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茍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為太史令，即纟由石室金匱之書。為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論次其文。會草創吸鍛，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為太史令，即編纂史事，五年為太初元年，則初為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仆之意終不得達，故略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為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后共十八年。況安死后，遷尚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鑒》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并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歲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跡，且有史遷創例于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后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后漢書 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后，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后傳》數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余年。共八表及《天文志》尚吸鍛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為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后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后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盧植、馬日、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尚有吸丁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其后沿為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見其敝拴。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于文，班固則密于體，以是為《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為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于篇目之類，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于左：
本紀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為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為正統故也。《后漢書》又立《皇后紀》，蓋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后出，故《高紀》后即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廢，所立者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偽主紀年而歸之于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即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為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 度宗本紀》后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為君，而猶附于紀后，則以其正統緒余，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為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金史》于《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仿《尚書》、《世紀》之名，最為典切。
世家《史記 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為列傳。（按《班固傳》，改世家為列傳系其父彪變例。）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后，歷代因之。《晉書》于僭偽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于吳、南唐、前蜀、后蜀、南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于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史記》作十表，于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為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于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于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于漢也，其余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為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屬贅設也。《后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有。《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共五表。（后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延篤作《百官表》，皆不傳。袁希之又有《漢表》，熊方有《后漢表》，李燾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為詳贍。）
書志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律歷志》則本于《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于《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于《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于《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于《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于《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后《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后漢書》改《地理》為《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為《天象》，《地理》為《地形》，《祥瑞》為《炅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種慫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其《藝文》則改為《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缽》、《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種絲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種絲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流傳于世者不載。
列傳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跡也。（說見《陔余叢考》。）其專記一人為一傳者，則自遷始。又于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為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后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款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后漢書》于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為《良吏》，《方術》為《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為《恩幸》，其二兇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為《文學》，《良吏》為《良政》，《隱逸》為《高逸》，《孝友》、《忠義》為《孝義》，《恩幸》為《幸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后魏書》改《孝行》為《孝感》，《忠義》為《節義》，《隱逸》為《逸士》，《宦者》為《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款。《隋書》改《忠義》為《誠節》，《孝行》又為《孝義》，余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玄感次列傳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偽》一款。《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款。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為《死節》、《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創也。《宋史》增《道學》一款及《周三臣傳》，余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為《能吏》，余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為《世戚》，《文苑》為《文藝》，余與前史同，亦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余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閹黨》、《流賊》及《土司傳》。
○史記編次
《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后，重為排比。故《李廣傳》后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后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后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漢書 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注》引張晏曰：“遷沒后，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勒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文詞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只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為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后貴為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為夫等事。《田仁傳》后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后增記征和以后為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于各傳之后，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為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后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后，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 匈奴傳》：太初四年，且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戰十余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 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三年，距天漢四年尚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為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后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為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餞于郊外，廣利以太子既死，屬屈勸上立昌邑王為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為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實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再以《漢書 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 匈奴傳》同。陵降后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余日，無所得，乃引還，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為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 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誤年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李陵降后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遷《自敘》謂訖于太初，則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孫于數十年后，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
按史公《自敘》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補之也。班固作《遷傳》，但云十篇有錄無書，而不言少孫所補。然班書內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陽公主以衛青為夫等事，皆采少孫語入列傳，則知少孫所補久附《史記》并傳矣。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紀》，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舉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紀》。”是遷所作《武紀》，凡征匈奴，平兩越，收朝鮮，開西南夷，以及修儒術，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編入，非僅侈陳封禪一事也。今少孫所補，則系全取《封禪書》下半篇所敘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紀》。凡封禪書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異者，惟亳人謬忌，《武紀》改云“薄誘忌”；少翁以書置牛腹中，天子識其手書，《武紀》改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者”而已。《武紀贊》亦全用史公《封禪書》后文，無一字改易。因思少孫所補，大概多鈔錄舊文，不必自作。如《龜策傳》內，宋元王與衛平論龜之文，皆是韻語，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亻免，足開、今開”之類，亦是當時龜卜成法，特少孫鈔入以補缺耳。至《扁鵲、倉公傳》，雖非少孫所補，然于意答文帝詔問之語，所治何人，所療何癥，自成一篇，亦必當時有此現成文字而鈔入者，使史遷為之，必不如此瑣屑。竊意《扁鵲傳》史遷原文也，《倉公傳》亦少孫鈔入者也。
褚少孫，沛人，嘗受詩于王式，后應博士弟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宏、唐長賓與少孫同受業王式，《漢書 儒林傳》。）
○史記有后人竄入處
《史記 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并非少孫所補，而后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后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
○史記律書即兵書
《史記》所缺十篇，張晏謂《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史記》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駁張晏之誤，不知《律書》即《兵書》也。遷自序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云云。是遷所作《律書》即兵書也。今褚少孫所補序亦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遂極論秦時黷武，漢定天下，偃兵息戰等事。是亦尚見兵律相關之意，而其傳則又專序律呂上生下生之法，與兵事亳不相涉。此篇最無頭緒，蓋少孫補作時，見遷序目有《司馬法》太公、孫、吳字樣，故其序以兵律相關為言。至其正文，則以律書為名，遂專取律呂以實之，而與兵事不相涉也。張晏謂《兵書》者，專指史遷序目而言。顏師古駁之者，專據少孫所補律呂而言。度史遷原文必有兵與律相應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記變體
《史記 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后《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纟》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在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冊，而遷料簡存之者也。（《張良傳》：以諸將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然亦可見漢初起兵，即令諸將各立簡牘，以紀勞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業也。又張蒼、任敖、周昌合為一體，竇嬰、灌夫、田亦合為一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漢書》皆全用之。《漢書 韓安國傳》下半篇全載王恢與安國辯論擊匈奴事，一難一答，至十余番，不下斷語，亦一奇格。
○漢王父母妻子
《高祖記》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城，尋為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屬反遇楚軍，為羽所得，常置軍中為質。據《史記》謂是時羽取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后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子，而班書亦但言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時，母死于小黃。）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呂后，而以《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之通稱，非真有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為高祖異母弟，則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記》謂同母少弟，《漢書》則謂同父少弟。顏師古注：“言同父則知其異母也。”按《吳王濞傳》：晁錯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則元王乃異母弟無疑。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正指侯公說項羽，羽歸漢王家屬之事，曰皇媼來歸，明言漢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后封齊，為悼惠王。當高祖道遇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疏漏矣。
○五世相韓
《史記》稱張良以五世相韓，故為韓報仇。然五世指韓王而言，謂韓王五世皆張氏為相，非張氏五世皆相韓也。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王及悼惠王，是為五世。顏師古注：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過秦論三處引用
賈誼《過秦論》大指謂秦尚法律，不施仁義，以至一夫作難，天下土崩。史遷用之《秦本紀》后，最為切當。乃褚少孫又引之于《陳涉世家》后，則以其中有“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數語，故牽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于《陳涉項羽傳》后引此及史遷所論項羽者，以作二人傳贊，未免數典而忘其祖也。再《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文，而即以為己作，未嘗自言“引用史遷”云云。所引《過秦論》及《戰國策》陸賈《新語》之文，亦即以為己作，未嘗自言“引用某人”。蓋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鈔竊為嫌也。（《漢書 五行志》記秦始皇氵高池君遺璧之事，卻書明引用《史記》之文。）
○史記自相歧互處
《史記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假，然后出兵。據《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為楚懷王之言。
《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并將之。澤不得歸，乃愿往長安，議立哀王為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即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漢書》亦同。）
《朱建傳》謂：黥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黥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閎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閎籍孺，是并二人為一人。《漢書》亦云閎籍孺。
《酈食其傳》既敘食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敘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案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復，且不可解。
○史漢不同處
一代修史，必備眾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后筆之于書。觀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十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審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即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余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記》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其間有不同者，張泌有《漢書刊誤》，朱子文有《漢書辨正》，劉巨容有《漢書纂誤》，今皆不傳。現存者惟劉《漢書刊誤》、吳仁杰《兩漢刊誤補遺》，皆不過就本書中穿穴訂正，非于此二書外別有援據，以資辨駁也。劉辰翁有《班馬異同》，蓋亦就《史記》、《漢書》岐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列于后。
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為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后，《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于楚，《史記》在漢王即帝位后，《漢書》在殺羽未即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后，《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洛陽。二書紀事，每差一年。
項羽、陳涉二人，《史記》稱項王、陳王，《漢書》改為列傳，故皆稱名。
《史記》，項羽立田都為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為齊王。《漢書》謂榮攻都，都走降楚。
《史記 項紀》、《高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 高紀》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義帝于郴。（顏師古注謂：衡山、臨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殺義帝，而擊殺者乃九江王也。）
《史記 項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從盱眙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謂羽與沛公等聞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
項羽分王諸將，《史記》先敘諸將分王畢，方敘徙楚懷王于長沙。《漢書》則先敘徙懷王，然后分王諸將。
《史記》，分王諸將，韓王成都陽翟。《漢書》無“都陽翟”三字，以成雖有此封，實未至國也。（案《史記》，成無軍功，羽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
《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彭越擊殺田安，榮遂王三齊。
《史記》，項羽美人名虞，《漢書》謂姓虞氏。
《史記》，漢騎將追項羽，為羽所叱，人馬俱驚者為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漢書》則曰楊喜。然《史記》羽死后分其四體者有楊喜，又不言即赤泉侯。
《史記 張耳傳》，外黃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處也。《漢書》謂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則富人女以夫為庸奴，故去之也。
《史記》，盧綰、陳分兩傳，《漢書》兩人合為一傳，以綰之反因陳事見疑而起也。
荊王劉賈，《史記》謂不知其何屬，《漢書》謂高祖從父兄。
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謂高祖從祖兄弟。
《任敖傳》，《史記》謂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漢書》皆與大臣共誅諸呂，后坐事免官。
《史記》，倪寬在儒林尚書條內，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條內，《漢書》皆改入列傳。
《史記 循吏傳》載周、秦間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漢書》所載則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人也。
《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漢書》以其子孫多為名公卿，乃以湯另入列傳。其他《酷吏》、《游俠》、《佞幸》內較《史記》各有所增，則皆遷以后人也，惟《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列入白圭、猗頓、烏氏倮、巴寡婦清等，但去子貢耳。誠思《漢書》也，而敘周、秦間人耶。
《史記 儒林傳》以《詩》為首，次《尚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書儒林傳》以《易》為首，次《尚書》，次《詩》，次《禮》，次《春秋》。
《史記》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命求盜之薛治之。（求盜者，亭長之副也。薛有作冠師，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師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刪一“之”字便不明。）
《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隱于芒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云氣，求輒得之。《漢書》刪卻“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也，《漢書》刪此三字，便覺無意。
《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史記》，漢王敗入關，又東出，袁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漢書》作轅生。
《陳涉傳》，《漢書》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記》，項羽燒秦宮室東歸，說者譏其沐猴而冠。《漢書》，說者乃韓生也。
《吳王濞傳》，《史記》高祖封兄仲為陽侯，《漢書》作合陽侯。
《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案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張良傳》，《史記》載其所致四皓姓名：東園公、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傳》，《史記》沛公拜勃為虎賁令，《漢書》作襄賁令。
《史記》周文，《漢書》作周仁；張叔，《漢書》作張毆。
《史記 梁平王傳》，有告變者曰：類犴反，《漢書》作犴反。又《史記》告變后驗實，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漢書》則云削五縣，尚有十城。
《史記 田傳》，景帝后三年，封為武安侯。《漢書》則云：武帝初即位，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后三年正是武帝即位之歲，乃武帝所封，特是時尚未改元故耳。
《李廣傳》，《史記》廣為匈奴所得，絡而盛兩馬間，廣佯死，睨其旁一胡兒騎善馬，乃忽騰而上，推墮兒，乘其馬歸。《漢書》謂抱胡兒，鞭馬南馳。
《李陵傳》，《史記》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謂漢聞李陵教匈奴為兵，遂族其母妻子，后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
○史漢互有得失
垓下之戰，《史記 高祖紀》敘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 高紀》但撮敘數語。然殺項羽是漢王一大事，《漢書》略之，殊失輕重。
《高祖紀》末，《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獨總敘高祖之明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又《史記 高紀》既敘高祖八男，而《呂后紀》內又敘之，殊復。《漢書》兩紀俱不敘，另立《高五王傳》。
《孝文紀》，《史記》于后六年忽總敘帝之節儉寬厚，下方敘后七年六月帝崩，殊屬非法，總敘自應在帝崩后也。《漢書》取此語作贊。
《吳王濞傳》，《史記》晁錯議削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奸，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趙王河間郡、膠西王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案是時廷臣所議削者，即豫章、會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今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云方議削吳，是又于二郡外再議削矣，則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者，又何說耶？《漢書》先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為明析。
七國反時，《史記》謂膠西王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漢書》獨無濟北。按《齊孝王傳》，是時孝王狐疑不同反，尋被川等三國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來告漢兵且至，遂堅守。及漢將欒布等解三國圍后，聞齊亦通謀，將伐之。孝王懼，自殺。而濟北王以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故亦不同反。后聞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梁孝王為之辨雪，乃得不坐。（《鄒陽傳》據此則齊與濟北二王亦非必能堅守之人，《史記》謂膠西來約同反時，齊、濟北皆許諾，從其實也。《漢書》獨無濟北，則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于約反之內，則齊王不惟不反，且有堅守之功，何以轉列于從反之內乎？豈以齊王自殺，遂坐以反謀；濟北免罪，則并其先欲從而不得反之處，概為隱諱耶？
四國攻臨時，《史記》謂膠西為渠率，與膠東、川、濟南共攻臨。《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為渠率，與川、濟南共攻臨。案膠西聽吳王之謀，使人約諸王反，則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為主謀，亦非。
《淮南厲王傳》，《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系之。美人亦在系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令呂后母之。《漢書》敘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案是時厲王尚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記》以為有身，較穩。
厲王以罪廢徙蜀，《史記》謂一路傳送者皆不聽發車封。王為侍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案既不發封，則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則餓死后豈不聲言，直待雍令發封始知耶？《漢書》先敘王語，方敘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