者。先生之文雄深疋健，深入秦漢之奧，為今所為文，皆受法于先生。此率爾之文，少日之作，誠不足以見先生之萬一。然丹鳳一羽、夏鼎一足，得之亦為至寶。與其棄之，無寧過而存之，且大義亦時見焉。后之學者，稍聞遺訓而瞻文采，不猶愈于無耶？故敢違先生之旨，負同門之約，刻而布之，誠知罪戾，不遑避矣。先生諱次琦，號稚圭，又字子襄，南海縣人，道光丁未進士，行事詳于《平陽水利碑》，用弁卷端。其《是汝師齋詩》，刻于粵之學海堂。光緒三十四年秋九月，弟子康有為記。
蓋誦說次琦如此。然有為之學，從次琦入，而不從次琦出。次琦制行謹篤，而有為權奇自喜。次琦學宗程、朱，而有為旁騖西漢，稱微言大義，自負可為帝王師，言天下大計。早歲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義》。后見井研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廖平者，王闿運弟子。闿運以治《春秋公羊》聞于時。平受其學，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闡今文家法，開蜀學。嘗以其間來游南海廣雅書院，而有為之通《公羊》，明改制，蓋染于平之說者為多也。有為最初所著書曰《新學偽經考》。“偽經”者，謂《周禮》、《逸禮》、《左傳》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立博士者。“新學”者，謂新莽之學。時清儒誦法許、鄭者，自號曰漢學。有為以為此新代之學，非漢代之學，故正其名曰新學。而《新學偽經考》之作，最其要旨，一曰：“西漢經學并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偽作。”二曰：“秦焚書并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年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并無殘缺。”三曰：“孔子時所用字即秦漢間篆書，即以文論，亦絕無今古之目。”四曰：“劉歆欲彌縫其作偽之跡，故校中秘書時，于一切古書，多所羼亂。”五曰：“劉歆所以作偽經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而微言大義之所寄，則在于《春秋公羊》。有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書法義例之小節，專求其微言大義，即何休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者，定《春秋》為孔子改制創作之書，謂文字不過其符號，如電報之密碼，如樂譜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述而不作者誤也。孔子蓋自立一宗旨，而憑之以進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堯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至尋常，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黃帝，墨子之托大禹，許行之托神農，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劉逢祿、龔自珍、陳立輩皆言“改制”，而有為之說實與彼異。有為所謂“改制”者，蓋稱“政治革命”、“社會改造”而言也。故喜言“通三統”，“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喜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為教主。謂歐洲之尊景教，為治強之本，故恒欲儕孔子于基督，乃雜引讖緯之言以實之，于是有為心目中之孔子，又帶有神秘性矣。具見所著《孔子改制考》。教人讀古書，不當求諸章句訓詁、名物制度之末，當求其義理。所謂義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創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漢學、宋學，皆所唾棄。《偽經考》既以古文經為劉歆所偽造，《改制考》又以今文經為孔子托古之作。于是今文、古文，皆待考定。數千年共認神圣不可侵犯之經典，于是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之懷疑批評，而國人之學術思想，于是乎生一大變化。有為言孔子托古改制，而所以學孔子者，亦必出托古改制。孔子之托古改制，見其義于《春秋》，而有為之托古改制則托其說于《禮運》。有為以《春秋》三世之義說《禮運》，謂“升平世”為“小康”，“太平世”為“大同”。《禮運》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于身也，不必出為己。是謂‘大同’。”有為謂此為孔子之理想的社會制度，曰“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后世之所謂“民治主義”存焉。曰“講信修睦”，后世之所謂“國際聯合主義”存焉。曰“人不獨親其親”，“使老有所歸”，“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后世之所謂“老病保險主義”存焉。曰“不獨子其子”，使“幼有所長”，后世之所謂“兒童公育主義”存焉。曰“壯有所用”，曰“男有分”，后世之所謂“職業國定主義”存焉。曰“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諸己”，后世之所謂“共產主義”存焉。曰“力惡不出于身，不必為己”，后世之所謂“勞作神圣主義”存焉。謂《春秋》所謂“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條理為《大同書》，凡若干事：（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四）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入育嬰院。（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八）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為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為最嚴之刑罰。（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為肥料工廠。《大同書》之具體計劃如是。全書數十萬言，于人生苦樂之根原，善惡之標準，言之極詳辯，然后說明其立法之理，其最要之關鍵，在毀滅家族。有為謂：“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謂私有財產為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樂有私產。若夫國家，則又隨家族而消滅者也，夫而后大同之世，不蘄而自至。”有為懸此鵠為人類進化之極軌，于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外，獨樹新義，固一無依傍，一無剿襲，著書立說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國人之政治思想，于是乎又生一大變化。凡此皆次琦所不敢道，不知道者也。初有為從學次琦，凡六年而次琦卒。又屏居獨學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四年，乃出而有事于四方。北走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詣闕里謁孔林，浪跡于燕、齊、楚、吳、荊、襄之間，察其風土，交其士大夫；西溯江峽，如桂林。疇昔山中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歷實驗，如是者五六年。嘗以其間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之本原。乃悉購江南制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于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有為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學力中別辟一蹊逕。有為自言：“上海制造局譯印新書始于同治三年，其書經所購自讀及送人者共三千余冊，綜計制造局開辦以來，三十年間鬻書總額，不過一萬一千余冊，而其一人所購，竟達四分一以上。”可見當日風氣之不開，而有為能自任以開風氣也。既而造京師，乃上書乞見尚書乞師傅翁同龢，請間言事，不納。時同龢以毓慶宮師傅，為戶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清德雅望，重于朝廷。有為又因國子監祭酒盛昱以通于同龢，具封事，極陳時局艱危，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乞為代奏。同龢惡其訐以為直，曰：“無裨時局，徒長亂耳。”書格不達，獨戶部侍郎曾紀澤于有為變法之議，相視莫逆。而有為獻議，以朝鮮辟為萬國公地，紀澤尤為賞嘆云。然無術以進之。有為既郁無所舒，乃游心藝事，于廠肆間，搜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學為書，其執筆本得法于朱次琦，主虛拳實指，平腕豎鋒，其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氣韻胎格，乃廣涇縣包世臣所著，曰《廣藝舟雙楫》，論篆隸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而序其端曰：
可著圣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其形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巳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悁悁然思，俯攪萬極，塞鈍勿施，格絀于時，握發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于房，小技鳴于堂，高義伏于床，巧奰顯于鄉。標枝高則隕風，累石危則墜墻。東海之鱉，不可入于井；龍伯之人，不可釣于塘。汝負畏壘之材，取桀棧，取櫚櫨，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于窮，固宜哉。且汝為人太多，而為己太少，徇于外有而不反于內虛，其亦暗于大道哉。夫道，無小無大，無有無無。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睫又有巢者。視虱如輪，輪之中虱復傅緣焉。三尺之畫，七日游，不能盡其蹊徑也。拳石之山，丘壑巖巒，?深窅曲，蠛蠓蚋生，蛙之衣，蒙苴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島煙立，魚龍波譎，出日沒月。方丈之室，有百千億，獅子廣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虛室，游心微密，甚多國土，人民豐實，禮樂黼黻，草木龍郁，汝沖禫其中，弟靡其側，復何騖哉？盍黔汝志，鋤汝心，悉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沉。山林之中，鐘鼓陳焉；寂寞之野，時聞雷聲。且無用者，又有用也。不龜手之藥，既以治國矣。殺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甚安焉。蘇援一枝而入微者，無所往而不進于道也。”于是康子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卻掃，攤碑摛書，弄翰飛素，千碑百記，鉤午是富，發先識之復疑，竅后生之宦奧，是無用于時者之假物以游歲暮也。國朝多言金石，寡論書者，惟涇縣包氏之揚之，今則孳之衍之，凡為二十七篇，論書絕句第二十七。永維作始于戊子之臘，實購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僵石，證我古墨焉。歸歟于己丑之臘，乃理舊稿于西樵山北銀塘鄉之澹如樓，長松敗柳，侍我草玄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書訖，光緒十五年也。述書者，西樵山人康有為也。
有為論書絕精，顧強不知以為知，夸誕其詞，所作又不能稱是，而轉折多圓筆，六朝轉筆無圓者，儻所謂“吾眼有神，吾腕有鬼”《廣藝舟雙楫·述學篇》語，不足以副之歟？有為固自知之矣。
有為既以上書言變法，被放歸西樵山。鄉人目為怪。新會梁啟超方與南海陳千秋同學于學海堂，獨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共請有為開館講學，而以歲之辛卯光緒十七年，于長興里設黌舍焉，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二人者，既夙治漢儒許、鄭之學，千秋尤精洽，聞有為說，則盡棄其學而學焉。《新學偽經考》之作，二人者多所參議也。有為經世之懷抱在大同，而其觀現在以審次第，則起點于小康、撥亂。有為論政之鵠的在民權，而其揆時勢以謀進步，則注意于君主立憲。雖著《大同書》，然秘不以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讀此書者，惟陳千秋、梁啟超，讀則大樂，銳意欲宣傳其一部分，有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為，后此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矣，而有為謂：“今方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于洪水猛獸。”其教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其學綱，曰志于道格物克己，勵節慎獨，據于德主靜出倪，養心不動，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依于仁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廣宣教惠，同體饑溺，游于藝禮、樂、書、數、畫、槍。其學目，曰之理之學孔學、佛學、周秦諸子學、宋明學、泰西哲學，考據之學中國經學、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學、格致科學，經世之學政治原理學、中國政治沿革得失、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實際應用學、群學，文章之學中國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其課外作業，曰演說每月朔望課之，曰札記每日課之，行之校內者也；曰體操每間一日課之，曰游歷每年假時課之，行之校外者也。而其組織則有為自為總教授，而立學生中三人或六人為學長，曰博文科學長主助教授及分校功課，約禮科學長主勸勉品行、糾檢威儀，干城科學長主督率體操。其圖書儀器之室，亦委一學生專司之，曰書器庫監督。凡學生人置一札記簿，日記讀書治事所心得以自課，月朔則繳呈之，而有為為之批評焉。甲午，入京師，以《新學偽經考》獻同龢，欲以微感其意，而同龢狃于故常，驚詫不已，以為真說經家一野狐也，益不欲見之矣。方是時，我敗于日，海軍殲焉，乃率其徒從禮部試，公車入都者凡數千人，上書申變法之議，世所傳“公車上書”者是也。中國之有群眾的政治運動，于是乎托始。及赴禮部試，題為“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而有為試文，結語曰：“孔子大矣。孰知萬世之后，復有大于孔子者哉。”蓋隱以自況也。房考閱之，咋舌棄去。至明年乙未成進士，出侍郎李文田之門。文田惡其敢為詭誕，殿試得有為卷，抑置三甲，遂授職工部主事，不得翰林，有為大恨，竟削門生之籍。自是四年之間，凡七上書，申前議。而有為自負其口，工捭闔，于古今中外史跡，及人名、年號、統計之數目字，皆能歷舉無訛，見者驚其強記，而論議縱橫，放得開，收得住，波瀾極壯，首尾條貫，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既通籍，住上斜街，仍顏其室曰萬木草堂，仆從十許人，夾陛侍立，如王公貴人，久宦京朝，賓朋雜遝，爭以望見顏色為幸。徒從既眾，乃立強學會于京師，繼設分會于上海，尋復開保國會于北京。朝論漸變，聲生勢張，旬日之間，必遍謁當國貴臣，見輒久談，或頻詣見。時翁同龢最號得君，在毓慶宮授帝讀久，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為軍機大臣，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以忠誠結主知，以和平劑群囂，天下之士奔走其門，而亦有為之所欲藉重以要君者也。乃謁同龢于總理衙門，高睨大談，其大要歸于變法，所具封事，曰立制度、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借外債數大端，同龢心憤其狂而無以難也，為遞折上。有為七上書而姓名達帝聽，其最后書，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德宗誦之感憤，詔以有為前后折并《俄皇彼得變政記》皆呈慈禧太后覽，而命同龢宣索有為所進書，令再寫一分遞進。同龢對與有為不往來，帝問何也，曰：“此人居心叵測。”帝曰：“前此何以不說？”對曰：“臣頃見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之。”帝默然。間日，帝又宣索有為書，同龢對如前，帝發怒詰責，同龢對傳總署令進。帝以同龢老臣，又師傅，必欲藉以進有為而間執諸大臣之口，不許，曰：“著汝詣張蔭桓傳知。”同龢曰：“張蔭桓日日進見，何不面諭？”帝終不許。同龢退，乃告蔭桓。同龢既不悅于有為，而有為則故固不知，日日揚言于朝曰：“翁師傅薦我矣。謂康某才百倍老臣也。”德宗則既激發于有為之上書，乃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四日下詔誓改革，其詔草則仍以屬同龢，而同龢先以視其門生南通張謇者也。顧二十七日，即下詔斥同龢攬權狂悖，開缺回籍。同龢則聞駕出，亟趨赴宮門，伏道旁碰頭，帝回顧無言，神采極凋索也。于是文武一品官及滿漢侍郎補缺者，咸具折謝太后。太后則已有疑于帝矣，特逐同龢以示警耳，而帝不為意。二十八日，召見有為，詔悉進所著書，曰《日本明治變法考》，曰《俄大彼得變政致強考》，曰《突厥守舊削弱記》，曰《波蘭分滅記》，曰《法國革命記》，曰《孔子改制考》，曰《新學偽經考》，曰《董子春秋學》，凡八種。德宗既讀所進《波蘭分滅記》一種，淚承于睫，汍瀾濕紙，曰：“吾中國幾何不為波蘭之續矣。特賞給編書銀二千兩。”又以有為言，顯擢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四人，均著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所謂四新參者是也。廢八股，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凡百設施，不循故常，而有為發縱指示，實管其樞。內閣學士闊普通武又以有為指，奏請行憲法而開國會。廷議不以為然，德宗決欲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諫曰：“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帝喟然曰：“朕但欲救中國耳。若中國得救，朕雖無權何害。”于是大臣不悅。大學士榮祿既出為直隸總督，謁帝請訓，適有為奉旨召見，因問何辭奏對，有為第曰：“殺二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榮祿唯唯，循序伏舞，因問皇上視康有為何如人，帝嘆息不早用也。已而榮祿赴頤和園謁辭皇太后。時李鴻章新失職，放居賢良祠，謝皇太后賞食物，同被叫入。榮祿奏：“康有為亂法非制。皇上如過聽，必害大事，奈何？”因顧鴻章，謂：“鴻章多歷事故，不可不為皇太后言之。”太后問曰：“鴻章意云何？”鴻章即叩頭稱皇太后圣明。太后嘆息：“兒子長大，寧知有母。我問不如不問。汝為總督，憑汝所知好為之，勿負我。”榮祿即退出。有為告人：“榮祿老辣，我非其敵也。”太后既以榮祿言益疑德宗，譚嗣同又進密計，說帝召見武衛軍統領袁世凱，好言撫之，擢兵部侍郎，而嗣同夜馳謁世凱，傳帝旨，詔以勒兵廢太后和誅榮祿。世凱患嗣同躁，又憚榮祿，不即發也。榮祿則微有聞，伺世凱來謁，卒問之。世凱既不得隱，則以歸誠于榮祿。事泄，太后怒，臨朝訓政，奪帝柄而錮諸，急逮御史楊深秀及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與有為之弟曰廣仁者，駢戮焉，世所謂戊戌六君子者也。然太后終疑帝之任有為，以翁同龢故，乃下詔罪同龢，著地方官嚴加管束，禁交關賓客，其詞以薦康有為也。獨有為先期得帝旨，令逃走，且曰：“他日更效馳驅，共建大業。”則微行之上海，得英人以兵艦迎護，致香港，僅乃免于難也。遂署號曰更生。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游者十六年，隨從奴子皆頂戴如戈什。華僑望見，疑為中國大臣，輸款佽左，日盈于門，則以其間糾合海內外同志，名其會曰保皇會，一以聲援在幽之德宗，一以消殺革命之勢力，卒無有成功而意氣不衰。足跡所之遍十三國，率以為莫吾中國若也。作《愛國歌》以見意曰：
登地頂昆侖之墟，左望萬里，曰維神洲。東南襟滄海，西北枕崇丘。岳嶺環峙，川澤匯流。中開天府之奧區，萬國莫我侔。
我江河浩浩萬余里，其余百川無涯涘。江南十里必有川，深廣可以泛汽船。新頭恒河與密士失必，淺窄僅比我小泉。來因、多鐃、泰吾士，先河、秦擺，皆是短小流涓涓。幼發拉的、底格里兩河，難比江河之長源。萬國無我水利專。巨山廣澤，大野深林。原隰陵衍，江湖溪潯。千百里間，必備崇深。相彼印度與北美，萬里平原無寸嶺。埃及、波斯、阿拉伯，沙漠沉沉。地形自歐洲之外兮，無與我并駕而倚衿。
地兼三帶，候備寒暑。川岳含珍，原野平楚。五金薈萃，萬寶繁。以花為國，燦爛天府。橫覽大地，莫我能與。
鳥獸昆蟲，果窳草木。億品萬匯，物產繁毓。羽毛齒革，錦繡珠玉。衣食器用，內求自足。五色六章，袨絲為服。飲饌百品，美備水陸。冠絕萬國，猶受多福。
巍巍我祖，懿惟黃帝。天啟神靈，創始治世。監視萬國，無如赤縣地。自昆侖西，東徙臨蒞。時巡鎮撫，師兵營衛。有苗蚩尤，鐵額銅頭。是戮是平，乃統九洲。力牧開辟，風后宣猷。倉頡制字，文明休休。
惟我文明，曰五千年。歷史綿遠莫我先。埃及金字陵，中絕文明不傳。印度九十六道，微妙多不宣。惟我圣作文字遠而存，堯舜讓帝創民主，孔子改制文教宣。漢、唐開辟益光大，東亞各國皆我文化權。希臘興周末，文章盛賀、梅。羅馬更是強漢世，皆只當我云來孫。何況歐洲諸國之后生，島陸群種屬更何言？
我同胞兮祖軒轅，世本族譜百世傳。皆諸侯大夫遺子孫，金枝玉葉布中原，于今兄弟五萬萬同一源。地球之大姓，莫我遠原。萬國之人民，莫我庶繁。
中華地大比全歐，全國同文東亞洲。日本、高麗、安南，皆我語言文字之遺留。雖有閩粵音稍轉，十六省語能通郵。印度文二十，語言分四流。歐洲十余國，國國語文殊異難搜求。奧國十四文，英之威路士與愛爾蘭，語言殊異難講聞。彼遍設鐵路尚如此，我無鐵路乃能同語文。大地同化之力，無如我神。
神禹開華夏，秦漢大一統。長城萬里壓，張騫西域遠鑿空。漢武、唐太鞭四夷，南朔東西皆入貢。郭侃百日滅波斯，天朝自右諸蠻重。亞洲國土我最尊，上國之人眾所奉。至今安南、印度稱阿叔，二千年內神威動。
我人相好端金色，我人聰明妙神識。我國制作最先極，據幾著袴持箸飲。突厥、印度、埃及號文明，不袴手食坐地席。英用刀匕二百年，倍根之世尚不識。惟我圣賢豪杰多如鯽，文化武功如交織。我心怦怦起感激，大地文明世家我第一。
我若生高麗兮，一時脅罷兵而亡。噫！我若生阿富汗、暹羅之小國寡民兮，雖自厲而無能強。噫！我若生印度兮，久為奴而無鄉。噫！我若為突厥、波斯之人兮，教力壓而難揚。噫！我即為荷蘭、比利時、瑞典、丹墨之國民兮，蕞爾強善而難張。噫！我又為德、法、奧、意諸強之民兮，爭雄于歐，而難逞大力于太平洋。噫！方霸義之相競兮，非有廣土眾民難回翔。唯我有霸國之資兮，橫覽大地無與我頡頏。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國兮，神氣王長。
我之哲學包東西，我無壓力無所迷。我欲自強兮，一號而心齊。大呼而奮發，氣銳神橫飛。我速事工藝汽機兮，可以歐美為府庫。我人民四五萬萬兮，選民兵可有千萬數。我金鐵生殖無量兮，我軍艦可以千艘造。縱橫絕五洲兮，看黃龍旗之飛舞。
有為不以詩名，然辭意非常，有詩家所不敢吟、不能吟者。蓋詩如其文，糅雜經語、諸子語、史語，旁及外國佛語、耶教語，而出之以狂蕩豪逸之氣，寫之以倔強奧衍之筆，如黃河千里九曲，渾灝流轉，挾泥沙俱下，崖激波飛，跳踉嘯怒，不達海而不止，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權奇魁壘，詩外常見有人也。自負為先知先覺，及為文章，譽己如不容口。言大道，則薄后進而以為不如我知。論政俗，則輕歐美而以為不及中國，每語人曰：“未游歐洲者，想其地皆瓊樓玉宇，視其人若皆神仙才賢，豈知其放僻邪侈，詐盜遍野。故謂百聞不如一見也。”時亦以此召鬧取怒。然筆墨通于情性，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于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卒棄也。方居外國為亡人，受其保護，而議論常輕之，自矜自重，尤喜以孔子學說，衡量歐美一切宗教、道德、政治、風俗，猶之林紓以古文義法，衡量歐美文學也。所言之韙不免于非，而要期于輔世長民，拂俗匡時，足以資論證，備考鏡。其論宗教曰：“吾于二十五年前，讀佛書與耶氏書，竊審耶教全出于佛。其言靈魂，言愛人，言異術，言懺悔，言贖罪，言地獄天堂，直指本心，無一不與佛同。其言一神創造，三位一體，上帝萬能，皆印度外道之所有，但耶改為末日審判，則魂積空虛，終無入地獄、登天堂之一日，不如說輪回者之易聳動矣。其言養魂甚粗淺，在佛教中，僅登斯陀含果，尚未到羅漢地位。考印度九十六道之盛，遠在希臘開創之先，則七賢中畢固他拉之言靈魂，戒殺生，已有所自。蓋希臘之與印度，僅隔波斯，舟車商賈大通，則文學教化，亦必互相輸轉。波斯已侵印度，至亞力山大半吞印度，印之高僧人士，必多有入波斯、希臘而行于巴勒斯坦、猶太之間，此尤淺而易征者矣。且以外儀觀之，耶教亦無一不同于佛教焉。不娶妻，一也。出家不仕宦，二也。堂上供像以敬禮，或木像、金像、畫像，三也。左右設白蠟燭多對，燒香，四也。案上陳花瓶，五也。神前設壇，幾案布席，六也。供酒食，七也。僧衣袈裟亦有斜條，八也。合掌跪拜，九也。肩掛數珠，或手弄之，乃至人民多然，女子頸皆掛之，與蒙滿俗同，而今施之中國長官矣，十也。神前晝夜點長明燈，十一也。鳴鐘磬，十二也。神前跪誦經，十三也。朝夕禮拜諷誦，十四也。有食齋日，斷肉，十五也。僧居寺中修習，十六也。女尼，十七也。出游著法服，十八也。削發之一部，十九也。有僧正、法王統之，二十也。路德之娶妻改像法，猶日本親鸞之改真宗，西藏蓮華生之娶妻改紅教，雖人情盛行，實非教主正義。考其內心外禮，無一不同，其為出于印之教無可疑。英之學士多證其然。惡士佛大學教習麥古士米拉作《宗教起元論》，以《新約》證之佛典皆同，尤可為據矣。佛兼愛眾生，而耶氏以鳥獸為天之生以供人食，其道狹小不如佛矣。然其境詣雖淺，而推行更廣大者，則以切于愛人而勇于傳道，其傳道者曾以十三代投獅矣。耐勞苦，不畏死而行之，而又不為深山枯寂閉坐絕人之行，日為濟人之事，強聒不舍，有此二者，此其雖淺易而彌大行歟？夫道在養魂，行在醫濟，身神并有以養，而又以大仁大勇推之，蔑不濟矣。雖近者哲學大盛，哥白尼、奈端重學日出，達爾文物體進化之說日興，其于一神創造上帝萬能之理，或多有不信。然方今愚夫多而哲士少，尚當神道設教之時，設無畏警，則盡藉人力，其于遷善改過者必不勇。蓋觀于朱子為無鬼論而可證矣。耶教以天為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愛心，此其于歐美及非亞之間，其補益于人心不鮮，但施之中國，則一切之說，皆我舊教之所有。孔教言天至詳，言遷善改過，言鬼神，無不備矣，又有佛教補之。民情不順，豈能強施？因救人而兵爭，至于殺人盈城野，未能救之而先害之，此則不可解者矣。求之中國，獨墨子傳道于巨子以為后，至死百余人而爭之，可謂重大矣。巨子，即教皇也。墨子尊天明鬼，尚同兼愛，無一不與耶同。使墨子而成教主，中國亦有教皇出矣。但墨子有妻而多鬼，此則不同。其道太觳，夫不言魂而尚苦行，此必不可行者也。莊子以為去于王遠，豈不宜哉？夫古之為教主者，多有異術以聳人心，觀佛之服大迦葉及諸梵志，皆以異術，耶穌亦然。墨子乃從哲學者，王陽明亦直指本心，頗與耶同，然皆有道而無術。于吉之流，有術無道。惟張道陵尊天尚仁，又有符咒之術，道術全備，殆與耶同。其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起，幾成教皇矣，而一敗不振。而晉名臣謝安、郄鑒等尚奉其道，盧循亦然，必有可觀者。若寇謙之所挾大矣，然又有術無道。推諸子所以致敗，則以中國孔子之道，無所不備，雖以佛教之精深，尚難大行，況余子哉？其中虛者，外得侵之，其中實者，外物不入。中國本自有至精美之教，此諸子之所以難大盛也。故佛教至高妙矣，而多出世之言，于人道之條理未詳也。基督尊天愛人，養魂懺惡，于歐美為盛矣，然而今中國人也，于自有之教主如孔子者，而又不尊信之，則是絕教化也。夫雖野蠻亦有其教，則是為逸居無教之禽獸也。今以人心之敗壞，風俗之衰敝，稍有識者，亦知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國矣。而新學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維治教之本原。以歐美一日之強也，則溺惑之。以中國今茲之弱也，則鄙夷之。溺惑之甚，則于歐美敝俗秕政，歐人所棄余者，摹仿之，惟恐其不肖也。鄙夷之極者，則雖中國至德要道，數千年所尊信者，蹂躪之，惟恐少有存也。于是有疑孔教為古舊不切于今者，有以為迂而不可行者。吁！何其謬也。夫倫行或有與時輕重之小異，道德則豈有新舊、中外之或殊哉？而今之新學者，竟囂囂然昌言曰：方今當以新道德易舊道德也。嗟夫！仁義禮智忠信廉恥，根于天性，協于人為，豈有新舊者哉？《中庸》之言德，曰聰明睿智，寬裕溫柔，文理密察，齋莊中正，發強剛毅，而仁智勇為達德，豈有新舊者哉？豈有能去之者哉？歐美之賢豪，豈有離此德者哉？即言倫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義婦順，朋友有信，豈如韓非真以孝弟忠信貞廉為六虱乎？則必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君不仁，臣不忠，夫不義，婦不順，朋友欺詐而不信，然后為人而非虱，為新德而非舊道乎？推彼之言新道德者，蓋以共和立國，君臣道息，因疑經義中之尊君過甚也，疑為專制壓民之不可行也。豈知先圣立君臣之義，非專為帝者發也。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仆，仆臣隸，隸臣皂，皂臣輿，輿臣臺。’由斯以觀，士對大夫為臣，而對仆為君，仆對士為臣，而對隸為君矣，故嚴其父母曰家君，尊家長曰君，此庶人亦為君之證也。故秦漢人相謂為君臣。漢晉時，郡僚對郡將稱臣，且行君臣之義焉。而今人與人言，尚尊人為君，自謙為仆焉。蓋君臣云者，猶一肆、一農之有主伯、亞旅云爾。其司事總理之主者，君也。其奔走分司百執事之亞旅，臣也。總理待百執事，當仁而有禮。百執事待總理，當敬而盡忠，豈非天然至淺之事義，萬國同行之公理者哉？豈惟歐美力行之，其萬國前有千古，后有萬年，豈能違之哉？藉使總理之待百執事，不仁而無禮，百執事之待總理不忠而傲慢，其可行乎？若以是為道，恐一商肆、一工廠、一農場之不能立也。自梁以后，禁屬官不得稱臣，改稱下官，于是臣乃專以對于帝者。今若不以君臣為然，則攻梁武帝，可也。以疑孔子，則無預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各有名分，其道圓周，故書君，君無道也，書臣，臣之罪也。莒人弒其君庶其，《公羊》曰：‘書人以弒者，眾弒也，君無道也。’豈止誅臣弒君而已哉。故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之言革命者，實紹述于孔子。若必如宋儒尊君而抑臣，則孔子必以湯武為篡賊矣。蓋孔子之道，溥博如天，并行不背，曲成不遺，乃定執君臣一義以疑圣，豈不妄哉。孔子于禮設三統，于《春秋》成三世，于亂世貶大夫，于升平世斥諸侯，于太平世去天子。故《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孔子之所志也，但嘆未逮其時耳。孔子何所不備。法國經千年封建壓制之余，學者乃倡始人道之義，博愛、平等、自由之說。新學者言共和慕法國者，聞則狂喜之，若以為中國所無也，揭竿樹幟以為新道德焉，可以易舊道德也。夫人道之義固美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釋之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人與仁合，即謂之道。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中庸》又曰：‘道不遠人，人之遠人，不可以為道，故以人治人，改而止。’則人道之義，乃吾《中庸》、《孟子》之淺說，二千年來，吾國負床之孩、貫角之童，皆所共讀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發揮其說，鞭辟其辭，無孔不入，際極天人，是時歐人學說未出未發，但患國人不力行耳，不患不知也。乃今得人道二字奉為舶來之新道德品，而以為中國所無也，真所謂家有文軒而寶人之敝駟也。夫《中庸》、《孟子》，孔子之學也，非僻書也，而今妄人不學無知，而欲以舊道德為新道德也。人有醉狂者，見妻于途，驚其美而摟之，以為絕世未見也。及歸而醒，乃知其為妻也。今之所謂新道德者，無乃醉狂乎。《論語》曰：‘仁者愛人。’‘泛愛眾。’韓愈《原道》猶言：‘博愛之謂仁。’《大學》言平天下曰：‘絜矩之道。’《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豈非所謂博愛、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論語》、《大學》者，吾國貫角之童、負床之孫，所皆共讀而共知之，昔日八股之士發揮其說，鞭辟其義，際極人天，是時歐人學說未出未發，患國人不力行也。乃今得博愛、平等、自由六字，奉為西來初地之祖訣，以為新道德品，而以為中國所無也，真所謂家有錦衣而寶人之敝屣也。夫《論語》、《大學》，孔子之學也，非僻書也，而今妄人，不學無知，而欲以新道德為舊道德也。貧子早迷于異國，遇父收恤撫養之而不知也，謬以為他富人贈以瓔珞也，今之妄人，不學無知，奚以異是也。以《論語》、《大學》、《中庸》之未知未讀，而妄攻孔子為舊道德。夫孔子以人為道者也，故公羊家以孔子為與后王共人道之始。蓋人有食味、被服、別聲、安處之身，而孔子設為五味、五色、五聲、宮室之道以處之。人有生我、我生、同我并生、并游并事偕老之身，而孔子設為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之道以處之。內有身有家，外有國有天下，孔子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處之。明有天地、山川、禽獸、草木，幽有鬼神，孔子設為天地、山川、禽獸、草木、鬼神之道以處之。人有靈氣魂知死生運命，孔子于明德養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無不有道焉，所謂人道也。上非虛空之航船道，下非蛇鼠之穿穴道，孔子之道，凡為人者不能不行之道。故曰：‘何莫行斯道也。’凡五洲萬國，教有異，國有異，而惟為僧出家者，不行孔子夫婦之一道而已。此外乎？凡圓顱方趾號為人者，不能出孔子之道外者也。夫教之道多矣，有以神道為教者，有以人道為教者，有合人神為教者，要教之為義，皆在使人去惡而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圣者皆是醫王，并明權實而雙用之。古者民愚，陰冥之中，事事物物，皆以為鬼神，圣者因其所明而怵之，則有所畏而不為惡，有所慕而易向善，故太古之教，必多明鬼，而佛、耶、回乃因舊說，為天堂地獄以誘民。獨孔子敷教在寬，不語神怪，不尚迷信，故教以仁讓，務民之義，不如佛、耶、回之天志、明鬼。然治古民用神道，漸進，則用人道。吾昔者視歐美過高，以為而漸至大同，由今按之，則升平尚未至也。孔子于今日猶為大醫王，無有能易之者。而病者乃欲先絕醫，殆死矣。”則是歐洲宗教道德，不如中國者一也。論政治曰：“人民之性，有物則必爭，平等則必爭，至于國土尤爭之甚者，故自種族而并成部落，自部落而合成國家，自國家而合成一統之大國，皆經無量數之血戰，僅乃成之。故自分而求合者，人情之自然。孔子倡大一統之說，孟子發定于一之論，蓋目睹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大倡統一以救之。李斯紹述荀卿之儒學，預聞微言，故丞相綰等請立諸子以為侯王，始皇用李斯言不行，乃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自是封建廢，中國遂以二千年一統，民安其生，比之歐洲千年黑暗之亂禍，其治安多矣。然我國幸而一統得以久安，不幸則以無競爭而退化。求所由然，則我國地形，以山環合。歐西地形，以海回旋。山環，則必結合而定一。海回，則必畸零而分峙。故馬其頓、羅馬之一統，實年不過六七百，而戰國、三國、六朝、五代之分裂，亦不過六七百年。我國數千年，以合為正，以分為變。歐洲數千年，以分為正，以合為變。此則其大同而相反之故，而一切政俗因之。嗚呼！豈非地形哉。我昔堯舜咨岳，盤庚進民，豈非憲政公諸庶民之具體？而中國亙古乃無議院政體，民舉之司者，國民非不智也，地形實為之也。蓋民權之起，必由小國寡民，或部族酋長之世，地方數十里、十余里不等，人民自千數百至數萬，人多相識，君不甚尊，去民不遠，而貴族爭政，君位難久，迭代為君，而漸陵夷以臻議院政體出焉。而歐洲數千年時之有國會者，則以地中海形勢使然，以其港島槎椏，山嶺錯雜，其險易守，故易于分立而難于統一；分立，故多小國寡民，而王權不尊，而后民會乃能發生焉。若印度則七千里平陸，文明已數千年，在佛時雖分立多國而皆有王，人民繁多，君權極尊，國體久成，非同部落。若波斯則自周時已為一統之大國，帝體尤嚴。埃及、巴比倫、亞西里亞更自上古已為廣土眾民之王國。至阿剌伯起立更后，不獨染于舊制，亦其教理已非合群平等之義，益無可言。凡此古舊文明之國，則必廣土眾民而后能產出文明，既有廣土眾民，則必君權甚尊，而民權、國會皆無從孕育矣。況我中國之一統，已當黃帝、堯舜之世，蓋古號九州為中國者，在大江以北，太行以南，曠野數千里，地皆平陸，無險可守，故為一統帝國之早之遠，在萬國之先，不止成國體、立君權而已，既為數千里之大國眾民，則君權必尊，無可易者。統全大地論之，他國野番之部落，會議蓋多，但無從得文明以立國。亞洲之文明立國已久，則以大國眾民，君權久尊而堅定，無從誕生國會。惟歐洲南北兩海，山嶺叢雜，港汊繁多。羅馬昔者僅辟地中海之海邊，未啟歐北之地，至歐北既啟，則無有能統一之者。以亞洲之大，過歐十倍，而蒙古能一之。而歐洲之小，反無英雄定于一，故至今小國林立。而意大利、日耳曼中自由之市，若呢士、漢堡之類，時時存焉。至英以條頓種與挪曼人同漂泊于不立顛，傳其舊俗而世行之。至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約翰王時，遂定大憲章，日益光大，以至今日而推行于天下。英國世有王，而國會不廢，久之且全奪王權，而成為立憲最堅之政體，而大地立憲政體皆法之，此為大地最奇特之事，亦絕無而僅有之事。蓋考英當威廉由荷蘭入主英國之時，當我清康熙二十七年，而是時英全國人口不過五百萬，區區小國寡民，故克林威爾之革命，亦不過如春秋時列國之廢逐其君，晉厲、宋殤之弒，魯昭、衛輒之出，若是者不可勝數。衛人立晉，乃出于眾，貴族柄政，蓋視為常。蘇格蘭、阿爾蘭之混一不久，上溯約翰世又四百年，計其時英國僅英倫一隅，當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人民必不過二百余萬，如威廉第一之世，不過百余萬耳，立國于宋世，亦不過人口數萬或十數萬，名雖有王，不過如今滇、黔土司之酋長耳。蓋民數甚少，則君不尊大，地僻海隅之一島，則羅馬及東方大一統之宏規不見，故能傳其舊俗而不至滅絕。及文明大啟，則國會已堅，而又有希臘、羅馬議會故事，傅會之以為民治之極隆，而國會之制，遂為大地之師焉。故日耳曼之分國雖多，而獨能傳其舊俗者日耳曼開創之始，攘辟山林，粗開部落，未成國土，未有君王，部落既多，群族相斗，必開會謀之。凡稱戈之卒皆得預議，不能荷戈者不得預會。所議者，公舉頭目將軍及編兵之事，而預會者亦只有贊成可否之權，無發言之權。焚火射矢以集，眾集于丘陵林叢，可者舞蹈，不可者擊器以亂之，其大不愿者則投戈于地。此種集會，實為英倫國會制之俶落權輿矣，不屬他國而屬英倫，則以邊海之小島寡民故也。故曰地形使然也。然則中國之不為議院先進，非中國人智之不及，而地勢實限之也。吾又游法國煙弗列武庫，正室有各國戎衣，吾國御用甲胄及將士之服存焉。御用甲繡龍，銅片蔽足二，玉如意夾之，咸豐十年，法英聯軍入京得之者也。惟兵士衣寬袖褂，背心博袴，直非武服，置之各國兵服比校中，非止慚色，亦覺異觀，不倫不類，鮮有不以為笑者。豈知吾國一統久矣，養兵僅為警察，只以捕內盜，原非以敵外侮，故謂通國數百年無兵可也。夫茍如歐洲之群雄角立，安得不治兵？觀吾戰國時，魏有蒼頭，秦有武騎，齊有武士，可見矣。惟為一統，天下一家，環我小夷皆悉主臣，聽吾鞭笞，無敢抗行者，故可罷兵息民，僅存巡警，此真一統天下之宏規，而非歐人諸小競爭所能望我治平者也。然則兵衣寬博，乃益見吾一統久安不競之盛規。但今者汽船大通，萬國溝合，吾已夷為列國，非復一統，冬夏既更，裘葛殊異，而猶用昔者一統之規以待強敵，則大謬矣。然歐人經千年黑暗戰爭之世，苦亦甚矣。今讀《五代史》，五十余年之亂殺，尚為不忍，而忍受千年之黑暗亂爭乎？今中國遲于歐洲之治強，亦不過讓之先數十年耳。吾國方今大變，即可立取歐人之政藝而自有之，豈可以數十年之弱，而甘受千年之黑暗乎？”則是歐洲分爭，不如中國統一者又一也。論法治曰：“中國奉孔子之教，固以德禮為治者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太史公曰：‘法者，制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中國數千年，不設辨護士，法律疏闊而獄訟鮮少。戴白之老，長子抱孫，自納稅外，未嘗知法律。蓋以半部《論語》治天下，國民自以禮義廉恥、孝弟忠信，相尚相激，而自得自由故也。今南洋華人父子兄弟之間，開口即曰‘沙拉’，‘沙拉’，歐化哉。‘沙拉’者，法律也。蓋以個人獨立之義，有國而無家，故薄恩義而但尊法律，然奸詐盜偽，大行于奉法之中。誠哉其免而無恥也。法治乎！何足尊！”則是歐洲法治，不如中國禮法者三也。論自由曰：“中國人之生長于自由而忘自由，猶之其生長于空氣而不知空氣為何物耳。世之浮慕共和、自由、平等者，必稱法國。夫法國之所以不得不革命者，以法國王者之下，尚有群侯大僧之交為壓制也。夫法之小，當吾兩省耳，而建侯十萬。當時德國封建三十萬，奧封建二萬。英尤至小，封建六萬余。一侯之下，分地主無數。地主皆為封君，有治民之權。其稅也，王取十之五，僧取十之四，侯則聽其所取，乃至刈麥之刀、燒面之鍋，必租于侯而不能自由。營業職工，皆有限禁，物價皆聽發落，民之物產，隨意沒取。聚會言論，皆有禁限，違舊教者焚之。民刑皆無定律，惟判官之所輕重，而君大夫之夫人、公子、女公子，皆得擅刑訊罰而置私囚焉。民禁不得為吏，禁不得適異邦，但充封君之奴。女子惟封君之所取，其嫁也，必待封君之宿而后得配夫焉。民久苦壓制之酷毒，故大呼不自由，無寧死也。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亂行也，求人身之自由，則免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罰拘囚搜檢耳，求營業之自由，免除一切禁限耳，求所有權之自由，不能隨意沒取耳，求聚會、言論、信教之自由，今煌煌著于憲法者是矣。求平等者，非絕無階級也，求去其奴佃而得為官吏，預公議，民刑裁判納稅，皆同等而已。試問吾中國何如？中國之為小地主，聽人民自有田地，蓋自戰國以至于今，乃在羅馬未出現之前，不止日耳曼矣。自秦漢已廢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為卿相。雖有封爵，只同虛銜，雖有章服，只等徽章。刑訊到案，則親王、宰相與民同罪。租稅至薄，今乃至取民十分之一，貴賤同之。鄉民除納稅、訴訟外，與長吏無關。除一二儀飾黃紅龍鳳之屬，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聽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營業自由、所有權自由、集會言論、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矣。法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權利，凡二千余條，何一非吾國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但有之已數千年，而忘之不知夸耳。今吾國欲再求自由，除非遇店飲酒，遇庫支銀，侵犯人而行劫掠，必更無自由矣。今法人尚存世爵數萬，仍有尊稱，吾乃無之，吾國突進于法多矣。今吾國欲再求平等，則將放肆亂行，絕無階級。法之平等、自由，果若此乎？嗟乎！紀綱盡破，禮教皆微，何以為治。故中國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歐人一日之強，乃欲并其毒病醫方而并欲效法而服之。昔有貴人，有癰而割之，血流殷席，命幾不保。有貧子美好無病，慕貴人之舉動，乃亦引刀自割，貌為呻吟，已而剖傷難合，卒以自斃。今吾國妄人媚外者，自以為取法于法、德，發狂呼號，日以革命、自由為事，不幾類美好貧子引刀自割，貌為呻吟，卒以創傷自斃者。豈止見笑于歐、美之識者，無病服毒，不其傷乎。”則是歐洲平等、自由，不如中國先進者四也。論婦女獨立曰：“巴黎之以繁麗聞于大地者，在其淫坊妓館，鏡臺繡闥，其淫樂竟日徹夜，己領牌之妓凡十五萬，未領牌者不可勝數。若其女衣詭麗，百色鮮新，為歐土冠。各國王子，寧舍帝王之位而流戀巴黎之妓樂，而貴家婦女，亦多有出而為妓者。法人自由既甚，故婦女多不樂產子，有胎則墮之，以故戶口日少。蓋自同治九年，德法戰時，法人已逾三千萬，迄今亦不過三千余萬，就此二三十年間，德之人，增至六千二百余萬，英增至四千余萬，而法乃日衰。若仍此不變，法可自絕滅，不待人滅絕之也。此其故何哉？一薄于教孝也。夫婦女之生子，自孕妊至誕育撫養，至苦矣。當其妊也，行動、飲食、臥起皆不便，男女之道又絕，至妊成而產，則痛苦呻吟如割，或有害及生命者。幸而母子無恙，則撫嬰劬勞，乳之哺之，提之攜之，夜則轉側號啼，病則撫摩按抱，時而竟夕不寐，當餐不食。以其生育之、撫養之勞苦之甚也，故孔子立法尚孝，教子報之，故《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以中國之厚于父母，故女母樂于生子而望倚養于終身，報之于耆老，是故女有生子之望，人無墮胎之俗，故中國人民繁多，過于萬國，蓋有由也。今歐美之俗，人人自立，父母不能有其子，劬勞而撫子，子長而嫁娶，別父母而遠居，積財而不養父母，歲時省親，僅同作客，其父困絕而不必養，其母病而不之事。既無得子之報，然則為婦女者何所望于子，安肯舍性命、忍嗜欲、耐勞苦，而生之撫之，無寧預絕其萌以省事耶？一婦女自立也。凡天下之忍苦耐勞待人者，必其不能自立，不得已而出之者也。茍能自立，則自由綽綽，何事忍苦耐勞而待無所為之人哉？今婦女之于子也，產之至苦也，撫之至勞也，育之至艱也，不知若何艱苦，然后得子之成立，則待我之老而子養焉，待子之富貴而我尊榮焉，甘耐無窮之勞苦而思有以易之，今我自能養，我自能富貴尊榮，無事于求人待人，然則何為竭十余年之力，忍苦耐勞而生子養子哉？無寧預絕其萌而先墮之。美國墮胎之俗，有同于法，婦人居常之論，皆不愿有子矣。美之禁墮胎也，罰銀六千元，囚三年，然不足以禁之。德、英婦女之好淫樂而自立，今雖未至于法之地位，然獨立之風既扇，亦必不能久矣。其婦女為教習者，且多不愿嫁人。然則歐美之人口，不其危乎？嗟夫！天下萬事，皆賴人類為之。若人類減少，則復愚，人類滅絕，則大地復為狉獉草昧之世。而人之生也，皆賴婦女，故婦人不愿有子，乃天下之大變。洪水猛獸，不烈于此者也。而法、美以文明自由聞，乃先有之，且盛行焉。立法之難，得乎此則失乎彼。抑女而過甚，則非男女平權之義；矯之以獨立，又有生人道盡之悲。談何容易，得其宜乎？今之學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勢，但聞歐人之俗，輒欲舍棄一切而從之，謬以彼為文明而師之。豈知得失萬端，盈虛相倚，觀水流沙轉而預知崩決之必至。茍非虛心以察萬理，原其始而要其終，推其因而審其果者，而欲以淺躁一孔之見，妄為變法，其流害何可言乎？”則是歐洲婦女獨立，不如中國教孝者五也。論衣服曰：“中國飲食、衣服之美，實冠萬國，他日必風行萬國。凡美者，人情之所愛。絲服之美，自在優勝劣敗之例，不能以歐人一日之長而見屈也。吾國地兼三帶，衣服亦備寒暑，既無印度之薄縠，天衣無縫，亦非歐土之厚絨，緊迫其身，不寬不緊，易減易增，披服簡便，過于歐美遠矣。歐土多寒，故西衣用絨，緊束其身。若我溫帶，施于盛暑，汗淋如漬，尤損衛生，限以三襲，大寒不能加，盛暑不能減，于觀不美，于體不宜。吾昔病于紐約，美醫謂我曰：‘中國服制最宜。曾有千人大會，莫不感寒，惟中國公使獨無恙。若他日變法，一切可變，惟服制必不可變。’吾謂歐服以絨，中服以絲，取材不同。歐服尚披禽獸之毛，膻腥未除，而絲則我天產至美之物也。若吾國舍其天產而從人，則一國四萬萬人皆服氈絨之服，一人四襲，一襲至賤者二十金，并革履氈帽，人必百金而后可。是我舍數萬萬金之絲，無所用之，而須購絨革之服料于外，以人百金計之，是費四五萬萬兆而納貢于外，過于八國聯軍之賠款尚百倍也。且吾中國乃大地絲產國也，民之衣食于絲織者以數千萬計也，今一易服，全國衣履冠帶之絲，皆盡失業，絲織者彷徨而不知所措矣。何為變本加厲，傾民之所有以自敝乎？萬國皆不產絲，而絲為中國獨有之天產，上考《禹貢》，蠶桑絲篚，已在四千年前，故服物之五色六章，最為妙麗。此天以最厚吾中國者，寧可棄天貺乎？棄天貺者不祥，棄土產者自敝。服氈絨者退化，隨人后者無恥。印度豈不變服，益為奴耳，于自立何有。將欲以此為親，吾面既黃，雖欲親而安能親？日本小島耳，炮聲隆隆，則歐美畏媚之。近各國王宮，多為日本裝殿，而美人暑時，亦多為日本服，但使內政修明，物質精美，炮艦大橫庚庚，則中國絲服，自為大地所美而師之。若徒改服乎，則印度人與黑人之改服，何見親之有？吾奴吾奴耳。何有堂堂數千年文明之中國，撫有天產吾絲，文章之美，而自棄之，以俯從深林后起日耳曼之氈服。”則是歐服氈絨，不如中國絲服者六也。論膳食曰：“膳風之美，必地為大陸而后得之。大地之國，吞大陸者四域，歐土、波斯、印度及中國耳。印度諸教盛行，多所戒禁，或不食豕、不食羊，或不食牛、不食鳥，或全戒殺生，若此，則食不能美。且其地奇熱，好食苦辣腥臭之味，尤為印人所獨，而外人不能入口焉。波斯信回教與火教，亦多所禁食。歐土自中世紀黑暗世后，侯國競爭，國境小或十數里，界關隔絕，百貨難通，則食品難集。至今尚臠而不切，醬齊之和后加焉，其食之未精，可知也。惟中國自漢一統，地兼三帶，百貨駢集，品兼水陸，故八珍之美，自周已精，故用醬以和齊入味，先切而用箸棄刀，已在周時矣。今歐洲美食，皆稱巴黎，然法國之食，皆出自西班牙，班人僻鄉亦解調和，吾游班及墨，覺其價賤而精，尚過于法也。班之食學，又出于葡，吾游葡京理斯本，聞其饌名，有與粵同。蓋葡自一千四百九十年，科侖布尋得美洲，至一千五百三十余年，遂得澳門。是時英培根之世，尚用手食而未用刀割，其未能調和，不待言也。葡人以東方之食味，移植葡京，乃大變焉。是的惟班與葡并驅海外，撫有全美，民大富而備海陸之珍，故班首學葡食。法路易十四遣孫非特臘第五王班，貴婦宮女，大臣從者數千人，及王長而后歸法，乃移班食味于法。路易十四盛陳宮室、服食以懷柔十萬諸侯，于是食饌之美大進，風行歐美焉。然葡食實我所出，班食為吾孫，法食為吾曾孫，歐美為吾云來，突厥、日本切食，尤為吾嫡嗣。蓋吾食之博而至精，冠于萬國，且皆師我者也。歐食美否不論，但今尚設五味架，從后加味，味不能入，其為不知和可見矣。而今吾國乃反盛行西食。若以同食不潔，則吾明以前無不異食者，上考宋之《武林遺事》，下考戲劇，猶可推見，何不每人異器，如日本然。既可得潔，又保己國之美食，而何事棄己萬國最美之饌而退化從人哉？”則是歐人膳食，不如中國先進者七也。論酗酒曰：“法人之好酒極矣。吾游巴黎，入店不飲。酒家請曰：‘吾巴黎無不飲酒者。’乃為飲之，則法人之沉湎可見矣。《書·酒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與道光年間重懲鴉片之刑同。夫飲酒小過，何至懲以殺刑？蓋當時風俗沉湎之極，故欲以嚴懲之。吾觀歐美人醉酒之風，夜臥于道而嘩于市，歸驅其妻而爭殺開槍致死者，比比也，所經小市大衢，酒店相望，竟日作工所入，盡付酒家，而導淫演殺，與酒為鄰。若此敗風，惟吾國無之，歐美皆然，惟法人為尤甚耳。蓋吾國酒俗為過去世矣。不知者開口媚歐美人為文明，試入賣酒壚觀其喧嘩，與我孰為文明哉？近世鴉片之毒，弱人體質，厥害為中國數千年所無。然其毒自外來，去之不難，不如酒之甚也。即以鴉片店之患，一榻橫陳，亦豈有嘩爭斗殺之害乎？天下人道之大患，莫甚于相殺，故以酒、煙相比，酒之害為尤烈也。”則是歐人嗜酒，不如中國吃鴉片者八也。論宮室曰：“吾昔聞羅馬文明，尤聞建筑妙麗，傾仰甚至。及親至羅馬而遍歷名王之古宮，乃見土木之惡劣，僅知用灰泥與版筑而已。其最甚者，不知開戶牖以導光。以王宮之偉壯，以尼羅之窮奢，而猶拙蠢若此。不獨無建章之萬戶千門，直深類于古公之陶復陶穴。吾國山西富人，尚有穴山作屋，僅取中溜以通光，穿室數十重，壁蓋厚數尺，乃極似羅馬古帝宮焉。若法路易十四之宮，夸為世界第一者，雕鏤固精，然僅此一大座，比之吾國帝居禁城之宏壯，相去尚十百倍。突厥、波斯之宮殿，吾未之見。印度壯麗亦未極閎。若除此外，則中國帝室皇居之壯大，實為大地第一。蓋萬里大國二千年一統致然。自建章、未央千門萬戶，由來久矣。此其雄規，實關文明，不得以專制少之。今以《三輔故事》所述漢武帝之宮比之，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余丈，上有銅鳳凰，立神明臺、井干樓，皆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上有九室，形或四角八角。張衡賦謂‘井干疊而百層’，與巴黎之銅樓何異。其北太液池，中有漸臺，高二十余丈，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臺梁，象海中三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金銅仙人掌，至唐尚存，李賀尚見之，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其甘泉宮之通天臺，高三十丈，可望長安城，其上林苑連綿四百余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書》稱成帝之昭陽殿，中庭彤朱，赤壁青瑣，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黃金涂，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缸，銜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班固《西都賦》所謂‘雕玉璞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珰，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銜壁，是謂列錢，翡翠火齊，流離含英’是也。此不過偶舉一二耳。若《漢書》稱秦之驪山，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而阿房宮三百余里，作者七十萬人，破各國，寫其宮室，門列金人十二，每重二十四萬斤，門以磁石為之，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甬道復道相連，帷帳鐘鼓，不移而具，周馳為閣道，自殿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復為復道，渡渭至咸陽，北至九、甘泉，南至長陽、五柞，東門至河，西門至洴、渭，東西八百里，離宮相望。甘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不能遍。由此觀之，吾國秦皇、漢武時宮室文明之程度，過于羅馬不可以道里計矣。惟羅馬亦有可敬者，二千年之頹宮古廟，至今猶存者無數，危墻壞壁，都中相望，而都人累經萬劫，爭亂盜賊，經二千年，乃無有毀之者。今都人士，皆知愛護，皆知嘆美，皆知效法，無有取其一磚，拾其一泥者，而公保守之以為國榮，令大地過客皆得游觀，生其嘆慕，睹其實跡，拓影而去，足以為憑。而我國阿房之宮，燒于項羽，大火三月。未央、建章之宮，燒于赤眉之亂。仙掌、金人為魏明帝移于鄴，已而入于河北。齊高氏之營高二十六丈者，周武帝則毀之。陳后主結綺臨春之宮，高數十丈，咸飾珠寶，隋滅陳則毀之。余皆類是，故吾國絕少五百年之宮室。即如吾粵巨富，若潘、盧、伍、葉者，其居宅園林皆極精麗，幾冠中國，吾少時皆嘗游之。即若近者十八甫伍紫垣宅，一門一窗，一欄一楣木，皆別花式，無有同者，而以伍家不振，忽改為巷，遂使全粵巨宅，無一存者。夫以諸巨富之講求土木，不惜巨資，其玲瓏窈窕，皆幾經匠心。若如日本之日光廟及奈良廟，游者收資，歲入數十萬。而所存美術精品，后人得由此益加改良進步，則其美術豈不更精焉？乃不知為公眾之寶，而一旦掃除，后人再欲講求，亦不過僅至其域，談何容易勝之乎？故中國數千年美術精技，后人或且不能再傳其法，若宋偃師之演劇木人，公輸、墨翟之天上斗鳶，張衡之地動儀，諸葛之木牛流馬，北齊祖暅之輪船，隋煬之圖書館，能開門掩門、開帳垂帳之金人，宇文愷之行城，元順帝之鐘表，皆不能傳于后，至使歐美今以工藝盛強于地球，此則我國人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也。不知保存古物，則真野蠻人之行為，而我國人乃不幸有之，則雖有千萬文明之具，亦可耗然盡矣。”則是歐人宮室，不如中國宏偉者九也。論浴房曰：“歐人浴房，但分男女室，男與男赤體同浴，女與女赤體同浴。日本則男女同浴。吾國粵人廉恥最重，無赤體相對者，故粵無浴室。歐人尚樂，故雕刻皆尚赤體，宜其浴無擇也。然今則頗尚恥，以短布褲遮其下體。瑞典與日本同，并不用短褲矣。蓋浴為潔體之大事，可以祛病；浴為樂魂之妙術，可以暢懷。獨樂不如同樂，故多同浴，各國多同之，《史記》譏‘于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蓋人道之始必如此。及其后廉恥日進，則男女異浴，又進而惡其穢也，不肯裸以相見，則人人異室矣。吾遍觀大地各國，人情無不好浴者。惟西藏、布丹、廓爾喀人不好浴，故最不潔，則以難得水之故，且極寒之故也。野蠻不浴，據亂同浴，升平之世，廉恥與亂世異，則尚異浴。太平大同之世，人各自立，人各自由，則復歸于同浴耶？”則是歐人據亂同浴，不如中國異浴之為升平者十也。凡此之類，度長絜大，極世界之美，無逾中國，未嘗不發憤而道曰：“吾國人不可不讀中國書，不可不游外國地，以互證而兩較之，當不至為人所恐嚇而自退處于野蠻也。日本著書多震驚歐美者，此在日本之小島國則然，豈吾五六千年地球第一文明古國，而若此之淺見寡聞乎？”因匯所睹記，成《歐洲十一國游記》而序其端曰：
將盡大地萬國之山川、國土、政教、藝俗、文物，而盡攬掬之，采別之，掇吸之，豈非凡人之所同愿哉？于大地之中，其尤文明之國土十數，凡其政教、藝俗、文物之都麗郁美，盡攬掬而采別、掇吸之，又淘其粗惡而薦其英華焉，豈非人之尤所同愿耶？然史弼之征瓜哇也，誤以為二十五萬里。元卓術太子之入欽察也，馬行三年乃至。博望鑿空，玄奘西游，當道路未通、汽機未出之世，山海阻深，歲月澶漫，以大地之無涯，而人力之短薄也，雖哥侖布、墨志領、岌頓曲之遠志毅力，而足跡所探游者，亦有限矣。然則欲攬掬也，孰從而攬掬之？故夫人之生也，視其遇也。蕓蕓眾生，閱億萬年，遇野蠻種族部落交爭之世，居僻鄉窮山之地，足跡不出百數十里者，蓋皆是矣。進而生萬里文明之大國，而舟車不通，亦亡由睹大九洲而游瀛海，吾華諸先哲，蓋皆遺恨于是。則雖聰明卓絕，亦為區域所限。英帝印度之歲，南海康有為以生，在意王統一之前三年，德法戰之前十二年也。所遇何時哉？汽船也，汽車也，電線也，之三者，縮大地促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車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電線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萬物變化之祖，為瓦特之機器，亦不過先我八十年。凡歐美之新文明具，皆發于我生百年之內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靈，竭哲巧萬億之心精，奔走薈萃，發揚蜚鳴，旁魄浩瀚，積極光晶，匯百千萬億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于康有為之生世，大陳設以供養之，俾康有為肆其雄心，縱其足跡，窮其目力，供其廣長之舌，大饕餮而吸飲焉。自四十年前，既攬掬華夏數千年之所有，七年以來，汗漫四海，東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羅、柔佛、吉德、霹靂、吉冷、瓜哇、緬甸、哲孟雄、印度、錫蘭，西自阿剌伯、埃及、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匈加利、丹墨、瑞典、荷蘭、比利時、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環周而復至美。嗟乎！康有為雖愛博好奇，探賾研精，而何能窮極大地之奇珍絕勝，置之眼底足下，攬之懷抱若此哉。縮地之神具，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特制竭作以效勞貢媚于我。我幸不貴不賤，亡所不入，亡所不睹，俾我之耳目聞見，有以遠軼于古之圣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夫中國之員首方足，以四五萬萬計。才哲如林，而閉處內地，不能窮天地之大觀。若我之游蹤者，殆未有焉。而獨生康有為于不先不后之時，不貴不賤之地，巧縱其足跡、目力、心思，使遍大地，豈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國之病，而思有以藥而壽之耶？其將令其攬萬國之華實，考其性質色味，別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為方，采以為藥，使中國服之而不誤于醫耶？則必擇一耐苦不死之神農，使之遍嘗百草，而后神方大藥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則是天縱之遠游者，乃天責之大任，則又既皇既恐，以憂以懼，慮其弱而不勝也。雖然，天既強使之為先覺以任斯民矣，雖不能勝，亦既二十年來晝夜負而戴之矣。萬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擷，大嚼橫吞，其安能不別良楛、察宜否，審方制藥以饋于我四萬萬同胞哉？方病之殷，當群醫雜沓之時，我國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補精益氣以延年增壽乎？吾之謂然，人其不然耶？吾于歐也，尚有俄羅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于美也，則中南美洲未窺，而非洲未入焉。其大島若澳洲、古巴、檀香山、小呂宋、蘇祿、文萊未過。則吾于大地之藥草，尚未盡嘗，而制方豈能謂其不謬耶？抑或惡劣之醫書可以不讀，或不龜手之藥可以治宗國，而猶有待于遍游耶？康有為曰：“吾猶待于后，遍游以畢吾醫業。”今歐洲十一國游既畢，不敢自私，先疏記其略以請同胞分嘗一臠焉。吾為廚人，而同胞坐食之，吾為畫工，而同胞游覽也，其亦不棄諸。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自稱：“童而好諷詩，顧學以經世，志在撣理，不能雕肝嘔肺以為詩人，而嗜杜甫詩若出性生，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又性好游，玩山水，愛風竹，船唇馬背，野店驛亭，不暇為學，則余事為詩。及戊戌遘禍，遁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托為永歌。若拔抑塞磊落之懷，日行連犿奇偉之境，臨睨舊鄉，邅回故國，閱劫已夥，世變日非。靈均之行吟澤畔，騷些多哀；子卿之嚙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隴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寓于詩。”既而游突厥，道出所謂耶路撒冷者，猶太人哭所羅門城壁，男婦百數，日午憑城，淚下如縻，誠萬國所無也。喟然曰：“惟有教有識，故感人深遠。吾念故國，為愴然賦。”凡一百韻，其辭曰：
崇壁嚴仡仡，圍山上摩天。巨石大盈丈，瑩滑工何妍。筑者所羅門，于今三千年。城下聚男婦，號哭聲咽闐。日午百數人，曲巷肩駢連。憑壁立而啼，涕淚涌如泉。慘氣上九霄，悲聲下九淵。始疑沿具文，拭淚知誠縣。電氣互傳載，真哀發中宣。一人向隅泣，不樂滿堂緣。借問猶太亡，事遠難哀憐。萬國有興廢，遺民同銜冤。譬如父母喪，痛深限年旬。豈有遠古朝，臨哭旦夕酸。羅馬后起強，第度揚其鞭。雖殺五十萬，流血染城。當時嚴上帝，清廟金碧鮮。我來瞻遺殿，華嚴猶目前。珍寶移羅馬，痛心亦難喧。正當吾漢時，渺茫何足云。吾國二千載，亡國破京頻。劉石亂中華，洛陽慘風云。侯景圍臺城，一切文物焚。耶律執重貴，雅樂遂不聞。暨至宋徽欽，汴京虜君民。豈無思古情，頗感騷人魂。或作懷古詩，亦傳哀吊文。未有憑城哭，至誠逮野人。婦嬰同灑淚，千載慟遺民。吾跡遍萬國，奇駭何感因？答言：“祖摩西，奉天創業勤。艱苦出埃及，轉徙紅海濱。帝降西奈山，特眷吾家春。十二以色列，奄有佐頓川。大辟所羅門，兩王尤殊勛。拓邊大馬色，筑廟耶路顛。武功與文德，焜耀死海漘。余波躍耶回，大地遍遵循。人種我最貴，天孫我最親。豈意滅亡后，蹂躪最慘辛。羅馬與薩遜，蹈藉久紛紜。英暴當中世，俄虐今尚繁。遺種八百萬，飄蕩大地魂。有家而無國，處處逐辱艱。被虐誰為護，蒙冤誰為伸？傳言上帝愛，我呼彼充瑱。窮途無控訴，憑城啼吾先。”言罷又再啼，四壁啼益喧。哀哀不忍聞，吾亦為垂漣。亡國人皆恨，惟汝有教賢。他國不知愁，同化久忘筌。汝誠文明民，文明成瘴愆。區區此遺黎，艱苦抱守艱。雖然猶太教，今猶立世間。吾游墨西哥，文字皆不傳。英哲與圖器，泯滅咸無存。讀學皆班文，性俗忘祖孫。豈比汝猶太，能哭尚知原。哀哀念遠祖，仁孝無比援。他日買故國，獨立可復完。先跳必后笑，物理固循環。吾哀猶太人，吾回睨中原。四萬萬靈胄，神明自羲、軒。唐虞啟大文，禹湯文武聯。孔圣寶文王，制作大禮尊。圣哲妙心靈，圖器文史篇。后生坐受之，枕胙忘其源。如胎育佳兒，如釀蘊良醇。我形胡自來，我動胡自遷？我識與我神，明覺胡為先？喜怒胡自起，哀樂胡所偏？我詠歌舞蹈，我飲食文言。一一英哲人，化我同周旋。忘之我坐忘，悟之大覺圓。一往情與深，思古吾翩躚。莊周夢化蝶，吾實化國魂。若其國竟殤，哀慟不知端。凡亡非我亡，畸士托古詮。吾未免為人，多情猶為牽。吾為有國故，身家頻棄捐。哭弟哀友生，柴市埋冤云。哭墓已不獲，先骸掘三墳。十死亡海外，讒侮百險煎。受詔久無功，纏身萬苦難。十載逋亡人，拂逆痛心肝。我本澹蕩人，方外樂談玄。胡事預人國，誤為不忍纏。今既荷擔之，重遠難釋肩。地獄我甘入，為救生民艱。受苦固所甘，忍之復忍焉。久忍終難受，去去將舍旃。浩蕩諸天游，歡喜作散仙。天外不能出，大地不能捐。國籍不能去，六鑿不能穿。猶是中國人，臨睨舊鄉園。睊睊涕被席，眈眈傷我神。類告愛國者，猶太是何人？
其辭磊落而英多，其意激切而孤憤，揆之古人，獨《湛然居士集·西游詩》，長春真人《西游記》中詩，陳剛中《交州集》可相仿佛，然有其俶詭，而無此慷慨也。嘗以為中國不可行民主，傅會孔、孟，旁援歐美，其大要歸于強國庇民，因時制宜。故曰：“天下無萬應之藥，無論參木苓草之貴，牛溲馬渤之賤，但能救病，便為良方。天下無無弊之法，無論立憲、共和、專制、民權、國會一切名詞，但能救國宜民，是謂良法。執獨步單方者，必非良醫。執一政體治體者，必非良法。故學莫大乎觀其會通，識莫尚乎審其時勢。《禮運》曰：‘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協于時，宜于人，順于地，庶幾良法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稷者國也，國權、民權、君權，三者迭遞代興而時為輕重者也。專制之世，則君權重。太平之世，則民權重。此皆自然之勢，而克當其宜者也。歐洲民權、君權之爭，在百年前矣，至數十年來，君權之說已絕，余波蕩于亞洲。若民權乎？則在百年前歐美最盛之時，而數十年來國權之說忽盛，俾斯麥以此強德國，雖以美國平民之政，羅斯福亦大倡霸國之義，而各國亦皆鼓吹之。處列強并峙，日事競爭，少不若人，即至夷滅，故霸國之義，不得不倡者，時為之也。昔在春秋、戰國之時，管、商之學，專以國權為重。孔、孟意存一統，則專以民權為先。義各有為也。凡學說之盛衰，視其時宜。倡國權說于法國革命之時，則無當矣。倡民權說于德國既強之后，尤為大謬矣。以美國之富盛，昔無海軍時，則德人極輕之，近年大治海軍，則德人重之。日本以戰俄之故，重人民之賦稅，然日之威稜震于全球矣。儻使美日猶主重民之義，則日稅太重，民難負擔，美而治兵，尤悖華盛頓、孟祿之訓，然而美日不得不重國而輕民者，誠察時勢之宜，不得已也。故重民而張民權之說，乃歐美百年前之舊論，于藥則為渣滓，于制則為芻狗，于米則為粃糠，于花則為落瓣，乃吾國通明之士，號稱新學，而拾歐美之殘羹冷炙，以為佳饌新烹，于胃則不宜，于體則不協，小之致病，大之致死，蓋失其時，悖其順，非其宜故也。”既斥民權而崇國權，國權所寄，必在君主。其初戊戌變政，則進君主立憲之說。及至辛亥革命，益倡虛君共和之論。終莫之用，而革命有成功，建號民國。于是發憤而道曰：“南方之魁桀何嘗無帝制自為之心，而矯為民主共和之說以餌于民曰‘貧富共產也’，‘人人可為總統、議員也’，‘若入吾黨，可得富貴也’，甚至謂‘改民主共和后，米價可賤也，可不納稅也’，此與‘迎闖王，可免錢糧’何異哉？愚民樂其便己也，信而從之。強豪杰頡者輟耕垅上，倚嘯東門，平寧已久，無從發憤，藉為亂具，僥幸圖成。風起所鼓，四海之人，習見梟雄夸詐之夫，能為共和之大言，能為自由之謬論，因時乘勢，襲據土壤，紛紛攀附，各藉權勢。其夸壘尤甚者，中分天下，指揮風云，政府則敬畏之，乃至借外款千百萬以媚事之，其次亦復上將勛位，剖土分藩，下之灶養市魁，皆一蹴而秉麾紆組，列鼎鳴鐘，呼叱而金帛盈山，顧盼而聲色列屋，其車馬、宮室、服食之豪侈過于王公，其頡頏、橫暴、跋扈、肆睢之氣勢行于州縣。向之偷兒、里盜、椎埋、剽竊之夫，進稱雄于州邑，退亦為政于鄉里，橫行攘據，武斷鄉曲，然則誰不慕之，誰不展轉效之？權利之思想已溢，自由之勢力彌充，進無所慕于古，退有以榮于人，時風眾勢，卷而成俗，人所羨慕，皆在此徒。茍不破法律，作奸欺，謀亂略，營黨私，何以充塞其權利之私，彌滿其自由之壑乎？即有廉讓之士，而風俗既成，坐而相化，則織衣大幘，謹厚者亦復為之。故當今之世，人不謀亂，更復何事？而涂澤以歐美之文明，群眾所尚，報紙所嘩，則新世界之所謂‘共和’、‘平等’、‘自由’、‘權利思想’諸名詞也。夫‘自由’者，縱極吾欲云爾。‘權利思想’者，日思爭拓其私云爾。所謂‘平等’者，非欲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過鋤除富家貴族，而聽無量數之暴民橫行云爾。所謂‘共和’者，倒帝者之專制，自余則兩黨相爭，陳兵相殺，日為犯上作亂云爾。以風俗所尚，孕育所成，則只有為洪水猛獸，布滿全國而已。今夫地方自治，至美之良法也，而中國行之，則惟資豪猾武斷鄉曲，未見能于地方興利也。設辨護士，豈非保護貧弱者之美意哉？而中國行之，則劫賊橫行，及被捕獲，則亦將延辨護士而解脫，于是盜劫日滋，其他辨護士之日誘人訟以破人產者無論也。若夫官制棄資格而聽長官自拔，則惟有引用親私，負販、牛醫，皆上列大位，下綰銅墨，甚至一丁不識，人皆懷非分之想，人情既不能無私利，則官方何自而整？任官若此，而望其牧民任職，豈非欲入而閉之門哉？若廢科舉而用學校，則學者自聽講義、讀課本外，束書不觀，乃至中國相傳之名物日用之書，亦不之識，其愚閉喬塞，殆甚于八股之時。而八股之士，尚日誦先圣之經，得以淑身而善俗，今學校之士，則并圣經而不讀，于是中國數千年之教化掃地，而士不悅學，惟知貪利縱欲，無所顧忌，若禽獸然。其他舉議員，入政黨，則惟有挾勢鬻金以把持縱肆、敗風壞俗而已。然則所謂‘共和’、‘民權’、‘平等’、‘自由’者，實不過此十數萬之暴民得之耳。此十數萬暴民之“民權”、‘平等’、‘自由’，誠肆睢儻蕩，無所不用其極矣。試問吾四萬萬同胞，誰則實得民權乎？民權托之代議，夫誰能代我民者？其立義已為大謬。況我所欲舉者未必被舉，既為多金所買，又為大力所擠，而吾民實俯首嘆恨而無所與焉。故民權者，大黨十數要人之權，而于我四萬萬同胞何與焉。又試問吾四萬萬同胞，誰實得平等、自由乎？彼千百暴民之魁，憑權據勢，占領土壤，汽車聽其盤游，女色惟其所擇，車馬流水，金帛堆山，發言有權，一電而各省響應，橫行如意，舉步而開會歡迎，總統則畏其亂而羅籠之，報館則藉其勢而張皇之，隨意居游，惟所欲適，無不平等，無不自由。故平等自由者，彼千數百暴民之平等自由。吾民宛臠于虐政之下，一言有誤而槍死，一事見誣而槍死，薄言往愬，普天無告。然則吾四萬萬同胞，誰實得平等、自由乎？夫使吾四萬萬同胞，果皆得民權、平等、自由，則個人各得其權利，而國權必屈。方今列強并爭之世，猶非所宜也。然四萬萬人果真得民權、平等、自由，則少屈國權，而伸個人之權利，猶之可也。無如四萬萬人皆無所得于民權、平等、自由，而僅令千數百之暴民得民權、平等、自由，是排除一人之專制，而增設千數百人之專制也。名稱‘共和’，實日結黨而圖共亂。號為‘民主’，實以少數而行專制。戴假面，則朱唇玉貌，揭暗幕，則青面獠牙。”言之若有余悸也。情不能以自禁，辭不免于過訐，播所欲言，署曰不忍。或訟共和之美，在揚民權，則正告之曰：“人實誑汝。共和者，歐制況稱之辭，且大誑于中國。夫號稱共和者，乃凡在國民人人得發其意之謂，民意昭宣，民權發皇，盧騷之流，大發其義。此在歐洲，古之希臘，中世之威尼士、致那華，及德之漢堡、罕伯雷、伯來問、佉倫、佛蘭拂及今之瑞士，蕞爾之國，百數十萬之民，而大事，則人民共議，則誠得民意矣。選舉則人人有權，則亦庶幾民權矣。盧騷亦謂：‘二萬人之國，可行共和。’若二萬人者，或可真得民意，真行民權矣。此不過如吾粵之大鄉云爾。吾粵南海之九江、沙頭，順德之龍山、容奇、桂州，新會之外海，番禺之沙灣，皆聚十數萬人為一鄉，比于盧騷之二萬人已過之，其立鄉約，行鄉法，能得民意與民權與否，尚不可知也。南美洲之各共和國也，若玻理非、委內瑞拉、烏拉圭、巴拉圭，皆以數千人舉一議員。即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之大，亦不過以萬人舉一議員。塞維、布加利牙、希臘、羅馬尼亞，亦略皆以萬人舉一議員。若比利時、荷蘭、那威、丹麥，亦不過以萬人舉一議員。即英國之大，為憲法選舉之祖，亦不過以三萬人選一議員。然當威廉第三入英之際，英民不過四百萬，至與拿破侖交戰之時，亦不過五百萬，是時英最盛昌，亦不過萬人選一議員耳。夫尊民意、民權者，不能直達，而以代議名之，茍不能如瑞士之直議，何權之有。人與人面目既殊，心意必異，父子、師弟，亦難強同，而謂所舉之人能達我意，必無是理矣。故以一人舉一人，已不能得其意，況以萬數千人而舉一人，人人異意，而謂能以一人曲肖萬數千人之意，代達萬數千人之意，有是理乎？故萬數千人選一議員之國，號稱代議，其說已大謬矣。雖然，若英國三萬人選一議員。三萬人者，亦如吾粵一巨鄉耳，既以代議為制，勢不能不選于眾。三萬人之鄉，其有才賢，鄉人略皆知之，則雖不能得民意、發民權，然既自民之耳目心思所自舉者，則亦可謂之民舉也。德、法以十萬人舉一人，日本以十三萬人舉一人，更不能比于英矣。然十萬之鄉縣，耳目亦近彼憲政既久，選舉既熟，或能知其人者，謂之民舉焉，亦未嘗不可也。至于中國之大，人民之多，今之選舉法也，以八十萬人選一人。夫八十萬人之多數，地兼數縣，或則數府，壤隔千里，少亦數百里，吾國道路不通，山川絕限，人民無識，交游未盛，選舉不習，則八十萬人之中，渺渺茫茫，既為大地選舉例之所無，而曾謂八十萬人者，能知其人而舉之，其人又能代達八十萬人之意乎？此尤必無之理也。然則在今大地中，凡百有國，皆可言民意、民權，惟我中國能言民意、民權，則無之也，徒資數萬之暴民而已。是大妄也，是欺人也。惟國民真愚，乃受其欺耳。夫歐美之說，知直議不可得，則詭以代議為民以欺人。然曰代議，雖不得民意、民權，告朔餼羊，猶有其名也。而今選舉之學說，則猖狂而大言曰：‘代議者，乃代一國之政，非代民個人之意也。’此說也，則明明非代民之意矣。以實事言之，彼議員自議國政，非代民之意。以虛名言之，則此學說亦大聲疾呼非代達民之意，然于其憲法也，于其國會也，于其選舉法也，則大書特書曰‘代議院’也，‘代議員’也，名實相反，言議相乖，實而案之，不過欺民而已，不過豪猾之士欲摟奪國政，借民權、民意以欺人而已。無論議員之選，出于金錢與勢脅也，難于得民望也，即不然，要必非民權、民意而代民議，則可斷斷言也。夫既非民意、民權，非代民議，則今之國會大聲疾呼曰代議者，豈不大謬哉？代金錢而議，則有之矣，代勢力而議，則有之矣，代民意而議，則未之見也。故在歐人之說，已是辭窮，而為欺民誘眾之計矣。我國地等全歐，人民倍之，國與民相去甚遠，民意、民權必不可得，而學歐美人之舌，大聲疾呼曰民意、民權。我今質問四萬萬人，汝有何權？所選舉者誰為汝意？議員所陳誰得汝心？吾意真選舉之人必不及四千，而得其心意者必不及千也。若云權乎權乎，誰則有之？欺人自欺，無俟言矣。”或謂民主之治，托之政黨，又激論之曰：“人實欺汝。政黨者，歐治積弊之俗，且大戾于中國。夫以英國政體之美，為萬國之最，其為政黨也，武人不得入，法官不得入，諸吏不得入，非學人、富商、尋常工商不得入，其本黨之得權也，獲官者不過六十人，余皆無所報酬，全國官吏皆不動，工商皆安業。其為政黨者，不過如買馬票者之視斗馬，所買票之馬得勝，則為之撫掌大喜，歡忭舞蹈，不如其然而然。雖然，買馬票者猶有所獲利也，此政黨中之六十者得官者也。其它政黨人絕無報酬而奚樂為之？蓋彼積數百年之風俗，貴人罷居，富人無事，以為游戲博獵之舉而為歡娛者耳。譬如昔之試得科第者，其本省人得狀元，本府縣人得翰林，本鄉人獲舉貢青矜，其省府縣鄉之人，無所分杯酒肉羹之惠也，更無所謂報酬也，而接聞報時，莫不欣然色喜，莫解其所以然者。又若觀競渡焉，兩曹之觀競者，無所報酬也，而咸樂捐賞執花擊鼓以助競事，于其曹之勝也，大喜若狂，若是云爾。然英人之攻之者，猶謂政黨為奸詐之府、腐敗之藪也。若夫美國平民政治之政黨，則各地方皆有波士握權，把持黨事，魚肉良善，武斷一切，納賄作奸，甚者殺人，其為禍害，美人已痛心疾首之矣。我不得美之長，而先收其短，今且學而青出于藍焉。以吾所睹，非其黨不官，入其黨，則可無法。藉其黨以遍握權要，魚肉良善，出入罪惡，吞踞財產，殺戮人民，禁錮異黨，封禁報館，強占選舉，萬惡皆著矣。蓋未有政黨之前，中國有法律；既有政黨之后，中國無法律。未有政黨之前，人民生命財產得保全；既有政黨之后，人民生命財產不保全。未有政黨之前，人民言論、身體得自由；既有政黨之后，人民言論、身體不自由。吾夙昔仰慕歐美首創政黨，曾不意政黨之害至是也。夫政黨豈無佳士，然既入其中，則為大勢所驅而不能自拔矣。政黨愈大，則薰蕕愈雜，整率愈難。若其為法之山岳黨乎？挾勢橫行，斯為屠伯矣。”極言急論，若有不得已。而袁世凱為總統，致書稱國老，厚幣卑禮，款致之京師而一見焉，有為謝勿赴也。然國權之論，進步黨遂襲之以相袁世凱盜國剬制，久之，國民黨熸，而進步黨亦傾，卒以釀洪憲之禍也。世凱既殆，有為彌用自喜，昌言無忌，好惡怫人之性。久之漸為論政持國是者所不喜，獨長江巡閱使張勛有貳心于民國，陰贊其說而加隆禮焉，則以遜帝復辟之說進也，勛則曰：“諾，是吾志也。汝其問諸馮華甫。”馮華甫者，副總統領江蘇省督軍馮國璋也。有為乃以勛意贊于國璋及故廣西督軍陸榮廷，皆無違言。國璋且曰：“張紹軒豈能辦此？儻君出，我則執鞭弭以從。”有為則大喜，乃屬周樹模以致告于段祺瑞。時祺瑞方以國務總理，不得志于總統黎元洪，而元洪又挾國會自重，鞅鞅以失職，則譍曰：“民主日爭，非君主不能已亂。但只可有其形式，不可用其精神。”有為曰：“此我之所謂‘虛君共和’者也。段芝泉同我矣，我則問諸徐菊人。”徐菊人者，東海徐世昌，民國之元老，遜帝之太傅，一時稱為巨人長德者也，既聞有為之言，而協贊焉。有為則以復于張勛曰：“眾謀僉同矣。”于是十四省督軍以六年五月，會議徐州，謀復辟，署盟書，信誓旦旦，畫諾惟謹，而推勛為主盟，以親卒三千入京師解散國會，于七月一日，迎遜帝溥儀號宣統者出復辟。溥儀年十一歲，初聞復辟之謀，問師傅曰：“我即出，將置民權何地？”師傅曰：“權仍在民。皇上即君臨天下，亦無權。”溥儀曰：“即如是，何必復辟？”師傅曰：“民意也。”溥儀曰：“事之不成，將集眾謗，必集以詬厲于我矣。”師傅無以應也。至是勛挾溥儀以行大事，既逐黎元洪避日本使館，而不戒于段祺瑞。祺瑞既藉手勛以逞志黎元洪，乃徐起乘勛之敝，一舉而覆其軍，再造共和，以收民望。馮國璋以副總統代元洪為總統，段祺瑞再起柄國。自勛之復辟，僅十二日，而事敗，走荷蘭使館，既知見紿于祺瑞、國璋，而利用之為驅除夫難者，則大憤曰：“此一役也，豈吾一人意而用集謗于我也。”將公布所署盟書以告于國人，而探篋則無有矣。有為既以勛謀主，被名捕，跳而免，則憤而致書徐世昌，累五千言，發其事焉，然后知所謂“復辟”者，凡段祺瑞、馮國璋及世昌咸與于謀。世所傳《與徐太傅書》，刊見《不忍》第九、第十之合冊者也。顧有為議論堅持中國宜虛君共和，不宜民主如故。既蹶不振，重草《共和平議》，條其利害，凡九萬言，而敘其端曰：
吾二十七歲著《大同書》，創議行大同者。吾兩年居美、墨，加七游法，吾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頻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十六年于外，無所事事，考政治，乃吾專業也。于世所謂共和，于中國宜否，思之爛熟矣。其得失關中國存亡，至重也。不揣愚昧，以為邦人君子百爾所思，不如我所知，以所見聞，草成《共和平議》四卷，數十篇。昔《呂氏》、《淮南》之成，縣之國門，有能易一字者，予以千金。吾今亦懸此論于國門，甚望國人補我不逮，加以詰難。有能證據堅碻，破吾論文一篇者，酬以千圓。
其果于自信如此。然發生民之疾苦，扶共和之極敝，至謂：“搔首問天，惟民國之鞠兇。今惟創業之偉人、爭權之政客，藉以掠民爭利者，數百人外，無不厭民主者矣。或者外國之游學生，中下階級之軍官，各學校之學生，蔽于近見而無遠識，寡于閱歷而移聽聞，與夫海外華商，空慕共和之美名，未受共和之實害，亦或安焉。自爾之外，數萬萬國民，無不聞民主而談虎色變，畏之惡之，苦之厭之，但不敢公然筆之于書，以告我國民耳，則恐獲罪云爾。”其言為人人所欲吐，其意則人人之所囁嚅，未嘗不可為世之大人先生當頭一棒喝也。自是不問世事，創天游學院于上海。盛名所招，從游無算，獨稱鄉人林奄方。每語人曰：“吾昔講學萬木草堂，門下最高材者，為曹泰與陳千秋二人。梁卓如之思路，常賴二子浚發爾，非其匹也。惜皆夭死，年不過二十五六，為吾生第一恨事。今林生茂才力學，意態其巨偉絕似，而行純無疵且又過之。”奄方年二十，而文筆奇警，思力亦偉，投函《甲寅》周刊，為長沙章士釗所稱道，字跡矯健，尤似有為。顧貧無所得食，投考上海郵局以執事，不能竟學也。有為尤以為恨云。
有為稟賦絕異，老而不衰，雖擯不容于世，然無所屈于人。復辟既敗，所至見嫉，而有為未嘗以自挫。其垂歿之年，實為民國之十五年，以事至天津，人頗議其陰謀再復辟也。漢文《泰晤士報》訾之尤甚，標題康有為大逆不道字，連載數日不休。有為讀之無怍色。長沙章士釗亦避地天津，往過焉，談次及之，有為微喟曰：“《書》云：‘兼弱攻昧。’今吾國士夫之昧，真是駭聞。共和國以民意為從違，民意多數曰何者，政即何從，其中并無獨禁君政不談之理。法蘭西有君政黨，赫然列席國會，豈是秘事？何吾人之昧，一至于此。”然言下亦無遽色，徐曰：“吾生平不喜攻人，惟著《新學偽經考》，為辨學術源流，有所詆，如箭在弦，不得不發耳。此外則一聽人毀我，我決不毀人。士君子為國惜才，以誠接物，其道應爾。”士釗為神移者久之。而有為年則七十二矣，口辯懸河，聲若洪鐘，精神矍鑠，見者辟易。士釗退語人曰：“二十年前，聞之服南海者曰：‘天下之丑詆南海者，其人直未嘗見之耳。見之，未有不易侮為敬者也。’吾嘗舉其語以為笑。而今見之，乃信異人。”其明年，國民軍再奠江南，有為走死于青島，年七十三。
有為自以生平擔荷斯道之重，比于孔丘，抗顏為人師，無所于讓。方講學萬木草堂，弟子著籍者眾，尤賞南海曹泰、陳千秋。曹泰，字著偉，年二十二，署語壁柱曰：“我輩耐十年寒，供斯民暖席；朝廷具一副淚，聞天下笑聲。”最耽哲理，思想淵淵入微，嘗為《儒教平等義》十余篇，未成。晚年欲窮魂學之精髓，以為佛教密咒，必有特別妙諦，捐棄百學以冥索之，居羅浮歲余，以暴病卒。其文豪放連犿，波譎云詭，能肖其心思。從有為作八比文，題為“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凡二千余言，萬怪皇惑，不可思議。末兩比云：“同人以咷為始，則憂患已伏于生時，可知泣血漣而，即降孕已受天囚之慘。”“未濟以火為歸，則乾坤必毀于灰爐，可知亢龍有悔，即上帝難為乞命之身。”有為亟賞其名理。侍有為游桂林，題詩厓壁曰：“大地權輿我到遲，也曾歌泣也懷思。深山大澤堪容劍，天老地荒獨有詩。龍蛇昔曾歸覺想，涅槃今欲證心期。我行幸有微風舵，元氣舟中任所之。”蓋亦哲人之詩也，其精神意趣可想矣。陳千秋，字通甫，與曹泰同縣，累見姓氏于梁啟超著書。啟超以辛卯計偕試入京師。千秋贈以詩，有句云：“非無江湖志，跌宕姿游遣。蒼生慘流血，敝席安得暖。”又為啟超題箑數語曰：“伊川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逐楊花過斜橋’，通甫賞‘蝴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二詞誰工？請問知者。”好學能文，才望甲于一邑。以諸生推主西樵鄉局，練民團五百人，興一學校，建一藏書樓，治盜禁賭，風化肅然。鄉中十余萬人，奉令惟謹，而為豪強不便，起而訐之，千秋則發憤嘔血以死也。嘗為《仁說》一書，其持論略與瀏陽譚嗣同之《仁學》相出入，又著《性論》、《教宗平議》等書，皆未及成，臨歿，則手取摧燒之。年二十二。有為尤慟之。其后有為命草堂諸子匯刊日課札記，系以詩三絕曰：“萬木森森散萬花，垂珠連璧照紅霞。好將遺寶同珍護，勿任摧殘毀瓦沙。”“春華秋實各為賢，幾年傷逝化風煙。偶登群玉山頭望，八萬珠瓔總可憐。”“萬木森森萬玉鳴，只鱗片羽萬人驚。更將散布人間世，化身萬億發光明。”于時陳千秋、曹泰則已逝矣，故第二絕云云，蓋傷之也。刻竟不成，而兩人所著散佚既盡，其名氏亦漸湮沒以無聞于世。世所知名者，首梁啟超，其次三水徐勤。勤之從有為游者二十有四年，與有為共患難者十有五年，其待有為至忠且敬也。美、墨、非、澳、亞環海之國民黨二百埠，皆附有為而隸屬于保皇者，定名于丙午，因以丙午國民黨名，皆勤總護之以秉成于有為。有為之居東也，日本前文部大臣、國民黨魁犬養毅，議員柏原文太郎同游于熱海，驅車于湯河，俯仰海山，縱論人物，問于有為曰：“吾識先生門弟子多矣。若徐勤者，德行第一，至誠不息，其為孔門之顏淵耶？若梁啟超之文學，其為門下之子夏乎？”獨梁啟超文章駿發，傳誦海內，尤善論議，名高出于徐勤云。
梁啟超者，字卓如，別署任公，廣東新會人也。六歲畢業五經。八歲學為文。九歲能日綴千言。顧家貧，無它書可讀，惟有《史記》、《綱鑒易知錄》、唐詩諸書，日以為課，咸成誦。老輩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古文辭類篹》，則大喜，讀之卒業焉。十二歲，補新會縣學生。十三歲，始治段、王訓詁之學，遂負笈入省城之學海堂。學海堂者，讓清嘉慶間，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教學粵人者也。十七歲中式光緒辛卯廣東鄉試舉人。主考李端棻奇其文，以女弟歸之。年十八，計偕入京師。報罷歸，重肄業學海堂，乃得與陳千秋交。千秋語之曰：“吾聞康先生在京師，上書請變法，不報，被放南下，吾往謁焉。其學乃為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師之矣。”康先生者，南海康有為，喜持公羊家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時人故迂怪少之。而啟超聞千秋言，獨好奇，介以謁。啟超自以少年擢科第，且于時流所重難之訓詁辭章，咸窺途轍，以此沾沾自喜。有為一見，則一一斥其非學。至是啟超乃盡失所恃，惘惘然歸，竟夕不得寐。明日再謁，請何學而可，有為乃告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啟超則大服，愿執業為弟子，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益于萬木草堂。顧有為不輕以所學授人，草堂常課，《公羊傳》以外，則點讀《資治通鑒》、《宋元學案》、《朱子語類》等書，又時時習古禮。啟超勿嗜也，則與千秋相偕治周秦諸子及佛典，亦涉獵清儒經濟書及譯本西籍，皆就有為決疑滯。居一年，乃聞所謂“大同義”者，喜欲狂，銳意謀宣傳。有為謂非其時，然不禁也。啟超治《偽經考》，時復不慊于其師之武斷，后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啟超謂：“孔門之學，后衍為孟子、荀卿二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于是專以絀荀申孟為標幟，引孟子中指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制產”諸義，謂為“大同”精義所寄，口倡道之。又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啟超屢游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前稱陳千秋。千秋既早死，乃交錢唐夏曾祐、瀏陽譚嗣同。曾祐方治龔自珍、劉逢祿之所謂今文家言，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而嗣同則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著《仁學》。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其后啟超舍講學而有志從政，創一旬刊雜志于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粃政，而救敝之法，歸于廢科舉，舉學校，亦時時發民權，但微引其緒，未敢昌言，厥為啟超投身論政之發軔也。已而嗣同與黃遵憲、熊希齡等設時務學堂于湖南長沙，聘啟超主講席。啟超至，則以《公羊》、《孟子》教，課以札記。學生僅四十人，而蔡鍔最稱高材生焉。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傅會古學以阛民權，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時學生皆住堂，不與外通，議論激張，人無知者。及年假，諸生歸省，出札記示親友，全湘大嘩。而首發難者，葉德輝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為所著書及啟超批札記以至《時務報》諸論文，逐條痛斥。而張之洞方總制湖南北，則著《勸學篇》以折衷新舊，旨趣亦與啟超不同。于是啟超寖不安于位。既則隨有為走京師，上書論變法之宜亟，開強學會，開保國會，啟超咸與贊畫有力。尋以侍郎徐致靖薦，總理衙門薦，被召見，詔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啟超既有為高第弟子，參聞秘計，方造譚嗣同，有所議討，而抄捕南海館之報至，南海館者，康有為之所居也。嗣同從容語啟超曰：“昔欲救皇上，既成蹉跌，今欲救康先生，亦恐無及。吾已智盡能索，惟有一死以報知己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盍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啟超則以是夕宿日本使館，而嗣同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啟超見，勸東游。日使從旁諷曰：“不如君偕。”嗣同不可。再三強之，嗣同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因顧啟超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知，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共勉之。”而不知有為之先期跳遁也，嗣同既不免于難，而啟超則乘日本大島兵艦以東，遂亡命日本，作《去國行》以見志曰：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于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去吾其東。東方古稱君子國，種俗文教咸我同。爾來封狼逐逐磷齒瞰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為功。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卻讀東史說東故，卅年前事將毋同？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蠢蠢如贅癰。浮云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可憐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從。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
時日本新變法圖強有成功，而啟超師弟謀改制，乃不容于中國，故有所激發，而啟超蚤年為詩如其文，詞旨不甚修飭，而淋漓感慨，惻惻動人，此固所長。然非所論于詩界革命之詩也。詩界革命之說，始倡于夏曾祐，而譚嗣同和焉。嗣同有詩詠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于巴力門。”喀私德之為言，即Caset之譯音，蓋指印度分人為等級之制也。巴力門，即Parliment之譯音，蓋英國議院之名也。所為詩喜挦扯舶來新名詞以自表異，大率類此。而啟超不謂然，曰：“過渡時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家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譚嗣同既死，啟超獨稱夏曾祐與嘉應黃遵憲、諸暨蔣智由，并推為新詩界三杰。其實三人皆取法古人，并未能脫盡畦封。中國與歐美諸洲交通以來，持英與敦槃者，不斷于道，而能以詩鳴者，惟黃遵憲，毅然有改革詩體之志，模山范水，關于外邦名跡之作，頗為夥頤，其成就雖未能副其所期，然規模既大，波瀾亦宏，世稱硬黃，一時巨手矣。蔣智由、夏曾祐皆喜摭用新理、西事入詩，而智由則宗李翰林，風格固規模前人，是啟超所謂“以舊風格含新意境”者也。惟三人皆頗摭用新理、西事以潤澤其詩，與譚嗣同同，而啟超則頗以傷格為譏耳。
啟超既被放海外，而時時以文字牖導國人，前后為《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政論》、《國風報》諸雜志，暢其旨意，而《新民叢報》播被尤廣，國人競喜讀之，銷售至十萬冊以上。清廷雖嚴禁，不能遏也。其間亦為革命排滿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之間，函札數萬言。啟超亦不慊意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齏，持論稍變矣。初啟超為文治桐城，久之舍去，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至是酣放自恣，務為縱橫軼蕩，時時雜以俚語、韻語、排比語及外國語法，皆所不禁，更無論桐城家所禁約之語錄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及《南北史》佻巧語焉。此實文體之一大解放，學者競喜效之，謂之“新民體”，以創自啟超所為之《新民叢報》也。老輩則痛恨，詆為文妖。然其文晰于事理，豐于情感。迄今六十歲以下、三十歲以上之士夫，論政持學，殆無不為之默化潛移者，可以想見啟超文學感化力之偉大焉。錄《俾士麥與格蘭斯頓》一文。其辭曰：
歐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士麥、英之格蘭斯頓。俾士麥之治德也，專持一主義，始終以之。其主義云何？則統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義要維廉大帝而見信用，繼以此主義斷行專制，擴充軍備，終以此主義挫奧蹶法，排萬難以行之。畢生之政略，未嘗少變。格蘭斯頓則反是，不專執一主義，不固守一政策，故初時持守舊主義，后乃轉而為自由主義，壯年極力保護國教，老年乃解散愛爾蘭教會，初時以強力鎮壓愛爾蘭，終乃倡愛爾蘭之當自治，凡此諸端，皆前后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屢變者，非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時之詭遇也，實其發自至誠，見有不得不變者存也。夫世界者，變動不居者也。一國之形勢與外國之關系，亦月異而歲不同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見，至后年自覺其不適用而思變之，智識日增之所致乎？庸何傷焉。故能如格蘭斯頓者，可謂之真守舊矣。俾公堅持其主義，而非剛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屢變其主義，而非鼠首兩端者所可學步。曰：“惟至誠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無自信力。每處一事，既見得透，自信得過，則以一往無前之勇氣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雖千山萬壑，一時崩坼，而不以為意，雖怒濤驚瀾驀然號鳴于腳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動，霹靂旋頂上而不驚，一世之俗論囂囂集矢，而吾之主見如故。若此者，格蘭斯頓與俾士麥正其人也。格公倡議愛爾蘭自治之時，自黨分裂，腹心盡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不少變，乃高吟曰：“舍慈子兮涕滂沱，故舊絕我兮涕滂沱。嗚呼！綿綿此恨兮恨如何，為國家之大計兮，我終自信而不磨。”俾公為行德國之合邦，或行專斷之政策，或出壓制之手段，幾次解散議院而不顧，幾次以身為輿論之射鵠而不懼，嘗述懷曰：“以我身投于屠肆，以我首授于國民，我之所以謝天下蒼生者，盡于是矣。雖然，我之所信者終不改之，我之所謀者終不敗之。”嗚呼！此何等氣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有萬鈞之力，則不能守一寸之功。
啟超之文，篇幅之巨，亦創前古所未有。古人以萬言書為希罕之稱，而在啟超無書不萬言，習見不鮮也。《俾士麥與格蘭斯頓》一文，洋洋六百余言，在古人不為短幅，而在啟超則札記小品耳。然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遣言措意，切近的當，能令讀者尋繹不倦，如與曉事人語，不驚其言之河漢無涯。嗚呼！此啟超之文之所為獨辟一徑者也。啟超自東渡以來，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之者眾，而啟超不謂然，常以為：“中國思想之痼疾，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而有為亦未能自拔。其大同之學，空前創獲，而必謂自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為必托古？諸子何為皆托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本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啟超蓋于此三致意焉。于是啟超之學術思想，別出于康有為而自樹一派，屢起而駁之，語具《新民叢報》。
啟超見世之學為新民體者，學其堆砌，學其排比，有其冗長，失其條暢，于是自為文章，乃力趨于洞爽軒辟。《國風報》已臻潔凈，樸實說理，不似《新民叢報》之渾灝流轉，挾泥沙俱下。然排比如故，冗長如故。既，清廷遜國，啟超自海外歸，欲以言論與國人相見。而革命黨人不悅，以為“啟超曾主張君主立憲，在今共和政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即欲有言，亦當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疇昔之革命黨”。而啟超歸國之日，正黃興出都之日。其時國民黨本部已決議不攻啟超，且愿與民主黨合，以為啟超，民主黨之暗中黨魁也。其時國民黨人方痛罵之，而黨魁黃興則殷勤愿見梁某顏色，以啟超在大沽遇風阻滯，候至數日而未得見，遂遺書痛罵，危言激論，謂其不慊于共和，希圖破壞。而啟超之徒，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舍己從人，近于貶節，因囁嚅而不敢出言。獨啟超意氣洋洋，不欲授革命黨人以間，而獨居深念，知不盡言，且無幸。既抵京師，出席報界歡迎會，歷陳二十年辦報之經過，而卒言之曰：“我欲以言論與國人相見，不可不以我之為我，自陳于國人之前。我則立憲黨人也，我尤不可不以立憲黨之為立憲黨，剖析以陳國人之前。即以近年立憲黨所主張，對于國體，主維持現狀，對于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皎然與天下共見。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識者，類能知之矣。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儼然為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于是憂國之士，對于政治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為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諺所謂苦肉計也，故于其失政，不屑復為救正，惟從事于秘滅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為民權之武器，得憑藉以與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然則前此曾言君主立憲者，果何負于國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為國宣力。至于強誣前此立憲派之人為不慊共和，則更無理取鬧。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其對于國體主維持現狀，吾既屢言之，故于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于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夫于前此障礙極多之君主國體，猶以其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屈己以活動于此事實之下，豈有對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夫破壞國體，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為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若夫吾儕前此所憂革命后種種險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實章章，在人耳目，又寧能為諱。既能發之，則當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責任之艱巨，視前十倍。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則謂吾既已為國家立大功、成大業矣，疇昔為我盡義務之時期，今日為我享權利之時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于清政府者，今則欲取什伯倍之安福尊榮于民國以為償，此種人自待太薄，既不復有責備之價值。其束身自好者，則謂吾前此亦已盡一部分之責任，進國家于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則翛然塵外而已。而所謂溫和派者，則忘卻自己本來爭政體，不爭國體，因國體變更，而自以為主張失敗，無話可說，如斗敗之雞，垂頭喪氣，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而不知現在政治之絕未改良，立憲主張之絕未貫徹。若謂前此曾言君主立憲之人，當共和國體成立后，即不許其容喙于政治。吾恐古往今來，普天率土之共和國，無此法律。吾儕惟知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盡人有分，而絕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國家為其私產，以政治為其私權，其所以迫害吾黨，不使容喙于政治者，無所不容其極，吾儕未敢緣此自餒而放棄言責也。況在今日共和國體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聞者莫不動容，即革命黨亦無以難之。乃為《庸言報》以儆戒于國人，而睹國人忻于共和之名而昧其實也，作《罪言》曰：
無其實而尸其名，君子曰不祥，而狂愚鶩焉。天下鶩名之民，則未有過今日之中國者也。英人以守舊聞天下，我亦以守舊聞天下。彼舊其名而新其實，我舊其實而新其名。今英之王，非猶乎昔之王也，然固名曰王。其卡邊匿內閣非猶乎昔之卡邊匿也，其巴力門國會非猶乎昔之巴力門也，然固名曰卡邊匿、巴力門。乃至一切法制禮俗，實質日日蛻變，轉瞬陳跡，而千百年前之名，抱守勿棄也。我則反是，實莫或察而惟名之龂龂。鈞是人也，名曰鹽嫫，相望卻走，易名嬙施，則嘖嘖共道其美也。廄無馬，指鹿，錫以馬名，則相慶曰吾有馬矣。急焉榜于國門曰立憲，國遂為立憲國，民遂為立憲國民也。忽焉榜于國門曰共和，國遂為共和國，民遂為共和國民也。門以內勿問也，而日以所榜自豪。人所有者，我勿容無有也。有責任內閣乎？曰有。有政黨乎？曰有。有獨立法庭乎？曰有。有自治團體乎？曰有。有學校乎？曰有。有公司乎？曰有。有能參政之女子乎？曰有。有能征討之軍士乎？曰有。乃至有曠世間出之偉人乎？曰有。朝弗善也，易以府。諭勿善也，易以令。軍機處弗善也，易以秘書廳。內閣弗善也，易以國務院。尚侍弗善也，易以總次長。督撫弗善也，易以都督。鎮協弗善也，易以師旅。爵秩弗善也，易以勛位。大人老爺弗善也，易以先生。他人積百數十年而僅聞者，或更積百數十年而猶懼未致者，我一旦而盡有之。疇者共指為萬惡之藪者，一易其稱而眾善歸焉。偃師陳戲，魚龍曼衍。瞿曇說法，樓臺彈指。集事之易，進化之速，殆莫吾京也。狙公賦芋，朝三暮四，名實未虧，喜怒為用。我不喜怒于實而喜怒于名，其智抑加狙一等矣。久假不歸，安知非有？名不足以欺天下，固可聊以自娛。雖然，啖名不飽，殉名自賊。及并其名而墮焉，則實落材亡，固已久矣。嗚呼！
他所論說稱是也。誦其文者比之東坡之嬉笑怒罵，俱成文章焉。時國內士夫人人效為啟超文，而啟超轉自厭倦所為，時時以詩古文辭質正于望江趙熙、閩縣陳衍諸人，而趙熙尤所心折。趙熙，字堯生。遜清宣統末，由翰林院編修轉江西道監察御史，奏劾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借債賣路，直聲震朝寧。而詩功湛深，蒼秀密栗，成之極易，見者莫不以為苦吟而得，其實皆脫口而出，不加錘煉者也。嘗與同官楊增犖及陳寶琛、陳衍數人聯句，意思蕭閑，若不欲戰，而占句特多，下筆則不自休。同輩樊增祥、易順鼎、陳三立外，莫與比捷，而詩格各不同，尤工言山水。增犖改官將之蜀。熙成《竹枝詞》三十首送行，專寫入蜀山水，自鄂渚至成都者。陳衍誦而愛之，請書一橫幅見畀。熙立增首尾四詩為贈云：“石遺老子天下絕，談詩愛山無世情。大好金華讀書處，聞風心到錦官城。”“送客魂銷下里詞，故人楊子最能詩。遲君一縱巴山棹，細雨迎秋唱竹枝。”“千山萬水三生約，好句親題送子云。西向定將人日報，草堂花發最思君。”“水驛山程約略齊，并應漁具手中攜。間吟為伴陳無己，一夜鄉心到蜀西。”次日，衍相過，熙送行詩，又增為六十首矣。衍以告增犖，無不嘆其敏捷。增犖在京師，詩名甚盛。高秀似放翁，閑適出右丞，其風骨峻峭之作，又時近文與可、米元章，詩境時與熙不同，而致嘆熙之錘幽鑿險，范山模水，出以歌詠，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徒以捷給見長也。熙自言：“三十前學詩。三十后，顓治小學、古文。年近五十又學詩。文章高下之境，一一懸量胸中，求以自立，乃知世之馳逐虛聲者，政墮苦海也。有知以來，荷交海內通人，其性好大都不一。今老矣，追數一生聞見，仍以仁者為至難。若詞采蔚然，或周知雅故，鳳皇之異于凡鳥，毛羽固殊，然自別有和盛之德也。”每觀近人刻集多空陋，心嗤其鶩名而無本，遂自戒不輕付刻。問學道義，相知者無不愛敬。而啟超聞聲愾慕，致其相思，每不自覺長言詠嘆，感慨之深也。方其遁荒海外，有《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于趙堯生侍御，從問詩古文辭，所以進之者良厚，顧羈海外，迄未識面，輒為長謠以寄遐憶》一詩，其辭曰：
道術無古今，致用乃為貴。交親無新舊，相尚在風義。我以古人心，納交當世士。夙慕蜀多才，捧手得數子。直節劉子政，粹德楊伯起。原注：裴村、叔嶠兩京卿。其人與其言，磊磊在青史。蚤年所往還，尤敬延陵季。諸郎盡麟鳳，昵我逾昆季。原注：吳季清先生及德嗣鐵樵仲弢子發兄弟。料簡心相宗，研索象數旨。執御汔無成，哭寢但顙泚。觥觥周孝侯，剛果通大理。官節遍三川，氣骨橫一世。此并趙侯友，夙昔不我棄。趙侯云中鶴，軒軒抗高志。名節樹藩籬，藝林厚根柢。峨眉從西來，去天尺有咫。終古孕冰雪，元精逼象緯。御風問真源，獨往恣所止。八十四盤陂，陂陂印屣齒。蕩胸極雄深，即境領新異。所以其文行，邈與俗殊致。開元及元和，去今各千祀。君獨遵何轍，接彼將墜紀。詩撼少陵律，筆摩昌黎壘。擇言轉氣盛，刊華得神擬。浩浩揚天風，郁郁斐蘭芷。幽幽繚洞壑，漠漠弄洲沚。蕩天門開，恢詭蜃市起。迅健駿下坂，澹宕魚戲水。有時一篇中，攝受萬態備。探源析正變，證詣愜醇肆。自從同光來，斯道久陵替。豈期萬人海，復聽九皋唳。固知言皆宜，要在中有恃。文章雖小道，可以覘識器。釋褐及中年，簪筆作諫議。上策皆賈、晁，陳義必牧、贄。遙遙千圣心，落落天下計。昔昔勤論思，字字迸血淚。亦知逆耳言，夙干道家忌。黎元正倒懸，斧锧安得避。回天精衛瘏，逐惡鷹鹯鷙。諫草留御床，直聲在天地。自我出國門，交舊半棄置。逖聽得云天，懷想空夢寐。何期絕塵姿，盼睞及下駟。群動蟄三冬，尺素枉千里。我學病馳騖，所養失端委。皇皇求助友，懇懇得礱砥。商量到刌分，往復累百紙。吁嗟末俗心，相應以驕偽。豈聞傾蓋交，乃辱百朋賜。天步正艱難，民生日憔悴。銜石念海枯，入淵援日墜。吾徒乘愿來，為此一大事。君其體堅貞，走也將執轡。燕市風蕭蕭，須浦月彌彌。相望不相即，歌答雜商徵。閑居潘安仁潘若海，就我方謀醉。聊因天末風，一訊君子意。
時民國建元之前二年庚戌也。民國既建，入都，則時時與林紓、陳衍、易順鼎過從，述志言情，間出儷體。《答宋伯魯書》曰：
芝棟先生幾下：蕭瑟平生，哀時淚盡。從軍書劍，雙鬢飄零。仰靈光其嵯峨，標清流之眉目。關西稱為夫子，天下唯有使君。憶昔春明之游，夢如隔世。撫今感往，下淚如縻。鉤黨西京，朝衣東市。蘭摧瓜蔓，骨折心驚。蜚語載以百車，知名盡于一網。投井其洶洶下石，載盆則郁郁瞻天。獄急同文，令嚴大索。公既詿議，仆亦遁荒。或削跡柏臺而荷戈，或竄身櫻島而橐筆。解手背面，星紀再更。私謂此生，無再相見。不意命懸虎口，誓驗烏頭。整頓乾坤，二三豪俊。吳竟鹿游目睹，梁以魚爛自亡。至如仆者，皮骨已空，文字不死。公乃以口舌之先聲，比廓清于武事。見譽其過，烏敢承哉。帝社既屋，公名如山。每念履綦，苦探息耗。茲承錫以咳唾，慰其索離。重喜高賢，謀參幄。畢緘咨答邊防，近見頗、牧；山濤言議兵事，暗合孫、吳。方之古人，風采與匹。又假麾下之余閑，度秦中之支部。導宣政略，藻鏡人倫。從者如云，所居成市。從此蓮花千葉，觀山先拜主峰；神木萬年，設治不遺邊縣。同人拜賜，吾道西行。疏示經用不充，故黨務多蹇。已如尊旨，轉告同儕。茍活水之有源，必分支以普潤。仍煩棘手，共矢素心。譬猶河導龍門，天擎華岳，茲事非公莫屬矣。仆叨冒時譽，因緣幸會，無才試吏，有路妨賢。倘獲拭目升平，屏身隴畝，釋禽魚于籠縛，訪蓑笠之交游。親覿燕私，追談憂患。尋求白渠之故址，考訂黑水之真源。登龍首而盛緬未央，涉輞川而遐瞻杜曲。賦詩灑酒，一覽千秋。蓋不勞域外之游蹤，而自極生人之奇趣者矣。頃聞主國即真，兵釁鏖靖。特公私掃地，禮教橫流。正俗救貧，驟無長計。即仆所司刑獄，有策亦付懸談。財力窟空，人才消竭。在昔白云宿吏，坐曹猶鮮專家；今則黃頷稚年，筮仕即為司令。師門甫別，宦牒同榮，更事未深，攫謗奚免。此欲案無留牘，獄鮮冤聲；亦恐貌飾維新，口慚諛頌。不剪茲弊，奚以臨民？伏維我公學行絕人，經綸冠世，前所云云，治本攸系。是用頓首上請，為國乞言。庶幾日照潼關，不吝分明逮仆矣乎？南海師頃奉家諱，未計出山，后有所聞，續日郵報。即今世網逼側，愿公珍嗇自壽。黃發相期，下情豈勝向往之至。不宣。
宋伯魯者，舉官御史，與啟超歡好，而以預于戊戌變政謫戍者也。方戊戌政變之無成也，梁啟超以致怨于袁世凱。及世凱當國，為臨時大總統，則曲意以交歡于啟超。啟超既不慊于革命原動力之所謂國民黨者，于是擁其徒從以組進步黨而自為之魁，世凱遂用之以傾國民黨也。而進步黨者，則共和黨之所自出。迨事之急，長沙章士釗行嚴遇武進楊廷棟翼之于江蘇都督程德全所。廷棟則共和黨員也。士釗為言：“項城杖視共和黨，杖南方狗，狗斃，杖亦隨手棄耳。”不聽。國民黨之初計，既欲破進步黨與世凱之聯合，以孤世凱之勢，又欲破啟超與進步黨之聯合，以孤進步黨之勢，卒不得逞而有寧滬之役，以資袁世凱削平東南，擯國民黨而放流之，當選為第一任大總統，蓋多借重于啟超。國民黨既覆，袁世凱以鳳凰熊希齡為國務總理，希齡不可，啟超以大義敦勸，謂：“茍利國家，何恤小己。”希齡不得已起，欲成第一流經驗與第一流人才之內閣，而以啟超長教育。啟超堅辭，希齡大不懌，詰曰：“我不欲出，而公責以犧牲。我既犧牲，而公乃自潔。豈熊希齡三字，不抵梁啟超三字之值價耶？公且不出，其他何望。”聲色俱厲。而世凱聞啟超之堅不出，昌言：“大局如此。社會責我不用新人，及竭誠相推，而新人復望望然。”啟超乃親見世凱，自明出處之義，會希齡入謁，世凱乃謂：“總理在此，君可自與商之。”苦辭往復，不得要領出，希齡黯然，總統府秘書等惕然。世凱乃語人曰：“任公不任，成何說話。”啟超不得已起，為司法總長，顧無所設施，為世凱撰擬文字，出入諷議。會遜國隆裕皇太后卒，代表大總統致祭《清德宗帝后奉安文》曰：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總統袁世凱謹代表國民遣官趙秉鈞、梁啟超、朱啟鈐、蔭昌、崑源、陸建章、馬龍標等，致祭于大清德宗景皇帝大清孝定景皇后之靈，曰：嗚呼！遏密而如喪考妣，已天山之羲娥；聞善而若決江河，同頌女中之堯舜。三千牘神功圣德，民不能忘。卅六宮懿范徽音，史猶可述。惟我德宗景皇帝沖齡踐祚，變法圖強。孝思不廢于寢門，儉德彌彰于卑服。龍髯遞逝，鼎湖棄烏號之弓。馬鬣未封，橐泉待魚膏之燭。望蒼梧而叫虞帝，不返六螭；歌《黃竹》而吊周王，難回八駿。孝安景皇后堯門表瑞，姒屋垂型，傷別鵠于離弦，感斗麟于失鏡。神器不私一姓，大同則天下為公；惠澤流于千春，讓德則萬邦惟憲。方冀翟榆日暢，慈竹長青。何期鸞掖風凄，柰花竟白。銜哀二圣，永痛重泉。在天之靈爽倘憑，率土之哀思彌切。雖配天配地，無改駿奔之容；而葬陰葬陽，未合鮒魚之象。今者靈并舉，吉壤同安。六合霜凄，萬人雨泣。拜漢家之陵墓，長對南山；降弟子之靈旗，倘逢北渚。郁蔥佳氣，定產夏黃之芝；邃密幽扃，豈愴冬青之樹。再窺松柏，應見云飛；遲薦櫻桃，佇看春熟。九夏飲帝臺之水，象為耕而馬為耘。八方懷女幾之山，鸞自歌而鳳自舞。尚饗。
一書一文，于啟超中年以后為別調，儻初年學晚漢、魏晉，綺習未除，而有忍俊不禁者耶。于是之時，啟超亦時時學為桐城文以應人請，而因事抒慨，亦致深切動人，是其天性善感，終非描頭畫角所可幾也。跋周印昆所藏左文襄書牘曰：
《左文襄公書牘》三冊，皆公上其外姑周太君及致其妻弟汝充、汝光兩先生者也。公歿后三十余年，汝光先生之孫印昆始搜綴裝池之，自寶襲焉，且以遺子孫。啟超謹按：公微時，館甥于周者且十歲。其間常計偕如京師，授學陶文毅家，撫其孤，理其產，后乃入駱文忠幕，漸與聞國家事矣。而筠心夫人猶依母而居，女公子亦育于外氏。故公與周氏昆弟，分雖姻婭，而愛厚過骨肉，其視周母若母也。此三冊者，則當時十余年間所相與往復也。其間以學業相砥礪，以功名相期許者，固往往概見，而其泰半乃家人語，謀所以治生產作業，計農畜出入至纖悉。蓋文襄自始貧無立錐地，其儼然成家室，無恤饑寒自此時也。昔劉玄德論人物以謂“求田問舍，為陳元龍所羞”，而躬耕之孔明，則三顧之，抑何以稱焉？吾又嘗讀《曾文正公家書》，其訓厲子弟以治生產作業，計農畜出入至纖悉，殆更甚于左公書，又何以稱焉？蓋恒產恒心之義，豈惟民哉？士亦有然。士不至以家計攖慮，乃可以養廉，可以壹志。而恃太倉之米以自贍畜者，其于進退之間，既鮮余裕矣。印昆與啟超同生亂世，不能為畸處巖穴之行，寒苦盜廩，而以任天下事自解嘲，其視昔賢所以善保金玉者何如哉。吾跋斯冊而所感僅此，后之攬者，亦可以知其世也。
跋尾署甲寅四月，蓋民國之三年也。于是啟超既一出為袁世凱之司法總長，又移財政總長，罔克有表見，自以平日所懷政略，百不施一二，而徒食于官以自愧厲，故感激而發若此。尋罷去。會歐戰初起，遂假館西郊之清華學校，作《歐洲戰役史論》以詔國人，意甚自得。有《甲寅冬假館清華學校著書成〈歐洲戰役史論〉賦示校員及諸生》一詩，其辭曰：
在昔吾居夷，希與塵容接。箱根山一月，歸裝藁盈篋。雖匪周世用，乃實與心愜。如何歸乎來，兩載投牢。愧俸每顙泚，畏譏動魂懾。冗材憚享犧，遐想醒夢蝶。推理悟今吾，乘愿理夙業。郊園美風物，昔游記逌。愿言賃一廡，庶以客孤笈。其時天逢兇，大地血正喋。蘊怒夙爭鄭，導釁忽剌歙。解紛使者標，合從載書歃。賈勇羞目逃，斗智屢踵躡。遂令六七雄，傞舞等中魘。瀾倒竟疇障，天墜真已壓。狂勢所簸薄，震我臥榻。未能一丸封，坐遭兩鯨挾。吾衰復何論，天僇困接折。猛志落江湖，能事寄簡牒。試憑三寸管，貌彼五云疊。庀材初類匠，诇勢乃如諜。溯往既，衡今逾喋喋。有時下武斷，快若髭赴鑷。哀哉久宋聾，持此餉葛饁。藏山望豈敢，學海愿亦輒。月出天宇寒，攜影響廊屟。苦心碎池凌，老淚潤階葉。咄哉此局棋，坼角驚急切。錯節方余畀，畏途與誰涉。莘莘年少子，濟川汝其楫。相期共艱危，活國厝妥帖。當為雕鳶墨，莫作好龍葉。夔空復憐蚿，目若不見睫。來者儻暴棄，耗矣始愁喋。急景催跳丸，我來亦旬浹。行袖東海石，還指西門喋。慚非徙薪客，徒效恤緯妾。晏歲付勞歌，口呿不能嗋。
綜前所述，可知啟超歸國以來，則亦時時喜治所謂詩、古文辭者，蓋其時在京師投簡札而與過從者，大率治詩、古文辭者多也，最折服為趙熙，每有所為，常以質正焉。又有《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一篇，其辭曰：
山中趙邠卿，起居復何似？去秋書千言，短李為我致。生客賭欲敚，我怒幾色市。此復憑羅隱，寄五十六字。把之不忍釋，旬浹同臥起。稽答信死罪，慚報亦有以。昔歲黃巾沸，偶式鄭公里。豈期姜桂性，遽攖魑魅忌。青天大白日，橫注射工矢。公憤塞京國，豈直我發指。執義別有人，我僅押紙尾。怪君聽之過，喋喋每掛齒。謬引汾陽郭，遠拯夜郎李。我不任受故，欲報斯輒止。復次我所歷，不足告君子。自我別君歸，嘐嘐不自揆。思奮軀塵微，以救國卵累。無端立人朝，月躔迅逾紀。君思如我戇，豈堪習為吏。自然枘入鑿，窘若磨旋。默數一年來，至竟所得幾。口空瘏罪言，骨反銷積毀。君昔東入海，勸我慎衽趾。戒我坐垂堂，歷歷語在耳。由今以思之，智什我豈翅。坐是欲有陳，操筆此顙泚。今我竟自拔，遂我初服矣。所欲語君者，百請述一二。一自系匏解，故業日以理。避人恒兼旬，深蟄西山阯。冬秀餐雪檜，秋艷摘霜柿。曾踏居庸月，眼界空夙滓。曾飲玉泉水，冽芳沁脾。自其放游外，則溺于文事。乙乙蠶吐絲，汩汩蠟泫淚。日率數千言，今略就千紙。持之以入市，所易未甚菲。茍能長如茲，餒凍已可抵。君常憂我貧，聞此當一喜。去春花生日，吾女既燕爾。其婿夙嗜學，幸不橘化枳。兩小今隨我，述作亦斐亹。君詩遠垂問，紉愛豈獨彼。諸交舊蹤跡，君儻愿聞只。羅癭跌宕姿，視昔且倍蓰。山水詩酒花，名優與名士。作史更制禮，應接無停晷。百凡皆芳潔，一事略可鄙。索笑北枝梅，楚璧久如屣。曾蟄蟄更密，足已絕塵軌。田居詩十首，一首千金值原注：蟄廠躬耕而喪其貲。豐歲猶調饑，騫舉義弗仕。眼中古之人，惟此君而已。彩筆江家郎原注：翊云，在官我肩比。金玉兢自保，不與俗波靡。近更常為詩，就我相礱砥。君久不見之，見應刮目視。三子君所篤，交我今最摯。陳、林、黃、黃、梁原注：陳徵宇、林宰平、黃孝覺、哲維、梁眾異，舊社君同氣。而亦皆好我，襟袍互弗悶。更二陳原注：弢庵、石遺一林原注：畏廬，老宿眾所企。吾間一詣之，則以一詩贄。其在海上者，安仁原注：潘若海嘻憔悴。顧未累口腹，而或損猛志。孝侯原注：周孝懷特可哀，悲風生陟屺。君曾否聞知，備禮致吊誄。此君孝而愚，長者宜督譬。凡茲所舉似，君或稔之備。欲慰君索居，詞費茲毋避。大地正喋血，毒螫且潛沸。一發之國命，懔懔馭朽轡。吾曹此余生，孰審天所置。戀舊與傷離，適見不達耳。以君所養醇，宜夙了此旨。故山兩年間，何藉以適己。篋中新詩稿，曾添幾尺咫。其他藏山業，幾種竟端委。酒量進抑退，抑遵昔不徙。或一比持戒，我意告者詭。豈其若是恝，辜此郫筒美。所常與釣游，得幾園與綺。門下之俊物，又見幾。健腳想如昨，較我步更駛。峨眉在戶牖，賈勇否再擬。瑣瑣此問訊，一一待蜀使。今我寄此詩，媵以《歐戰史》。去臘青始殺，敝帚頗自喜。下走代班籍，將勿笑遼豕。尤有《亞匏集》，我嗜若膾胾。謂有清一代，三百年無此。我見本井蛙，君視謂然否。我操茲豚蹄，責報乃無底。第一即責君，索我詩瘢痏。首尾涂肊之，益我學根柢。次則昔癸丑，禊集西郊沚。至者若而人，詩亦雜瑾玼。丐君補題圖，賢者宜樂是。復次責詩卷，手寫字櫛比。凡近所為詩，不問近古體。言多斯益善，求添吾弗恥。最后有所請，申之以長跪。老父君夙敬，生日今在邇。行將歸稱觴，乞寵以巨制。烏私此區區，君義當不諉。浮云西南行，望中蜀山紫。懸想詩到時，春已滿杖履。努力善眠食，開抱受蕃祉。桃漲趁江來，竚待剖雙鯉。歲乙卯人日，啟超拜手啟。
趙熙以外，啟超又盡裒生平所為詩數百首，畀之陳衍曰：“子為我正之。”衍亦奮其筆削，未嘗有所遜謝退讓諉避也。曰：“任公詩如其文，天骨開張，精力彌滿。顧任公《庚戌秋冬間，因若海納交于趙堯生侍御，從問詩古文辭輒為長謠以寄遐憶》一詩，‘銜石念海枯’句，與上‘回天精衛瘏’句事復，不如易‘精衛’為‘鴟鸮’，與‘瘏口’、‘回天’意均合。”啟超亦不為嫌也。此四五年中，厥為啟超文學之復古時期焉。
啟超既相袁世凱以翦國民黨，國民黨盡，袁世凱專政，啟超亦不用事，遂返粵而省其父。既而入都，道南京，江蘇將軍馮國璋告之曰：“我聞總統將帝制自為，我輩不力爭，無以謝天下。”遂偕啟超俱入京以謁袁世凱也，將以諫。既入見，世凱知二人欲有言，即稱曰：“外論欲我稱帝以定民志，然天下盡人可更變共和國體，惟我不可變更共和國體。我為民國元首，就任之日信誓旦旦，為民國永遠保存此國體，我若渝誓，人即不言，我何面目以臨民上。”辭氣慷慨。尋又曰：“我已小筑數椽于英倫，若國民終不見舍，行將以彼土作汶上。”兩人噤不發一言而出。啟超行且顧國璋微語曰：“我觀總統意無佗，訛傳耳。”國璋慚應曰：“然，訛傳耳。”國璋南歸，而啟超則赴天津，杜門讀書，若示無意于天下，信世凱之果不為帝也。俄而總統府憲法顧問美博士曰古德諾者，昌言共和國體不適中國國情，著為《共和與君主論》，歷舉中美、南美、墨西哥諸共和國之卒以壞國殘民，以大戒于國，群情震沸。于是參政院參政楊度遂發起籌安會，以研討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之于中國孰為適也。啟超既誦古德諾之論，以語其徒，且罵且哂曰：“此義非外國博士不能發明耶？則其他勿論，即如鄙人者，雖學識谫陋，不逮古博士萬一，然博士今茲之大著，直可謂無意中與我十年舊論同其牙慧，特恨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此非吾妄自夸誕，坊間所行《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何啻百十萬本，可覆按也。獨惜吾睛不藍，吾髯不赤，故吾之論，宜不為國人所傾聽耳。嗚乎！前事豈復忍道。吾愿國中有心人，試取甲辰、乙巳兩年《新民叢報》之拙著，一覆觀之。凡辛亥迄今數年間，全國民所受苦痛，何一不經吾當時層層道破。其惡現象循環迭生之程序，豈有一焉能出吾當時預言之外？然而大聲疾呼，垂涕婉勸，遂終無福命以荷國民之嘉納，而變更國體所得之結果，今則既若是矣，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時。當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復可以商榷之時也。嗚呼！天下重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也，豈其可以反復嘗試，廢置如弈棋，謂吾姑且自埋焉，而預計所以自搰之也。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于眾，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蓋國體之為物，既非政論家之所當問，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方當國體彷徨歧路之時，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狀態，殆無復政象之可言，而政論更安所麗。茍政論家而牽惹國體問題，政導之以入彷徨歧路，則是先自壞其立足之基礎，譬之欲陟而捐其階，欲渡而舍其舟。故曰不當問。何以言乎不能問？凡國體之一彼一此，其驅運而旋轉之者，恒存夫政治以外之勢力。其時機未至耶，絕非緣政論家之贊成所能促進。其時機已至耶，又絕非緣政論家之反對所能制止。以政論家而容喙于國體問題，實不自量之甚。故曰不能問，豈惟政論家為然。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惟一之天職，茍于此范圍外越雷池一步，則是革命家或陰謀家之所為，豈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故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在國體之下，而思以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必反對。”世凱既藉啟超以谫國民黨而無所于憚，獨畏啟超有異議，則饋之十萬金，曰：“敢以為太公壽也。”將以餌而間執啟超之口。顧啟超則謝不受，而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以復于世凱，以播之國中，而清議漸彰。卒出秘計以脫其弟子蔡鍔于羈，俾之出走，而起兵云南，討袁世凱之罪。蔡鍔之走，啟超則與把臂約曰：“行矣勉旃。事幸而捷，吾黨毋以寵利居成功，不獵官，不怙權，還讀我書。敗則以死殉之，不走租界，不奔外國。”蔡鍔諾，請如命。袁世凱既失蔡鍔，所以偵啟超者嚴甚。啟超不免，微服行，中宵與婦訣，婦送之門曰：“上自君舅，下逮兒女，我一身任之，君但為國死，毋反顧也。”容烈而辭壯，啟超為神王焉。既抵上海，則航海走安南，間關千里，之南寧，說廣西將軍陸榮廷舉兵北出，取湖南以應蔡鍔。而廣東將軍龍濟光既受袁世凱之命，引兵西向，示欲攻榮廷，牽之不得北。而蔡鍔久困瀘州，兵頓勢絀，啟超計無所出，則只身走廣州，撫龍濟光而柔之，卒熸世凱，而奠民國，啟超之力也。世凱既死，副總統黎元洪代為大總統。國民黨再起用事，乃制憲法，于是啟超在北京虎坊橋演說憲法之綱領，大旨懲前失，戒師心，按時立論，聞者震悚。會歐戰停，美、英、法、日、意五強國開和會于巴黎，而日本方要盟是利，以謀侵占我山東。我以陸征祥、顧維鈞為和會代表，而啟超則以私人往。既至，萬國報界方設俱樂部于巴黎，則以啟超之為中國報界名主筆也，輒盛饌具宴焉。蓋和會開時，萬國報界俱樂部嘗宴饗者四人，一美之國務卿蘭辛，一英之外部大臣巴爾福，一希臘首相維亞柴羅，皆一代之英，而其一則中國名主筆梁啟超也。顧以日人之狡焉啟疆于我也，僉議不邀日本，而日本新聞記者五人，則志愿參加焉。于是啟超輒即席以演說山東問題曰：“假有一國而欲承襲德人在吾山東侵略主義之遺產者，此和平之公敵而為世界第二大戰之媒者也。”四座為之鼓掌，日記者無如何。美記者賽蒙氏以著戰史有名者也，則問于啟超曰：“汝回國將何以？豈欲攜西洋之所謂科學文明以歸餉遺國人耶？”啟超曰：“然。”賽蒙太息言曰：“汝毋然。西洋競富強，中國尚仁義。富強者，科學之所致也；仁義者，經典之所遺也。然而爭民施奪，末日將至，西洋文明則破產矣。噫！甚矣憊。”啟超愕曰：“然則公將何以？”賽蒙曰：“我歸杜門不事事，靜俟公之輸中國文明以相救拔爾。”啟超為之憮然。顧此一役也，啟超之于國事裨補也鮮，而學問、文章之轉變也甚大。其文學轉變之足征者，即由復古文學而骎骎回向新民體，又舍詩古文辭不為，而時時為語體文也。在英京與弟仲策書曰：
仲弟鑒：半載無書，知缺望者不獨吾弟也。淹法三月，昨日又來英矣。今日最稱清暇，草草寄此紙，地遠訊疏，殆恒情耶。默計一書往復，例須三月，甫執筆而興已減。吾書固稀，弟亦不數，余親朋幾無一字。以云缺望，彼此均也。而此間之忙，又為乏書之最大原因，弟宜察之。今當首述吾四月來之狀況，以慰遠懷，簡單言之，則體氣日加強，神志日加發皇也。起居雖非嚴格的有節制，然視國內生活較有秩序，運動及呼吸空氣時較多，故體胖而顏澤。最近影相，曾次第奉寄，試以較去歲病后，所影殆如兩人矣。至內部心靈界之變化，則殊不能自測其所屆。數月以來，晤種種性質差別之人，聞種種派別錯綜之論，睹種種利害沖突之事，炫以范像通神之圖畫、雕刻，摩以回腸蕩氣之詩歌、音樂，環以恢詭蔥郁之社會狀態，飫以雄偉矯變之天然風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試思之，其感受刺激，宜如何者。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中，吾之靈府，必將產生一絕大之革命性。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數月來，主要之功課，可分為四：一曰見人，二曰聽講義，三曰游覽名所，四曰習英文。法國方面之名士，已見者殆十之七八，其多見者，則政治家及哲學家、文學家也。政治家除專制怪杰之克里曼梭外，殆皆已見（克氏專派一屬員來相接待，惟兩度約見皆以忙而訂后期，大約此人須待彼下野后始見矣）。法之政黨以十數，自極右黨，自極左黨，其首領皆已見，覺氣味最好者為社會黨，次則王黨，次則天主教黨，所謂溫和共和黨、急進共和黨者，最占勢力，而最為無聊，中庸君子之性質，萬方同概也。學者社會極為沆瀣。第一流之哲學家三人，皆已見，且成交契。其文學家則第二流者略已見，最著名之兩人以不在巴黎，未獲見，將來必當見也。巴黎人最富于社交性，每赴茶會一次，可得友無算。吾于其他茶會多謝絕，惟學者之家，有約必到，故所識獨多，若再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書呆子，皆成知己矣。所見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一為新派哲學巨子柏格森，其二為三國協商主動人大外交家笛爾加莎。二人皆為十年來夢寐愿見之人，一見皆成良友，最足快也。笛氏與克里曼梭，兩雄相厄，今方為失敗者，然其人精悍諳練，全法之政界殆罕儔匹，將來必有活動無疑。彼之外交，精通歐洲情狀，而對于遠東實多隔膜，他日再見，當有以進之。吾輩在歐訪客，其最矜持者，莫過于初訪柏格森矣。吾與百里、振飛三人，一日分途預備談話資料，徹夜讀其所著書，檢擇要點以備請益。振飛翻譯有天才，無論何時，本皆縱橫自在，獨于訪柏氏之前，戰戰栗栗，惟恐不勝。及既見，為長時間之問難，乃大得柏氏褒嘆，謂吾儕研究彼之哲學極深邃云。可愧也。吾告以吾友張東蓀譯彼之《創化論》，已將成，彼大喜過望，索贈印本，且允作序文，乞告東蓀，努力成之，毋使我負諾責也。除法人外，則美國人最多見，五全權已見其四（威爾遜、蘭辛、何斯大佐、槐德）。惟英人甚寡緣，其要人皆未得一面也。此外小國名士見者甚多，希臘各當局尤稔熟，因歸途欲游雅典，特與結歡也。芬蘭、波蘭人極力運動我往游彼國，然交通太不便，未必能成行。游歷地方頗少。初到時，曾以十日之力游戰地及萊因河左岸聯軍占領地，其后復游北部戰地，又一游克魯蘇大鐵廠，除此三次外，未嘗出巴黎一步。將來法國南部農工業最盛處，非游不可。惟在法游歷，有一難題，因其政府招待太殷勤，每游一次，必派數員隨伴，且旅費皆政府供給，吾受之滋愧，因此頗阻游興也。住巴黎雖有數月，然游覽名勝頗少，因每日太忙，惟來復稍得休暇，則盡一日之力以流連風景，故所得殊少。其間有可特別相告者三事：其一游隧道內，陳髑髏七百萬具，皆大革命時發掘累代古墳，羅列此間者，當為世界獨一無二之壯觀，入之勝讀佛經七百萬卷也。其二游盧騷故居，即著《民約論》處。其閽人言亞洲人來游者，以吾輩為嚆矢也。其三有一七十八歲之老女優，當拿破侖第三時已負盛名者，多年不登場矣。某日為一文豪紀念，特以義務獻技，其日吾本約往參議院旁聽，臨時謝絕，改往聽之，因得一瞻西方譚叫天之顏色，實此行一段奇事也。又曾乘飛機騰空五百基羅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臺，窺月里山河，土星光環，此皆足記者。至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等，皆匆匆而已。最苦者，每詣一處，其政府皆先知照該館，館長、職員等全部官樣迎送，甚感局促也。生平不喜觀劇，弟所知也，至此乃不期而心醉，每觀一次，恒竟夜振蕩不怡，而嗜之乃益篤。雖然為時日所限，往觀尚不逮十度也。吾在此發憤當學生，現所受講義：一戰時各國財政及金融。二西戰場戰史。三法國政黨現狀。四近世文學潮流。即此已費時日不少矣。其講義皆精絕，將來可各成一書也。他日復返法，尚擬請柏格森專為講授哲學，不審彼有此時日否耳？此行若通歐語，所獲奚啻十倍。前此蹉跎，雖悔何裨，今惟汲汲作補牢計耳。故每日所有空隙，盡舉以習英文，雖甚燥苦，然本師（丁在君）獎其進步甚速，故興益不衰。吾弟讀至此，則吾每日之起居注，可以想像得之矣。質言之，則數月來之光陰，可謂一秒一分未嘗枉費。所最鞅鞅者，則中國人之拜往寒暄、飲食征逐，奪我寶貴時間不少，此亦無可如何也。弟察此情形，則我書稀闊之罪，當可末減耶？所最負疚者，此行與外交絲毫無補也。平情論之：失敗之責任，什之七八在政府，而全權殊不足深責。但據吾所見：事前事后，因應失當者亦正不少，坐視而不能補救，付諸浩嘆而已。三四月間謠言之興，縣想吾弟及同人不知若何怫怒？爾來見京滬各報，為我訟直者，亦復多方揣測，不得其真相。其實此事甚明了，制造謠言，只此一處，即巴黎專使團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惡于我，彼當三四月間，興高采烈，以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轉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妒其辭令優美，驟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首領，欲攻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別有人代之也，于是極力謀毀其人。一紙電報，滿城風雨。此種行為，鬼蜮情狀，從何說起。今事過境遷，在我固更無勞自白。最可惜者，以極寶貴之光陰，日消磨于內訌，中間險象環生，當局冥然罔覺，而旁觀者又不能進一言。嗚呼！中國人此等性質，其何以自立于大地耶？
蓋啟超游歐時，學問思想之變，具詳所著《歐游心影錄》，此文僅引其緒而已。大抵啟超為人之所以異于其師康有為者，有為執我見，啟超趣時變，其從政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所學于時代為落伍，而懔后生之可畏，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為之學，跕定腳跟，有以自得者也；啟超之學，隨時轉移，巧于通變者也。方啟超之游歐洲而歸也，驟見軍閥稱兵，黨人橫議，民不聊生，事益無可為，乃宣言不談政治，意以文學自障，舍一時而爭百年之業。少年有績溪胡適者，新自美洲畢所學而歸，都講京師，倡為白話文，風靡一時，意氣之盛，與啟超早年入湘主時務學堂差相埒也。啟超則大喜，樂引其說以自張，加潤澤焉，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著我們跑也。”以視民國初元，啟超日本歸來之好以詩、古文詞與林紓、陳衍諸老相周旋者，其趣向又一變矣。顧啟超出其所學，亦時有不“跟著諸少年跑”而思調節其橫流者。諸少年排詆孔子，以“專打孔家店”為揭幟，而啟超則終以孔子大中至正，模楷人倫，不可毀也。諸少年斥古文學以為死文學，為駢文乎，則斥曰選學妖孽，儻散文乎，又謚以桐城謬種，無一而可，而啟超則治古文學，以為不可盡廢，死而有不盡死者也。啟超論文之旨，則具見于《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兩文。蓋一為清華學校之文學的課外講演，而一則演講于東南大學者也。嘗謂：“文章之大別為三。一記載之文。二論辨之文。三情感之文。”其《論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所以治情感之文；而《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則論記載之文與論辨之文者也。其《論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曰：
韻文是有音節的文字，那范圍從三百篇、楚辭起，連樂府、歌謠、古近體詩、填詞、曲本乃至駢體文都包在內，我這回所講的，專注重表現情感的方法，有多少種，是希望諸君把我所講的做基礎，拿來和西洋文學做比較，看看我們文學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那幾種？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處去補救，才配說發揮民族的長處。這是我講演的深意，現在請入本題。
向來寫感情的，多半是以含蓄蘊藉為原則，像那彈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欖的那點回甘味兒，是我們中國文學家所最樂道。但是有一類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瀉無余的，我們可以給這類文學起一個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例如碰著意外的過度的刺激，大叫一聲，或大哭一場，或大跳一陣，在這種時候，含蓄蘊藉是一點用不著，凡這一類都是情感突變，一燒燒到白熱度，便一毫不隱瞞，一毫不修飾，照那情感的原樣子，迸裂到字句上，這種表現法，十有九是表悲痛，表別的情感，就不大好用。我勉強找，找得《牡丹亭·驚夢》里頭：“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這兩句確是屬于奔迸表情法這一類。他寫情感忽然受了刺激，變換了一個方向，將那霎時間的新生命，迸現出來，真是能手。我意悲痛以外的情感，并不是不能用這種方式去表現他的訣竅，只是當情感突變時，捉住他“心奧”的那一點，用強調寫到最高度。那么，別的情感，何嘗不可以如此呢？蘇東坡《水調歌頭》便是一個好例：“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這全是表現情感一種亢進的狀態，忽然得著一個“超現世的”新生命，令我們讀起來，不知不覺也跟著到他那新生命的領域去了。這種情感的表現法，西洋文學里頭恐怕很多，我們中國卻太少了。我希望今后的文學家努力從這方面開拓境界。
第二種叫做回蕩的表情法，是一種極濃厚的情感蟠結在胸中，像春蠶抽絲一般，把他抽出來。這種表情法，看他專從熱烈方面盡量發揮，和前一類正相同。所異者，前一類是直線式的表現，這一類是曲線式或多角式的表現。前一類所表的情感，是起在突變時候，性質極為單純，容不得有別種情感攙雜在里頭。這一類所表的情感，是有相當的時間經過，數種情感交錯糾結起來，成為網形的性質。人類情感在這種狀態之中者最多，所以文學上所表現，亦以這一類為最多。這種表情法，我們中國人也用得很精熟，能夠盡態極妍。
現在講第三種是含蓄蘊藉的表現法。這種表情法，向來批評家認為文學正宗，或者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特性的最真表現。這種表情法，和前兩種不同：前兩種是熱的，這種是溫的；前兩種是有光芒的炎焰，這種是拿灰蓋著的爐炭。這種表情法也可以分三類：
第一類是情感正在很強的時候，他卻用有很節制的樣子去表現他，不是用電氣來震，卻是用溫泉來浸。令人在平淡之中，慢慢的領略出極淵永的情趣，他是把情感收斂到十足，微微發放點出來，藏著不發放的還有許多，但發放出來的，確是全部的靈影，所以神妙。這類作品，自然以三百篇為絕唱。
第二類的蘊藉表情法，不直寫自己的情感，乃用環境或別人的情感烘托出來。這一類詩，我想給他一個名字，叫做“半寫實派”。他所寫的事實，是用來做烘出自己情感的手段，所以不算純寫實。他所寫的事實，全用客觀的態度觀察出來，專從斷片的表出全部，正是寫實派所用技術，所以可算得半寫實。
第三類的蘊藉表情法，索性把情感完全藏起不露，專寫眼前實景（或是虛構之景），把情感從實景上浮現出來。這種寫法，三百篇中很少。北齊有一位名將斛律光，是不識字的，有一天，皇帝在殿上要各人做詩，他沖口做了一首，便成千古律詩，那詩是：“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田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時是獨自一個人騎匹馬在萬里平沙中所看見的宇宙，他并沒說出有什么感想。我們讀過去，覺得有一個粗豪沉郁的人格活跳出來，須知這類詩，和單純寫景詩不同。寫景詩以客觀的景為重心，他的能事在體物入微，雖然景由人寫，景中離不了情，到底是以景為主。這類詩以主觀的情為重心，客觀的景，不過借來做工具。
第四類的蘊藉表情法，雖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樣寫出，卻把所感的對象隱藏過去，另外拿一種事來做象征。這類方法，自起楚辭，篇中許多美人芳草，純屬代數上的符號，他意思別有所指。若不是當作代數符號看，那么，屈原到處調情，到處拈酸吃醋，豈不成了瘋子？自楚辭開宗后，漢魏五言詩，多含有這種色彩。中、晚唐時，詩的國土被盛唐大家占領殆盡，溫飛卿、李義山、李長吉諸人，便想專從這里頭辟新蹊徑，這一派后來衍為西昆體，專務挦扯詞藻，受人詬病。近來提倡白話詩的人，不消說是極端反對他了。但就唯美的眼光看來，自有他的價值。就如《義山集》中《碧城》三首的第一首：“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多附鶴，女妝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使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這些詩他講的甚么事，我理會不著。拆開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們若還承認美的價值，對于這種文學，是不容輕輕抹煞呵。
現在要附一段專論女性文學。近代文學寫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為美人的模范。古代卻不然。《詩經》所贊美的是“碩人其頎”，是“顏如舜華”。楚辭是贊美的是“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層波”。漢賦所贊美的是“精耀華燭，俯仰如神”，是“翩若驚鴻，矯若游龍”。凡這類形容詞，都是以容態之艷麗，和體格之俊健合構而成，從未見以帶著病的懨弱形態為美的。以病態為美，起于南朝，適足以證明女學界的病態。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說到美人，便離不了病，真是文學界一件恥辱。我盼望往后文學家描寫女性，最要緊先把美人的康健恢復才好。
此啟超論情感之文學也。論非情感之文學曰：
文章作用，和語言一樣，都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人家。但是所謂思想，實具有兩種條件：（一）有內容的。譬如令小兒為文，他胸中本來一無所有，強令執管，決不成文。又如考試的八股文章，和駢體的應酬文字，雖然成文，還是沒有內容的，所以于文章上絕無價值。（二）有系統的。雖然有了種種思想，還須加以有條理的排列才好，否則如亂石一堆，不能成文。古人說“言之有物”，就是有內容，“言之有序”，就是有系統。傳達思想亦有兩條件：（一）須適中。所言嫌多或嫌少，都不合。吾們做文章，須要言所欲言，不多不少，意盡則言止，到恰好的地位才興。（二）須明晰。傳達思想，須使人能明白。孔子云：“辭達而已矣。”可知辭貴乎“達意”，復加“而已”兩字，可知“達意”之外，無事他求也。大凡做成功一篇文章，總須具備此四種條件才好。
至于做文章的功夫，可分做兩步：（一）結構，（二）修辭。結構可以學而致，修辭則要在天才。同一意思，或說來索然無味，或說來妙趣環生，此全在天才。孟子云：“大匠能予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我說：“教師能夠教人做文章的一個結構，未必能教人做文章修辭一定修得好。”但是文章也有結構而不好的，斷乎沒有無結構而能好的，我今天講的就是怎樣整理思想成一個結構。
結構也各種文章不同。文章種類，可以思想途徑之不同而區分為兩類：（一）將客觀的事物取入以充吾思想之內容者，為客觀的，屬記述文。（二）以我之思想發出者，為主觀的，屬論辨文。然而人人不能不用功夫做客觀之敘述，不必人人能做主觀的論辨。因為主觀的論辨，須要自出主張，有識見，才有議論，這不是容易的。就是主觀的論辨，也離不掉客觀的事實做材料。倘使吾們一切事物，見見聞聞，都像影戲一樣閃過去就算，不能做客觀的敘述功夫，那就要做主觀的論證，也全沒有把鼻，所以客觀的敘述最要緊，也最有用。
客觀的敘述可分兩種：（一）記靜態。（二）記動態。靜態是一事物已經完全，或比較的已成固定狀態，或前后均有變動而中間一部已歸靜止。記靜態和繪畫一樣，一人形狀，盡管前后無定，那繪畫者，只取現在一定之形狀來畫。又如山水風景，盡管氣象萬千，畫的人只取現在所呈之景象來畫一樣。舉個例，就像一種書之提要是。動態是人、物、事的活動狀況。記動態，系記人、物、事活動之過程，如留聲機，各人曲調不同，而高下疾徐，皆能傳出，又如電影，僅視其一片，不成形象，及統合演放，可成一完全戲劇，如傳記及記事本末等皆是。大抵記述文，不外記靜態與動態。或記靜中之動，或記動中之靜，或記靜中之靜，或記動中之動，皆不外靜、動兩種。
靜態有單純的，有復雜的。如做一種書之提要，系單純的，做幾種書之提要，則為比較的復雜。又如記一山一河，為單純的，記許多山、許多河，則為復雜。動態亦然，如一人在一時間有一種動作，為單純的，記多數人在一時間有種種動作，或在不同時間為一種動作，為復雜的。文章難易之分，即在于是。記單純者較易，記復雜者較難。惟無論記何種狀態，精神須顧到兩方面：（一）外表的。（二）內容的。如敘一種書共幾篇幾頁，為外表的，而是書之要義在何處，則為內容的。又如作戰記，孰勝孰敗，為外表的，而其人之性格品行等，均能借以看出，為內容的。
作文有以簡馭繁之法，即收空間與時間之關系而整理之。凡空間發生一事，或時間發生一事，均有不并容性。即在一時間發生之事，在空間必不相容。反之在空間發生之事，在時間亦必不相容。記靜態以空間為主，時間為輔。記動態以時間為主，空間為輔。但無論記空間與時間，尤有一種原則，即不能單記平面，必須有一部甚詳，一部較略，配搭成文，這就是所謂思想的整理。
此其大略也《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并非據《改造》四卷九號刊載梁氏手定講稿，乃錄自《時事新報》通信中，以較簡賅也。啟超自歐游歸，壹屏向者新民體之政論不為，而周游講學，歷任東南大學、清華研究院教授，時時為語體文之學術論著，以餉遺我國人。又欲創設國學院，其設計可得而陳者六事：第一，編審國學叢書。以一百種為一集，其目分學術思想以校理闡發先哲某家某派之學說為主，其譯述外國書及自己創作皆不采、文藝以詮述批評前代作家或作品為主，自己創作不采、歷史一、各科專史，為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之類，題目或總或分，或大或小，皆不拘。二、時代史，如有史以前史、春秋史、兩漢史等、地理、自然科學例如中國礦物學、中國生物學等、社會現狀等項。此叢書由本院擬定題目，聘請專家編著，或收已成之稿，其海外著作可采，或亦譯登，每年最少出二十四種，除專聘所編外，其投著稿、譯稿者，或優給酬金，或受其版權，或量給獎勵金，版權仍歸作者。第二，編輯近代學術文編及國學海外文編。略師賀氏《經世文編》之例，廣搜清初迄今學者專集及雜志中所發表凡研究國學有價值之文字專書不錄，分類編錄，使學者可以盡見難得之資料，且省翻檢之勞。此書以一年完成之。海外文編，則專譯歐、美、日本研究中國學術事情之著者。第三，編制大辭書：一百科總辭書，二分科專門辭書。第四，校理古籍。凡古籍有不朽價值而較難讀者，例如六經、諸子、四史、《通鑒》等，擇出二三十種，精校簡擇，加圈點、符號，補圖表，冠以詳核之解題，令青年學子人人能讀，且引起興味，擬于五年內將最重要的古籍校理完竣。第五，續輯《四庫全書》。搜輯《四庫》未收書及乾嘉以后名著，編定目錄，撰述提要。第六，重編佛藏。精擇各宗派代表之經論，刪偽刪復，再益以續藏中之主要論疏，約泐成三千卷，各書附以提要。造端宏大，以語掌邦教者，徒驚其言之河漢無涯而已。每自敘曰：“啟超學問欲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于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嘗有詩題其女令嫻《藝術館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顧啟超雖自知其病而改之不勇，中間又屢為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識者謂啟超若能永遠絕意政治，且裁斂其學問欲，專精于一二點，則于將來之思想界，當更有所貢獻，否則亦適成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而已。”可謂有自知之明者也，用以卒吾篇。其最近刊布著書：有《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梁任公近著》、《梁任公學術演講集》諸書，茲不具論，而著其涉于文學者。以民國十七年卒，年五十七。
二、邏輯文
嚴復 章士釗 附黃遠庸
自衡政操論者習為梁啟超排比堆砌之新民體，讀者既稍稍厭之矣，于斯時也，有異軍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與啟超為同者，長沙章士釗也。大抵啟超之文，辭氣滂沛，而豐于情感。而士釗之作，則文理密，察而衷以邏輯。邏輯者，侯官嚴復譯曰名學者也。惟士釗為人，達于西洋之邏輯，抒以中國之古文，績溪胡適字之曰歐化的古文，而于是民國初元之論壇頓為改觀焉。然中國言邏輯者，始于嚴復，而士釗邏輯古文之導前路于嚴復，猶之梁啟超新民文體之開先河自康有為也，故敘章士釗者宜先嚴復，猶之敘梁啟超者必溯康有為。然而康有為、梁啟超之視嚴復、章士釗，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體氣，要皆出于八股。八股之文，昉于宋元之經義，盛于明清之科舉，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年。而其為之工者，無不嚴于立界犯上連下，例所不許，巧于比類截搭、釣渡，化散為整，即同見異，通其層累曲折之致，其心境之顯呈、心力之所待，與其間不可亂、不可缺之秩序，常于吾人不識不知之際，策德術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而不墮于鹵莽滅裂。每見近人于語言精當，部分辨晰，與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于邏輯矣，蓋假歐學以為論衡之繩墨也。然就耳目所睹記，語言文章之工，合于邏輯者，無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此論思之所以有裨，而數百年來，吾祖若宗德術心智之所資以砥礪而不終萎枯也歟？迄于清末，而八股之文隨科舉制以俱廢，而流風余韻，猶時時不絕流露于作者字里行間。有襲八股排比之調，而肆之為縱橫軼宕者，康有為、梁啟超之新民文學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嚴復、章士釗之邏輯文學也。論文之家，知本者鮮。獨章炳麟與人論文，以為嚴復氣體比于制舉，而胡適論梁啟超之文，亦稱蛻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若論邏輯文學之有開必先，則不得不推嚴復為前茅，敘章士釗而先嚴復，庶幾先河后海之義云。
嚴復，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侯官人也。早慧，師事同里黃宗彝，治經有家法，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行。讓清同治間，同縣沈葆楨號知兵，以巡撫居憂在里，奉詔創船政，招試英髦，儲海軍將才，得復文，奇之，用冠其曹，則年十四也。既卒業，從軍艦練習，周歷南洋、黃海。日本窺臺灣，葆楨奉命籌邊，挈復東渡诇敵，勘量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筑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倫皆其選，而復試輒最上第。湘陰郭嵩燾以侍郎使英，時引與論析中西學同異，窮日夕不休，比學成歸，葆楨已薨，無用之者。于是發憤治八比，冀以科第顯，納粟為監生，應南北鄉試者再，佹得復失。而合肥李鴻章方總督直隸，領北洋大臣，器復之能，乃辟教授北洋水師學堂。復見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既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牛耳。聞者弗省。鴻章亦嫌其危言激論，不之親也。法越事裂，鴻章為德璀琳輩所紿，皇遽定約，惎言者摘發，疑忌及復，復亦憤而自疏。及鴻章大治海軍，以復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甲午之戰，海軍熸于日，割地賠款，僅以無事。德宗大恨，銳欲變法，特詔遴人才。復被薦，以二十四年戊戌秋召對稱旨，退上皇帝萬言書，大略言：“中國積弱，于今為極，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內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洶洶，若專以外患為急者，此所謂為目論者也。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并，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謀于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與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隱銷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于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制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后全球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于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時。夫易為而不能為，則其故由于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尚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大抵建國立群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為要圖，分民分土、地丑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為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強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后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謂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爾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為十余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于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終以相成，日就月將，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乖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于一統。統既一矣，于此之時，有王者起，為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御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圣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復危者，心一而已。圣人之意，以謂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為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后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安養，相保持，永永樂利，不可復亂，則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強為哉？是故其垂謨著誡，則尚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重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原，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制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為絜長度大之勁敵，則無事于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餉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旅也。且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為無益于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尚同，而旌其純良謹愨，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后，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民無由起，而圣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于是乎大得。此其意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為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蓋使天下常為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復亂危，此其為甚休可愿之事，固遠過于富強也。不幸為治之事，弊常伏于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于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余年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于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終日之勢矣。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為，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富已強矣。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勢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為，則其事非倡之于上，固不可矣。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衍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內，由是以往，膠葛紛紜，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縻財力，使其為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可慮者也。”所論通達治體，而出之以至誠悱惻，徒以其后言變法而推極論之，必先破把持之局，語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而政局亦變，德宗被幽。后二年拳匪禍作，自是避地居上海者七年。
復既擯不用，則殫心著述，蘄于匡時拂俗。既于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壹治之以名學而推本于求誠。誠者非他，真實無妄之知是已。名學者，求誠之學也。顧其所重尤專在求，據已知以推未知，席既然以睹未然，其已知既然，為公例可也，為散著可也。名學所辯論，非所信者也，在據所征以為信。蓋信一理一言者，必不徒信也，必有其所以信者，此所以信者，正名學所精考微驗而不敢茍者也。顧吾國所謂學，告吾以所以信者則如何？自晚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辭文字而已，求其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西人所謂學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詞文字者，古人之言詞文字也，乃專以是為學，故極其弊為支離，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課其所得，或求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諸四海而必不準，如是者，轉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視反聽，歸而求諸方寸之中，輒恍然而有遇，此達摩所以有廓然無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廢之不早，而王陽明居夷之后，亦專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惟善為學者不然，學于言辭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學于自然。自然者何？內之身心，外之事變，精察微驗，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辭文字外也，則思想日精，而人群相為生養之樂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備焉，此天演之所以進化，而世所以無退轉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對待而后形焉者也。吾心之所覺，必證諸物之見象，而后得其符也。王陽明謂：“吾心即理。”使六合曠然無一物以接于吾心，當此之時，心且不可見，安得所謂理者哉？此中國言明心見性，而不本之格物致知者之所以為修辭不立其誠也。然執是遂謂中國言詞文字之所著者，一切無當于學，則亦不可也。古書難讀，中國為甚。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著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于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為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為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自后人之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為古人之學，則于古人所得以為理者，已有切膚精憮之異矣。又況歷時久遠，簡牘沿訛，聲音代變則通假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于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托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其故不傳于茲，或見于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得，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占畢為學者萬萬有加。而生今日者，乃轉于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夫以西學識古，以實驗治學，后來胡適倡新漢學者之所持以為揭幟，而實導之于復。復常以為中西二學，兼途并進，或者藉自它之耀，祛舊知之蔽。譯有英哲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耶方斯《名學淺說》、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權界論》、斯賓塞爾《群學肄言》、甄克思《社會通詮》、法人孟德斯鳩《法意》諸書。凡譯一書，與他書有異同者，輒旁考博證列入后案，張皇幽眇以補漏義，尤能以古文辭達奧旨，而不龂龂于字比句次之間。國人之言以古詩體譯西詩者，自蘇玄瑛，言以古文辭譯小說者，自林紓，而言以古文辭譯歐西政治、經濟、哲學諸科，蓋自復啟其機焉。自以生平師事服膺者，厥惟桐城吳汝綸，每譯一書，必以質正。汝綸既高文碩望，常以：“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為義，不相統貫，原于《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葉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楊子《太玄》，擬《易》而為之，是皆所謂一干而枝葉扶疏者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為集錄之體，宋以來因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謂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見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勿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干而眾枝，有合于漢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大抵弇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獨推復博涉兼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里之長，揚子云筆札之功，趙充國四夷之學，美具難并，鐘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儔。復常虛心請益，而汝綸則自謙不通西文，顧亦時有獨見。嘗答書于復以論譯西書曰：
來示謂新舊二學，當并存具列，且將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為卓識。某前書未能自達所見，語輒過當。本意謂中國書猥雜，多不足行遠，西學行，則學人日力奪去大半，益無暇瀏覽向時無足輕重之書，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為學堂必用之書，當與六藝并傳不朽也。若中學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時曾大傅言：“六經外有七書，能通其一，即為成學。七者兼通則間氣所鐘，不數數見也。”七書者，《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鑒》也。某于七書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書，其一姚公此書，余則曾公《十八家詩鈔》也。但此諸書，必高材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資性平鈍，雖無西學，亦未能追其途轍。獨姚選古文，即西學堂中亦不能棄去不習，不習則中學絕矣。世人乃欲編造俚文以便初學，此廢棄中學之漸，某所私憂而大恐者也。區區妄見，敬以奉質。別紙垂詢數事，某淺學不足仰副明問，謹率陳臆說，用備采擇：歐美文字與我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制，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中文，并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制，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仿效耳。來示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闌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任則傷潔。”此誠難事。鄙意與其傷潔，毋寧失真。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為文，俚俗鄙淺，薦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縣為戒律，曾氏所謂辭氣遠鄙也。文固有化俗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在當時固皆以俚語為文，而不失為雅。若范書所載“鐵脛尤來”、“大槍”、“五樓”、“五蟠”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芟薙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俚鄙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雅片館等比，自難入文，削之自不為過，倘令為林文忠作傳，則燒雅片一事，固當大書特書，但必敘明原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敘《鹽鐵論》耳，亦非一切割棄，至失事實也。姚郎中所選文，似難為繼，獨曾文正《經史雜鈔》能自立一幟。王、黎所續，似皆未善。國朝文字，姚春木所選《國朝文錄》，較勝于二十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若欲備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鑒》之類，則世蓋多有。若謂足與文章之事，則姚郎中之后，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張廉卿數人而已，其余蓋皆自鄶也。來示謂：“歐洲國史，似中國所謂長編、紀事本末等比。”然則欲譯其書，即用曾太傅所稱敘記、典志二門，似為得體。此二類，曾云“于姚郎中所定諸類外，特建新類”，非大手筆不易辦也。歐洲記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遷、固史法裁之。文無剪裁，專以求盡為務，此非行遠所宜。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為《王莽傳》，若《穆天子》、《飛燕》、《太真》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歐史用韻，今亦以韻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詞為難耳。中國用韻之文，退之為極詣矣。私見如此，未審有當否？
復致服其言，常語人曰：“不佞往者每譯脫稿，輒以示桐城吳先生，老眼無花，一讀即窺深處，蓋不徒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間也，故書成必求其讀，讀已必求其序。”最先出者，赫胥黎《天演論》。汝綸讀，嘆絕，曰：“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鴻制，匪直天演之學，在中國為初鑿鴻濛，亦緣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也。顧蒙意尚有不能盡無私疑者，以謂執事若自為一書，則可縱意馳騁，若以譯赫氏之書為名，則篇中所引古書古事，皆宜以原書所稱西方者為當，似不必改用中國人語，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晉宋名流所譯佛書，與中儒著述顯分體制，似為入式。”顧復自以志在達旨，不盡從也。定為《譯例》三事：
一、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以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于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為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即所以為信也。
一、《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厘千里。審擇于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豈釣奇哉？不佞此譯，頗貽艱深文陋之譏，實則刻意求顯，不過如是。又原書論說，多本名數格致及一切疇人之學，儻于之數者向未問津，雖作者同國之人，言語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譯也耶？
它所譯大率似此。大抵不背于汝綸所稱“與其傷潔，毋寧失真”而已。顧復自言：“《原富》之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于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于辭義之間，無所傎倒附益。獨于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后，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又言：“穆勒約翰《群己權界論》，原書文理頗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譯，必至難索解人，故不得不略為傎倒，此以中文譯西書定法也。”質言之曰“譯意”而已，故不龂龂于字比句次之間也。雖至名義亦然。顧謹于造辭，矜慎不茍，自謂：“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譯赫胥黎《天演論》曰：“新理踵出，名目紛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譯者遇此，獨有自具衡量，即義定名。顧其事有甚難者，即如此書上卷導言十余篇，乃因正論理深，先敷淺說，仆始翻‘卮言’，而錢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濫惡，謂：‘內典原有此種，可名懸談。’及桐城吳丈摯父汝綸見之，又謂：‘卮言既成濫詞，懸談亦沿釋氏，均非能樹立者所為，不如用諸子舊例，隨篇標目為佳。’穗卿又謂：‘如此則篇自為文，于原書建立一本之義稍晦。’而‘懸談’、‘懸疏’諸名，懸者系也，乃會撮精旨之言，與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質譯‘導言’，而分注吳之篇目于下，取便閱者。此以見定名之難，欲避生吞活剝之誚，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競’、‘天擇’、‘儲能’、‘效實’諸名，皆由我始。”譯斯密亞丹《原富》曰：‘計學’西名葉科諾密，‘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于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包至眾，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嫌過陋。自我作古，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為義，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為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然則何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后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達用多于明體，一也。匡謬急于講學，二也。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羅之言，于計學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計學于科學為內籀之屬。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為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圖、穆勒父子之所論者，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馬夏律諸書則漸入外籀，為微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計學以近代為精密，乃不佞獨有取于是書，而以為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后而鞭之，二也。其書于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為之證喻，不若他書勃窣理窟，潔凈精微，不便淺學，四也。”譯穆勒約翰《名學》曰：“‘邏輯’此翻‘名學’。其名義始于希臘，為‘邏各斯’一根之轉。‘邏各斯’一名兼二義，在心之意、出口之詞，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則為論為學，故今日泰西諸學，其西名多以‘羅支’結向，‘羅支’，即邏輯也，如‘裴洛羅支’之為字學，‘唆休羅支’之為群學，‘什可羅支’之為心學，‘拜訶羅支’之為生學，是已，精而微之，則吾生最貴之一物，亦名‘邏各斯’，此如佛氏所舉之阿德門，基督教所稱之靈魂，老子所謂道，孟子所謂性，皆此物也，故‘邏各斯’名義最為奧衍，而本學之所稱為‘邏輯’者，以如貝根言，是學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明其為體之尊，為用之廣，則變‘邏各斯’為‘邏輯’以名之，學者可以知其學之精深廣大矣。‘邏輯’最初譯本，為固陋所及見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譯，近日稅務司譯有《辨學啟蒙》。曰‘探’曰‘辨’，皆不足與本學之深廣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學’譯之，蓋中文惟‘名’字所函，其奧衍精博，與‘邏各斯’字差相若，而學問思辨，皆所以求誠，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譯穆勒約翰《群己權界論》曰：“或謂舊翻‘自繇’之西文‘里勃而特’，當翻‘公道’，猶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說誤也。謹按‘里勃而特’，原古文‘里勃而達’，乃自由之神號，其字與常用之‘伏利當’同義，‘伏利當’者，無掛礙也，又與‘奴隸’、‘臣服’、‘約束’、‘必須’等字為對義。‘公道’西文自有專字曰‘札思直斯’，二者義雖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中文‘自繇’，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然自是后起附屬之話，與初義無涉。初義但云不為外物拘牽而已，無勝義，亦無劣義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須以為惡，即欲為善，亦須自繇。其字義訓，本為最寬。‘自繇’者，凡所欲為，理無不可，此如有人獨居世外，其自繇界域，豈有限制，為善為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沖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為界。’此則《大學》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書，即為人分別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也。斯賓塞《倫理學說公》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者，蓋不自繇，則善惡功罪皆非己出，而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無由演進，故惟與以自繇而天擇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佛言：‘一切眾生皆轉于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能轉物者，真自繇也。是以西哲又謂：‘真實完全自繇，形氣中本無此物，惟上帝真神，乃能享之。禽獸下生，驅于形氣，一切不由自主，則無自繇而皆束縛。獨人道介于天物之間，有自繇，亦有束縛。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多。’由此可知，‘自繇’之樂，惟自治力大者為能享之，而氣稟嗜欲之中，所以纏縛驅迫者，方至眾也。盧梭《民約》其開宗明義，謂‘斯民生而自繇’，此語大為后賢所呵。亦謂初生小兒，法同禽獸，生死饑飽，權非己操，斷斷乎不得以自繇論也。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如老氏之‘自然’，蓋謂世間一切事物，皆有待而然。惟最初眾父，無待而然，以其無待，故稱‘自然’，惟造化真宰無極、太極為能當之，乃今俗義，凡順成者皆‘自然’矣。又如釋氏之‘自在’，乃言世間一切六如變幻起滅，獨有一物，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以其長存，故稱‘自在’，惟力質本體，恒住真因，乃有此德。乃今欲取涅槃極樂引申之義，而凡安閑逸樂者皆‘自在’矣。則何怪‘自繇’之義，始不過謂自主而無以掛礙者，乃今為放肆、為淫佚、為不法、為無禮，一及其名，惡義坌集，而為主其說者之詬病乎？穆勒此篇所釋名義，只如其初而止，柳子厚詩云：‘破額山前碧血流，騷人遙住木蘭舟。東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花不自由。’所謂‘自由’，正此義也。‘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譯皆作‘自繇’字，不作‘自由’者，非以為古也，蓋其字依西文規例，本一系名，非虛乃實，寫為‘自繇’，欲略示區別而已。”凡此之類，皆幾經籀討，而后定一名、下一義。學者稱之曰侯官嚴先生。自是士大夫多傾向西人學說，而復則以為‘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其究必有受其弊者。獨居深念，嘗謂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于此食其報。而淺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為破壞之事。顧破壞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于學之為猶愈也。每于廣眾中陳之，急言極論，顧聞者不以為意，輒謂復之過計也。
復既以海軍積勞敘副將矣，盡棄去，入資，為同知，洊擾道員。宣統元年，海軍部立，特授協統，尋賜文科進士出身。其鄉人鄭孝胥調以二詩，其一曰：“嚴侯本武人，科舉偶所慕。棄官更納粟，被刖嘗至屢。平生等身書，弦誦遍行路。晚邀進士賜，食報一何暮。回思丙丁間，春闈我猶赴。都門有文會，子作必寄附。傳觀比尤王，一讀舌俱吐。誰知厄場屋，同輩空交譽。天傾地維絕，萬事逐煙霧。八股竟先亡，當時殊不悟。寒窗抱卷客，億兆有余詛。吾儕老更黠，檢點夸戲具。煩君發莊論，習氣端如故。”其二曰：“左侯左宗棠居軍中，嘆息謂歐齋林壽圖以進士出身，官陜西布政使，時左官陜甘總督也。‘屈指友朋間，才地有等差。進士勝翰林，舉人有過之。我不得進士，勝君或庶幾。’歐齋奮然答：‘霞山劉蓉以諸生從戎，累官陜西巡撫語益奇。舉人何足道，卓絕惟秀才。’言次輒捧腹，季高怒豎眉。觀君評制藝，折肱信良醫。少年求進士，得之特稍遲。風味如甘蔗，倒嚼境漸佳。何可遽驕滿，持將傲吾儕。不穀雖不德，自知背時宜。三十罷應試，庚寅直至斯。誓抱季高說，不顧歐齋嗤。君詩貌煩冤，內喜堪雪悲。官里行皆促，老蒼仗頭皮。八股縱已亡，身受伏余威。知君不忘故，得意還見思。”亦以證復曩昔之治八股者劬耳。充學部名詞館編纂。其后章士釗董理其稿，草率敷衍，乃彌可驚嘆。復藉館覓食，未拋心力為之也。旋以碩學通儒征為資政院議員。三年，授海軍部一等參謀官。
袁世凱與復本雅故，其督直隸，招復不至，以為恨。既罷政，詆者蜂起。復獨抗言折之，謂：“世凱之才，一時無兩。”則又感復。及被舉為臨時大總統，遂聘復長京師大學堂，充公府顧問、參政院參政及憲法起草委員。復恒昌言：“國人識度不適于共和。”又言：“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為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此也。夫言自由而日趨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反于事實之發生，此真無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為之本基，其間籀取公例，則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后可存。若夫鄉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為原則，演繹之，及其終事，罔不生心害政。盧梭之《民約論》出，以自由平等為天下號，適會時世，民樂畔古，而盧梭文辭又偏悍發揚，語辨而意澤，能使聽者入其玄而不自知。顧所謂‘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盧梭亦自言其為歷史之所無矣。夫指一社會，考諸前而無有，求諸后而不能，則安用此華胥、烏托邦之政論而毒天下乎？況今吾國人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群為職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誠為平國要素，而見于出占投票之時，然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為何如。往往一眾之專橫，其危險壓制，更甚于獨夫，而亦未必遂為專者之利。是以其書名為救世，于窮檐編戶，嫗煦燠咻，而其實則慘刻少恩，恣睢暴戾。”乃著《民約平議》一文，其說本之英哲家赫胥黎。而戴袁世凱者，利復有言，又以復雄文高名，欲資之以稱帝，始發其謀者楊度。憲法顧問美博士古德諾氏《共和與君主論》既發表之第三日，楊度訪復于西城舊刑部街之居，侈陳其比來博簺之利，謂：“數日前，挾二千金之天津，訪所眷某姬，約友作雀戲，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與翻無限制。會吾輪莊牌，作餅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餅，手中一餅三枚，二五餅對碰等和，旁家發一餅，以常情論，吾無開杠理。顧吾欲藉以卜吾運之亨塞，乃舉手中牌七枚，翻以示人曰：‘吾既杠一餅，已無異自宣吾蘊，尚何秘為？茍吾運果佳者，所需二五餅，終當摸索自得之，天緣湊巧，或且杠上開花矣。’不意翻取諸杠頭之牌視之，果為二餅，遂以一色全對成和，作五翻計算，合旺子之數，一次所贏已逾萬金也。吾以是知吾運已入亨通之境，意有所圖，必當如愿。近謀組織一公司，朋輩爭相附股，群思托蔭于吾，冀有所膏潤”云。復聞度言之津津，若有至味，頗不識何所取意。次日，度復相過，問：“見古德諾《君主論》乎？”曰：“見之。”問：“公視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國臻于富強興盛乎？”復喟爾而言曰：“此一時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頃，清室曾頒布憲法信條十九，誓以勿渝，仆于其時主張定虛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怵于王統之垂絕幸續，十九信條，必將守之惟謹，不敢或背。而君臣之義未全墮地，內外百官猶有所懾，國事之壞，當不至如今日之甚。或得如英國國君端拱無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度曰：“惟然，我將與同志諸人組合一會，名曰籌安，專就吾國是否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為學理之研究。古德諾引其端，吾等將竟其緒。國中士庶，向惟公之馬首是瞻。請公為發起人，可乎？”復瞿然作色曰：“適吾所云，不過追維既往，聊備一說。國經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君主之制所賴以維系者，厥惟人君之威嚴。今日人君威嚴既成覆水，貿然復舊，徒益亂耳。仆持重人所共知，居恒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為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百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為仆所不取。國家大事，寧如奕棋，一誤豈容再誤。吾國之宜有君而輿尸征兇，此雖三尺童子知之，而所難者，孰為之君？此在今日，雖為圣者，莫知適從。鄙意誠所重憚。”度譍之曰：“而公曾不聞之乎？德皇威廉一再語梁崧生公使、袁蕓臺公子梁士詒、袁克定：‘中國非君主不治，長此不更，為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誠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詎尚見不到此。且吾輩但事研究，可耳。至君主應否規復之議一決，吾輩之責任已畢。若夫實施，別有措置。爾時水到渠成，尚何重憚之有。”復又曰：“若然，則欲君主便君主可耳。自古覬覦大位者，一惟勢力是視，何嘗有待于研究哉？”度乃以大義相劫，正色告曰：“政治之弛張，不本之學術，于理未融，即于情不順。公宿學雅望，士林瞻仰，既知共和國體之無補于救亡，即不宜茍安聽其流變。”復意不能無動，乃曰：“籌安會，足下必欲成之，仆入會為會員，貢一得之愚，固未嘗不可。特以研究相號召，度不能強人主張以必同也。”度乃起告別，尋語曰：“日者相者俱判吾鵬程萬里，行且將扶搖上青天。吾不已告公博簺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從，何鰓鰓慮夭閼也。”復至是始悟昨之侈言博簺，意在以諷喻，為今日游說張本耳。明日，度具柬邀復晚餐，柬敘同座，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姓名赫然在焉，皆度所要給以發起籌安會者也。復既以疾辭，至晚宴散，度復相過。復固辭不見。度怏怏去。夜逾半，度忽遣使以一書相詒，謂：“籌安會事，實告公，蓋承極峰旨。極峰諭非得公為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稍縱即逝，發起啟事，明日必見報。公達人何可深拒？已代公署名，不及待復示矣。”緘尾并綴“閱后付火”四字。復得書，倉卒不知所為。明日籌安會啟事出，而復列名發起人第三。閽者啟：“門首晨出，即有壯士二人荷槍鵠立，詢之，則謂長官恐匪黨或相擾，遣來警衛也。”于是復杜門不出，籌安會召議事，輒稱疾謝之，直至籌安會解散，未嘗一蒞石駙馬街，望籌安之門。及梁啟超有異議，其論一出，風動海內。而世凱謀所以折其議者，乃以為非復莫屬，署券四萬金，令內史夏壽田持以謁復，請為文以難啟超。復卻其幣，告壽田曰：“吾茍能為，固分所應爾。若以貨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見命之意也。容吾徐圖之以報命。”壽田唯唯退。而復得要脅之書，無慮二十通，或諷以利害，或脅以刺殺，或責其義不容辭，而詭稱天下屬望，所署姓字真偽不得知，要皆謂復非有以折啟超而關其口不可。復籌慮數日，乃詣壽田，舉所得諸函示之曰：“梁氏之議，吾誠有以駁之。惟吾思主座命為文，所祈以祛天下之惑而有裨于事耳。閩中諺云：‘有當任婦言之時。有姑當自言之時。’時勢至今，正當任婦言之，吾雖不過列名顧問，要為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縱極粲花之能事，人方視之為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轉為人藉口，吾以是躊躇不輕落筆，非不肯為也。為之而有裨于事，吾寧不為哉？至于外間以生死相恫嚇，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壽田以白世凱。世凱知其意不可奪，駁梁啟超之文乃改命孫毓筠為之。是故名與籌安發起之列者六人，世謂之籌安六君子，語含諷嘲。余五人皆有美新之作，勸進之文，而楊度《君憲救國論》最傳誦人口。獨復學問文章冠絕后輩，未嘗有只字著論，而語于人曰：“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后，以法律言，于約法有必守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訓，且宜反抗余人之為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之要求。顧民意之于吾國，乃至難出現之一物，使不如是，則共和最高國體，亦無所云不宜者矣。”徒以名高為累，遂為世凱所浼。英人多辣司氏謂其友曰：“世凱茍具卓犖之識，積學如嚴先生輩，正不應牽令入政治漩渦，摧毀國之精英。然未嘗以不如己意而殺其身，賢于貴國古代奸雄遠矣。”世凱既失志以死，而黎元洪代為總統，知復之不與謀也，故緝治籌安肇首，復不與焉。顧明令未頒之先，頗有傳復不為元洪所諒者，林紓至泣涕以迫復宵遁。復慨然曰：“吾俯仰無愧怍，雖被刑，無累于吾神明，庸何傷。”夷然處之。然千夫所指，清望頓減矣。顧復通知古今，善于覘國，既感時驚心，有所切論，知之者以為警世之危言，不知者以為遜朝之殷頑也。然談言微中，不為茍同，足以資監觀，裨國是者，不鮮焉。方袁世凱之為大總統也，國人震其威名，以為可遺大投艱。而復則殊不謂然，曰：“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顧其大患，在士習凡猥，而上無循名責實之政。齊之強以管仲，秦之起以商鞅，其他若申不害、趙奢、李悝、吳起，降而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張太岳，凡為強效，大抵皆任法者也。吾國人學術既不發達，而于公中之財，人人皆有巧偷豪奪之私，如是而增國民負擔，雖復甘之。草衣木食，潛謀革命，則痛哭流涕，訾政府為窮兇極惡，一旦竊柄自雄，則舍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國民，雖為強者奴隸，豈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惟申韓庶可用。除卻綜名核實，豈有他途可行？試觀歷史，無論中外古今，其稍獲強效者，何一非任法者耶？項城固一時之桀，顧吾所心憾不足者，無科學知識，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爾。顧居今之日，平情而論，于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嘆也。財匱民窮，不為根本救濟之法，方戚戚以斷炊破產為憂，刻意聚斂，以養君為最急之事，尚何能為民治生計乎？教育強國根本，而革命以后，此論久不聞矣。”及世凱之敗也，國人怒其稔惡，又以亟去之為快。而復意又不然，曰：“項城此時去，則天下必亂，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國無上，為此者，一切無形有形之物，皆可犧牲。’復之不勸項城退位，非有愛于項城也。無他，所重在國故耳。夫項城非不可去，然必先為其可以去。蘇明允謂：‘管仲未嘗為其可以死，其于國為不忠。’使項城而稍有天良，則前事既差，而此時為一國計，為萬民計，必不可去。而他日既為可去之后，又萬萬不可以留。蓋使項城今日而去，則前者既為其不義，而今日又為其不仁。使項城他日而留，則前者既為其寡廉，而他日又為其鮮恥，故曰：‘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歷觀各報，函電旁午，壹以迫項城退位為宗。顧退位矣，而用何道出之，使神州中國得以瓦全，則又毫無辦法。故復常謂中國黨人，無論帝制共和兩派，蜂起憤爭，而跡其行事，誅其居心，要皆以國為戲以售其權利憤好之私，而為旁睨胠篋之傀儡，以云愛國，逖乎遠矣。夫中國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復萌，誰實謂之，至于此極。彼項城固不得為無罪，而所以使項城日趨于專，馴至握此大權者，夫非辛壬黨人、參眾兩院之搗亂，靡所不為，致國民寒心，以為寧設強硬中央，驅除洪猛，而后元元至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項城不悟，以為天下戴己，遂占亢龍，遽取大物，一著既差，威信掃地。嗚呼！亦可謂大哀也已。然所謂帝制違誓種種，特反對者所執之詞，而項城之失人心，一敗至于不可收拾者，固別有在，非帝制也。蓋項城之失敗眾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財政；項城之敗著夥矣，而莫厲于暗殺。項城自柄政以還，于中交兩行，其虧負顯然可指者過四千萬，而黯昧通挪，經梁士詒、葉恭綽為之騰攫者，尚過此數，不得已，梁士詒倡停止付現之院令，蓋以逢項城之意，欲取中國銀行預備金以為濟急之計，乃京、漢而外，舉不奉令，則事已全反其所期，而徒為益深益熱之敗著。嗚呼！吾曹終日憂嘆，為國懷破產之懼，而項城則長作樂觀，泥沙揮霍，小人逢長，因而啜葉促訾，是其敗宜久矣。就職五年，民不見德，不幸又值歐戰發生，工商交困，百貨瞢騰，而國用日煩，一切賦稅，有加無減，社會侈靡成風，人懷非望，此即平世，已不易為，乃國體適于此時議變更，遂為群矢之的。且項城自辛亥出山以來，得以首出庶物者，無他，舊握兵權而羽翼為盡死力故也。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動，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后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黃遠庸，海宇嘩然，皆以為項城主之。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為，然猶可為說。至于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泄秘密之口，忍于出此。又況段祺瑞以不同意稱帝，杜門不動，數見危機，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則群下幾何其不解體乎？夫求之財政則如彼，察之人心又如此，雖以魏武、劉裕當之，殆難為力，矧非其倫。而自就職以來，于中國根本問題，毫末無所措注。即以治標而論：軍旅素所自許，而悍兵驕將，軍實戰械，皆未聞有統一之規，徒以因緣際會，群龍無首，為眾所推，遂亦予圣自雄，以為無兩。而以參眾兩院搗亂之太過，于是救時之士，亦謂中國欲治，非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新修約法，于法理本屬無當，而反對者少。無他，冀少獲救國之效已耳。而誰謂轉厚項城之毒乎？籌安會之起，私衷本不贊同。然丈夫行事，既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即亦無以自解。惟于此日取消帝制之后，而欲使我勸項城退位，則又萬萬不能。”袁世凱既殕，而黎元洪代起為大總統，國人推長者，謂其可息世囂、夷大難。而復意又不然，曰：“吾讀中西歷史，小人固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嘗不失敗。大抵政治一道，如御舟然，如用兵然，履風濤，冒鋒鏑，各具手眼，以濟以勝為期，能濟能勝而后為群眾所托命。道德之于國君，譬如諸財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節，而非其全能也。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暗故。遍讀中西歷史，以謂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外，惟楊廣耳，至于其余，則皆煦煦姝姝，善良謹葸者也。又況今日邦基隉杌，其能宏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僅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謂道德者足以集事。當是之際，能得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劉裕、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蓋當國運飄搖，干犯名義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芟夷頑梗，得以使大多數蒼生安居樂業，又是一事。此語若對眾宣揚，必為人人所唾罵。然細思之，今日政治惟一要義，其對外能強，其對內能治，所用方法，則皆其次。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此自極端高論，殆非世界所能有。然吾所患于袁氏者，以其多行不義，多殺不辜，而于外強內治兩言，又復未嘗夢到觀其在位四年，軍伍之不統一，財政之紛亂，夫治標乃渠儂最急之圖，尚是如此。至其他根本問題，如教育、司法，尤不必論。綜其行事，所最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國會一事，謂其有利刃斬亂麻之能，而抵制日本要求不與焉。嘗觀陜西教士著一見聞錄，謂：‘袁世凱大罪，不在規圖帝制，在于不審始終，至于事敗，轉使強盜群稱守正，匪人皆居成功，而民國之苦痛遂極。’此真針針見血之語。夫國亂如此，北洋系經一番酣豢之后，既成暮氣而無能為，則使有政黨焉，以其魄力盤踞把持，出而為一切之治，鋤誅異己，號令出于一門，人曰此暴民專制也，而吾則曰猶有賴焉。而乃好惡拂人，貪酷無厭，假令一旦異己者亡，而同室之中，又乖離分張，芽孽萌動，而爭雄長矣。夫盜賊匪人，豈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國，不益遠乎！此吾國前途所為可痛哭也。”其時梁啟超方以政論負天下望，而袁世凱之殆，又發難于啟超之一論，國人仰之如景星卿云。而復意又不然，曰：“國家欲為根本改革之計，其事前皆須有預備。而今之人，則欲一蹴而幾，又焉可得。少年人大抵狂于聲色貨利之際，即其中心地稍凈者，亦聞一偏之說，鄙薄古昔，而急欲一試，以謂必得至效。逮情見勢屈，始悟不然，此時即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耶？但問今日局面不可收拾之所由來，則其原因至眾，項城不過因其勢而挺之而已，非造成此勢者也。若論造成此勢，則清室自為其消極，而康、梁以下諸公為其積極，二者合，而大亂遂為不得不成之勢。至于元二諸公，所謂推波助瀾，而其身亦在漩渦滾浪之中，欲不為然，或不可得。夫滿清入關，以東胡種人而為中國之主，比較而論，其暴君亂政，以視朱明、胡元要為稀少。而一旦權臣欺其寡孤以與人市，臣民之中絕少為之太息扼腕者，雖曰自取，而向來執筆出報諸公，不得不謂其大有效力耳。嗟嗟，吾國自甲午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眾人視之以為福首，而自仆視之，則以為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恒以為難，不敢輕心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生長粵東，為中國沾染歐風最早之地。而粵人赴美者多，赴歐者少，其所捆載而歸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紀革命獨立之舊義，其中如洛克、米勒登、盧梭諸公學說，驟然觀之，而不細勘以東西歷史人群結合開化之事實，則未有不薰醉顛狂，以其說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徑，仿而行之，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謬不然乎？平生于《莊子》累讀不厭，因其說理語打破后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圍。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說矣。莊生言：‘儒者以詩書發冢。’而羅蘭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幾多罪惡，假汝而行。’甚至愛國二字，其于今世最為神圣矣。然英儒約翰孫有言：‘愛國二字，有時為窮兇極惡之鐵炮臺。’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英國看護婦某氏正命之頃，明告左右，謂：‘愛國道德為不足稱。何則？以其發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垂于后，正如羅蘭夫人論刑時，對自由神謂‘幾多善惡，假汝而行’也。可知談理論一入死法，便無是處。是故孔子絕四，而釋迦亦云：‘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而彼康、梁則何如？于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南海文筆沉悶。至于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仆嘗寓書戒之，勸其無易出言，致成他日之悔。當日得書，聞頗意動，而轉念乃云：‘吾將憑隨時之良知行之。’由是猖狂無忌，暢所欲言，至學識稍增，自知過當，則曰：‘吾不惜與自己前言宣戰。’然而革命、暗殺、破壞諸主張，并不為悔艾者留余地也。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為天經，倡暗殺，則人人以暗殺為地義，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往者唐伯虎詩云：‘閑來寫得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以仆觀之，梁任公所得于雜志者，大抵皆造業錢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兆人民之利賴。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于幽其君而殺其友，己則逍遙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為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今安在耶？必謂其有意作亂，固屬大過，而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引咎，則雖百儀、秦，不能為南海作辯護也。至于任公則自竄身海外以來，常以摧剝征伐政府為能事，《清議》、《新民》、《國風》，進而彌厲，至于其極，詆之為窮兇極惡，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新學，略有所知，遂若舊制一無可恕，其辭具在，吾豈誑哉？于是頭腦單簡之少年，醉心《民約》之洋學生，至于自命時髦之舊官僚，乃群起而為湯武順天應人之事，迨萬弩齊發，堤防盡隳，而天下洶洶，莫適誰主。蓋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之晚矣。于是熏穴求君，思及朱明之恪孫，曲阜之圣裔，乃語人曰：‘吾往日議論，止攻政府，不詆皇室。’嗟嗟，任公生為中國之人，讀書破萬卷，尚不知吾國之制，皇室政府不得歧而二之，于其體誠欲保全，于其用不得不稍留余地，亦可謂枉讀一世之中西書矣。今夫中國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尸成山，流血為渠。古圣人所以嚴分義而威亂賊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發之初會孟津而復散歸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后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為物，常擇于兩過之間。’法哲韋陀虎哥有言：‘革命時代，最危險物，莫如直線。’任公理想中人，欲以無過律一切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險直線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災已不可救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猶能與之。彼有清多罪，至于末造之親貴用事，壞法亂政，誰不知之？然使任公為文痛詈之時，稍存忠厚，少斂筆鋒，不至天下憤興，流氓童，盡可奉辭與之為難，則留一姓之傳，以內閣責任漢人，為君主立憲，所全豈不甚多？而無如其一毀而無余何也。至于今日，事已往矣。師弟翩反，復睹鄉枌，強健長存，仍享大名，而為海內之巨子，一詞一令，依然左右群倫，而有清之社則已屋矣。《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康、梁之于中國，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隱憂，竊愿其慎勿四摘耳。大抵任公操筆為文時，其實心救國之意淺，而俗諺所謂出風頭之意多。莊生謂：‘蒯聵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而德文豪哥德劇曲中，載有鮑斯特者，無學不窺，最后學符咒神秘術，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陰森獰惡，六種震動，問欲何為，鮑大恐屈伏，然而無術退之。嗟乎！任公既以筆端攪動社會至如此矣，然惜無術再使吾國社會清明，則于救亡本旨，又何濟耶？時局至此，當日維新之徒，大抵無所逃罪。仆雖心知其危，故《天演論》既出之后，即以《群學肄言》繼之，意欲蜂氣者稍為持重。不幸舍其舊而謀其新，風會已成。而鄭蘇堪《五十自壽長句》有句云：‘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儕。’嗟乎！新則新矣，而試問此為何如世耶？大抵吾人通病，在睹舊法之敝，以為一從夫新，如西人所為，即可以得無弊之法，而孰意不然。專制末流，固可為痛，則以為共和當佳，而孰知其害乃過于專制。始知世間一切法舉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為歸。使其德智果高，將不徒新法可行，即舊者亦何嘗遂病。儻德與智，未足心知其意，即民權亦復何為。其最受病，在用共和而不知選舉權之重，放棄販賣，匪所不為，根本受病，此樹不能久矣。所以嘵嘵者，即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為，即自謂有程度，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見睫，常苦不自知耳。辛亥革命，而段祺瑞執梃袁門，摟合武人以為兵諫，宣統遜政，共和以成，八九年來，常以保障共和自任，然而于所以為共和者，段氏寧夢見也。國會之惟利是視，摧剝民生，殆吾國有歷史來所未有。舊有風憲之官，言西法者皆以為非善制，今則以其權畀國會矣。由是明目張膽，植黨營私，當國者只須有錢以豢養此輩議員，便可以諸善勿作，諸惡奉行，而身名仍復俱泰。嗚呼！真不圖我生不辰，乃見如此世界也。間嘗深思世變，以為物必待極而后反。前者舉國暗于政理，為共和幸福種種美言夸辭所炫，故不惜破壞舊法從之。今之民國近十年矣。而時事如此，更復數年，勢必令人人親受苦痛，而惡共和與一切自由平等之論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至于其時，又未必不太過。此社會鐘擺原例，無可奈何者也。往者突厥，群稱近東病夫，至十九稘末造，毅然變法，于是有少年突厥之特稱。列邦拭目觀其變化，僉謂自茲歐、亞接壤中間，將必有崛興之強國矣。顧乃大謬不然。數年之間，埃及、巴爾干群屬幾盡，而最后乃不量德力，為德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繪輿圖，不獨歐洲必無回部，即在安息、大食中間，亦不知占得幅員幾許。是故變法而興者，日本也。變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時、地利、人事三者交匯以為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欲矢口高論耳。吾輩托生東方，天賦以國，國者，其尊如君，其親如父。今乃于垂老之日，目擊危亡之機，欲為挽救之圖，早夜思維，常苦無術。又熟知世界大勢，日見半開通少年，于醉夢中求漿乞酒，真使人祈死不得。所絕對不敢信者，以中國之地形、民質，可以共和存立，梁任公亦謂‘共和必至亡國’，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斷然無善術。嗚呼！今乃知當日肆口擊排清室，令其一毀無余者，為可恨也。傳曰：‘無易由言。’人人自詭救國，實人人皆抱火厝薪之夫，一旦及之后知，履之后艱，雖痛哭流涕，戟指呵罵其所崇拜盲從之人，亦已晚矣。悲夫。”既而喪亂頻仍，國人意又稍苦共和。康有為乃與長江巡閱使張勛陰謀復辟，而復意又不然，曰：“九年鹵莽共和，天下事至于如此，自常識而論，復辟豈非佳事？惟君主之治，必須出于自力，其次亦須輔佐。況當武人擁兵時代，非聰明神武，豈能戡禍亂而奠治安？此時中國已患無才，至于滿人，更不消說。此正合歷史一姓不再興公例，儻鹵莽滅裂以圖之，非惟無補于蒼生，抑將叢詬于清室。名為愛之，適以害之，萇叔違天，烏足尚乎。須知清室若可再興，則辛亥必不失國，當時天子聲靈，尚自赫耀，故家遺老猶有存者，手握雷霆萬鈞之勢，乃親貴亂政，授人口實，壞此山河，而謂今日憑借鴟張武夫，可以光復舊物，必不然矣。此議果行，大非舊朝之福。”于時天下洶洶，一分而不可復合，北洋之軍閥，南方之民黨，紛紜角訟，各有藉詞。而復則兩不以為然，曰：“吾國革命之后，占勢力者不過兩系：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民黨則被罪于軍閥之干政，而北洋軍人則歸獄于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蘇明允所稱‘以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武人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歷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來，憤于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言尚武，言練兵。所以練兵，自唐以來，朝廷于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興以后尤甚，此項城所以刻志言兵也。雖然，武則尚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謂新式軍人，新于服制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雖然，此類軍人，亦惟在中國始能存立耳，稍與節制師遇，無不披靡。日本有某將官嘗言：‘軍人娶得美妻，殖產至數十萬金，其人即非軍人。’然則歌童舞女，列屋環侍，偷糧蝕餉，積資數百千萬，其人尚有軍人資格耶？以如是之人而秉國成，淫佚驕奢，爭民施奪，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憔悴。由是浸淫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吾國原是極好清平世界。外交失敗，其過亦不盡在兵。自光、宣間，當路目光不遠，亦不悟中西情勢大殊，然主張練兵，提倡尚武，而當日所稟令者，依然是以不義之夫，執殺人之器。此吾國今日所由紛紜大亂，萬劫不復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途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為機關，有事則借電報為風雷，把持倡和，運動苞苴，一日登臺，所用者必其黨徒，曰：‘此固美、法先進民主國之法程也。’蜂屯蟻聚，雖二十二行省全國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而徒黨之中，驢夫走卒，目不識丁，但前有搖旗吶喊之功，則皆有一臠分嘗之獲，吏治官方，掃地而盡。至其所謂護法者，亦不過所奉之辭而已。一旦手握重權，則破法者亦即此輩，軍人誠惡，然尚有統系紀律之存，其為害或稍勝狂愚謬妄之民黨也。北洋軍人之奢驕淫佚，夫豈不知？然孰使此類之人，于社會有勢力而猶為人心所系者，民黨諸公宜自反也。民黨諸公，所畏忌無過北系軍人，顧識其真際者，竊以為不足畏。蓋北系名為軍人，養尊處優，大抵暮氣，而民黨仰取俯拾，方在進行一是，無所忌憚，以必得為主，故當勝也。然于福國利民四字，皆為無望。群不逞志，太息俟時，而中央失政，方鎮恣睢，既授以可乘之隙，則群起而挺之，至于成事，則得位行權，各出其鉤爪鋸牙，以攘拿國帑、魚肉吾民者，猶吾大夫，未見君子。《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屈。’吾國今日所最苦者，在于乏才。十年前，志士以政府腐敗之故，日日鳴鼓攻之，致令身無完膚，然于事無濟，徒假極無價值人，甚至強盜流氓以隙，使得借以為資，生稱偉人，死鑄銅像。目下舉國若狂，是非自無定論。然我輩去后三十年，人心稍定時，迥觀今日，不識當如何嘆恨，如何齒冷耳。從來歷史當國是國體大更動時，必呈此種現象，俟種種經歷喪失，流血已多，而后人天厭亂，漸趨正軌。合歐洲已事觀之，此時正佛家所謂浩劫，未見黃人之遂臻平世也。俄雖歐之大國，民物土地，泱泱雄風，而其間大公竊權，女謁弄政，寵賂苛法，與夫其民之不學，較之吾國殆有甚焉。故雖蠶食亞洲，而一遇強對，輒復不振。比者其國半明之民，乘機革命，亦復定制共和，不知國之治亂強弱，初不系此。蓋革命所制鋤者，特貴族耳。而民之愚暗，初不能一蹴而躋休明，而舊法提防既墮，逞忿縱欲，二者必大橫決。故法經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軌，猶不足以盛強。最近者俄，方且由革命而造成恐怖，由共和而流為過激，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人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為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為均貧而已。殘虐暴厲，據所記載，真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國亂矣，而俄羅斯比之則加酷焉。此如中國明季政窳而有闖、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與我中國，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機？此時佇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階級。極端自由平等之說，殆如海嘯颶風，其勢固不可久，而所摧殺破壞，不可億計。此等浩劫，內因外緣兩相成，故其孽果無可解免。使可解免，則吾黨事前不必作如許危言篤論矣。”黨競既烈，乃借辭外交，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以對德宣戰，不為黎元洪所可，發憤走天津，而國會則佑元洪以逐祺瑞，僉謂德人無敗理也。而復則獨不謂然，曰：“西方一德，東方一倭，皆猶吾古秦，知有權利，而不信有禮義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謂戰為人類進化不可少之作用。顧以正法眼藏觀之，殊為謬說。戰真所謂反淘汰之事，羅馬、法國則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則如是國種，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則如是學說必不久行。德意志聯邦自千八百七十年來，可謂放一異彩。不獨兵事、船械，事事見長，起奪英、法之席，而國民學術，如醫、如商、如農、如哲學、如物理、如教育，皆極精進，乃不幸居于驕王之下，輕用其民以與四五列強為戰，而所奉之辭又多漏義，不為人類之所通韙。目論者徒見其摧堅破強，銳不可當。惟是兵戰之道，必計成功，不重鋒銳。項羽百戰百勝，而卒蹶于漢高。今之德皇，殆如往史之項羽，即勝巨鹿，即燒咸陽，終之無救于垓下，德皇即殘比利時，即長驅入巴黎，恐亦終無補于危敗也。蓋德皇竭力繕武二十余年，用拿破侖與其祖維廉第一之術，欲以雷霆萬鈞，迅霆不及掩聰，用破法擒俄而后徐及于英國，故其大命縣于速戰而大捷。顧計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起致死為抗也。德國極強，然孟賁、烏獲，力有所底，飆發雷奮，所虀粉者比國耳，浸淫而及于法之北疆，顧咫尺巴黎，經百日而不能破，東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奧鄰，至馬蘭之挫衄而無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則正蹈曹劌三竭之說。而英人則節節為持久之畫，疏通后路，維持海權，聯合三國，不許單獨媾和。曹劌以一鼓當齊之三，以為彼竭我盈，英人之術，正復如是。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剽悍；英人之驕，濟以沉鷙。然則勝負之數，不待蓍蔡矣。嘗謂今日之戰，動以國從，戰事之起，于人國猶試金之石，不獨軍政、兵謀關乎勝負，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風俗，皆倚為衡。俄廣土眾民，天下莫二，然以蠶食小弱有余，至與強對作戰，則無往不敗。昔之于日本，今之于德，皆其已事之明效也。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國之政俗。據今策之，縱橫二系，非一仆不止。而德意志國力之強，固可謂生民以來所未有，東西二面，敵三最強國矣，而比、塞雖小，要未可輕。顧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騷尚為俄守，海上無一國徽，殖民地十亡八九，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復奧所亡城，俄人退讓，日憂戰線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圣者，不能計其期日，即此法北肅清，比地收復，正未易言。此真史傳之所絕無，而又知人事之大可恃也。英人于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勒、吉青納外，大抵皆以為易與，及是始舉國憂悚，念以全國注之，而于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為群策群力，于軍械子藥則易榴彈以為高炸，取締工黨，向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衽兵革，女子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若未充，由此觀之，則英人心目之中，以條頓種民為何等強對大可見矣。故嘗謂國之實力、民之程度，必經苦戰而后可知，設未經是役，則德之強盛，不獨吾輩遠東之民不窺其實，即彼與接壤相靡者，舍三數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際也。使彼知之，則英人征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于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而為之備明矣。今夫德以地形言，則處中央散地四戰之境，猶戰國之韓、魏也，顧自伏烈大力以來，即持強權主義，雖中經拿破侖之蹂躪，而民氣愈益深沉。千百八十年累勝之余，一躍千丈，數十年磨礪以須，以有今日之盛強。由此而知國之強弱無定形，得能者為之教訓生聚，百年之中，由極強可以為巨霸，觀于德，可征已。德人之于英、法，文明程度相若，而政俗則大不同。德人雖有議院，然實尚武而專制，以戰為國民不可少之圣藥，外交則尚夸詐、重诇偵，其教民以能刻苦、厲競爭為本，其所厲行，乃盡吾國申、商之長而去其短，日本竊其緒余，遂能于三十年之中，超為一等強國。而英、法則皆民主，民主于軍謀，最不便，故宣戰后，其政府皆須改組，不然，敗矣。日本以島國而為君主立憲，然其經國訓民，不取法同型之英，而純以德為師資者，不僅察其國民程度為此，亦以一學英、法，則難以圖強故也。年來英國屢經失敗，其自救而即以救歐洲者，在幡然改用征兵制之一著，否則至今尚未知鹿死誰手耳。世變正當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度待數年而后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金科玉律，轉眼已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敝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老夫年將七十，暮年觀道，十八九殆與前不同，以為吾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今有一證在此，有如英國十四年軍興以來，內閣實用人才，不拘黨系，足征政黨，吾國歷史所垂戒者，至于風雨飄搖之際，決不可行，一也。最后則設立戰時內閣，而各部長不得列席，此即是前世中書、樞密兩府之制，與夫前清之軍機處矣，二也。英人動機之后，俄、意諸協商國靡然從之。夫人方日蛻化，以吾制為最便，而吾國則效顰學步，取其已唾棄之芻狗而陳之，此不亦大異也耶？方戰事勃發之初，以德人新興之銳，乘英、法積弛之政，實操十全勝算，爾乃入巴黎不能，趨卡來不至，僅舉比境與法北徼而不得過雷池半步者，此其中殆有天焉。及至曠日持久而不得志，則今日之事，其決勝不在戰陳交綏之中，而必以財政、兵眾之數為最后。德雖至強，而兵力固亦有限。試為約略計之，則一年中，其死傷或云達三百萬，即令少此，二百余萬當亦有之。而其東陲對俄之兵，報稱三百五十萬眾，如此則六百萬矣。而西面比法之間，至少亦不下二百萬，是德之勝兵八百萬也。方戰之初，德人自言兵有此數，群詫以為夸誕之言，乃今此眾已全出矣。英、法之海眾未熸，而財力猶足以相持，軍興費重，日七八兆鎊，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權，終當屈于財權之下。又知此后戰爭，民眾乃第一要義。吾國之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之，可以無對，而日操戈同室，殘民以逞，為足痛也。”時論方趨歐化而訾讀經，而復則甚不謂然，曰：“吾垂老親見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歐人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覺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都人士，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線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讀經之在學校，當特立一科，而所占時間，不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刪節，期以熟讀，亦不必悉求領悟，而要必于童蒙之教植其基，非不知辭奧義深，非小學生能所領解，然如祖父容顏，總須令其見過，至其人之性情學識，自然須俟年長，乃能相喻。四子、五經亦然，皆中國數千年人倫道德之基，此時不妨先教諷誦，能解則解，不能解則置之，俟年長學問深時，再行理會，有何不可。若少時不肯盲讀一過，則終身與之枘鑿，徐而理之，殆無其事。雖然，其中有歷古不變者焉，有因時利用者焉，使讀書者自具法眼，披沙見金，則新陳遞嬗之間，轉足為原則公例之鐵證。老夫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敝，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顧古圣賢人所講學而有至效者，其大命所在，在實體而躬行。今日號治舊學者，特訓詁文章之士已耳，故學雖成，其于人群社會無裨益也。其次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古人好讀四史，亦以其文字佳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時論方戒早婚而崇自由，而復則亦不謂然，曰：“吾國前者以宗法社會，又以男女交際，不同歐人，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國，誠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遲婚為主義，若有志于化民善俗。顧細察其情則實不爾。蓋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奪其舊有之權，一也。心醉歐風，于配偶求先接洽，既察姿容之美惡，復測情性之淺深，以為自由結婚之地，二也。復次凡今略講新學少年，莫不以軍國民自居，于古人娶婦所以養親之義，本已棄如涕唾，至兒女似續尤所不重，則方致力求進之頃，以為娶妻適以自累。假一不知誰氏女子以與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則私計亦所不甘，則何若不娶單居，他日學成，幸而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挾此遨游，脫然無累，群雌粥粥，皆為肉欲之資，孰與挾一伉儷而啼寒號饑，日受開門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于是今之少年，其趨于極端者，不但崇尚晚婚，亦多傫然不娶，又睹東西之俗，通悅逾閑，由是怨曠既多，而夫婦之道亦苦。不如中國數千年敬重女貞，男子娶婦，于舊法有至重之名義，乃所以承祭祀、事二親，而延似續。而用今人之義，則舍愛情俗欲而外，羌無目的之存，女色衰則愛弛，男財盡則義絕，中道仳離者，往往而有。今試問二者之中，何法為近于禽獸？則將悚然而知古禮之不可輕議矣。婚嫁舊法，至以子女為禽犢，言之傷心。而新法自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今夫舊法之敝，時流類能言之，至一趨于新而不知所裁制，其害且倍蓰于舊，彼昏不知也。”時論方廢文言而倡白話，而復則亦不謂然，曰：“北京大學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君，主張言文合一而作白話文，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為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陳、胡諸君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言文之所以為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如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沈約云：‘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梅圣俞云：‘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今試問欲為此者，將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簧皮之腳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世間萬事，無逃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紓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好為危言抗論，不為隨俗，大率類此。而老病頹蕩，感時發憤，無可告語，常自嘆恨曰：“我生之后，世界泯紛，眼見舉國飲狂，人理幾絕，而袖手旁觀，不能為毫末補救，雖有透頂學識，何益人己之間。然則徒言學術，亦何與人事，此羊叔子所以不如銅雀伎也。吾人不善讀書，往往為書所誤，是以以難進易退為君子，以隱淪高尚為賢人。不知榮利固不必慕，而生為此國之人，即有為國盡力之天職。往者孔子固未嘗以此教人，故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矣，而于沮溺之譏，則云‘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孔子何嘗以消極為主義也。世事朝局，所以敗壞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吾輩自名讀書明理，而純用消極主義，一聽無數纖兒，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國繼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過，知亦必有歸獄也。吾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掃軌，目力不能，惟有浩嘆。向使年僅知命，抑雖老未衰，將鞭弭櫜鞬，出而從事，殺身亡家，所不顧耳。”英使朱爾典歸國，而復往送之，與談朝局，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慰之曰：“君毋然。吾觀中國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于無效。天之待國猶人，眼前顛沛流離，即復甚苦，然放開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勿悲。”復聞其言，稍為破涕也。中年以來，既以文學為天下所仰，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僅存詩三百余首，樹骨浣花，取徑介甫，偶一命筆，思深味永，不僅西學高居上流也。其為學一主于誠，事無大小無所茍，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為世寶貴，而其戰術、炮臺、建筑諸學，則反為文學掩矣。以民國十年九月卒，年六十九。
章士釗，字行嚴，湖南長沙人。少好文章，于唐宋八家，獨稱柳宗元，每語人曰：“子厚《答韋中立書》，自道文章甘苦有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于氣則厲，于支則暢，于端則肆，于趣則博，于幽則致，于潔則著，相引以窮其勝，相劑以盡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觀止矣。就中潔之云者，尤為集成一貫之德，有獲于是，其余諸德自帖然按部而來，故子厚殿以為文章之終事。自來文家，美中所感不足，蓋莫逾‘潔’字之道未備。韓退之《致孟東野書》，一篇之中，至連用‘其’字四十余次，此科以助詞未甚中程，似不為過。蘇子瞻論文，謂‘宜求物之妙，使了然于口于手’，此獨到之見，恒人所無。然東坡之文，往往泥沙俱下，氣盛誠有之，言宜每不盡然。為宜之道則奈何？曰：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著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廁于句。力戒模糊，鞭辟入里，洞然有見于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觀游澗之魚，一清見底，如察當檐之蛛，絲絡分明。命意遣詞，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輕滑過，要其歸于‘潔’而已矣。”此士釗論文之旨也。讀書長沙東鄉之老屋，前庭有桐樹二，東隅老桐，西隅少桐。老者葉重蔭濃，蒼然氣古。少者皮青干直，油然愛生。時士釗年二十耳，日夕倚徙其間，以桐有直德，隱然以少者自命，喜白香山有“一顆青桐子”之句，因自號青桐子。二十一歲，負笈來南京，學于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山陰俞明震恪士素擅學問，尤工為詩，感物造端，攝興象空靈杳藹之域，晚益托體簡齋，句法間追錢仲文，嘗言：“詩人非有宏抱遠識，必無佳構。”其為人和雋兩至，飄然絕俗，能獎掖后生，尤重士釗。而士釗鄉人馬晉羲惕吾則主講國文，兼授史地，時校律嚴，為士釗敬憚，然以此為躁妄者不便。時值上海南洋公學大罷學后，陽湖吳敬恒稚暉主《蘇報》，特置“學界風潮”一欄，恣意鼓吹，士氣驟動，風靡全國。中國學生之以罷學為當然，自敬恒之倡也。當時知名諸校，莫不有事，陸師亦不免焉。時士釗既以能文章為校士魁領，則何甘于不罷課而以示弱諸校。一日，毅然率同學三十余人，買舟之上海，求與所謂愛國學社者合，并心一往，百不之恤。三十余人者，校之良也，此曹一去，菁華略盡。俞明震知士釗魁率多士，函勸不顧，馬晉羲垂涕示阻，亦目笑存之也。自以為壯志毅魄，呼嘯風云，吞長江而吹歇潮矣。然三十余人，由此失學者過半，或卒以惰廢不自振。中年以后，士釗每為馬晉羲道之，往往有刺骨之悔，曰：“罷學之于學生，有百毀而無一成，何待他征。愚所及身親驗，昭哉可睹，既若此矣。”事在遜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也。
方是之時，革命之說稍起，而孫文名字未著。章炳麟、吳敬恒及善化秦鞏黃力山、山陰蔡元培孑民之徒，次第張之。鞏黃掉臂綠林，潛蹤女閭，自為風氣，罕與士夫接，而炳麟、敬恒、元培皆籍愛國學社。炳麟挾《駁康有為書》一冊，沾沾自喜，儕類亦以此推之。敬恒以辯才聞于時，安塏第之演說，大擅江海，然其所言，能得人之耳，而未必得人之心。元培退然若不勝衣，與之言事，類有然諾而無諷示。士釗既罷學之上海，與諸公者合，周旋其間，獨抵掌說軍國民之義焉。炳麟則大喜，以為得一奇士也。時滄州張繼博泉、巴縣鄒容蔚丹方以劫取日本留學監督姚某之辮，走上海，亦居愛國學社。而容著《革命軍》一書，士釗則潤澤之，初版簽書“革命軍”三字，乃士釗筆也，而容以序屬炳麟。一日，炳麟掣士釗與張繼及容同登酒樓，痛飲極酣，曰：“吾四人當為兄弟，僇力天下事。”炳麟年最長，自居為伯，而仲士釗，叔繼，季容，自是士釗弟畜二人，而呼炳麟曰兄也。容十九歲，年最幼，而氣陵厲出士釗上，卒然問曰：“大哥為《駁康有為書》，我為《革命軍》，博泉為《無政府主義》，子何作？”士釗笑謝之而已。顧自內慚，乃據日本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為底本，成一小冊子，顏曰《孫逸仙》而自序其端曰：
孫逸仙，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認。吾今著錄此書，標之曰“孫逸仙”，豈不尚哉？而不然。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新私號，乃新中國新發露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則孫逸仙者，實中國過渡虛懸無薄之隱針。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無今之孫逸仙，吾知今之孫逸仙之景與魍魎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世有疑吾言乎？則請驗孫逸仙之原質為何物，以孫逸仙之原質而制作之又為何物。此二物者，非孫逸仙之所獨有。不過吾取孫逸仙而名吾物，則適成為孫逸仙而已。既知此義，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非孫逸仙而能興中國也，所以為孫逸仙者而能興中國也。然則孫逸仙與中國之關系，當視為克虜伯炮彈成一聯屬詞，而后不悖此書本旨。吾，黃帝之子孫也。有能循吾黃帝之業者，則視為性命所在，且為此廣義，正告天下，以視世之私誼相標榜，主張偽說迷惑天下者，讀此書當能辨之矣。共和四千六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其時天下固瞢然不知孫氏為誰何者。上海同志與孫氏有舊者，獨一秦鞏黃，尤誦而喜焉。為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一海賊也，而豈知有如行嚴所云云者。吾東洋人最好標榜，彼得毋又蹈此病。鞏黃閱人多矣，吾父理刑名，少小隨侍往來宦場中，繼又訪吾國之逋臣于東南群島，復求草澤無名之英雄于南部各省。龔璱人曰：‘烏睹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者耶？’我行仆仆，亦若是則已矣。大盜移國，公私涂炭，秦失其鹿，喪亂弘多，而孫君乃于吾國腐敗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頭顱性命，而虎嘯于東南重立之都會廣州府，在當時莫不以為狂。而自今思之，舉國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彼獨以一人圖祖國之光復，擔人種之競爭，且欲發現人權公理于東洋專制世界，得非天誘其衷而錫之勇者乎？吾曾欲著此書，而以三年來與孫君有識，人將以我為名也，復罷之。今讀行嚴之書，與吾眼中耳中之逸仙，其神靡不畢肖。喜而為之序。”鞏黃又曰：“熱心家初出門任事，其進誠銳，意若曰：‘以齊王猶反手。’而不知前途有無限之荊天棘地。一旦失敗，則又徜徉歧路，是以朝秦暮楚，比比皆是。此則孫君之所以異乎尋常志士。讀者之所當注意，吾輩之極宜自勵者。”炳麟則為題詞曰：“索擄披昌亂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之籀文。掩跡鄭洪為民辟，四百兆民視此冊。”自是孫文、孫中山著為文章，寖喧于士人之口矣。時孫文易名中山樵以避邏者，士釗著錄，用“孫中山”三字，綴為姓字稱之。睹者大詫，謂無真偽兩姓駢舉成名之理，然孫中山之名自此稱。而亦以其間時時投稿上海《蘇報》及《國民日日報》，中有署名“青桐”之詩歌，即士釗作也。會清廷遣俞明震以江蘇候補道來檢察革命黨。章炳麟、鄒容皆就逮，而士釗得脫，則以明震之厚重之也。士釗既免于難，乃還湖南，隨善化黃興克強，糾合湖南革命人物，創立華興會于長沙，又與洪幫哥老會合，舉事不成。士釗乃亡命日本，走江戶，則頓悟黨人無學，妄言革命，禍發且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漸謝孫文、黃興，不與交往，則發憤自力于學。二十四歲，初習英文字母而不以為恥。于是黃興以華興會并入孫文所主之興中會，及留學生有志革命者，合組同盟會于日本之赤坡，中分八部，各有專職，而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信條。會眾三百余人，舉孫文為總理。已而章炳麟亦脫獄來會，一日在新宿寓廬，與壽州孫毓筠少侯迫士釗署約入同盟會，共圖大事。士釗不許，則動之以情，更劫之以勢，非署名者不得出室廬一步，如是者持兩晝夜，卒不許也。世風乍啟，革命之說鼎盛一時。女子之教，且由外言不入，一躍而藩籬盡撤。士釗遁荒域外，見名門淑女，年十七八，無父兄師保自隨，獨游異邦，呼朋嘯侶，男女無別，行止自便者無算，尤不謂然。顧于其中得一人焉，曰吳弱男，蓋廬江吳保初君遂之女也。保初為清故提督長慶謚武壯次子，與故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三立、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惠康，四人皆以文采風概齊名，稱四公子。保初文弱穎異，長慶以為非將種，使入都師事故侍郎宗室寶廷。寶廷文章直節，早擅重名，方罷官，無以自存，長慶歲資助之而屬以保初。保初則濡染為清折閑肆之詩，遂識沈曾植、陳衍之倫，鄭孝胥至都，獨請業學詩稱弟子，孝胥素不主張弟子之說，堅拒之，而廬江陳詩者，年長于保初，又從而稱詩弟子焉。保初尚氣好文章，事事效法寶廷，為詩千百言立就，前后千百首，刊有《北山樓集》，音節悲壯，遣詞命意時近王安石，其回腸蕩氣之作，亦不亞海藏樓也。時剛毅方長刑部，自命刑名家，保初以蔭補主事，與爭一獄，讞稿反復持不下，至擲稿于地，自褫公服出署去。既棄官居上海，慈禧太后臨朝，報效麇集，政日敝，保初乃電請歸政。康有為、梁啟超謀變法，保初奔走號召，助張目，而唐才常起事漢口，相傳保初與謀焉，兄保德懼連，將告密，又與保初婦謀紿而坑之，嗣子世炎具以告，逃之日本，逾年歸。袁世凱方為北洋大臣，以蚤為長慶所識拔，而謀得當于保初，月致二百金，使居金陵，勿得至上海，繼益百金，要以三事：不入都、不言朝政、不結交新黨，若圈禁于天津焉，恐其及禍也。世炎有神童之目，書過目不忘，十余歲喉疾卒。保初傷之甚。唯二女弱男、亞男，遣游學日本，勖女以詩，有“西方有美人，貞德與羅蘭”之句，而弱男倜儻好事，通中英文，足有才藻，至是邂逅士釗，自由締婚焉。弱男時為同盟會英文書記，與孫文上下議論，持極端歐化之說，又謂：“非平等自由，不足征歐化。”氣焰萬丈。士釗初解字母，不能讀西書，雅不然之，然天下盛稱西方美人貞德、羅蘭如是，無以難也。未幾，偕游英倫。初至，與王小徐論賢母良妻，不協，憤而趨北淀。居之三年，至是親接彼中婦女，往來大學教授及名牧師之家庭間，盡得其忠勤端靜，持家教子，非成年之女，無督不得獨出諸狀，乃征賢母良妻，無疑歐化，歐化亦不盡于自由平等，而刮棄昔日之所輕信謬執，一以親炙于西賢者為歸，而漸化焉。自是以迄歸國，絕不問外事，尤鄙女子參政論，閉戶理家政，修文學，非親故，外間獲見其面者且罕。士釗每喟然曰：“嘻！歐化真似之辨，吾妻今昔之殊，誠不料其相違之度如此之大也。然亦貴有人善體認焉而速改其度耳。庸詎知吾輩須眉男子之論西政、西學，不與吾妻未游歐前之言社會革命者同其謬妄耶？吾思之，吾重思之。”
士釗既之英，乃入倫敦大學，習政治經濟之學。顧最喜者邏輯，又通古諸子名家言，杷榔梳理而觀其通。自國中言名學者，嚴復而后，莫之或先也。自是衡政論文，罔不衷于邏輯，每謂：“文自有邏輯獨至之境。高之則太仰，低焉則太俯，增之則太多，減之則太少，急焉則太張，緩焉則太弛，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張弛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唯柳子厚為能，可謂宇宙之至文也。”黃花崗既敗，志士殉者七十二人，而至友楊守仁篤生同客英倫，自恨不與其役，發憤蹈海死。士釗旅居無憀，黯然有秋意，感于詩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而“秋”焉。其時北京《帝國日報》屢征士釗文，士釗則為英憲各論，皆署“秋桐”二字與之。辛亥八月，革命突起，不數月而清帝遜位，共和告成，推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奠都南京。然革命黨人所能依稀仿佛以渙然大號者，惟立國會、興民權，廓然數大事耳。其中經緯百端，及中西立國異同本義，殆無一人能言。士釗歸自英倫，唔桃源宋教仁遁初于游府西街。教仁以能文善辯說，有造于共和，而為孫總統所倚重者也，則坦然相告曰：“子歸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時考覽，藉明憲政梗概。”士釗問其故，教仁出示一帙，蓋士釗投寄北京《帝國日報》英憲各論，教仁次第裁取，已褒然成一冊也。于是士釗乃以明憲法、通政情，為革命黨人所欲禮羅。吳敬恒、張繼、于右任之徒，聯翩而至，邀之入同盟會，士釗卒婉謝之。于右任方主《民立日報》，乃委己以聽。《民立日報》者，同盟會之機關報也。同盟會既得勢，不知所為，唯四出抵排人。梁啟超嘗持立憲以與同盟會牾，至是歸國，求不見絕于同盟會，因揚言于眾曰：“吾夙昔立憲者，手段也，目的同為革命。”同盟會不聽，而訌益急，又不能持論，唯指與立憲黨有連，則莫不關其口而奪之氣。其湖北同盟會員王慕陶侃叔者，至抗辯于眾曰：“吾非妄八蛋，焉為立憲黨。”海上群言，以次屏息。顧士釗習于邏輯，持論不為詭隨。獨謂：“政黨政治成功之第一要素，在于黨德。黨德云者，即認明他黨為合法團體，而聽其并力經營于政治范圍以內，以期相與確守政爭之公平律也，即英儒梅依所言‘聽反對黨意見之流行’一語也。凡一時代急激之論，一派獨擅之以為名高，因束縛馳驟人，使懾于其勢，不顯與為抗，一遭反詰，甚且囁嚅無敢自承。于是此一派者，氣焰獨張，或隱或顯，壟斷天下之輿論而君之。久之他派盡失其自守之域，軒豁之態，如彈簧然，一唯外力之所施者以為受，不論久暫全闕，天下大勢終統于一尊，然理詘不伸，利害情感郁結無自舒發，群序既不得平流而進，國家、社會之元氣，乖過甚，卒亦大傷。蓋不認反對黨之行為為合法，凡所爭執，隱之走入偏私，顯之流于暴舉，乃為事勢之所必然。十七世紀，英倫之政爭紀錄，凡號為陰謀史或流血史，有時總理退職，得安然亡命以去，且稱幸運焉者，即以此也。是故以‘和平改革’四字，導領政治，使兩黨相代用事，非認反對黨之所為，有益于國，萬萬不可。且政黨不單行，凡一黨欲其黨內之常新，他黨忽爾消滅，或日形削弱，均非所利，蓋失其對待，已將無黨可言，他黨力衰，而己黨亦必至蟲生而物腐也。”壹本其平素所篤信而由衷者，質焉劑焉，持說侃侃，于同盟會意壹不瞻徇。以此大韙于國人，然亦以此失同盟會歡。同盟會既改組為國民黨，黃興要隸籍。士釗又不許，國民黨人大歡。士釗主《民立報》所為文，以本字行嚴標識，未用秋桐，國民黨人既與士釗見相左，因訐前之投稿《帝國日報》署秋桐，而今匿情，若有隱圖，又揭楊守仁與士釗書，以明士釗故與立憲黨有連，不宜資《民立日報》以隱為立憲黨道地。士釗則憤發舍去，楊□□懷中者，楊守仁之兄弟也，自柏林致書詢所以。士釗則復以書曰：
懷中學長左右：得書知由瑞士復抵柏林，此行飽看山水，得詩幾何，以為念也。公見《神州日報》，與弟抗論，頗覺不快，以為政爭生涯如是如是，恐弟以之灰心。想公決不料新聞記者之卑劣，日甚一日，在今日望公所見之《神州日報》，轉在天上也。《民立報》夙為革命黨機關，光復時，聲光最盛，南京政府既立，同盟會人執政，南方新聞，群以立憲派嫌怨，遇事不敢論列，《時報》至數周不載社論，當時惟《民立報》有作諍友之資地，于右任復以言論獨立頌言于人。弟因緣入該社，與右任要約，務持獨立二字不失，冀于同盟會炙手可熱之時，以中道之論進，使有所折衷，不喪天下之望，此種設想本不自量，至其心則無他也。自從《民立報》與同盟會提攜之道，不出于朋比，而出于扶掖。弟意有所不可，輒不妄為假借，有時持論，勢不得不與黨人所見取義互有出入，而卒以此傷同盟會人之心。夫傷其心，宜也，弟決不以為彼等咎。蓋弟非同盟會人，彼毀弟借該會機關傾軋該會，面質右任，何事出此自殺之愚計，并何厚于章某而薄于本黨？如此等語，皆非在情理之外。故彼輩造作誣詞，百計罵弟，弟概置之不問，而獨此等語不得不聽。何也？嫌疑所在，道德上說不過去也。弟既去《民立報》，謗詞復連載十余日不休，若謂中國可亡，而章行嚴之名譽不可使存。公當不信行嚴返國，胡乃陡增如許聲價。夫天地之大，何所不容？弟涵養工夫雖不如公，此等流言，尚能包含下去，故彼等如何毀弟，無取為公述之。惟篤生遺書一通，近發布于《中華民報》，中詆弟語甚眾，彼等遂引為口實以中傷弟，是不得不有所質于公，冀得公一言以祛煩惑。篤生于公至親，子弟至友，在英時，三人形影相吊，自始末離一步。凡弟有負篤生，公必知之。篤生暮年感慨過多，好持無端厓之論以抹殺人，與吾二人意多不合，此當為公所能憶。弟于篤生，風義本在師友之間，有所論議，因故避其鋒，而篤生輒龂龂不已。一日，以小事哄于弟寓，頓失常度。弟婦吳弱男至為之駭走。弟以篤生忽有此意外之舉，中心痛之，而其事弟亦有失檢處，尤難為懷，譬說之余，至于雪涕，弟生平未嘗為人流淚，獨此次不能忍，此景公親見之，諒未忘也。若而事者，篤生書中俱屑屑道之，罪弟負友，頗為良證，然此尚非同盟會人發表遺書之意。彼意所在，乃欲實弟為保皇黨耳。原書有“弟疑彼（原注：篤生）不忠革命，藉詞責之，而己乃徘徊于梁卓如、楊晳子之間，既在《帝國日報》投稿，《國風報》上復有大作一首，又安足以服其心”云云，凡茲所言，實為篤生末日褊狹之態，造一肖像，弟實哀之之不暇，安忍以其言為過，特未許他人竊之以妄罵人耳。弟與南海康氏未謀一面，自弟稍解政治，康之足跡即不見于國內。且篤生書中并未及康，以為言者，則《國風報》上曾有大作一首，遂斷其依傍梁卓如耳。所者，乃論翻譯名義，見該報二十九期中，公熟知之。此事弟自始未以為當諱，在《民立報》略談邏輯，首及譯名，并屢引前論，使為左證。有蔡君爾文至據原論與弟馳辯，其書赫然在投函欄內，可考也。此于彼等，誠以謂最脆弱可攻處，而在弟則固久矣坦懷置之。以共和之邦，文網爾密，弟決不愿更爭旦夕之命也。至何以作此文者，則弟在東京曾撰《雙枰記》小說求鬻，彭希明為攜前半至梁處，支取稿費百元，乃稿未成而弟西渡，逾年，弟狀更窘，議重鬻焉，而前半在梁處，且百元亦無虛受理，乃與梁一通書，并以大作一首寄之，此其大略也。此外與梁有關，則彼創政聞社時，介于徐佛蘇、黃興之，曾在東京晤談一次，特寒暄數十語耳，未及政治，以其時弟以文學自炫，方鄙政治不談，且將西行，亦未遑及之也。此種關聯，較之某君即發書者與《新民叢報》之親切，實無可言，即較之篤生自身與梁之紀念，亦無可言楊、梁關系為中國革命史上一大紀念，誼當為表之。篤生以此責弟，由于神經激刺過甚，遂乃舉社會一切事情而惡絕之，黃花崗敗后，什匿克之心理尤亢，吾輩日與之習，又是政見不合，因首承其蔽，而為彼病態動作之目的物焉，殆不足奇。涉思及此，弟固不忍為篤生過，惟弟與梁卓如并無密交，事實具在于是，一覽而知。弟為此言，決不許彼輩妄度弟意，以梁君方為民國不韙之人，而弟必望望然去之，前此交誼，概置不顧，世風涼薄，此種隨處皆是，弟夙昔痛恨之。弟果與梁君締交彌篤，雖難解于儇薄少年之口語，斷不肯以夙昔所痛恨者反而效之，匪惟不效，弟猶且用力表出以為反覆小人激勸。夫梁君自丁酉以還，于舉世醉夢之中，獨為汝南晨雞，叫喚不絕，亙十余年不休，一國迷妄，為彼揚聲叫破者，豈在少量，此今日革命黨人捫心而自知者也。雖彼未嘗躬親革命之業，以致為急激派所借口，而平心論事，彼昔年開導社會之功，自有其獨立自存之值，無取與后來功罪相提并論。且立國之業大矣，所有人才，奚必出于一途，以彼之學之才，移為本邦建樹之資，其所成就，將非余子可望。急激者必欲排而去之，諒是怠與忌之兩念驅之使為，社會之公德心，如是缺乏，此弟與公言之所為長太息者也。推彼等用心，以弟與康、梁有秘密交誼，而特畏為人所發，故陽與同盟會人交歡，俾掩厥跡，今其穢史，出于與弟最昵、道德最高之楊篤生，弟必無顏更在民國言說短長焉矣。見地如此淺鄙，真足令人噴飯。弟自癸卯敗后，審交接長江哥弟，非己所長，因絕口不論政事，竊不自量，欲遁而治文學以自見，此凡與弟習者皆能言之，十年來之革命事跡，與弟無關，此自事實。弟固未圖以是示異，并向何所妄有所稱說。弟茍欲掛革命黨招牌，則昔年談革命于東京，較之上海，尤為太平，何章太炎、孫少侯閉弟于室，強要入會而弟不許，此猶得曰熱心利祿，洋翰林非異人任，作黨人終未便也。今民國既建，革命已成，險阻艱難變為榮華，依附末光，此其時矣，胡乃以吳稚暉、張博泉、于右任之敦勸，而弟不入同盟會，以黃克強、胡經武之推挽，而弟復不入國民黨。弟始終持此，弟自有其一人之見，人盡議其剛愎，盡訾其別有用心，而以明弟不借革命黨之頭銜自重，要為有余。弟被罵甚，革命黨中之知弟者，每舉弟昔年實行諸跡以謀間執，無論彼等可曰弟始革命而終保皇，其口仍不可以間執也，即間執矣，而弟謂大是隔靴搔癢之事。夫民國者，民國也，非革命黨所得而私也。今人深體挽近國民權利，自有為于其國，寧有以非革命黨之故，而受人非禮之排擊者。弟固不為保皇黨，而請讓一步承之。弟固不為政聞社員，而亦讓一步應之。凡此俱不足以使弟自生慚怍，退然無動，且正以革命黨貪天之功，于稍異己者，妄挾一順生逆死之見以倒行而逆施，行見中華民國汨沒于此輩驕橫卑劣者之手而不可救，愈不得不困心橫慮，謀有以消其焰。吾舌可斷，斯言不可毀也。嗚呼！篤生留英之年，神經亢不可階，往往小故，在他人宜絕不經意者，而篤生視與地坼天崩無異，卒至親其所疏，疏其所親，顛倒誤亂，一至于是。諒公聞之，當不禁為之長嘆也。偶有所觸，書之不覺滿幅。若以此書有累篤生盛德，公責言至，亦所樂受。彼手寫遺詩，尚未付印，以正覓舊友作跋，欲并印為一冊。今謗言日至，此舉或不足傳篤生之名，而轉以敗之，故弟頗復悵怏躊躇爾。余不白。士釗頓首。
士釗既失職于國民黨，而法理政論，一時推為宗盟，既痛當日輿論縛于黨見，意皆有所郁結不得抒，則發憤為《獨立周報》以暢欲言，又怒國民黨人間執秋桐二字以為口實也，大書特書以示無畏，其發端辭引英國文家艾狄生所主撰之周報《司佩鐵特》，“司佩鐵特”者，袖手旁觀人之謂也，艾狄生實以自況，而士釗則藉以致其企慕，隱寓旁觀者醒之意，而謚之曰獨立者，所以揭持論不為茍同之旨也。士釗既名重一時，出其凌空之筆，抉發政情，語語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為人人所愛誦，不啻英倫之于艾狄生焉。
時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方圖專政，而欲借途憲法以謀稱制。既知士釗之通憲法，而聞其不得志于國民黨也，則以孫毓筠為介，招入見，館之錫拉胡同，禮意稠疊，壹惟士釗之意，欲總長，總長之，欲公使，公使之。舍館廣狹惟擇，財計支用無限，所責于士釗者，亦憲法為之主持而已，士釗則大窘。顧袁氏則以吳保初父子雅故，又嘗有恩士釗，其親女夫，意可托大事也。促膝深談，具悉其所以為帝制者，其計井然，則尤大駭。宋教仁既見賊，士釗意自危，而其妻吳弱男又戒以勿受暴人羈縻，則盡遣其行李仆從，孑然宵遁，既抵上海，造黃興，方圖舉兵南京，士釗則袖出討袁之檄，而與章炳麟先后之武昌，說黎元洪同圖大事。元洪隱持兩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于是國民黨乃認士釗為政友，岑春萱亦起而聲討袁世凱以稱大元帥，士釗則為之秘書。既不克，士釗亦被名捕，東竄日本，知袁氏不可與爭鋒，而欲計文字以殺其焰，乃組《甲寅》雜志社于日本之東京小石川區林町七十番地，以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言不迫切，洞中奧會。袁氏之徒，方以大難初夷，唯集權足以奠定，而士釗則揭聯邦論以持之。聯邦論者，自民國初元，意已萌動，經癸丑二次革命之役，以集權制之反響，勢尤潛長，徒懾于袁氏之淫威，國內談士如丁佛言、張東蓀輩，詞旨可見，而無敢尸其名。截斷眾流，嚴立界說，毅然翹聯邦論以示天下，自士釗始也。袁氏之徒，方以大總統總攬治權，制為約法，而士釗則說統治權以折之。統治權者，出于歐文薩威棱帖。薩威棱帖者，猶言一國最高之權也，國而無此最高之權，則不國。此最高權而無國，則不詞。是故國家與統治權合體者也，從其凝而言之，為國家，從其流而言之，為統治權，之二物者，非二物也，一物而兩象者也，然而大總統非國家也，何能總攬統治權而與之合體。而欲明此別也，當先嚴國家與政府之分。國家者，統治權之本體也；政府者，領受國家之意思以敷陳政事者也。國家者，無責任者也，無政府不得不有之。今若以統治權之總攬者屬之政府，則為之首長者，勢將行其絕對無根之權而莫能制之，茍制止之，其事即等于革命。由前之說，是無國家；由后之說，是危政府。二者皆大不可也。唯厘國家、政府而二之，使各守其防，不相侵越，而后國政可得而理。國家之權無限，而政府之權則不得不有限。蓋政府者，國家所創置者也，茍政府之權而無限焉，則惟有通國家、政府之藩，而反乎專制無藝之實，若而國者，并非絕無可以成立之道，惟憲法一物，不當存在。何也？憲法云者，其在歐文首以限制為義，而政權所使，舉有一定之范圍，不得逾越，設或逾越，而即有法督乎其后。由斯以談，國家自有憲法以后，則政權無論大小，要有限制，既有限制，即不得冒統治權之一名詞。今則以統治權之總攬者屬之大總統矣。吾聞行權絕對無限者，最后必有所以限之，其權亦與之為絕對無限。限之如何？即法皇路易之頭之所以砍，英王查爾士之首之所以懸，桀、紂、幽、厲經歷朝以迄前清之所以死、所以流、所以滅、所以亡也。國民黨人既遁荒海外，而袁氏之徒務屏絕之不與同中國，士釗則曉之以政力向背論。政力向背論者，昔者英儒奈端治天文稱宗匠，斷言太陽系中有二力于焉運行，日者，全系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一力復曳行星而離之，前者曰向心力，后者曰離心力，斯律既著，質學大進。后蒲徠士覃精史學，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說可通于政治，極言作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其說曰：“社會號有組織，必也合無數人、無數團體而范圍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維系，則向心力也，反之，人若團體因而瓦解，則離心力也。凡曰社會，無不有前力為之主宰，此至易明，然謂后力可以悉量免除，自有社會以來，完美亦決不至是。蓋社會者，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而小團體中之個體，莫不各自有其中心，環之而走，無論何之，不盡離宗。此種趨勢，對于他團體及其個體，其為離立，決非調融，可不俟辨。且也社會過大，人人之意見、希望、利益、情感，斷無全歸一致之理。彼之所以為康樂，此或以為冤苦。彼受如斯待遇而以為足，此或受之而不能平。緩則別求處理，急且決欲舍去，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為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迸發，群體不裂，又復幾何？”夫所謂群體裂者何？即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然則欲禍之不起，惟有保其離心力于團體以內，使不外崩，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之理。茍或排焉，則力之盛衰原無一定，強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輾轉相排，輾轉相亂，人生之道苦，于國家之命亦將絕矣。由是兩力相排，大亂之道；兩力相守，治平之原。當民軍一呼，滿廷解紐，昔日之主張君憲者，轉而表同情于革命，此較之拿破侖第三既敗，共和政府已宣布于巴黎，而君憲之聲威，尚公然揚于全國，國民會議，以君黨名義而得選舉者，至居多數，因日在共和議會，昌言恢復帝政者，其為勢順逆難易何似，不難想見。于法蘭西共和先烈，有道以立于楚歌四面之中，而吾首義諸君，乃不知利用眾山皆向之勢。十三省代表集于漢口，議創臨時政府，其中多昔日主持立憲之徒，遂大為革命黨人所龁，鳥獸散去，實則此諸人者，為執役民軍而來。其后唐紹儀南下議和，從行者多一時俊髦之士，而俱以昔日見黨不同，接洽未遑，即欲仇以白刃，致彼倉皇投止，狼狽北歸。保皇黨者，乃過去之名詞，當事者以欲張其鼓吹革命之功，乃日尋敵黨之宿慝以相媒孽。凡此數端，求于前舉政，則乃離心力之可轉為向心力者，既為所排而去，而國內所有一切離心力，更不識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獨伸向心力為事，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全體以解，己竟陷于絕地而不自覺焉。以言今政府之所為，彼既利用國民黨窮追離心力之勢，悉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同時乃不審籌一相當之地，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使運行于法制之內，借圖政治劑質之用，而措國家于和平之域也。劉廷琛、勞乃宣、宋育仁、章祲之徒，昌言復辟，輿論排之，指為邪說，政府惎之，欲興大獄，士釗則進之以政本論。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近世立國，不外將國中所有意見、情感、利害、希望維持而調護之，使一一各得其所。惟所謂各得其所，其所必異，異則黨派以生。君政者，亦黨派之得以為幟者也，茍吾守異說至堅，斷無禁其存在之理。于是有為事實之談者曰：“國體何事？既云確立，復容他說以叛之，視國家如奕棋，又焉可尚？”不知此正所以固國本也。蓋對抗國體之論，張之則為頑詞，閉之則為秘計。頑詞之張，誰則聽之，而一部分之孤懷野性，有所寄托，反側之志，既銷于言詞，寬大之名，復歸于民國，名曰張之，其實弛之，非失計也。反是叛國之辭，懸為厲禁，感情既郁，詭秘橫生，國基縱不以是而顛，而臲時間，大有害于和平進步之序。議者得無謂吾為共和，有倡言復辟者，即當執而戮之，肆諸市朝，以儆有眾，則法蘭西之山岳黨，曾為之于百余年前矣。不僅王黨被戮，即有通王之嫌，或溫和而可被以是嫌者，皆上斷頭臺，彼豈不曰王孽既絕，共和之花當百年不凋。乃死事之血未干，王政之基復起，中經數王，往復數十載，至師丹敗后，拿破侖第三被鹵，而共和始慶更生。時則建國諸賢深明治體，對于尊王反動之徒不加壓迫，轉與提攜議會之中，君政黨公然列席，初為多數，逐年遞減，至今日仍存二十余席焉，如此優容，轉不聞共和為其所壞。此誠一孔之士所不可解，而明理之夫以為自然者也。蓋其時君政黨跋扈于議會，國家之運命彼實操之，帝政之不復蘇，其間不能以寸。幸而其黨自有內訌，所擁各異，未能即決。茍民政黨過張其理想，迫之以不能堪，則反動立成，彼惟有自泯其爭端，相攜以制共和之死命已耳。倡共和者知其然也，相與讓之，只須保存共和之名以上，一切制度，自審其無可抗議，即惟其所欲，善養帝政余孽之鋒，而待其自挫，聽其自然，卒未聞于共和有害。于以知褊狹者不可以謀國，浮淺者不可與議法。此誠觀于法蘭西之往事，而當著為炯戒者也。且一說之起，必有其所由起。今復辟說之所由起者何也？此在稍明時勢之人，可以一言斷之，曰偽共和也。偽共和者何也？帝政其質，而共和其皮者也。質不異矣，我之質，胡乃獨貴于人之質？人求其質，而我必自貴，強人以從我，此安足以服之。今人痛排帝政，并不自認帝政之嫌，而輒翹共和以對，意謂共和之名，一出吾口，即有鬼神呵護，帝政邪說，法當退聽，則拿翁設祭，華圣頓之靈翩然來格，斯可耳。不然，則我露其質，乃朝四而暮三，我蒙厥皮，亦朝三而暮四，名實未虧，而冀其喜怒為用，狙公誠智，劉、勞、章、宋、之徒，未見有若眾狙如莊生所稱也。傳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所令者共和也，而所好則不在是。凡民且為離心，焉論俊秀。董子曰：“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愚固共和論中之走卒，而興言及此，對于復辟論者，蓋不知所以為情。由斯以談，復辟論，非其本身足以自存，乃偽共和有以召之，明白甚矣。其因既得，攻復辟者，惟有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偽，或促進今后之共和，使不為偽而已，盍亦反其本矣。嚴復著《民約平議》一文，揭之天津《庸言報》以痛詆盧梭，而袁氏之徒張之以為民權自由，群治之所由不進，士釗則折之以讀《民約平議》。“民約平議”者，嚴氏之所號稱自造，蓋全出于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一文。赫氏為生物專家，近世寡其輩流，而以拘墟于科學之律特甚，捍格不通，自相抵牾，是故以言物理，赫氏誠為宗工，以言政理，時乃馳于異教，術業專攻，勢使然也。自有《民約論》以來，論者百家，名文林立，持說無論正負，要有不盡不竭之觀。嚴氏作為平議，體亦大矣。乃皆外而不求，略而不論，獨取一生物學者之赫胥黎先入以為之主，不知赫胥黎固非不認民約之說者，特其所謂約，不如盧梭作界之嚴耳。盧梭曰：“約以意，不以力。”而赫胥黎則曰：“無意無力，兩造相要，舉謂之約。”嚴氏今以產業見奪于人，吾無力與之相抗，因俯首帖耳從其條件，疑即盧梭之所謂約，反詞以詰之，冀崇拜民約者，無敢置對，詞窮而去，是殆先熟赫胥黎之論于胸。請得更誦盧梭之言曰：“約以想，不以力。屈于力者，乃勢之事，非意之事也。”然赫胥黎究非能堅守己說，而得其所以言約者，嚴氏蓋敷陳其意以入乎所譯《天演論》下卷《嚴意第四》而撮其大旨，取數點焉：一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約。一曰其為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諾而自責之。一曰尊者之約，非約也，約行于平等。一曰民權日伸，公治日出，亦復其本所宜然而已。茲數說者，皆不啻為盧梭之書下以鐵板注腳，與赫胥黎他日之所以攻盧者，其意不符。赫氏之論平等，其說從體智身份而入，謂智愚、強弱、貴賤、貧富之不同，自然而然，無法齊之，其言不為無理。然當知此種不同，盧梭非無所見，以此間執盧梭，寧非無謂之尤。盧梭撰《民約論》，論產業終，結以一語曰：“吾今此語，當用以為群制之本源，是何也？是乃民之初約，在不違反天然平等之性，而以道德、法律之平等，取體質之不平等而代之。以體質之不平等，乃造物以加于人，無可解免者也，由是民力、民智縱或不齊，而以有約之，故其在法律，乃享同等之權利。”是則智愚、強弱之不一，盧梭已有說處此。至貴賤、貧富之所由異，有時乃屬賢愚、勤惰之結果，盧梭寧不知之？故其言曰：“以言平等，其慎勿以為若權若富，吾人皆當保持同等之量。斯語之所謂，不外有權者不當使之為暴，其行權也，務準乎位、依于法。富者不當使之足以買人，反之，貧不當使人不足自存，至于自鬻，如是而已。”是盧梭所以配置貴賤、貧富之道，亦不如俗論所云，彼于權位、財產必芟夷蘊崇，絕其本根，然后快也。嗚呼！世人一耳盧梭之名，幾相驚以伯有矣，乃夷考其實，言之平正通達如此，且時時戒人勿作極端之思焉。英儒鮑生蔡嘗病盧梭之書為人妄解，而發憤一道曰：“凡偉人之意見，一入常人之口，其所留意戒備，視為不可犯者，輒犯之不已，甚且假其名以行焉。”此誠有慨乎其言之。袁氏稔惡，既以稱帝。梁啟超則領袖進步黨以與國民黨合而討袁，君子有清流大同盟之頌。而蔡鍔者，啟超高等弟子也，有云南首義之功，意國民黨當下之，國民黨不樂，于是肇慶之軍事剛終，滬上之訌聲復起。方蔡鍔之起云南也，岑春萱實入肇慶以為兩廣都司令，辟士釗為秘書長。啟超亦來會。士釗建議辟新運以別立政統，至少亦決不復國會。啟超韙之，春萱亦以為然。而湯化龍、吳景濂之徒大會滬上，以民意相劫持，天下重足而立，敢怒而不敢言，約法國會表里唱和之局，咄嗟立成，春萱、啟超惕息莫敢動。世凱既殆，春萱釋兵以歸于滬，士釗則勸以從容養望，不可妄動，詞旨切至。春萱頷之。士釗即求入北京大學講邏輯，以三年不聞政相期。居頃之，春萱惑于人言，以為桂軍必奉令，又欲恢復國會以收民望，一年之中，三約士釗之滬議行止，每議，釗輒力沮之，春萱則怏怏。士釗貽書痛陳桂軍不足恃，并言國會黷貨長亂，恢復無當國人意狀，春萱偶發其函于趙世鈺，議士大恨。春萱亦卒走粵，召國會，立軍府，而自為總裁，急電相召，無立異余地。士釗則降心相從。自后啟超附于段祺瑞以征南，而春萱遮蔽民黨，用事于粵，士釗實為上佐，言：“議員宜課資格，受試驗。”聞者大嘩。又在上海揭論，主黨法不由國會訂立，其文流傳，兩院中人指為叛逆，而以士釗之亦為議員也，張皇號召，削其籍，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學理，謚之為政學系，時人為之語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學。”以為大詬。曹錕乘之，用吳佩孚以敗段祺瑞，而岑春萱不容于孫文，亦以奔走失職。居無何，孫文亦為其將陳炯明所放逐。士釗睹事無可為，而疑代議之無裨治制，又懾于斯制惰力之未全去，所稱憲政祖國之英倫，尤如北辰所在，時論拱焉。乃于十年二月，于役歐洲，親加考覽，長途萬里，所懷百端，即紅海舟中，草致章炳麟書，歷陳國會之亂政，而謂：“有人民神圣、國會萬能諸說，稗販政治者流，得以奔走張皇，莫能頌言其非。惟兄集中有《代議然否》一論，造于遜清末年，主不設國會。其說建于未立本制之先，始為人人所不能言，中為人人所不敢言，卒為人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為言，此誠不能不蒲伏于兄先識巨膽之下，不勝歡喜，深用自壯者也。”既抵英倫，歷訪其文人政士，而小說家威爾思、戲劇家蕭伯訥，皆于民治有貶詞。威爾思約士釗赴其鄉園，納涼池畔，從容談及中國國政，慨然曰：“民主主義，吾人擊之使無完膚，只須十分鐘耳。但其余主義脆弱，且又過之，持辯至五分鐘，便是旗靡轍亂，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僵，力不在本身，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世間以吾英有此，群效法之，乃最不幸事。中國向無代議制，人以非民主少之，不知歷代相沿之科舉制，乃與民主精神深相契合，蓋白屋公卿，人人可致，得非平等之極則？辛亥革命，貿然廢之科舉之廢不待革命，威氏之言微誤，可謂愚矣。吾欲著一書曰《事能體合論》，意在闡明何事需用何能，何事始為何事，事能之間，有一定之揀選方法使之體合。中國民治，其病在事能之不體合也。”為太息者久之。而蕭伯訥之所以語士釗者，意尤恢詭。其言曰：“能治人者始可治人。林肯以來，政壇有恒言曰：‘為民利由民主之民治。’然人民果何足為治乎？如劇，小道也，編劇即非盡人能之。設有人言‘為民樂由民編之民劇’，語之不詞，至為章顯。蓋劇者，人民樂之而不審其所由然。茍其欲之，不能自制，而必請益于我。惟政府亦然。英、美之傳統思想，為人人可以治國。中國則反是。中國人而躋于治人之位，必經國定之試程，試法雖未必當，而用意要無可議。今所當講，亦如何而使試符其用耳。”士釗又以所為《業治論》質正于群家潘悌，潘悌舊為工程師，乃樹立基爾特社會主義之先覺，而倡業治以矯巴力門制者也，則詔于士釗曰：“中國自立代議制，政事棼不可理。蓋所謂代議者，并未嘗代人民而議，且以選區如彼其遼闊，凡所以為選者，其權例操于少數黨人之手，此曰代表，詞直不通。以此之故，凡政客下選區為演說，其政綱類由自擇。人民于不自我起之爭論中，迫而指名一造，代己謀國，而其爭論又為性至復，非深知其內容，是非莫明，即深知之矣，所列問題，每浮偽不切事情，無關民福，選民縱英爽能斷，亦無所用。要之黨人所標政策，徒于己黨朋分政權而見為利，以云利國，直去萬里。彼輩初挾理想而學為政，而一例以騎墻派終，非無故也。蓋選區之分劃，絕不與實際相符。試思一區之中，利害百出，包舉于一人之身，如何可能？吾英謀矯此弊，因有基爾特制之創議。斯制非他，即所以連政治于實際者也。夫代議制之虛偽，以機體不立，故基爾特首祛是病，乃舉一國之人，類聚而群分之，如此為分，其最自然之尺度曰業，誠以業者，人所相依為命者也。彼談國政，恒不免于無意識，而本業夫惟不談，談則不離乎意識者近是。何以故？問題較簡，而己與之相習故。自有基爾特運動以來，發軔于英倫，風靡于歐美大陸，使言政之家，論思一變，蓋以其說深抵巴力門制之創痛。而予意尤以中國為饒有施行業治之機會。蓋所謂七十二行，氣力不足而行會未亡，以新治加于其上，為勢甚順。中國果其實行，尤且得促西方之反省，使奉為矩范，起而效法。此征于今日西方人心之大覺，予語良非泛然。何也？以其厭惡今制，信念全失，思古幽情，油然以生，舉凡生活方式，使人由之，心差安而理差得爾。然吾之基爾特，于資本制未興以前即已消失，今以業治期之，宜先有準備工夫以資過渡。是何也？即計議資本如何可去，而基爾特如何可復也。中國斫喪未久，猶有存焉者，而在西方，則不反而求諸過去，不可得見也。”潘悌持之以正言莊論，威爾思、蕭伯訥出之以嬉笑怒罵，而要歸于然否代議則一，于是士釗之政治信念全變。遂返國，道出法之里昂，而吳敬恒方為里昂大學校長，士釗論議文章，敬恒所重，每謂寶山張嘉森君邁曰：“章行嚴之一骭毛，無非佳者。”至是邀講演。將登壇，有粵生起指士釗大罵，詞不可堪，其大指影射粵軍政府，無關問學。橫逆之來，士釗默爾。而敬恒噤聲拊掌，不知所出。粵生興盡自去，僅乃得講，私詢知為陳炯明黨也，炯明資之來校，同伴凡數十人。時惟粵生多金，校費從出，號貴族，故跋扈如此。士釗私心自計，不審敬恒平日馭貴族何術者。后數月，諸生哄而驅敬恒，布詞丑詆，敬恒則大憤，絕去，歸國以后，誓不更與辦學事。私居聚議，每嚴顏斥若輩青年無望，恨恨不已。然敬恒持論大廷，建言新聞，則又大神圣而特神圣其新中國之新青年者，壹是有褒而無貶，有書而無但，且制為通律曰：“學生與教習斗者，學生必勝，猶之人民與政府戰者，人民必勝。”藉是長養天下學生暴動，曾不動色，士釗嘗引以為怪焉。
士釗之歸國也，會曹錕以直隸督軍脅總統黎元洪而逐之。其大將吳佩孚練兵洛陽，申討軍實以為奔走御侮之臣。曹錕彌洋洋自得，又欲借重議士餌誘以選為總統。士釗既未甘以自貨，遂遁而之滬，橐筆已久，輒復思動，既為《新聞報》有所撰述，其尤著者，曰《論威爾遜》、《論列寧之死》、《論麥克道納內閣》、《農治述意》，皆為時所稱誦。士釗自以《甲寅》得大名，益油然生嗣興前跡之思，名仍《甲寅》，刊則以周，招資授事，計議粗定，而軒波以大起。江蘇督軍齊燮元用吳佩孚之命，起兵以逐盧永祥于浙江，吳佩孚自將大軍出山海關以攻張作霖，馮玉祥隨吳佩孚出師而有貳志，取間道歸以襲北京，取曹錕而幽諸，殺其嬖人李彥青，遂與張作霖聯軍以夾擊吳佩孚，盡俘其眾，欲推一人以主國事。段祺瑞既失職居天津，圖起用事，而以士釗能文善論思，有聲南北，請以為謀主，士釗乃置《甲寅》周刊不論而奔命以赴，與祺瑞左右謀以何道而起，士釗曰：“吾向主毀法造法，逆料有一時期，約法既壞，新法未生，總統舊稱無所用之，非別立一名不可。以前軍務院之撫軍長，及軍政府之總裁，獨是一隅自限之號，建位北京，軍民并治，取義當有未同。因念西史紀元前，羅馬初設民主，署曰公薩，譯家如嚴幾道、林琴南均取吾籍‘執政’兩字當之，宏義雅名，向往彌切。曹錕竊國，黎黃陂移節上海，議立政府，愚不取法統說，以臨時執政制進，議雖未成，而竊以為段公再起，誼必出此。”于是段祺瑞以執政建號，開府北京，遂以士釗為司法總長，尋兼教育總長，自以習熟情偽，奮欲更張，于是奐然號于眾曰：“吾國興學許久，而校紀日頹，學績不舉。學生謀便曠廢，致倡不受試驗之議，即受試矣，或求指范圍，或脅加分數，丑跡四播，有試若無。為教授者，以所講并無切實功夫，復圖見好學生以便操縱，虛應故事，亦固其然。他國大學教授，在職愈久，愈見一學之權威，而吾國適得其反。夫留學生初出校門，講章在抱，雖無成業，條貫粗明，而又朝氣尚好，污俗未染，驟膺教職，彌覺兢兢，此類人選，他國至多置之研究院內、助教室中，而在吾國則為上品通材，良足矜貴。何校得此，生氣立滋。過此以往，漸成廢料。新知不益，物誘日多，內諂學生，外干時事。標榜之術工，空疏化為神圣；獷悍之氣盛，一切可以把持。教風若斯，誰樂治學？北京八校，教授多至數百人，年耗庫款，少亦二百萬元以上，歲終至五百頁可讀之書，三年可垂之籍，以登學府而版國門。獨念吾華號為文化古國，海通以還，學術途徑益形擴大，除舊籍所當加意整理外，近世應用科學及各邦文史、政俗種種著錄，為學子所萬不可忽者，所涉尤繁。使先輩講學之精神，得存一二，今時述作，將百倍于古而未有已。乃自上海制造局倡議譯書以還，垂四五十年，譯事迄無進步，而文字轉形蕪俚，所學未遑探索，鸞刀妄割，謬種流傳。無其書，有斯文將喪之憂。有之，轉發不如無書之嘆。昔徐建寅、華蘅芳、李善蘭、徐壽、趙元益、江衡輩，所譯質力、天算諸書，貫通中西，字斟句酌，由今視之，恍若典冊高文，攀躋不及。即下而至于格致書院課藝，其風貌亦非今時碩博之所能幾。以云進化，適得其反。髦士以俚語為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黃茅白葦，一往無余，學者自捫，寧誠不怍。而為之學生者，讀西籍，既乏相稱之功能，質本師，又乏可供之著述。幾紙數年不易，破碎不全之講義，尸祝社稷，于是出焉，此云興學，寧非背道。且也大學為學術總集之名，猶之內閣為政治總集之名。內閣有長財政者，不聞稱財政內閣；有長司法者，不聞稱司法內閣。今大學宜講農工業，竟自號農業大學與工業大學；大學宜講法律、政治，復自號法政大學。甚至師范、美術，文科中之一部耳，亦分別獨立，各稱大學。干為支滅，別得類名，邏輯所不能通，行政所大不便，部落思想，橫被學林，卒之兼課紛紜，師生旁午，學統盡壞，排媢風生，欲求首都有一宏深精進條干分明之大學，與倫敦、巴黎競爽，俟之百年，將亦難得。欲圖易俗，乃畫三策：一、本部設考試委員會，仿倫敦大學成例，學生入學畢業諸試，概由部辦。二、本部設編譯館，要求各大學教授通力合作，優加獎勵，期于必成，務使期年之間，有新著數十百種，布之黌舍，辭理并當，饜人取求。三、合并八校。”驟議之日，士釗持說侃侃，無所避就，莫之能難。然而風聲所播，詬謗乃叢，部試諸生，青年自視為大逆不道，先生長者，陽持靜默而陰和之，潛勢極張。宏獎著述，竟訛傳為甄別教員，不加考詢，頑然抗議；合并八校，施受之間，暗潮不可終日。士釗又以其間綞刊《甲寅》，論列時賢，于吳敬恒、胡適之倫，多所譏切，好惡拂人，彌以叢怨，而五月七日之事起。五月七日者，歲歲以紀念愛國為循例者也，惟警廳以歲必滋事，禁止游行，咨請教育部，轉知各校。士釗亦未照辦，黠者乃造轉知一文以揭于報，且甚其辭曰：“摧殘教育，阻撓愛國。”于是學生大恨，以為“不撲殺此獠，賣國賊其何所懲”。建旗吶喊以趨魏家胡同十三號，欲得士釗而甘心焉。士釗遁，而毀其室也，士釗既知其后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未可深究，則置不問，而獨居深念，意忽忽不樂，因吟白香山孤桐詩曰：“直從萌芽拔，高見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孤桐孤桐，人生如此，尚復何恨，因易字孤桐。其時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逐其校長楊蔭榆。蔭榆至，則持木棍磚石，叫罵追逐，無所不至，撕其布告，而易以學生求援宣言。北京大學學生從而應之，聲生勢張，男女嘯聚，鎖閉辦公室，把守校門，阻止校長、教職員不許入。諸生跳梁于內，校長僑處在外。士釗大怒，請于段祺瑞曰：“士釗少負不羈之名，長習自由之說，名邦大學，負笈分馳，男女同班，亦嘗親與。所有社會交際，兩性銜接之機緘締構，一一考求，其中流以上之家，凡未成年之女子，殆無不惟家長、阿保之命是從，文質彬彬，至可愛敬。從未見有不受檢制，竟體忘形，聚嘯男生，蔑視長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從而推波，偽托文明，肆為馳騁，謹愿者盡喪所守，狡黠者毫無忌憚，學紀大紊，禮教全荒，如吾國今日女學之可悲嘆者也。以此興學，直是滅學。以此尊重女子，直是摧辱女子。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當此女教絕續之秋，宜為根本改圖之計。不如查照馬前次長處理美術專門學校成例，將女子師范大學停辦解散為便。”祺瑞可其請。部令一出，士論嘩然。于是號稱代表九十八校之學生聯合會，登報以聲討士釗之罪曰：“章士釗兩次長教，摧殘教育，禁止愛國，事實昭然。敝會始終表示反對。乃近日復受帝國主義之暗示，必欲撲滅學生愛國運動而后快。不特不謀美專之恢復，且復勾結楊蔭榆，解散女師大，以數千女同學為犧牲。此賣國媚外之章賊不除，反動勢力益將氣焰日高，不特全國教育前途受其蹂躪，而反帝國主義之運動亦將遭其涂毒矣。故敝會代表九十八校，不特否認章賊為教長，且將以最嚴厲之手段，驅之下野。望我國人其共圖之。”誦者同然和之。北京大學教授李石曾會士釗于廣座，攘臂起曰：“余本不欲言。惟今日京師女學，有一極悲慘之紀念，頗欲藉以警告教育當局，使知女子師范大學學生，有為警察毆傷者若干人，其導因為外交問題，其表見為摧殘女學，如此痛心之事，演于首都，已成之國學而不能保，何暇計及地方私立女學之成毀盛衰乎！”語甚悲壯，合座動色。士釗從容詰之曰：“石曾所稱警察毆傷女生若干人，果何所見而云然乎？石曾曾身親焉否乎？若僅以告者為憑，則凡來教部駭告，及所告負責任之呈報，遮得君言之反，當日警察，蓋絕未敢侵學生，徒見學生紛持木棍磚石，追逐校長，而為從中調解而已。以北京學界見嫉之甚，保護弱者聲浪之高，而女師大又向為一切教聯、學聯休戚與共之大彀，豈有女生傷及多人，事越三日，并一紙聲訴書而不得見，而魏家胡同十三號之門庭，復寧靜乃爾矣乎？石曾平旦視愚，豈求摧壓學生以為己利者哉？諸君抹殺事實，廣構虛詞，鳥瞰先機，務鋤異己。狙使血氣未定之學子，恣為一切壞亂之秘謀，此其用心，直不使有讀書種子留連京府。董理教務，以氣類之相感，為學問之遠圖，而寧禽視鳥息于軍國官僚之下，伺其顏色，倚為奸利，偶有沖激，尋釁有名，而凡手持毛瑟，或腰帶指揮刀者，諸君乃立為第二天性所暗示，不復正覷，而惟使夙稱同類同情，決不肯濫用政力侵凌學府者，不復有旋足吐氣之余地。以愚不明心解，苦昧其故，石曾思之，亦能示我轉語否乎？”石曾無以應也。于是吳敬恒揚言于眾曰：“整頓學風，宜也。顧章行嚴何人，足言整頓學風乎？足解散女師大乎？若蔡孑民，斯可矣。”蔡孑民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兩公既高名宿學，不快士釗，沸騰群口。而士釗又以司法總長審查金佛郎案而予通過，事發，士論益嘩，以為伙同受賄有據，再毀士釗之室，肆力而搗，盡量以攫，卒掃聚所余，相與火之，呼嘯千百眾，學生十余人為之發蹤指示，自門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屬無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陳，凡書之屬無完者，由笥而椸，無鍵與不鍵，凡服用之屬無完者，蕩焉盡焉，以得肆志為快。吳敬恒為講其義曰：“此誠作官者之業報也。”士釗乃不得一日安于其位，相應而解官。然而士釗則以號于人曰：“君官可解，吾道不可易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擾攘終年，羌無一是，政益見其渾亂，學益趨于荒落，雖有圣方，只速人死。”士釗解官而眾怒未已。士釗好盡言而與眾立異，又工臧否人物。吳敬恒者，一世之人震而驚之，以為人倫模楷，稱曰吳先生者也。而士釗則以與梁啟超、陳獨秀同譏切，以為：“國人圖新之第一大病，在無辦法。其自謂有辦法者，其無尤甚。近世革新，分立憲、革命、共產三期，以梁先生尸立憲，吳先生尸革命，陳先生尸共產，允為適當之代表人物。之三人者，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以物為喻：稚暉自始聞政以迄今茲，所領蓋為游擊偏師，己既絕意勢位，復無何種作政綱領，惟于意之所欲擊者而恣擊之爾。蓋如盤天之雕，志存擊物，始無所不擊，終乃一無所擊，回旋空中，不肯即下。任公者，知更之鳥也。凡民之欲，有開必先，先之秘息，莫不知之，且凡所知，一一以行，乃致今日之我，紛紛與昨日之我戰而無所于恤。獨秀則不羈之馬，奮力馳去，言語峻利，好為斷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于人，則別樹一幟，為馬克思之說以自寵異，回頭之草弗嚙，不峻之坡弗上，盡氣途絕，行與凡馬同踣。如此等人，豈非世所謂魁異奇杰之倫，而各各所事之為無裨于國，則如十日并出之所共照，無可詆讕。任公曰立憲立憲，今時憲安在者？稚暉曰革命革命，無命不革，己命且莫之逸，遑言其他。獨秀曰共產共產，試問民窮財盡，尚復何產可共？于是語其義也，莫不粹然成章，聞者悅服。至語其效，則同是亂天下有余。何以故？曰無辦法故。蓋以主義而言主義，天下固未有持之而無故者。其見為善不善，當以為之之若何而定，不當以本身之存值而定。庚子而降，凡吾國魁異奇杰者之所為倡，只圖倡之之時，快于心而便于口，至為之偏何在而宜補，弊何在而宜救，事前既講之無素，事至復應之無方，魯莽滅裂，以國嘗試，一摘再摘，三摘四摘，以至今日，空抱蔓歸，猶是一無辦法，了無進步。吾意無辦法矣，與其偽為有辦法，四出繳繞，治絲益棼，以覆其國，無寧自承無辦法，少安無躁，使國家復其元氣，徐圖興造。稚暉、任公、獨秀以及不肖，皆試藥醫生，喪人之命至夥者也。”然而敬恒弗承也。敬恒尤喜言物質救國，自謂弄斧頭之年齡已過，未能為勞工之神圣，入與倫敦西南工人為鄰，習植鉛字數千，出攜柏林廊大克一具，以意攝取天然諸美，服勞自給，庶幾無負此生。其辭博辯雄偉，雜出莊諧，口無擇言，少年宗尚以為一家。而士釗則以為：“稚暉富于玄想，巍然大師。語其高，可與希臘諸哲抗席；語其低，乃不足與中學畢業生程材。英之威爾士，文行與稚暉相仿，顧稚暉薄威爾士不為，筆陣偶張，旋復棄去。稚暉試思之，入植鉛字數千，出攜廊大克一具，食力不過百錢，為烈不逾一手足者，此誠滿街皆是，何勞吳稚暉為之？稚暉為之，亦既二十年矣，語其所獲，果何益于盛衰成敗之數？”然而敬恒弗服也。憤懣之余，習為激宕，由是論鋒橫溢，毛舉細故。此其士釗得罪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一矣。新文化、新文學者，胡適之所以嘩眾取榮譽，得大名者也，而士釗則以為：“新文化者，亡文化也。夫文章，大事也。曩者窮年矻矻，莫獲貫通，偶得品題，聲價十倍。今適之告之曰：‘此無庸也。凡口所道，俱為至文，被之篇目，圣者莫易。’彼初試而將疑，后倡焉而百和，如蚊之聚，雷然一聲，而其所謂白話，亦止于口如何道，筆如何寫，韻味之不明，剪裁之不解，分位之不知，道誼之不協，橫斜涂抹，狼籍滿紙，媸妍高下，無力自判。已與徒黨輒悍然號于眾曰：‘文學革命也！文學革命也！’以鄙倍妄為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壙之狂，墮載道行遠之業。跳踉以喜，風靡一時，處勢差比前清之談革命，而其縱闊之深至，更遠過之。何也？以運動之式，可以公開，少年竊此以自便其不學，恣斯世盜名之圖，河流急轉，一瀉千里，又較之前清革命黨人艱貞為國，前仆后起，如馬十駕，乃登峻坡者，為勢順逆，不可比數也。而有一事相同，則持其故者，一切務為劫持，凡異議之生，不察以理而制以勢，天下之人，因亦競為選愞以應之。老師宿儒如梁任公者，聞之且大喜，盡附其說以自張，尤加甚焉，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著我們跪也！’有不肯跪者，則群訾曰落伍落伍，千人所指，不疾自僵。有不肯跪而稍稍匡救焉者，則群版其名曰反動，發為口號曰槍斃槍斃，國人皆殺，時或不遠。而國家之教育機關，不盡操縱于若輩之手不止。歷來之教育長官，所不為若輩頤使，位不安。京滬規模較大之書局，所不遵若輩之教條出書，書不售。語其表也，似天下之論已歸于一。至語其里，則不學者少數人發縱指示，強令人天下之學者，默焉以屈于己而已。如金在冶，不躍為常，復假定天下之學者，自默焉屈于己外，無他道而已。為問此默而屈者，其將與之終古否乎？與之終古，中國之文也化也，將至何境矣乎？四五年來，自非無目，莫不見倫紀之凌夷，文事之傾落，如水就下、獸走壙，日蹙千里而未艾也。吾嘗澄心求之，以謂人本獸也，人性即獸性，其若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乃出于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使充其性而無道以節之，則人欲不得其養，爭端不知所屆，禍亂并至，而人道且熄。古之圣人知其然也，乃創為禮與文之二事以約之，一之于言動視聽，使不放其邪心，著之于名物象數，使不窮于外物，復游之以《詩》、《書》六藝，使舒其筋力而瀹其心靈。初行似局，浸潤而安，久之百行醇而至樂出。彬彬君子，實為天下之司命，默持而善導之，天下從風，炳焉如一。夫是之謂禮教，夫是之謂文化。斯道也，四千年來，吾國君相師儒，續續用力以恢弘之，其間至焉而違，違焉而復至，所經困折，不止一端。蓋人心放之易而正之難，文事弛之易而修之難，質性如是，固無可如何者也。今乃反其道而行之，距今以前，所有良法美意，孕育于禮與文者，不論精粗表里，一切摧毀不顧，而惟以人之一時思想所得之，口耳所得傳，淫情濫緒，彈詞小說所得描寫，袒裼裸裎，使自致于世，號曰至美。是相率而返于上古獉獉狉狉之境，所謂苦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出于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然而胡適弗服也，適之言曰：“舊文學者，死文學也。不能代表活社會，活國家，活團體。”而士釗則曰：“此最足以聳庸眾之聽，而無當于理者也。凡死文學，必其跡象與今群渺所不相習，僅少數人資為考古而探索之，廢興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今之歐人，于希臘、拉丁之學為然，而吾也豈其儔乎？且弗言異國古文也，以英人而治趙瑟Chaucer十四世紀之詩人即號難讀，自非大學英文科生，解之者寥寥。吾則二千年外之經典，可得瑯然誦于數歲兒童之口。韓昌黎差比麥考黎英十九世紀之文家，而元白之歌行，且易于裴Byron裴倫、謝Shelley謝烈與裴同為十九世紀詩人之短句，莎米更非其倫。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且文言貫乎數千百年，意無二致，人無不曉。俚言則時與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誦習往往難通。黃魯直之詞及元人之碑碣，其著例也。如曰死也，又在彼而不在此矣。”然而胡適仍弗服也，謂：“若社會一切書籍，均用文言著述，平民概不了解，必且失趣而廢然以返，吾人必一致努力為白話文，以造成白話文之環境。”而士釗則曰：“白話文之環境，萬無造成之理，可以世界語為喻。夫世界之學問，包涵于英、德、法三國之文字者，為量至大。而三國自身不能互通，有時英人有求于德，德人有求于法，猶且盡力移譯，彌其缺陷。今一旦舉三國之全量而廢置之，惟以瓠落無所容之世界語，使人之耳目心思，從而寄頓，道德學術，從而發揚。他文著錄，全譯既有所不能，能亦韻味全失，無以生感。同時嫻于他文者，復不能嚴為之界，使俱屏而不用，干枯雜沓，情見勢絀。此世界語之卒無能為役也。惟白話文亦然。吾之國性群德，悉存文言，國茍不亡，理不可棄。今舉九家百流之書，一一翻成白話，當非適之力所能至。適之殫精著作，將《水滸》、《三國演義》、《西游記》之心思結構，運用無遺，亦未見供人取求，應有而盡有。而又自為矛盾，以整理國故相號召，所列書目，又率為愚夫愚婦頑童稚子之所不諳，己之結習未忘，人之智欲焉傅。環境之說，其慮彌是，而無如其法之無可通也。夫文之為道，要在雅馴。俚言之屏于雅，自無待論，而其蔽害之深切著明者，尤在不馴。凡說理層累之文，恒見五六‘的’字，貫于一句，亙二三十言不休，耳治既艱，口誦尤澀，運思至四五分鐘，意猶莫明，請遣他詞，源乃不具，謀易他句，法亦不習，臃腫堆垛，語不成章。以今去文未遠，白話多出能文者之手，茅塞已呈是境，更越若干年，將所謂作文為一事，達意又為一事，打成兩橛，不見相屬。尤不僅此。文事之精，在以少許勝人多許，文簡而當，其品乃高。計世界文字之中，此點以吾文為獨至。而白話文則反之，胎息《水滸》、《紅樓夢》之白話尤反之。其參入的嗎哩咧，及其他藉撼聽覺，羌無意義之輔字而自成為贅，尤不待言也。是文貴剪剔紛殽，而白話以紛殽為尚；文貴整齊駁冗，而白話以駁冗為高。立言無范，共喻為艱，獷悍相師，如獸走壙，冥冥中文化瀕于破產，中國人且失其所以為中國人而不自知。此誠斯文之大厄，而適之努力造成之環境也。”是其得罪當世所謂賢人君子者又一矣。吳敬恒、胡適倡歐化以振垂亡之勢，而士釗則曰：“唯唯，否否。不然。歐洲者，工業國也，工業國之財源存于外府即各國商場，伸縮力絕大，國家預算，得量出以為入，故無公無私，規模壯闊，舉止豪華，一一與其作業相應，無甚大害，一切社會惡德，出于其制之不得不然，所云Necessdyg evies是也。而吾為農國，全國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業意味釋之者，蕩焉無有。無有而不論精粗大小，一唯工業國之排場是鶩，衣服器用，起居飲食，男女交際，黨會運動，言必稱歐美，語必及臺賽，變本加厲，一切恣行無忌，實則比歐美之Necessdyg Merits毫發未具，而其encls在歐美之國，所蘊而未發，或發而未盡者，而吾也由放依而馳騁，由馳騁而泛濫，赤裸裸地，一無遮阻，轉使碧眼黃須兒，卷舌固聲于側，嘆弗如焉。此在國家，勢不得不舉外債，鬻國產，以彌其濫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勢不得不貪婪詐騙，女淫男盜，以保其肆意揮霍之無藝。其至于今，圖窮匕見，公私涂炭，國之不亡，殆與行尸無異。而冥冥人中道墮壞，凡一群中應有同具之恒德，且不得備，其損失尤不堪言。昨年水災，地域之廣，艱民之眾，災情之慘，自來所希聞也，而幸免之人，熟視無睹，將伯之呼莫應，同情之淚不揮。軍閥也者，爭城奪地如故；官閥也者，恒舞酣歌如故；學閥也者，甚囂塵上如故。上海《密勒評論》有Impeg者，論次其事，且及前代防潦工事之差完，四方捐輸之彌急，而一語曰：‘中國博施濟眾之精神，近三十年，已不存矣。’是何也？即偽歐化有以克制之也。偶舉一證，可概其余。民德之澆，滔滔皆是，乃至父無以教子，兄無以約弟，夫婦無以相守，友朋無以相信，群紐日解，國無與立。昔班嗣稱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復失其故步，遂爾匍匐而歸。嗚呼！吾人今后，亦求得匍匐而歸為幸耳。”吳敬恒、胡適倡革新以祛舊染之污，而士釗則曰：“唯唯，否否。不然。新者對夫舊而言之。彼以為之反乎舊，即所謂新，今即求新，勢且一切舍舊，舍舊，何有歷史？而歷史者，則在人類社會諸可寶貴之物之中，最為寶貴。今人競言教育，不知教育所以必要，旨在以前輩之所發明經驗，傳之后人，使后人可以較少之心力，博得較大之成效，不更是前輩走卻許多迂道，費卻許多目力，慘淡經營，才得筑成僅可流傳之基礎而已。又嘗譬之：社會之進程取連環式，其由第一環以達于今環，中經無數環與接為構，而所謂第一環者，見象容與今環全然不同，且相間之時，窎焉不屬。然諸環之原形，在邏輯依然各在，其間接又間接與今環相牽之故，俱可想象得之。故今環之人以求改善今環之故，不得不求知原環及以次諸環之情實，資為印證。此歷史一科所由立，而知新者早無形孕育于舊者之中，而決非無因突出于舊者之外。蓋舊者非他，乃數千年來，巨人長德、方家藝士之所殫精存積，流傳至今者也。思想之為物，從其全而消息之，正如《墨經》所云‘彌異時，彌異所’，而整然自在，其偏之見于東西南北，或古今旦莫，特事實之適然，決無何地何時，得天獨全，見道獨至之理。新云舊云，特當時當地之人，以其際遇所環，情感所至，希望嗜好所逼桚，惰力生力所交乘，因字將謝者為舊，受代者為新已耳。于思想本身何所容心。若升高而鳥瞰之，新新舊舊，蓋往復流轉于宇與久間，恒相間而迭見，其所以然，則人類厭常與篤舊之兩矛盾性，時乃融會貫通而趨于一。蓋凡吾人久處一境，飫聞而厭見，每以疲苶惱亂，思有所遷，念之初起，必且奮力向外馳去，冀得嶄新絕異之域以為息壤，而盤旋久之，未見有得。于時但覺祖宗累代之所遞嬗，或自身早歲之所曾經，注存于吾先天及無意識之中，向為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動者，今不期乘間抵罅肆力，奔放而未有已，所謂迷途知反，反者斯時，不遠而復，復者此境，本期開新，卒乃獲舊。雖云舊也，或則明知為舊而心安之，或則竟無所覺而仍自欺欺人，以為新不可階，此誠新舊相銜之妙諦，其味深長，最宜潛玩者也。今之談文化者，不解斯義，以為躁者乃離舊而僢馳，一是仇舊，而唯渺不可得之新是鶩，宜夫不數年間，精神界大亂，郁郁倀倀之象，充塞天下。躁安妄然，莫明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詔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不謂誤解一字之弊，乃至于此。”如此之類，難以仆陳，語詳《甲寅》周刊，或以規曰：“子一年中所遺政跡，時議紛紜，都不必在念。蓋學風扇發，天下病焉。父兄之教莫先，整飭之方宜講，子營此事，且有同情。即金佛郎案，牽連國交，遲速必辦，為國任重，得謗乃常，既寵賂之不章，奚怨毒之難解。世所期期以為不可，而君坐以市天下之怨，絕友朋之好，行且蹈不測之罪，貽無窮之羞者，惟辦《甲寅》周刊一事耳。天下事，未可以口舌爭，胡嘵嘵以蒙恥召怒為也？”士釗應之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若其中散放言，刑踵華士。伯喈變容，罰同邪黨。生命既絕，詞旨自空。如其不爾，壹任自然。愚生不工趨避之義，夙志不干違道之譽。天爵自修，人言何恤。懷君子而居易，遵輿誦之本務而已。”既而段祺瑞不得志于馮玉祥，又失張作霖之援。吳佩孚再起湖南，與張作霖聯兵以逼京師。段祺瑞出走，士釗隨之，蹉跌以不振。而于是士釗之名，儒林所不齒；士釗之文，君子以羞道。然其后國民軍再奠江南，建號南京，而掌邦教者，并全諸大學，厲行考試，取締學生運動，頗用士釗計，蓋不以人廢言云。
士釗始為《甲寅》雜志于日本，以文會友，獲二子焉：一直隸李大釗，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釗所為文，而壹以衷于邏輯，掉鞅文壇，焯有聲譽。而一涵冰清玉潤，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釗之神。其后胡適著《五十年中國文學史》，乃以高一涵與士釗駢稱，為甲寅派。及是唾棄《甲寅》不屑道，而習為白話，倒戈以向，罵士釗為反動，助胡適之張目焉。
三、白話文
胡適 附周樹人、徐志摩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歸國后遂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文學革命之論，自適發其機緘。初梁啟超創新民之文體，章士釗衷邏輯為論衡，斯亦我行我法，脫盡古人恒蹊者矣。然襲文言之體，或有明而未融之處，而士釗之邏輯文學，淺識尤苦索解。故當第一次《甲寅》風行之日，北京《亞細亞日報》記者黃遠庸致書士釗以相切論曰：“居今論政，不知從何說起。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悟其消息盈虛之理也。”士釗答曰：“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程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后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觀其辭有抑揚，殆未以遠庸之言為盡然，然胡適則謂：“士釗邏輯文學之大病，在不能‘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如遠庸所云也。”遠庸，名為基，以字行，江西九江人。父儒藻，文采秀發，諸生不第，遂薄宦浙江。母姚，漢上名族，習禮明詩。遠庸問學夙成，實資母教。年十六，補諸生。二十歲，舉于鄉。明年連捷，中前清光緒甲辰進士，以知縣即用。時朝廷設進士館，新第之授京職者，得入館肄業，或游學外國，三年程其功課以為高下而遷除之。遠庸不得京職，而有志于游學，請于當國，再三乃許。于是赴日本，入中央大學習法律科，黽勉研索，昕夕無間，且以余力旁及英吉利文字。己酉秋，學成回國，實為宣統元年。調郵傳部，奏改員外郎。時掌部者為尚書徐世昌，侍郎汪大燮、沈云沛，咸相引重，派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纂修官。會部纂《郵電航路四政條例》成，將奏御，前缺例言，諸曹郎皆以時促，不敢任，獨以屬遠庸，給札郎署，不逾晷，成數千言，敘述詳贍，文詞淵雅，見者服其工捷。遠庸之東游而歸也，同里李盛鐸亦歸自歐洲，同僦居于海岱門內，遠庸方肆力于文學，又有志于朝章國故。盛鐸告之曰：“吾見歐士之諳近世掌故者，多為新聞撰述家。以君之方聞博涉，必為名記者。”而遠庸從事新聞記者之業，實基于此。國變以后，部長留之曹署，而遠庸絕意進取，謝不往也。時京滬諸報，各以新聞論著相屬。遠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漢魏，及是為洞朗軒辟，辭兼莊諧，尤工通訊，幽隱畢達，都下傳觀，有紙貴之譽。然論治不能無低昂，論人不能無臧否，而于國民黨尤多砭戒，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日益滋。及袁世凱為帝，屬為文以贊，而遠庸高名跡近，不欲應，不敢不應，草一文若諷若嘲。世凱既心不喜，而傳者遽言遠庸勸進也。徒以言論文章，觀聽所系，世凱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則必欲殺之。袁世凱欲使遠庸之上海，主干《亞細亞日報》以為帝制張目。遠庸心知不可，久遲且無幸，亟浮海避日本，居數日，若有人蹤，東渡美洲，抵桑港，遇刺而死，年三十二歲。遠庸風神朗澈，和易近人，簪舄交錯之時，遠庸一至，則談諧泛演，四座春生。居日本久，縞纻彌廣，每當宴集，輒促致辭，音響方終，贊嘆盈耳。聞遠庸之死，咸奔走告語，太息彌襟，謂此才之不易得也。生平持論，以為：“文藝家之能獨立者，以其有人生觀。人生觀之結果，乃至無解決、無理想，乃至破壞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謂道德綱常，而文藝家無罪焉。彼其職在寫象，象如是現，寫工不得不如是寫，寫工之自寫亦復如是。故文藝家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技之工拙存乎其人，天才亦半焉。吾國人之文學家，好稱文以載道，而所謂古文學者，什有七八如此。大抵論教必尊孔，論倫理必尊禮教，論文必尊所謂古文，皆吾所謂專制一孔之見，其于今日決當唾棄。”海鹽朱聯沅、芷青誦說其文而大賞嘆曰：“是能談新文藝者，吾生幾見。”遂相交歡。而遠庸自謂每見芷青，則一見一心醉，見即與談所謂新文藝者，其大旨以為：“吾人今日思想界，乃最重寫實及內照之精神，雖甚粗糙而無傷也。余既不能修飾其思想，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則即余文之價值也。”聯沅輒冷然善焉。聯沅既以早夭，遠庸又不良死，而于所謂新文藝者，徒托諸空言，未及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及胡適自美洲畢所學而歸，都講京師，倡為白話文。其友人陳獨秀誦其說而張之，以其長大學文科，銳意于意大利文藝改革之事也。登高之呼，薄海風動，骎骎乎白話篡文言之統，而與代興為文章之宗焉。其論文學革命之法，有《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論文學的改革進行程序》、《談新詩》、《嘗試集自序》、《國語文法概論》、《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諸篇，具著《胡適文存》。而其中可以考見胡適文學革命思想之歷程者，蓋莫如《嘗試集自序》，其辭曰：
我現在自己作序，只說我為什么要用白話來做詩。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嘗試集》產生的歷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話文字，起于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內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萬國賽珍會》，和一篇近三百字的《棄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詩，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曾學對對子，心里總覺得律詩難做，后來偶然做了些律詩，覺得律詩原來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兒，用來做應酬朋友的詩，再方便也沒有了。我初做詩，人都說我像白居易一派。后來我因為要學時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讀杜詩，只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詠懷》一類的詩，律詩中五律我極愛讀，七律中最討厭《秋興》一類的詩，常說這些詩文法不通，只有一點空架子。
自民國六、七年到民國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已有不滿意于當時舊文學的趨向了。我近在一本舊筆記里（名《自勝生隨筆》，是丁未年記的）翻出這幾條論詩的話：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錄《懷麓堂詩話》）
東坡云：“詩須有為而作”。元遺山云：“縱橫正有凌云筆，俯仰隨人亦可憐。”（錄《南濠詩話》）
這兩條都有密圈，也可見我十六歲時論詩的旨趣了。
民國前二年，我往美國留學。初去的兩年，作詩不過三首，民國成立后，任叔永（鴻雋）、楊杏佛（銓）同來綺色佳，有了做詩的伴當了。集中《文學篇》所說：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都是實在情形。在綺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去國集》里的《耶穌誕節歌》和《久雪后大風作歌》都帶有試驗的意味。后來做《自殺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試驗的態度更顯明了。《藏暉室札記》第三冊有跋《自殺篇》一段說：
吾國作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求一樸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 Worth）、貴推（Goethe）與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全篇為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途徑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民國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蓋頗能獨立矣。（七月八日）
民國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舉方法幾條，還不曾主張用白話代文言。但那時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記》第九冊）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為自己要到紐約進哥侖比亞大學。梅覲莊（光迪）要到康橋進哈佛大學，故作一首長詩送覲莊。詩中有一段說：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戡天差可擬，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詩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不料這十一個外國字就惹出了幾年的筆戰。任叔永把這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游戲詩送我：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這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梅覲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的意思，寫信來辯論。他說：
……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于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這封信逼得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我的答書不曾留稿，今鈔答叔永書一段如下：
適以為今日欲救舊文學之弊，先從滌除“文勝”之弊入手。今人之詩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耳，其中實無物可言。其病根在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勝質。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覲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別，亦不盡當。即如白香山詩：“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李義山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諸例所用文字，是“詩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適贈足下詩：“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覲莊所謂“文之文字”。……可知“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詩之文字”一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有許多人只認風花雪月，蛾眉朱顏，銀漢玉容等字是“詩之文字”，做成的詩讀起來字字是詩。仔細分析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所以我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黃庭堅的《題蓮華花寺》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這類的詩，詩味在骨子里，在質不在文。沒有骨子的濫調詩人決不能做這類的詩。所以我的第一條件便是“言之有物”。因為注重之點在言中的“物”，故不問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還是文的文字。覲莊認做“僅移文之字于詩”，所以錯了。
這一次的爭論是民國四年到五年春間的事。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札記》第十冊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記一段如下：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賦變而為無韻之駢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詩之變而為詞，四大革命也。詞之變而為曲、為劇本，五大革命也。何獨于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六朝之文……亦有可觀者。然其時駢儷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韓退之所以稱“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復散文，講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談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適于用，于是語錄體興焉。語錄體者，禪門所常用，以俚語說理記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其時之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儻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已成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矣。但丁之創意大利文學，卻叟輩之創英文學，路德之創德文學，未足獨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茍延殘喘以至于今日。……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
過了幾天，我填了一首《沁園春》詞，題目就叫做“誓詩”，其實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月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四月十三日）
這首詞上半所攻擊的是中國文學“無病而呻”的惡習慣。我是主張樂觀，主張進取的人，故極力攻擊這種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國集》的尾聲，是《嘗試集》的先聲。
以下要說發生《嘗試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三，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詩。這首詩里有“言棹輕楫，以滌煩疴”和“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我回他書說：
詩中“言棹輕楫”之“言”字及“載笑載言”之“載”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兩句，上句為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這幾句話觸怒了一位旁觀的朋友。那時梅覲莊在綺色佳過夏，見了我給叔永的信，他寫信來痛駁我道：
足下所自矜為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二十世紀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足下以俗話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鍛煉，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為創獲，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選擇、教育，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傖父皆足為詩人美術家矣。甚至非洲黑蠻，南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
至于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覲莊這封信不但完全誤解我的主張，并且說了一些沒有道理的話，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游戲詩答他。這首詩雖是游戲詩，也有幾段莊重的議論，如第二段說：
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并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梁，今人上吊；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至于古人乘輿，今人坐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說：
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卻是為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拿來鍛煉，拿來琢磨，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出幾個白話的囂俄和幾個白話的東坡，那不是“活文學”是什么？那不是“活文學”是什么？
這一段全是后來用白話作實地試驗的意思。
這首白話游戲詩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游戲，一半是有意思做白話詩。不料梅、任兩位都大不以為然。覲莊來信大罵我，他說：
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真豪健哉！蓋今之西洋詩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亦數見不鮮。最著者有所謂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種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約皆足下俗話詩之流亞，皆喜以“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號召徒眾，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信尾又有兩段添入的話：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這封信頗使我不心服，因為我主張的文學革命，只是就中國今日文學的現狀立論，和歐美的文學新潮流并沒有關系。有時借鏡于西洋文學史，也不過舉出三四百年前歐洲各國產生“國語的文學”的歷史，因為中國今日國語文學的需要很像歐洲當日的情形，我們研究他們的成績，也許使我們減少一點守舊性，增添一點勇氣。覲莊硬派我一個“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來信說：
足下此次試驗的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嘗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即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盦、陳伯嚴輩，其人頭腦已死，只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里而遙。曠觀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之文學，更無吾儕側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荊棘之中哉？……惟以此（白話）作詩，則仆期期以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高腔京調，而陶、謝、李、杜之流，將永不復見于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覲莊說：“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叔永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然不能用之于詩。”這是我最不承認的。我答叔永信中說：
……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兩例）。……總之，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這一段乃是我的“文學的實驗主義”。我三年來所做的文學事業，只不過是實行這個主義。
答叔永書很長，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曰：（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2）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3）今日決用不著“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則決不能更有當日的價值與影響。何也？時代不同也。（4）吾輩生于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游》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學這個、學那個的鄭蘇盦、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之。……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詩詞。……（七月二十六日）
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于白話。今尚需人實地實驗白話是否可謂韻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于“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后，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這時我已開始作白話詩。詩還不曾做得幾首，詩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時我想起陸游有一句詩“嘗試成功自古無”，我覺得這個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故用“嘗試”兩字作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要看“嘗試”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時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心里只有一點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去探險。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決不會有這樣的嘗試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對于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系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答朱經農（經）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一方面。
這八條，后來成為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見朋友討論的益處不少了。
我的《嘗試集》，起于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里只有我一個人。因為沒有積極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范圍。
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巢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很覺得奇怪。后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我在美洲做的《嘗試集》，實在不過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芻議》里面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遷就五七言句法。音節一層，也受很大的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著詩料隨時變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樣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文學的可能性。《嘗試集》第二編中的詩，雖不能處處做到這個理想的目的，大致照這個目的做去。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不同之處。
以上說《嘗試集》發生的歷史。……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這一件可供獻的，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別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態度。……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唯一的利器。但是國內大多數人都不肯承認這話——他們最不肯承認的，就是白話可作韻文的唯一利器。我們對于這種懷疑，這種反對，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對付，只有一個法子，就是科學家的試驗方法。科學家遇著一個未經實地證明的理論，只可認他做一個假設，須等到實地試驗之后，方才用試驗的結果來批評那個假設的價值。我們主張白話可以做詩，因為未經大家承認，只可說是一個假設的理論。我們這三年來，只是想把這個假設用來做種種實地試驗——做五言詩，做七言詩，做嚴格的詞，做極不整齊的長短句，做有韻的詩，做無韻的詩，做種種音節上的試驗——要看白話是不是可以做好詩，要看白話詩是不是比文言詩要更好一點。這是我們這班白話詩人的“實驗的精神”。我這本集子里的詩，不問詩的價值如何，總可以代表這點實驗精神。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伯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白話詩的試驗室里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但是大多數的文人仍舊不敢輕易“嘗試”。他們永不來嘗試，如何能判斷白話詩的問題呢？耶穌說得好：“收獲是很多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膽把這本《嘗試集》印出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
我且引我《嘗試篇》作這篇長序的結論：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圣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便如此已無魂，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愿大家都來嘗試。
此可以窺見胡適文學革命思想之歷程焉。所以自號于天下者有三：曰八不主義也，曰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也，曰文學的試驗精神也。稽其著述，言八不主義者，有《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焉。言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者，有《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史》焉。至文學試驗之精神，則表以《嘗試集》之一序焉。一時和之而首為驅除難者，陳獨秀及浙江錢玄同也。林紓、馬其昶之倫，皆文章老宿，而紓尚氣好辯，尤負盛名，為適所嫉，摭其一章一句，縱情詆毀，復嗾其徒假名曰王靜軒者，佯若為紓辯護，同時并刊駁難而聳觀聽。及紓弟子李濂鏜，欲訪所謂王靜軒者而與之友，則烏有先生也，嘆曰：“昔人所謂不信之至欺其友，不意鏜親見之。”紓則憤氣填膺而無如何。既以摧抑不得伸喙。獨安徽梅光迪、江西胡先骕，故偕適留學美國，稱歡交，然論文學則龂龂不相下。適倡革命，而光迪、先骕主存古，與適持。先骕尤褒彈不遺余力。胡適以仿古之文言文為死文學，而新倡之白話文為活文學，文學有死活，無雅俗。胡先骕曰：“不然。文學之死活，以其自身之價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為死活。故荷馬之詩，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喬塞Chaucer之詩，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梭和科Sophocle之戲劇，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席西羅Cicero之演說，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蒲羅大Plutarch之傳記，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反而論之，Edgar Lee Masters之詩，死文學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陀司妥夫士忌、戈爾忌之小說，死文學也，不以其轟動一時，遂得不死不朽也。適之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于常軌，適之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超于極端，正其必死之征耳。一種運動之價值，初不系于成敗，而一時之風行，亦不足為成功之征。舍以古今為死活，則是世間無不朽之著作，而每種名著，時過境遷，至多亦不過流傳二三百年矣。天下寧有是理耶？”胡適以為：“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胡先骕曰：“不然。語言若與文字合而為一，則語言變而文字亦隨之變。故英之Chaucer去今不過五百余年，Spencer去今不過四百余年，以英國文字為諧聲文字之故，二氏之詩已如我國商周之文之難讀，而我國則周秦之書尚不如是。蓋歐文諧聲，中文辨形。諧聲之文字，必因語言之推遷而嬗變。辨形之文字，則雖語言逐漸變易，而文字可以不變。故吾國文字不若歐洲各國文字之易于變易也。向使言文合一，文隨語變，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此正中國言文分離之優點。夫《盤庚》、《大誥》之所以雜于《堯典》、《舜典》者，即以前者為殷人之白話，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記述也。故元曲之白話，于今不多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則與今日無別。論者不思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難乎？抑宋元以上之學，已可完全拋棄而不足惜，則文學已無流傳于后世之價值，而古代之書籍可完全焚毀矣。斯又何解于西人之保存彼國之古籍耶？且西人言文何嘗合一？其他無論矣，即以戲曲論，夫戲曲本取于通俗也，何莎士比亞之戲曲所用之字至萬余？豈英人日用口語須用如此之多之字乎？小說亦本以白話為本也者，今試讀Charlotet Bronte之著作，則見其所用典雅之字極伙。其他若Dr.Johnson之喜用奇字者，更無論矣。且歷史家如Macawlay，Prescott，Green等，科學家如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爾等，莫不用極雅馴、極生動之筆以紀載一代之歷史，或敘述辯論其學理，而令百世之下猶以其文為規范，此又何如耶？大抵口語所用之字句多寫實，而文學所用之字句多抽象，用白話以敘說高深之學理，而欲期以剴切簡明，難矣。今試用白話以譯Bergson之創制《天演論》，必致不能達意而后已，若欲參入抽象之名詞、典雅之字句，則又不為純粹之白話矣。又何必不用簡易之文言，而必以駁雜不純之口語代之乎？”胡適以為：“五言七言之詩，句法整齊，不合語言之自然，而有截長補短之病，故詩體之大解放，在打破一切枷鎖自由之枷鎖鐐銬。五七言之整齊句法，亦枷鎖詩體自由之一種枷鎖鐐銬也。”胡先骕曰：“不然。中國之有五七言詩，猶西國之有Meter也。惟歐語復音多，故不能如中國四言、五言、七言之整齊，然必高音低音錯綜而為Meter，而限定每句所含Feet之數，自希臘荷馬以來即然。主張解放之大詩家威至威斯Wordsworth以為：‘可悲之境況與情感，寫以句法整齊之韻文，以視用散文之效力為久遠。’又謂：‘由整齊之句法所得之快樂，蓋為由不同而得有同之感覺之快樂。’辜勒律Coleridge已謂：‘詩與文之別，即在整齊之句法與葉韻。’德昆西Dequincey以為：‘整齊之句法，可輔助思想之表現。’漢特J.H.Leigh Hunt以為：‘詩之佳處，在全體整齊，而各部分變異。’波Poe以為：‘整齊句法與音節皆不容輕易拋棄者。’英詩人德來登Dryden以為：‘韻之最大之利益，即在限制范圍詩人之幻想。蓋詩人之想象力往往恣肆而無紀律，無韻詩使詩人過于自由，使詩人嘗作多數可省，或可更加錘煉之句。茍有韻以為之限制，則必將其思想以特種字句申說之，使韻自然與字句相應，而不必以思想勉強趁韻。思想既受有此種限制，審判力倍須增加，則更高深、更清晰之思想，反可因之而生矣。’豈非句法之整齊與葉韻，為詩體之不可廢者耶？考之歌謠，靡不以整齊句法為之：‘月光光，姊妹妹’，三言也。‘月亮光光，照見汪洋’，四言也。‘打鐵十八年，嫌個破銅錢’，五言也。‘行也思量留半地，睡也思量留半床’，七言也。此外二三六言、八言、九言、十言特稀。蓋二言氣促，六言突兀，八、九、十言過長。八、九、十言即有之，亦必分為三、四、五言小段，如‘太夫人，移步出堂前’，雖為八言，然為三言與五言所合成；‘蔡鳴鳳，坐店房，自思自想’，雖為十言，然為兩三言、一四言所合成。可見四言、五言、七言者，中國語中最適宜之句法也。惟四言詩只盛于周，而五言古詩則自漢魏以至于齊梁，幾為唯一之詩體，其時七言詩雖有作者，然不及五言之重要。即至唐宋以還，雖七言古興，而律詩大盛，然五言古始終占第一重要位置，直至今日，學詩者猶以為入手之途徑、最后之規則，其間豈無故哉。蓋五言古既可言志，復能抒情，既可敘事，復能體物。阮步兵之《詠懷》，陳子昂之《感遇》，李太白之《古風》，皆言志之詩也。《孔雀東南飛》、《木蘭詞》，皆敘事之詩也。謝靈運之作，大半皆寫景之詩也。詩之能事，五言古幾盡能之。所不能者，為七言古詩之剽疾流利、抑揚頓挫，與夫五七言近體詩之一唱三嘆，音調鏗鏘耳。七言古以剽疾流利、抑揚頓挫為本，故宜于筆力矯健之作，故雖說理言志不及五言，而跌宕過之，然以七言古之跌宕委婉，一調葉其聲調，使之諧婉，則七言古詩中之長慶體，又為敘事之良好工具矣。蓋敘事貴婉轉盡致，因之音節亦尚諧婉。長慶體全用律句以作古詩，其聲調之鏗鏘、情韻之纏綿，遂較平常之七言古詩出一頭地。元、白不論，即梅村之能嗣響長慶，亦正以其用長慶體故也。至五七言律詩，以八句四韻之短幅，復以對偶為要旨，自不能如五七言古極縱橫闊大盡理窮物之能事。胡適之君必以不講對仗為改良詩體之一事，則又與于不知詩之甚者也。夫天地間事物，比偶者極多，俯拾即是，雖在周秦之世，諸子名理之言，亦尚排偶，而《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蘇、李詩之‘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征夫懷往路，游子戀故鄉’，皆為對仗。至謝靈運之詩，則幾于自首至尾皆為對仗。以后無論五七言古詩，皆寓偶于奇，雜以對仗。雖適之君所推崇之白香山、陸放翁之五七言古詩，亦對仗極多。放翁之五古，且有自首至尾皆用對仗者。古來名人中之喜用單行以作古詩，唯元遺山一人耳。近體詩唯五言、七言排律不耐誦讀，其原因初不盡在對仗，蓋音調之過于諧婉，實為一大原因。故雖以老杜五排之波瀾壯闊，而喜讀之者卒鮮也。在古詩之諧暢，作者能錯落其句法以救單調之害耳。此即漢特所謂‘全體整齊而各部變異’，正所以‘達到美之最后之目的’者也。夫單行與對仗各有效用。單行句法雄渾嚴整，厚重緩和，故不求流動而欲端整之作宜之。言非一端，亦各有當，寧必以去對仗為盡作詩之能事乎？”先骕字步曾，江西南昌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農科學士，歷廬山森林局副局長、東南大學植物教授，顧先骕治植物學而好譚文學，與胡適友善，而論文不為唯阿。“時代精神”者，胡適之所騖也，先骕曰：“勿騖于‘時代精神’。須知文學之最不可恃者，厥為時代精神，以于事過境遷，不含‘不朽’之要素也。”“文學創造”者，胡適之所夸言也，先骕曰：“勿夸言‘創造’，而忘不可免之摹仿。須知茹古者深，含英咀華，‘創造’即在摹仿之中也。”著有《中國文學改良論》、《文學之標準》、《評〈嘗試集〉》、《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具載《學衡》雜志，皆難適而作，寖以失歡，絕交于適焉。
在前清光宣之際，北京大學之文科，以桐城家馬其昶、姚永概諸人為重鎮。民國新造，浙江派代之而興，章炳麟之徒乃有多人，登文科講席，至是桐城派乃有式微之嘆。著于林紓《畏廬文集》者，可覆按也。然自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用適之說，一時新文學之思潮，又復澎湃于大學之內。浙士錢玄同者，嘗執業于章炳麟之門，稱為高第弟子者也。為人文理密察，雅善持論，至是折而從適，為之疏附。適驟得此強佐，聲氣騰躍，既倡新文藝以摧毀古文，又講新文化以打倒禮教，而學生運動亦適一力提倡以臻極盛，然而無以持其后。動而得謗，名亦隨之。群流景仰，以為威麟祥鳳不啻。梁啟超清流夙望，亦心畏此咄咄逼人之后生，降心以相從，適亦引而進之以示推重，若曰：“此老少年也。”啟超則彌沾沾自喜，標榜后生以為名高。一時大師，駢稱梁、胡。二公揄衣揚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實倍耳提面命之功，惜無抉困持危之術。啟超之病生于嫵媚，而適之過乃為武譎。夫嫵媚則為面諛、為徇從，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雎，不悟是終身之惑，無有解之一日也。武譎則尚詐取、貴詭獲，人情莫不厭艱巨而樂輕易，畏陳編而嗜新說，使得略披序錄，便膺整理之榮，才握管觚，即遂發揮之快，其幸成未嘗不可樂，而不知見小欲速，中于心術，陷溺既深，終無自拔之一日也。然當是時，白話文乘方興之運，先之以《新青年》之摧鋒陷陣，胡適、陳獨秀、錢玄同諸人實為主干。而風氣所鼓，繼起應和者，北京則有《新潮》月刊、《每周評論》，上海則有《民國日報》附張之“覺悟”、《時事新報》之“學燈”，推波助瀾，一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字為宣傳，是則胡適建設的文學之鵠者也。于是教育部以民國九年頒“小說課本改用國語”之令，而白話文之宣傳，益得植其基于法令。勢力既盛，流派斯分。有寫以中國之普通話，而文言雜廁在所不禁者，胡適輩是也。有摹仿歐文而謚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于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托于象胥，斯為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于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眾。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愿讀歐文，不類見此妙文也。比于上海時裝婦人，著高底西式女鞋而跬步傾跌，益增丑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志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或者以白話之盛，而有周樹人之“歐化的國語”，比之文言之盛，而有章士釗之“歐化的古文”。然章士釗之“歐化的古文”謹嚴，而周樹人之“歐化的國語文”則詞意拖沓。章士釗之“歐化的古文”條達，而周樹人之“歐化的國語文”則字句格磔。一則茹古涵今，熔裁自我；一則生吞活剝，模擬歐文，孰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焉。
自胡適之創白話文也，所持以號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徐志摩以詩聞。而樹人著小說，工于寫實，所為《阿Q正傳》，尤為世所傳誦。志摩為詩則喜堆砌，講節奏，尤崇震動，多用疊句排句，自謂本之希臘，而欣賞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時有詩哲之目。樹人擅寫實，志摩喜玄想，取徑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學”四字以自張大。后生小子，始讀之而喜，繼而疑，終而詆曰：“此小資產階級文學也，非真正民眾也。樹人頹廢，不適于奮斗。志摩華靡，何當于民眾。志摩沉溺小己之享樂，漠視民眾之慘怚，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樹人所著，只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只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嘗有民眾耶？”若由小己而轉向民眾以繼起有聞者，曰郭沫若、郁達夫。郭沫若代表青年抵抗一派，郁達夫代表青年頹廢一派，而其所以可貴，則要在意趣之轉向勞動階級。而于是所謂新文藝之新而又新者，蓋莫如第四階級之文藝，謚之曰普羅文學者是也。郭沫若、蔣光赤實魁于曹。其精神則憤怒抗進，其文章則震動咆哮，以唯物主義樹骨干，以階級斗爭奠基石，急言極論，即此可征新文藝之極左傾向。而周樹人、徐志摩則為新文藝之右傾者。其集會結社，則有文學研究會、新月社，以代表右傾。而左傾者，則有所謂左翼作家聯盟、自由運動大同盟、無產階級文藝俱樂部、國際文化研究會、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普羅詩社、社會科學家聯盟，風起云涌，萬竅怒號，其不知者尚闕如也。至于胡適喜談國故，新青年則譏之曰：“胡適之趕逐不上我輩，跪向故紙堆中去矣。”波靡流轉，莫知所屆。向之誚人落伍者，轉瞬而人譏落伍。十年推排，已成老物，身名寂寞，胡適蓋不勝今昔之感。而逐林紓之后塵，以為后生揶揄云，又豈適始計之所及料也哉？余故著其異議，窮其流變，而以俟五百年后之論定焉，亦當世得失之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