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書所論各節，委曲周至，一讀傾心，非精于譯例者不能道其只字，甚盛，甚盛！惟足下所言，有稍稍誤會鄙意者，有終為鄙意不欲茍同者。推賢者不恥下問之心，廣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請得為足下瀆陳之：愚之主張音譯，特謂比較而善之方，非以為絕宜無對之制。且施行此法，亦視其詞是否相許，尤非任遇何名，輒強為之。足下以愚言“譯事以取音為最切”，致來“物曲影直”之譏。又以愚說所之，“百科學名，都為羌無意趣之譯語”，實則愚自執筆論此，未嘗為此絕對之言也。夫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涵義之謂，乃其名不濫，學者便于作界之謂。如譯Logic為邏輯，非謂雅里士多德、倍根、黑格爾、穆勒諸賢以及將來無窮之斯學巨子所有定義，悉于此二字收之，乃謂以斯字名斯學。諸所有定義，乃不至蹈夫迷惑抵牾之弊也。果爾，則足下謂“科學……領域之張，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即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適足以張義譯之病，而轉證音譯之便也。足下亟稱日人，謂其“辭書鮮從音譯”，且“邏輯一名，彼邦傳習之初，殊名紛起，卒定于一，舉國宗之”，則愚知其所譯邏輯之名，乃論理學也。論理學（science of reasoning）云者，斯學稚時之定義，其淺狹不適用，初學猶能辨之。今既奉為定名，于斯別求新義。是新義者，非與論理一義，渺不相涉，即相涉，而僅占其小部。總而言之，作界之先，當先為一界曰：“論理學者，非論理學也。”名界抵觸，至于如此！寧非濫訂名義者之惡作劇！是果何如直取西名之能永保尊嚴者乎？足下謂：“義譯須作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此就界而論，尊說誠是。若只言譯事，定音與義胡擇？則義譯固然，音譯乃不爾也。義譯之第一障害，即在定名之事，混于作界。先取一界說以為之名，繼得新界，前界在法當棄，而以為名之故，不得不隸新界于棄界之下。若取音譯，則定名時與界義無關涉，界義萬千，隨時吐納，絕無束縛馳驟之病。利害相校，取舍宜不言可知。循是而談，茍音譯之說學者采之，一名既立，無論學之領域，擴充至于何地，皆可永守勿更。其在義譯，則難望此。邏輯初至吾國，譯曰“辨學”。繼從東籍，改稱“論理”。侯官嚴氏陋之，復立“名學”。自不肖觀之，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為劣譯。東學之徒，首稱論理，名辨俱無取焉。內地人士，似右嚴譯，次稱東名。吾邦初傳之號，反若無睹。今吾學子，似俱審邏輯為一學科矣。其名胡取，尚無定論。然則足下所謂“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為之授名，后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以譯事論，音譯誠將有然，義譯似未易語是。足下取證日人，謂“一名既定，學者相率用之，不更交相指摘”，以破愚“爭符不止”之說。不知是乃彼邦學者習為茍安以唱宗風，首當矯正，而乃甘蹈其覆也耶！且彼之為此，亦以其名沿用既久，勢已難于爬梳，故出于遷就一途。則吾人乍立新名，允當借鏡于茲，勿將茍簡褊狹之思，以重將來難返之勢。足下乃謂為可法，愚竊為智者不取也。足下以天演公例，施之譯林，然當知適者生存，適者未必即為良者。且據晚近學者所收例證，擇種所留，其為不良之尤者，往往有之。以故為真正進化計，天演論已當改造。以論問學，義尤顯然。今言邏輯，請以辨、名、論理三名拋之吾國學界，聽其推移演進，以大勢觀之，得收最后勝利，或為論理，如日人之今運然。是則足下所信“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于殘存者遇之”。愚則以為最小部分之最小涵義，亦或可于殘存者遇之也！蓋百事可以任之自然，惟學問之事，端賴先覺，非服食玩好，人有同嗜者可比。此乃提倡之道，不得等之強制之科。足下達者，當不以為妄。至音譯有弊，誠如足下所云。愚雖右之，未敢忽視。故愚用斯法，亦擇其可用者用之，非不問何癥，惟恃一方也。足下所擬譯例，就義譯一方，用意極為周到，愚請謹志，相與同遵。惟足下遇義譯十分困難時，因憶及鄙說，不無幾微可論之價，則亦書林之幸也！妄陳乞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